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富足到寒酸
1929年10月中旬，展現在一個中産階級普通美國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繁榮興旺的遠景。上一年，剛剛走馬上任的赫伯特?鬍佛總統曾一本正經地宣佈：徵服貧窮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我們尚未達緻目標，但我們有機會沿襲過去8年的政策，繼續嚮前，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把貧窮從這個國傢驅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頭”。這是一項莊嚴的經濟許諾，其中混雜着很快就會被通俗歷史學家稱之為“美國夢”的那種東西。更加自鳴得意的是，歐文?費希爾和其他洞悉華爾街秘密的經濟學家們都信誓旦旦地嚮老百姓保證：他們正在凝望一個繁榮的“永久性高原”。
這塊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贊美詩所珍愛的“樂土”更切實——看上去應該是一場始於內戰時期的工業大發展的最終勝利。美國最近這場戰爭的結果，已經出現在大規模生産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術的奇跡。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總統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場，亨利?福特正在主辦“電燈發明50周年慶典”，以紀念愛迪生和白熾燈的50歲生日。摩托車、浴缸、電冰箱、收音機，都是進步的試金石。在時尚和廣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頭不亞於最新潮的模特兒。營銷手段帶來的壓力，甚至慫恿人們購買雙份的奢侈品——每間車庫裏兩輛汽車——在消費市場上，已經顯示出過度的徵兆，這倒不是因為所有美國人都在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為購買力的不均衡。
國傢的政策和制度，與繁榮的中産階級緊密糾纏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觀察者寫道：“郊區社群是美國占支配地位的群體。”某些組織——共濟會、商人午餐俱樂部、退伍軍人協會之類——的團结和友誼所面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以及其他像反沙竜聯盟這樣的組織所面臨的道德麻煩，導致了嚴格的管製，他擔心，這預示着“滋生未來法西斯黨的群體，如果真有法西斯黨的話”。巴比特①沒準脫掉了他整潔的綢衫、換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對一致性——就其對物質成功的促進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頓?馬瑟、本傑明?富蘭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裏利想必會懂得這個時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勞、集腋成裘的古訓似乎已經被快速致富的捷徑所取代。
1929年1月，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時代》（Time）雜志嚮沃爾特?P. 剋萊斯勒歡呼致敬，推選他為“年度人物”，因為在過去12個月裏，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車介紹給了公衆，以1.6億美元買斷了道奇兄弟公司，並開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一幢68層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時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現了小威廉?裏格利的面孔，接下來連續幾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臉的是：哈裏?R. 古根海姆、伊瓦?剋魯格、塞繆爾?英薩爾和托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華爾街崩盤之前的最後一期《時代》周刊登載了新創刊的《財富》（Fortune）雜志（以“絶無僅有的一年10美元的價格”）長達3頁的宣言，宣稱“人們普遍同意這樣一句老生常談：美國的偉大功績就是商業”。另外幾幅大廣告是巴布森的《報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連續而有效地工作？”），漢密爾頓牌手錶（“你能告訴一個成功的男人他實現成功的時刻麽？”），羅伯特?I. 沃肖的新書《華爾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這些巨人正從本書的字裏行間闊步走過，……就像中世紀的冒險傢一樣。……丹尼爾?德魯、吉姆?菲斯剋、傑伊?古爾德、範德比爾特、希爾、哈裏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們的豐功偉績令舉國震驚”），以及一傢到1932年破産時留下了數百萬未付債券的投資公司S. W. 施特勞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穩妥可靠的優質證券中”）。它們代表了連續不斷地擊打普通讀者心靈的刺激物。
大多數在1918年的“自由公債”中購買自己平生第一筆債券的美國人，都轉嚮了更具投機性的股票。廣告誇耀的是高價格，而不是便宜貨——從派剋大街上價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備“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質器具”的浴室，直到價值2.50美元的口紅和價值50美分的剃須刀——為掙錢容易的一代人設定節制消費的標準。在這場嚮永久性繁榮高地攀登的比賽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場是顯而易見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國有29,609個股票經紀人，十年的時間裏，這個數字躍升到了70,950人。人們普遍註意到，大多數市民不再閱讀報紙的頭版，而是手忙腳亂地翻到金融專欄。小報和內情通報嚮缺乏經驗的外行們提供建議。廣播電臺裏汩汩流淌的是“老顧問”的聲音，像教堂執事一樣四平八穩，吟誦着塞繆爾?英薩爾自己的經紀人的智慧。
1929年10月中旬，展現在一個中産階級普通美國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繁榮興旺的遠景。上一年，剛剛走馬上任的赫伯特?鬍佛總統曾一本正經地宣佈：徵服貧窮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我們尚未達緻目標，但我們有機會沿襲過去8年的政策，繼續嚮前，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把貧窮從這個國傢驅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頭”。這是一項莊嚴的經濟許諾，其中混雜着很快就會被通俗歷史學家稱之為“美國夢”的那種東西。更加自鳴得意的是，歐文?費希爾和其他洞悉華爾街秘密的經濟學家們都信誓旦旦地嚮老百姓保證：他們正在凝望一個繁榮的“永久性高原”。
這塊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贊美詩所珍愛的“樂土”更切實——看上去應該是一場始於內戰時期的工業大發展的最終勝利。美國最近這場戰爭的結果，已經出現在大規模生産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術的奇跡。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總統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場，亨利?福特正在主辦“電燈發明50周年慶典”，以紀念愛迪生和白熾燈的50歲生日。摩托車、浴缸、電冰箱、收音機，都是進步的試金石。在時尚和廣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頭不亞於最新潮的模特兒。營銷手段帶來的壓力，甚至慫恿人們購買雙份的奢侈品——每間車庫裏兩輛汽車——在消費市場上，已經顯示出過度的徵兆，這倒不是因為所有美國人都在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為購買力的不均衡。
國傢的政策和制度，與繁榮的中産階級緊密糾纏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觀察者寫道：“郊區社群是美國占支配地位的群體。”某些組織——共濟會、商人午餐俱樂部、退伍軍人協會之類——的團结和友誼所面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以及其他像反沙竜聯盟這樣的組織所面臨的道德麻煩，導致了嚴格的管製，他擔心，這預示着“滋生未來法西斯黨的群體，如果真有法西斯黨的話”。巴比特①沒準脫掉了他整潔的綢衫、換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對一致性——就其對物質成功的促進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頓?馬瑟、本傑明?富蘭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裏利想必會懂得這個時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勞、集腋成裘的古訓似乎已經被快速致富的捷徑所取代。
1929年1月，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時代》（Time）雜志嚮沃爾特?P. 剋萊斯勒歡呼致敬，推選他為“年度人物”，因為在過去12個月裏，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車介紹給了公衆，以1.6億美元買斷了道奇兄弟公司，並開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一幢68層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時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現了小威廉?裏格利的面孔，接下來連續幾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臉的是：哈裏?R. 古根海姆、伊瓦?剋魯格、塞繆爾?英薩爾和托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華爾街崩盤之前的最後一期《時代》周刊登載了新創刊的《財富》（Fortune）雜志（以“絶無僅有的一年10美元的價格”）長達3頁的宣言，宣稱“人們普遍同意這樣一句老生常談：美國的偉大功績就是商業”。另外幾幅大廣告是巴布森的《報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連續而有效地工作？”），漢密爾頓牌手錶（“你能告訴一個成功的男人他實現成功的時刻麽？”），羅伯特?I. 沃肖的新書《華爾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這些巨人正從本書的字裏行間闊步走過，……就像中世紀的冒險傢一樣。……丹尼爾?德魯、吉姆?菲斯剋、傑伊?古爾德、範德比爾特、希爾、哈裏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們的豐功偉績令舉國震驚”），以及一傢到1932年破産時留下了數百萬未付債券的投資公司S. W. 施特勞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穩妥可靠的優質證券中”）。它們代表了連續不斷地擊打普通讀者心靈的刺激物。
大多數在1918年的“自由公債”中購買自己平生第一筆債券的美國人，都轉嚮了更具投機性的股票。廣告誇耀的是高價格，而不是便宜貨——從派剋大街上價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備“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質器具”的浴室，直到價值2.50美元的口紅和價值50美分的剃須刀——為掙錢容易的一代人設定節制消費的標準。在這場嚮永久性繁榮高地攀登的比賽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場是顯而易見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國有29,609個股票經紀人，十年的時間裏，這個數字躍升到了70,950人。人們普遍註意到，大多數市民不再閱讀報紙的頭版，而是手忙腳亂地翻到金融專欄。小報和內情通報嚮缺乏經驗的外行們提供建議。廣播電臺裏汩汩流淌的是“老顧問”的聲音，像教堂執事一樣四平八穩，吟誦着塞繆爾?英薩爾自己的經紀人的智慧。
關於商業周期的神話，公衆的興趣不斷增長。左右商業周期的，究竟是生産過剩，還是生産不足，是銀行的運作、方法的創新，還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裏，抑或是太陽黑子，這些並不清楚。猜測披上了預言的外衣，希望搶先於計劃。樂天派相信，老的經濟規律已經失靈；另一些人則勉強承認，睏難的日子可能回來，但每一場暴風雨過後，天空總歸還會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陽光的一面的話，正如這個季節最流行的歌麯所告誡的那樣。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榮無需解釋，它既非所謂有閑階級的壟斷，也不為共和黨人所獨享，儘管他們總是竭力要把這一切歸到自己的名下。
一個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資於優質普通股，並讓紅利和股權不斷積纍，那麽，20年後，他將至少有80,000美元，來自投資的收益大約是一個月400美元。他會闊起來。因為收益能讓他闊，我堅定地相信，任何人不僅能闊，而且也應該闊。
1929年夏天，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 拉斯科布是這樣聲稱的。雇員被鼓勵投資於老闆的股票和債券——這一制度，被有點含糊地視為美國的職工分紅、甚或是社會保障的等價物。
很多這樣的股票都是以保證金買來的，這意味着，投資者（包括現金很少、但希望卻很大的小孩子）衹需拿出約為價格四分之一的現錢。經紀人通過嚮銀行借錢來預付剩下的部分。經紀人藉款這種不穩定的信用結構，在1929年2月搖晃了起來，當時，聯邦儲備委員會下令其成員銀行，不得為此類投機目的而貸款。但是，由查爾斯?E. 米切爾領頭的私人銀行傢立即為投機而打開了他們的保險櫃，釋放出了數百萬美元，給大牛市以及它賴以構建的信心時代以進一步的刺激。這導致了另一次活動的痙攣，沒有任何諸如消費需求之類的切實保證，生産效率的增長或股票的真實收入都是有問題的。當富人越來越富的時候，千百萬收入微薄的蕓蕓衆生正掏空他們的儲蓄，降低他們的購買力，為了投機而抵押他們的未來。有人估算，20世紀20年代的這些市場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與其說是長期投資，還不如說是賭博冒險。
幾乎是不知不覺之間，經濟控製中的一場變化發生了，從早期的産業資本主義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對投資者的剝削，以及會計賬目中的頻繁欺詐，都屬於新秩序中不那麽令人愉快的特徵。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紀晚期“托拉斯”這條已被殺死的惡竜的化身——如今非常興旺。它允許一小撮股東控製一個分散在四面八方的連鎖帝國，甚或是關係鬆散的利益集團，比如塞繆爾?英薩爾在公用事業領域30億美元的領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權力（尤其是在公用事業領域）常常跟它的規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於身為總統的富蘭剋林?D. 羅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為：“一隻96英寸的狗搖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這些公司有時候層層疊加在一起，巴別塔伸嚮天空，底座卻在顫抖。它們有時被用來掩蓋公司財務的真實狀況，以逃過監管當局或公衆的法眼，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有一傢被稱做“合衆國銀行”的紐約州立銀行，1930年1月，幾乎就在它轟動一時的破産導致將近50萬存款人遭受滅頂之災的一年之前，為了隱瞞它日漸增長的虛弱，而投資100美元，創立了一傢傀儡公司，買賣這傢銀行變戲法似地變出來的另一傢傀儡公司的股票，以製造繁榮的假象。局外人被這場一本正經的鬧劇所欺騙，後來慢慢纔懷疑這座表面有很多花崗岩和大理石的建築成了一個債臺高築、賬目不靠譜的空殼。
華爾街病癥的另一個發展，是所謂的“信托投資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迅猛增長，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藉給它們的錢拿來投資，並嚮它們的股東和受益人派發純收益。有些公司是“剛性的”，即：其投資局限於一份受限製的有價證券清單，但很多公司是“軟性的”，這意味着對投資證券的選擇很寬泛。實際上，他們比賭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這樣的賭博公司裏，就連天真的顧客也不會把自己的賭金委托給一個胡亂選擇的賭伴，而是交給賭臺管理員——當然，他們主要是代表“賭場”的利益。據說，有450萬美國人把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積蓄交給了信托投資公司，最後損失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說損失總金額高達30億美元。
一個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資於優質普通股，並讓紅利和股權不斷積纍，那麽，20年後，他將至少有80,000美元，來自投資的收益大約是一個月400美元。他會闊起來。因為收益能讓他闊，我堅定地相信，任何人不僅能闊，而且也應該闊。
1929年夏天，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 拉斯科布是這樣聲稱的。雇員被鼓勵投資於老闆的股票和債券——這一制度，被有點含糊地視為美國的職工分紅、甚或是社會保障的等價物。
很多這樣的股票都是以保證金買來的，這意味着，投資者（包括現金很少、但希望卻很大的小孩子）衹需拿出約為價格四分之一的現錢。經紀人通過嚮銀行借錢來預付剩下的部分。經紀人藉款這種不穩定的信用結構，在1929年2月搖晃了起來，當時，聯邦儲備委員會下令其成員銀行，不得為此類投機目的而貸款。但是，由查爾斯?E. 米切爾領頭的私人銀行傢立即為投機而打開了他們的保險櫃，釋放出了數百萬美元，給大牛市以及它賴以構建的信心時代以進一步的刺激。這導致了另一次活動的痙攣，沒有任何諸如消費需求之類的切實保證，生産效率的增長或股票的真實收入都是有問題的。當富人越來越富的時候，千百萬收入微薄的蕓蕓衆生正掏空他們的儲蓄，降低他們的購買力，為了投機而抵押他們的未來。有人估算，20世紀20年代的這些市場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與其說是長期投資，還不如說是賭博冒險。
幾乎是不知不覺之間，經濟控製中的一場變化發生了，從早期的産業資本主義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對投資者的剝削，以及會計賬目中的頻繁欺詐，都屬於新秩序中不那麽令人愉快的特徵。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紀晚期“托拉斯”這條已被殺死的惡竜的化身——如今非常興旺。它允許一小撮股東控製一個分散在四面八方的連鎖帝國，甚或是關係鬆散的利益集團，比如塞繆爾?英薩爾在公用事業領域30億美元的領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權力（尤其是在公用事業領域）常常跟它的規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於身為總統的富蘭剋林?D. 羅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為：“一隻96英寸的狗搖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這些公司有時候層層疊加在一起，巴別塔伸嚮天空，底座卻在顫抖。它們有時被用來掩蓋公司財務的真實狀況，以逃過監管當局或公衆的法眼，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有一傢被稱做“合衆國銀行”的紐約州立銀行，1930年1月，幾乎就在它轟動一時的破産導致將近50萬存款人遭受滅頂之災的一年之前，為了隱瞞它日漸增長的虛弱，而投資100美元，創立了一傢傀儡公司，買賣這傢銀行變戲法似地變出來的另一傢傀儡公司的股票，以製造繁榮的假象。局外人被這場一本正經的鬧劇所欺騙，後來慢慢纔懷疑這座表面有很多花崗岩和大理石的建築成了一個債臺高築、賬目不靠譜的空殼。
華爾街病癥的另一個發展，是所謂的“信托投資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迅猛增長，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藉給它們的錢拿來投資，並嚮它們的股東和受益人派發純收益。有些公司是“剛性的”，即：其投資局限於一份受限製的有價證券清單，但很多公司是“軟性的”，這意味着對投資證券的選擇很寬泛。實際上，他們比賭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這樣的賭博公司裏，就連天真的顧客也不會把自己的賭金委托給一個胡亂選擇的賭伴，而是交給賭臺管理員——當然，他們主要是代表“賭場”的利益。據說，有450萬美國人把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積蓄交給了信托投資公司，最後損失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說損失總金額高達3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