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并不奇怪。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反复中前进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争论，有没有反复，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排除干扰，能不能坚持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 高尚全
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一次，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和商品经济争论；1989至1 992年党的十四大前一次，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支持争论各方把自己的观点摆到桌面上来辩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是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并不奇怪。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反复中前进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争论，有没有反复，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排除干扰，能不能坚持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 高尚全
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一次，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和商品经济争论；1989至1 992年党的十四大前一次，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支持争论各方把自己的观点摆到桌面上来辩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是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序
新望
吴敬琏先生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其实，大大小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1990年前后的“第二次大争论”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问财富原罪”、“私产保护可否入宪”、“私营企业主可否入党”等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厉有为、李海仓都曾经是各个时期内备受关注的人物。马国川在这本书的开头说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大幕早已拉开，争论从未间断。只能说，“科龙事件”的极端例子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从这个意义上，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叫“第三次大争论”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争论与第二次、第一次大争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电脑网络的参与。在网络上，任何人的发言权都是平等的，语言也更加感性。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必须看到，有的网络言论（尤其BBS）很像30多年前的大字报：理性让位于情绪，谩骂代替了逻辑，权威们成了造反的对象。
在争论的后期，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语言和一些似曾相识的做派，毫无疑问，有人明显想开倒车。由问题而主义，我们终究还是感觉到了这场争论关乎大是大非，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郎咸平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力量。
马国川是一个年轻记者，他有年轻人的大胆和敏感，有新闻视角和大众视角，我承认，他这本书写得很热闹、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奋刻苦。我和他所供职的杂志，人手少，本职工作本来就满负荷。他担任主持人的两个时政评论栏目“观象台”和“左看右看”，难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并不时得到专家好评，成为杂志的品牌栏目。而“第三次大争论”毕竟是一个政治题材，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写政治题材就要有政治深度和政治历练，甚至要有担当政治责任的勇气。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无疑具有挑战性。同时，这也是一个理论题材。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能看出些门道来要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师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经济学家，他主张，认识和判断经济问题要学会区分假象、表象、现象、真相，能找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还能从现象上升到抽象。写这本书，把握好理论思维的火候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马国川意识到了这些，并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当我看到他几个月以来加班加点写到脸色发绿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让他继续修改下去了。好在还有更多的专家为他指点把关。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吸收了众多专家意见后的第11稿了。尽管还会有遗憾，但可以相信，全书的客观性不会有大的问题。
这场争论中，我也说过几句话，不成系统。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说法，也认为有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理论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而且，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时期，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期。有问题就应该讨论，有失误就应当矫正，有正当的利益就应当让人表达，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机会。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能不能达成共识呢争论各方的主张能不能达成一种和谐呢理论落后于实践，但改革开放已近30年，理论思维的猫头鹰也该起飞了。教训也罢，经验也罢，我们总该总结出一些珍贵的结论。我梳理了一下，这场争论所围绕的主要问题有六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大家恐怕都承认现在的体制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改不行，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这是可以有共识的。
第二，对以往改革的总体评价究竟怎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当然这里也可能夹杂着价值判断。但如果说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拿数据说话，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如何相信会有一个结论。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误。这可以理解。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设计不完善，或是政策出台的时机没有把握好，还有可能是政策在执行中走形变样。对失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需要“由主义而问题”，有争论，但不该有大的争论。
第四，继续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当前缺乏推动改革的良性动力，或者改革过程已经被“精英们”给败坏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建规则。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机构，或者打开公民维权的通道，开展社会参与式改革。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探讨的问题。
第五，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错了这些年，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科学发展观，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在与时俱进，怎么会错了呢至于一些人说的经济学中“西方的东西太多”，这纯粹是一个高校内部的课程改革问题，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大家是不是都认可其中，对“市场经济”大家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关键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那么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头路呢
以上问题，有的需要在争论中发展，譬如改革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争论是有益处的。还有些问题尽管仍然可以争论，但争下去实在没有意义了。“第三次大争论”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与人们对待争论的极端态度有关。有些人对改革怀有神圣感，听见有人反思改革就难以接受；另一些人对改革的指责上纲上线，甚至动辄“清理队伍”；还有的人一会儿把社会矛盾说得很吓人，一会儿又要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这纯粹就是在“捣糨糊”了。
新望
吴敬琏先生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其实，大大小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1990年前后的“第二次大争论”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问财富原罪”、“私产保护可否入宪”、“私营企业主可否入党”等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厉有为、李海仓都曾经是各个时期内备受关注的人物。马国川在这本书的开头说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大幕早已拉开，争论从未间断。只能说，“科龙事件”的极端例子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从这个意义上，把2004年以来的争论叫“第三次大争论”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争论与第二次、第一次大争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电脑网络的参与。在网络上，任何人的发言权都是平等的，语言也更加感性。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必须看到，有的网络言论（尤其BBS）很像30多年前的大字报：理性让位于情绪，谩骂代替了逻辑，权威们成了造反的对象。
在争论的后期，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语言和一些似曾相识的做派，毫无疑问，有人明显想开倒车。由问题而主义，我们终究还是感觉到了这场争论关乎大是大非，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郎咸平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力量。
马国川是一个年轻记者，他有年轻人的大胆和敏感，有新闻视角和大众视角，我承认，他这本书写得很热闹、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奋刻苦。我和他所供职的杂志，人手少，本职工作本来就满负荷。他担任主持人的两个时政评论栏目“观象台”和“左看右看”，难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并不时得到专家好评，成为杂志的品牌栏目。而“第三次大争论”毕竟是一个政治题材，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写政治题材就要有政治深度和政治历练，甚至要有担当政治责任的勇气。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无疑具有挑战性。同时，这也是一个理论题材。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能看出些门道来要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师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经济学家，他主张，认识和判断经济问题要学会区分假象、表象、现象、真相，能找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还能从现象上升到抽象。写这本书，把握好理论思维的火候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马国川意识到了这些，并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当我看到他几个月以来加班加点写到脸色发绿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让他继续修改下去了。好在还有更多的专家为他指点把关。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吸收了众多专家意见后的第11稿了。尽管还会有遗憾，但可以相信，全书的客观性不会有大的问题。
这场争论中，我也说过几句话，不成系统。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说法，也认为有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理论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而且，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时期，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期。有问题就应该讨论，有失误就应当矫正，有正当的利益就应当让人表达，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机会。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能不能达成共识呢争论各方的主张能不能达成一种和谐呢理论落后于实践，但改革开放已近30年，理论思维的猫头鹰也该起飞了。教训也罢，经验也罢，我们总该总结出一些珍贵的结论。我梳理了一下，这场争论所围绕的主要问题有六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大家恐怕都承认现在的体制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改不行，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这是可以有共识的。
第二，对以往改革的总体评价究竟怎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当然这里也可能夹杂着价值判断。但如果说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拿数据说话，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如何相信会有一个结论。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误。这可以理解。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设计不完善，或是政策出台的时机没有把握好，还有可能是政策在执行中走形变样。对失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需要“由主义而问题”，有争论，但不该有大的争论。
第四，继续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当前缺乏推动改革的良性动力，或者改革过程已经被“精英们”给败坏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建规则。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机构，或者打开公民维权的通道，开展社会参与式改革。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探讨的问题。
第五，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错了这些年，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科学发展观，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在与时俱进，怎么会错了呢至于一些人说的经济学中“西方的东西太多”，这纯粹是一个高校内部的课程改革问题，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大家是不是都认可其中，对“市场经济”大家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关键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那么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头路呢
以上问题，有的需要在争论中发展，譬如改革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争论是有益处的。还有些问题尽管仍然可以争论，但争下去实在没有意义了。“第三次大争论”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与人们对待争论的极端态度有关。有些人对改革怀有神圣感，听见有人反思改革就难以接受；另一些人对改革的指责上纲上线，甚至动辄“清理队伍”；还有的人一会儿把社会矛盾说得很吓人，一会儿又要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这纯粹就是在“捣糨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