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風暴的杉樹（代序）
　　◎ 李建軍
　　我從未請托別人替自己的書作過序。這倒不是因為狹隘的傲慢和虛妄的自負，而是覺得自己在書中立了些什麽宏論，放了些什麽厥詞，還是自己最清楚，所以，比較起來，從實招來的“夫子自道”，無疑更有助於嚮讀者提供切實可靠的信息。我也不大有勇氣享受給別人寫序的光榮，謬托知己，信口雌黃，把一些不痛不癢的廢話和不着邊際的空話，佛頭着糞一樣放在別人的書上，這不僅是對作者和對讀者的怠慢，也分明是對自己的不尊重嘛。
　　但是，李悅先生打電話來，要我給他的作品集寫序，我卻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下來。為什麽呢？因為我的確喜歡李悅硬語盤空的文章。劉勰在《文心雕竜》中說，“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在藝術欣賞中，“偏見”當然要不得，但“偏愛”卻是無可非議的。我之答應替李悅先生寫序，就是因為我從他的文章中，讀到了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思想，讀到了令我拍案叫絶的判斷。雖然這本《批評於丹》衹收集了兩篇批評於丹的文章，但我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談談我所認識的李悅先生，談談我對他的寫作的印象和評價。
　　最早認識李悅先生，是在內蒙古的一次文學研討會上。在出去觀光的旅途中，他不知疲倦地講了許多機智幽默的故事。他說起話來因多有“期期”而略顯磕絆，但故事卻講得委婉麯折，妙趣橫生。他的過人的記憶力和非凡的敘事才能，給同車而行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纔知道，他在北京讀小學時，是聽着孫敬修的故事度過了許多美妙時光的。難怪呢！
　　李悅是個愛書的人，有一萬多册的藏書。藏書衹是占有，讀書纔是享有，衹藏不讀，算不得真正的收藏傢，算不得真正的愛書人。李悅屬於為了讀書而藏書的人。他的讀書量是驚人的。他不僅讀，還寫了大量有獨到見解的閱讀筆記。為了把自己的閱讀心得公諸同好，他在《北方新報》開了一個專欄，名之曰:“關於讀書的雞零狗碎”。這些讀書札記，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文風活潑，清新明快。在這個“可視文化”大行其道，“印刷文化”日漸冷落的時代，李悅的存在實在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然而，更為可貴的是，李悅並不滿足於做一個麯肱讀書、無所用心的名士，而是自覺地按照知識分子的精神原則去生活和寫作。
　　如果說，做一個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那麽，在今天成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更其艱難。實用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流行，使我們時代的不少知識分子淪為惟利是圖、目光短淺的法利賽人。由於放棄了批判的立場，由於成為權力的附皮之毛，知識分子便顯得越來越不重要。知識分子的潰散和流失，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危機。富裏迪在《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一書中，強烈地表達了他對知識分子現狀的不滿和憂慮。他的憂慮應該引發我們的認同和反思。我們已經陷入嚴重的文化“無政府”狀態，生活中充滿了令人焦慮的“反文化”現象，因此，我們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知識分子，都需要那種在文化的意義上為社會立法和“守夜”的人，都需要那種在精神生活上為自己的時代指示方向和出路的人。
　　雖然知識分子必然是讀書人，但讀書人卻不一定都是知識分子。因為，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看他是不是有知識，還要看他是不是有穩定的人文立場，有自由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氣。知識分子是一群用懷疑的眼光審視生活的人。他把“不滿”和“質疑”當做經常的態度，總是傾嚮於對現實和外部權力說不。他拒絶“順從主義”，視“服從”為可恥的背叛與墮落。他像席勒所說的“男子漢”一樣，總是“不停地替自己尋找敵人”，並通過與“敵人”的對抗，捍衛那些偉大的價值。他的內心充滿渴望和激情，試圖通過不斷的“啓蒙”，為生活開闢新的道路。由於不順從和為敵的態度，知識分子的生活便充滿了睏厄和災難，而成為知識分子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考驗和犧牲。

　　成為知識分子顯然是李悅的自覺追求。我們在他的幾乎所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對知識分子立場的捍衛。他在《思想的尊嚴棗 讀筱敏〈成年禮〉》中，引用了這樣一段話:“社會批判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人類之所以到今日還沒有乘着股票市場或者核彈頭直綫奔嚮毀滅，恰是因為有許多被視為過激、空想、不合時宜的分子，不懈地質疑我們的處境，呼喚着情感和良知。”尖銳地質疑我們時代的“處境”，也是李悅進行文學批評和文化批判的基本態度。幾乎所有那些熱鬧一時的消極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都曾受到李悅的深刻的質疑和剖析。在《充滿謬誤的薑戎》中，他不僅指出了《狼圖騰》的“輸血論”、“遊牧精神”論和“許多常識性謬誤”，而且，還深刻地指出“不是民族精神和性格决定歷史”，而是“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影響着歷史的“運轉”。李悅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認同並欣賞美國文化批評傢保羅·福塞爾的《惡俗》對“惡俗”的界定:“惡俗是指某種虛假、粗陋、毫無智慧、沒有才氣、空洞而令人厭惡的東西，但是不少美國人竟然會相信他們是純正、高雅、明智或者迷人的東西。”李悅高度評價林如敏的《無羞可遮》一書對我們時代的“娛樂圈的惡俗”的“嘲笑”，而對文學領域的“惡俗”，他則給予了同樣尖銳的嘲笑。他批評池莉的“媚俗”，認為“她不追求人生的意義，也不想超越生活進行形而上的思索。……有的衹是時間生活的無休無止的堆砌，幾乎完全擯棄了價值生活”（《媚俗的池莉》）。在《沒有風格的〈空山〉》中，李悅揭示了阿來的創作的問題:因為過度依賴對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模仿，阿來的小說無論在主題內容上，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缺乏成熟的風格。他還在另外兩篇文章中，批評了金庸和王朔的小說，認為他們的作品因為缺乏“文學含量”，本質上不過是“通俗小說”罷了。
　　啓蒙是知識分子的具有核心意義的工作內容。啓蒙既是解構異化的價值體係和生活方式的過程，也是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價值體係和生活方式的過程。雖然啓蒙屢屢受到誤解、質疑和壓製，但是，啓蒙意味着光明，離開啓蒙，暗夜裏的生活就會喪失方向，社會的發展理想就不可能實現。然而，在一個精神生活讓位給物質生活的時代，生活的意義似乎已經不再受人關註，生活的方向也不再是一個令人焦慮不安的重要問題。相對主義主宰着人們的內心生活。這讓大傢對一切都心平氣和，對任何事情都覺得無可無不可。這就給前現代性價值觀的復活，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幾乎在一夜之間，“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反對的專製主義和蒙昧主義，以“英雄”的姿態，通過對“現代性”的反動和抵拒，全面實現了自己的復闢夢想。“奴才”對“皇上”和“主子”的忠誠和崇拜，成了影視文化和文學敘事中的常見景觀。“拜權主義”這種中世紀的破爛意識形態，正通過“戲說歷史”這種嘻嘻哈哈的方式，嚴重地毒化着國人的精神生活。對一個處於前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講，批判專製主義，爭取做人的自由和尊嚴，爭取個性和人格的健康發展，乃是啓蒙工作的要義。而當“專製主義”的文化狂潮洶涌而來的時候，知識分子尤其要立定腳跟，毫不妥協地與之對抗。
　　李悅顯然認識到了啓蒙對於我們時代的意義，認識到了蒙昧主義對我們的文化發展和生活現代化的嚴重威脅。在他的批評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自覺而強健的啓蒙精神。《宣揚“唯皇史觀”的小說 二月河作品批判》就是一篇啓蒙性質的批評文章。在一個人們對“專製主義”習焉不察的時代，他的這篇文章顯得及時而重要。李悅上承黃宗羲《原君》對“皇帝”的批判，認為“皇帝”乃萬惡之源。所以，他對二月河為皇帝歌功頌德的小說就深惡痛絶，對《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所宣揚的“唯皇史觀”，就覺得特別難以接受。在二月河看來，雍正因為在位13年做了千語萬言的政務批語，就功德無量，“就是我們這些書生，誰又有過這麽大的文字勞作”。二月河筆下的皇帝剋己愛人，無善不臻，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好皇帝”，這樣的“大救星”，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的黎民百姓才能被“解放”出來，才能過上“無比幸福”的美好生活。然而，這種一廂情願的想象，實在不過是迂腐書生的自作多情。“唯皇史觀”認為:“一個好皇帝可以改變歷史進程，可以永遠保證國傢強盛和百姓安居樂業，封建的皇權專製是很好的制度，根本不需要進行改變政體，改變生産方式，改變思想觀念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李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靶楣埂背隼吹囊饈緞翁?謀局屎臀：?“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宣揚唯皇史觀，在呼喚民主和法製的時代宣揚唯皇史觀，在中國正加速走嚮更加民主的社會的時代宣揚唯皇史觀，無疑是在逆歷史大潮而動，無疑是非常反動的。”二月河小說“內容簡介”上的廣告詞說，《雍正皇帝》“以思想為經，藝術為緯，鳥瞰歷史，探究人生，非大傢而不可為。”但李悅最後的結論卻是:“二月河的皇帝三部麯，以反動思想為經，以通俗藝術為緯，麯解歷史，淺化人生，乃大傢所不為也。”李悅的判斷無疑更為真實，更為可靠，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