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的某個上午，一如往常被“囚禁”在電腦前，突然接到區號是石傢莊的電話，一個中氣十足的聲音說，你好，我是張愛玲的堂弟。
我首先是驚奇一下，當然也有點半信半疑，但還是可以想象，幾個月來一直在《燕趙都市報》上開專欄，講述張愛玲的親人們的人生，張傢祖籍正是河北，那麽，招來一個“張愛玲的堂弟”，就不足為奇了。
關鍵是，張愛玲的堂弟找我幹嗎呢？雖自認為下筆謹慎且充滿善意，但既有的經驗告訴我，被寫體的感覺，和局外人的感覺，往往差了十萬八千裏，局外人覺得無傷大雅的軼聞，在當事人心中，沒準就是諱莫如深的陰影，難不成，這位也是“尋仇”來了？
我還在細細揣度，便聽見那邊熱情的聲音，說，我要謝謝你，謝謝你為我十一叔說了句公道話，我看過的關於十一叔的文字裏，沒有誰提到他是愛張愛玲的，謝謝你看出這一點。
“十一叔”這稱呼，讓我想起《胭脂扣》裏的十三少，那年頭大約都是按照族中排序來稱呼，如今想來，一個交際場合要接觸到那麽多數目字，一定讓人暈頭轉嚮。不過，這位“十一叔”倒是指嚮明確，一定是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我曾寫到他和張愛玲之間那千瘡百孔千轉百合的愛，彼此默契的恩怨。
果然，這位來電者，張允儻先生，正是和張愛玲同一個曾祖父的堂弟，張志沂是他的堂叔，他幼年也在上海，6歲那年，和傢門裏另外兩位兄弟去張志沂傢拜年，每人得了100塊銀元的壓歲錢，在當時，這是一個不菲的數額。
那是1942年，張愛玲早已搬走，他衹見到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大傢都喊他“tan先生”，他始終沒鬧清楚那個“tan”應該是哪個字，隱約感到是個諢號，好像是在嘲弄張子靜的斯文孱弱。
他的印象中，張志沂是個很有才華的人，而堂嬸孫用蕃也不像張愛玲書中描畫得那麽刁惡，是一個溫柔的知書達理的女人，當然，各人有各人的角度，這都無所謂，但沒有人看出張志沂對女兒的那份情感，讓他覺得很遺憾。
他說，張愛玲離去之後，她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擺設，誰也不許進去，連對孫用蕃都是禁區，衹有張志沂沒事時就會進去坐坐，發上一會兒愣。
張愛玲的文章中曾說，孫用蕃把她的東西都送了人，叫囂着就當她死了，但對於七十二歲老人張允儻先生提供的這個細節，我還是决定采信，他沒有必要對我撒這個謊，而張志沂對女兒的心情確實如此矛盾，他很有可能一方面任由妻子將張愛玲的東西送人，另一方面，又獨留一隅，獨自品味。
1951年，張先生最後一次來到十一叔傢，卻在巷口看見十一嬸正在賣古董，見到他就說，別去看了，你十一叔現在太慘了！那時，張志沂已經傢徒四壁，極度落魄，之後不久，張允儻就搬離了上海。
關於十一叔的往事，張先生就留下這麽些柔和而又恍惚的記憶，他似乎有些抱歉，覺得不能為我提供更多，說族中還有一位張輔合先生，現居鞍山，對張傢往事特別知情，還曾編過一部傢譜，他告訴了我張輔合先生的電話號碼。
我遲遲沒打那個號碼，主動跟陌生人聯絡，我總有些心理壓力，不知道對方性情如何，手邊是否忙碌，是否願意跟我交流，直拖到初秋，某個早晨，對自己說，好吧，今天一定要打這個電話了。
我首先是驚奇一下，當然也有點半信半疑，但還是可以想象，幾個月來一直在《燕趙都市報》上開專欄，講述張愛玲的親人們的人生，張傢祖籍正是河北，那麽，招來一個“張愛玲的堂弟”，就不足為奇了。
關鍵是，張愛玲的堂弟找我幹嗎呢？雖自認為下筆謹慎且充滿善意，但既有的經驗告訴我，被寫體的感覺，和局外人的感覺，往往差了十萬八千裏，局外人覺得無傷大雅的軼聞，在當事人心中，沒準就是諱莫如深的陰影，難不成，這位也是“尋仇”來了？
我還在細細揣度，便聽見那邊熱情的聲音，說，我要謝謝你，謝謝你為我十一叔說了句公道話，我看過的關於十一叔的文字裏，沒有誰提到他是愛張愛玲的，謝謝你看出這一點。
“十一叔”這稱呼，讓我想起《胭脂扣》裏的十三少，那年頭大約都是按照族中排序來稱呼，如今想來，一個交際場合要接觸到那麽多數目字，一定讓人暈頭轉嚮。不過，這位“十一叔”倒是指嚮明確，一定是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我曾寫到他和張愛玲之間那千瘡百孔千轉百合的愛，彼此默契的恩怨。
果然，這位來電者，張允儻先生，正是和張愛玲同一個曾祖父的堂弟，張志沂是他的堂叔，他幼年也在上海，6歲那年，和傢門裏另外兩位兄弟去張志沂傢拜年，每人得了100塊銀元的壓歲錢，在當時，這是一個不菲的數額。
那是1942年，張愛玲早已搬走，他衹見到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大傢都喊他“tan先生”，他始終沒鬧清楚那個“tan”應該是哪個字，隱約感到是個諢號，好像是在嘲弄張子靜的斯文孱弱。
他的印象中，張志沂是個很有才華的人，而堂嬸孫用蕃也不像張愛玲書中描畫得那麽刁惡，是一個溫柔的知書達理的女人，當然，各人有各人的角度，這都無所謂，但沒有人看出張志沂對女兒的那份情感，讓他覺得很遺憾。
他說，張愛玲離去之後，她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擺設，誰也不許進去，連對孫用蕃都是禁區，衹有張志沂沒事時就會進去坐坐，發上一會兒愣。
張愛玲的文章中曾說，孫用蕃把她的東西都送了人，叫囂着就當她死了，但對於七十二歲老人張允儻先生提供的這個細節，我還是决定采信，他沒有必要對我撒這個謊，而張志沂對女兒的心情確實如此矛盾，他很有可能一方面任由妻子將張愛玲的東西送人，另一方面，又獨留一隅，獨自品味。
1951年，張先生最後一次來到十一叔傢，卻在巷口看見十一嬸正在賣古董，見到他就說，別去看了，你十一叔現在太慘了！那時，張志沂已經傢徒四壁，極度落魄，之後不久，張允儻就搬離了上海。
關於十一叔的往事，張先生就留下這麽些柔和而又恍惚的記憶，他似乎有些抱歉，覺得不能為我提供更多，說族中還有一位張輔合先生，現居鞍山，對張傢往事特別知情，還曾編過一部傢譜，他告訴了我張輔合先生的電話號碼。
我遲遲沒打那個號碼，主動跟陌生人聯絡，我總有些心理壓力，不知道對方性情如何，手邊是否忙碌，是否願意跟我交流，直拖到初秋，某個早晨，對自己說，好吧，今天一定要打這個電話了。
與張允儻先生的熱情不同，張輔合先生的聲音平穩而從容，說起張傢往事，仿佛腦子裏就有一部紀年，不，紀年還不夠，他對那些細節，細節之後的人情世故，亦能娓娓道來，聽他說話，如對這明晃晃的秋天，如觀略略泛黃但韌性依舊的書捲，不由得要屏息靜氣。
談及愛玲父親與姑姑之間的那段官司，張輔合先生道出些內情。按照張愛玲的說法，她祖母死後，她姑姑和父親便跟着異母兄生活，直到張愛玲的弟弟出生，才分了傢，各自過活。可是那財産分得頗不公道，核心是一套宋版書的歸屬。張愛玲的父親和姑姑聯手，一道將她伯父告上法庭，原本是個十拿九穩的官司，但最後，張愛玲的伯父贏了。
張愛玲她爸臨陣反戈，撇下妹妹，倒嚮異母兄，繼母孫用蕃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說起這樁恩怨又是一堆車軲轆話，不管怎麽說吧，張愛玲伯父張志潛昧下弟弟和妹妹的財産，這一醜惡行為是坐實了。
我曾與一位張氏傢史研究者談起這個，他站到張志潛立場上，氣咻咻地說：“幸好沒給他們，不然也是送進當鋪。”他有點意氣用事了，倒是張輔合先生說得清楚。
這批宋版書，原是張佩綸用李鞠耦的嫁妝，從前任舅子那裏買來的，辛亥革命時，舊日的貴族從京城出逃，這批書輾轉落到了於右任手中，看着都沒可能再回來，塵埃落定之後，是張志潛寫了信去要，這批書等於是失而復得，而張志潛功莫大焉。
張志潛嚮來作風強勢，照顧傢人，承擔祭祀，編印父親著作，有典型的傢族中老大的做派，他决定留下這些書，既強詞奪理，也自說自話，卻不見得就那麽黑暗骯髒，確實有珍惜父親遺物的緣故，經濟價值倒在其次，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將書一股腦兒捐獻給了上海圖書館，那是個讓人放心的去處。
雖然這不足以讓我認同張志潛的做法，但對他的形象有所改觀，生活總有源源不盡的層次，須得一層層看下去。
那年，張愛玲“考證”出李傢跟寫《孽海花》的曾樸的交情，感到很得意；如今，跟張傢兩位老先生談話，能得到這一鱗片爪的細節，我也很高興。它使我穿越張愛玲筆下那清楚决絶的親情世界，看到生活的混沌與豐富，而追問這個，也是張愛玲喜歡幹的。
她的口號是要從傳奇裏看普通人，又從普通人身上看傳奇，她習慣於嚴格地寫實，唯恐有脫離了生活的荒腔走板。衹是寫到自己的傢族，儘管力作公允，還是難免帶點偏見，我這樣熱衷於探佚，我想她是會贊同的。
而我對於張愛玲的傢事如此熱衷，則因為，張愛玲所以能成為張愛玲，才華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在於她有那樣一個滄桑堆積的傢族背景。
她初露崢嶸時，傅雷這麽形容廣大讀者的目瞪口呆，“太突兀了，太像奇跡了”，後來鬍蘭成初讀她的小說，也有似真非真的魔幻之感——她那一手犀利又華麗的文字，實在不像出自二十出頭的女生之手。
不過，天上或許可以掉下一個林妹妹，卻掉不下一個張愛玲，她如此早熟，跟大傢族的生活方式有關，人來人往間，成就多少世故人心，我自己就是通過親戚間噪噪切切的閑言碎語開始閱讀理解人生的。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張佩綸，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鴻章，隨着辛亥革命等一係列變故，昔日的輝煌已經變成“蹉跎暮容色，煊赫舊傢聲”的慨嘆，但正是那夕陽餘燼，照進張愛玲的字裏行間，如飛金走彩，韻味無窮。
《金鎖記》裏七巧的原型，張愛玲稱作“三媽媽”的，是李鴻章的孫媳婦；《創世紀》裏紫薇的原型，是張愛玲的姨奶，李鴻章的小女兒；《茉莉香片》裏的聶傳慶，很有些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的模樣兒，《花凋》裏的鄭先生，那個“酒精裏泡着的孩屍”，擺明了就是張愛玲的舅舅黃定柱，據說小說出來後，這位舅舅大發雷霆，說，她問我什麽，我都告訴她，現在倒在文章裏駡起我來了。
寫小說的張愛玲，就有這種見佛滅佛的狠勁兒，在旖旎的文字間殺伐决斷，真得用她自己引用過的詩句：靜靜的殺機。
不過，若她的傢族，衹是作為她擷取寫作素材的自留地，那麽，她跟自己的被寫體之間，總歸是隔了一層，她的傢族對她更深的意義是，起頭就影響了她的心靈，她呼吸感知着那種氛圍，形成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父親的溫度和遺少習氣，母親的激進與矯情，姑姑的真實和冷清，弟弟的可愛與軟弱，隨着時代的翻雲覆雨，都推到了極緻，張愛玲一路走來，遇見這樣的親人，纔有這樣的一個她，和這樣的一些作品。
托馬斯?沃爾夫說，每個作傢的作品，都是他（她）本人的自傳，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她）本人的心靈史。回望張愛玲的傢事，對於更深刻地理解張愛玲，是有好處的，我夢想通過她的親人，還原一個張愛玲的前世今生——別急着嘲笑我，我也知道是癡心妄想，我哪裏能夠做到還原呢？不過是用我自己的心，照一照罷了。
談及愛玲父親與姑姑之間的那段官司，張輔合先生道出些內情。按照張愛玲的說法，她祖母死後，她姑姑和父親便跟着異母兄生活，直到張愛玲的弟弟出生，才分了傢，各自過活。可是那財産分得頗不公道，核心是一套宋版書的歸屬。張愛玲的父親和姑姑聯手，一道將她伯父告上法庭，原本是個十拿九穩的官司，但最後，張愛玲的伯父贏了。
張愛玲她爸臨陣反戈，撇下妹妹，倒嚮異母兄，繼母孫用蕃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說起這樁恩怨又是一堆車軲轆話，不管怎麽說吧，張愛玲伯父張志潛昧下弟弟和妹妹的財産，這一醜惡行為是坐實了。
我曾與一位張氏傢史研究者談起這個，他站到張志潛立場上，氣咻咻地說：“幸好沒給他們，不然也是送進當鋪。”他有點意氣用事了，倒是張輔合先生說得清楚。
這批宋版書，原是張佩綸用李鞠耦的嫁妝，從前任舅子那裏買來的，辛亥革命時，舊日的貴族從京城出逃，這批書輾轉落到了於右任手中，看着都沒可能再回來，塵埃落定之後，是張志潛寫了信去要，這批書等於是失而復得，而張志潛功莫大焉。
張志潛嚮來作風強勢，照顧傢人，承擔祭祀，編印父親著作，有典型的傢族中老大的做派，他决定留下這些書，既強詞奪理，也自說自話，卻不見得就那麽黑暗骯髒，確實有珍惜父親遺物的緣故，經濟價值倒在其次，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將書一股腦兒捐獻給了上海圖書館，那是個讓人放心的去處。
雖然這不足以讓我認同張志潛的做法，但對他的形象有所改觀，生活總有源源不盡的層次，須得一層層看下去。
那年，張愛玲“考證”出李傢跟寫《孽海花》的曾樸的交情，感到很得意；如今，跟張傢兩位老先生談話，能得到這一鱗片爪的細節，我也很高興。它使我穿越張愛玲筆下那清楚决絶的親情世界，看到生活的混沌與豐富，而追問這個，也是張愛玲喜歡幹的。
她的口號是要從傳奇裏看普通人，又從普通人身上看傳奇，她習慣於嚴格地寫實，唯恐有脫離了生活的荒腔走板。衹是寫到自己的傢族，儘管力作公允，還是難免帶點偏見，我這樣熱衷於探佚，我想她是會贊同的。
而我對於張愛玲的傢事如此熱衷，則因為，張愛玲所以能成為張愛玲，才華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在於她有那樣一個滄桑堆積的傢族背景。
她初露崢嶸時，傅雷這麽形容廣大讀者的目瞪口呆，“太突兀了，太像奇跡了”，後來鬍蘭成初讀她的小說，也有似真非真的魔幻之感——她那一手犀利又華麗的文字，實在不像出自二十出頭的女生之手。
不過，天上或許可以掉下一個林妹妹，卻掉不下一個張愛玲，她如此早熟，跟大傢族的生活方式有關，人來人往間，成就多少世故人心，我自己就是通過親戚間噪噪切切的閑言碎語開始閱讀理解人生的。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張佩綸，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鴻章，隨着辛亥革命等一係列變故，昔日的輝煌已經變成“蹉跎暮容色，煊赫舊傢聲”的慨嘆，但正是那夕陽餘燼，照進張愛玲的字裏行間，如飛金走彩，韻味無窮。
《金鎖記》裏七巧的原型，張愛玲稱作“三媽媽”的，是李鴻章的孫媳婦；《創世紀》裏紫薇的原型，是張愛玲的姨奶，李鴻章的小女兒；《茉莉香片》裏的聶傳慶，很有些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的模樣兒，《花凋》裏的鄭先生，那個“酒精裏泡着的孩屍”，擺明了就是張愛玲的舅舅黃定柱，據說小說出來後，這位舅舅大發雷霆，說，她問我什麽，我都告訴她，現在倒在文章裏駡起我來了。
寫小說的張愛玲，就有這種見佛滅佛的狠勁兒，在旖旎的文字間殺伐决斷，真得用她自己引用過的詩句：靜靜的殺機。
不過，若她的傢族，衹是作為她擷取寫作素材的自留地，那麽，她跟自己的被寫體之間，總歸是隔了一層，她的傢族對她更深的意義是，起頭就影響了她的心靈，她呼吸感知着那種氛圍，形成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父親的溫度和遺少習氣，母親的激進與矯情，姑姑的真實和冷清，弟弟的可愛與軟弱，隨着時代的翻雲覆雨，都推到了極緻，張愛玲一路走來，遇見這樣的親人，纔有這樣的一個她，和這樣的一些作品。
托馬斯?沃爾夫說，每個作傢的作品，都是他（她）本人的自傳，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她）本人的心靈史。回望張愛玲的傢事，對於更深刻地理解張愛玲，是有好處的，我夢想通過她的親人，還原一個張愛玲的前世今生——別急着嘲笑我，我也知道是癡心妄想，我哪裏能夠做到還原呢？不過是用我自己的心，照一照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