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学论坛>> 演义说部>> 蔡东藩 Cai Dongfan   中国 China   近代中国   (1877年1945年3月)
前汉的故事
  前汉的故事:公元前221-9,秦始皇统一到王莽称帝
  
  秦自始皇至子婴历国三世,第十有五年耳。依事演述,寥寥数回,不足以成卷帙;且名为一朝,但闻暴政,未底于治,实为由周至汉之过渡时代,附入于汉,存其名而已足矣。汉则两京迭嬗,阅年四百有余,而前汉二百一十年间,有女宠,有外戚,有方镇,有夷狄,有嬖幸,有阉宦,有权奸,盖已举古今来病国之厉阶,汇集其中,故治日少而乱日多。其尤烈者,则为女宠,为外戚。高祖以百战成帝业,而其权且移于宫闱;文景惩之,厥祸少杀;至武帝尊田蚡,贵卫青,女宠外戚,于此复盛;至许史盛于宣元,王赵丁傅盛于成哀;平帝入嗣,元皇后老而不死,卒贻王莽篡弑之祸;然则谓前汉一代与女宠外戚相终始,亦无不可也。
前言(1)
  一
  蔡东藩,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丁丑) 6月13日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 (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又作东帆)。他创作了11部、1040回、600余万字的演义体历史小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民国9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
  蔡东藩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学之路历尽艰辛。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还替人做过科考枪手;23岁时,以贡生朝考优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县候补。
  蔡东藩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称病回家。辛亥革命后,他来到上海,与好友邵希雍一起编撰图书。那个时候,蔡东藩对革命前景十分乐观,他编撰的图书《中等新论说文范》就很能反映这一点。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使他的热血迅速冷却,“静观之,渐得清醒之识”,且看他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中的描写: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烁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
  ……
  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事业心的蔡东藩,看透那所谓“民主”真相之后,决心要做一些实事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他对“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说法非常认同,觉得“这才是熟谙史实的学人悟出的真理,深析社会的智者找到的实径”。
  的确,客观认识历史,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有很大现实指导意义。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刻以其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实在是事半功倍,再好也没有了。
  问题在于,记载史实的书籍——确切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全部都是用典雅深奥的文言写成。在那个知识基本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通过阅读,直接与真实的历史面对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观认识它并使之转化为内心力量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才“饱含无奈和希冀”说出那样的话。
  首肯了意义,摆到蔡东藩面前的依然有两条道。一条是结合风行民间的戏剧、话本甚至口头传说,创作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小说(这一类的代表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另一条是抛开或者说弱化文学要素,尊重历史原貌,不假华饰,不事虚伪,力求“无一事无史料来历”,创作“通俗化的史书”(这一类的代表是冯梦龙等人的《东周列国志》)。
  他将如何选择?
  二
  答案其实很简单。
  蔡东藩作为具有“史家”秉性的文人,他当然不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记载到拥有严肃意义的作品中去。他说“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蔡东藩:《唐史通俗演义•自序》),应是对自己及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根本无意于人物、情节、高潮、铺垫这些小说要素。他最为着意的是对史事“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自序》)。由此可见,二月河评价蔡东藩的小说“在文学性上……是中平之作”,不但没有任何轻视之意,更可以算得上是蔡东藩的知己了。蔡东藩的演义作品,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当做历史来读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就如此片面地认为蔡东藩是一个泥古、教条的作家。蔡东藩无论训诂还是历史观都有他难能可贵的灵活一面。
  先说训诂。当遇到正史与轶闻——即经、纬冲突之时,他并不会一味迷信正史;而是通过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权衡,作出适合的判断。用吴泽的话来说,叫“择善而从”,“例如:《宋史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事时,他(蔡东藩)下注文说:‘《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注:系“称”之误)《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不但不影响小说的严谨,更显得“近人理、合人情”。这充分说明了蔡东藩是一位思辨的、力求客观完美的历史小说作者。
  蔡东藩的历史观,比起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也不知进步多少。不说他对“民国”的精彩诠释,单单看他解析“皇帝”,就足以臻大家之境。且看:
  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唯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蔡东藩:《前汉通俗演义》)
  一番快论,将那些“出生时有如何异相”又“某某星宿下凡”的“天子”伪装活脱脱剥落下来,露出一身乌糟皮肉,大白于天下。读来令人酣畅不已。
  这种笔调以及这种良心,到现在仍会使许多人深感汗颜。
  从1915年开始动笔写《清史通俗演义》到1926年9月完成最后一部《后汉通俗演义》,蔡东藩用了11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套11部鸿篇巨制,所涉及的朝代之广,人物事件之多,可谓空前。到了1935年,会文堂书局将其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予以全部改印,总书名定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书籍出版后,立即风行大江南北,深受各个阶层的国民喜爱。
前言(2)
  作品大获成功,蔡东藩却因为积年的劳作而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完成著作后的第二年即1927年,蔡东藩拖着病躯回到家乡临浦镇,先做小学国文老师,后来办了一个名叫“坤元”的毛巾厂,想要借此带动乡人发展经济。可惜抗日战争旋即爆发,临浦沦陷,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辗转避难,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和数百年前的陆游一样,怀着国仇家恨悲愤离世。对于他去世的细节,我想不妨引一段文章来作为纪念: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特来请祖父(即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当时祖父虽自觉身体不适……仍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蔡福源:《祖父蔡东藩》)
  三
  蔡东藩的作品深刻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几代国人。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7年1月,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致电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套。他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毛泽东本人也将这套书珍藏,并时刻置于卧室床头,以便阅读。
  从毛泽东浑厚渊深的文学素养和历史功底,即可反观出蔡东藩作品的价值。二月河说“读此书可以入门民族历史”;个人以为,它不仅可以入门民族历史,更是民族历史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丰富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与二十四史等量齐观。
  近年来,说史、讲史的影像、图书越来越流行,很多读者早已经不满足于接受他人用现代的眼光、个人化的观点品读的历史。他们渴望与真实的历史贴得更近,没有隔阂地观察它、了解它、审读它,发掘完全属于自己的历史宝藏。
  蔡东藩的作品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即便这套丛书名号“通俗”,其文字也因为年代的变迁而不再通俗;再加上它的线索有时显得过于繁复乃至芜杂,使得如今许多青少年读者与它渐行渐远。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于是我们才决定邀请深谙历史的学者,在保留原书基本特色的同时,删除一些繁芜的支线,进行了更贴近时下的改编,以期奉飨大众。
  改编前人历史著作,其实早已有之,《柏杨版资治通鉴》堪称典范,各类白话读本、故事读本更难计其数;但改编蔡东藩著作尚属首次。
  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字的白化和线索的简化,基于方便读者阅读条理的考虑,编者还对丛书进行了体例上的处理,即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为主线,将每部书划分成若干部分。基本保持每一章节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每一部分是一个大的完整事件;而各部分结合为整部小说,则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譬如《后汉的故事》,编者将其分为《光武中兴》《“戚”“宦”专权》《曹魏篡汉》和《三国归晋》四大部分。其中《光武中兴》是记载刘秀重建刘汉王朝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戚”“宦”专权》则横贯了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大半个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主线雷同,很有共通共鉴之处,故列为一部;《曹魏篡汉》是记载东汉末年军阀四起,曹魏独秀江北,最终曹丕取代汉献帝称帝,而与此同时西南刘备、东南孙权各自建国的事件;《三国归晋》则为分割了东汉的三国画上句号。
  在文字白化的大前提下,编者保留了蔡东藩自序的原文。不是说这些文字不能译白,关键在于只有原文才能完整表达出蔡东藩撰写该作品的初衷、命意和立场。
  同时也保留了各个朝代帝王世袭图。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错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既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更渴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
  200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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