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多麗絲・萊辛，2007年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1919年10月22日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英國人。六歲時，隨父母移居津巴布韋。儘管萊辛在非洲度過了艱苦並且不快樂的童年，但在其筆下的非洲，她對英國殖民者的艱難和當地土著的睏境都充滿了同情。萊辛十五歲時離開教會學校，四處打工謀生，作過秘書、打字員、小職員等。一九四九年，第二次婚姻失敗後的萊辛，回到英國定居，並於同年出版了處女作《青草在歌唱》，描寫了種族歧視在非洲給白人和黑人帶來的悲劇。萊辛隨後創作了五部係列的小說《暴力的孩子》，描寫了女主人公瑪莎在一個充滿歧視和不平等社會的艱難歷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萊辛還創作了一係列科幻小說，如《南船座中的老人星》等，以科幻的形式思考人類歷史和命運。在創作了大量小說以外，萊辛還著有詩歌、散文、劇本等。主要作品包括《金色筆記》，《野草在唱歌》等。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0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多麗絲・萊辛的自傳，記述了作者1949年從非洲來到倫敦至1962年寫作其重要作品《金色筆記》這段時間的經歷。全書細緻地刻畫了作者本人的生活與奮鬥歷程以及上世紀50年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潮的變遷。
多麗絲・萊辛，2007年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1919年10月22日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英國人。六歲時，隨父母移居津巴布韋。儘管萊辛在非洲度過了艱苦並且不快樂的童年，但在其筆下的非洲，她對英國殖民者的艱難和當地土著的睏境都充滿了同情。萊辛十五歲時離開教會學校，四處打工謀生，作過秘書、打字員、小職員等。一九四九年，第二次婚姻失敗後的萊辛，回到英國定居，並於同年出版了處女作《青草在歌唱》，描寫了種族歧視在非洲給白人和黑人帶來的悲劇。萊辛隨後創作了五部係列的小說《暴力的孩子》，描寫了女主人公瑪莎在一個充滿歧視和不平等社會的艱難歷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萊辛還創作了一係列科幻小說，如《南船座中的老人星》等，以科幻的形式思考人類歷史和命運。在創作了大量小說以外，萊辛還著有詩歌、散文、劇本等。主要作品包括《金色筆記》，《野草在唱歌》等。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0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多麗絲・萊辛的自傳，記述了作者1949年從非洲來到倫敦至1962年寫作其重要作品《金色筆記》這段時間的經歷。全書細緻地刻畫了作者本人的生活與奮鬥歷程以及上世紀50年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潮的變遷。
在高高的輪船甲板上，我抱起我的小兒子：“看，那裏就是倫敦。”港區：泥濘的小港灣、水道，灰蒙蒙的漸漸朽掉的木墻、房梁、起重機，纖夫，還有大大小小的船衹。這孩子一定會認為：船，起重機，水，這些共同組成了一個港灣城市，這就是倫敦。然而對於我，真正的倫敦還沒有到達，就像我真正的生活還沒有開始一樣。如果沒有戰爭，我早在幾年之前就該開始我在倫敦的生活了。
我是樂觀的並且對未來充滿了信心，雖然我衹有極少的、不到150英鎊的財産。我第一篇小說的手稿《野草在歌唱》已經賣給了約翰內斯堡的一個出版商。他們告訴我出版這本書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因為它太具有顛覆性了，故事性也不強。我帶着兩箱書――我離不開它們，還有一些衣服和可以忽略不計的珠寶。媽媽出於憐憫，給了我一些錢，我沒有要，因為她自己的錢也少得可憐。除此之外，這次旅途最根本地講是離她而去，離開傢，離開可怕的狹隘的鄉村――南羅德西亞。在那個地方，在每次認真的交流中，充溢着種族禁律和黑人貧窮的生活。我是自由的。畢竟我還可以完全屬於我自己。至少，我能感受到自己被自己創造着，被自己滿足着。我是在描述一個少年嗎？不，我已經快三十歲了。曾經有兩段婚姻，但是我怎麽都感覺不到我曾經真正地結過婚。
我也非常的疲憊，因為我這個兩歲半的孩子在一個月的旅程中每天五點就醒，歡呼雀躍地迎來新的一天，然後會在每天晚上十點極不情願地睡下。這一早一晚之間，他沒有一刻的安靜，除非我給他講故事，唱兒歌，每天都得四五個小時。他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也一直都有那樣的一些想法――也許說是感受更為恰當――這種感受讓每一個從南非來的人感到厭煩，他們沒有見過白人從船上卸貨以及做沉重的體力勞動，因為這些都是留給黑人做的。許多白人看到白人像黑人那樣工作，會感到不自在和恐怖。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們這些工人是工人階級，並且從那時起我就堅信歷史的邏輯必然使這個階級生存下去。他們――底下的這些艱苦的、強壯的勞動者――當然，像我這樣的人，便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我寫下這些並沒有奚落的意思。那是不誠實的。成千上萬的人都在這樣思考，用這樣的語言方式。
我為第二捲自傳準備了相當多的資料，不想讓它成為一本無趣的、冗長晦澀的論文集。在一本名叫《英國人的追尋》的小册子裏，我深入細緻地描寫了自己在倫敦生活的頭幾個月。這本書恰好接近於我有所追求的那個時期，隨即，問題來了――當然是文學問題。在那本書中，我盡量做到足夠的真實。兩個人物因誹謗的原因被改變了，而現在也衹能這樣。但是毫無疑問，那本書不會像我現在所寫的這本書那樣的真實。寫作口吻會是不同的，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本小册子更像一本小說。它有着自己的人物和節奏。它將生活形容得無比美麗。至少在一件事上它是絶對真實的：當我剛到倫敦時，我仿佛立刻回到孩提時代，孩子般地去看、去感受，人，建築，公交車，街道……在孩子最直觀的感覺中，所有的東西都被放大了，那麽的亮，又那麽的黑，充斥着各種味道，熙熙攘攘。如今，我不再那樣感受倫敦了。那是一座具有狄更斯式誇張描述的城市，我不是說我透過狄更斯的面紗來看倫敦，而是在分享狄更斯時代奇異的視角――在超現實的邊緣。
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倫敦早已消融了，甚至人們很難相信那個時代曾經存在過。沒有油漆過的建築物都褪了色，開裂，乏味，灰暗；是被戰爭毀壞的，一些地方全部毀滅，在他們的下面是充滿了髒水的洞，曾經是一個地窖，還有常常突然侵襲的大霧――那是在空氣淨化運動前。這讓衹知道今日之倫敦的人們無法想象，尤其當他們自豪於倫敦幹淨的建築，人群聚集的咖啡廳和餐館，美食與咖啡，午夜之後年輕人尋找娛樂的繁華的街道。那時，沒有咖啡館，沒有好的飯店。衣服是戰時“簡樸”風格，灰暗醜陋。人們十點都進屋了，街道空空如也。大食堂，戰爭期間國傢給予補助，往往是一個街區唯一的能吃東西的地方。他們提供好吃的葷菜，難吃的素菜，兒童布丁。裏昂飯店對於普通人來說是就餐的最高等級――我記得那裏有魚和薯條，還有土司加雞蛋。也有為富人準備的不錯的飯店，他們試圖避開麻煩，因為那裏的狀況與戰爭期間實行的嚴格配給製格格不入。在英倫三島上買到一杯像樣的咖啡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酒館就算唯一的市民社會了，但是它們十一點就關了，而且你想進酒吧必須得氣質優雅。或者，我得說“那時不得不”如此，因為他們變化太大，不會再給圈外人一個熱愛俱樂部的感覺，每個集團都有自己的成員或“規矩”，圈外人必須忍受。配給仍然繼續。戰爭也在拖延，不僅在戰區，也在人民的意識與行為中。任何的交談都傾嚮於談及戰爭，就像是野獸舔舐自己的傷處。到處充滿着恐慌，充溢着疲倦。
我是樂觀的並且對未來充滿了信心，雖然我衹有極少的、不到150英鎊的財産。我第一篇小說的手稿《野草在歌唱》已經賣給了約翰內斯堡的一個出版商。他們告訴我出版這本書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因為它太具有顛覆性了，故事性也不強。我帶着兩箱書――我離不開它們，還有一些衣服和可以忽略不計的珠寶。媽媽出於憐憫，給了我一些錢，我沒有要，因為她自己的錢也少得可憐。除此之外，這次旅途最根本地講是離她而去，離開傢，離開可怕的狹隘的鄉村――南羅德西亞。在那個地方，在每次認真的交流中，充溢着種族禁律和黑人貧窮的生活。我是自由的。畢竟我還可以完全屬於我自己。至少，我能感受到自己被自己創造着，被自己滿足着。我是在描述一個少年嗎？不，我已經快三十歲了。曾經有兩段婚姻，但是我怎麽都感覺不到我曾經真正地結過婚。
我也非常的疲憊，因為我這個兩歲半的孩子在一個月的旅程中每天五點就醒，歡呼雀躍地迎來新的一天，然後會在每天晚上十點極不情願地睡下。這一早一晚之間，他沒有一刻的安靜，除非我給他講故事，唱兒歌，每天都得四五個小時。他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也一直都有那樣的一些想法――也許說是感受更為恰當――這種感受讓每一個從南非來的人感到厭煩，他們沒有見過白人從船上卸貨以及做沉重的體力勞動，因為這些都是留給黑人做的。許多白人看到白人像黑人那樣工作，會感到不自在和恐怖。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們這些工人是工人階級，並且從那時起我就堅信歷史的邏輯必然使這個階級生存下去。他們――底下的這些艱苦的、強壯的勞動者――當然，像我這樣的人，便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我寫下這些並沒有奚落的意思。那是不誠實的。成千上萬的人都在這樣思考，用這樣的語言方式。
我為第二捲自傳準備了相當多的資料，不想讓它成為一本無趣的、冗長晦澀的論文集。在一本名叫《英國人的追尋》的小册子裏，我深入細緻地描寫了自己在倫敦生活的頭幾個月。這本書恰好接近於我有所追求的那個時期，隨即，問題來了――當然是文學問題。在那本書中，我盡量做到足夠的真實。兩個人物因誹謗的原因被改變了，而現在也衹能這樣。但是毫無疑問，那本書不會像我現在所寫的這本書那樣的真實。寫作口吻會是不同的，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本小册子更像一本小說。它有着自己的人物和節奏。它將生活形容得無比美麗。至少在一件事上它是絶對真實的：當我剛到倫敦時，我仿佛立刻回到孩提時代，孩子般地去看、去感受，人，建築，公交車，街道……在孩子最直觀的感覺中，所有的東西都被放大了，那麽的亮，又那麽的黑，充斥着各種味道，熙熙攘攘。如今，我不再那樣感受倫敦了。那是一座具有狄更斯式誇張描述的城市，我不是說我透過狄更斯的面紗來看倫敦，而是在分享狄更斯時代奇異的視角――在超現實的邊緣。
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倫敦早已消融了，甚至人們很難相信那個時代曾經存在過。沒有油漆過的建築物都褪了色，開裂，乏味，灰暗；是被戰爭毀壞的，一些地方全部毀滅，在他們的下面是充滿了髒水的洞，曾經是一個地窖，還有常常突然侵襲的大霧――那是在空氣淨化運動前。這讓衹知道今日之倫敦的人們無法想象，尤其當他們自豪於倫敦幹淨的建築，人群聚集的咖啡廳和餐館，美食與咖啡，午夜之後年輕人尋找娛樂的繁華的街道。那時，沒有咖啡館，沒有好的飯店。衣服是戰時“簡樸”風格，灰暗醜陋。人們十點都進屋了，街道空空如也。大食堂，戰爭期間國傢給予補助，往往是一個街區唯一的能吃東西的地方。他們提供好吃的葷菜，難吃的素菜，兒童布丁。裏昂飯店對於普通人來說是就餐的最高等級――我記得那裏有魚和薯條，還有土司加雞蛋。也有為富人準備的不錯的飯店，他們試圖避開麻煩，因為那裏的狀況與戰爭期間實行的嚴格配給製格格不入。在英倫三島上買到一杯像樣的咖啡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酒館就算唯一的市民社會了，但是它們十一點就關了，而且你想進酒吧必須得氣質優雅。或者，我得說“那時不得不”如此，因為他們變化太大，不會再給圈外人一個熱愛俱樂部的感覺，每個集團都有自己的成員或“規矩”，圈外人必須忍受。配給仍然繼續。戰爭也在拖延，不僅在戰區，也在人民的意識與行為中。任何的交談都傾嚮於談及戰爭，就像是野獸舔舐自己的傷處。到處充滿着恐慌，充溢着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