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乃作者十六年前之旧作。当年出版后，在史学论坛中曾引起过一场轩然之波。
本书新版之际，我所怀念的是曾为此书第一版作序的已故杨希枚教授。杨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美国回到中国大陆，1982年前后与我偶然相识，其后成为忘年之友。本书中关于中国上古存在太阳神系统宗教的观点，正是受到杨先生的启发而提出。杨氏学贯中西，但由于学界某些门户之见，多年间一度颇为寂寞，而他丝毫不以为意。在本书出版遭受挞伐之际，他曾告诉我：“犹如人，书籍亦各有自己的命运。真金不怕火炼。”如今杨先生已谢世多年，回首前尘，感慨系之矣。
此次出版，乃是本书的第四个版本。在国外，也已有了几个版本。“书籍各有自己的命运”，信然。
何新
2006年11月20日记于北京
本书新版之际，我所怀念的是曾为此书第一版作序的已故杨希枚教授。杨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美国回到中国大陆，1982年前后与我偶然相识，其后成为忘年之友。本书中关于中国上古存在太阳神系统宗教的观点，正是受到杨先生的启发而提出。杨氏学贯中西，但由于学界某些门户之见，多年间一度颇为寂寞，而他丝毫不以为意。在本书出版遭受挞伐之际，他曾告诉我：“犹如人，书籍亦各有自己的命运。真金不怕火炼。”如今杨先生已谢世多年，回首前尘，感慨系之矣。
此次出版，乃是本书的第四个版本。在国外，也已有了几个版本。“书籍各有自己的命运”，信然。
何新
2006年11月20日记于北京
我研究上古文明的目的是“寻根”
（一）
本书第一版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到今年（1996）正好是十周年。当时慧眼赏识此书的是资深的老出版家范用先生。是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初版印行三次，发行了近三万册。1988年此书修订后易名《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所出已是第三个版本。
在海外，本书由后藤典夫先生译为日文，洪熹先生译为韩文。在台湾，我见到过此书的两种盗版{1}。
此书出版后对正统史学界冲击之大出我意料。也因此，所遭受排击之强也出我意外。若干权威杂志不惜版面著文批判{2}。而对我的答辩则或删削，或拒刊。本书所附录的答张猛君的文章，是当年被拒的一例。质疑者常喜指摘此书有所谓“硬伤”。在我的答文中回答了几个被猛君们责为“硬伤”的问题。今日观之，可征一笑。
王震中博士君在某权威刊物以头版头条地位力抨此书的离经叛道。重点罪名是：第一他断言古华夏无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殖神崇拜，第二他也认为此书存在所谓“硬伤”。
关于博士君指摘的“硬伤”问题，后来该刊刊出了我引经据典的答复，未再见到此君的诘问。那么看来未必是我的“硬伤”，却可能是博士君阅书尚未广。至于我所说的古华夏存在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问题，在此书出版之后诸新论之出已如雨后春笋，以致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幼年期一样，曾存在系统的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在今日殆已成乎定论。在本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亦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热潮。
（二）
在本书中，我在现代学术中首次大胆提出，“伏羲”及“黄帝”初义均是太阳神之名号，太古华夏曾存在以太阳神为天地主神的宗教。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离经叛道之说。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曾断然指出：中国古代无日神崇拜。除少数学者如丁山外，很少有人反对郭氏的这一观点。
但是在写《诸神的起源》时，我对太古天文学的认识尚属浅薄。今日观之，书中一些论点确有修正的必要。此后更深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天文学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天文学深刻地影响、渗透于古华夏之宗教、哲学和政治。
太古华夏的宗教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古人对天文现象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演化着的。大体说来，存在如下一个演化系列的轮廓：
第一阶段，即是以太阳神黄帝——伏羲为中心，以其配偶司月女神，即雷、电、雨之神嫘母（即雷母）女娲为副神，作为天文界的主要神灵。这是太古华夏宗教中的太阳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最初诞生。太阳神系统宗教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在这一宗教阶段，华夏民族已经大大超越了所谓图腾崇拜的原始巫术形态信仰。
此期古华夏已发明以太阳神为“大辰”的十月太阳历法及涉及大规模地理区域的观象授时制度（遗迹存于如《夏小正》、《管子·幼官》）。{1}
（三）
太古华夏文明的太阳神崇拜阶段，时代贯穿了自伏羲至炎黄帝的数千年时代（据《帝王世纪》），跨越自渔猎发明（传说为伏羲发明）到由采集而种植（神农时代），直到大规模畜牧及垦殖（黄帝、炎帝）的一系列经济时代，从而伴随着太古华夏文明的整个起源。
而原是图腾动物的凤凰（原型为鸵鸟）与龙（原型为大鳄与海鲸），在这一宗教宇宙观中，乃升格成为体现宇宙阴阳观念的两大抽象宇宙神灵。对太阳神，即晴日之神，以及其配偶太阴神，即雷电雨神的信仰，正是形成后来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哲学的原型（近代人梁启超仅据《国语》片段书语认为阴阳观念晚出于春秋战国之际。此乃片面之论。实际阴阳之观念贯串于《易经》，可以相信早在伏羲时代即已发生。河南濮阳出土新石器时代墓中，东西分列龙虎，所体现的也是日、月即阴、阳观念）。
（四）
然而，一些海外学者（如张光直等）见不及此，从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出发，鄙视华夏古文明，对早期华夏文明采取诬蔑性的低估。他们否认夏王朝的历史存在，将文明灿烂、系统严整、历史意义绝不低于希腊罗马的商帝国，贬低为以巫术文化为特征的次丛林即准野蛮文明。此辈秉承胡适倡导的世纪初疑古派的余绪，对六经以来传承有自的太古华夏文明采取否认和鄙视的心态，一概贬之为战国秦汉人的伪造。实际上，20世纪中国考古的辉煌成就，已以一个又一个铁的事实证明此辈疑古派的荒谬。例如甲金文中早有证据证明伏羲（“东方曰析”）、黄帝、女娲（在甲骨中记为娥）、帝夔、尧、舜、禹、汤及夏启的实存，证明《尚书》等上古经典的可信性。但对此辈只相信西方爱琴文明为人类文明本根和正统的疑古派来说，这些证据概可以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不仅五帝三皇概不存在（“五帝”一词多次出现于甲骨文中），夏王朝也不存在，中国文明甚至晚于西方，直到殷商才形成一种次野蛮形态。因此张光直辈总是乐于将殷商王朝的辉煌宗教文明——绝不低于西亚、南亚及希腊罗马的上古华夏文明，比附于亚非地区一些落后粗陋的丛林原始文化，将华夏古宗教贬低为仍近同于原始萨满教及图腾化的低级巫术形态（张著《中国青铜时代》）。这不仅凸显其个人的浅学，而且反映了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
（一）
本书第一版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到今年（1996）正好是十周年。当时慧眼赏识此书的是资深的老出版家范用先生。是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初版印行三次，发行了近三万册。1988年此书修订后易名《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所出已是第三个版本。
在海外，本书由后藤典夫先生译为日文，洪熹先生译为韩文。在台湾，我见到过此书的两种盗版{1}。
此书出版后对正统史学界冲击之大出我意料。也因此，所遭受排击之强也出我意外。若干权威杂志不惜版面著文批判{2}。而对我的答辩则或删削，或拒刊。本书所附录的答张猛君的文章，是当年被拒的一例。质疑者常喜指摘此书有所谓“硬伤”。在我的答文中回答了几个被猛君们责为“硬伤”的问题。今日观之，可征一笑。
王震中博士君在某权威刊物以头版头条地位力抨此书的离经叛道。重点罪名是：第一他断言古华夏无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殖神崇拜，第二他也认为此书存在所谓“硬伤”。
关于博士君指摘的“硬伤”问题，后来该刊刊出了我引经据典的答复，未再见到此君的诘问。那么看来未必是我的“硬伤”，却可能是博士君阅书尚未广。至于我所说的古华夏存在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问题，在此书出版之后诸新论之出已如雨后春笋，以致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幼年期一样，曾存在系统的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在今日殆已成乎定论。在本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亦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热潮。
（二）
在本书中，我在现代学术中首次大胆提出，“伏羲”及“黄帝”初义均是太阳神之名号，太古华夏曾存在以太阳神为天地主神的宗教。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离经叛道之说。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曾断然指出：中国古代无日神崇拜。除少数学者如丁山外，很少有人反对郭氏的这一观点。
但是在写《诸神的起源》时，我对太古天文学的认识尚属浅薄。今日观之，书中一些论点确有修正的必要。此后更深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天文学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天文学深刻地影响、渗透于古华夏之宗教、哲学和政治。
太古华夏的宗教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古人对天文现象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演化着的。大体说来，存在如下一个演化系列的轮廓：
第一阶段，即是以太阳神黄帝——伏羲为中心，以其配偶司月女神，即雷、电、雨之神嫘母（即雷母）女娲为副神，作为天文界的主要神灵。这是太古华夏宗教中的太阳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最初诞生。太阳神系统宗教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在这一宗教阶段，华夏民族已经大大超越了所谓图腾崇拜的原始巫术形态信仰。
此期古华夏已发明以太阳神为“大辰”的十月太阳历法及涉及大规模地理区域的观象授时制度（遗迹存于如《夏小正》、《管子·幼官》）。{1}
（三）
太古华夏文明的太阳神崇拜阶段，时代贯穿了自伏羲至炎黄帝的数千年时代（据《帝王世纪》），跨越自渔猎发明（传说为伏羲发明）到由采集而种植（神农时代），直到大规模畜牧及垦殖（黄帝、炎帝）的一系列经济时代，从而伴随着太古华夏文明的整个起源。
而原是图腾动物的凤凰（原型为鸵鸟）与龙（原型为大鳄与海鲸），在这一宗教宇宙观中，乃升格成为体现宇宙阴阳观念的两大抽象宇宙神灵。对太阳神，即晴日之神，以及其配偶太阴神，即雷电雨神的信仰，正是形成后来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哲学的原型（近代人梁启超仅据《国语》片段书语认为阴阳观念晚出于春秋战国之际。此乃片面之论。实际阴阳之观念贯串于《易经》，可以相信早在伏羲时代即已发生。河南濮阳出土新石器时代墓中，东西分列龙虎，所体现的也是日、月即阴、阳观念）。
（四）
然而，一些海外学者（如张光直等）见不及此，从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出发，鄙视华夏古文明，对早期华夏文明采取诬蔑性的低估。他们否认夏王朝的历史存在，将文明灿烂、系统严整、历史意义绝不低于希腊罗马的商帝国，贬低为以巫术文化为特征的次丛林即准野蛮文明。此辈秉承胡适倡导的世纪初疑古派的余绪，对六经以来传承有自的太古华夏文明采取否认和鄙视的心态，一概贬之为战国秦汉人的伪造。实际上，20世纪中国考古的辉煌成就，已以一个又一个铁的事实证明此辈疑古派的荒谬。例如甲金文中早有证据证明伏羲（“东方曰析”）、黄帝、女娲（在甲骨中记为娥）、帝夔、尧、舜、禹、汤及夏启的实存，证明《尚书》等上古经典的可信性。但对此辈只相信西方爱琴文明为人类文明本根和正统的疑古派来说，这些证据概可以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不仅五帝三皇概不存在（“五帝”一词多次出现于甲骨文中），夏王朝也不存在，中国文明甚至晚于西方，直到殷商才形成一种次野蛮形态。因此张光直辈总是乐于将殷商王朝的辉煌宗教文明——绝不低于西亚、南亚及希腊罗马的上古华夏文明，比附于亚非地区一些落后粗陋的丛林原始文化，将华夏古宗教贬低为仍近同于原始萨满教及图腾化的低级巫术形态（张著《中国青铜时代》）。这不仅凸显其个人的浅学，而且反映了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