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從歷史經驗看，對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爭論，有反復，並不奇怪。不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中國的改革就是在不斷反復中前進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爭論，有沒有反復，而在於我們能不能排除幹擾，能不能堅持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 高尚全
改革開放25年來，像這樣的爭論已經有過很多次。舉其大者，1981至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前一次，關於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和商品經濟爭論；1989至1 992年黨的十四大前一次，關於計劃經濟的爭論。這已經是第三次。前兩次爭論的經驗表明，衹要這種爭論能夠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來進行，支持爭論各方把自己的觀點擺到桌面上來辯論，真理總是越辯越明，是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著名經濟學家 吳敬璉
從歷史經驗看，對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爭論，有反復，並不奇怪。不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中國的改革就是在不斷反復中前進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爭論，有沒有反復，而在於我們能不能排除幹擾，能不能堅持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 高尚全
改革開放25年來，像這樣的爭論已經有過很多次。舉其大者，1981至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前一次，關於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和商品經濟爭論；1989至1 992年黨的十四大前一次，關於計劃經濟的爭論。這已經是第三次。前兩次爭論的經驗表明，衹要這種爭論能夠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來進行，支持爭論各方把自己的觀點擺到桌面上來辯論，真理總是越辯越明，是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著名經濟學家 吳敬璉
序
新望
吳敬璉先生把2004年以來的爭論稱為中國改革的“第三次大爭論”。其實，大大小小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自鄧小平南方談話終結1990年前後的“第二次大爭論”以來，關於“非公有製經濟是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問財富原罪”、“私産保護可否入憲”、“私營企業主可否入黨”等爭論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厲有為、李海倉都曾經是各個時期內備受關註的人物。馬國川在這本書的開頭說2004年8月的“郎顧之爭”“揭開第三次改革大爭論的序幕”並不十分準確，實際上大幕早已拉開，爭論從未間斷。衹能說，“科竜事件”的極端例子把國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識形態層面，從而把改革爭論推嚮了大衆，推嚮了網絡，使得這場爆發已久的爭論最終“落地”了。
從這個意義上，把2004年以來的爭論叫“第三次大爭論”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爭論與第二次、第一次大爭論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電腦網絡的參與。在網絡上，任何人的發言權都是平等的，語言也更加感性。儘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也必須看到，有的網絡言論（尤其BBS）很像30多年前的大字報：理性讓位於情緒，謾駡代替了邏輯，權威們成了造反的對象。
在爭論的後期，我們隱隱約約看到一些似曾相識的語言和一些似曾相識的做派，毫無疑問，有人明顯想開倒車。由問題而主義，我們終究還是感覺到了這場爭論關乎大是大非，關乎國傢前途命運。現在回過頭來看，郎鹹平不過是一個“中介”，他們背後還有更大的力量。
馬國川是一個年輕記者，他有年輕人的大膽和敏感，有新聞視角和大衆視角，我承認，他這本書寫得很熱鬧、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奮刻苦。我和他所供職的雜志，人手少，本職工作本來就滿負荷。他擔任主持人的兩個時政評論欄目“觀象臺”和“左看右看”，難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並不時得到專傢好評，成為雜志的品牌欄目。而“第三次大爭論”畢竟是一個政治題材，是正在發生的歷史。寫政治題材就要有政治深度和政治歷練，甚至要有擔當政治責任的勇氣。這對一個年輕記者來說，無疑具有挑戰性。同時，這也是一個理論題材。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能看出些門道來要的是理論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師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經濟學家，他主張，認識和判斷經濟問題要學會區分假象、表象、現象、真相，能找到現象之間的聯繫，進而還能從現象上升到抽象。寫這本書，把握好理論思維的火候就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馬國川意識到了這些，並在嚮這個目標努力，但當我看到他幾個月以來加班加點寫到臉色發緑的時候，我都不忍心讓他繼續修改下去了。好在還有更多的專傢為他指點把關。讀者現在看到的這本書就是吸收了衆多專傢意見後的第11稿了。儘管還會有遺憾，但可以相信，全書的客觀性不會有大的問題。
這場爭論中，我也說過幾句話，不成係統。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說法，也認為有爭論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辯越明，理論就是在爭論中得到發展。而且，現在的中國處在一個轉型的關鍵時期，是一個問題成堆的時期，也是一個利益博弈的時期。有問題就應該討論，有失誤就應當矯正，有正當的利益就應當讓人表達，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應當允許人們有不同的選擇機會。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問題能不能達成共識呢爭論各方的主張能不能達成一種和諧呢理論落後於實踐，但改革開放已近30年，理論思維的貓頭鷹也該起飛了。教訓也罷，經驗也罷，我們總該總結出一些珍貴的結論。我梳理了一下，這場爭論所圍繞的主要問題有六個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點年紀的人都知道，當初的改革是被逼出來的，不是誰拍腦袋想出來的。不改革就要被開除“球籍”，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來源。大傢恐怕都承認現在的體製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體製還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不改不行，改革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常態。這是可以有共識的。
第二，對以往改革的總體評價究竟怎樣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當然這裏也可能夾雜着價值判斷。但如果說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話，那麽就拿數據說話，按照“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如何相信會有一個結論。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誤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誤。這可以理解。失誤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設計不完善，或是政策出臺的時機沒有把握好，還有可能是政策在執行中走形變樣。對失誤，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需要“由主義而問題”，有爭論，但不該有大的爭論。
第四，繼續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一些人認為當前缺乏推動改革的良性動力，或者改革過程已經被“精英們”給敗壞了。那麽，現在的問題就是重建規則。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機構，或者打開公民維權的通道，開展社會參與式改革。改革的動力問題這或許是一個值得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共同探討的問題。
第五，改革的指導思想是不是錯了這些年，指導中國改革的是鄧小平理論，是“三個代表”重要論述，是科學發展觀，一句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一直在與時俱進，怎麽會錯了呢至於一些人說的經濟學中“西方的東西太多”，這純粹是一個高校內部的課程改革問題，無論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導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後改革的方向在哪裏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一點，大傢是不是都認可其中，對“市場經濟”大傢有相對一致的認識，關鍵是如何認識“社會主義”。那麽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頭路呢
以上問題，有的需要在爭論中發展，譬如改革的動力和機製問題，以及如何在實踐中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多爭論是有益處的。還有些問題儘管仍然可以爭論，但爭下去實在沒有意義了。“第三次大爭論”之所以“樹欲靜而風不止”，大概與人們對待爭論的極端態度有關。有些人對改革懷有神聖感，聽見有人反思改革就難以接受；另一些人對改革的指責上綱上綫，甚至動輒“清理隊伍”；還有的人一會兒把社會矛盾說得很嚇人，一會兒又要中央維護社會穩定加強黨的領導，這純粹就是在“搗糨糊”了。
新望
吳敬璉先生把2004年以來的爭論稱為中國改革的“第三次大爭論”。其實，大大小小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自鄧小平南方談話終結1990年前後的“第二次大爭論”以來，關於“非公有製經濟是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問財富原罪”、“私産保護可否入憲”、“私營企業主可否入黨”等爭論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厲有為、李海倉都曾經是各個時期內備受關註的人物。馬國川在這本書的開頭說2004年8月的“郎顧之爭”“揭開第三次改革大爭論的序幕”並不十分準確，實際上大幕早已拉開，爭論從未間斷。衹能說，“科竜事件”的極端例子把國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識形態層面，從而把改革爭論推嚮了大衆，推嚮了網絡，使得這場爆發已久的爭論最終“落地”了。
從這個意義上，把2004年以來的爭論叫“第三次大爭論”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爭論與第二次、第一次大爭論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電腦網絡的參與。在網絡上，任何人的發言權都是平等的，語言也更加感性。儘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也必須看到，有的網絡言論（尤其BBS）很像30多年前的大字報：理性讓位於情緒，謾駡代替了邏輯，權威們成了造反的對象。
在爭論的後期，我們隱隱約約看到一些似曾相識的語言和一些似曾相識的做派，毫無疑問，有人明顯想開倒車。由問題而主義，我們終究還是感覺到了這場爭論關乎大是大非，關乎國傢前途命運。現在回過頭來看，郎鹹平不過是一個“中介”，他們背後還有更大的力量。
馬國川是一個年輕記者，他有年輕人的大膽和敏感，有新聞視角和大衆視角，我承認，他這本書寫得很熱鬧、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奮刻苦。我和他所供職的雜志，人手少，本職工作本來就滿負荷。他擔任主持人的兩個時政評論欄目“觀象臺”和“左看右看”，難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並不時得到專傢好評，成為雜志的品牌欄目。而“第三次大爭論”畢竟是一個政治題材，是正在發生的歷史。寫政治題材就要有政治深度和政治歷練，甚至要有擔當政治責任的勇氣。這對一個年輕記者來說，無疑具有挑戰性。同時，這也是一個理論題材。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能看出些門道來要的是理論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師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經濟學家，他主張，認識和判斷經濟問題要學會區分假象、表象、現象、真相，能找到現象之間的聯繫，進而還能從現象上升到抽象。寫這本書，把握好理論思維的火候就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馬國川意識到了這些，並在嚮這個目標努力，但當我看到他幾個月以來加班加點寫到臉色發緑的時候，我都不忍心讓他繼續修改下去了。好在還有更多的專傢為他指點把關。讀者現在看到的這本書就是吸收了衆多專傢意見後的第11稿了。儘管還會有遺憾，但可以相信，全書的客觀性不會有大的問題。
這場爭論中，我也說過幾句話，不成係統。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說法，也認為有爭論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辯越明，理論就是在爭論中得到發展。而且，現在的中國處在一個轉型的關鍵時期，是一個問題成堆的時期，也是一個利益博弈的時期。有問題就應該討論，有失誤就應當矯正，有正當的利益就應當讓人表達，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應當允許人們有不同的選擇機會。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問題能不能達成共識呢爭論各方的主張能不能達成一種和諧呢理論落後於實踐，但改革開放已近30年，理論思維的貓頭鷹也該起飛了。教訓也罷，經驗也罷，我們總該總結出一些珍貴的結論。我梳理了一下，這場爭論所圍繞的主要問題有六個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點年紀的人都知道，當初的改革是被逼出來的，不是誰拍腦袋想出來的。不改革就要被開除“球籍”，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來源。大傢恐怕都承認現在的體製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體製還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不改不行，改革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常態。這是可以有共識的。
第二，對以往改革的總體評價究竟怎樣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當然這裏也可能夾雜着價值判斷。但如果說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話，那麽就拿數據說話，按照“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如何相信會有一個結論。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誤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誤。這可以理解。失誤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設計不完善，或是政策出臺的時機沒有把握好，還有可能是政策在執行中走形變樣。對失誤，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需要“由主義而問題”，有爭論，但不該有大的爭論。
第四，繼續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一些人認為當前缺乏推動改革的良性動力，或者改革過程已經被“精英們”給敗壞了。那麽，現在的問題就是重建規則。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機構，或者打開公民維權的通道，開展社會參與式改革。改革的動力問題這或許是一個值得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共同探討的問題。
第五，改革的指導思想是不是錯了這些年，指導中國改革的是鄧小平理論，是“三個代表”重要論述，是科學發展觀，一句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一直在與時俱進，怎麽會錯了呢至於一些人說的經濟學中“西方的東西太多”，這純粹是一個高校內部的課程改革問題，無論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導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後改革的方向在哪裏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一點，大傢是不是都認可其中，對“市場經濟”大傢有相對一致的認識，關鍵是如何認識“社會主義”。那麽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頭路呢
以上問題，有的需要在爭論中發展，譬如改革的動力和機製問題，以及如何在實踐中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多爭論是有益處的。還有些問題儘管仍然可以爭論，但爭下去實在沒有意義了。“第三次大爭論”之所以“樹欲靜而風不止”，大概與人們對待爭論的極端態度有關。有些人對改革懷有神聖感，聽見有人反思改革就難以接受；另一些人對改革的指責上綱上綫，甚至動輒“清理隊伍”；還有的人一會兒把社會矛盾說得很嚇人，一會兒又要中央維護社會穩定加強黨的領導，這純粹就是在“搗糨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