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为了让更多读者体会蔡东藩《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魅力，经过艰苦努力，以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将蔡著的“旧白话”——这种“白话”今天已经不大读得懂了——重新译为今人能够轻松理解的当代白话。毫无疑问，这是让蔡著得到传承的最好方式。他们的工作“活化”了蔡著，既是对于原著的一次致敬，也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展开。翻译整理后的作品，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方便，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
　　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书，少年时代曾经激起过我的强烈兴趣。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读的书少得可怜，但一个少年求知的兴致是极高的，阅读的兴趣极强，加上当时的课业没有什么压力，因此可以读现在的青少年未必有时间去读的“杂书”。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就是让我爱不释手的“杂书”，它把民国时期纷乱的历史讲得有条有理，还饶有兴味。虽然一些大段引用当时文件的部分比较枯燥，看的时候跳过了，但这部书还是深深吸引了我。后来就要求母亲将《中国历朝通俗演义》都借来看。通过这部书，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历史的复杂、深刻，实在超出一个少年人的想象，看到那些征战杀伐、宫闱纷争之中人性的难测，确实感到真正的历史与那种黑白分明的历史观大不相同。当时，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儒法斗争”的框架里来的，历史在那个框架里是那么单纯、苍白；而蔡东藩所给予我的，却是一个丰富和芜杂得多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王朝的治乱兴衰，人生的枯荣沉浮，都让人感慨万千，不得不去思考在渺远的时间深处的人的命运。可以说，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了解，就是从这部历史演义开始的。
　　三十多年前的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不得不承认，这部从秦朝一直叙述到民国的煌煌巨著，确实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这是一部难得的线索清楚、故事完整、细节生动的作品。它以通俗小说“演义”历史，以历史知识“丰富”通俗小说，既可信又可读。
　　蔡东藩一生穷愁潦倒，他的经历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他对于历史的描述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的。他不是一个鲁迅式的启蒙者，但他无疑具有一种另类的现代性，一种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表达策略。蔡东藩并不高调激越，他的现代性不是启蒙性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我启你蒙”，而是讲述历史，延续传统。他的作品具有现代的想象力，表现了现代市民文化的价值观。
　　在《清史通俗演义》结尾，蔡东藩对于自己做了一番评价，足以表现一个落寞文人的自信：“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他自信自己的这部著作，足以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名著“并传不朽”。
　　蔡著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仅在于他准确地挑出了历史的大线索，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关注了历史深处的人的命运。有些历史叙述者，过于追求所谓“历史理性”，结果常常忘记历史是鲜活生命的延展。在这些人笔下，历史变成了一种刻板和单调的表达。而蔡著不同，他的历史有血液、有温度，是可以触摸的。他的历史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蔡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活的历史，体验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中这样阐释中国文明的命运：“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今天，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和不断更新的魅力正在焕发光芒，冯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的期许正在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时机，蔡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新译，就更显其价值。我们期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并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走向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和读者一起进入这个丰富的世界。
　　是为序。
　　2007年12月31日
　　张颐武：著名评论家、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建立起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叫做“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全中国都属于皇帝一人，并世代相袭。自夏禹以来，直到满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但仍旧逃不脱帝制。辛亥革命以后，“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是一人的尊号，“民”是百姓的统称。近百年来，潜心研究政治的人都说，皇帝一人专制，流弊实在太多。要想一劳永逸，就必须推翻帝制，实行民主。改为民主之后，总统由民选，政府由民组，权力属于人民。总统与政府如果胡作非为，那便是违反法律，便是叛民，民众可将他赶下台去。这种新制度，既叫做民主国体，又叫做共和国体，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社会制度了。
　　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仓皇脱逃。革命军公推黎元洪担任都督一职。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县人，曾任二十一混成协①统领，极力倡导“民主”。他第一次出兵，便占领了汉阳。清廷的王公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前去镇压，同时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赶赴战地，并令水师提督程允和带领长江水师赶去增援。没过三天，又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该省所有军队和各路援军。袁世凯与清朝摄政王载沣是死对头，因为载沣摄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袁世凯驱逐回籍。现在，清廷想请袁世凯重新出山，以老袁的性情，怎么会轻易答应呢？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接到清廷的谕旨后，假称足疾未愈，不能督师。载沣只好催促荫昌南下，收复武汉。
　　荫昌到信阳驻扎下来，命手下带领人马进至汉口。黎都督发兵抵御，双方对轰了好几次，互有伤亡。与此同时，两军在江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革命军盘踞山上，从上击下，非常容易，而萨镇冰率领的舰队却得从下击上，非常困难。只听一声炮响，萨镇冰的江元舰被打了好几个窟窿，各舰队见此情形，立刻调转船头，落荒而逃。清军的陆地部队顿时孤立无援，被革命军杀得七零八落。
　　这次胜利后，革命军声威大震。很快，黄州府、淝阳州、宣阳府等地都竖起白旗，响应革命。八月三十日，湖南宣布独立；九月三日，陕西宣布独立；五天之后，山西也宣布独立。之后，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也相继独立，民军万岁的声音，到处传响。
　　面对各省传来的警报，摄政王载沣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哭得跟泪人儿一般。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向摄政王载沣极力推荐袁世凯，建议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赴援的海陆各军和长江水师，就连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统率的第二军，也归袁世凯调遣。袁世凯接到诏命，在复电中仍说：“足疾未愈，兼且咳嗽，请另选贤能当此重任。”清廷上下，愈加慌乱。奕劻和徐世昌立即写了一封诚诚恳恳的专函，命专人送到信阳交给荫昌，让他亲自交给袁世凯，当面敦促。接到信后，荫昌立即赶往项城，与袁世凯会晤。袁世凯看完信，微微一笑道：“临时抱佛脚，恐怕来不及了。”经荫昌一番劝勉，袁世凯总算接受了任命，并答应即日启程。荫昌返回信阳后，立即致电清廷：“袁世凯已经答应督师。现在京城兵备空虚，我愿火速回京，以防万一。”当日，清廷便下旨，命令荫昌在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回京。
　　接到这道命令，荫昌非常高兴，再过几天他肩负的重担便可以卸去了。此时，前线的清军听说袁世凯要亲自来督师，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说：“我们得在老袁来之前先战一场，显些威风，别让他笑话。”原来早在光绪末年，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练兵六镇，其麾下的将领遍布京城一带，段祺瑞、冯国璋等都是他的旧部。对于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段、冯二人感激不尽。将领的心情如此，士兵们就可想而知了。冯、段两人当下决定，冯国璋为先头部队，段祺瑞为后劲，与革命军决一胜负。冯国璋率第一军南下，突入滠口，革命军连忙拦截，双方交战，胜负难分。随后，萨镇冰率领兵舰驶近战线，一阵狂轰滥炸，革命军死伤无数，无奈只得撤退。冯军乘胜追击，直入汉口华界。这时的冯军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烧杀抢掠、欺辱妇女，无恶不作，将好几十里的街市弄得一片狼藉。就在他们横行霸道、任情淫乐的时候，突然接到袁世凯的军令，禁止冯军胡作非为。冯军只好收队，静待袁世凯的到来。不到一天，袁世凯的专车就到了汉口。冯国璋带着军队，到车站恭迎。站台两侧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冯国璋行过军礼，引领袁钦差走下站台，两旁的军士齐刷刷地敬起军礼以表敬意。袁钦差徐步出站，在军士的簇拥下，乘坐绿呢大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