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偉勳
去年年底我去香港開會之後，順道返國，停留數日，即有正中書局編審部的鐘惠民女士來訪，與我商談有關《當代趨勢》與《當代學術思潮》兩套姊妹譯叢的籌劃事宜。她極希望我藉這些年來主編幾套中英文學術叢書纍積下來的經驗，也能為這兩套叢書擔任主編，調動海內外一批翻譯人才參與此項工作，將世界各國（尤其歐美日等先進國傢）新近出版的暢銷名著或重要學術文化論著，有選擇性地介紹給我國一般讀者，藉以擴展國際視野，提供學術方面的最新信息。我聆聽鐘女士的譯叢構想，深覺很有啓蒙教育與學術發展雙重意義，就答允了她的懇切邀請，擔任主編。
這幾年來，我在臺北參加的幾次國際研討會上，以及個人著述之中，不時強調，為了適予解决我國思想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與創新課題，我們必須設法開發動用內外資源，尤其是外來資源。事實證明，我們在外來資源的開發運用，遠遠不及歐美日等先進國傢的成功。特就鄰邦日本而言，如無一百多年來積極迅速地容納、纍積豐富有益的外來資源，也絶不可能有今天的驚人成就。我希望正中書局新設的這兩套譯叢，不但有助於外來資源的吸取，對於我國"傳統與現代化"課題的解决也能有所貢獻。
《當代學術思潮》譯叢所收的著作，基本上關涉足以啓發我國讀者反思探討的，具有世紀性意義與全球性影響的新近學術思潮，以及獨特文化學術價值的各種論著。舉凡文化人類學、女性主義理論、文藝批評、解構主義、詮釋學、現象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馬剋思主義、宗教學、精神醫學、死亡學、科際整合理論，乃至涉及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科學、文化學、心理學、生物科學等等方面的新近發展與創造性思維，都是《當代學術思潮》譯叢願意考慮的重要項目。
我們衷心盼望讀者能予強力支持此一譯叢，讓我們大傢順應當代學術思潮的發展趨勢，共同思考我們自己面臨世紀之交應取的文化學術方向。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傅偉勳序於美國費城北郊
去年年底我去香港開會之後，順道返國，停留數日，即有正中書局編審部的鐘惠民女士來訪，與我商談有關《當代趨勢》與《當代學術思潮》兩套姊妹譯叢的籌劃事宜。她極希望我藉這些年來主編幾套中英文學術叢書纍積下來的經驗，也能為這兩套叢書擔任主編，調動海內外一批翻譯人才參與此項工作，將世界各國（尤其歐美日等先進國傢）新近出版的暢銷名著或重要學術文化論著，有選擇性地介紹給我國一般讀者，藉以擴展國際視野，提供學術方面的最新信息。我聆聽鐘女士的譯叢構想，深覺很有啓蒙教育與學術發展雙重意義，就答允了她的懇切邀請，擔任主編。
這幾年來，我在臺北參加的幾次國際研討會上，以及個人著述之中，不時強調，為了適予解决我國思想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與創新課題，我們必須設法開發動用內外資源，尤其是外來資源。事實證明，我們在外來資源的開發運用，遠遠不及歐美日等先進國傢的成功。特就鄰邦日本而言，如無一百多年來積極迅速地容納、纍積豐富有益的外來資源，也絶不可能有今天的驚人成就。我希望正中書局新設的這兩套譯叢，不但有助於外來資源的吸取，對於我國"傳統與現代化"課題的解决也能有所貢獻。
《當代學術思潮》譯叢所收的著作，基本上關涉足以啓發我國讀者反思探討的，具有世紀性意義與全球性影響的新近學術思潮，以及獨特文化學術價值的各種論著。舉凡文化人類學、女性主義理論、文藝批評、解構主義、詮釋學、現象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馬剋思主義、宗教學、精神醫學、死亡學、科際整合理論，乃至涉及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科學、文化學、心理學、生物科學等等方面的新近發展與創造性思維，都是《當代學術思潮》譯叢願意考慮的重要項目。
我們衷心盼望讀者能予強力支持此一譯叢，讓我們大傢順應當代學術思潮的發展趨勢，共同思考我們自己面臨世紀之交應取的文化學術方向。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傅偉勳序於美國費城北郊
餘英時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是費正清生平最後的一部著作。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他親自將這部書的原稿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他的心髒病復作，兩天後便逝世了。
從五○年代開始，費正清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中取得了領導的地位。關於這一方面，我已在〈費正清的中國研究〉（收在傅偉勳、周陽山主編的《西方漢學家論中國》一書，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二年）一文中有較詳細的分析，讀者可以參閱。在這篇短序中，我祇準備略談費氏晚年寫此書的背景，以為中譯本讀者之一助。
費氏的史學專業限於中國近代史的對外關係方面；他在哈佛大學的教學工作也以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史為斷。那麽他為什麽在垂暮之年集中精力寫出了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呢?這裏必須指出，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已與日本史權威賴世和（Edwin O．Reischauer）合寫了一部兩厚册的東亞文明史--偉大傳統與現代轉變。其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後來又單獨合為單行本。這是他們在哈佛本科每年合教東亞文明概論一課的結晶。這是一部有深度而且流行很久的教科書，但是其中古代至唐宋各章是由賴世和執筆的，費正清則負責明清以下的近代和現代部分。這一背景大概也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契機。
其次，費正清的專業雖是中國近代、現代史，但是他一嚮承認中國文化不但連續不斷而且自成一獨立係統；如果不對中國的傳統有所認識，便不能清理它的現代變遷。因此他對近代以前的中國史確有求瞭解的意願。
最後，這部書是他接受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邀請而撰寫的，按其時間，則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之後。「六四」對於整個西方，特別是美國，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幾乎在一夜之間動搖了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美國人一嚮信任專傢，他們對中共政權的理解是通過中國研究者的解釋而得來的。一般而言，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解釋中共的興起與發展都或多或少帶上一層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天安門前的槍聲徹底驚破了這種理想和浪漫，一般美國人感到十分睏惑，因此而有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要求。出版社約請費正清撰寫新史便適應這一要求而起。
「六四」屠殺對於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原是一當頭棒喝。不少以前相當同情中共政權的人都在一夜之間轉變為暴政的譴責者和人權的維護者，費正清也不例外。他的書名叫做「新史」，這個「新」字恐怕在潛意識中含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別是有關中共政權的歷史論斷。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製的」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它體現了「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楬櫫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見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回憶錄：《Chinabound．A Fifty-HearMemoir》，頁二八六）。但在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權看作是專製王朝的現代翻版了。他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的興起也並不是「不可能被壓製的」了（見本書英文原本，頁三一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以前他對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導致的災難都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例如他在一九八三年《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修訂本中，對於「大躍進」的三年（一九五八～一九六○）災害，祇說：「營養不良廣泛流行，也有些餓死的人。」（頁四一四）但在《新史》中，他有專章（第十九章）討論「大躍進」，而且開宗明義即說：「由於中國共産黨所強行的政策，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兩千萬到三千萬人民死於營養不良與饑餓。」（頁三八六）這也是「覺今是而昨非」的一個顯例。最有趣的是他公開表白過去為中國諱飾的心理。他說，西方漢學家有一種職業病，大概出於「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壞處。他特別在附註中加上一條「夫子自道」：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號《外交季刊》（《Foreign A 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竟說：「毛澤東的革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數百年來僅此一見的「最好的事」（頁一七六）。這樣公開的自責，確表現了學人的良知。
這本新史既有中譯本行世，其得失，中國的讀者可以自作判斷。序文不應該是書評，因此我不想說得太多，以致使全書為我個人的偏見所籠罩，對於作者和讀者都有失公平。但是在結束之前，我願意再補充幾句話，說明此書的性質，以釋中文讀者可能發生的疑惑。
本書雖起自舊石器時代而終於天安門屠殺，但嚴格地說，它不是一般意義的所謂中國通史，從全書的詳略取捨上看，費正清似乎也無意把它寫成一部通史教本。他的敘述大體遵守着三條主綫，即詳近而略遠，重政治而輕文化，取統一而捨分裂。最明顯的是春秋戰國和南北朝這兩大分裂時期在本書中祇有一兩句話提到而已。這當然不是寫通史的態度。所以本書的主旨事實上仍在於闡釋近代中國的發展及其未來的演變。至於其近代的部分則是作為歷史背景來處理的。讀者着眼於此，自可分辨全書的得失所在。但讀者又必須參考他以前的著作如《美國與中國》和《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一九八六年出版），才能瞭解他的「晚年定論」之所在。
費正清在本書中提出了不少有關中國史的論斷，頗近於中國史學史上所謂「欲成一傢之言」。但是他並非憑空發議論，而是以最近三十年來西方漢學的研究成果為根據的。全書正文中明引近人之說極多，這也不是一般歷史教本的寫法。本書之所以稱為「新史」，這也是一個關鍵，因為它如實地反映了中國史專題研究在美國的新方向和新收穫。例如本書第三捲（Part Three）用「公民社會」的概念來說明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便是日前一部分史學家討論得很熱烈的新問題。
中國或日本的讀者也許會對本書提出下面的批評：作者既未直接運用原始史料，也未參考中、日史學家的大量研究，因此其中論斷的有效性是相當有限的。這個批評雖然有道理，但是卻與本書的主旨不相幹，因而是有欠公允的。費正清寫這部書主要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一般讀者為對象的，全面總結中國史研究並不在此書的設計之中。總之，費正清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孜孜不息地融會了近二三十年來無數西方研究的成果，寫出一部條理清楚的大綱，直到死前兩天才完稿，這種精神無論如何是值得欽佩的。對於東方的讀者而言，這正是一册簡明的現代漢學提要，其價值也是不可否認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序於普林斯頓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是費正清生平最後的一部著作。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他親自將這部書的原稿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他的心髒病復作，兩天後便逝世了。
從五○年代開始，費正清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中取得了領導的地位。關於這一方面，我已在〈費正清的中國研究〉（收在傅偉勳、周陽山主編的《西方漢學家論中國》一書，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二年）一文中有較詳細的分析，讀者可以參閱。在這篇短序中，我祇準備略談費氏晚年寫此書的背景，以為中譯本讀者之一助。
費氏的史學專業限於中國近代史的對外關係方面；他在哈佛大學的教學工作也以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史為斷。那麽他為什麽在垂暮之年集中精力寫出了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呢?這裏必須指出，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已與日本史權威賴世和（Edwin O．Reischauer）合寫了一部兩厚册的東亞文明史--偉大傳統與現代轉變。其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後來又單獨合為單行本。這是他們在哈佛本科每年合教東亞文明概論一課的結晶。這是一部有深度而且流行很久的教科書，但是其中古代至唐宋各章是由賴世和執筆的，費正清則負責明清以下的近代和現代部分。這一背景大概也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契機。
其次，費正清的專業雖是中國近代、現代史，但是他一嚮承認中國文化不但連續不斷而且自成一獨立係統；如果不對中國的傳統有所認識，便不能清理它的現代變遷。因此他對近代以前的中國史確有求瞭解的意願。
最後，這部書是他接受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邀請而撰寫的，按其時間，則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之後。「六四」對於整個西方，特別是美國，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幾乎在一夜之間動搖了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美國人一嚮信任專傢，他們對中共政權的理解是通過中國研究者的解釋而得來的。一般而言，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解釋中共的興起與發展都或多或少帶上一層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天安門前的槍聲徹底驚破了這種理想和浪漫，一般美國人感到十分睏惑，因此而有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要求。出版社約請費正清撰寫新史便適應這一要求而起。
「六四」屠殺對於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原是一當頭棒喝。不少以前相當同情中共政權的人都在一夜之間轉變為暴政的譴責者和人權的維護者，費正清也不例外。他的書名叫做「新史」，這個「新」字恐怕在潛意識中含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別是有關中共政權的歷史論斷。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製的」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它體現了「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楬櫫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見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回憶錄：《Chinabound．A Fifty-HearMemoir》，頁二八六）。但在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權看作是專製王朝的現代翻版了。他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的興起也並不是「不可能被壓製的」了（見本書英文原本，頁三一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以前他對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導致的災難都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例如他在一九八三年《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修訂本中，對於「大躍進」的三年（一九五八～一九六○）災害，祇說：「營養不良廣泛流行，也有些餓死的人。」（頁四一四）但在《新史》中，他有專章（第十九章）討論「大躍進」，而且開宗明義即說：「由於中國共産黨所強行的政策，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兩千萬到三千萬人民死於營養不良與饑餓。」（頁三八六）這也是「覺今是而昨非」的一個顯例。最有趣的是他公開表白過去為中國諱飾的心理。他說，西方漢學家有一種職業病，大概出於「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壞處。他特別在附註中加上一條「夫子自道」：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號《外交季刊》（《Foreign A 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竟說：「毛澤東的革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數百年來僅此一見的「最好的事」（頁一七六）。這樣公開的自責，確表現了學人的良知。
這本新史既有中譯本行世，其得失，中國的讀者可以自作判斷。序文不應該是書評，因此我不想說得太多，以致使全書為我個人的偏見所籠罩，對於作者和讀者都有失公平。但是在結束之前，我願意再補充幾句話，說明此書的性質，以釋中文讀者可能發生的疑惑。
本書雖起自舊石器時代而終於天安門屠殺，但嚴格地說，它不是一般意義的所謂中國通史，從全書的詳略取捨上看，費正清似乎也無意把它寫成一部通史教本。他的敘述大體遵守着三條主綫，即詳近而略遠，重政治而輕文化，取統一而捨分裂。最明顯的是春秋戰國和南北朝這兩大分裂時期在本書中祇有一兩句話提到而已。這當然不是寫通史的態度。所以本書的主旨事實上仍在於闡釋近代中國的發展及其未來的演變。至於其近代的部分則是作為歷史背景來處理的。讀者着眼於此，自可分辨全書的得失所在。但讀者又必須參考他以前的著作如《美國與中國》和《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一九八六年出版），才能瞭解他的「晚年定論」之所在。
費正清在本書中提出了不少有關中國史的論斷，頗近於中國史學史上所謂「欲成一傢之言」。但是他並非憑空發議論，而是以最近三十年來西方漢學的研究成果為根據的。全書正文中明引近人之說極多，這也不是一般歷史教本的寫法。本書之所以稱為「新史」，這也是一個關鍵，因為它如實地反映了中國史專題研究在美國的新方向和新收穫。例如本書第三捲（Part Three）用「公民社會」的概念來說明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便是日前一部分史學家討論得很熱烈的新問題。
中國或日本的讀者也許會對本書提出下面的批評：作者既未直接運用原始史料，也未參考中、日史學家的大量研究，因此其中論斷的有效性是相當有限的。這個批評雖然有道理，但是卻與本書的主旨不相幹，因而是有欠公允的。費正清寫這部書主要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一般讀者為對象的，全面總結中國史研究並不在此書的設計之中。總之，費正清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孜孜不息地融會了近二三十年來無數西方研究的成果，寫出一部條理清楚的大綱，直到死前兩天才完稿，這種精神無論如何是值得欽佩的。對於東方的讀者而言，這正是一册簡明的現代漢學提要，其價值也是不可否認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序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