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人生前言
中华是礼仪之邦，中华传统是礼乐文化，这曾经作为一种常识，印入每一位华人的心田。
中国古代礼学有三部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它们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研究礼学不能不从这里起步。
我与传统礼学结缘，始于做研究生的年代，业师赵奉生（讳光贤）先生指定我以《周礼》的成书年代为主题做博士论文。《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自来以古奥难读而著称。但在三读之后，发现它既有丰富的治国理念，也不乏周密的管理措施。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赞美它是从黄帝、颛顼，直到周武王的八代典制精华之集粹，绝非溢美之词。历代学者每每用“体大思精”这四个字来评价它。这是一个博大的世界。
毕业后，我开始研究《仪礼》，它是以人生礼仪为主的先秦仪轨的集锦，一共有十七篇。所谓人生礼仪，是指从成年、结婚，一直到丧葬、祭祀的许多礼仪。除此之外，还有某些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以及一些贵族的礼仪。人的一生涵泳在礼乐之中，揖让周旋，诗歌唱和，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其乐融融。这是一个典雅的世界。
之后，我又开始研究《礼记》，这是孔门七十子探讨礼学思想的文集，一共有四十九篇。书中既有对礼义的阐发，又有对礼节的点评；既有对人生的感悟，又有对道的体味。说理雄辩，论道精微，而且多睿语与警句，美不胜收。书中有许多流传千古的典故，抚今追昔，令人遐思万端。这是一个深邃的世界。
“三礼”之学，历来以繁难著称，研究者不绝如缕，寥若晨星。从我研究《周礼》开始，就进入了一种近乎孤寂的氛围。我被周围的师友告知：这是一门冷学问，而且注定不可能成为“显学”。媒体也偶尔会出现关于“三礼”之学可能要成为“绝学”的感叹。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的欲望源于自身的精神需求，只要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再寂寞的学问也是可以做得下去的。但是，“三礼”的妙旨奥蕴、儒家的高超智慧不能成为大众的财富，则是全社会的莫大损失。我每每扼腕长叹：这是何等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长久的疏离之后，礼乐文化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虽然耳熟能详，却是依稀仿佛，不知所云。礼乐文化是怎么来的？它的学理又是怎样的？礼乐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能有什么裨益？它与现代社会能否兼容？这些重要的问题，似乎很少有人理会。
正在山穷水尽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申办成功，使得礼学的境遇出现重大转机。由于政府把“人文奥运”作为北京奥运的三大目标之一，于是，举国上下都开始关注公众的文明程度。人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大众层面礼仪文明的缺失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随着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人们无不为这一现状感到焦虑，进而意识到要呼唤中华礼仪文明。这应了一句古话，叫做“天不灭斯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应一些媒体和学校、机关之邀，就中华礼乐文化的主题做讲演。听众的反应之热烈令我深受感动。但我深知，这并不是我的演讲有多高的水准，而是礼乐文化自身的魅力所致。我由此看到了礼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需求。
其实，我们无论是否举办北京奥运，中华礼仪文明都是要振兴的，因为它既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未来的文明标志。北京奥运的历史功绩之一是给了全国人民回归中华礼仪文明的契机，并且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中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同时崛起，是物质和精神的同时发皇，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伟大复兴。而每一位有志于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公民，尤其是青年朋友，都可以从礼乐文化中得到智慧和启迪。这就是本书试图告诉读者朋友的。
彭林
2006年3月2日于清华园寓所
中华是礼仪之邦，中华传统是礼乐文化，这曾经作为一种常识，印入每一位华人的心田。
中国古代礼学有三部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它们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研究礼学不能不从这里起步。
我与传统礼学结缘，始于做研究生的年代，业师赵奉生（讳光贤）先生指定我以《周礼》的成书年代为主题做博士论文。《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自来以古奥难读而著称。但在三读之后，发现它既有丰富的治国理念，也不乏周密的管理措施。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赞美它是从黄帝、颛顼，直到周武王的八代典制精华之集粹，绝非溢美之词。历代学者每每用“体大思精”这四个字来评价它。这是一个博大的世界。
毕业后，我开始研究《仪礼》，它是以人生礼仪为主的先秦仪轨的集锦，一共有十七篇。所谓人生礼仪，是指从成年、结婚，一直到丧葬、祭祀的许多礼仪。除此之外，还有某些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以及一些贵族的礼仪。人的一生涵泳在礼乐之中，揖让周旋，诗歌唱和，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其乐融融。这是一个典雅的世界。
之后，我又开始研究《礼记》，这是孔门七十子探讨礼学思想的文集，一共有四十九篇。书中既有对礼义的阐发，又有对礼节的点评；既有对人生的感悟，又有对道的体味。说理雄辩，论道精微，而且多睿语与警句，美不胜收。书中有许多流传千古的典故，抚今追昔，令人遐思万端。这是一个深邃的世界。
“三礼”之学，历来以繁难著称，研究者不绝如缕，寥若晨星。从我研究《周礼》开始，就进入了一种近乎孤寂的氛围。我被周围的师友告知：这是一门冷学问，而且注定不可能成为“显学”。媒体也偶尔会出现关于“三礼”之学可能要成为“绝学”的感叹。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的欲望源于自身的精神需求，只要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再寂寞的学问也是可以做得下去的。但是，“三礼”的妙旨奥蕴、儒家的高超智慧不能成为大众的财富，则是全社会的莫大损失。我每每扼腕长叹：这是何等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长久的疏离之后，礼乐文化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虽然耳熟能详，却是依稀仿佛，不知所云。礼乐文化是怎么来的？它的学理又是怎样的？礼乐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能有什么裨益？它与现代社会能否兼容？这些重要的问题，似乎很少有人理会。
正在山穷水尽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申办成功，使得礼学的境遇出现重大转机。由于政府把“人文奥运”作为北京奥运的三大目标之一，于是，举国上下都开始关注公众的文明程度。人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大众层面礼仪文明的缺失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随着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人们无不为这一现状感到焦虑，进而意识到要呼唤中华礼仪文明。这应了一句古话，叫做“天不灭斯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应一些媒体和学校、机关之邀，就中华礼乐文化的主题做讲演。听众的反应之热烈令我深受感动。但我深知，这并不是我的演讲有多高的水准，而是礼乐文化自身的魅力所致。我由此看到了礼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需求。
其实，我们无论是否举办北京奥运，中华礼仪文明都是要振兴的，因为它既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未来的文明标志。北京奥运的历史功绩之一是给了全国人民回归中华礼仪文明的契机，并且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中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同时崛起，是物质和精神的同时发皇，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伟大复兴。而每一位有志于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公民，尤其是青年朋友，都可以从礼乐文化中得到智慧和启迪。这就是本书试图告诉读者朋友的。
彭林
2006年3月2日于清华园寓所
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
礼乐人生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文明的进步与礼乐的边缘化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第三个是儒家礼学思想的边缘化。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仪之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开国之初。周公对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制礼作乐”。
商朝是我们中原地区一个以青铜文明著称的强大王朝。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许许多多最精美、最雄伟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这个朝代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但是它在精神上却是一个侏儒。近百年以来，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他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谓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明天天气好不好，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统统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认为他执掌这个国家是出自天命，谁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还非常残暴，商朝有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谓“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拿几百人去殉葬，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见到。所谓“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蛮和残忍。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商朝统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民众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当时的周不过是偏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来收揽人心，所以许许多多小国都愿意归附它，希望跟随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大家知道，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王调集了七十万人上阵，结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周公像
在阵前起义了。这场战争，只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就结束了。一个国力那么强大的帝国，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了。
这样一个局面，让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能相信。《史记?周本纪》上面记载，晚上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研究怎样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所以意识到今后的统治政策不能再信什么天命，而要重视民心的向背，要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周公在发表的一系列文诰中，反反复复谈到这一点，比如他在《酒诰》中引用先人的话，“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古人把镜子叫“鉴”，我们常说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以铜为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拿水当镜子，应该以民为鉴，要把老百姓的反应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主旋律。我们看《左传》《国语》《孟子》《荀子》以及后代的文献，有关的论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殷人很相信天，认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讲天，但他们把鬼神置换成了“民”，他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一来，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画了等号。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源于周公的这个思想。所以说，古代中国在殷周革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清华的前辈王国维先生有一个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论》。他在《殷周制度论》里面一开头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要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维系起来。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使得我们中国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伟大飞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不可等闲视之。
礼乐人生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文明的进步与礼乐的边缘化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第三个是儒家礼学思想的边缘化。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仪之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开国之初。周公对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制礼作乐”。
商朝是我们中原地区一个以青铜文明著称的强大王朝。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许许多多最精美、最雄伟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这个朝代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但是它在精神上却是一个侏儒。近百年以来，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他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谓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明天天气好不好，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统统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认为他执掌这个国家是出自天命，谁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还非常残暴，商朝有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谓“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拿几百人去殉葬，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见到。所谓“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蛮和残忍。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商朝统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民众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当时的周不过是偏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来收揽人心，所以许许多多小国都愿意归附它，希望跟随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大家知道，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王调集了七十万人上阵，结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周公像
在阵前起义了。这场战争，只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就结束了。一个国力那么强大的帝国，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了。
这样一个局面，让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能相信。《史记?周本纪》上面记载，晚上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研究怎样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所以意识到今后的统治政策不能再信什么天命，而要重视民心的向背，要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周公在发表的一系列文诰中，反反复复谈到这一点，比如他在《酒诰》中引用先人的话，“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古人把镜子叫“鉴”，我们常说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以铜为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拿水当镜子，应该以民为鉴，要把老百姓的反应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主旋律。我们看《左传》《国语》《孟子》《荀子》以及后代的文献，有关的论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殷人很相信天，认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讲天，但他们把鬼神置换成了“民”，他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一来，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画了等号。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源于周公的这个思想。所以说，古代中国在殷周革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清华的前辈王国维先生有一个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论》。他在《殷周制度论》里面一开头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要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维系起来。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使得我们中国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伟大飞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