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常自称“疏狂”。柳永在词中自称疏狂凡六次，如《凤栖梧》（伫倚危楼）“拟把疏狂图一醉”；晏几道《鹧鸪天》（醉拍春衫）“天将离恨恼疏狂”；苏轼《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满庭芳》（三十三年）“我自疏狂异趣”；《满庭芳》（蜗角虚名）“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秦观《何满子》（天际江流）“谙尽悲欢多少味，酒杯付与疏狂”；张元干《兰陵王》（卷珠箔）“寻思旧京洛，正年少疏狂，歌酒迷着”；《减字木兰花》（客亭小会）“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范成大《菩萨蛮》（雪林一夜“绮丛香雾隔，犹记疏狂客”；陆游《风入松》（十年裘马）“倚疏狂、驱使青春”。
何谓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试探讨之。
一、狂与疏
汉语所谓狂，通常当有四种含义：一是病态的狂，本指狗的疯狂状态（参《说文》），引申于人，则指人丧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状态。二是自然现象的失常状态，如暴风骤雨之可谓狂。三是正常人无知状态的躁动和妄想，即通常所谓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级的精神形态的狂，主体恃才傲物，自信又自负，放纵性情，执着追求。本文所谓文人之狂即取此义。
文化史上最早称正常人为狂是贬义的，而且狂的贬义在后世一直被使用（论证略）。从孔子开始，狂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孔子又说：“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国认为孔子主张“狂者进取宜直也”。可见孔子及后儒都认为狂是一种志向高于实际、执着进取、正直无悔的高级精神形态。孔子在陈国，有一次感慨地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注：“简，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注、疏均认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一些学生们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之耳。孟子对这些“小子”的狂简有一番解释：“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说志大言大，总是向往并欲效仿古代的圣贤，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与言。今人杨伯峻认为“狂简、斐然成章”是指“志向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观”。可知孔子所说的“狂简”是指志大才高、勇于进取但疏于裁制（规范）。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负、积极进取乃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富于生命激情而且正直无悔。他以其伟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为垂范后世的圣贤，按《尚书》对狂和圣的区别，后人一般都不说他是狂者。但人类历史上哪一位伟人可能没有狂气呢？狂其实是伟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国历代文人的狂，正是首先发源于孔子的。
孟子对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负而又多了些恃才傲物之气，在积极进取中总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尽管他的仁政主张和盛世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但他却执着于此而不愿妥协。他又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圣贤人格理想，矢志不移、无惧无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级的、积极的人类精神。中国传统文人之狂的积极含义还不止于此。屈原也是一位狂热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树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痴迷，是绝不逊于孔孟的，他甚至有更多的诗意的、幻想的迷狂。当然，他的恃才傲物又多了些“独清”、“独醒”的苦闷，他的救世情怀中还有许多厌世疾俗的激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国多狂人，那位“披发佯狂不仕”的接舆，其警示孔子的“凤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这又使我们不能不提起另一种类型的大狂人庄周。按孔子的定义，庄子是位“狷者”，但事实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热而是狂狷。他的恃才傲物、自信自负不亚于孔、孟，对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过于屈子，只是他所执着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理想”，而是更为人类所心仪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云富贵、粪土王候、非诋圣贤、达观生死，为后世文人开辟了广阔诱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一个令智慧者、才能者激动狂热的时代！不止是孔、孟、庄、屈，还有纵横狂人苏秦、张仪，倜傥狂侠鲁仲连，智谋狂客冯谖，义勇狂士荆轲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到此为止，传统文人之狂还是未能得到全面的铨释。
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伤害了他们忠君报国的情怀和淑世救民的志愿，魏晋司马氏政权政治的残酷和名教的虚伪又引起了他们对权势的恐惧和厌恶。他们有恃才傲物的自负却无法拥有孔、孟那样进取的自信；有愤世疾俗的情怀和人格独立的意愿却不敢像屈原那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也不能像庄子那样自由恣纵地生存和思想。但是，他们精深地把握了庄子生命哲学的两大要义──自然和自由（逍遥）。于是，他们发明了佯狂以避祸、放诞以求真、清谈玄虚以存智慧，潜心艺术以适性情的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们的生活准则，而狂醉则是他们普遍采用的韬晦手段。阮籍、嵇康、刘伶堪为代表。他们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了进取救世之狂想，而又变态地发展了人格自救之狂放。如果说他们凭着优秀的天赋和艺术修养而使这种狂放保持了较高的审美品味，那么其后众多的“效颦”者则使这种意在精神自救的狂放滑入了肉体放荡的泥潭。《世说新语·德行篇》第23条王、胡事下注引王隐《晋书》曰：
魏末阮籍嗜洒荒放，露顶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更有甚者，则当众戏人妻妾，肆意裸露。或者结伙入人家室，调戏妇女。甚至”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
不仅了无羞耻之意，反而自诩为通达。后世文人在声、色、酒方面自有其狂浪放荡，但不至于如此荒诞无耻。
李唐王朝相对开明的政治和开放的文化，大大助长了文人才子们恃才傲物的自信、进取的狂想和诗意的享乐激情。他们无须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颓废自毁。进则有指点江山、致君尧舜、揶揄圣主、傲视公卿的狂想，退则可以在山水或声色中流连、痴迷。不论进退，他们都喜欢诗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从中享受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狂是由衷的。譬如狂醉，就没有魏晋人的韬晦意味，而是充溢着审美的激情。李白《将进酒》、杜甫《饮中八仙歌》、都是对狂醉者的礼赞。韩愈《芍药歌》云“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刘禹锡《赠乐天》云：“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座听”。元稹《放言五首》之一云：“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令人陶醉的不仅是酒，更是诗情和自由。即便是纵情声色，他们也不至于像晋人那样颓废粗俗。无论是李白之“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还是杜牧的“十年一觉杨州梦”，都带有浓郁的诗意的审美享受的格调。
据日本学者宇野直人统计，唐代诗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诗中27次，杜甫1450首诗中26次，韩愈387首诗中25次，白居易2800首诗中97次。他认为，杜甫之“狂”对柳永、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有明显影响。李白用“狂”字描写自然现象，借以象征“主人公极端化心理状态”的表现方法，也为柳永所继承。柳永“用‘狂’字来表现自己在狂歌醉舞中的放纵情怀，这正是从杜甫开始的用法”。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狂的心态与独立人格意识、自由人生观念、审美生活情趣密切相关。
至此，发源于儒、道又密切关系着俗世享乐的中国文人之狂全面形成了。它最基本的特征──无论从行为还是心理意义上说──是对常规的超出，是对通常情况的超越，因而狂者往往是孤独者，并且常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这种超出在实践意义上分解为两种指向：可称之为进取之狂和疏放之狂。
所谓进取之狂，是对事业功名而言，是争取实现个人对社会事业的价值，即“为君、为国、为民”；“立功、立言、立德”。进取者力图在这些方面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意志。为此而执着地、狂热地、超出常人地付出。是之谓进取之狂，本文暂且不论。
所谓疏放之狂，偏重于个人的审美自由。较多地表现为对个人审美趣尚、享乐欲望的追求。这是个人化的生活意向，虽然也带有积极行动的性质，但人们习惯上不称之为进取，以便与社会进取有所区别。宋人自“狂”，多指这种个人的、自由化的心理和行为。
那么“疏”是何意？《说文》“疏，通也。”“通，达也。”《广韵》第九“鱼”部：“疏，通也，除也，分也，远也，也”。盖疏字本义为疏通、开拓河道，清除淤塞。由此又引申出许多意思，兹举与本文相关者：
疏远、淡漠：《论语·里仁》“朋友数，斯远矣”。邢疏云：“数谓速，数数则渎而不敬……朋友数，斯见疏薄矣”。《荀子·修身》“谄谀者亲，谏争者疏”。《离骚》“吾将远逝以自疏”。虞信“情野风月阔，山心人事疏”。李峤“琴酒尘俗疏”。李白“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生疏、迂阔：《汉书》卷48贾谊传“天下初定，制度疏阔”。陶渊明《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白居易“老更为官拙，慵多向事疏”。皮日休“暂听松风生意足，偶看溪月世情疏”。“醉多已任家人厌，病久还甘吏道疏”。《尔雅正义》邢序云：“虽复研精覃思，尚虑学浅意疏。”
疏放潇洒不拘泥：谢灵运《过白岸亭》“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南史》卷49“孔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南史》卷15“刘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王绩“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杜甫“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嘉贞性疏简，与人不疑，内旷如也”。
宋人所谓疏狂之疏，大致是取以上引申三义，一指疏远政事、吏道、俗务应酬；二指疏旷通达，淡漠功名富贵、世故人情、礼法名教、儒学举业；三指疏放不羁，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于诗、酒、山水或声色娱乐之事。杜甫诗“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诗“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或为宋人自言疏狂的直接出处。尤其是白居易“中隐”于洛阳时期，在很多诗篇中称自己是“闲居”的“狂夫”、“狂翁”、“狂宾客”、“狂客”、“狂叟”“狂歌老”，用“老狂”、“酒狂”、“诗狂”、“狂歌”、“老狂词”、“狂吟”、“狂言”、“狂取乐”等一系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对宋人自言其狂影响颇大。日本近年有些学者对宋代文人自称“狂”的现象予以关注，均注意到其与唐代文人之“狂”的联系。如同白居易一样，宋人说自己疏狂时，也是表面上自嘲、自谦，说自己懒散落魄，仕途不得志，而实际上带有以高雅、通达、潇洒自赏之意。
宋人的疏狂与孔子所说的“狷者有所不为”，在疏于仕事这一点上近似；与庄子鄙弃功名富贵、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与楚狂接舆之凤歌傲世、屈原之露才扬己、宋玉、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视礼教、陶靖节之东篱醉酒等等历史文化原型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在表现形式上并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也绝不会再像屈原那样痴迷悲愤得以身殉国；在精神形态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舆和阮籍那样佯狂避世。他们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们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的审美生存精神，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弥补功利的追求与失意。他们比前还多了几分旷达。宋人的疏狂，或与其仕途之穷达密切相关；或与朝野风尚、城市经济、文化氛围、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关；或与个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艺术修养相关。
近年有学者著笔于中国传统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庄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郑板桥、龚自珍等为审视对象，于宋人则留意无多。大概是觉得宋人之狂不够“典型”吧。这或可说明宋人之狂较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着意检讨一番。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检讨可知，宋人所谓疏狂带有疏离仕途规范和儒家名教、放纵生命本真形态的自由倾向。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尽管入仕的文人常会有点“狂者进取”精神，但一般都只限于直言忠谏，而且不能不讲分寸。即使这样，也还是常常因此而被贬黜。宋代皇帝的纳谏作风总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贬黜官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宋太宗因胡旦献《太平颂》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屡因“小臣之狂言”、“越职言事”而遭贬谪。哲宗绍圣元年八月“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
两宋朝堂党争不断，从表面看，北宋党争关系于“新”与“旧”，南宋党争围绕着战与和。由此酿出无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奸邪、得意与失意。激烈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进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迁谪的旅程。
按孔子的说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们不论因何缘故疏远或离开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纵。仕途与自由、中行与狂狷总是此消彼长的，其间存在着价值抵偿关系。
宋人所谓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诗、自然山水、声色美女等方面放纵性情，疏于约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与疏狂
酒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它可以帮人暂时消解烦忧，助长人们游玩娱乐的兴致，刺激创作激情和灵感等等。刘伶纵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潜把酒赏菊、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与酒的缘分总是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离仕途之际，也免不了常常狂饮狂醉，又借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纵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约束感、压抑感、装饰感需要借助“杜康”来消解，狂饮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借助“浊醪”来补偿，狂饮以求充实；人生的各种烦恼、苦闷、或忧伤都可以借助醉意来超越或解脱，狂饮以求轻松；而生活中的许多欢欣也常常要借助酒意来品尝，狂饮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悦。
比如柳永失意时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未更阑，已尽狂醉”。晏小山热恋中“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苏舜钦从政不慎，“放歌狂饮不知晓”，结果授政敌以柄，落职闲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觉怀抱抒”，在沧浪亭里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风知”。
苏轼谪黄，“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以至“夜饮东坡醒复醉”。出于对仕宦风波的厌倦，他希望“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南宋文人多因主战不遂而疏离仕途，则胸中磊块更需杯酒浇之。张元干常常酒后言狂：“念小山丛桂，今宵狂客，不胜杯勺”。“春撩狂兴，香迷痛饮，中圣中贤”。“醉后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
负天下之志的陆游只能在“尊前消尽少年狂”。
大英雄辛弃疾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被朝廷长期弃置山林，于是终日醉饮狂歌，自称“酒圣诗豪”，借酒浇愁、泄愤、自慰、取乐、交友、打发时光。
文人之嗜酒，总是比一般只图口腹之快者多几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陈师道，虽然性情极其孤傲、不长于交际，但也深爱杯中之物，深得饮中三昧。他自谓“向来狂杀今尚狂”，其《次韵苏公独酌》诗，颇言醉饮纵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云月酒下明，风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独酌。使君顾谓客：老子兴不薄。饮以全吾真，醉则忘所乐。未解饮中趣，中之如狂药。起舞屡跳踉，骂坐失酬酢。终然厌多事，超然趋淡薄。功名无前期，山林有成约。身将岁华晚，意与天宇阔。醒醉各有适，短长听凫鹤。
以上所举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举一位史称“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的名臣司马光，或许更有助于说明文人之狂与酒的关系。
司马光生前身后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誉。且不说他在朝时如何“有法”、“有礼”，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他的贤达知己邵雍对其“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称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较严格，尤其不赞成狂人。熙宁三年《与王介甫书》批评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虽皆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就是这样一位严于规范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岁月里（52－66岁），也不乏“樽前狂气出云霄”的自由乐趣。
以酒销愁、乐以忘忧常有之：
执酒劝君君尽之，今朝取醉不当疑。好风好景心无事，闲利闲名何足知。
──《执酒》（《全宋诗》P6073页，下引同书只注P次）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掷置，放歌沈饮且醺醺。
──《送张太博肃知岳州》P6111
宾主俱欢醉，高楼迥倚空。形忘羁检外，酒散笑谈中。
──《宜甫东楼晚饮》P6135
朋友聚饮行乐常有之（当时洛阳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为“耆英会”、“真率会”等，蔚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岗……吾侪幸免簪裾累，痛饮闲吟乐未央。
──《再和尧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会诗》P6205
白头难入少年场，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园真率会见赠》P6220
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辉。
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会……用安之前韵》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会之雅集。司马光此时陶醉于洛中衣冠盛会，颇有不让前贤、乐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渌土宜桑。
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和子骏洛中书事》P6208
对文化人来说，醉饮之真谛在于自由。据他自己说，酒中真味是于居洛时才悟得的：
觉后追思气味长，欢情愁绪两俱忘。近来方得醉中趣，熟寝沉沉是醉乡。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
──《题赵舍人庵》P6225
醉饮之乐既多，自然令人倾心：
余生信多幸，狂醉亦无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后乘，寻花载酒愿年年。
──《和子华……赏牡丹》P6214
他甚至有点嗜酒如狂了：
头白惜春情更深，花间独醉竞分阴。
──《次前韵二首》P6213
盛时已过浑如我，醉舞狂歌插满头。
──《和秉国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朝廷的召唤又使其离开了这片令他开心惬意的乐土。告别自由的感受的确是复杂的，他最想说一说的还是这杯中“知己”：
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留别东郡诸僚友》其五P6089
这似乎有点悲凉，然而恰可说明：醉里狂欢最是疏离仕事者的一大乐趣。
（二）“狂吟无所忌”──歌诗与疏狂
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酒狂常为诗狂而设。如果只有酒而没有诗，文人就不成其为文人了，因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马光就曾说过苏舜钦因诗而留名：“潦倒黄冠无足论，白头嗜酒住荒村。狂名偶为留诗著，陈迹仍因好事”。陈与义云“风流到樽酒，犹足助诗狂”。陈亮自称“酒圣诗狂”。酒狂和诗狂是成就文士风流的两大相关要素。
对于文人，酒只是自由生命的“药剂”，狂饮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纵，诗使自由生命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永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不争的前提──诗。陈王是诗人，否则说他干什么呢？李白之“斗酒”所以成为美谈，也是因为有“诗百篇”这个前提或者说结果。
有了诗，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审美确认，文人的价值才能超越时空中的一切短暂而获得永恒。
文人之疏狂总是蕴涵着丰富的诗意。林逋《读王黄州诗集》云：
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左迁商岭题无数，三入承明兴未休。
说的是王禹偁这位开宋诗革新之先声的诗人，在左迁商州的两度寒暑中，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称道的一批诗篇。徐规先生说：
禹偁在商山二年，为一生中作诗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之时期，曾有“新文自负山中集”（卷十《幕次闲吟五首》）之句。
文学史上素有忧患出诗人之论。几乎很难举出哪位文学家的创作高峰出现于仕宦通达之际；而绝大多数堪称优秀的文学家，其创作丰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离仕事之时。比如苏轼、辛弃疾的创作高峰期都出现在谪居岁月中。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时间宽裕，三因心境相对疏放。儒家于个人出处之道，素有“兼济”、“独善”的进退原则。疏于仕事而将心力倾注于文学，这是文人独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偁30岁举进士，38岁谪商州。谪商前夕曾有诗云：
奉亲冀丰足，委身任蹉跎。终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随后便谪居商州，真的开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后的《对雪示嘉佑》诗中回忆道：
山城穷陋无妓乐，何以销得骚人忧？抱瓶自泻不待劝，乘兴一饮连十瓯。晚归上马颇自适，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业，加之商州团练副使这个实为监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因而王禹偁更把诗歌看作谪居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诗》（下同），P732）
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琴酒图三乐，诗章效《四随》……吾道宁穷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愤泻黄陂。
──《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P709－712
眼前有酒长须醉，身外除诗尽是空。──《寄海州副使田舍人》P731
未有一业立，空惊双鬓衰。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
──《滁上谪居四首》其二P754
冬来滁上兴何长，唯把吟情入醉乡……谪宦老郎无一物，清贫犹且放怀狂。
──《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P755
咸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王禹偁再谪黄州。这时他47岁，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结束了，他的财富还是只有诗：
悲歌一曲从事书，唱与朝中旧知友。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P787－788
他一生为官清廉，不治产业。离商州时就只是将“诗章收拾取”，“留与子孙吟”，此番谪黄，他“即着手编次平生所为文……成三十卷，名曰《小畜集》”。这位48岁就辞别了坎坷人生的诗人，似乎真的对自己的生命早有预感，他竟然如此从容地亲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给了后人。当然，后人也永远铭记了他的“忠义之气”，《宋史》忠义传序例举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弃疾是典型的狂饮狂歌之士，他自称“酒圣诗豪”。在醉意中作词是他罢官数十年闲居岁月里的主要事业。他把这种生活称之为“一觞一咏”、“醉舞狂歌”、“樽俎风流”。他是宋代词人中传世词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词派的最优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词中，“狂”字凡十三见，多为其狂饮狂歌心态之写照，兹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索引于下（只注P次和词牌）：
狂歌未可，且把一樽料理
──P100《减字木兰花》
说剑论诗余事，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P117《水调歌头》
老眼狂花空处起，银钩未见心先醉
──P127《蝶恋花》
折花去，那边谁家女，太狂颠
──P144《唐河传》
昨夜酒兵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
──P168《江神子》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P240《贺新郎》
我醉狂吟，君作新声，倚歌和之
──P292《沁园春》
风狂雨横，是邀勒园林，几多桃李
──P302《念奴娇》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
──P317《水调歌头》
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
──P372《水调歌头》
醉兀篮舆，夜来豪饮太狂些
──P466《玉蝴蝶》
狂歌击碎村醪，欲舞还怜衫袖短
──P469《玉楼春》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P515《贺新郎》
辛弃疾的生命价值在仕途和战场上无法充分实现，却在“狂歌”事业中实现并获得了永恒。
（三）“付与狂儿取次游”──自然与疏狂
疏离了官场，就接近了自然。所谓疏离，有些人可能是暂时或长期离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离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闲地走近自然。不论哪种情况，其生存时空和心理时空都与自然贴近了。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是文人们自由生活的乐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家园，是文学艺术的摇篮，是生命哲学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谁都不妨疏狂放纵一番。山林隐士自不必说，就连端方严谨如曾巩、司马光这样的名臣大儒，面对大好山水也不免狂兴难禁：“每看香草牵狂思，曾向幽兰费苦吟”；“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冈”。
宋代文学中许多得之于山水田园的佳作都记录了疏于仕事的作者们旷放疏散、纵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兴怡情、消解烦忧的情景。
王禹偁贬官黄州，特建小竹楼，“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欧阳修谪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号醉翁，施政从简，放纵于诗酒山水之乐，留下了许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记》是此期间之代表作，人所熟知，兹不引述。他于嘉佑元年所作杂文《醉翁吟》，追忆当年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溪，咿嘤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
欧阳修颓放于滁山之时，苏舜钦也因同样的政治缘由罢官闲居在苏州沧浪亭。这两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离仕事之际，也以同样的心态狂游纵饮。其《沧浪亭记》云：
……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难的道友体会的是同一种人生况味，故尔虽处异地，仍以诗文交流心得。欧阳修因“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而答以《沧浪亭》诗，有“岂如扁舟任飘兀，红渠绿浪摇醉眠”等互勉之语。
大自然的真实和宽容对于米元章尤其适宜。这位颠狂的大书法家也是山水狂客。他之爱奇石、爱山水，都体现着他真率自由的个性。今存其四卷数百首诗，除写书画之事以外，多为山水景物之作。岳珂《宝晋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间有凌云之气”。“出风烟之上”、“有凌云之气”，固然与其性格、气质、才情、修养有关，而其取于仕途者少，得于自然者多亦当是重要原因。其《壮观赋》云：“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顾，慨然而叹曰：壮哉江山之观也！”
这位不曾丢过官职的艺术家也从未丢掉过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诗吟景物，垂虹秋色满江南。──《垂虹亭》
我欲临风取清旷，寄声鱼鸟莫相猜。──《书淮岸舣舟馆秀野亭》
野伯终朝爱清景，不辜闲禄太平身。──《高邮即事》
鱼鸟难驯湖海志，岸沙汀竹忆山林。
──《太常二绝》（上引均见《宝晋英光集》卷四）
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无拘无束，有时显得过于颠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发润州》（卷五）
不过他自己觉得既惬意又和谐：
醉余清夜，羽扇纶巾人入画，江远淮长，举首宗英醒更狂。
──《减字木兰花》，（卷五）
读其《宝晋英光集》，很少见他有什么忧愁烦恼怨气牢骚。或许他才真正称得起彻里彻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铭》颇见宋代文人随缘适性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
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卷六）
山水狂游对于自称“我自疏狂异趣”的苏轼来说，除消解烦忧、怡情悦意之外，还有另一番深意。这位文化伟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对历史和社会的叩问，多是在大自然赐给他的自由时空中臻于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异趣”，常常带有丰富的“理趣”。“理趣”历来是“苏学”中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无须详论。这里只是指出：
“疏狂”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自由形态，而在人类生存的一切环境中，自然是最适合这种生命形态良性发育的环境。对“疏狂”的士人，当其疏于仕宦之际，如果说狂于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对生命之本真的确认，对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纵，对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么他们纵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间，所得到的则主要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对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愉悦。
（四）“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声色与疏狂
宋人自称疏狂，多数都关乎男女风流韵事。柳永《鹤冲天》词所言在风月场上“偎红倚翠”、“恣游狂荡”，实为文人士大夫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倒是王安石、司马光、二程、朱子这样凛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数。
文人的风流韵事是各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等杂史中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更是宋世风流的艺术写照。
疏狂之于女色，或表现为群聚宴饮以妓乐歌舞相佐，或表现为烟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于仕事者，宋代皇帝、达官显贵、京城和地方各级军政官吏、太学生、举子、罪臣谪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类“疏狂”行为。其疏者，主要是儒家名教规范；其狂者，主要是声、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纵和满足。在宋代，这是完全可用“普遍”称之的世风和士风。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词人，其词中“狂”字凡24见，多是指放纵于男女之事。兹据《全宋词》索引如下（只注P次和词牌）：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吟风舞。──P13《黄莺儿》
对满目乱花狂絮。──P15《昼夜乐》
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P15《昼夜乐》
好梦狂随飞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P20《玉楼春》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已尽狂醉。──P20《金蕉叶》
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P22《征部乐》
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P23《巫山一段云》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P25《凤栖梧》
至更阑疏狂转甚，更相将凤帏鸳寝。──P29《宣清》
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P29《锦堂春》
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P31《凤归云》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P31《集贤宾》
似恁疏狂，费人拘管，争似不风流。──P33《少年游》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P35《戚氏》
花红滞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P35《长寿乐》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P40《如鱼水》
秋声败叶狂飘，心摇。──P43《临江仙》
坐中醉客风流惯，尊前见，特地惊狂眼。──P47《河传》
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P47《透碧霄》
狂风乱扫。──P51《倾杯》
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P51《倾杯》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P51《鹤冲天》
一夜狂风雨。──P53《归去来》
柳永所谓“疏狂”或“狂”，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宋代“自负风流才调”（柳词《传花枝》）的文人纵情声色之际的玩世不恭心理、自由享乐心理、仕宦失意心理、欲求代偿心理等。
略晚于柳永的晏几道，其性情、身世虽与柳永大不相同，但也是一位疏于仕事，沉醉于声色情爱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可称之为狷世之痴狂，亦为宋人疏狂心态之重要类型。
晏几道是个情痴。今存《小山词》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缘于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编词集所作序称自己的词为“昔之狂篇醉句”，“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见于《鹧鸪天》词：“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这是自写相思之词。词中那位被离愁别恨所困扰的疏狂者，借酒浇愁，终难排遣对“旧香”的迷恋。可知其“疏”，当指疏于绳检（规范），疏于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纵于宴饮、声色、情爱等自由享乐的生活。在仕途和爱情之间、规范和自由之间、真诚和伪饰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他一律疏于前者而狂于后者。首先，疏于仕事，狂于声色宴享之乐。
晏几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儿子。晏殊自30岁即为显官，居要职二十余年，位至宰辅，荐拔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一代名臣皆曾执掌朝政。晏殊死后33年（元佑三年），时为翰林学士的苏轼欲求见小晏，小晏辞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小晏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朝廷当政者中有许多晏家的亲朋故旧；二是小晏与他们来往很少。这足以说明他对仕途的冷漠。他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父荫和自身的“有余之才”，但偏偏不求仕进。黄庭坚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词序》言其“痴”曰：
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
可知他一不习举业，二不凭父荫干谒求进。黄庭坚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首先即指这种狷介的个性。他四十多岁时因郑侠事牵连下狱，或亦与其”不能一傍贵人之门“的狷介性情有关。他作颍昌府许田镇的小小监官时，大约已经五十多岁。此后更无仕宦显达之事。
于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远，却沉迷于声色歌舞、宴饮享乐之事。《小山词自序》云：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具流转于人间”。
这显然是个很长的时期。对沈、陈二人来说，当是后半生；小晏则可能是青壮年。他的词足可证明这种生活的时间跨度。这是一种如梦如幻、如醉如痴、年复一年的狂欢岁月，“疏于顾忌”的风流男女们在一起宴饮、诗词歌舞、冶游调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肠，人会娥妆，藕丝衫袖郁金香。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鹧鸪天》
从黄《序》“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来看，小晏为这种放纵的生活几乎倾家荡产，而且无愧无悔。“孺子之色”，此当指儿童般无忧无虑的神色。黄《序》又云：
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予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
又《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云：
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甚为豪。可知小晏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仅至老亦无悔愧，而且颇自得意，不唯自赏，还向人炫耀，并不怎么“顾忌”世人的看法。或者他连家人怎么想也不太考虑，所以才会有“孺子之色”。
其次，疏于规范，狂于情爱。
如此疏于仕事又疏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晏公子，后人却不可以酒色之徒、败家之子视之，因为他的疏狂中深涵着对情爱的珍重和追求。
宋代文人普遍推重超越世事、“止抑悲哀”的达者精神，但小晏是个例外。他是绝对的情痴，他的生命似乎只为情而存在，他为历史留下的“意义”，也可以说只是一个爱──诗意的、感伤的、真诚无伪的、执着痴狂的男女情爱。
小晏对仕途功名等许多世事都能超然处之，唯对男女之情爱不能解脱。他喜欢在男女情爱世界里建构一种具有浓郁艺术情调的审美情境，自己全身心地陶醉在里面而且不求消解。他总是带着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去体验自由化的男女之爱。
极端地投入：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
极端地真诚：
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黄庭坚《小山词序》
极端地迷狂：
狂花顷刻香，晚蝶缠绵意。──《生查子》
极端地感伤：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沈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阮郎归》
任何形式的狂都是对“中行”悖逆。小晏悖逆男女之“中行”而毫无顾忌地追求极端：欢──悲、合──离、热恋──相思、获得──失落。他愿意在极端的激情状态中体验情爱的欢愉和感伤，而无意走出自己心造的“伊甸园”。
然而这“园”中牵扯着小晏情爱之心的女子并不是他“合法”的妻妾，而是一些歌儿舞女──家妓。虽然宋王朝允许达官贵人“多蓄歌儿舞女”，但她们毕竟是地位卑微、身不由己的玩偶，是靠色艺谋生“准妓女”。
一般说来，狎妓与爱是悖逆的。在文明社会的两性关系中，宿娼狎妓是极端化的低级形态，爱是极端化的高级形态，二者本属无爱与爱的两极，不道德与道德的两极，丑与美、卑下与高尚的两极，自由生存形态和规范生存形态的两极。但任何文明都只是历史性的概念，是就一定时空中的普遍规范而言的。具体到中国的唐宋时期，文人士子与妓女产生情爱甚至爱情的情况亦并不十分罕见。再具体到小晏，他虽然所爱既不专一也难长久，但却极端地真诚而且热烈。他要用自己极端的真诚和痴情在悖逆的两极之间搭起一座美的桥梁，连通自己与歌儿的情感，从而否定低级追求高级，否定无爱追求爱，否定丑追求美。第三、疏于现实狂于幻想
心造的“伊甸园”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现实中的小晏有饥寒的家人，他应该求仕禄以养家，不应该“费资千百万”而长期在歌舞声色中消磨；他有妻室，不应对别人家的歌儿们过分痴情；他是相门之子，应该更注意道德名声。在这些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面前，尽管他天性“疏于顾忌”，却也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压力，因而一面在行为方面须有所检点，一面在心理上须忍受一定的压抑和苦闷。这是他常常在梦幻和沉醉状态中进行超现实的文学想象活动的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他更加无法超越的两大现实问题：千金易尽；年华必老。
养歌儿需要有财富，而养得起歌儿的沈、陈终于死的死、病的病。歌儿们因此“流转于人间”。他与歌儿们的“境缘”“如幻如电”般逝而不返了。这位难忘旧情的“痴”人，只好又沉湎于幻想和回忆之中。
其实那些往昔的“境缘”，在当时就带有很多诗意的幻想成分，是在迷狂状态中被大大美化了的。然而正是这种被他真心地诗化、美化了的“境缘”，又成了他在充满醉意和梦想的回忆中继续美化和讴歌的对象。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临江仙》
小晏在其情感生活中，一直是爱梦幻甚于爱现实，爱沈醉甚于爱清醒，爱迷狂甚于爱冷静。人在现实条件下总有许多事想做而不能做，或对许多直接面对的审美对象感到不尽如意，但在醉意或梦幻式的文学创作中却可以进行一番自由天性的放纵、情感意绪的渲泻与升华、精神世界的填充和慰藉，或对想象、回忆中的审美对象进行修补完善。在他的笔下，他所眷恋的女性都是完美的，情事都是迷人的：
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
──《鹧鸪天》
这里是“莲”、“蘋”、“云”，还少一只“鸿”：
问谁同是忆花人？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
──《虞美人》
现在我们已经难以确知他除了莲、鸿、蘋、云外，到底还爱恋过谁？也不太清楚女性对他爱恋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晏的确非常投入地喜欢过好几个歌儿舞女，他的自我感觉起码很美，上引词皆可证明，又如：
绿径穿花，红楼压水，寻芳误到蓬莱地。玉颜人是蕊珠仙，相逢展尽双蛾翠。
梦草闲眠，流觞浅醉，一春总见瀛州事。别来双燕又西飞，无端不寄相思字。
──《踏莎行》
这是梦幻般的仙境，其中没有世事的烦扰，只有男欢女悦的美和自由。毫无疑问，一切都带有相当多的幻想成分。
曾有学者指出小晏的梦是“绮梦”，美丽宜人，但又是“破碎的梦”，有无限的凄凉感伤。对这种幻想的美，小晏自然也很清楚其虚无之处，所以他也常在词中表达梦后酒醒之际的感伤：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阮郎归》
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云鸿相约处，烟雾九州城。
──《临江仙》
美破碎了，便是悲剧。文学偏爱悲剧，人类从悲剧中体验美。这是小晏留与后人的审美价值。
小结
人类永远生活在规范和自由的关系中。规范长存长新，人们需时时遵守；而自由也便长新，时时点缀着人们的理想，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古人的疏狂心态正系于后者。自由既为人类常青之理想，则疏狂精神对于健全和美化人类生活就有积极意义。本文对宋代文人之疏狂心态的研究，或可明乎此义。
何谓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试探讨之。
一、狂与疏
汉语所谓狂，通常当有四种含义：一是病态的狂，本指狗的疯狂状态（参《说文》），引申于人，则指人丧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状态。二是自然现象的失常状态，如暴风骤雨之可谓狂。三是正常人无知状态的躁动和妄想，即通常所谓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级的精神形态的狂，主体恃才傲物，自信又自负，放纵性情，执着追求。本文所谓文人之狂即取此义。
文化史上最早称正常人为狂是贬义的，而且狂的贬义在后世一直被使用（论证略）。从孔子开始，狂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孔子又说：“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国认为孔子主张“狂者进取宜直也”。可见孔子及后儒都认为狂是一种志向高于实际、执着进取、正直无悔的高级精神形态。孔子在陈国，有一次感慨地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注：“简，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注、疏均认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一些学生们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之耳。孟子对这些“小子”的狂简有一番解释：“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说志大言大，总是向往并欲效仿古代的圣贤，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与言。今人杨伯峻认为“狂简、斐然成章”是指“志向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观”。可知孔子所说的“狂简”是指志大才高、勇于进取但疏于裁制（规范）。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负、积极进取乃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富于生命激情而且正直无悔。他以其伟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为垂范后世的圣贤，按《尚书》对狂和圣的区别，后人一般都不说他是狂者。但人类历史上哪一位伟人可能没有狂气呢？狂其实是伟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国历代文人的狂，正是首先发源于孔子的。
孟子对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负而又多了些恃才傲物之气，在积极进取中总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尽管他的仁政主张和盛世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但他却执着于此而不愿妥协。他又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圣贤人格理想，矢志不移、无惧无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级的、积极的人类精神。中国传统文人之狂的积极含义还不止于此。屈原也是一位狂热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树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痴迷，是绝不逊于孔孟的，他甚至有更多的诗意的、幻想的迷狂。当然，他的恃才傲物又多了些“独清”、“独醒”的苦闷，他的救世情怀中还有许多厌世疾俗的激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国多狂人，那位“披发佯狂不仕”的接舆，其警示孔子的“凤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这又使我们不能不提起另一种类型的大狂人庄周。按孔子的定义，庄子是位“狷者”，但事实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热而是狂狷。他的恃才傲物、自信自负不亚于孔、孟，对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过于屈子，只是他所执着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理想”，而是更为人类所心仪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云富贵、粪土王候、非诋圣贤、达观生死，为后世文人开辟了广阔诱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一个令智慧者、才能者激动狂热的时代！不止是孔、孟、庄、屈，还有纵横狂人苏秦、张仪，倜傥狂侠鲁仲连，智谋狂客冯谖，义勇狂士荆轲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到此为止，传统文人之狂还是未能得到全面的铨释。
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伤害了他们忠君报国的情怀和淑世救民的志愿，魏晋司马氏政权政治的残酷和名教的虚伪又引起了他们对权势的恐惧和厌恶。他们有恃才傲物的自负却无法拥有孔、孟那样进取的自信；有愤世疾俗的情怀和人格独立的意愿却不敢像屈原那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也不能像庄子那样自由恣纵地生存和思想。但是，他们精深地把握了庄子生命哲学的两大要义──自然和自由（逍遥）。于是，他们发明了佯狂以避祸、放诞以求真、清谈玄虚以存智慧，潜心艺术以适性情的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们的生活准则，而狂醉则是他们普遍采用的韬晦手段。阮籍、嵇康、刘伶堪为代表。他们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了进取救世之狂想，而又变态地发展了人格自救之狂放。如果说他们凭着优秀的天赋和艺术修养而使这种狂放保持了较高的审美品味，那么其后众多的“效颦”者则使这种意在精神自救的狂放滑入了肉体放荡的泥潭。《世说新语·德行篇》第23条王、胡事下注引王隐《晋书》曰：
魏末阮籍嗜洒荒放，露顶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更有甚者，则当众戏人妻妾，肆意裸露。或者结伙入人家室，调戏妇女。甚至”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
不仅了无羞耻之意，反而自诩为通达。后世文人在声、色、酒方面自有其狂浪放荡，但不至于如此荒诞无耻。
李唐王朝相对开明的政治和开放的文化，大大助长了文人才子们恃才傲物的自信、进取的狂想和诗意的享乐激情。他们无须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颓废自毁。进则有指点江山、致君尧舜、揶揄圣主、傲视公卿的狂想，退则可以在山水或声色中流连、痴迷。不论进退，他们都喜欢诗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从中享受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狂是由衷的。譬如狂醉，就没有魏晋人的韬晦意味，而是充溢着审美的激情。李白《将进酒》、杜甫《饮中八仙歌》、都是对狂醉者的礼赞。韩愈《芍药歌》云“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刘禹锡《赠乐天》云：“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座听”。元稹《放言五首》之一云：“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令人陶醉的不仅是酒，更是诗情和自由。即便是纵情声色，他们也不至于像晋人那样颓废粗俗。无论是李白之“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还是杜牧的“十年一觉杨州梦”，都带有浓郁的诗意的审美享受的格调。
据日本学者宇野直人统计，唐代诗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诗中27次，杜甫1450首诗中26次，韩愈387首诗中25次，白居易2800首诗中97次。他认为，杜甫之“狂”对柳永、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有明显影响。李白用“狂”字描写自然现象，借以象征“主人公极端化心理状态”的表现方法，也为柳永所继承。柳永“用‘狂’字来表现自己在狂歌醉舞中的放纵情怀，这正是从杜甫开始的用法”。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狂的心态与独立人格意识、自由人生观念、审美生活情趣密切相关。
至此，发源于儒、道又密切关系着俗世享乐的中国文人之狂全面形成了。它最基本的特征──无论从行为还是心理意义上说──是对常规的超出，是对通常情况的超越，因而狂者往往是孤独者，并且常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这种超出在实践意义上分解为两种指向：可称之为进取之狂和疏放之狂。
所谓进取之狂，是对事业功名而言，是争取实现个人对社会事业的价值，即“为君、为国、为民”；“立功、立言、立德”。进取者力图在这些方面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意志。为此而执着地、狂热地、超出常人地付出。是之谓进取之狂，本文暂且不论。
所谓疏放之狂，偏重于个人的审美自由。较多地表现为对个人审美趣尚、享乐欲望的追求。这是个人化的生活意向，虽然也带有积极行动的性质，但人们习惯上不称之为进取，以便与社会进取有所区别。宋人自“狂”，多指这种个人的、自由化的心理和行为。
那么“疏”是何意？《说文》“疏，通也。”“通，达也。”《广韵》第九“鱼”部：“疏，通也，除也，分也，远也，也”。盖疏字本义为疏通、开拓河道，清除淤塞。由此又引申出许多意思，兹举与本文相关者：
疏远、淡漠：《论语·里仁》“朋友数，斯远矣”。邢疏云：“数谓速，数数则渎而不敬……朋友数，斯见疏薄矣”。《荀子·修身》“谄谀者亲，谏争者疏”。《离骚》“吾将远逝以自疏”。虞信“情野风月阔，山心人事疏”。李峤“琴酒尘俗疏”。李白“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生疏、迂阔：《汉书》卷48贾谊传“天下初定，制度疏阔”。陶渊明《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白居易“老更为官拙，慵多向事疏”。皮日休“暂听松风生意足，偶看溪月世情疏”。“醉多已任家人厌，病久还甘吏道疏”。《尔雅正义》邢序云：“虽复研精覃思，尚虑学浅意疏。”
疏放潇洒不拘泥：谢灵运《过白岸亭》“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南史》卷49“孔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南史》卷15“刘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王绩“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杜甫“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嘉贞性疏简，与人不疑，内旷如也”。
宋人所谓疏狂之疏，大致是取以上引申三义，一指疏远政事、吏道、俗务应酬；二指疏旷通达，淡漠功名富贵、世故人情、礼法名教、儒学举业；三指疏放不羁，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于诗、酒、山水或声色娱乐之事。杜甫诗“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诗“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或为宋人自言疏狂的直接出处。尤其是白居易“中隐”于洛阳时期，在很多诗篇中称自己是“闲居”的“狂夫”、“狂翁”、“狂宾客”、“狂客”、“狂叟”“狂歌老”，用“老狂”、“酒狂”、“诗狂”、“狂歌”、“老狂词”、“狂吟”、“狂言”、“狂取乐”等一系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对宋人自言其狂影响颇大。日本近年有些学者对宋代文人自称“狂”的现象予以关注，均注意到其与唐代文人之“狂”的联系。如同白居易一样，宋人说自己疏狂时，也是表面上自嘲、自谦，说自己懒散落魄，仕途不得志，而实际上带有以高雅、通达、潇洒自赏之意。
宋人的疏狂与孔子所说的“狷者有所不为”，在疏于仕事这一点上近似；与庄子鄙弃功名富贵、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与楚狂接舆之凤歌傲世、屈原之露才扬己、宋玉、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视礼教、陶靖节之东篱醉酒等等历史文化原型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在表现形式上并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也绝不会再像屈原那样痴迷悲愤得以身殉国；在精神形态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舆和阮籍那样佯狂避世。他们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们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的审美生存精神，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弥补功利的追求与失意。他们比前还多了几分旷达。宋人的疏狂，或与其仕途之穷达密切相关；或与朝野风尚、城市经济、文化氛围、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关；或与个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艺术修养相关。
近年有学者著笔于中国传统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庄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郑板桥、龚自珍等为审视对象，于宋人则留意无多。大概是觉得宋人之狂不够“典型”吧。这或可说明宋人之狂较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着意检讨一番。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检讨可知，宋人所谓疏狂带有疏离仕途规范和儒家名教、放纵生命本真形态的自由倾向。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尽管入仕的文人常会有点“狂者进取”精神，但一般都只限于直言忠谏，而且不能不讲分寸。即使这样，也还是常常因此而被贬黜。宋代皇帝的纳谏作风总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贬黜官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宋太宗因胡旦献《太平颂》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屡因“小臣之狂言”、“越职言事”而遭贬谪。哲宗绍圣元年八月“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
两宋朝堂党争不断，从表面看，北宋党争关系于“新”与“旧”，南宋党争围绕着战与和。由此酿出无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奸邪、得意与失意。激烈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进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迁谪的旅程。
按孔子的说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们不论因何缘故疏远或离开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纵。仕途与自由、中行与狂狷总是此消彼长的，其间存在着价值抵偿关系。
宋人所谓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诗、自然山水、声色美女等方面放纵性情，疏于约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与疏狂
酒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它可以帮人暂时消解烦忧，助长人们游玩娱乐的兴致，刺激创作激情和灵感等等。刘伶纵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潜把酒赏菊、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与酒的缘分总是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离仕途之际，也免不了常常狂饮狂醉，又借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纵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约束感、压抑感、装饰感需要借助“杜康”来消解，狂饮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借助“浊醪”来补偿，狂饮以求充实；人生的各种烦恼、苦闷、或忧伤都可以借助醉意来超越或解脱，狂饮以求轻松；而生活中的许多欢欣也常常要借助酒意来品尝，狂饮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悦。
比如柳永失意时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未更阑，已尽狂醉”。晏小山热恋中“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苏舜钦从政不慎，“放歌狂饮不知晓”，结果授政敌以柄，落职闲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觉怀抱抒”，在沧浪亭里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风知”。
苏轼谪黄，“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以至“夜饮东坡醒复醉”。出于对仕宦风波的厌倦，他希望“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南宋文人多因主战不遂而疏离仕途，则胸中磊块更需杯酒浇之。张元干常常酒后言狂：“念小山丛桂，今宵狂客，不胜杯勺”。“春撩狂兴，香迷痛饮，中圣中贤”。“醉后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
负天下之志的陆游只能在“尊前消尽少年狂”。
大英雄辛弃疾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被朝廷长期弃置山林，于是终日醉饮狂歌，自称“酒圣诗豪”，借酒浇愁、泄愤、自慰、取乐、交友、打发时光。
文人之嗜酒，总是比一般只图口腹之快者多几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陈师道，虽然性情极其孤傲、不长于交际，但也深爱杯中之物，深得饮中三昧。他自谓“向来狂杀今尚狂”，其《次韵苏公独酌》诗，颇言醉饮纵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云月酒下明，风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独酌。使君顾谓客：老子兴不薄。饮以全吾真，醉则忘所乐。未解饮中趣，中之如狂药。起舞屡跳踉，骂坐失酬酢。终然厌多事，超然趋淡薄。功名无前期，山林有成约。身将岁华晚，意与天宇阔。醒醉各有适，短长听凫鹤。
以上所举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举一位史称“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的名臣司马光，或许更有助于说明文人之狂与酒的关系。
司马光生前身后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誉。且不说他在朝时如何“有法”、“有礼”，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他的贤达知己邵雍对其“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称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较严格，尤其不赞成狂人。熙宁三年《与王介甫书》批评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虽皆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就是这样一位严于规范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岁月里（52－66岁），也不乏“樽前狂气出云霄”的自由乐趣。
以酒销愁、乐以忘忧常有之：
执酒劝君君尽之，今朝取醉不当疑。好风好景心无事，闲利闲名何足知。
──《执酒》（《全宋诗》P6073页，下引同书只注P次）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掷置，放歌沈饮且醺醺。
──《送张太博肃知岳州》P6111
宾主俱欢醉，高楼迥倚空。形忘羁检外，酒散笑谈中。
──《宜甫东楼晚饮》P6135
朋友聚饮行乐常有之（当时洛阳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为“耆英会”、“真率会”等，蔚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岗……吾侪幸免簪裾累，痛饮闲吟乐未央。
──《再和尧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会诗》P6205
白头难入少年场，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园真率会见赠》P6220
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辉。
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会……用安之前韵》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会之雅集。司马光此时陶醉于洛中衣冠盛会，颇有不让前贤、乐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渌土宜桑。
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和子骏洛中书事》P6208
对文化人来说，醉饮之真谛在于自由。据他自己说，酒中真味是于居洛时才悟得的：
觉后追思气味长，欢情愁绪两俱忘。近来方得醉中趣，熟寝沉沉是醉乡。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
──《题赵舍人庵》P6225
醉饮之乐既多，自然令人倾心：
余生信多幸，狂醉亦无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后乘，寻花载酒愿年年。
──《和子华……赏牡丹》P6214
他甚至有点嗜酒如狂了：
头白惜春情更深，花间独醉竞分阴。
──《次前韵二首》P6213
盛时已过浑如我，醉舞狂歌插满头。
──《和秉国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朝廷的召唤又使其离开了这片令他开心惬意的乐土。告别自由的感受的确是复杂的，他最想说一说的还是这杯中“知己”：
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留别东郡诸僚友》其五P6089
这似乎有点悲凉，然而恰可说明：醉里狂欢最是疏离仕事者的一大乐趣。
（二）“狂吟无所忌”──歌诗与疏狂
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酒狂常为诗狂而设。如果只有酒而没有诗，文人就不成其为文人了，因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马光就曾说过苏舜钦因诗而留名：“潦倒黄冠无足论，白头嗜酒住荒村。狂名偶为留诗著，陈迹仍因好事”。陈与义云“风流到樽酒，犹足助诗狂”。陈亮自称“酒圣诗狂”。酒狂和诗狂是成就文士风流的两大相关要素。
对于文人，酒只是自由生命的“药剂”，狂饮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纵，诗使自由生命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永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不争的前提──诗。陈王是诗人，否则说他干什么呢？李白之“斗酒”所以成为美谈，也是因为有“诗百篇”这个前提或者说结果。
有了诗，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审美确认，文人的价值才能超越时空中的一切短暂而获得永恒。
文人之疏狂总是蕴涵着丰富的诗意。林逋《读王黄州诗集》云：
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左迁商岭题无数，三入承明兴未休。
说的是王禹偁这位开宋诗革新之先声的诗人，在左迁商州的两度寒暑中，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称道的一批诗篇。徐规先生说：
禹偁在商山二年，为一生中作诗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之时期，曾有“新文自负山中集”（卷十《幕次闲吟五首》）之句。
文学史上素有忧患出诗人之论。几乎很难举出哪位文学家的创作高峰出现于仕宦通达之际；而绝大多数堪称优秀的文学家，其创作丰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离仕事之时。比如苏轼、辛弃疾的创作高峰期都出现在谪居岁月中。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时间宽裕，三因心境相对疏放。儒家于个人出处之道，素有“兼济”、“独善”的进退原则。疏于仕事而将心力倾注于文学，这是文人独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偁30岁举进士，38岁谪商州。谪商前夕曾有诗云：
奉亲冀丰足，委身任蹉跎。终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随后便谪居商州，真的开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后的《对雪示嘉佑》诗中回忆道：
山城穷陋无妓乐，何以销得骚人忧？抱瓶自泻不待劝，乘兴一饮连十瓯。晚归上马颇自适，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业，加之商州团练副使这个实为监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因而王禹偁更把诗歌看作谪居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诗》（下同），P732）
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琴酒图三乐，诗章效《四随》……吾道宁穷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愤泻黄陂。
──《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P709－712
眼前有酒长须醉，身外除诗尽是空。──《寄海州副使田舍人》P731
未有一业立，空惊双鬓衰。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
──《滁上谪居四首》其二P754
冬来滁上兴何长，唯把吟情入醉乡……谪宦老郎无一物，清贫犹且放怀狂。
──《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P755
咸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王禹偁再谪黄州。这时他47岁，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结束了，他的财富还是只有诗：
悲歌一曲从事书，唱与朝中旧知友。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P787－788
他一生为官清廉，不治产业。离商州时就只是将“诗章收拾取”，“留与子孙吟”，此番谪黄，他“即着手编次平生所为文……成三十卷，名曰《小畜集》”。这位48岁就辞别了坎坷人生的诗人，似乎真的对自己的生命早有预感，他竟然如此从容地亲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给了后人。当然，后人也永远铭记了他的“忠义之气”，《宋史》忠义传序例举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弃疾是典型的狂饮狂歌之士，他自称“酒圣诗豪”。在醉意中作词是他罢官数十年闲居岁月里的主要事业。他把这种生活称之为“一觞一咏”、“醉舞狂歌”、“樽俎风流”。他是宋代词人中传世词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词派的最优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词中，“狂”字凡十三见，多为其狂饮狂歌心态之写照，兹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索引于下（只注P次和词牌）：
狂歌未可，且把一樽料理
──P100《减字木兰花》
说剑论诗余事，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P117《水调歌头》
老眼狂花空处起，银钩未见心先醉
──P127《蝶恋花》
折花去，那边谁家女，太狂颠
──P144《唐河传》
昨夜酒兵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
──P168《江神子》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P240《贺新郎》
我醉狂吟，君作新声，倚歌和之
──P292《沁园春》
风狂雨横，是邀勒园林，几多桃李
──P302《念奴娇》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
──P317《水调歌头》
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
──P372《水调歌头》
醉兀篮舆，夜来豪饮太狂些
──P466《玉蝴蝶》
狂歌击碎村醪，欲舞还怜衫袖短
──P469《玉楼春》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P515《贺新郎》
辛弃疾的生命价值在仕途和战场上无法充分实现，却在“狂歌”事业中实现并获得了永恒。
（三）“付与狂儿取次游”──自然与疏狂
疏离了官场，就接近了自然。所谓疏离，有些人可能是暂时或长期离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离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闲地走近自然。不论哪种情况，其生存时空和心理时空都与自然贴近了。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是文人们自由生活的乐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家园，是文学艺术的摇篮，是生命哲学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谁都不妨疏狂放纵一番。山林隐士自不必说，就连端方严谨如曾巩、司马光这样的名臣大儒，面对大好山水也不免狂兴难禁：“每看香草牵狂思，曾向幽兰费苦吟”；“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冈”。
宋代文学中许多得之于山水田园的佳作都记录了疏于仕事的作者们旷放疏散、纵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兴怡情、消解烦忧的情景。
王禹偁贬官黄州，特建小竹楼，“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欧阳修谪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号醉翁，施政从简，放纵于诗酒山水之乐，留下了许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记》是此期间之代表作，人所熟知，兹不引述。他于嘉佑元年所作杂文《醉翁吟》，追忆当年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溪，咿嘤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
欧阳修颓放于滁山之时，苏舜钦也因同样的政治缘由罢官闲居在苏州沧浪亭。这两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离仕事之际，也以同样的心态狂游纵饮。其《沧浪亭记》云：
……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难的道友体会的是同一种人生况味，故尔虽处异地，仍以诗文交流心得。欧阳修因“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而答以《沧浪亭》诗，有“岂如扁舟任飘兀，红渠绿浪摇醉眠”等互勉之语。
大自然的真实和宽容对于米元章尤其适宜。这位颠狂的大书法家也是山水狂客。他之爱奇石、爱山水，都体现着他真率自由的个性。今存其四卷数百首诗，除写书画之事以外，多为山水景物之作。岳珂《宝晋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间有凌云之气”。“出风烟之上”、“有凌云之气”，固然与其性格、气质、才情、修养有关，而其取于仕途者少，得于自然者多亦当是重要原因。其《壮观赋》云：“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顾，慨然而叹曰：壮哉江山之观也！”
这位不曾丢过官职的艺术家也从未丢掉过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诗吟景物，垂虹秋色满江南。──《垂虹亭》
我欲临风取清旷，寄声鱼鸟莫相猜。──《书淮岸舣舟馆秀野亭》
野伯终朝爱清景，不辜闲禄太平身。──《高邮即事》
鱼鸟难驯湖海志，岸沙汀竹忆山林。
──《太常二绝》（上引均见《宝晋英光集》卷四）
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无拘无束，有时显得过于颠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发润州》（卷五）
不过他自己觉得既惬意又和谐：
醉余清夜，羽扇纶巾人入画，江远淮长，举首宗英醒更狂。
──《减字木兰花》，（卷五）
读其《宝晋英光集》，很少见他有什么忧愁烦恼怨气牢骚。或许他才真正称得起彻里彻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铭》颇见宋代文人随缘适性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
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卷六）
山水狂游对于自称“我自疏狂异趣”的苏轼来说，除消解烦忧、怡情悦意之外，还有另一番深意。这位文化伟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对历史和社会的叩问，多是在大自然赐给他的自由时空中臻于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异趣”，常常带有丰富的“理趣”。“理趣”历来是“苏学”中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无须详论。这里只是指出：
“疏狂”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自由形态，而在人类生存的一切环境中，自然是最适合这种生命形态良性发育的环境。对“疏狂”的士人，当其疏于仕宦之际，如果说狂于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对生命之本真的确认，对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纵，对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么他们纵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间，所得到的则主要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对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愉悦。
（四）“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声色与疏狂
宋人自称疏狂，多数都关乎男女风流韵事。柳永《鹤冲天》词所言在风月场上“偎红倚翠”、“恣游狂荡”，实为文人士大夫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倒是王安石、司马光、二程、朱子这样凛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数。
文人的风流韵事是各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等杂史中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更是宋世风流的艺术写照。
疏狂之于女色，或表现为群聚宴饮以妓乐歌舞相佐，或表现为烟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于仕事者，宋代皇帝、达官显贵、京城和地方各级军政官吏、太学生、举子、罪臣谪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类“疏狂”行为。其疏者，主要是儒家名教规范；其狂者，主要是声、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纵和满足。在宋代，这是完全可用“普遍”称之的世风和士风。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词人，其词中“狂”字凡24见，多是指放纵于男女之事。兹据《全宋词》索引如下（只注P次和词牌）：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吟风舞。──P13《黄莺儿》
对满目乱花狂絮。──P15《昼夜乐》
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P15《昼夜乐》
好梦狂随飞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P20《玉楼春》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已尽狂醉。──P20《金蕉叶》
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P22《征部乐》
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P23《巫山一段云》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P25《凤栖梧》
至更阑疏狂转甚，更相将凤帏鸳寝。──P29《宣清》
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P29《锦堂春》
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P31《凤归云》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P31《集贤宾》
似恁疏狂，费人拘管，争似不风流。──P33《少年游》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P35《戚氏》
花红滞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P35《长寿乐》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P40《如鱼水》
秋声败叶狂飘，心摇。──P43《临江仙》
坐中醉客风流惯，尊前见，特地惊狂眼。──P47《河传》
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P47《透碧霄》
狂风乱扫。──P51《倾杯》
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P51《倾杯》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P51《鹤冲天》
一夜狂风雨。──P53《归去来》
柳永所谓“疏狂”或“狂”，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宋代“自负风流才调”（柳词《传花枝》）的文人纵情声色之际的玩世不恭心理、自由享乐心理、仕宦失意心理、欲求代偿心理等。
略晚于柳永的晏几道，其性情、身世虽与柳永大不相同，但也是一位疏于仕事，沉醉于声色情爱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可称之为狷世之痴狂，亦为宋人疏狂心态之重要类型。
晏几道是个情痴。今存《小山词》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缘于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编词集所作序称自己的词为“昔之狂篇醉句”，“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见于《鹧鸪天》词：“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这是自写相思之词。词中那位被离愁别恨所困扰的疏狂者，借酒浇愁，终难排遣对“旧香”的迷恋。可知其“疏”，当指疏于绳检（规范），疏于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纵于宴饮、声色、情爱等自由享乐的生活。在仕途和爱情之间、规范和自由之间、真诚和伪饰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他一律疏于前者而狂于后者。首先，疏于仕事，狂于声色宴享之乐。
晏几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儿子。晏殊自30岁即为显官，居要职二十余年，位至宰辅，荐拔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一代名臣皆曾执掌朝政。晏殊死后33年（元佑三年），时为翰林学士的苏轼欲求见小晏，小晏辞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小晏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朝廷当政者中有许多晏家的亲朋故旧；二是小晏与他们来往很少。这足以说明他对仕途的冷漠。他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父荫和自身的“有余之才”，但偏偏不求仕进。黄庭坚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词序》言其“痴”曰：
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
可知他一不习举业，二不凭父荫干谒求进。黄庭坚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首先即指这种狷介的个性。他四十多岁时因郑侠事牵连下狱，或亦与其”不能一傍贵人之门“的狷介性情有关。他作颍昌府许田镇的小小监官时，大约已经五十多岁。此后更无仕宦显达之事。
于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远，却沉迷于声色歌舞、宴饮享乐之事。《小山词自序》云：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具流转于人间”。
这显然是个很长的时期。对沈、陈二人来说，当是后半生；小晏则可能是青壮年。他的词足可证明这种生活的时间跨度。这是一种如梦如幻、如醉如痴、年复一年的狂欢岁月，“疏于顾忌”的风流男女们在一起宴饮、诗词歌舞、冶游调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肠，人会娥妆，藕丝衫袖郁金香。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鹧鸪天》
从黄《序》“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来看，小晏为这种放纵的生活几乎倾家荡产，而且无愧无悔。“孺子之色”，此当指儿童般无忧无虑的神色。黄《序》又云：
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予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
又《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云：
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甚为豪。可知小晏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仅至老亦无悔愧，而且颇自得意，不唯自赏，还向人炫耀，并不怎么“顾忌”世人的看法。或者他连家人怎么想也不太考虑，所以才会有“孺子之色”。
其次，疏于规范，狂于情爱。
如此疏于仕事又疏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晏公子，后人却不可以酒色之徒、败家之子视之，因为他的疏狂中深涵着对情爱的珍重和追求。
宋代文人普遍推重超越世事、“止抑悲哀”的达者精神，但小晏是个例外。他是绝对的情痴，他的生命似乎只为情而存在，他为历史留下的“意义”，也可以说只是一个爱──诗意的、感伤的、真诚无伪的、执着痴狂的男女情爱。
小晏对仕途功名等许多世事都能超然处之，唯对男女之情爱不能解脱。他喜欢在男女情爱世界里建构一种具有浓郁艺术情调的审美情境，自己全身心地陶醉在里面而且不求消解。他总是带着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去体验自由化的男女之爱。
极端地投入：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
极端地真诚：
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黄庭坚《小山词序》
极端地迷狂：
狂花顷刻香，晚蝶缠绵意。──《生查子》
极端地感伤：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沈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阮郎归》
任何形式的狂都是对“中行”悖逆。小晏悖逆男女之“中行”而毫无顾忌地追求极端：欢──悲、合──离、热恋──相思、获得──失落。他愿意在极端的激情状态中体验情爱的欢愉和感伤，而无意走出自己心造的“伊甸园”。
然而这“园”中牵扯着小晏情爱之心的女子并不是他“合法”的妻妾，而是一些歌儿舞女──家妓。虽然宋王朝允许达官贵人“多蓄歌儿舞女”，但她们毕竟是地位卑微、身不由己的玩偶，是靠色艺谋生“准妓女”。
一般说来，狎妓与爱是悖逆的。在文明社会的两性关系中，宿娼狎妓是极端化的低级形态，爱是极端化的高级形态，二者本属无爱与爱的两极，不道德与道德的两极，丑与美、卑下与高尚的两极，自由生存形态和规范生存形态的两极。但任何文明都只是历史性的概念，是就一定时空中的普遍规范而言的。具体到中国的唐宋时期，文人士子与妓女产生情爱甚至爱情的情况亦并不十分罕见。再具体到小晏，他虽然所爱既不专一也难长久，但却极端地真诚而且热烈。他要用自己极端的真诚和痴情在悖逆的两极之间搭起一座美的桥梁，连通自己与歌儿的情感，从而否定低级追求高级，否定无爱追求爱，否定丑追求美。第三、疏于现实狂于幻想
心造的“伊甸园”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现实中的小晏有饥寒的家人，他应该求仕禄以养家，不应该“费资千百万”而长期在歌舞声色中消磨；他有妻室，不应对别人家的歌儿们过分痴情；他是相门之子，应该更注意道德名声。在这些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面前，尽管他天性“疏于顾忌”，却也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压力，因而一面在行为方面须有所检点，一面在心理上须忍受一定的压抑和苦闷。这是他常常在梦幻和沉醉状态中进行超现实的文学想象活动的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他更加无法超越的两大现实问题：千金易尽；年华必老。
养歌儿需要有财富，而养得起歌儿的沈、陈终于死的死、病的病。歌儿们因此“流转于人间”。他与歌儿们的“境缘”“如幻如电”般逝而不返了。这位难忘旧情的“痴”人，只好又沉湎于幻想和回忆之中。
其实那些往昔的“境缘”，在当时就带有很多诗意的幻想成分，是在迷狂状态中被大大美化了的。然而正是这种被他真心地诗化、美化了的“境缘”，又成了他在充满醉意和梦想的回忆中继续美化和讴歌的对象。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临江仙》
小晏在其情感生活中，一直是爱梦幻甚于爱现实，爱沈醉甚于爱清醒，爱迷狂甚于爱冷静。人在现实条件下总有许多事想做而不能做，或对许多直接面对的审美对象感到不尽如意，但在醉意或梦幻式的文学创作中却可以进行一番自由天性的放纵、情感意绪的渲泻与升华、精神世界的填充和慰藉，或对想象、回忆中的审美对象进行修补完善。在他的笔下，他所眷恋的女性都是完美的，情事都是迷人的：
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
──《鹧鸪天》
这里是“莲”、“蘋”、“云”，还少一只“鸿”：
问谁同是忆花人？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
──《虞美人》
现在我们已经难以确知他除了莲、鸿、蘋、云外，到底还爱恋过谁？也不太清楚女性对他爱恋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晏的确非常投入地喜欢过好几个歌儿舞女，他的自我感觉起码很美，上引词皆可证明，又如：
绿径穿花，红楼压水，寻芳误到蓬莱地。玉颜人是蕊珠仙，相逢展尽双蛾翠。
梦草闲眠，流觞浅醉，一春总见瀛州事。别来双燕又西飞，无端不寄相思字。
──《踏莎行》
这是梦幻般的仙境，其中没有世事的烦扰，只有男欢女悦的美和自由。毫无疑问，一切都带有相当多的幻想成分。
曾有学者指出小晏的梦是“绮梦”，美丽宜人，但又是“破碎的梦”，有无限的凄凉感伤。对这种幻想的美，小晏自然也很清楚其虚无之处，所以他也常在词中表达梦后酒醒之际的感伤：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阮郎归》
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云鸿相约处，烟雾九州城。
──《临江仙》
美破碎了，便是悲剧。文学偏爱悲剧，人类从悲剧中体验美。这是小晏留与后人的审美价值。
小结
人类永远生活在规范和自由的关系中。规范长存长新，人们需时时遵守；而自由也便长新，时时点缀着人们的理想，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古人的疏狂心态正系于后者。自由既为人类常青之理想，则疏狂精神对于健全和美化人类生活就有积极意义。本文对宋代文人之疏狂心态的研究，或可明乎此义。
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
孔子说的“狂”与“狷”这两种精神形态，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只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情怀，执着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述论之。一、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
宋王朝重视文化，重用文人治国。宋太祖立国之初就注意兴学、尊儒。他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他的这些倡导被其后代君王奉为祖宗家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
赵宋皇室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唐代科举虽已颇具规模，但选拔官吏除科举以外，军功、门荫也很重要。宋代则以科举选官为主，而且“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它渠道较为次要了。据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二至五统计，唐代289年间科举取士总计约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二年（1238）279年间科举取士约49300余名，年均约176人。这样的科举规模为王朝选官提供了较充足的人才基础，保证了选官途径的纯一化──“用读书人”，从而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这样的时代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进取功名富贵的狂热理想。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举取士虽然是唐代的六倍，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天下读书人的期望。以《文献通考》〈选举三〉所载太宗淳化三年为例，诸道发解到京的举人凡17000多名，而录取进士、诸科共1127名，录取比例仅为1／15。这一数字说明当时读书应举之风尚。
与科举取士相应，中央和地方大力扩办官学，民办书院、私塾也大为兴盛，“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学读书的机会。而当时印刷出版技术的长足进步又为读书人提供了书籍的便利。这些都激发了读书的狂热。太祖朝首任宰相范质作《戒子孙》诗，第一条讲孝悌，第二条劝读书：“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学不至”。柳永《劝学文》曰：“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李之彦《东谷所见》：“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宋学形成之初起过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嗜书如狂的人。胡瑗“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其心也”。孙复“笃学不舍昼夜”。石介“学笃而志大”。“三先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教育家，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云“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曾经举荐过“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读之士。欧阳修《范公神道碑》记其少年读书事曰：“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宋史》本传载：“去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据《范文正公年谱》26岁下：他在应天府读书时，有一天真宗“驾次南京（即商丘）”。人们都出去观看，惟独他不去，读书不辍。有人问他，他说：“异日见之未晚”。有位同学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给他带来好饭菜，他不吃，他认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啖此粥乎”。这是有意识地按孟子所说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砺自己。
历览两宋文化精英的事迹，不论文学大师、理学诸子还是名臣贤相，其笃志进取、嗜书如狂的事迹实难尽数。这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为渊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学人所言宋代文学、史学、哲学、科技之发达，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极，宋代历史之诸多成就，其实都离不开这种狂热进取的精神和笃志苦学的努力。
二、狂热的淑世理想与狂直的进谏风尚
宋代文人入仕后的“狂者”心态，与皇帝的鼓励直接相关。据说太祖立国三年曾刻誓碑，上书三条誓言立于太庙以密诫其子孙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句话包含厚待文人和保护进言者两条重大国策，体现了赵宋皇室的文化胸怀和政治远见。清王夫之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大大有别于汉、唐、明、清等朝的相对开明的政治，宋太祖实开其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载：
太祖常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见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
如此鼓励直言，遂代有诤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及其病卒，犹“遗表劝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叹久之，特赠工部侍郎”。
仁宗时，受宠的张贵妃（后来晋封为温成皇后）为其表叔张尧佐请官，仁宗命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对，遂止。后来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愿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待郎章谆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谆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内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以上事例说明朝臣与皇帝议政时勇于直谏的情形和对皇室的监督。宋代皇帝允许中书、枢密、尚书三省长官对圣旨提出非议。中书省官员在起草皇帝命令时的首要责任就是权衡诏命当否，若“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也就是退回诏命，请重新考虑。这在君权时代并不常见。苏轼熙宁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书》云：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纳言，必然激发士人狂热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的人文正气。范仲淹是振起此风的代表人物。这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中进士后初任职事就表现出不顾个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灵鸟赋》礼赞灵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谓夫子自道。天圣七年（1029），他41岁，任秘阁校理。当时仁宗已成年，而章献太后仍垂帘听政，且最忌“还政”的话题。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独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两次上疏直言还政，因遭贬黜。
宋人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臣，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因此还能获得刚正不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宋代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范仲淹被贬四年后，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即被召回除右司谏。后来仁宗欲废郭皇后，不许大臣劝谏。范却率台谏十臣伏阙叩门大呼不可，于是立即被贬。此事“骇动中外”。富弼上疏说“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批评仁宗“逐忠臣”。两年后（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范。吕夷简畏其直言，命他知开封府，欲以繁务困之，使他无暇他顾。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干预朝政。宦官闫文应恃宠弄权，他“闻知而不食，将入辨，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景祐三年，他向仁宗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惟私。吕反斥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此事激起朝臣义愤，纷纷上疏为范鸣不平，甚至请求从坐。欧阳修写信指责高若讷身为谏官而不敢为正义申辩，“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次与范一同被贬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余、尹、欧为“四贤”，高为“一不肖”。此诗引起都人争相传抄，“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范出京时，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顾风险为他饯行。有大臣批评王质：“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可见当时朝野人心对狂直之士的推重。像这些敢于坚持正义的狂直之士虽然动辄被贬，但却能赢得人心和美誉。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还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乐于启用这类“直臣”、“谏臣”。这就是苏轼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请皇帝“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为参知政事，入朝执政。虽然他领导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他从此离开朝廷，辗转地方任职，但他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敢谏的作风，对两宋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进取”精神与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开明政治相互激励，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进谏的“狂者”群体。上举范仲淹发动十位台谏官叩门伏阙进谏，就是群体行为。紧步其后的欧阳修知谏院时期，又形成了以欧阳为中心的狂谏群体。
史称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蹇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韩琦为他作《祭文》称：“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又韩作《墓志铭》言其早年知谏院时，“自任言责，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为富贵易节。凡大谋议大利害与同官论辩，或在上前，必区判是否，未尝少有回屈……台谏官论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欧阳修历仕41年，数因言事被贬。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贤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后果而为之的。那时他29岁，只是小小的馆阁校勘，人微位卑，本与范、吕之争无涉，却情愿自投罗网。庆历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为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辨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并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自欧阳子”之说有所不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软弱，却亦不乏忠义狂直之臣。国难当前，士大夫进取之心尽倾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主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言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将相，立朝刚直敢言。孝宗曾对他说：“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光宗朝中书舍人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胡铨、陈亮。胡铨是高宗朝进士。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枢密院编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桧与金议和，遂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桧、孙近、王伦，言其可斩之罪。奏疏最后曰“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之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秦桧立即以“狂妄凶悖”的罪名把他远谪岭南，此后又一贬再贬。凡为他申辩或表示同情者亦难幸免。二十多年后，孝宗即位，他才重新入朝为官，仍然直言好谏。
陈亮是思想家、文学家。他恃才傲物，以平民身份执着地进言干政。25岁时应礼部试落第，次年上《中兴五论》，抨击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复国，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导致士风不振，苟且成风。九年后，他再至临安，改变名字，连上三书，情辞更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五千余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力陈复国之策。孝宗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将擢用之。”由于朝臣阻挠，他不得回音，便愤然连上二书，毫不掩饰忠愤之情，直责皇帝“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纵论朝政，力陈抗金复国之策，并执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们不想采纳他的意见，但继续不理睬又不体面，就想给他个小官了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险些惹祸。又十年后，46岁的陈亮第三次到临安上书，被朝臣目为“狂怪”。不屈不挠的陈亮天真地以为如果有个官职，或许可以实现抗金复国的理想。于是在51岁（1193）参加了礼部考试，被光宗擢为状元，半年后就病逝了。
两宋史籍对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赞美，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赵宋王朝右文纳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为美的普遍心态。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晋、两宋是最辉煌的时代。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邓广铭也说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宽松态度”。宋代文人享受并利用这种自由和宽松，他们博览群书，通经达古而不盲从，蓄多积厚而不拘泥，敢于怀疑经典，标新立异，在思想和学术方面也表现出一种进取和创新精神，并且卓有建树。
柳开（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在文学，而在于振兴儒家道统。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学术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号“东郊野”、“补亡先生”，是韩愈以下三百年来“当仁不让”的第一人；著述可比司马迁、班固“二家之良者”。后来索性认为孟、荀、扬、韩只不过是“圣人之徒”，倒不如干脆“取六经为式”，直接以先师为法，从而“正百家之失，廓尧舜之正途，张周孔之至、管晏之俦、霸者之佐”。沈括《梦溪笔谈》卷9载：“柳开好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帘下，凡千轴，载以独轮车……欲以此骇众取名”。这位狂者虽然在思想上建树不多，但他充满自信的传道精神却颇可说明宋代学人的狂傲气概。
宋学有疑传派、疑经派。范仲淹是疑传派的发轫者。他在天圣五年执掌南京应天府学并兼管应天书院时“四方从学者辐辏”。他在讲解六经时，“病注说之乱六经”，著《易义》、《易兼三材赋》等若干文章探讨《易》学，表现出不盲从古人的自立精神。这是宋人疑传的开始。他的门人孙复师承其学，也“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成为宋学疑传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学术思想影响的人不止孙复。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所列，范氏周围有一个几乎囊括当时名儒的学术群：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及范氏纯仁、纯祐、纯礼、纯粹四兄弟是高平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是高平讲友；韩琦、欧阳修是高平同调。这是宋代思想文化自立进程中的第一个学术群体。
欧阳修是疑经派的开风气者。他认为“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他对《诗经》的毛传郑笺曾有怀疑：“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为《诗本义》，所更正百余篇”。清代学者对此感到惊讶：“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
欧阳修因疑传进而疑经，认为自秦焚书，“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伪说之乱经也”。他作《易童子问》，断定《易经》中有后人伪作。
清人对欧阳修疑经决不赞成，陈澧《跋欧阳文忠公集》即批评欧阳修之多疑：“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宋代经学疑古之风在欧阳修这里全面形成了。其后如王安石、苏轼、程颐等人疑《尚书》，至南宋朱熹乃断《古文尚书》为伪书。南宋永嘉学派叶适作《习学记言》，对传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许多疑问。疑古之风波及科场，有“举人举经史疑义可以出策论题目凡数千条，谓之《经史质疑》”。可见两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经学多从《易》始，盖因《易》本筮书，其意晦涩不定，具有广泛的可解释性，这很适合宋人喜欢自由发挥的作风。现存宋人《易》学著述60人69种。《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类著作158种，附录8种，其中宋人56种。此数字略可说明宋人治《易》的热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传注。不论象数派、义理派，都从《易》中发掘可为己用的思想资料，用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通过解《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周敦颐、邵雍是象数派的代表，他们开创了以图表解《易》的门径，从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这是颇有胆识、信心和勇气的创举。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则专讲义理而不讲象数。他所谓理，包括精神本体、事物规律、道德标准等含义。他也是通过解《易》来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又如司马光之《易说》“大都不袭先儒旧说”，也是阐释义理以切实用的。苏轼《东坡易传》“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唯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
从宋人治《易》约略可见其在思想、学术上狂傲自信、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被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半学术思想的两度繁荣。北宋自范、胡、孙、欧、李兴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学风行一时，濂（周敦颐）、洛（邵雍、二程）、关（张载）、蜀（三苏）诸派烽起而程氏理学蔚成大观。南宋前期半个世纪左右文化再度繁荣，学术上有闽学学派（朱熹）、湖湘学派（张轼）、金华学派（吕祖谦）、象山学派（陆九渊）、永嘉学派（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或对立，或互补，各有建树。
与此相关，希圣希贤也是宋代思想家普遍的志向。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欲与稷契遐相希”，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经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会欧阳修时，欧《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语。他在《奉酬永叔见赠》诗中说“他日若能窥孟子，此身何敢望韩公”。曾有人据此讥讽他狂妄，认为他不以韩愈为然，一心比孟。这或许不无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确主要不在文学，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他颁行“三经新义”倡导新学，“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说》，以意解字。这些都被当时和后世许多人视为狂妄。张载的弟弟张戬有一次当面说他：“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传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语，虽出处不明，但与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负基本一致。苏轼奉诏所撰《王安石赠太傅制》，曾“网罗六艺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之语评论其治学精神。
宋代理学家中许多人都怀有立言传世，成圣成贤的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孔、孟之后已无圣人。“孔、孟之后，其心不传”。他们要“为去圣继绝学”，就是要把孔孟之后断绝了的圣贤之学说、事业接续下去，成就一番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确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二程十四、五岁便学做圣人。程颐为程颢作墓序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其实这也是程颐的自信和自负。张载也有“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心志。朱熹认为自己就是圣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许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功夫，亦看圣贤的不出”。朱熹一生以圣人自期，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那么程子之后呢？“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论在不在朝堂都要“谋其政”，一生上书进言十几次，不怕惹怒皇帝，执着地布道。但对官职又常“有所不为”。他很赞成人要有点狂狷之气：“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陆九渊的学说曾被当代某位学者称为“虚诞的自我夸大狂的哲学”。这固然是“唯心”──“唯物”两极对立时代的说法，不过陆学中确有狂傲之气。陆九渊认为圣人与平常人之心是一样的：“某之心，吾友之心，上下千百载圣贤之心……亦只如此”。基于此，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皆我注脚”、之论。在两宋学术思想史上“六经注我”正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精神现象。
孔子说的“狂”与“狷”这两种精神形态，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只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情怀，执着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述论之。一、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
宋王朝重视文化，重用文人治国。宋太祖立国之初就注意兴学、尊儒。他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他的这些倡导被其后代君王奉为祖宗家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
赵宋皇室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唐代科举虽已颇具规模，但选拔官吏除科举以外，军功、门荫也很重要。宋代则以科举选官为主，而且“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它渠道较为次要了。据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二至五统计，唐代289年间科举取士总计约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二年（1238）279年间科举取士约49300余名，年均约176人。这样的科举规模为王朝选官提供了较充足的人才基础，保证了选官途径的纯一化──“用读书人”，从而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这样的时代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进取功名富贵的狂热理想。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举取士虽然是唐代的六倍，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天下读书人的期望。以《文献通考》〈选举三〉所载太宗淳化三年为例，诸道发解到京的举人凡17000多名，而录取进士、诸科共1127名，录取比例仅为1／15。这一数字说明当时读书应举之风尚。
与科举取士相应，中央和地方大力扩办官学，民办书院、私塾也大为兴盛，“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学读书的机会。而当时印刷出版技术的长足进步又为读书人提供了书籍的便利。这些都激发了读书的狂热。太祖朝首任宰相范质作《戒子孙》诗，第一条讲孝悌，第二条劝读书：“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学不至”。柳永《劝学文》曰：“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李之彦《东谷所见》：“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宋学形成之初起过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嗜书如狂的人。胡瑗“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其心也”。孙复“笃学不舍昼夜”。石介“学笃而志大”。“三先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教育家，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云“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曾经举荐过“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读之士。欧阳修《范公神道碑》记其少年读书事曰：“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宋史》本传载：“去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据《范文正公年谱》26岁下：他在应天府读书时，有一天真宗“驾次南京（即商丘）”。人们都出去观看，惟独他不去，读书不辍。有人问他，他说：“异日见之未晚”。有位同学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给他带来好饭菜，他不吃，他认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啖此粥乎”。这是有意识地按孟子所说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砺自己。
历览两宋文化精英的事迹，不论文学大师、理学诸子还是名臣贤相，其笃志进取、嗜书如狂的事迹实难尽数。这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为渊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学人所言宋代文学、史学、哲学、科技之发达，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极，宋代历史之诸多成就，其实都离不开这种狂热进取的精神和笃志苦学的努力。
二、狂热的淑世理想与狂直的进谏风尚
宋代文人入仕后的“狂者”心态，与皇帝的鼓励直接相关。据说太祖立国三年曾刻誓碑，上书三条誓言立于太庙以密诫其子孙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句话包含厚待文人和保护进言者两条重大国策，体现了赵宋皇室的文化胸怀和政治远见。清王夫之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大大有别于汉、唐、明、清等朝的相对开明的政治，宋太祖实开其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载：
太祖常弹雀于后苑，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见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于怀。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
如此鼓励直言，遂代有诤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及其病卒，犹“遗表劝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叹久之，特赠工部侍郎”。
仁宗时，受宠的张贵妃（后来晋封为温成皇后）为其表叔张尧佐请官，仁宗命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对，遂止。后来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愿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待郎章谆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谆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内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以上事例说明朝臣与皇帝议政时勇于直谏的情形和对皇室的监督。宋代皇帝允许中书、枢密、尚书三省长官对圣旨提出非议。中书省官员在起草皇帝命令时的首要责任就是权衡诏命当否，若“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也就是退回诏命，请重新考虑。这在君权时代并不常见。苏轼熙宁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书》云：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纳言，必然激发士人狂热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的人文正气。范仲淹是振起此风的代表人物。这位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中进士后初任职事就表现出不顾个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灵鸟赋》礼赞灵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谓夫子自道。天圣七年（1029），他41岁，任秘阁校理。当时仁宗已成年，而章献太后仍垂帘听政，且最忌“还政”的话题。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独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两次上疏直言还政，因遭贬黜。
宋人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臣，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因此还能获得刚正不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宋代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范仲淹被贬四年后，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即被召回除右司谏。后来仁宗欲废郭皇后，不许大臣劝谏。范却率台谏十臣伏阙叩门大呼不可，于是立即被贬。此事“骇动中外”。富弼上疏说“仲淹所谏大惬亿万人之心”，批评仁宗“逐忠臣”。两年后（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范。吕夷简畏其直言，命他知开封府，欲以繁务困之，使他无暇他顾。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干预朝政。宦官闫文应恃宠弄权，他“闻知而不食，将入辨，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景祐三年，他向仁宗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惟私。吕反斥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此事激起朝臣义愤，纷纷上疏为范鸣不平，甚至请求从坐。欧阳修写信指责高若讷身为谏官而不敢为正义申辩，“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次与范一同被贬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余、尹、欧为“四贤”，高为“一不肖”。此诗引起都人争相传抄，“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范出京时，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顾风险为他饯行。有大臣批评王质：“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可见当时朝野人心对狂直之士的推重。像这些敢于坚持正义的狂直之士虽然动辄被贬，但却能赢得人心和美誉。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还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乐于启用这类“直臣”、“谏臣”。这就是苏轼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请皇帝“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为参知政事，入朝执政。虽然他领导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他从此离开朝廷，辗转地方任职，但他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敢谏的作风，对两宋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进取”精神与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开明政治相互激励，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进谏的“狂者”群体。上举范仲淹发动十位台谏官叩门伏阙进谏，就是群体行为。紧步其后的欧阳修知谏院时期，又形成了以欧阳为中心的狂谏群体。
史称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蹇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韩琦为他作《祭文》称：“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又韩作《墓志铭》言其早年知谏院时，“自任言责，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为富贵易节。凡大谋议大利害与同官论辩，或在上前，必区判是否，未尝少有回屈……台谏官论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欧阳修历仕41年，数因言事被贬。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贤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后果而为之的。那时他29岁，只是小小的馆阁校勘，人微位卑，本与范、吕之争无涉，却情愿自投罗网。庆历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为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辨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并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自欧阳子”之说有所不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软弱，却亦不乏忠义狂直之臣。国难当前，士大夫进取之心尽倾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主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言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将相，立朝刚直敢言。孝宗曾对他说：“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光宗朝中书舍人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胡铨、陈亮。胡铨是高宗朝进士。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枢密院编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桧与金议和，遂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桧、孙近、王伦，言其可斩之罪。奏疏最后曰“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之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秦桧立即以“狂妄凶悖”的罪名把他远谪岭南，此后又一贬再贬。凡为他申辩或表示同情者亦难幸免。二十多年后，孝宗即位，他才重新入朝为官，仍然直言好谏。
陈亮是思想家、文学家。他恃才傲物，以平民身份执着地进言干政。25岁时应礼部试落第，次年上《中兴五论》，抨击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复国，批评皇帝用人不当，导致士风不振，苟且成风。九年后，他再至临安，改变名字，连上三书，情辞更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五千余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力陈复国之策。孝宗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将擢用之。”由于朝臣阻挠，他不得回音，便愤然连上二书，毫不掩饰忠愤之情，直责皇帝“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纵论朝政，力陈抗金复国之策，并执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们不想采纳他的意见，但继续不理睬又不体面，就想给他个小官了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险些惹祸。又十年后，46岁的陈亮第三次到临安上书，被朝臣目为“狂怪”。不屈不挠的陈亮天真地以为如果有个官职，或许可以实现抗金复国的理想。于是在51岁（1193）参加了礼部考试，被光宗擢为状元，半年后就病逝了。
两宋史籍对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赞美，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赵宋王朝右文纳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为美的普遍心态。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晋、两宋是最辉煌的时代。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邓广铭也说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宽松态度”。宋代文人享受并利用这种自由和宽松，他们博览群书，通经达古而不盲从，蓄多积厚而不拘泥，敢于怀疑经典，标新立异，在思想和学术方面也表现出一种进取和创新精神，并且卓有建树。
柳开（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在文学，而在于振兴儒家道统。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学术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号“东郊野”、“补亡先生”，是韩愈以下三百年来“当仁不让”的第一人；著述可比司马迁、班固“二家之良者”。后来索性认为孟、荀、扬、韩只不过是“圣人之徒”，倒不如干脆“取六经为式”，直接以先师为法，从而“正百家之失，廓尧舜之正途，张周孔之至、管晏之俦、霸者之佐”。沈括《梦溪笔谈》卷9载：“柳开好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帘下，凡千轴，载以独轮车……欲以此骇众取名”。这位狂者虽然在思想上建树不多，但他充满自信的传道精神却颇可说明宋代学人的狂傲气概。
宋学有疑传派、疑经派。范仲淹是疑传派的发轫者。他在天圣五年执掌南京应天府学并兼管应天书院时“四方从学者辐辏”。他在讲解六经时，“病注说之乱六经”，著《易义》、《易兼三材赋》等若干文章探讨《易》学，表现出不盲从古人的自立精神。这是宋人疑传的开始。他的门人孙复师承其学，也“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成为宋学疑传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学术思想影响的人不止孙复。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所列，范氏周围有一个几乎囊括当时名儒的学术群：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及范氏纯仁、纯祐、纯礼、纯粹四兄弟是高平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是高平讲友；韩琦、欧阳修是高平同调。这是宋代思想文化自立进程中的第一个学术群体。
欧阳修是疑经派的开风气者。他认为“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他对《诗经》的毛传郑笺曾有怀疑：“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为《诗本义》，所更正百余篇”。清代学者对此感到惊讶：“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
欧阳修因疑传进而疑经，认为自秦焚书，“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伪说之乱经也”。他作《易童子问》，断定《易经》中有后人伪作。
清人对欧阳修疑经决不赞成，陈澧《跋欧阳文忠公集》即批评欧阳修之多疑：“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
宋代经学疑古之风在欧阳修这里全面形成了。其后如王安石、苏轼、程颐等人疑《尚书》，至南宋朱熹乃断《古文尚书》为伪书。南宋永嘉学派叶适作《习学记言》，对传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许多疑问。疑古之风波及科场，有“举人举经史疑义可以出策论题目凡数千条，谓之《经史质疑》”。可见两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经学多从《易》始，盖因《易》本筮书，其意晦涩不定，具有广泛的可解释性，这很适合宋人喜欢自由发挥的作风。现存宋人《易》学著述60人69种。《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类著作158种，附录8种，其中宋人56种。此数字略可说明宋人治《易》的热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传注。不论象数派、义理派，都从《易》中发掘可为己用的思想资料，用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通过解《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周敦颐、邵雍是象数派的代表，他们开创了以图表解《易》的门径，从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这是颇有胆识、信心和勇气的创举。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则专讲义理而不讲象数。他所谓理，包括精神本体、事物规律、道德标准等含义。他也是通过解《易》来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当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又如司马光之《易说》“大都不袭先儒旧说”，也是阐释义理以切实用的。苏轼《东坡易传》“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唯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
从宋人治《易》约略可见其在思想、学术上狂傲自信、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被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半学术思想的两度繁荣。北宋自范、胡、孙、欧、李兴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学风行一时，濂（周敦颐）、洛（邵雍、二程）、关（张载）、蜀（三苏）诸派烽起而程氏理学蔚成大观。南宋前期半个世纪左右文化再度繁荣，学术上有闽学学派（朱熹）、湖湘学派（张轼）、金华学派（吕祖谦）、象山学派（陆九渊）、永嘉学派（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或对立，或互补，各有建树。
与此相关，希圣希贤也是宋代思想家普遍的志向。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欲与稷契遐相希”，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经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会欧阳修时，欧《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语。他在《奉酬永叔见赠》诗中说“他日若能窥孟子，此身何敢望韩公”。曾有人据此讥讽他狂妄，认为他不以韩愈为然，一心比孟。这或许不无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确主要不在文学，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他颁行“三经新义”倡导新学，“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说》，以意解字。这些都被当时和后世许多人视为狂妄。张载的弟弟张戬有一次当面说他：“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传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语，虽出处不明，但与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负基本一致。苏轼奉诏所撰《王安石赠太傅制》，曾“网罗六艺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之语评论其治学精神。
宋代理学家中许多人都怀有立言传世，成圣成贤的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孔、孟之后已无圣人。“孔、孟之后，其心不传”。他们要“为去圣继绝学”，就是要把孔孟之后断绝了的圣贤之学说、事业接续下去，成就一番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确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二程十四、五岁便学做圣人。程颐为程颢作墓序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其实这也是程颐的自信和自负。张载也有“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心志。朱熹认为自己就是圣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许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功夫，亦看圣贤的不出”。朱熹一生以圣人自期，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那么程子之后呢？“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论在不在朝堂都要“谋其政”，一生上书进言十几次，不怕惹怒皇帝，执着地布道。但对官职又常“有所不为”。他很赞成人要有点狂狷之气：“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陆九渊的学说曾被当代某位学者称为“虚诞的自我夸大狂的哲学”。这固然是“唯心”──“唯物”两极对立时代的说法，不过陆学中确有狂傲之气。陆九渊认为圣人与平常人之心是一样的：“某之心，吾友之心，上下千百载圣贤之心……亦只如此”。基于此，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皆我注脚”、之论。在两宋学术思想史上“六经注我”正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