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犯
摄影/文/居扬2003年北京
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里关押着一批犯下重罪的人，杀人、抢劫、强奸、诈骗、贩毒等等，他们每天清晨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准备“上路”的衣服安静地等待，如果3小时内没有被警察提走，就意味着他们能再活一天，“活着”在这个监区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为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每当我在无人的角落，细细地读那些《重刑犯》照片，躁动的心都会变得安宁下来。这组片子之后，我更喜欢安静的东西了，包括安静的照片和安静的心。
至今我依然会想起那一双双穿越监室铁门的目光，有的凶狠冷酷，有的嘲讽不羁，有的惶恐不安……如何开始是艰难的事，我要小心翼翼地把握自己的态度，寻找切入点，连语调、语气都要注意，看管的民警一再提醒我，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他们情绪波动，甚至产生过激行为。
于是，我开始学习适应，努力不将他们当成重刑犯，慢慢地有人开始愿意与我交谈。“我对不起女朋友，如果有3天让我们过不东躲西藏的日子，能坦然地在阳光下散步聊天，我这辈子就满足了。”这是2003年非典期间在北京某桑拿浴室为抢劫不到2万元财物杀死7人的主犯对我说的话。他们作案使用的手段非常残忍，7名被害人被一个接一个按在洗澡池里活活呛死，呛爆的肺血将池子染红，其间他们一边杀人一边喝可乐。我们的谈话是从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坏人”开始的。两个月后，他被法院从快从严判处死刑。执行那天，我看到这个杀人魔王流下眼泪，他最后告诉我他很想念她。
采访始终，我都必须面对一个沉重的问题—关于生与死。“活着”在重刑犯身上变得无比神圣和纯粹，他们每天清晨都会穿着准备“上路”的衣服静静等待，如果到了早上9：00还没有被民警提走，就意味着他们又能多活一天，于是他们看书、看电视、写信、吃饭、睡觉，做着各自的梦，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采访中，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在押犯，他在刚满18岁后绑架了老板8岁的儿子，以此敲诈13万元钱，逃亡途中因为怕暴露，将孩子活活掐死。我和这个还应该算做孩子的在押犯拉起家常，当说到无法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时，他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说：“我很后悔，很害怕……”
一次，在几名抢劫犯、强奸犯被执行死刑前，看守所民警为他们准备了最后一顿早餐。其中最年长的一个大约40岁，就在前几天，我还为他拍过照片，他眉头紧锁抽完最后一口烟后，恳请民警捎几句话：“罪大，早晚有这一天。请转告我的孩子们，千万别走我的路。”一旁的我整个心都绞在一起。在将他们押赴法院验明正身的途中，从事这一职业近20年的老法警队长对身旁一直默默不语的我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恶的灵魂要尽早被超度，才可能有新的开始。”我听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摄影/文/居扬2003年北京
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里关押着一批犯下重罪的人，杀人、抢劫、强奸、诈骗、贩毒等等，他们每天清晨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准备“上路”的衣服安静地等待，如果3小时内没有被警察提走，就意味着他们能再活一天，“活着”在这个监区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为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每当我在无人的角落，细细地读那些《重刑犯》照片，躁动的心都会变得安宁下来。这组片子之后，我更喜欢安静的东西了，包括安静的照片和安静的心。
至今我依然会想起那一双双穿越监室铁门的目光，有的凶狠冷酷，有的嘲讽不羁，有的惶恐不安……如何开始是艰难的事，我要小心翼翼地把握自己的态度，寻找切入点，连语调、语气都要注意，看管的民警一再提醒我，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他们情绪波动，甚至产生过激行为。
于是，我开始学习适应，努力不将他们当成重刑犯，慢慢地有人开始愿意与我交谈。“我对不起女朋友，如果有3天让我们过不东躲西藏的日子，能坦然地在阳光下散步聊天，我这辈子就满足了。”这是2003年非典期间在北京某桑拿浴室为抢劫不到2万元财物杀死7人的主犯对我说的话。他们作案使用的手段非常残忍，7名被害人被一个接一个按在洗澡池里活活呛死，呛爆的肺血将池子染红，其间他们一边杀人一边喝可乐。我们的谈话是从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坏人”开始的。两个月后，他被法院从快从严判处死刑。执行那天，我看到这个杀人魔王流下眼泪，他最后告诉我他很想念她。
采访始终，我都必须面对一个沉重的问题—关于生与死。“活着”在重刑犯身上变得无比神圣和纯粹，他们每天清晨都会穿着准备“上路”的衣服静静等待，如果到了早上9：00还没有被民警提走，就意味着他们又能多活一天，于是他们看书、看电视、写信、吃饭、睡觉，做着各自的梦，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采访中，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在押犯，他在刚满18岁后绑架了老板8岁的儿子，以此敲诈13万元钱，逃亡途中因为怕暴露，将孩子活活掐死。我和这个还应该算做孩子的在押犯拉起家常，当说到无法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时，他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说：“我很后悔，很害怕……”
一次，在几名抢劫犯、强奸犯被执行死刑前，看守所民警为他们准备了最后一顿早餐。其中最年长的一个大约40岁，就在前几天，我还为他拍过照片，他眉头紧锁抽完最后一口烟后，恳请民警捎几句话：“罪大，早晚有这一天。请转告我的孩子们，千万别走我的路。”一旁的我整个心都绞在一起。在将他们押赴法院验明正身的途中，从事这一职业近20年的老法警队长对身旁一直默默不语的我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恶的灵魂要尽早被超度，才可能有新的开始。”我听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