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关于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听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的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因此受到《语丝》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水星》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孙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桃花扇》“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屈原赋注》，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良带了一本宣纸印非常阔气的木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象“抓周儿”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象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了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象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怕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象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红楼梦》的研究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与水平，不用说，在五十年前是梦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证》之后又写出了不少专著与散篇论文。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普通读者、“槛外人”的身份偶尔注意着他的工作。现在他的一本新的论文集将编成问世，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推辞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只能简单地说几句空话。当然，在说着空话的时候，也不免要带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来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说明了有些设想已经坚持了那么久还没有改变的事实么？如果有谁指出这就是“僵化”，那也没有什么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象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这两支研究大军是应该齐头并进的。而前者的工作应以后者的成果为基础。倒不是说，要等彻底弄清了康乾之际政治、社会经济的情况之后再来进行《红楼梦》的艺术探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实，后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过去的研究经验充分证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论，舍此并无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许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诗，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辍耕录》，是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整理、笺注、研究的。这工作作得好，我们就往往有了一部具体的断代的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谱会笺》，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不也使我们对唐代后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点依稀的轮廓了么？而在这一意义上，恐怕没有另一部书能比得上《红楼梦》，那简直是无比的明清之际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极丰富的社会史。值得写出百来篇重要论文，在这基础上从而写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风俗史来。文学评论如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石上，可以断言开出来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红楼梦新证》所表现的这一特色，汝昌曾经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更自觉地坚持下去。这中间可能出现过偏离，出现过枝节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趋向不错就用不着逡巡。
传记要围绕着传主来写，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红楼梦》研究围绕着曹雪芹来做，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说“红学”已经变成了“曹学”，这批评是尖锐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经对著作与作者本身毫无意义时才是如此。人们也曾对“曹雪芹卒年”这样的讨论表示不耐。其实对这么一位伟大的作者连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么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时代，家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怎能具体分析作品产生等种种微妙因素呢？
繁琐也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在某些人从某一角度看来是“繁琐”的，换一副眼光，采取更广阔的视界，结论恐怕就两样。不能要求广大读者都具有如此深广的兴趣，但在文学批评家，是应该知道这界限的。
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这一历史阶段而论，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遗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劫火，还是十分丰富的。现在仅就地志、文集、笔记……这一角落而论，恐怕就没有人能报得出一笔总帐，更不用说泛览一过了。我相信，这中间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间接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待。说“红学”是“曹学”，是目光过于褊浅了。大规模的开垦发掘，能带来怎样的收获，是无法悬揣的。正如开采一座包含了多种稀有金属的共生矿，经过筛选、分离，无一不是有用的资材。这种规模的研究工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不是一二学人用“白首穷经”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来，岂非更将泛滥而不可收拾？其实这是用不着担心的，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得到的将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社会史，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这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件事，记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场的，那就是对高鹗为《红楼梦》添加的狗尾的态度。而这立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小说以一百二十回本传世，是二百年来的既成事实。高鹗给了小说一个悲剧的结局，姑不论“兰桂齐芳”那些混帐话，也应该说是难得的。不过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与真实性的问题。假的总是假的，不论挂着羊头的狗肉行销了若干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因为首先在科学态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地位，这样得出的结论，到底要由曹雪芹还是高鹗来承当？或按三与一之比计算份额？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还有《红楼圆梦》、《续梦》……等不计其数的续作，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评论家予以考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俞平伯先生写定“八十回校本”，将高续四十回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办法是合适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尽管许多人为高鹗提出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但到底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伪的界限，终将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司马迁说过，“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涉及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有名见解，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韩非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可是丰富复杂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辈们迟两千年出世，社会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封建末世，经历的是变幻多采、寒温异态的世相人情。这许多都不是他的前辈所能比拟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样，也发出了他的无数“天问”，不过他没有把回答写成诗，而是一部《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追寻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样的答案，和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设法弄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至于他怎样将答案通过形象、故事表达出来，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说，看来无非也还是一堆空话。五十年匆匆过去了。回想当年热烈讨论、争辩的光景，还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跋涉，却已很跨出了几步。自然不能说他是笔直地前进的，人间又哪能有这等事。但终于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没有大错。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我虽然惭愧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一堆空话的原因。
一九八二·二·二八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象“抓周儿”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象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了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象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怕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象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红楼梦》的研究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与水平，不用说，在五十年前是梦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证》之后又写出了不少专著与散篇论文。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普通读者、“槛外人”的身份偶尔注意着他的工作。现在他的一本新的论文集将编成问世，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推辞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只能简单地说几句空话。当然，在说着空话的时候，也不免要带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来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说明了有些设想已经坚持了那么久还没有改变的事实么？如果有谁指出这就是“僵化”，那也没有什么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象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这两支研究大军是应该齐头并进的。而前者的工作应以后者的成果为基础。倒不是说，要等彻底弄清了康乾之际政治、社会经济的情况之后再来进行《红楼梦》的艺术探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实，后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过去的研究经验充分证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论，舍此并无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许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诗，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辍耕录》，是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整理、笺注、研究的。这工作作得好，我们就往往有了一部具体的断代的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谱会笺》，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不也使我们对唐代后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点依稀的轮廓了么？而在这一意义上，恐怕没有另一部书能比得上《红楼梦》，那简直是无比的明清之际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极丰富的社会史。值得写出百来篇重要论文，在这基础上从而写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风俗史来。文学评论如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石上，可以断言开出来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红楼梦新证》所表现的这一特色，汝昌曾经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更自觉地坚持下去。这中间可能出现过偏离，出现过枝节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趋向不错就用不着逡巡。
传记要围绕着传主来写，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红楼梦》研究围绕着曹雪芹来做，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说“红学”已经变成了“曹学”，这批评是尖锐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经对著作与作者本身毫无意义时才是如此。人们也曾对“曹雪芹卒年”这样的讨论表示不耐。其实对这么一位伟大的作者连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么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时代，家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怎能具体分析作品产生等种种微妙因素呢？
繁琐也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在某些人从某一角度看来是“繁琐”的，换一副眼光，采取更广阔的视界，结论恐怕就两样。不能要求广大读者都具有如此深广的兴趣，但在文学批评家，是应该知道这界限的。
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这一历史阶段而论，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遗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劫火，还是十分丰富的。现在仅就地志、文集、笔记……这一角落而论，恐怕就没有人能报得出一笔总帐，更不用说泛览一过了。我相信，这中间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间接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待。说“红学”是“曹学”，是目光过于褊浅了。大规模的开垦发掘，能带来怎样的收获，是无法悬揣的。正如开采一座包含了多种稀有金属的共生矿，经过筛选、分离，无一不是有用的资材。这种规模的研究工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不是一二学人用“白首穷经”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来，岂非更将泛滥而不可收拾？其实这是用不着担心的，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得到的将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社会史，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这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件事，记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场的，那就是对高鹗为《红楼梦》添加的狗尾的态度。而这立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小说以一百二十回本传世，是二百年来的既成事实。高鹗给了小说一个悲剧的结局，姑不论“兰桂齐芳”那些混帐话，也应该说是难得的。不过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与真实性的问题。假的总是假的，不论挂着羊头的狗肉行销了若干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因为首先在科学态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地位，这样得出的结论，到底要由曹雪芹还是高鹗来承当？或按三与一之比计算份额？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还有《红楼圆梦》、《续梦》……等不计其数的续作，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评论家予以考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俞平伯先生写定“八十回校本”，将高续四十回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办法是合适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尽管许多人为高鹗提出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但到底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伪的界限，终将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司马迁说过，“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涉及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有名见解，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韩非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可是丰富复杂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辈们迟两千年出世，社会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封建末世，经历的是变幻多采、寒温异态的世相人情。这许多都不是他的前辈所能比拟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样，也发出了他的无数“天问”，不过他没有把回答写成诗，而是一部《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追寻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样的答案，和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设法弄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至于他怎样将答案通过形象、故事表达出来，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说，看来无非也还是一堆空话。五十年匆匆过去了。回想当年热烈讨论、争辩的光景，还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跋涉，却已很跨出了几步。自然不能说他是笔直地前进的，人间又哪能有这等事。但终于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没有大错。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我虽然惭愧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一堆空话的原因。
一九八二·二·二八
曹雪芹（1724—1764年）平生事迹，久已湮没不彰；身非显宦名公，更无碑版史传。“五四”以来，雪芹之名，始为人知重。考证、研究，稍稍盛行起来。虽然诸多疑难尚待解答，众说意见复不一致，但比起后人对大文豪莎士比亚的了解来，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知识已算较多了。
雪芹单名霑，取《诗经·小雅·信南山》写雨雪兆丰的古句：“……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他的诞生，应与旱年喜雨相关。
雪芹一生，堪称知己莫逆之交的好友，是敦敏和敦诚兄弟二人。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幼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他家在政治上叠遭事故，沦落废闲。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岁首，敦诚赋诗挽悼刚刚于上年除夕亡故的曹雪芹，作七言律诗二首，其中一联说：“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邺下才人”，是把雪芹暗比为三国魏时大诗赋家曹植。
在雪芹生时，野史稗官，闲书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高等”人士所齿的。郭诚最初赏爱雪芹，也不在此，他佩服器重的是雪芹这位诗家。他说“邺下才人”，既是巧用雪芹先世的典故，又以赞许他的诗才。至于说雪芹是一位全面、深刻地反映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伟大文学家，伟大的诗人、画家、小说家，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坛的巨星，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方才认识得到的。
如上所言，人们渴望了解雪芹，而苦无碑传；多亏敦氏弟兄，才留下了几首重要的诗篇，给雪芹作了传神写照。其中一首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我以为此诗堪当碑传，足以弥补我们的憾恨。其诗题曰《寄怀曹雪芹》，全篇云：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此时只有二十四岁（他小于雪芹约十龄），感时抚事，念别怀人，笔笔雄深，句句雅健，以大方而沉著的线条，替雪芹钩勒出一幅“画传”。试看：源流谱系，家世生平，性格才情，胸襟气度，艰辛写作，濩落生涯——几多重大事实，一片深至情肠，一一具现于纸上。数百年下展卷诵读，也会为之感动。说是可当一篇碑传，并非过言。
诗句是从魏武子孙说起。雪芹家原是魏式曹操之后。只是在旧时，魏武遭腐儒笑骂，已历千载，俗常亦多误解。敦诚故用“无乃”二字，貌似疑词，意在含婉，不过雪芹于此，是略无掩饰的。
曹家不但为魏武之后昆，也是济阳的嫡派。丰润曹氏有一副世世相传的春联门对，文词固定是“汉拜相，宋封王，三千年皇猷黼黻；居江左，卜京右，亿万世国器珪璋。”汉拜相，是说曹参、曹操。宋封王，指的就是宋代开国名将曹彬、鲁国公，封济阳郡王者是。曹彬乃真定灵寿人氏，而祖墓又在宁晋：实为河北人。其第三子曹玮的后人，一支在江西进贤，到明朝永乐之初一次大移民中，北迁回到河北，定居京东丰润，又分出一支迁往关外，落户铁岭。到清太祖天聪八年（1634年），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已在多尔衮（清代创业的第二代主要人物）的属下作了旗鼓佐领（旗鼓籍，奴仆身份）。及至清人入关，“定鼎”北京，曹家就成为皇室包衣（“家奴”之义），录属内务府正白旗。当年大诗人杜甫诗赠画家曹将军（霸），开头就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敦诚巧妙运用杜句，婉蓄地叙出了雪芹实亦魏武之裔，而又暗示出：到此时代，却连“为庶为清门”（一般百姓，寒素之家）都不能够了，只落得身隶奴籍，万苦备尝。
雪芹是处在众多功能“交叉点”上的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错综复杂地重叠着这些“交叉”：古、“今”，南、北，满，汉，旗、民，兴、亡，荣、落，贵、贱，穷、通，悲、欢，离、合，爱、恨，喜、怒，雅、“俗”，庄、谐、贤、“愚”，痴、黠……。以此之故，他阅历丰富，感受非凡。他的哲思，混茫着世界、人生；他的才华，潋滟着千汇万状。
内府包衣，皇家世仆，子子孙孙，都要为皇帝当差服役。雪芹的曾祖曹玺，娶妻孙氏。这位孙夫人被挑为顺治帝第三子玄烨的保姆，自玄烨婴抱时，抚育长大，居于宫城西侧（遗址为福佑寺，至今犹存）。玄烨视孙氏情同慈母，与孙氏之子、雪芹之祖父曹寅，正所谓“明是君臣，暗如兄弟”。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自曹玺为始，历曹寅、曹颙、曹頫，三代四人，皆钦差前往江南去做织造监督，承办皇家服用。曹寅又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常驻扬州。江左繁华，竹西歌吹，“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生活，他家是不陌生的，前后共阅时至六七十年之久。曹寅工诗，尤擅词、曲，一生爱才好士，遍交当世作家，对“通俗文学”小说、剧本这类为士大夫轻贱的作品，他却非常爱赏，十分重视。他素喜读书，因此也喜藏书、刊书，对东南半壁的文化活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一切，对雪芹来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旧事了。从曹寅下世到敦诚赋诗，相去四十五年，即自曹頫最后落职北返算起，至此也已是三十三年了，故而诗人有“扬州旧梦久已觉”（觉，一本作“绝”）之句。
当时的雪芹，处境如何？他是环堵存身，蓬蒿没径。甚至有如汉代的司马相如，在临邛市上，沦为佣保，身著短裈，躬亲涤器，卖酒当垆。
雪芹一度借此谋生，传说中也适有其事。看来敦诚用典，是有实指的。
敦诚爱重雪芹，首先是佩服他的诗才。“爱君诗笔有奇气”，一语点出。另一处则又说雪芹是“诗胆如铁”，堪与宝刀的凛凛寒光，交相辉映。这就道破了雪芹作诗，不是吟风弄月，实有重要内容。他并回忆起当年在虎门宗学（宗学是雍正时为宗室皇族所设的官学，址在北京西四牌楼石虎胡同，今亦尚存），剪烛快谈的乐事，雪芹那一种接□倒著（狂放不羁，倒著着衣帽）、雄辩高谈的神情意度，给年少的敦诚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象。
康、雍、乾三朝的政局，一再翻覆，各种矛盾斗争，俱极激烈，曹、敦两门，都受牵连，家遭巨变。雪芹因此，坎坷艰辛，流离放浪，几经播迁。这时已到郊外山村幽僻之地，野水临门，薜萝满巷。无以为活，则卖画贳酒，食粥餐霞。犹然时遭主司上官的凌逼，他依旧傲兀不驯，白眼阅世。但是雪芹并非“超人”，亦有妻孥。挈妇将雏，忧伤煎迫，不得已，做大僚幕宾，甚至投靠亲友，寄食朱门。这些事，他都是经历过的。敦诚满怀关切，苦语叮咛：“劝你不要再去叩富儿之门，受嗟来之食；也不必以违世抗俗之材再去浮沉于弹铗长歌之列（即指为人做幕）。在我看来，你的最好的人生道路，是就此山间水畔，碧云寺侧，黄叶林间，坚持完成写作的事业。”
看来，雪芹为境所迫，思想上并不是全无矛盾的；及至决意弃幕游之萍浮，赋北归之松菊，敦敏惊喜意外，逾乎寻常，说他是“野鹤鸡群”，不甘合污，胸中块垒。傲骨嶙峋。同时又一再重复写到他“秦淮风月忆繁华”，“秦淮旧梦人犹在”，“废馆颓楼梦旧家”，点明了雪芹此次是从南京故地重游而归。
有人揣想，雪芹所以愿就南京幕席，也许与他写作小说，访求史事有关。此说也不为无理。
回到北京之后，雪芹的高超才艺，忽然引起皇家如意馆（专门在绘画等技艺上给皇帝做事当差之处）的注意，欲加罗致。雪芹峻拒。盖幕聘犹是礼敬上宾，苑召实同役使奴仆，他不肯再为妆点宫廷、藻饰“盛德”去效劳了。他一意燕台诗酒，歌哭人间。
雪芹接受了好友的心意，从此在山村致力创作事业——这就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惊动当时，倾倒后世的《石头记》。
据清人记叙，雪芹少时，因“不肖”行径（如身杂优伶，登场粉墨，即其一例），被父辈禁闭于空房之内，为时“三年”。这种满洲式的严酷“管教”法，却给他提供了写小说以寄愤的良好条件。此后，他流落无依，仅有笔墨，无钱买纸，就把旧年的历书拆散，在背面书写。这种不成材的、自甘“下流”的生涯勾当，当世之人确实是“众口嘲谤、万目睚眦”。雪芹毅然不顾，就在那一片风雨连宵、楚歌四面的情势下一力奋斗。
《石头记》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绝构。在私下传抄流布时，立刻引动了人们的心目，声闻日广。一次，乾隆帝“临幸”“某满人”家，忽然见到一本《石头记》，大为注意，“急索全书”。其人无奈，只得“连夜删削进呈”。我个人以为，此即是乾隆第八子永璇之事，因为皇帝从无“临幸”一般人家之制度。永璇颇有“不肖”之病，使乾隆十分恼怒忧虑，以至迁怒于永璇的师傅之辈，故曾亲至其府，意在察看。永璇为两江总督、相国尹继善之婿，故有机会与八旗满洲的风流子弟接触，得到了《石头记》抄本。
传说中所述的这次“内廷急索”，以致“删削不完”，极可瞩目。依我看，这件事不但是《石头记》八十回后书稿残缺散佚的直接原因，也导致了雪芹的不幸早逝。他半生呕尽心血、惨淡经营的这部奇书，由于帝王的淫威，爪牙的毒恶，诱逼兼施，奸谋百出，务欲毁坏他的这部心血结晶。雪芹忿恨填膺，郁郁成疾。他贫病交加，医药无告（敦诚挽诗即言“一病无医竟负君！”），不久下世。卒时年华仅得四十（挽诗：“四十年华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一代才人，千秋事业，结局如斯。无怪乎敦诚写下“邺下才人应有恨”的痛语。
雪芹身后——爱子先殇，仅遗孀一人。敦诚说“泪迸荒天寡妇声！”呼天抢地，情景至惨。又说“新妇飘零目岂瞑？”雪芹之死，百恨在心，死未瞑目，诚如诗人之言。
封建社会“产生”了雪芹，却不能容他活下去。盖雪芹处于时代的转折点，对封建社会的一切结构、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很令人震惊的。所以乾隆时正统人物已然看出《石头记》中所表现的思想，是“邪说诐行之尤”，深恶而痛绝之。所以那个社会是难以容他的，此义既明，《石头记》的伟大，就无待烦言了。
曹雪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家门显赫，不是纨[衤夸]膏粱；文采风流，不是江南才子（“唐伯虎型”）。却召辞荣，不是山林高隐；诗朋酒侣，不是措大穷酸。他异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于得志当时、夸弓耀马的满洲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计穷愁，但不是叫化儿。其为“类型”，颇称奇特；欲加理解，实费揣摩。
雪芹不幸四十即死。但“这样的人，规矩是不死的”（雪芹书中语）。他的精气长存，辉光不没，照映着我们祖国的古今艺苑，人间的中外文林。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启蒙运动先驱者，伟大的思想家。
（原载《百科知识》）
雪芹单名霑，取《诗经·小雅·信南山》写雨雪兆丰的古句：“……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他的诞生，应与旱年喜雨相关。
雪芹一生，堪称知己莫逆之交的好友，是敦敏和敦诚兄弟二人。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幼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他家在政治上叠遭事故，沦落废闲。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岁首，敦诚赋诗挽悼刚刚于上年除夕亡故的曹雪芹，作七言律诗二首，其中一联说：“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邺下才人”，是把雪芹暗比为三国魏时大诗赋家曹植。
在雪芹生时，野史稗官，闲书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高等”人士所齿的。郭诚最初赏爱雪芹，也不在此，他佩服器重的是雪芹这位诗家。他说“邺下才人”，既是巧用雪芹先世的典故，又以赞许他的诗才。至于说雪芹是一位全面、深刻地反映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伟大文学家，伟大的诗人、画家、小说家，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坛的巨星，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方才认识得到的。
如上所言，人们渴望了解雪芹，而苦无碑传；多亏敦氏弟兄，才留下了几首重要的诗篇，给雪芹作了传神写照。其中一首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我以为此诗堪当碑传，足以弥补我们的憾恨。其诗题曰《寄怀曹雪芹》，全篇云：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此时只有二十四岁（他小于雪芹约十龄），感时抚事，念别怀人，笔笔雄深，句句雅健，以大方而沉著的线条，替雪芹钩勒出一幅“画传”。试看：源流谱系，家世生平，性格才情，胸襟气度，艰辛写作，濩落生涯——几多重大事实，一片深至情肠，一一具现于纸上。数百年下展卷诵读，也会为之感动。说是可当一篇碑传，并非过言。
诗句是从魏武子孙说起。雪芹家原是魏式曹操之后。只是在旧时，魏武遭腐儒笑骂，已历千载，俗常亦多误解。敦诚故用“无乃”二字，貌似疑词，意在含婉，不过雪芹于此，是略无掩饰的。
曹家不但为魏武之后昆，也是济阳的嫡派。丰润曹氏有一副世世相传的春联门对，文词固定是“汉拜相，宋封王，三千年皇猷黼黻；居江左，卜京右，亿万世国器珪璋。”汉拜相，是说曹参、曹操。宋封王，指的就是宋代开国名将曹彬、鲁国公，封济阳郡王者是。曹彬乃真定灵寿人氏，而祖墓又在宁晋：实为河北人。其第三子曹玮的后人，一支在江西进贤，到明朝永乐之初一次大移民中，北迁回到河北，定居京东丰润，又分出一支迁往关外，落户铁岭。到清太祖天聪八年（1634年），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已在多尔衮（清代创业的第二代主要人物）的属下作了旗鼓佐领（旗鼓籍，奴仆身份）。及至清人入关，“定鼎”北京，曹家就成为皇室包衣（“家奴”之义），录属内务府正白旗。当年大诗人杜甫诗赠画家曹将军（霸），开头就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敦诚巧妙运用杜句，婉蓄地叙出了雪芹实亦魏武之裔，而又暗示出：到此时代，却连“为庶为清门”（一般百姓，寒素之家）都不能够了，只落得身隶奴籍，万苦备尝。
雪芹是处在众多功能“交叉点”上的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错综复杂地重叠着这些“交叉”：古、“今”，南、北，满，汉，旗、民，兴、亡，荣、落，贵、贱，穷、通，悲、欢，离、合，爱、恨，喜、怒，雅、“俗”，庄、谐、贤、“愚”，痴、黠……。以此之故，他阅历丰富，感受非凡。他的哲思，混茫着世界、人生；他的才华，潋滟着千汇万状。
内府包衣，皇家世仆，子子孙孙，都要为皇帝当差服役。雪芹的曾祖曹玺，娶妻孙氏。这位孙夫人被挑为顺治帝第三子玄烨的保姆，自玄烨婴抱时，抚育长大，居于宫城西侧（遗址为福佑寺，至今犹存）。玄烨视孙氏情同慈母，与孙氏之子、雪芹之祖父曹寅，正所谓“明是君臣，暗如兄弟”。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自曹玺为始，历曹寅、曹颙、曹頫，三代四人，皆钦差前往江南去做织造监督，承办皇家服用。曹寅又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常驻扬州。江左繁华，竹西歌吹，“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生活，他家是不陌生的，前后共阅时至六七十年之久。曹寅工诗，尤擅词、曲，一生爱才好士，遍交当世作家，对“通俗文学”小说、剧本这类为士大夫轻贱的作品，他却非常爱赏，十分重视。他素喜读书，因此也喜藏书、刊书，对东南半壁的文化活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一切，对雪芹来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旧事了。从曹寅下世到敦诚赋诗，相去四十五年，即自曹頫最后落职北返算起，至此也已是三十三年了，故而诗人有“扬州旧梦久已觉”（觉，一本作“绝”）之句。
当时的雪芹，处境如何？他是环堵存身，蓬蒿没径。甚至有如汉代的司马相如，在临邛市上，沦为佣保，身著短裈，躬亲涤器，卖酒当垆。
雪芹一度借此谋生，传说中也适有其事。看来敦诚用典，是有实指的。
敦诚爱重雪芹，首先是佩服他的诗才。“爱君诗笔有奇气”，一语点出。另一处则又说雪芹是“诗胆如铁”，堪与宝刀的凛凛寒光，交相辉映。这就道破了雪芹作诗，不是吟风弄月，实有重要内容。他并回忆起当年在虎门宗学（宗学是雍正时为宗室皇族所设的官学，址在北京西四牌楼石虎胡同，今亦尚存），剪烛快谈的乐事，雪芹那一种接□倒著（狂放不羁，倒著着衣帽）、雄辩高谈的神情意度，给年少的敦诚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象。
康、雍、乾三朝的政局，一再翻覆，各种矛盾斗争，俱极激烈，曹、敦两门，都受牵连，家遭巨变。雪芹因此，坎坷艰辛，流离放浪，几经播迁。这时已到郊外山村幽僻之地，野水临门，薜萝满巷。无以为活，则卖画贳酒，食粥餐霞。犹然时遭主司上官的凌逼，他依旧傲兀不驯，白眼阅世。但是雪芹并非“超人”，亦有妻孥。挈妇将雏，忧伤煎迫，不得已，做大僚幕宾，甚至投靠亲友，寄食朱门。这些事，他都是经历过的。敦诚满怀关切，苦语叮咛：“劝你不要再去叩富儿之门，受嗟来之食；也不必以违世抗俗之材再去浮沉于弹铗长歌之列（即指为人做幕）。在我看来，你的最好的人生道路，是就此山间水畔，碧云寺侧，黄叶林间，坚持完成写作的事业。”
看来，雪芹为境所迫，思想上并不是全无矛盾的；及至决意弃幕游之萍浮，赋北归之松菊，敦敏惊喜意外，逾乎寻常，说他是“野鹤鸡群”，不甘合污，胸中块垒。傲骨嶙峋。同时又一再重复写到他“秦淮风月忆繁华”，“秦淮旧梦人犹在”，“废馆颓楼梦旧家”，点明了雪芹此次是从南京故地重游而归。
有人揣想，雪芹所以愿就南京幕席，也许与他写作小说，访求史事有关。此说也不为无理。
回到北京之后，雪芹的高超才艺，忽然引起皇家如意馆（专门在绘画等技艺上给皇帝做事当差之处）的注意，欲加罗致。雪芹峻拒。盖幕聘犹是礼敬上宾，苑召实同役使奴仆，他不肯再为妆点宫廷、藻饰“盛德”去效劳了。他一意燕台诗酒，歌哭人间。
雪芹接受了好友的心意，从此在山村致力创作事业——这就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惊动当时，倾倒后世的《石头记》。
据清人记叙，雪芹少时，因“不肖”行径（如身杂优伶，登场粉墨，即其一例），被父辈禁闭于空房之内，为时“三年”。这种满洲式的严酷“管教”法，却给他提供了写小说以寄愤的良好条件。此后，他流落无依，仅有笔墨，无钱买纸，就把旧年的历书拆散，在背面书写。这种不成材的、自甘“下流”的生涯勾当，当世之人确实是“众口嘲谤、万目睚眦”。雪芹毅然不顾，就在那一片风雨连宵、楚歌四面的情势下一力奋斗。
《石头记》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绝构。在私下传抄流布时，立刻引动了人们的心目，声闻日广。一次，乾隆帝“临幸”“某满人”家，忽然见到一本《石头记》，大为注意，“急索全书”。其人无奈，只得“连夜删削进呈”。我个人以为，此即是乾隆第八子永璇之事，因为皇帝从无“临幸”一般人家之制度。永璇颇有“不肖”之病，使乾隆十分恼怒忧虑，以至迁怒于永璇的师傅之辈，故曾亲至其府，意在察看。永璇为两江总督、相国尹继善之婿，故有机会与八旗满洲的风流子弟接触，得到了《石头记》抄本。
传说中所述的这次“内廷急索”，以致“删削不完”，极可瞩目。依我看，这件事不但是《石头记》八十回后书稿残缺散佚的直接原因，也导致了雪芹的不幸早逝。他半生呕尽心血、惨淡经营的这部奇书，由于帝王的淫威，爪牙的毒恶，诱逼兼施，奸谋百出，务欲毁坏他的这部心血结晶。雪芹忿恨填膺，郁郁成疾。他贫病交加，医药无告（敦诚挽诗即言“一病无医竟负君！”），不久下世。卒时年华仅得四十（挽诗：“四十年华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一代才人，千秋事业，结局如斯。无怪乎敦诚写下“邺下才人应有恨”的痛语。
雪芹身后——爱子先殇，仅遗孀一人。敦诚说“泪迸荒天寡妇声！”呼天抢地，情景至惨。又说“新妇飘零目岂瞑？”雪芹之死，百恨在心，死未瞑目，诚如诗人之言。
封建社会“产生”了雪芹，却不能容他活下去。盖雪芹处于时代的转折点，对封建社会的一切结构、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很令人震惊的。所以乾隆时正统人物已然看出《石头记》中所表现的思想，是“邪说诐行之尤”，深恶而痛绝之。所以那个社会是难以容他的，此义既明，《石头记》的伟大，就无待烦言了。
曹雪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家门显赫，不是纨[衤夸]膏粱；文采风流，不是江南才子（“唐伯虎型”）。却召辞荣，不是山林高隐；诗朋酒侣，不是措大穷酸。他异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于得志当时、夸弓耀马的满洲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计穷愁，但不是叫化儿。其为“类型”，颇称奇特；欲加理解，实费揣摩。
雪芹不幸四十即死。但“这样的人，规矩是不死的”（雪芹书中语）。他的精气长存，辉光不没，照映着我们祖国的古今艺苑，人间的中外文林。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启蒙运动先驱者，伟大的思想家。
（原载《百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