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攸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叫来保近前说道：“蔡老爷亦因言官论列，连日回避。阁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会问，都是右相李爷秉笔。杨老爷的事，昨日内里有消息出来，圣上宽恩，另有处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问罪。你还到李爷那里去说。”
——《金瓶梅》第十八回
《金瓶梅》一书中字里行间讲的是宋朝时期的事情，其实质则为明朝社会的历史。书中没有提到过宰相这个词，那是因为明朝从朱元璋起就不再设立这一职位了。尽管如此，书里却提到了太师这个字眼，太师的职务在中国古代官职中可以看是宰相的另一个别称。这不是说太师就是宰相，而是说太师与宰相的职务有些类似之处。
宰相是一种官职，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政治制度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管理文武百官。这一职位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此后在诸侯国内普遍设置。但是把宰相真正作为官称，却是秦国末期的事情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建立一个开天辟地的帝国，对王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是这个时候，确立宰相的职责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其正式官名为丞相。以后的朝代虽有变动，不过大体上都延续使用下来。到了元代，以中书省总理政务，统辖六部，以中书令、平章事为宰相。明朝建国初年，接受一部分元朝旧制，其中就有沿袭宰相制度一项。
在古代，丞相分为左右两个丞相，右丞相就是在皇帝右手站立的丞相，也称主相；左丞相就是在皇帝左手站立的丞相，也称副相。虽说有主副之分，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时左相大，汉朝右相大，到了明初则又以左为尊。
宰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汉代宰相陈平曾经很好地诠释过宰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也就是说，宰相是皇帝的“超级助理”，对内、对外，甚至对皇帝本人都有干涉的权力。
既然宰相有如此大的权力，如果交给一个道德与能力稍差的人，那就会很容易成为朝纲上的不稳定分子。可能某一天，他就能带领百官，对抗皇上，成为皇帝执政的阻碍。有如，董卓为专权，封自己为相；曹操为了掌权，也自封为相。事实要是真变成那样，当不当皇帝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朱元璋坐上了皇帝位置后，本来这个人疑心病就重，再加上这么个特殊位置，让他逐渐感到皇权与相权的冲突，整天害怕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为了让自己睡个安稳觉，也为了子孙“有口饭吃”，朱元璋开始琢磨着试图调整一下体制，以加强皇权。
朱元璋当政时，也曾经设立过两个丞相。一个为左丞相，一个是右丞相。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因为徐达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李善长一人手里。
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显赫，是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在朝廷内权势熏天，日益膨胀。一生多疑的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找了个理由，说李善长年龄已高，并且有病在身，在洪武四年，让他告老还乡了，当时李善长五十八岁。朱元璋虽然撤了李善长的官职，但是此时并没有彻底撤去宰相职位，因为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来说，过早裁撤如此重要的职位，时机尚未成熟。朱元璋真正撤销宰相制度，是从胡维庸身上下的手。
朱元璋撤换李善长时，为了选择一个能够接替李善长职务的人，曾经向刘基请教过合适人选。
——《金瓶梅》第十八回
《金瓶梅》一书中字里行间讲的是宋朝时期的事情，其实质则为明朝社会的历史。书中没有提到过宰相这个词，那是因为明朝从朱元璋起就不再设立这一职位了。尽管如此，书里却提到了太师这个字眼，太师的职务在中国古代官职中可以看是宰相的另一个别称。这不是说太师就是宰相，而是说太师与宰相的职务有些类似之处。
宰相是一种官职，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政治制度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管理文武百官。这一职位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此后在诸侯国内普遍设置。但是把宰相真正作为官称，却是秦国末期的事情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建立一个开天辟地的帝国，对王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是这个时候，确立宰相的职责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其正式官名为丞相。以后的朝代虽有变动，不过大体上都延续使用下来。到了元代，以中书省总理政务，统辖六部，以中书令、平章事为宰相。明朝建国初年，接受一部分元朝旧制，其中就有沿袭宰相制度一项。
在古代，丞相分为左右两个丞相，右丞相就是在皇帝右手站立的丞相，也称主相；左丞相就是在皇帝左手站立的丞相，也称副相。虽说有主副之分，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时左相大，汉朝右相大，到了明初则又以左为尊。
宰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汉代宰相陈平曾经很好地诠释过宰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也就是说，宰相是皇帝的“超级助理”，对内、对外，甚至对皇帝本人都有干涉的权力。
既然宰相有如此大的权力，如果交给一个道德与能力稍差的人，那就会很容易成为朝纲上的不稳定分子。可能某一天，他就能带领百官，对抗皇上，成为皇帝执政的阻碍。有如，董卓为专权，封自己为相；曹操为了掌权，也自封为相。事实要是真变成那样，当不当皇帝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朱元璋坐上了皇帝位置后，本来这个人疑心病就重，再加上这么个特殊位置，让他逐渐感到皇权与相权的冲突，整天害怕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为了让自己睡个安稳觉，也为了子孙“有口饭吃”，朱元璋开始琢磨着试图调整一下体制，以加强皇权。
朱元璋当政时，也曾经设立过两个丞相。一个为左丞相，一个是右丞相。左丞相是李善长，右丞相为徐达。因为徐达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李善长一人手里。
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显赫，是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在朝廷内权势熏天，日益膨胀。一生多疑的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找了个理由，说李善长年龄已高，并且有病在身，在洪武四年，让他告老还乡了，当时李善长五十八岁。朱元璋虽然撤了李善长的官职，但是此时并没有彻底撤去宰相职位，因为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来说，过早裁撤如此重要的职位，时机尚未成熟。朱元璋真正撤销宰相制度，是从胡维庸身上下的手。
朱元璋撤换李善长时，为了选择一个能够接替李善长职务的人，曾经向刘基请教过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李善长跟刘基不和）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估计当时，刘基不是不想当宰相，而是他不敢当。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掌权的情况下，自己即使做了宰相，也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
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朱元璋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钻营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
胡惟庸，凤阳府定远（今属安徽）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被用为元帅府办差。由于他与李善长是同乡，在李善长提携下，青云直上，先后任宣使、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公元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他被召回朝廷，任太常少卿，进太常卿。洪武三年（1370年），又被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1373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信。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呈现给皇帝的奏章，胡惟庸全部要先拿过来审视，看到有对自己不利的奏折，就隐匿不上报。胡惟庸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曾与刘基有过节（刘基不同意胡维庸做丞相）。恰恰刘基家乡附近有一片空地，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聚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但是没有按照程序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此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撤除了刘基的俸禄。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派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道，等到事情过后，朱元璋问及此事的时候，胡惟庸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非常恼火，连下敕书，把宰相跟礼部尚书抓进了监狱。胡惟庸已明显失宠。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结果，朱元璋顺势就把胡惟庸处死了。
另外，关于胡惟庸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视为大明的祥瑞，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下令将胡惟庸逮捕，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以谋反罪就把胡惟庸处死了。
胡惟庸猝然被诛，是明代开国以来空前大案。据《明史》记载：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五年后，洪武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陆仲亨家奴首仲亨、费聚等与胡惟庸共谋不轨。帝怒，肃清逆党，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二十余人，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不清。
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朱元璋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钻营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
胡惟庸，凤阳府定远（今属安徽）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被用为元帅府办差。由于他与李善长是同乡，在李善长提携下，青云直上，先后任宣使、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公元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他被召回朝廷，任太常少卿，进太常卿。洪武三年（1370年），又被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1373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信。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呈现给皇帝的奏章，胡惟庸全部要先拿过来审视，看到有对自己不利的奏折，就隐匿不上报。胡惟庸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曾与刘基有过节（刘基不同意胡维庸做丞相）。恰恰刘基家乡附近有一片空地，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聚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但是没有按照程序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此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撤除了刘基的俸禄。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派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道，等到事情过后，朱元璋问及此事的时候，胡惟庸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非常恼火，连下敕书，把宰相跟礼部尚书抓进了监狱。胡惟庸已明显失宠。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结果，朱元璋顺势就把胡惟庸处死了。
另外，关于胡惟庸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视为大明的祥瑞，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下令将胡惟庸逮捕，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以谋反罪就把胡惟庸处死了。
胡惟庸猝然被诛，是明代开国以来空前大案。据《明史》记载：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五年后，洪武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陆仲亨家奴首仲亨、费聚等与胡惟庸共谋不轨。帝怒，肃清逆党，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二十余人，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