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原為費正清、崔瑞德共任全書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第1捲，於1986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劍橋中國史》不是按捲次先後印行的，在這捲之前，第10、11和3捲業已先後問世，並且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翻譯出來，以《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國隋唐史》為題出版了。現在歷史所的朋友們又譯成《劍橋中國秦漢史》，要我在書端寫幾句話，我既感欣幸，又頗為惶恐。我在秦漢史方面學力有限，本沒有着筆的資格，但承魯惟一先生盛意，在本捲出書後即行寄贈，得以成為國內最早讀者之一。細繹全捲，曾將一些感想寫作書評，發表在《史學情報》上，其中即呼籲趕快把這捲書翻譯出來。現在經過歷史所各位努力，這個願望實現了，寫一篇小序確實是我的義務。
　　
　　《劍橋中國史》規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捲也不例外。全捲16章，原文多達981頁，分別執筆的學者大都對章節論述的範圍有長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國和秦帝國》的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一書；第3章《王莽，漢之中興，後漢》的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畢漢斯，著有《漢朝的中興》；第6章《漢朝的對外關係》的作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著有《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第9章《秦漢法律》的作者荷蘭萊頓大學退休教授何四維，著有《秦法律殘簡》、《漢法律殘簡》；第7章《政府的結構與活動》、第12章《宗教和知識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魯惟一博士，著有《漢代的行政記錄》、《通往仙境之路》等書，諸如此類，不遑枚舉。還有的學者，如法國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日本東京大學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傢所熟悉的。因此，本捲的作者陣容在西方學術界可稱極一時之選，這部書也可謂西方研究中國秦漢史的結晶。
　　
　　西方對秦漢史的研究有相當長的歷史。本捲《導論》對此有概括敘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衛匡國的著作。中國的二十四史始於《史記》、《漢書》，讀史者也總是從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觸中國史就是秦漢，同時秦漢在整個中國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學者研究秦漢史的較多，成績也較豐碩。看本捲所附參考文獻目錄，便可得到相當的印象。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以綜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況的讀者，通過本捲不難知其涯略。捲中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著也很多，足供讀者參取。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想在這裏介紹一下。
　　
　　首先是秦漢史列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捲，這一點恐怕是國內讀者不易理解，而且是會有較大意見的。《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對此曾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的時候，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我國的考古發現日新月異，70年代以來更有進一步擴大的傾嚮，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衹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的秦漢開始。這種看法，和晚清以來疑古思潮的見解是有實質差別的。
　　
　　《劍橋中國秦漢史》廣泛引用了文獻材料，而且很註意文獻的辨偽和考訂，這是不少西方中國學家一貫堅持的作風。大傢可以看到，本捲各章中的引文，大多註意了使用經過整理校訂的版本，包括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各種註釋。捲中圖表也盡量做到有足夠的文獻依據。這是作者很重視文獻的一種表現。
　　
　　這樣說，並不意味本捲的寫作不重視運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捲不少作者都徵引了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發掘和一批大墓的發現，在書中好幾個章節得到介紹引用。尤其是有關經濟史和社會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於本捲作者有幾位是秦漢簡牘帛書研究的專傢，他們寫作的章節引用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論法律時，徵引雲夢睡虎地秦簡；論屯戍時，徵引敦煌、居延等地漢簡，使這些專門的研究匯合到歷史的論述中去。中國的學者研究秦漢史，也是這樣做的，但當前還有人在談考古對歷史研究的貢獻時，總是過多地強調先秦，對秦漢考古重視不夠，應該說這是不很公平的。
　　
　　秦漢時期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學者有不少成果。本捲在這方面的敘述能對這些成果作出概括，並有新的見解。雖然限於篇幅，不能詳細展開，但簡明扼要，適合一般讀者的要求。
　　
　　捲中從第12到第16章，都是論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捲的三分之一。就這五章的內容而言，哲學、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等，都涉及到了。各章是從不同的角度敘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傢兼見於幾章，例如董仲舒。所論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討，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捲裏有這樣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學術界強調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與我國通行的幾部通史很不相同。這裏要指出，戴密微的遺作，本捲第16章《漢代至隋代之間的哲學與宗教》，加上倫敦大學巴雷特所增補的《跋》，原文長達70頁，簡直可作專著來讀。其中關於民間道教、佛教的傳入和佛、道二教關係等，有不少值得註意的論述。
　　
　　《劍橋中國秦漢史》的觀點，在許多方面與國內學術界的看法不同，這是必然的。需要說的是，本捲雖有《導論》討論了一些具有理論性或方法性的問題，但各章節由於執筆者各異，不能有彼此呼應的一貫理論。即使同屬論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論點也多少有不一之處。這是按本書這種方式組織寫作的學術著作常見的現象。不過，這種現象的結果卻能使我們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個性，吟味其獨到之處，未始沒有它的優點。
　　
　　這部書還有其不足之處。例如捲中插有若幹圖表，可是沒有一張插圖。當然這是《劍橋中國史》全書的體例，即以文字來表現。但是秦漢時期的考古發現太豐富了，有不少可直接與文獻相印證。如果書中能適當配備一些插圖，會有左圖右史之效。從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結合來說，這不止是一個書籍的形式問題。
　　
　　《史記》、《漢書》，一為通史，一為斷代，然而都是縱橫兼顧，敘事與分析並重。相對來說，國內近作的一些史書每每分析部分較多，而敘述事實原委不足。《劍橋中國秦漢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樣。特別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對人物的描寫所用筆墨不多，很少對一個人物作多方面生動的敘述。在這裏，看來我們都應該從古代的紀傳體史籍吸取教益。
　　
　　本捲編者曾經提到，由於條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學藝術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書中有些章節還是包含了這兩個學科的內容，不過這畢竟是一個缺憾。
　　
　　在中國讀者看來，有一些頗有影響的中國學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參考文獻目錄，未免可惜。例如陳直有好多種秦漢史研究專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與文獻相印證，頗多勝義，參考文獻目錄僅引有《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一種，未列入《史記新證》、《漢書新證》等書；劉文典的著作，引有《莊子補正》，但未列入《淮南鴻烈集解》；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也沒有列入。總的說，材料方面所引較多，論著則較少。如我在書評中說過的，這種現象表明，中外學術界成果的彼此交流還有必要進一步加強。
　　
　　本捲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節的屬稿還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書中未能徵引。大傢知道，近年秦漢簡帛的發現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間大量的佚書對當時學術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響。還有幾項最新發現，如江陵張傢山漢簡中的《漢律》，極關重要，目前尚待公佈。相信本捲的編者在有機會修訂再版時，會將這些材料吸收進去，使全捲內涵更趨豐富。
　　
　　《劍橋中國秦漢史》這樣的大型專門著作，翻譯是很不容易的。幾位譯者多是我的老友，他們富於學識和經驗，竟能在很短的期間完成這一譯作，將之紹介於國內學術界。我們讀者應嚮他們表示感謝。
　　
　　李學勤
　　
　　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