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在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中国的再度崛起。经历了200年内忧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奋斗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和适应的现实。
我一向不太赞同用"崛起"（注：英语世界中对"中国的崛起"有两种表述，较早的一种表述是"the rise of China"，不过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使用"the emergence of China"。）来描述这一过程，因为中国在世界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邦：最初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古代，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辉煌灿烂的先进文明，曾傲然屹立于世界之颠长达千年之久，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即便是在几乎已沦落亡国深渊的70年前，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否定过。因此，我更倾向于用"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一表述方式来形容这个过程。要说"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话，也应该是一度（短暂）衰落之后的"重新崛起"。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也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崛起"一词使用不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再度崛起"。（见约瑟夫·奈《中国使人意识到和平的可贵》，载新加坡《海峡时报》2005年3月18日。）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这两者如同一枚分币的正反两面，因为，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是高度关联和互为影响的：理解是建立善意的前提，而善意又是开启理解之门的钥匙。因此，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如果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它重新崛起和复兴的路途中尽可能地一帆风顺，比理想和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拥有一颗理性、开放而健全的心灵。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后，中国就被痛苦地纳入"世界现代历史"的轨道。100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推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半世纪，世界和中国都已经面目全非，但我深信，我们的先辈在奋斗过程经历过与我们相同的迷茫和痛苦，看到过与我们看到的相似的希望曙光，也面临过与我们同样的问题。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可能拥有我们的前几代人所不具备的幸运女神的眷顾。
然而，就像人们时常引用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幸运女神不会眷顾没有准备好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人的终极关怀始终留存于尘世，历史上的无限辉煌和近代的惨痛创伤纠缠在一起，使得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富强构成了支撑现代中国人生活信念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民族神话"。（注：在这里，我是在西方语言的概念上使用"神话"这个词的。中文"神话"的英语单词是Myth，但在英语中，Myth除了中文中的意义之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它指一种一元的、绝对的、封闭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的话语体系，有点类似于现代人常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y），因此也有人用音义结合的方式十分传神地将Myth翻译为"迷思"。在西方语言中，与神话相对应的是"科学"，意指一种多元的、相对的、开放的、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来获得"进步"的话语体系。）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神话"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还是得自于我们自身传统的忠、孝、仁、义等等所有理念都只是实现"强国梦"这个最高价值的手段或工具，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或只具备次一等的价值。然而，就我个人的研究结果而言，这个"迷思"正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历程一再受挫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华民族的百年强国梦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再次破灭的话，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在精神层面上走出这个"民族神话"。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许只有当我们不再将国家民族的统一与强大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时，它才有可能真正降临。而走出这个"民族神话"的前提是充分地解剖、分析和理解它，这就是我所谓的民族复兴需要做的准备。所谓"准备"，归根结底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准备：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
在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中国的再度崛起。经历了200年内忧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奋斗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和适应的现实。
我一向不太赞同用"崛起"（注：英语世界中对"中国的崛起"有两种表述，较早的一种表述是"the rise of China"，不过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使用"the emergence of China"。）来描述这一过程，因为中国在世界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邦：最初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古代，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辉煌灿烂的先进文明，曾傲然屹立于世界之颠长达千年之久，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即便是在几乎已沦落亡国深渊的70年前，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否定过。因此，我更倾向于用"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一表述方式来形容这个过程。要说"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话，也应该是一度（短暂）衰落之后的"重新崛起"。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也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崛起"一词使用不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再度崛起"。（见约瑟夫·奈《中国使人意识到和平的可贵》，载新加坡《海峡时报》2005年3月18日。）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这两者如同一枚分币的正反两面，因为，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是高度关联和互为影响的：理解是建立善意的前提，而善意又是开启理解之门的钥匙。因此，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如果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它重新崛起和复兴的路途中尽可能地一帆风顺，比理想和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拥有一颗理性、开放而健全的心灵。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后，中国就被痛苦地纳入"世界现代历史"的轨道。100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推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半世纪，世界和中国都已经面目全非，但我深信，我们的先辈在奋斗过程经历过与我们相同的迷茫和痛苦，看到过与我们看到的相似的希望曙光，也面临过与我们同样的问题。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可能拥有我们的前几代人所不具备的幸运女神的眷顾。
然而，就像人们时常引用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幸运女神不会眷顾没有准备好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人的终极关怀始终留存于尘世，历史上的无限辉煌和近代的惨痛创伤纠缠在一起，使得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富强构成了支撑现代中国人生活信念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民族神话"。（注：在这里，我是在西方语言的概念上使用"神话"这个词的。中文"神话"的英语单词是Myth，但在英语中，Myth除了中文中的意义之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它指一种一元的、绝对的、封闭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的话语体系，有点类似于现代人常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y），因此也有人用音义结合的方式十分传神地将Myth翻译为"迷思"。在西方语言中，与神话相对应的是"科学"，意指一种多元的、相对的、开放的、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来获得"进步"的话语体系。）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神话"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还是得自于我们自身传统的忠、孝、仁、义等等所有理念都只是实现"强国梦"这个最高价值的手段或工具，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或只具备次一等的价值。然而，就我个人的研究结果而言，这个"迷思"正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历程一再受挫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华民族的百年强国梦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再次破灭的话，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在精神层面上走出这个"民族神话"。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许只有当我们不再将国家民族的统一与强大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时，它才有可能真正降临。而走出这个"民族神话"的前提是充分地解剖、分析和理解它，这就是我所谓的民族复兴需要做的准备。所谓"准备"，归根结底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准备：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
百多年来，曾经有无数的难题横亘在这个国家面前，困扰着这个民族，随着时代的飞速变化，绝大多数那个年代的"问题"如今早已成云烟，许多当时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今天也已不再必要。不过，有些问题却是永恒的，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例如所谓"古今中西之辩"（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维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与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关系问题）等等。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甚至对于这些问题本身的理解都会持续地争论下去，这将促进我们的心智不断成熟。而我始终认为，我们民族长达200年的"现代转型"能否最终修成正果，从根本上取决于民族的整体心智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向成熟。
1．走出"历史悲情"
2007年春节，我利用长假去了一趟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比明媚的地中海风情更令人感慨的是：几乎在每个景点，来自中国的游客都占到大多数。在一些特别著名的景区，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空气中到处飘荡着亲切的普通话，到处是喜庆的红灯笼和春联……若不是有充满异域情调的街道和建筑作为背景，真让人恍如置身国内的沿海某地。每年的一、二月份照例是旅游的淡季，但仅仅因为中国春节放长假的缘故，这一小段时间却突然变成了国际旅游业最强劲的"旺季"。仅凭这一点，世界就足以充分感受到中国蕴藏的潜力。
旅行是各种不同文化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最好载体，旅行使我们有机会直面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他们"，也使"我们"有机会暴露在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另一种目光的审视之中。而当我们站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并学会改换一个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身上许多平时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就会获得新的意义。因而，旅行不仅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世界，而且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我相信，这种感受是很多读者都曾有过的。随着今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中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越来越多的国人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几年中每一次出国旅行或其他形式的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都在不断加深我的一个固有观点：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政治等许多外在的领域正在日益"崛起"为一个大国，甚至强国；另一方面，我们民族的心灵却远远没有为这种"崛起"做好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要说"大国心态"，就连当代国际社会中一个正常民族的普通心态都不完全具备。至于我们何时和怎样才能具备大国心态，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也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探讨的中心话题。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民族在尚未具备大国心态的时候就仓促崛起为一个大国，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就像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突然中大奖成为亿万富翁对他自己来说未必是好事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同意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最需要得到大力倡导的不是"大国意识"，而是"公民意识"。（见《与其强调大国意识 不如强调公民意识》，载2007年5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
2002年初春的某一个傍晚，我和一群上海客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中餐馆吃晚饭，老板是个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落座点菜之后隔了大约半小时，非但一个菜都没上，甚至连壶茶都没上，而比我们晚来的几个老外却反而早于我们在一旁大快朵颐。几经催促，我们的饭菜终于慢吞吞端上餐桌，谁料到我们点的蛤蜊竟然有股明显的不新鲜味道！按捺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整个一桌中没有一个人去向老板交涉餐馆的服务态度和食品卫生问题，而是异口同声地指责他凭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鉴于老板本人也是个华人，情形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实际上，由于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品服务进出口的迅猛增长，最近十多年来类似的"涉外纠纷"我们见的很多。虽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所有的"涉外矛盾"，哪怕一些纯粹的经贸纠纷--从越来越多国外进口产品质量问题到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官司--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被国内主流舆论公开解读或暗示为一种对我们的"民族歧视"。而一旦话题被引入这样一个敏感的领域，问题就变得不再是根据交易的协议--如召回、赔偿等--可以解决的了，而必须诉诸认错、道歉之类关乎尊严的举动。
1．走出"历史悲情"
2007年春节，我利用长假去了一趟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比明媚的地中海风情更令人感慨的是：几乎在每个景点，来自中国的游客都占到大多数。在一些特别著名的景区，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空气中到处飘荡着亲切的普通话，到处是喜庆的红灯笼和春联……若不是有充满异域情调的街道和建筑作为背景，真让人恍如置身国内的沿海某地。每年的一、二月份照例是旅游的淡季，但仅仅因为中国春节放长假的缘故，这一小段时间却突然变成了国际旅游业最强劲的"旺季"。仅凭这一点，世界就足以充分感受到中国蕴藏的潜力。
旅行是各种不同文化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最好载体，旅行使我们有机会直面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他们"，也使"我们"有机会暴露在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另一种目光的审视之中。而当我们站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并学会改换一个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身上许多平时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就会获得新的意义。因而，旅行不仅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世界，而且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我相信，这种感受是很多读者都曾有过的。随着今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中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越来越多的国人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几年中每一次出国旅行或其他形式的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都在不断加深我的一个固有观点：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政治等许多外在的领域正在日益"崛起"为一个大国，甚至强国；另一方面，我们民族的心灵却远远没有为这种"崛起"做好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要说"大国心态"，就连当代国际社会中一个正常民族的普通心态都不完全具备。至于我们何时和怎样才能具备大国心态，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也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探讨的中心话题。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民族在尚未具备大国心态的时候就仓促崛起为一个大国，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就像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突然中大奖成为亿万富翁对他自己来说未必是好事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同意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最需要得到大力倡导的不是"大国意识"，而是"公民意识"。（见《与其强调大国意识 不如强调公民意识》，载2007年5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
2002年初春的某一个傍晚，我和一群上海客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中餐馆吃晚饭，老板是个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落座点菜之后隔了大约半小时，非但一个菜都没上，甚至连壶茶都没上，而比我们晚来的几个老外却反而早于我们在一旁大快朵颐。几经催促，我们的饭菜终于慢吞吞端上餐桌，谁料到我们点的蛤蜊竟然有股明显的不新鲜味道！按捺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整个一桌中没有一个人去向老板交涉餐馆的服务态度和食品卫生问题，而是异口同声地指责他凭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鉴于老板本人也是个华人，情形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实际上，由于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品服务进出口的迅猛增长，最近十多年来类似的"涉外纠纷"我们见的很多。虽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所有的"涉外矛盾"，哪怕一些纯粹的经贸纠纷--从越来越多国外进口产品质量问题到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官司--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被国内主流舆论公开解读或暗示为一种对我们的"民族歧视"。而一旦话题被引入这样一个敏感的领域，问题就变得不再是根据交易的协议--如召回、赔偿等--可以解决的了，而必须诉诸认错、道歉之类关乎尊严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