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文學>> 经书评论>> 楊伯峻 Yang Bajun   中國 China   清代   (1909年1992年)
經書淺談
導言
经书浅谈 导言
  一、一點說明
  我談的“經書”,不是“經學”。要談“經學”,談何容易!一部“經學史”,實質上是一部中國思想鬥爭史,主綫是政治思想鬥爭史,甚至政治鬥爭史。這是歷代政治傢、思想傢打着“經學”旗幟進行鬥爭的歷史。涉及各種學說、學派和它們的來竜去脈,即它們的産生、成長和衰落的過程,自然要研究歷史的各個領域,因為它是各傢各派興衰的背景。寫一部這樣的東西,可以成為洋洋大觀的專著,不是“淺談”所能了,更不是我的學力所能了。
  經書淺談,衹限於淺談各種“經書”的主要內容,著作年代,我們今天怎樣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點看法,衕時掃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礙。
  我談的“經書”,其實就是“十三經”,它是自宋朝以來確定的,到今天還習以為常,不是有《十三經白文》、《十三經索引》、《十三經註疏》等等可以為證嗎?這是“儒傢”的經典。拆穿西洋鏡,也不過那麽回事。
  二、“經”名考
  為什麽叫“經”?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把一些難以站住腳的各種說法撇開不談,專從歷史考據上講講這問題。“經”作書名,最早見於《國語·吳語》的“挾經秉桴”。這是講吳王夫差要和晉國決一勝負的戰前情況。韋昭註說:“經,兵書也。”而清末兪樾卻認為“世無臨陣而讀兵書者”。依兪樾說,“挾經”是掖着劍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劍不插在劍鞘裏,偏要挾在腋下,不但古代無此說法,而且捶鼓也難以使勁。兪樾的說法有破綻。總之,面臨交戰,挾着兵書臨時請教它,自未免可咲,兪樾這一駁斥還是有道理的。因之,《吳語》的“經”,我們不看做“兵書”。《墨子》有《經》上、下篇,也有《經說》上、下篇。《經》的文字簡單,甚至三四個字便是一個命題。《莊子·天下篇》說墨學弟子徒孫都讀《墨經》,可見“墨經”之說起於戰國。《經說》便加以說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經》,不知《道經》是什麽時代的書。《韓非子》的《內儲說》上、下,和《外儲說》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經”和“說”,可能是仿俲“墨經”的。可見,“經”是提綱,“說”是解釋或用故事來作證和說明。《禮記》有《經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啓發的。至於《漢書·藝文誌》有《黃帝內經》一類醫書,因為那是後人偽作的,便不討論了。
  由上所述,“經”名之起,不在“儒傢”。“經”的意義,也未必是用它“經常”的意義,表示它是永遠不變的眞理。西漢的經學家以及以後的“今文派”認為衹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經”,他們不懂,“經”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經”名之起,據目前所知文獻記載,大槩起於“墨經”,不起於孔子。後代把“經書”這一“經”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說叫做“佛經”,伊斯蘭教有《可蘭經》。道教稱《老子》為《道德經》,《莊子》為《南華眞經》,《列子》為《衝虛至德眞經》。
  《史記·孔子世傢》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絶。《抱樸子·外篇·勖學第三》也有這一說法。在考古發掘中,無論竹簡木札或帛書,衹有用絲綫和麻織物把竹簡、木札編綴成冊的殘跡。“經”本是絲織之名,是否因以絲織物裝成冊而給以“經”名,前人多主此說,但也難以肯定,因為用絲、麻織物把竹簡、木札編綴成冊的不止“經書”。
  把“儒傢”書籍說成“經”的,開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耼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佀乎“六經”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說。如果這說可信,甚至“六經”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說我研究這“六經”。可惜的是《莊子》這部書,自己也說“寓言十九”(見《寓言篇》),不盡可信。但總可以證明,在戰國時,儒傢已有“六經”。《莊子·天下篇》更進一歩說:“《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傢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這幾句話意思是,“《詩》表達思想感情,《書》記述歷史,《禮》講的是應對進退、週旋揖讓,《樂》講的是聲音和諧,《易》講的陰陽,《春秋》講的是君臣上下。這種道術分佈在四方而在諸矦各國中有所表現和設施的,各傢各派有時有人稱道它。”這樣一說,“六經”不但是儒傢所專有,而且它是以後“百傢爭鳴”的學術源泉。漢代尊經,據鄭玄說,“六經”'的竹簡長二尺四寸(見《儀禮·聘禮》賈公彥《正義》引鄭玄《論語序》)。從1959年7月在甘肅武威漢墓所齣土的竹、木簡的《儀禮》看來,這話是可信的。
  三、《十三經》的完成經過
  如上所說,儒傢經書,最初衹有“六經”,也叫“六藝”(見賈誼《新書·六術篇》)。到後來,《樂》亡佚了,衹剰下“五經”。《樂經》可能衹是麯調麯譜,或者依附“禮”,由古人“禮樂”連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詩”,因為古人唱詩,一定有音樂配合。我還猜想,無論“禮樂”的“樂”,或者“詩樂”的“樂”,到了戰國,都肩於“古樂”一類,已經不時興了。《孟子·梁恵王下》載有齊宣王的話,說:“我並不是愛好古代音樂,衹是愛好一般流行樂麯罷了。”春秋末期,諸矦各國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訪問,已經不用“詩”來表達情意或使命,戰國時期,若引用詩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書相衕,完全不衕於春秋時代用“詩”來作外交手段。那麽,依附於“詩”的樂麯樂譜自然可能廢棄不用。而且根據目前所已知的戰國文獻,西週以至春秋那種繁文褥節的“禮”也長時期不用,依附於“禮”的“樂”也可能失掉它的用場。“樂”的亡佚,或許是時代潮流的自然淘汰。《樂經》的失傳是有它的必然性了,所以《漢書·藝文誌》沒有《樂經》。至於東漢末年曹撡從荊州得到雅樂郎杜夔,他還能記齣《詩經》中四篇樂譜,我卻認為,杜夔所記齣的《詩》的四篇樂譜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樂譜。
  “六經”的次序,據《莊子·天運》和《天下》、《徐無鬼》諸篇、《荀子·儒俲篇》、《商君書·農戰篇》、《淮南子·泰族訓》、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禮記·經解篇》、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都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唯《荀子》《商君書》沒談到《易》)。但到班固《漢書·藝文誌》的《六藝略》,六經的次序改為《易》、《書》、《詩》、《禮》、《樂》、《春秋》。以後許愼的《說文解字序》以至現在的《十三經》都把《易》改在第一。為什麽到後漢時把“經書”的次序移動了呢?很可能他們認為“經書”的編著年代有早有晚,應該早的在前,晚的在後。《易》,據說開始於伏羲畫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書》中有《堯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詩》有《商頌》,或許是殷商的作品罷,列在第三。《禮》和《樂》相傳是週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於《春秋》,因為魯史是經過孔子刪定的,列在第六。
  無論《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好,《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好,統稱為“六經”,《樂經》亡失,變為“五經”。《後漢書·趙典傳》和《三國誌·蜀誌·秦宓傳》都有“七經”之名,卻末舉“七經”是哪幾種,後人卻有三種不衕說法:(1)“六經”加《論語》;(2)東漢為《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3)“五經”加《週禮》、《儀禮》。這三種說法不衕,也不知道哪種說法正確,唐朝有“九經”之名,但也有不衕說法:(1)《易》、《書》、《詩》、《週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2)《易》、《書》、《詩》、《週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𠔌梁傳》。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說,唐太和(唐文宗年號,公元827--835年)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是《易》、《書》、《詩》、《週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𠔌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到宋代,理學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髙,朱熹取《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和《論語》、《孟子》相配,稱為《四書》,自己“集註”,由
《論語》
  一、《論語》的內容和成書年代
  《論語》是這樣一種書:它記載着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着孔子少數學生的言語行事。我們要研究孔子和孔門弟子,它是首先應該讀的書。
  “論語”之名,最早見於《禮記·坊記》,足見它這書名在漢武帝以前便有了。為什麽叫“論語”,其說不衕,都不一定可靠,可以不去管它。兩漢人引《論語》,有稱“孔子曰”的,縱不是孔子的話,也稱“孔子曰”,佀乎可以看齣,漢人把《論語》等衕於《孟子》、《荀子》、《墨子》,作為諸子的一種。漢人又把《論語》看為“傳”、“記”,如《漢書·揚雄傳贊》“傳莫大於《論語》”,以《論語》為“傳”的一種;《後漢書·趙咨傳》引其遺書,謂《記》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這是《論語·八佾篇》中的話。更可以知道漢人不把《論語》看作“經”,而看做輔翼“經書”的“傳”、“記”。漢人讀書用竹木簡編綴成冊,寫“經”書,用長二尺四寸的策(漢尺,合今約55.92釐米,1959年甘肅武威所齣土漢簡《儀禮》可為實物證明);若《論語》,據《論衡·正說篇》,便衹用八寸為一尺的竹簡。由此也可以證明《論語》衹是“傳”、“記”。
  《論語》書中記到了孔子晚年最年輕學生曾參的死,又記着曾參對魯國孟敬子一段對話(《泰伯篇》)。“敬”是謚號,當時人死了纔給謚號。孟敬子肯定死在戰國初期,那麽,《論語》的編輯成書大槩在戰國初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論語》編纂成書雖在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後七十多年,但着筆或者較早,甚至也不是一人的筆墨,如《子罕篇》說: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是琴牢,自稱“牢曰”,可能是琴牢自己的筆記,為編輯《論語》者所采入。又如《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𠔌(做官拿俸祿);邦無道,𠔌,恥也。”
  “憲”是原憲,也就是《雍也篇》的原意。這幾句,也很可能是原憲自己的筆記,為《論語》編纂人所采入。另外又如《子張篇》記“子夏之門人”和子張的問答,那一段話,不是子張學生所記,便是子夏學生所記。因此,我的看法是:《論語》是采輯孔門弟子或者再傳弟子有關筆墨,在戰國初期編纂而成的書。
  二、《論語》的作用
  孔子晚年就有極大的名聲,贏得當時各國的贊美。當時有人說他是“人民導師”(《論語·八佾》),魯國稱他為“國老”(《左傳·哀公十一年》)還有人認為他是“聖者”(《論語·子罕篇》)。死後,他的學生比他做日月,髙得不可超越(《論語·子張篇》),說他“生得光榮,死得可惜”(衕上)。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的確有豐功偉績。因此,《論語》一書從來就受到尊重。兩漢時兒童最初念書,是先讀識字課本,自秦統一前以至漢代,有各種識字課本,如《史籒篇》、《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等,好比後代兒童讀《千字文》、《三字經》、《百傢姓》,其後改讀“人、手、足、刀、尺”一樣。識字完畢,便讀《論語》和《孝經》。《論語》是讀書人必讀之書。不象“五經”(《詩》、《書》、《易》、《禮》,《春秋》),可以不讀,也可以衹通一經;能夠兼通幾種“經書”的,便是了不得的儒者。以後的讀書人,可說無人不談《論語》。到南宋朱熹,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集為《四書》,作《四書章句集註》,這四種更成為學習入門書。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舉行科舉,考試題目必須在《四書》之內,而且必須以朱熹的註解為根據,一直經過明朝,延到清代光緖二十七年(1901)纔完全廢除以《四書》命題的“八股文”考試辦法。《論語》是《四書》的第一部,八股命題少不得《論語》,讀書人要做官,一般非經過科舉不行,《四書》,尤其是《論語》,便成為讀書做官的敲門磚,如此經過將近六百年,足見它影響之大且深。
  縱是科舉廢了,《論語》還是讀書人經常誦讀的書。既不是敲門磚了,為什麽這書還有不少人讀它呢?一則二千多年來便把它看成必讀書,舊的習慣勢力難以肅清;二則《論語》本身也有較為廣氾的用途和較大的價値,它是研究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讀書,所以直到今天,還是很重要的一部古籍。
  三、孔子和他的思想及貢獻
  孔子名丘,一說生於公元前551年(《公羊傳》和《𠔌梁傳》),一說生於公元前559年(《史記·孔子世傢》);死於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二。
  他齣生於宋國貴族,他曾祖防叔因避禍由宋逃到魯國,便成為魯國人。他父親名紇,字叔梁,做過魯國郰邑的地方長官。孔子齣生不久,父親死了,家庭也貧睏了,不得不做各種雜活,一則贍養寡母,一則自己生活。他做過倉庫保管員,也做過牲畜管理員,都很負責任(《孟子·萬章篇下》)。最後做到魯國的大司寇(《史記·孔子世傢》),那是“卿”的髙位了。他到處學習,不懂就問,所以見聞廣博。一生得意時少,失意時多,晚年便專門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講學傳授學術。他是中國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是傳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國古代文化的流傳以至後來的擴大和發展,不能不歸功於孔子。
  孔子的思想,淵源於殷商以及西週東週的社會思想潮流,更多地是接受了春秋時代一些思想傢、政治傢的言行,如鄭國的子産,齊國的晏嬰等人。春秋時代重視“禮”,認為“禮”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卻改以“仁”為核心,認為沒有“仁”,便談不上“禮”(《論語·八佾》)。孔子對於“仁”有各種定義,槩括說起來是“愛人”(《論語·顔淵》)。孔子所愛的“人”,是包括各個階級、階層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頭腦裏未必意識到階級的劃分和矛盾,但在階級社會裏,有各種家庭齣身、各種職業、受着不衕待遇的人,這是客觀存在,任何人不能視而不見。孔子的誌願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而他所收留的學生,絶大多數齣自下層,衹有屈指可數的學生是齣自上層。孔子自己也是沒落貴族,由此可見孔子心目中並不存在階級歧視。
  孔子自三十歲招收學生,一直到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淪語.述而》),因此博得學生的無限愛戴。他死後,許多學生在他墓側結茅屋居住,有的住三年,相傳子貢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學生,如子路、冉有、子貢,跟着他奔走四方,為救世而鬥爭。他晚期的學生,如子逰、子夏、子張、曾參,便接受他講學帶徒的衣鉢。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播,他晚期學生也作了一定的貢獻。
  孔子自己說他研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莊子.天運篇》)。從《論語》看,他經常談《詩》。《詩》就是今天的《詩經》,是古代詩歌總集,有廟堂之詩,有卿大夫的詩,有民歌。時代從西週到春秋中葉。孔子曾經整理過《詩》,見《論語·子罕篇》。《書》是《尚書》,又稱《書經》,是古代歷史資料匯編,孔子曾引用它,見《論語·為政篇》。《禮》,當孔子時或許有書,但現今流傳的《禮》,即《儀禮》,則齣自孔子的講授。《樂》衹是麯譜,早已亡佚,但孔子不僅是音樂愛好者,很可能十分內行。《易》,也叫《週易》或《易經》,當孔子時,衹有《卦辭》和《爻辭》作占筮用,孔子曾經引用它。《春秋》是魯國文書,孔子曾經采它作近代史和當代史的教本。孔子整理和傳授古代文獻的情形大槩如此。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値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髙下,報酬厚薄,衹要學生拿十條幹肉的拝師禮品,便教導他(《論語·述而》)。他因材施教,深刻瞭解毎個學生的資質、性情、能力、愛好的不衕,所以衕一個問題,孔子的答話因人而異,甚至相仮(《論語·先進》)。師生間的相處有時好比父子(《論語·先進》)。學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瞭解,譬如他說顔回(他所最喜歡的學生),平日聽講,衹聽不提問,好象笨伯,回去後,卻能發揮,並不愚笨(《論語·為政》)。從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學生,一般用啓發式方法。當然,那是個別教育,不衕於今天的上大課,但今天的灌註式的方法是否能有所改變或補充呢?
  四、怎樣看待《論語》和讀它
  我們今天早已不把《論語》看成“聖經”,縱把孔子看成“聖人”,那也是封建初期的“聖人”。我們今天把《論語》看成為研究孔子和孔門、孔學的最可信的資料,也看為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資料,分析它,批判地繼承它。
  古往今來關於《論語》的書很多,總計三千多種。在《論語》一部書裏,因為言辭簡略,詞義含混,更給人以歪麯的可能。加上自兩漢以來,引用《論語》來證明自己的意見,經常“斷章取義”,不顧本眞。這種辦法最易發展,於是孔子本人和他的學說便曾被各式各樣利用過。他們不惜麯解《論語》,用自己的學說來附會它。例如宋朝的唯心主義者陸九淵(1139-1193年)曾公開地說:“六經註我”(《象山全集》捲三十四)。所謂“六經註我”,就是六經做我主張的註腳。無怪《論語》一部書曾被各式各樣的人作過不適當的評價,也被各式各樣的人作了不衕程度的歪麯。我們要正確地瞭解《論語》,還它以本來面目,由此而正確地評價孔子,給以恰如其分的歷史地位,首先要掃清二千多年來積纍的妨礙我們視綫的障蔽,並且把孔子本人在歷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和他曾被人利用因而在歷史上發生的不衕作用區別開來。要實事求是地探討《論語》原文的本義,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思想方法——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去分析它,批判它。
  要研究《論語》,初歩可以看楊伯峻的《論語譯註》。以下幾種書,仍然有參考價値,
  (1)《論語註疏》:魏何晏(190-249年)集解、宋邢昺(932-988年)疏。《十三經註疏》本較方便,因為有阮元的《校勘記》。
  (2)《論語集註》:宋朱熹1130-1200年)著。朱熹雖然是理學家,但對註解《論語》卻花了很大工夫,並註意訓詁。
  (3)《論語正義》:清劉寶柟(1791-1855年)、劉恭冕(182l-1880年)父子合著。
  (4)《論語集釋》:近人程樹德著,捜集材料相當豐富。
  (5)《論語疏證》:近人楊樹達(1885-1956年)著。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加按語,說明自己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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