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插图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我应邀到现代文学馆讲“秦学”。文学馆老早就搞了关于“红学”的系列讲座，请了不少专业人士演讲，也请了王蒙、胡德平等知名的“红学”票友开谈，从那活动一开始他们就跟我联系，但我拒绝了两年之久，直到那一天才终于打起精神去开讲。我懒得到那里去讲，并没有什么隐秘、深刻的心思，只不过是性格使然。我说过《红楼梦》十二钗里我最喜欢的是妙玉，人谓讨嫌，我心向往。人能绝不害人，而在自尊自爱的审美境界中活到那样率性的程度，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人群里，都是很不容易的。
那天去了以后，发现文学馆那有３８０个座席的演讲厅里是爆满的状态，因为座位不够，把餐厅里的一些椅子也搬了来，我开讲以后，陆续赶来的听众有的找不到坐处，就一直站着听。后来知道，还有天津的人士从网上看到预告后，特地跑来北京听这讲座的。看见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的“秦学”研究，顿时兴奋起来，于是我恨不得把全副心得和盘托出，越讲越来劲儿，规定是讲一个半小时，我却一口气讲足两小时，而听众们竟然都坐在或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我侃，我非常感动，也觉得非常过瘾。
演讲结束后，一位听众跟我说，她原以为我所谓“开辟了‘红学’新分支‘秦学’”的说法，即使不算哗众取宠，也是自我夸张。但她听了我的演讲后，尽管多有“不能苟同”之处，但这下是真的觉得，我对《红楼梦》的这种解读是具有学术性的，是从文本出发，是原型研究，思路缜密、逻辑清晰，而且确有创见。她，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于我是极其珍贵的。
我如此自尊、自信，并且渴求理解、支持，是因为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与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但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
我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发表关于“秦学”的文章，１９９４年辑成《秦可卿之死》一书，１９９６年修订过一次，到１９９９年又扩展为《红楼三钗之谜》，２０００年后，我把研究的触角推进到对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孙），揭示出他们跌宕起伏、诡谲多变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以及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中采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细节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这些成果在２００３年又形成了《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到目前，我的“秦学”研究仿佛山溪终于流出窄谷，奔泻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形成了一条自成形态的河流，于是，在书海出版社的支持下，又将上述著作加以修订，并增加了约７万字的新稿，构成了这本《红楼望月》的新书。书里还特别收入了我在人民网与网友论“红”，以及在现代文学馆演讲的记录，以更凸显我那“‘红学’研究非少数学术权威或学术机构的垄断领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一诉求。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在公众共享的“红学”大花园里，我这“秦学”当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刘心武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０日于温榆斋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我应邀到现代文学馆讲“秦学”。文学馆老早就搞了关于“红学”的系列讲座，请了不少专业人士演讲，也请了王蒙、胡德平等知名的“红学”票友开谈，从那活动一开始他们就跟我联系，但我拒绝了两年之久，直到那一天才终于打起精神去开讲。我懒得到那里去讲，并没有什么隐秘、深刻的心思，只不过是性格使然。我说过《红楼梦》十二钗里我最喜欢的是妙玉，人谓讨嫌，我心向往。人能绝不害人，而在自尊自爱的审美境界中活到那样率性的程度，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人群里，都是很不容易的。
那天去了以后，发现文学馆那有３８０个座席的演讲厅里是爆满的状态，因为座位不够，把餐厅里的一些椅子也搬了来，我开讲以后，陆续赶来的听众有的找不到坐处，就一直站着听。后来知道，还有天津的人士从网上看到预告后，特地跑来北京听这讲座的。看见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的“秦学”研究，顿时兴奋起来，于是我恨不得把全副心得和盘托出，越讲越来劲儿，规定是讲一个半小时，我却一口气讲足两小时，而听众们竟然都坐在或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我侃，我非常感动，也觉得非常过瘾。
演讲结束后，一位听众跟我说，她原以为我所谓“开辟了‘红学’新分支‘秦学’”的说法，即使不算哗众取宠，也是自我夸张。但她听了我的演讲后，尽管多有“不能苟同”之处，但这下是真的觉得，我对《红楼梦》的这种解读是具有学术性的，是从文本出发，是原型研究，思路缜密、逻辑清晰，而且确有创见。她，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于我是极其珍贵的。
我如此自尊、自信，并且渴求理解、支持，是因为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与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但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
我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发表关于“秦学”的文章，１９９４年辑成《秦可卿之死》一书，１９９６年修订过一次，到１９９９年又扩展为《红楼三钗之谜》，２０００年后，我把研究的触角推进到对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孙），揭示出他们跌宕起伏、诡谲多变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以及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中采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细节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这些成果在２００３年又形成了《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到目前，我的“秦学”研究仿佛山溪终于流出窄谷，奔泻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形成了一条自成形态的河流，于是，在书海出版社的支持下，又将上述著作加以修订，并增加了约７万字的新稿，构成了这本《红楼望月》的新书。书里还特别收入了我在人民网与网友论“红”，以及在现代文学馆演讲的记录，以更凸显我那“‘红学’研究非少数学术权威或学术机构的垄断领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一诉求。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在公众共享的“红学”大花园里，我这“秦学”当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刘心武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０日于温榆斋
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林黛玉进荣国府所看见的匾额对联，有着那么丰富的喻意。她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这显然是取材于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南巡以织造署为行宫，为曹雪芹的太祖母孙氏题下“萱瑞堂”的史实，以前能注意到此的，都以为曹雪芹不过是下笔时以家史略作点染罢了；但接着又写到林黛玉看见一副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对这一细节人们往往忽略不思，觉得大概不过是随便那么一写，其实不然，这里面包含着《红楼梦》从生活真实到艺术虚构的重大关目。（注意：据程乙本刊印的通行本上，此处让程伟元、高鹗给篡改了，他们可是知道这一笔的“厉害”。）我从王士祯《居易录》中得知，康熙所立太子胤礽曾有“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的名对，并有在随父王南巡时书写给当地臣属的记载，将此信息告知周汝昌前辈后，他很快就写出了文章，指出《红楼梦》中黛玉所见对联即本于此，大匾为金，联牌为银，正是一为“日”赐，一为“月”书，互相对应，而且因曹寅与康熙平辈，寅妻李氏是书中贾母的原型，书中贾政的原型是寅去世后过继来的曹 ，则太子与其平辈，而曹家是在关外铁岭被俘后效力攻进关内的开国功臣，与皇室既是主奴关系亦有共战情谊，所以太子题联谦称“同乡世教弟”，“东安郡王”就是“东宫太子”的意思，太子两立两废死后谥“密”，古文里“密”“穆”相通（《荀子》中有例），“莳”有“立”和“更改再植”等义，曹雪芹是在太子反复立废并已逝去后下笔，所以才用这些隐语曲笔记录他父辈祖上与太子的亲密关系。汝昌前辈又指出，古抄本中，“座上珠玑昭日月”有作“照日月”的。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有“双悬日月照乾坤”的令词。很显然，“日”喻皇帝，“月”喻太子。不过后一例有更微妙的内涵。
一般人都知道康、雍两朝交替后，曹家很快败落，抄家被逮，戴罪还京，曹 被枷号，李氏等少数家属只得蒜市口一１７间半小院居住，仆人则只剩三对，曹雪芹幼年时代是很穷窘的。但一般人又很少知道，到雍正暴薨、乾隆继位后，新皇帝实行“亲亲睦族”的政策，先抚平雍正朝皇室骨肉相残留下的伤口，又对在雍正朝的权力斗争中被牵连的官员大都予以宽免，曹 的罪名以及亏空欠款也就在这样的政策下都一风吹了，并重被内务府叙用，而那时曹雪芹的姑母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哥平郡王福彭，甚得乾隆优宠，居高官，住华府，有权有势，因此已到少年时期的曹雪芹，很过了几年舒适自在的生活，并有机会到比自家更优裕的王府中观察体验，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有的人估计的那样，似乎曹雪芹从幼年起就一直与富贵人家公子生活无涉了。
曹雪芹父祖两辈，与康熙朝时的太子胤礽关系密切，这是雍正登位后厌恶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么“骚扰驿站”、“任上亏空”等都只是表面罪名。
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那时弘皙以理亲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规模宏大的郑家庄王府，居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七司，俨然有“影子政权”之架势，弘皙在康熙活着时，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爱，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亲胤礽是“明月”，“明月”继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长孙自居，父亲既殁，他便是“明月”了，视乾隆为“伪日”，要“正位”取代。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曹家不能不受弘皙一党之诱惑么？一来他们内心也是一直倾向于“明月”的，二来根据他们的“老根”，弘皙的新“太子党”是绝不会在集结力量时，不找到他们这个老“太子党”来“捧月”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对曹家来说——折射到小说里就是贾家——既是对所面临的政治大形势的比喻，也是在“日”“月”夹板中煎熬难耐的写照。
明乎此，也就把握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贯穿在全书中贾家故事的福祸根源。从十七、十八回往后，《红楼梦》故事的时序是非常清楚的，十八回后半到五十三回全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而且春夏秋冬都细描精绘，连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节都准确地写了进去；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是乾隆二年的事；七十回到八十回写的是乾隆三年的事。但第一回到十七回的时序却比较模糊，还有前后矛盾之处，我以为这是作者有意回避雍正朝的曹家窘境，不将其按真事实移入书中贾家的故事里，反倒把乾隆元年后曹家中兴的局面夸张逆延到那以前，去想像贾家彼时的生活情景。这样变通的艺术构思是既必要又巧妙的。还要指出的是，《红楼梦》里写到的皇帝，是个抽象的存在，这个皇帝上面还有太上皇，实际上曹雪芹逝世前清朝没有过太上皇，乾隆内禅让嘉庆当皇帝时，曹雪芹已过世多年，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去预测，他是把康、雍、乾三朝皇帝浓缩为一个来写。但不管怎么说，“日”“月”之争，笼罩全书。
一般人都知道康、雍两朝交替后，曹家很快败落，抄家被逮，戴罪还京，曹 被枷号，李氏等少数家属只得蒜市口一１７间半小院居住，仆人则只剩三对，曹雪芹幼年时代是很穷窘的。但一般人又很少知道，到雍正暴薨、乾隆继位后，新皇帝实行“亲亲睦族”的政策，先抚平雍正朝皇室骨肉相残留下的伤口，又对在雍正朝的权力斗争中被牵连的官员大都予以宽免，曹 的罪名以及亏空欠款也就在这样的政策下都一风吹了，并重被内务府叙用，而那时曹雪芹的姑母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哥平郡王福彭，甚得乾隆优宠，居高官，住华府，有权有势，因此已到少年时期的曹雪芹，很过了几年舒适自在的生活，并有机会到比自家更优裕的王府中观察体验，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有的人估计的那样，似乎曹雪芹从幼年起就一直与富贵人家公子生活无涉了。
曹雪芹父祖两辈，与康熙朝时的太子胤礽关系密切，这是雍正登位后厌恶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么“骚扰驿站”、“任上亏空”等都只是表面罪名。
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那时弘皙以理亲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规模宏大的郑家庄王府，居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七司，俨然有“影子政权”之架势，弘皙在康熙活着时，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爱，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亲胤礽是“明月”，“明月”继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长孙自居，父亲既殁，他便是“明月”了，视乾隆为“伪日”，要“正位”取代。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曹家不能不受弘皙一党之诱惑么？一来他们内心也是一直倾向于“明月”的，二来根据他们的“老根”，弘皙的新“太子党”是绝不会在集结力量时，不找到他们这个老“太子党”来“捧月”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对曹家来说——折射到小说里就是贾家——既是对所面临的政治大形势的比喻，也是在“日”“月”夹板中煎熬难耐的写照。
明乎此，也就把握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贯穿在全书中贾家故事的福祸根源。从十七、十八回往后，《红楼梦》故事的时序是非常清楚的，十八回后半到五十三回全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而且春夏秋冬都细描精绘，连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节都准确地写了进去；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是乾隆二年的事；七十回到八十回写的是乾隆三年的事。但第一回到十七回的时序却比较模糊，还有前后矛盾之处，我以为这是作者有意回避雍正朝的曹家窘境，不将其按真事实移入书中贾家的故事里，反倒把乾隆元年后曹家中兴的局面夸张逆延到那以前，去想像贾家彼时的生活情景。这样变通的艺术构思是既必要又巧妙的。还要指出的是，《红楼梦》里写到的皇帝，是个抽象的存在，这个皇帝上面还有太上皇，实际上曹雪芹逝世前清朝没有过太上皇，乾隆内禅让嘉庆当皇帝时，曹雪芹已过世多年，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去预测，他是把康、雍、乾三朝皇帝浓缩为一个来写。但不管怎么说，“日”“月”之争，笼罩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