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中華復興"與"大國精神"
在這個世紀的人類歷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註定要發生，那就是中國的再度崛起。經歷了200年內憂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奮鬥之後，古老的中華文明的復興將成為整個世界都必須認真面對和適應的現實。
我一嚮不太贊同用"崛起"（註：英語世界中對"中國的崛起"有兩種表述，較早的一種表述是"the rise of China"，不過目前大多數人傾嚮於使用"the emergence of China"。）來描述這一過程，因為中國在世界上從來就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邦：最初的華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在古代，中華民族創造了無比輝煌燦爛的先進文明，曾傲然屹立於世界之顛長達千年之久，為整個人類歷史的進步作出過無與倫比的貢獻，並留下了豐富的遺産。即便是在幾乎已淪落亡國深淵的70年前，中國在當時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沒有被否定過。因此，我更傾嚮於用"中華文明的復興"這一表述方式來形容這個過程。要說"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話，也應該是一度（短暫）衰落之後的"重新崛起"。因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著名的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也曾撰文指出，"中國的崛起"一詞使用不當，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再度崛起"。（見約瑟夫·奈《中國使人意識到和平的可貴》，載新加坡《海峽時報》2005年3月18日。）
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中，鑒於中國的疆域範圍、人口規模以及在歷史上曾經達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遠不衹是這個東方大國內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僅關乎十多億炎黃子孫的命運，也將對全人類的福祉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復興的過程及其對世界而言的後果，一方面取决於中華文明的內在價值體係和當代中國民衆及中國政治傢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於世界對中國的態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準備承認中國的重新崛起，並始終以寬容友善的姿態接納它、幫助它，那麽，中國復興的過程將會一片坦途，世界也將在這一過程中分享到極大的好處；相反，如果世界對中國的重新崛起充滿懷疑和恐懼，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麽，中國復興的過程必將伴隨着痛苦和挫折，整個世界也將不得不同中國一起承受這個過程所帶來的不幸乃至災難。
這兩者如同一枚分幣的正反兩面，因為，世界--特別是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和態度與中國對世界的認識和態度是高度關聯和互為影響的：理解是建立善意的前提，而善意又是開啓理解之門的鑰匙。因此，對於我們--當代中國人--而言，如果希望我們的國傢和民族能夠在它重新崛起和復興的路途中盡可能地一帆風順，比理想和熱情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擁有一顆理性、開放而健全的心靈。
自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武力迫使中國打開國門以後，中國就被痛苦地納入"世界現代歷史"的軌道。100多年來，無數中華兒女為了民族獨立、國傢富強和人民幸福前赴後繼，上下求索，推動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歷史已經翻過了一個半世紀，世界和中國都已經面目全非，但我深信，我們的先輩在奮鬥過程經歷過與我們相同的迷茫和痛苦，看到過與我們看到的相似的希望曙光，也面臨過與我們同樣的問題。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很可能擁有我們的前幾代人所不具備的幸運女神的眷顧。
然而，就像人們時常引用的一句諺語說的那樣，幸運女神不會眷顧沒有準備好的人。在中國這樣一個歷來缺乏宗教傳統的社會，人的終極關懷始終留存於塵世，歷史上的無限輝煌和近代的慘痛創傷糾纏在一起，使得爭取國傢的獨立、統一和富強構成了支撐現代中國人生活信念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民族神話"。（註：在這裏，我是在西方語言的概念上使用"神話"這個詞的。中文"神話"的英語單詞是Myth，但在英語中，Myth除了中文中的意義之外，還有更深一層含義。它指一種一元的、絶對的、封閉的、自我循環和自我強化的話語體係，有點類似於現代人常說的意識形態（Ideology），因此也有人用音義結合的方式十分傳神地將Myth翻譯為"迷思"。在西方語言中，與神話相對應的是"科學"，意指一種多元的、相對的、開放的、通過不斷的自我否定來獲得"進步"的話語體係。）對絶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個"民族神話"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無論是來自西方的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還是得自於我們自身傳統的忠、孝、仁、義等等所有理念都衹是實現"強國夢"這個最高價值的手段或工具，它們本身並不具備價值，或衹具備次一等的價值。然而，就我個人的研究結果而言，這個"迷思"正是導致中國現代化歷程一再受挫的决定性因素（當然，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如果我們不希望中華民族的百年強國夢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再次破滅的話，我們不但需要繼續像我們的前輩那樣付出艱苦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我們首先要在精神層面上走出這個"民族神話"。這就是歷史辯證法的真諦所在：也許衹有當我們不再將國傢民族的統一與強大視為壓倒一切的最高價值時，它纔有可能真正降臨。而走出這個"民族神話"的前提是充分地解剖、分析和理解它，這就是我所謂的民族復興需要做的準備。所謂"準備"，歸根結底是思想和精神層面的準備：國傢崛起、民族復興的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復興"。
在這個世紀的人類歷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註定要發生，那就是中國的再度崛起。經歷了200年內憂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奮鬥之後，古老的中華文明的復興將成為整個世界都必須認真面對和適應的現實。
我一嚮不太贊同用"崛起"（註：英語世界中對"中國的崛起"有兩種表述，較早的一種表述是"the rise of China"，不過目前大多數人傾嚮於使用"the emergence of China"。）來描述這一過程，因為中國在世界上從來就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邦：最初的華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在古代，中華民族創造了無比輝煌燦爛的先進文明，曾傲然屹立於世界之顛長達千年之久，為整個人類歷史的進步作出過無與倫比的貢獻，並留下了豐富的遺産。即便是在幾乎已淪落亡國深淵的70年前，中國在當時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沒有被否定過。因此，我更傾嚮於用"中華文明的復興"這一表述方式來形容這個過程。要說"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話，也應該是一度（短暫）衰落之後的"重新崛起"。因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著名的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也曾撰文指出，"中國的崛起"一詞使用不當，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再度崛起"。（見約瑟夫·奈《中國使人意識到和平的可貴》，載新加坡《海峽時報》2005年3月18日。）
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中，鑒於中國的疆域範圍、人口規模以及在歷史上曾經達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遠不衹是這個東方大國內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僅關乎十多億炎黃子孫的命運，也將對全人類的福祉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復興的過程及其對世界而言的後果，一方面取决於中華文明的內在價值體係和當代中國民衆及中國政治傢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於世界對中國的態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準備承認中國的重新崛起，並始終以寬容友善的姿態接納它、幫助它，那麽，中國復興的過程將會一片坦途，世界也將在這一過程中分享到極大的好處；相反，如果世界對中國的重新崛起充滿懷疑和恐懼，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麽，中國復興的過程必將伴隨着痛苦和挫折，整個世界也將不得不同中國一起承受這個過程所帶來的不幸乃至災難。
這兩者如同一枚分幣的正反兩面，因為，世界--特別是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和態度與中國對世界的認識和態度是高度關聯和互為影響的：理解是建立善意的前提，而善意又是開啓理解之門的鑰匙。因此，對於我們--當代中國人--而言，如果希望我們的國傢和民族能夠在它重新崛起和復興的路途中盡可能地一帆風順，比理想和熱情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擁有一顆理性、開放而健全的心靈。
自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武力迫使中國打開國門以後，中國就被痛苦地納入"世界現代歷史"的軌道。100多年來，無數中華兒女為了民族獨立、國傢富強和人民幸福前赴後繼，上下求索，推動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歷史已經翻過了一個半世紀，世界和中國都已經面目全非，但我深信，我們的先輩在奮鬥過程經歷過與我們相同的迷茫和痛苦，看到過與我們看到的相似的希望曙光，也面臨過與我們同樣的問題。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很可能擁有我們的前幾代人所不具備的幸運女神的眷顧。
然而，就像人們時常引用的一句諺語說的那樣，幸運女神不會眷顧沒有準備好的人。在中國這樣一個歷來缺乏宗教傳統的社會，人的終極關懷始終留存於塵世，歷史上的無限輝煌和近代的慘痛創傷糾纏在一起，使得爭取國傢的獨立、統一和富強構成了支撐現代中國人生活信念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民族神話"。（註：在這裏，我是在西方語言的概念上使用"神話"這個詞的。中文"神話"的英語單詞是Myth，但在英語中，Myth除了中文中的意義之外，還有更深一層含義。它指一種一元的、絶對的、封閉的、自我循環和自我強化的話語體係，有點類似於現代人常說的意識形態（Ideology），因此也有人用音義結合的方式十分傳神地將Myth翻譯為"迷思"。在西方語言中，與神話相對應的是"科學"，意指一種多元的、相對的、開放的、通過不斷的自我否定來獲得"進步"的話語體係。）對絶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個"民族神話"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無論是來自西方的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還是得自於我們自身傳統的忠、孝、仁、義等等所有理念都衹是實現"強國夢"這個最高價值的手段或工具，它們本身並不具備價值，或衹具備次一等的價值。然而，就我個人的研究結果而言，這個"迷思"正是導致中國現代化歷程一再受挫的决定性因素（當然，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如果我們不希望中華民族的百年強國夢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再次破滅的話，我們不但需要繼續像我們的前輩那樣付出艱苦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我們首先要在精神層面上走出這個"民族神話"。這就是歷史辯證法的真諦所在：也許衹有當我們不再將國傢民族的統一與強大視為壓倒一切的最高價值時，它纔有可能真正降臨。而走出這個"民族神話"的前提是充分地解剖、分析和理解它，這就是我所謂的民族復興需要做的準備。所謂"準備"，歸根結底是思想和精神層面的準備：國傢崛起、民族復興的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復興"。
百多年來，曾經有無數的難題橫亙在這個國傢面前，睏擾着這個民族，隨着時代的飛速變化，絶大多數那個年代的"問題"如今早已成雲煙，許多當時重要而緊迫的問題今天也已不再必要。不過，有些問題卻是永恆的，至少在相當長時間內是我們不得不直面的。例如所謂"古今中西之辯"（用現代的話語來說，就是維護和發揚民族傳統文化與順應世界現代化潮流的關係問題）等等。人們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甚至對於這些問題本身的理解都會持續地爭論下去，這將促進我們的心智不斷成熟。而我始終認為，我們民族長達200年的"現代轉型"能否最終修成正果，從根本上取决於民族的整體心智能否在較短的時間內邁嚮成熟。
1．走出"歷史悲情"
2007年春節，我利用長假去了一趟希臘和意大利南部。比明媚的地中海風情更令人感慨的是：幾乎在每個景點，來自中國的遊客都占到大多數。在一些特別著名的景區，到處都是摩肩接踵的"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空氣中到處飄蕩着親切的普通話，到處是喜慶的紅燈籠和春聯……若不是有充滿異域情調的街道和建築作為背景，真讓人恍如置身國內的沿海某地。每年的一、二月份照例是旅遊的淡季，但僅僅因為中國春節放長假的緣故，這一小段時間卻突然變成了國際旅遊業最強勁的"旺季"。僅憑這一點，世界就足以充分感受到中國藴藏的潛力。
旅行是各種不同文化直接交流和溝通的最好載體，旅行使我們有機會直面看得見摸得着的具體實在的"他們"，也使"我們"有機會暴露在不同於我們自己的另一種目光的審視之中。而當我們站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中並學會改換一個視角來看自己的時候，我們身上許多平時早已習以為常的東西就會獲得新的意義。因而，旅行不僅能讓我們更全面地瞭解世界，而且還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瞭解自己。我相信，這種感受是很多讀者都曾有過的。隨着今後中國日益融入世界、中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日益擴展，越來越多的國人會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就我個人而言，最近幾年中每一次出國旅行或其他形式的與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觸都在不斷加深我的一個固有觀點：一方面，中國在經濟、政治等許多外在的領域正在日益"崛起"為一個大國，甚至強國；另一方面，我們民族的心靈卻遠遠沒有為這種"崛起"做好準備，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要說"大國心態"，就連當代國際社會中一個正常民族的普通心態都不完全具備。至於我們何時和怎樣才能具備大國心態，則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也是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的中心話題。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個民族在尚未具備大國心態的時候就倉促崛起為一個大國，對自己和對世界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就像一個心智不成熟的人突然中大奬成為億萬富翁對他自己來說未必是好事一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十分同意我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傢王緝思教授的看法，他認為，在當前的中國，最需要得到大力倡導的不是"大國意識"，而是"公民意識"。（見《與其強調大國意識 不如強調公民意識》，載2007年5月1日《第一財經日報》。）
2002年初春的某一個傍晚，我和一群上海客人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一傢中餐館吃晚飯，老闆是個馬來西亞華人。我們落座點菜之後隔了大約半小時，非但一個菜都沒上，甚至連壺茶都沒上，而比我們晚來的幾個老外卻反而早於我們在一旁大快朵頤。幾經催促，我們的飯菜終於慢吞吞端上餐桌，誰料到我們點的蛤蜊竟然有股明顯的不新鮮味道！按捺已久的情緒終於爆發了，但讓我覺得奇怪的是，整個一桌中沒有一個人去嚮老闆交涉餐館的服務態度和食品衛生問題，而是異口同聲地指責他憑什麽"歧視"我們中國人？鑒於老闆本人也是個華人，情形就變得更加復雜和激烈。
實際上，由於中外人員往來和商品服務進出口的迅猛增長，最近十多年來類似的"涉外糾紛"我們見的很多。雖然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所有的"涉外矛盾"，哪怕一些純粹的經貿糾紛--從越來越多國外進口産品質量問題到針對中國産品的反傾銷官司--最終都無一例外地被國內主流輿論公開解讀或暗示為一種對我們的"民族歧視"。而一旦話題被引入這樣一個敏感的領域，問題就變得不再是根據交易的協議--如召回、賠償等--可以解决的了，而必須訴諸認錯、道歉之類關乎尊嚴的舉動。
1．走出"歷史悲情"
2007年春節，我利用長假去了一趟希臘和意大利南部。比明媚的地中海風情更令人感慨的是：幾乎在每個景點，來自中國的遊客都占到大多數。在一些特別著名的景區，到處都是摩肩接踵的"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空氣中到處飄蕩着親切的普通話，到處是喜慶的紅燈籠和春聯……若不是有充滿異域情調的街道和建築作為背景，真讓人恍如置身國內的沿海某地。每年的一、二月份照例是旅遊的淡季，但僅僅因為中國春節放長假的緣故，這一小段時間卻突然變成了國際旅遊業最強勁的"旺季"。僅憑這一點，世界就足以充分感受到中國藴藏的潛力。
旅行是各種不同文化直接交流和溝通的最好載體，旅行使我們有機會直面看得見摸得着的具體實在的"他們"，也使"我們"有機會暴露在不同於我們自己的另一種目光的審視之中。而當我們站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中並學會改換一個視角來看自己的時候，我們身上許多平時早已習以為常的東西就會獲得新的意義。因而，旅行不僅能讓我們更全面地瞭解世界，而且還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瞭解自己。我相信，這種感受是很多讀者都曾有過的。隨着今後中國日益融入世界、中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日益擴展，越來越多的國人會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就我個人而言，最近幾年中每一次出國旅行或其他形式的與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觸都在不斷加深我的一個固有觀點：一方面，中國在經濟、政治等許多外在的領域正在日益"崛起"為一個大國，甚至強國；另一方面，我們民族的心靈卻遠遠沒有為這種"崛起"做好準備，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要說"大國心態"，就連當代國際社會中一個正常民族的普通心態都不完全具備。至於我們何時和怎樣才能具備大國心態，則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也是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的中心話題。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個民族在尚未具備大國心態的時候就倉促崛起為一個大國，對自己和對世界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就像一個心智不成熟的人突然中大奬成為億萬富翁對他自己來說未必是好事一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十分同意我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傢王緝思教授的看法，他認為，在當前的中國，最需要得到大力倡導的不是"大國意識"，而是"公民意識"。（見《與其強調大國意識 不如強調公民意識》，載2007年5月1日《第一財經日報》。）
2002年初春的某一個傍晚，我和一群上海客人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一傢中餐館吃晚飯，老闆是個馬來西亞華人。我們落座點菜之後隔了大約半小時，非但一個菜都沒上，甚至連壺茶都沒上，而比我們晚來的幾個老外卻反而早於我們在一旁大快朵頤。幾經催促，我們的飯菜終於慢吞吞端上餐桌，誰料到我們點的蛤蜊竟然有股明顯的不新鮮味道！按捺已久的情緒終於爆發了，但讓我覺得奇怪的是，整個一桌中沒有一個人去嚮老闆交涉餐館的服務態度和食品衛生問題，而是異口同聲地指責他憑什麽"歧視"我們中國人？鑒於老闆本人也是個華人，情形就變得更加復雜和激烈。
實際上，由於中外人員往來和商品服務進出口的迅猛增長，最近十多年來類似的"涉外糾紛"我們見的很多。雖然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所有的"涉外矛盾"，哪怕一些純粹的經貿糾紛--從越來越多國外進口産品質量問題到針對中國産品的反傾銷官司--最終都無一例外地被國內主流輿論公開解讀或暗示為一種對我們的"民族歧視"。而一旦話題被引入這樣一個敏感的領域，問題就變得不再是根據交易的協議--如召回、賠償等--可以解决的了，而必須訴諸認錯、道歉之類關乎尊嚴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