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学论坛>> 文化思考>> 何新 He Xin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49年)
诸神的起源:何新全新诠释古代经典
  本丛书收入何新先生的四部著作,分别是《诸神的起源》、《易经新解》、《论语新解》和《老子新解》,本书为《诸神的起源》。本丛书其中有对古代经典的全新诠释和简明而又博赡的考注,有自由思想家的独立思考和可贵创见。摒弃媚俗,拒绝平庸,振聋发聩,石破天惊,是何新先生所有文字的一贯宗旨,本丛书亦莫能外。如果读者可以在本丛书中领略中国古代经典的千古真谛,感悟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
新版序
  本书乃作者十六年前之旧作。当年出版后,在史学论坛中曾引起过一场轩然之波。
  本书新版之际,我所怀念的是曾为此书第一版作序的已故杨希枚教授。杨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美国回到中国大陆,1982年前后与我偶然相识,其后成为忘年之友。本书中关于中国上古存在太阳神系统宗教的观点,正是受到杨先生的启发而提出。杨氏学贯中西,但由于学界某些门户之见,多年间一度颇为寂寞,而他丝毫不以为意。在本书出版遭受挞伐之际,他曾告诉我:“犹如人,书籍亦各有自己的命运。真金不怕火炼。”如今杨先生已谢世多年,回首前尘,感慨系之矣。
  此次出版,乃是本书的第四个版本。在国外,也已有了几个版本。“书籍各有自己的命运”,信然。
  何新
  2006年11月20日记于北京
目的是“寻根”(1)
  我研究上古文明的目的是“寻根”
  (一)
  本书第一版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到今年(1996)正好是十周年。当时慧眼赏识此书的是资深的老出版家范用先生。是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初版印行三次,发行了近三万册。1988年此书修订后易名《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所出已是第三个版本。
  在海外,本书由后藤典夫先生译为日文,洪熹先生译为韩文。在台湾,我见到过此书的两种盗版{1}。
  此书出版后对正统史学界冲击之大出我意料。也因此,所遭受排击之强也出我意外。若干权威杂志不惜版面著文批判{2}。而对我的答辩则或删削,或拒刊。本书所附录的答张猛君的文章,是当年被拒的一例。质疑者常喜指摘此书有所谓“硬伤”。在我的答文中回答了几个被猛君们责为“硬伤”的问题。今日观之,可征一笑。
  王震中博士君在某权威刊物以头版头条地位力抨此书的离经叛道。重点罪名是:第一他断言古华夏无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殖神崇拜,第二他也认为此书存在所谓“硬伤”。
  关于博士君指摘的“硬伤”问题,后来该刊刊出了我引经据典的答复,未再见到此君的诘问。那么看来未必是我的“硬伤”,却可能是博士君阅书尚未广。至于我所说的古华夏存在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问题,在此书出版之后诸新论之出已如雨后春笋,以致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幼年期一样,曾存在系统的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在今日殆已成乎定论。在本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亦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热潮。
  (二)
  在本书中,我在现代学术中首次大胆提出,“伏羲”及“黄帝”初义均是太阳神之名号,太古华夏曾存在以太阳神为天地主神的宗教。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离经叛道之说。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曾断然指出:中国古代无日神崇拜。除少数学者如丁山外,很少有人反对郭氏的这一观点。
  但是在写《诸神的起源》时,我对太古天文学的认识尚属浅薄。今日观之,书中一些论点确有修正的必要。此后更深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天文学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天文学深刻地影响、渗透于古华夏之宗教、哲学和政治。
  太古华夏的宗教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古人对天文现象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演化着的。大体说来,存在如下一个演化系列的轮廓:
  第一阶段,即是以太阳神黄帝——伏羲为中心,以其配偶司月女神,即雷、电、雨之神嫘母(即雷母)女娲为副神,作为天文界的主要神灵。这是太古华夏宗教中的太阳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最初诞生。太阳神系统宗教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在这一宗教阶段,华夏民族已经大大超越了所谓图腾崇拜的原始巫术形态信仰。
  此期古华夏已发明以太阳神为“大辰”的十月太阳历法及涉及大规模地理区域的观象授时制度(遗迹存于如《夏小正》、《管子·幼官》)。{1}
  (三)
  太古华夏文明的太阳神崇拜阶段,时代贯穿了自伏羲至炎黄帝的数千年时代(据《帝王世纪》),跨越自渔猎发明(传说为伏羲发明)到由采集而种植(神农时代),直到大规模畜牧及垦殖(黄帝、炎帝)的一系列经济时代,从而伴随着太古华夏文明的整个起源。
  而原是图腾动物的凤凰(原型为鸵鸟)与龙(原型为大鳄与海鲸),在这一宗教宇宙观中,乃升格成为体现宇宙阴阳观念的两大抽象宇宙神灵。对太阳神,即晴日之神,以及其配偶太阴神,即雷电雨神的信仰,正是形成后来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哲学的原型(近代人梁启超仅据《国语》片段书语认为阴阳观念晚出于春秋战国之际。此乃片面之论。实际阴阳之观念贯串于《易经》,可以相信早在伏羲时代即已发生。河南濮阳出土新石器时代墓中,东西分列龙虎,所体现的也是日、月即阴、阳观念)。
  (四)
  然而,一些海外学者(如张光直等)见不及此,从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出发,鄙视华夏古文明,对早期华夏文明采取诬蔑性的低估。他们否认夏王朝的历史存在,将文明灿烂、系统严整、历史意义绝不低于希腊罗马的商帝国,贬低为以巫术文化为特征的次丛林即准野蛮文明。此辈秉承胡适倡导的世纪初疑古派的余绪,对六经以来传承有自的太古华夏文明采取否认和鄙视的心态,一概贬之为战国秦汉人的伪造。实际上,20世纪中国考古的辉煌成就,已以一个又一个铁的事实证明此辈疑古派的荒谬。例如甲金文中早有证据证明伏羲(“东方曰析”)、黄帝、女娲(在甲骨中记为娥)、帝夔、尧、舜、禹、汤及夏启的实存,证明《尚书》等上古经典的可信性。但对此辈只相信西方爱琴文明为人类文明本根和正统的疑古派来说,这些证据概可以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不仅五帝三皇概不存在(“五帝”一词多次出现于甲骨文中),夏王朝也不存在,中国文明甚至晚于西方,直到殷商才形成一种次野蛮形态。因此张光直辈总是乐于将殷商王朝的辉煌宗教文明——绝不低于西亚、南亚及希腊罗马的上古华夏文明,比附于亚非地区一些落后粗陋的丛林原始文化,将华夏古宗教贬低为仍近同于原始萨满教及图腾化的低级巫术形态(张著《中国青铜时代》)。这不仅凸显其个人的浅学,而且反映了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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