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思想傢、文學家。字太衝，號梨洲，又號南雷。余姚（今屬浙江）人。父黃尊素，東林黨中重要人物，因揭露魏忠賢罪惡，為閹黨誣陷，冤死獄中。黃宗羲深受家庭影響，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磨礪風節，疾惡如仇；反對宦官和權貴，成為東林子弟的著名領袖。清兵南下,黃宗羲組織同志,起兵抗擊，不利，走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又依魯王於海上。抗清鬥爭失敗後，從事著述。他堅决反對明末空洞浮泛的學風，倡言治史，開浙東研史之風，為清代史傢之開山祖。史學之外，對經學、天文、歷算、數學、音律諸學都有很深造詣。清廷多次企圖羅緻他，威逼利誘，終不為所動，堅不赴徵，表現了堅定的民族氣節。他為保存史料而編選的《明文海》，600捲，未及刊行。
黃宗羲著作宏富。《明夷待訪錄》是他進步思想的集中表現，也是其縱橫恣肆、宏偉渾樸散文風格的鮮明表現。書中突出地批判封建專製制度，帶有鮮明的民主思想色彩。書中明確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揭露封建皇帝以天下為私産，“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産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樂”，並“視為當然”。
黃宗羲論文主張言之有物，反對那些“徒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紉綴以求勝”，譏刺內容“空無一物”的作品（《陳葵獻偶刻詩文序》）。
黃宗羲的傳狀、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廣，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際大變動的社會面貌。他身為史學大傢，對明朝歷史典故極為熟悉，且多身歷見聞，又善於敘事，故寫來都逼真傳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義士的堅定節操和壯烈行為。張煌言堅持抗清19年，不幸被俘，從容就義；明末遺民餘若水隱姓埋名,清苦自持；周難一投老窮荒,“出沒瀑聲虹影之間”，黃宗羲都為他們寫墓志。在《子劉子行狀》中,對劉宗周諍臣兼學者的形象,倔強鯁直的性格，刻畫得很成功。明末東林、復社的反宦官鬥爭、南明政權內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鬥爭，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黃宗羲詩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誦之作。他的詩直抒胸臆,不事雕飾,多故國之悲，懷舊之感。如《感舊》的“可怪江南營帝業,衹為阮氏殺周鑣”,諷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馬士英、阮大鋮的倒行逆施。《山居雜詠》中：“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現詩人對抗逆境的頑強意志和樂觀精神。
著作有《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律呂新義》、《易學象數論》、《黃梨洲文集》、《黃梨洲詩集》、《行朝錄》等。
作為明末清初的偉大思想傢、有清一代學術的開山祖師之一，黃宗羲的思想及其在經濟、政治、學術、文藝等領域的卓越成就，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註，學術界以黃氏為專題的研究，目前已有三十餘部論著出版，近四百篇論文發表在各種學術報刊上，這在中國當代學術界並不多見。
黃氏一生，跌宕起伏，充滿了傳奇色彩。其晚年自述，稱自己嘗歷九死一生，清廷“懸書購餘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二三，絶氣沙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者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頻於十死者矣”。東林黨人的遺孤、武裝抗清、避居鄉間，厠身儒林，大致形成了黃宗羲一生的三個階段。尤其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三十年，專力於搜羅文獻，講學著書，一番曠世大業隨之創建。這一時期，堪稱黃氏思想和學術的成熟時期。
黃宗羲的一生的確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然而，他對當時和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其思想和學術。作為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一個偉大代表，黃宗羲是一位立足於當時現實而又跨入了未來的偉大思想傢。為此，有人將他與孫奇逢、李合稱為“清初三大儒”；也有人把他與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並譽為“清初四大傢”；更有人將他同英國的約翰·洛剋、法國的盧梭和孟德斯鳩相提並論，贊為十七世紀升起在東西方的光芒四射的明星。黃宗羲積極變革的主張，對封建君主專製的揭露與批判，以及他所倡導的學術“經世”的觀點等等，都給當時政治、經濟和學術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他也由此成為當時進步思潮的傑出代表。
黃宗羲著作宏富。《明夷待訪錄》是他進步思想的集中表現，也是其縱橫恣肆、宏偉渾樸散文風格的鮮明表現。書中突出地批判封建專製制度，帶有鮮明的民主思想色彩。書中明確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說：“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揭露封建皇帝以天下為私産，“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産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樂”，並“視為當然”。
黃宗羲論文主張言之有物，反對那些“徒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紉綴以求勝”，譏刺內容“空無一物”的作品（《陳葵獻偶刻詩文序》）。
黃宗羲的傳狀、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廣，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際大變動的社會面貌。他身為史學大傢，對明朝歷史典故極為熟悉，且多身歷見聞，又善於敘事，故寫來都逼真傳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義士的堅定節操和壯烈行為。張煌言堅持抗清19年，不幸被俘，從容就義；明末遺民餘若水隱姓埋名,清苦自持；周難一投老窮荒,“出沒瀑聲虹影之間”，黃宗羲都為他們寫墓志。在《子劉子行狀》中,對劉宗周諍臣兼學者的形象,倔強鯁直的性格，刻畫得很成功。明末東林、復社的反宦官鬥爭、南明政權內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鬥爭，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黃宗羲詩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誦之作。他的詩直抒胸臆,不事雕飾,多故國之悲，懷舊之感。如《感舊》的“可怪江南營帝業,衹為阮氏殺周鑣”,諷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馬士英、阮大鋮的倒行逆施。《山居雜詠》中：“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現詩人對抗逆境的頑強意志和樂觀精神。
著作有《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律呂新義》、《易學象數論》、《黃梨洲文集》、《黃梨洲詩集》、《行朝錄》等。
作為明末清初的偉大思想傢、有清一代學術的開山祖師之一，黃宗羲的思想及其在經濟、政治、學術、文藝等領域的卓越成就，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註，學術界以黃氏為專題的研究，目前已有三十餘部論著出版，近四百篇論文發表在各種學術報刊上，這在中國當代學術界並不多見。
黃氏一生，跌宕起伏，充滿了傳奇色彩。其晚年自述，稱自己嘗歷九死一生，清廷“懸書購餘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二三，絶氣沙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者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頻於十死者矣”。東林黨人的遺孤、武裝抗清、避居鄉間，厠身儒林，大致形成了黃宗羲一生的三個階段。尤其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三十年，專力於搜羅文獻，講學著書，一番曠世大業隨之創建。這一時期，堪稱黃氏思想和學術的成熟時期。
黃宗羲的一生的確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然而，他對當時和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其思想和學術。作為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一個偉大代表，黃宗羲是一位立足於當時現實而又跨入了未來的偉大思想傢。為此，有人將他與孫奇逢、李合稱為“清初三大儒”；也有人把他與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並譽為“清初四大傢”；更有人將他同英國的約翰·洛剋、法國的盧梭和孟德斯鳩相提並論，贊為十七世紀升起在東西方的光芒四射的明星。黃宗羲積極變革的主張，對封建君主專製的揭露與批判，以及他所倡導的學術“經世”的觀點等等，都給當時政治、經濟和學術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他也由此成為當時進步思潮的傑出代表。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公元一六一○年（明萬歷三十八年）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親黃尊素是東林名士，天啓年間，因彈劾宦官魏忠賢而被殺害。崇禎初，宦官集團暫時失勢，其中作惡多端的人將受到製裁。黃宗羲當時十九歲，得到這個消息後，毅然進京，為父訟冤，並且在對簿公堂時，手錐陷害他父親的仇人。清軍南下，黃宗羲回到浙江，召募義兵，組織抗清武裝鬥爭。但不久兵敗，被懸賞緝捕，衹得隱伏山林。直到清政權基本穩定，放鬆了對沿海知名抗清人士的禁令後，纔回到家乡，著書講學。康熙十七年，清政府詔徵博學鴻儒，未幾，又開設明史館，以此網羅知識分子，黃宗羲屢次被推薦，都以老病辭。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黃宗羲學識淵博，對天文、律歷、象數、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學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學術思想史專着。雖然，《禮記》中的《學記》、《儒行》、《檀弓》，《史記》中的《儒林傳》、《孔子世傢》、《仲尼弟子列傳》，《漢書儒林傳》，《宋史道學傳》，都可以算作學術思想史的嚆矢，其後還有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明周汝登《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已經有了學術思想史的雛型，但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收集資料比較全面，闡述各傢學術觀點比較客觀，分類係統性比較強，編纂的方法也有獨到之處，即使比較晚出的唐鑑《清學案小識》、尹會一《北學編》，也都不能與之相媲美。
黃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傢，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並且指出周汝登和孫奇逢的不足，認為他們不是“見聞狹陋”，就是“不得要領”，且“擾金銀銅鐵為一器”。（見《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着重梳理各傢學術觀點，“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自序》）在體例上則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着者，總列諸儒之案”。（《凡例》）各學案又都冠以敘論，作簡括的介紹說明，隨後分列本案各學者，並依次敘述他們的傳略。在各敘傳中，除了介紹生平，還扼要介紹主要學術觀點，並加以評析。同時節錄各學者的重要着作或語錄，列於敘傳之後，提供瞭解各傢學術見解的具體資料。他的資料取自原書，而且經過精選，用黃宗羲自己的話說：“皆從全集纂要鈎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凡例》）
黃宗羲還明確提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凡例》）這是說，他認為人云亦云的人無足輕重，但是有水平、有獨到見解的，所謂“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哪怕“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要加以重視。綜觀全書，他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因而書中也能比較客觀地反映各傢學術觀點。莫晉在重刻《序》中說，黃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見，得失兩存”，這是對《明儒學案》的最高評價。
當然，黃宗羲有他的階級局限性和學術傾嚮性。《明儒學案》所收着名學者及他們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淵源，無論內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為中心，反映王學的除《姚江學案》外，還有《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楚中王門學案》、《北方王門學案》、《粵閩王門學案》，屬王學而稍有變化的有《止修學案》、《泰州學案》等，佔學案總數的一半以上。而顔鈞、何心隱等抨擊封建禮教的思想傢，卻衹在《泰州學案》的敘論中提及。莫《序》中所說的“是非互見，得失兩存”，也是圍繞看“宗姚江與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晉又說：“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從《明儒學案》的佈局，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黃宗羲本人的學術傾嚮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學派的淵源關係。
《明史儒林傳序》中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陳獻章“孤行獨詣，其傳不遠”，而王守仁“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那麽，王學為什麽會取代朱學而興起呢？首先是朱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種種問題。朱學在南宋以後，是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因此大多數知識分子衹是以朱學為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官場的敲門磚，實際行動卻與之相違背，形成一批謀取個人名利的假道學、偽君子，他們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鑽營，無所不為，為正直的人們所不齒。至於恪守朱熹理學的道德修養傳統，著書立說，講學授徒的讀書人，為數也不少，但他們往往迂闊無能，沒有實際辦事能力。所以理學逐漸成為僵死的教條。
而王學的特點之一，是反對絶對權威，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王守仁認為，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個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論，所以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菴書》）換句話說，封建道德的準則就在自己心中，憑自己心中本來就具有的道德準則，自然就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不必那麽拘泥成說。他甚至說：“學，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這種反對絶對權威的言論，立論的目的雖然是為樹立自己的權威，但在當時受朱熹哲學的繁瑣教條所禁錮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觀上起到瞭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學之所以在明代能發展成為聲勢較大的學派，成為政治上比較進步的思想傢（如李贄等）用來批判封建禮教的某種思想資源，與上述觀點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開的。雖然，這是一種唯心論批判另一種唯心論，但在它的鬥爭、發展、消亡的過程中，卻同時藴育並推動着新的思潮。從這個角度上講，黃宗羲以“大宗屬姚江”，即以王守仁為明代學術的中心人物，不是毫無道理，而是客觀地反映了明代學術思想潮流的。
關於《明儒學案》的刊刻和流傳，據黃宗羲七世孫黃炳垕所編的《黃梨洲先生年譜》稱，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學案》編成，共六十二捲。除鈔入《四庫全書》外，安陽許氏（酉山）、甬上萬氏（貞一）各刻過數捲，卻因故半途而輟。故城賈氏刻本卻又雜以臆見。衹有慈水鄭氏（義門）續完萬氏未竟之刻，是為善本。其後，又有莫寶齋侍郎晉重梓賈本，對賈刻有所校正，但仍雜有賈氏攙入者。
另據《明儒學案》黃千秋《跋》記載，初刻者是萬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衹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為勾章鄭義門性所得，一度為廣東巡撫楊文乾之子藉去再刻而未成。鄭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開始續刻萬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歷時四年。由於鄭性服膺黃宗羲，特築二老閣，祭祀他先人溱和宗羲，所以是刻稱為二老閣本。馮全垓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以二老閣版重印。
萬氏之後，鄭氏之前，故城賈潤看到《明儒學案》鈔本，贊賞書中敘述明代數百年學術思想，認為不可聽之埋沒。但他雖决心刻印而未及開工即去世，他的兒子賈樸繼承遺志，從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刻完，歷時十四年。其間曾請黃宗羲撰寫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兒子百傢代書，病愈後又親自修改，這二篇略有出入的序言，都收在賈刻中。是刻以賈潤齌名紫筠，亦稱紫筠齋本。賈氏根據自己的意見，改動次序，以首康齋為首敬齋，並將“王門學案”改為“相傳學案”，鄭性說他“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賈潤之孫賈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齋版重印。《四庫全書》所收，係山東巡撫採進本，也為紫筠齋版。
會稽莫晉刻本是用紫筠齋鈔本，據萬刻訂正次序，即恢復首康齋和“王門學案”，並校亥豕之訛，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當時也稱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備要》即據莫刻本排印，並參校二老閣本。
其他還有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學社石印《黃梨洲遺書》。收二老閣版《師說》、《敘論》、《敘傳》共八捲，各傢原着不錄。同年，涵芬樓還排印新會梁啓超節錄本。
這次整理，以二老閣版一八八二年馮全垓印本為底本，校以紫筠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備要》據莫刻排印本。紫筠齋及莫晉刻本有楊應詔（《河東學案》）、許半圭、王司輿（《姚江學案》）。鬍瀚（《浙中王門學案》）、薛甲（《南中王門學案》）、王道（《甘泉學案》）等《敘傳》，為二老閣版所無，雖然有可能為賈氏所增，但有參攷價值，故一一據以補入。至於節錄各傢著述，在選材和次序方面，紫筠齋版和莫晉刻本與底本均有出入，底本校富，故以底本為準，不再移乙刪補。
瀋芝盈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黃宗羲學識淵博，對天文、律歷、象數、史地都有研究。他的《明儒學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學術思想史專着。雖然，《禮記》中的《學記》、《儒行》、《檀弓》，《史記》中的《儒林傳》、《孔子世傢》、《仲尼弟子列傳》，《漢書儒林傳》，《宋史道學傳》，都可以算作學術思想史的嚆矢，其後還有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明周汝登《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已經有了學術思想史的雛型，但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收集資料比較全面，闡述各傢學術觀點比較客觀，分類係統性比較強，編纂的方法也有獨到之處，即使比較晚出的唐鑑《清學案小識》、尹會一《北學編》，也都不能與之相媲美。
黃宗羲在《自序》中表明：“羲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傢，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並且指出周汝登和孫奇逢的不足，認為他們不是“見聞狹陋”，就是“不得要領”，且“擾金銀銅鐵為一器”。（見《凡例》）因此，他自己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着重梳理各傢學術觀點，“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自序》）在體例上則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着者，總列諸儒之案”。（《凡例》）各學案又都冠以敘論，作簡括的介紹說明，隨後分列本案各學者，並依次敘述他們的傳略。在各敘傳中，除了介紹生平，還扼要介紹主要學術觀點，並加以評析。同時節錄各學者的重要着作或語錄，列於敘傳之後，提供瞭解各傢學術見解的具體資料。他的資料取自原書，而且經過精選，用黃宗羲自己的話說：“皆從全集纂要鈎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凡例》）
黃宗羲還明確提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凡例》）這是說，他認為人云亦云的人無足輕重，但是有水平、有獨到見解的，所謂“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哪怕“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要加以重視。綜觀全書，他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因而書中也能比較客觀地反映各傢學術觀點。莫晉在重刻《序》中說，黃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見，得失兩存”，這是對《明儒學案》的最高評價。
當然，黃宗羲有他的階級局限性和學術傾嚮性。《明儒學案》所收着名學者及他們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淵源，無論內容和分量，都以王守仁為中心，反映王學的除《姚江學案》外，還有《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楚中王門學案》、《北方王門學案》、《粵閩王門學案》，屬王學而稍有變化的有《止修學案》、《泰州學案》等，佔學案總數的一半以上。而顔鈞、何心隱等抨擊封建禮教的思想傢，卻衹在《泰州學案》的敘論中提及。莫《序》中所說的“是非互見，得失兩存”，也是圍繞看“宗姚江與闢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晉又說：“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從《明儒學案》的佈局，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潮流，但也不排除黃宗羲本人的學術傾嚮以及他思想上和王守仁學派的淵源關係。
《明史儒林傳序》中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陳獻章“孤行獨詣，其傳不遠”，而王守仁“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那麽，王學為什麽會取代朱學而興起呢？首先是朱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和暴露出種種問題。朱學在南宋以後，是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因此大多數知識分子衹是以朱學為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官場的敲門磚，實際行動卻與之相違背，形成一批謀取個人名利的假道學、偽君子，他們之中有的甚至苟且鑽營，無所不為，為正直的人們所不齒。至於恪守朱熹理學的道德修養傳統，著書立說，講學授徒的讀書人，為數也不少，但他們往往迂闊無能，沒有實際辦事能力。所以理學逐漸成為僵死的教條。
而王學的特點之一，是反對絶對權威，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王守仁認為，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個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論，所以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言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菴書》）換句話說，封建道德的準則就在自己心中，憑自己心中本來就具有的道德準則，自然就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不必那麽拘泥成說。他甚至說：“學，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這種反對絶對權威的言論，立論的目的雖然是為樹立自己的權威，但在當時受朱熹哲學的繁瑣教條所禁錮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觀上起到瞭解放思想的作用。王學之所以在明代能發展成為聲勢較大的學派，成為政治上比較進步的思想傢（如李贄等）用來批判封建禮教的某種思想資源，與上述觀點有一定合理因素也是分不開的。雖然，這是一種唯心論批判另一種唯心論，但在它的鬥爭、發展、消亡的過程中，卻同時藴育並推動着新的思潮。從這個角度上講，黃宗羲以“大宗屬姚江”，即以王守仁為明代學術的中心人物，不是毫無道理，而是客觀地反映了明代學術思想潮流的。
關於《明儒學案》的刊刻和流傳，據黃宗羲七世孫黃炳垕所編的《黃梨洲先生年譜》稱，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明儒學案》編成，共六十二捲。除鈔入《四庫全書》外，安陽許氏（酉山）、甬上萬氏（貞一）各刻過數捲，卻因故半途而輟。故城賈氏刻本卻又雜以臆見。衹有慈水鄭氏（義門）續完萬氏未竟之刻，是為善本。其後，又有莫寶齋侍郎晉重梓賈本，對賈刻有所校正，但仍雜有賈氏攙入者。
另據《明儒學案》黃千秋《跋》記載，初刻者是萬貞一，刻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可惜衹刻了原本的三分之一。稿本為勾章鄭義門性所得，一度為廣東巡撫楊文乾之子藉去再刻而未成。鄭性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開始續刻萬氏未竟部分，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刻完，歷時四年。由於鄭性服膺黃宗羲，特築二老閣，祭祀他先人溱和宗羲，所以是刻稱為二老閣本。馮全垓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以二老閣版重印。
萬氏之後，鄭氏之前，故城賈潤看到《明儒學案》鈔本，贊賞書中敘述明代數百年學術思想，認為不可聽之埋沒。但他雖决心刻印而未及開工即去世，他的兒子賈樸繼承遺志，從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至四十六年（一七○七年）刻完，歷時十四年。其間曾請黃宗羲撰寫序言，宗羲因病，口授兒子百傢代書，病愈後又親自修改，這二篇略有出入的序言，都收在賈刻中。是刻以賈潤齌名紫筠，亦稱紫筠齋本。賈氏根據自己的意見，改動次序，以首康齋為首敬齋，並將“王門學案”改為“相傳學案”，鄭性說他“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賈潤之孫賈念祖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以紫筠齋版重印。《四庫全書》所收，係山東巡撫採進本，也為紫筠齋版。
會稽莫晉刻本是用紫筠齋鈔本，據萬刻訂正次序，即恢復首康齋和“王門學案”，並校亥豕之訛，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刻完，當時也稱善本。一九三六年《四部備要》即據莫刻本排印，並參校二老閣本。
其他還有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學社石印《黃梨洲遺書》。收二老閣版《師說》、《敘論》、《敘傳》共八捲，各傢原着不錄。同年，涵芬樓還排印新會梁啓超節錄本。
這次整理，以二老閣版一八八二年馮全垓印本為底本，校以紫筠齋版一七三五年印本，及一九三六年《四部備要》據莫刻排印本。紫筠齋及莫晉刻本有楊應詔（《河東學案》）、許半圭、王司輿（《姚江學案》）。鬍瀚（《浙中王門學案》）、薛甲（《南中王門學案》）、王道（《甘泉學案》）等《敘傳》，為二老閣版所無，雖然有可能為賈氏所增，但有參攷價值，故一一據以補入。至於節錄各傢著述，在選材和次序方面，紫筠齋版和莫晉刻本與底本均有出入，底本校富，故以底本為準，不再移乙刪補。
瀋芝盈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