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中央電視臺“百傢講壇”欄目的盛情，要我講一講中國的四大小說名著，已於2008年3月17―21日播出，又蒙中華書局將這次小小講座轉成書面形式，以便讓未及聽到、看到此節目的各界人士瞭解其梗概和建立相互間的交流，對此，我深表感謝。乘此機會，我還想講講我自己的幾點感想，記在這裏。
第一，熒屏播放的時間是有限的、是寶貴的。古語有雲：“寸金難買寸光陰。”而在電視播放卻是“千”金難買“分”光陰。再加上這次講演的主題是如此之巨大和重要，必須在這麽短短的時間裏說明源流始末、方方面面，這真是太“緊張”了――這個“緊張”是指時間的限製，並非我在講說時有什麽緊張，我倒總是隨隨便便、信口道來，說得好聽點兒，就算是有些“從容不迫”吧。話雖如此，我畢竟還是盡量把我想說的精簡起來，因此在很多地方衹能點到為止，許多細節或相關內容不能展開就都從略了。這也就是我寫這個小序的原因，以補充若幹應該說明的問題。
第二，“百傢講壇”的講座不是一般的緻辭、講話、談話、采訪等體例，而是一種講課的形式，用洋文說，前者是speech，後者是lecture，這是第一層分別。然而電視上的lecture又不盡同於學校裏的課堂教學。在學校裏，不管教室課堂多麽寬敞，學生何等衆多，他們的年齡、教育基礎、知識文化水平等大致是均衡的，所以講起來是比較有一定標準和集中點的。而電視講座的對象則與學校裏很不一樣，是老少俱全，是婦孺皆有，是三教九流，是百行百業，他們聽起來和在校學生可就大不相同了。怎樣讓這麽多不同層次水平的收視者完全聽懂你的講座，而且覺得這樣講法是合適的，這個事情可就太難了。
｜小引周汝昌評說四大名著我自己對於講座的興致和方法有一點兒經驗和體會，講座的目的不要擺在傳達知識上――所謂“知識”是包括大傢已然共知共識的，字典詞典、百科全書和有關參考書上記載明確的，這些你都不要在講座上重述。就拿講小說來作比方，不要像說評書那樣講故事情節，那樣的做法實質上是把聽衆當作了純屬被動消極的接受者，我覺得這是不恰當、不應該的。我的主張是：講座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須把聽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調動起來，和你一起動腦筋、想問題，並引發出聽衆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義和體會。所惜者，我因能力所限，沒有做到這個地步，自覺慚愧。
第三，不妨讓我說得更絮煩一些：在今天的課堂裏，起碼有一塊黑板，必要時還有錄音、錄像等輔助設備。這樣，你在課堂講授時並非全部必用語言，滔滔不絶地說話。那麽在講座現場上，情況又很不相同。這，還用我多說嗎？還不止於此，我在現場至少還有我創造的各種手勢、姿態、語調、表情等來輔佐，可以使得我的教授不太死板，甚至有時所言還認為活潑有趣，這是我的一個長處。但是等到你看到這次講座由聲音轉變為文字的文本時，那些聲音、語式、手勢、姿態、表情都已不復存在了，甚至於我所喜歡的那種衹說半截話，其餘留與讀者自行領會的辦法，如果也照樣變成文字後，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第一，熒屏播放的時間是有限的、是寶貴的。古語有雲：“寸金難買寸光陰。”而在電視播放卻是“千”金難買“分”光陰。再加上這次講演的主題是如此之巨大和重要，必須在這麽短短的時間裏說明源流始末、方方面面，這真是太“緊張”了――這個“緊張”是指時間的限製，並非我在講說時有什麽緊張，我倒總是隨隨便便、信口道來，說得好聽點兒，就算是有些“從容不迫”吧。話雖如此，我畢竟還是盡量把我想說的精簡起來，因此在很多地方衹能點到為止，許多細節或相關內容不能展開就都從略了。這也就是我寫這個小序的原因，以補充若幹應該說明的問題。
第二，“百傢講壇”的講座不是一般的緻辭、講話、談話、采訪等體例，而是一種講課的形式，用洋文說，前者是speech，後者是lecture，這是第一層分別。然而電視上的lecture又不盡同於學校裏的課堂教學。在學校裏，不管教室課堂多麽寬敞，學生何等衆多，他們的年齡、教育基礎、知識文化水平等大致是均衡的，所以講起來是比較有一定標準和集中點的。而電視講座的對象則與學校裏很不一樣，是老少俱全，是婦孺皆有，是三教九流，是百行百業，他們聽起來和在校學生可就大不相同了。怎樣讓這麽多不同層次水平的收視者完全聽懂你的講座，而且覺得這樣講法是合適的，這個事情可就太難了。
｜小引周汝昌評說四大名著我自己對於講座的興致和方法有一點兒經驗和體會，講座的目的不要擺在傳達知識上――所謂“知識”是包括大傢已然共知共識的，字典詞典、百科全書和有關參考書上記載明確的，這些你都不要在講座上重述。就拿講小說來作比方，不要像說評書那樣講故事情節，那樣的做法實質上是把聽衆當作了純屬被動消極的接受者，我覺得這是不恰當、不應該的。我的主張是：講座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須把聽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調動起來，和你一起動腦筋、想問題，並引發出聽衆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義和體會。所惜者，我因能力所限，沒有做到這個地步，自覺慚愧。
第三，不妨讓我說得更絮煩一些：在今天的課堂裏，起碼有一塊黑板，必要時還有錄音、錄像等輔助設備。這樣，你在課堂講授時並非全部必用語言，滔滔不絶地說話。那麽在講座現場上，情況又很不相同。這，還用我多說嗎？還不止於此，我在現場至少還有我創造的各種手勢、姿態、語調、表情等來輔佐，可以使得我的教授不太死板，甚至有時所言還認為活潑有趣，這是我的一個長處。但是等到你看到這次講座由聲音轉變為文字的文本時，那些聲音、語式、手勢、姿態、表情都已不復存在了，甚至於我所喜歡的那種衹說半截話，其餘留與讀者自行領會的辦法，如果也照樣變成文字後，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這些睏難如何解决，解决得是否得當？這實在不是我個人所能辦到的。我衹是在這裏交代一下，對讀者來說，還是必要的吧！
上面說過，電視講座是lecture，而不是speech，既是lecture，其主題是小說，卻又不是“說評書”；如今人們所共識共賞的四大小說這個命題和概念是怎麽發生和流傳下來的呢？原來，我們中國的長篇章回小說是由明代纔盛行起來的，明代的小說數量很大，而最著名的卻是所謂“四大奇書”。“四大奇書”者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也。其所以成為“奇書”者，大約是因為其情節內容、文筆手法都與以往的故事小說大有不同。這種長篇章回小說的傳統在清代又繼續傳承下來。清代的章回小說長長短短，不計其數（有的衹是十幾回，便成了一部書）。在百回或百回以上的大書中，忽然出現了一部《石頭記》，這部書比起明代的那些書來更是奇上加奇，真是異軍突起、超邁等倫。這部奇書一經問世，回過頭來再看《金瓶梅》，那便令人感到真有天壤雲泥之別。於是人們漸漸地把《金瓶梅》剔出榜外，而以《石頭記》取而代之。草草說來，這條脈絡的基本情況還是比較分明的。
順便提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係的浦安迪教授，一位專門研究中國小說的學者。近年來他提出一個主張：在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上有楚辭、漢賦、六朝駢體文、唐詩、宋詞、元麯、明清小說等，而明清小說是一個泛稱，表達不出朝代、時代的個性特點，所以他建議把四大小說的這種敘事文體就取名為“奇書”文體。他的這種認識和建議是否完全精確，學術界是否已有認同，都不是我此刻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引來的用意是要表明中國的四大小說名著這一命題和概念已被西方的學者所註意和承認。
我們要講的四大奇書即長篇章回小說，總會要遇到一個問題，即文和史的異同分合的討論，乃至爭論。我本人因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就研究《紅樓夢》，強調這部小說表面上總說是荒唐無稽，而實質上是有其真人真事作為素材的。也許我當時強調得有點過分了吧，於是受到批評和批判，說我不懂得學術與歷史的區分，把二者混淆起來，把《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說成了是歷史“實錄”。我想，這種批評對我是有教益的。但我對文與史的關係問題的認識卻並非那麽簡單膚淺。讓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的粗淺認識。一、老子說：“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二、孔子說：“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請您註意我們的兩大聖人實際上都在那裏思考和討論文與史的關係問題。這話怎講？試想“美言”者就是後世所謂的文學藝術語言，“信”者就是指歷史真實，所以我們早有“信實”、“信史”等詞語，這個“信”就是不虛不妄的意思。這麽一來，事情就很明白，原來老子這位聖人、大哲學家，他主張的是衹該有事實，而不贊成文學創作。他把“美”、“信”兩者完全割裂對立起來。
然後再看孔聖是如何教示我們的，他所說的“文”其實就是老子的“美言”，他所說的“質”其實就是老子的“信”――至少可以這樣理解，雖然粗略了一些，但離基本道理是不遠的。那麽我們又可明白一點：孔子與老子不同，他並不把“文”和“質”、“美”和“信”對立起來。相反，他以為二者是可以並存和融會的，衹不過是兩者的成分不可偏於一端，須要對等均衡。他的主張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應該是：史以文傳，文由史立。回過頭來，再用同樣的道理來表示“美”和“信”的關係，也可以這樣說：信以美傳，美由信立。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總認為，要講“文”與“史”的關係問題，應從老、孔二位大聖人那裏來領會真理。我們自己說話時，有時為了某種特殊緣由和用意會強調雙方的某一方面，可以理解，但註意不要走嚮極端而引來無必要的糾纏。這樣來理解和討論我們中國特色十分濃厚的四大小說名著問題，就會順理成章，豁然開朗。
我講四大小說名著，至少有兩重意義。其一，我是想先從中國文學史、小說史上來看，所謂的四大小說名著是怎樣産生的？為什麽它們四部書聯繫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文學名著概念，它們四者既然可以連在一起，那麽其外在聯繫的脈絡又是如何？所以我想說明它們各自有其獨立性，而且又有文學發展史上的內在涵藴；其二，我也想說一下在我們的民族文化、文學遺産上，這四部小說為什麽特別地光輝、偉大而為全體人民所一致認同、引為驕傲。
好了，我的小引就到此打住吧。
上面說過，電視講座是lecture，而不是speech，既是lecture，其主題是小說，卻又不是“說評書”；如今人們所共識共賞的四大小說這個命題和概念是怎麽發生和流傳下來的呢？原來，我們中國的長篇章回小說是由明代纔盛行起來的，明代的小說數量很大，而最著名的卻是所謂“四大奇書”。“四大奇書”者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也。其所以成為“奇書”者，大約是因為其情節內容、文筆手法都與以往的故事小說大有不同。這種長篇章回小說的傳統在清代又繼續傳承下來。清代的章回小說長長短短，不計其數（有的衹是十幾回，便成了一部書）。在百回或百回以上的大書中，忽然出現了一部《石頭記》，這部書比起明代的那些書來更是奇上加奇，真是異軍突起、超邁等倫。這部奇書一經問世，回過頭來再看《金瓶梅》，那便令人感到真有天壤雲泥之別。於是人們漸漸地把《金瓶梅》剔出榜外，而以《石頭記》取而代之。草草說來，這條脈絡的基本情況還是比較分明的。
順便提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係的浦安迪教授，一位專門研究中國小說的學者。近年來他提出一個主張：在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上有楚辭、漢賦、六朝駢體文、唐詩、宋詞、元麯、明清小說等，而明清小說是一個泛稱，表達不出朝代、時代的個性特點，所以他建議把四大小說的這種敘事文體就取名為“奇書”文體。他的這種認識和建議是否完全精確，學術界是否已有認同，都不是我此刻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引來的用意是要表明中國的四大小說名著這一命題和概念已被西方的學者所註意和承認。
我們要講的四大奇書即長篇章回小說，總會要遇到一個問題，即文和史的異同分合的討論，乃至爭論。我本人因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就研究《紅樓夢》，強調這部小說表面上總說是荒唐無稽，而實質上是有其真人真事作為素材的。也許我當時強調得有點過分了吧，於是受到批評和批判，說我不懂得學術與歷史的區分，把二者混淆起來，把《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說成了是歷史“實錄”。我想，這種批評對我是有教益的。但我對文與史的關係問題的認識卻並非那麽簡單膚淺。讓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的粗淺認識。一、老子說：“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二、孔子說：“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請您註意我們的兩大聖人實際上都在那裏思考和討論文與史的關係問題。這話怎講？試想“美言”者就是後世所謂的文學藝術語言，“信”者就是指歷史真實，所以我們早有“信實”、“信史”等詞語，這個“信”就是不虛不妄的意思。這麽一來，事情就很明白，原來老子這位聖人、大哲學家，他主張的是衹該有事實，而不贊成文學創作。他把“美”、“信”兩者完全割裂對立起來。
然後再看孔聖是如何教示我們的，他所說的“文”其實就是老子的“美言”，他所說的“質”其實就是老子的“信”――至少可以這樣理解，雖然粗略了一些，但離基本道理是不遠的。那麽我們又可明白一點：孔子與老子不同，他並不把“文”和“質”、“美”和“信”對立起來。相反，他以為二者是可以並存和融會的，衹不過是兩者的成分不可偏於一端，須要對等均衡。他的主張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應該是：史以文傳，文由史立。回過頭來，再用同樣的道理來表示“美”和“信”的關係，也可以這樣說：信以美傳，美由信立。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總認為，要講“文”與“史”的關係問題，應從老、孔二位大聖人那裏來領會真理。我們自己說話時，有時為了某種特殊緣由和用意會強調雙方的某一方面，可以理解，但註意不要走嚮極端而引來無必要的糾纏。這樣來理解和討論我們中國特色十分濃厚的四大小說名著問題，就會順理成章，豁然開朗。
我講四大小說名著，至少有兩重意義。其一，我是想先從中國文學史、小說史上來看，所謂的四大小說名著是怎樣産生的？為什麽它們四部書聯繫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文學名著概念，它們四者既然可以連在一起，那麽其外在聯繫的脈絡又是如何？所以我想說明它們各自有其獨立性，而且又有文學發展史上的內在涵藴；其二，我也想說一下在我們的民族文化、文學遺産上，這四部小說為什麽特別地光輝、偉大而為全體人民所一致認同、引為驕傲。
好了，我的小引就到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