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学论坛>> 人文学者>> 季羡林 Ji Xianlin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
季羡林自述:学问人生
  本书摭取先生多部自传精华。先生文渊德溥,素为中外专家、后学敬仰。此番推出总结文集,可谓国学大量一次精神的还乡。这是作者首次在家乡的出版社出版文集,这也是目前国内惟一经作者授权的版本。
清代残影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七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儿时的事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惟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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