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在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 (簡稱“學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鬍喬木任院長，於光遠、鄧力群分任副院長。院領導說，“四人幫”雖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辦刊物，寫文章，出書批判。依據於光遠的建議，成立了一個寫作組，負責編一個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繼續批“四人幫”。《人民日報》原理論部主任林韋負責編寫一本批判“四人幫”的書，兼為《未定稿》審稿。
社科院成立後，原任《工人日報》總編輯、時任社科院辦公室主任的邢方群嚮院部推薦我參加寫作組的工作。當時在寫作組的還有江明和丁磐石兩人。同年9-10月間，邢方群和江明被調回《工人日報》復任正副總編，不久，丁磐石也調中宣部。好在此前他們已組織了一批高質量的文章，並且有兩位青年人--王小強和王曉魯寫文章自薦。他們都是“文革”時的插隊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時註意抓緊學習，觀察社會，研究問題。他們寫來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傢傳閱後都同意調入寫作組。我於1957年在空政工作時被吳法憲打成右派，被押往北大荒勞改，1959年摘帽後，1962年調到通縣，1978年把我從通縣調來社科院後，就由我負責，和兩位小王一起編輯《未定稿》。我們擬好每期出版的目錄和選定要用稿子後，就送給林韋看，他有病在傢，主要任務是編《“四人幫”批判》一書。他對我們送去的稿子看得很仔細，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見，保證了文章的質量。另外寫作組還有三位女性：陳光輝、聶峙砥和張莉。陳是老學部的人，和各所的老專傢都熟，她就負責嚮他們組稿。聶、張二位負責和作者、讀者聯繫，及校對、出版、發行、財務等工作。大傢雖然原來並不認識，但因觀點相同，都痛恨林彪、“四人幫”一夥，都願為清除他們的流毒盡力，所以工作都很積極，合作得很好。
《未定稿》開始籌備的時間是1978年下半年，當時“四人幫”雖已被打倒兩年，但“兩個凡是”觀點仍然根深蒂固，有許多人對實踐標準仍然抵觸，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仍未平反，各方面各個學術領域仍然有許多禁區，人們仍然心有餘悸。《未定稿》在1978年12月4日試刊第一期時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着重對當前思想理論戰綫方面的問題發表一些探討、研究和評論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內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有一定的見解，有助於活躍思想、打開思路、破除迷信、衝破禁區，對進一步深入探討有所啓發，本刊也準備本着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精神，予以發表。”簡單地說，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衝破禁區，這就是院部給《未定稿》的基本任務。這需要理論上的鑒別能力和勇氣。我們在以後幾年，一直朝這方向努力。
1977年，在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 (簡稱“學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鬍喬木任院長，於光遠、鄧力群分任副院長。院領導說，“四人幫”雖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辦刊物，寫文章，出書批判。依據於光遠的建議，成立了一個寫作組，負責編一個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繼續批“四人幫”。《人民日報》原理論部主任林韋負責編寫一本批判“四人幫”的書，兼為《未定稿》審稿。
社科院成立後，原任《工人日報》總編輯、時任社科院辦公室主任的邢方群嚮院部推薦我參加寫作組的工作。當時在寫作組的還有江明和丁磐石兩人。同年9-10月間，邢方群和江明被調回《工人日報》復任正副總編，不久，丁磐石也調中宣部。好在此前他們已組織了一批高質量的文章，並且有兩位青年人--王小強和王曉魯寫文章自薦。他們都是“文革”時的插隊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時註意抓緊學習，觀察社會，研究問題。他們寫來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傢傳閱後都同意調入寫作組。我於1957年在空政工作時被吳法憲打成右派，被押往北大荒勞改，1959年摘帽後，1962年調到通縣，1978年把我從通縣調來社科院後，就由我負責，和兩位小王一起編輯《未定稿》。我們擬好每期出版的目錄和選定要用稿子後，就送給林韋看，他有病在傢，主要任務是編《“四人幫”批判》一書。他對我們送去的稿子看得很仔細，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見，保證了文章的質量。另外寫作組還有三位女性：陳光輝、聶峙砥和張莉。陳是老學部的人，和各所的老專傢都熟，她就負責嚮他們組稿。聶、張二位負責和作者、讀者聯繫，及校對、出版、發行、財務等工作。大傢雖然原來並不認識，但因觀點相同，都痛恨林彪、“四人幫”一夥，都願為清除他們的流毒盡力，所以工作都很積極，合作得很好。
《未定稿》開始籌備的時間是1978年下半年，當時“四人幫”雖已被打倒兩年，但“兩個凡是”觀點仍然根深蒂固，有許多人對實踐標準仍然抵觸，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仍未平反，各方面各個學術領域仍然有許多禁區，人們仍然心有餘悸。《未定稿》在1978年12月4日試刊第一期時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着重對當前思想理論戰綫方面的問題發表一些探討、研究和評論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內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有一定的見解，有助於活躍思想、打開思路、破除迷信、衝破禁區，對進一步深入探討有所啓發，本刊也準備本着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精神，予以發表。”簡單地說，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衝破禁區，這就是院部給《未定稿》的基本任務。這需要理論上的鑒別能力和勇氣。我們在以後幾年，一直朝這方向努力。
二
在1978年12月出版的試刊第一期發表了黎澍的《消滅封建殘餘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條件》文章分析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說明封建勢力及其思想影響極其深重，它依靠我們黨和國傢內部的代理人，即林彪、“四人幫”一夥，強調所謂“批判資産階級”和所謂“黨內資産階級”，來進行封建復闢活動，倒行逆施。這是過去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國傢人民造成重大災難的重要原因。接着第二期發表了邢賁思的《“恐右癥”的來歷--駁“左比右好論”》和柳樹滋的《科學要敢於衝破禁區》兩篇文章；1978年12月又發表了邢賁思的《真理面前不應當人人平等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些文章對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時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未定稿》為平反冤案大聲疾呼。1978年12月出版的第四期發表了黎澍的《徹底平反吳晗同志的冤案》；1979年2月發表了丁偉志的《“四五”運動和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歡呼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並指出應吸取的歷史教訓。1979年2月發表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同志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影響尤其巨大。許多同志過去衹知道因為這封信惹惱了毛澤東，把原來準備反“左”的會議轉為反右，把彭德懷、黃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等人打成“右傾反黨集團”，並在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把六百多萬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使原來就“左”的政策更“左”，造成三年經濟睏難，因饑餓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不知多少(據《炎黃春秋》雜志2000年第3期黨史專傢廖蓋隆的文章透露，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但許多同志當時對彭寫給毛的信的內容並不瞭解或知之甚少。所以《未定稿》一發表此信，讀者都紛紛打電話或登門索要。《未定稿》本來衹印三四百份，免費供社科院各所各研究室的同仁閱讀的，現面對讀者日益增加的大量要求，我們後來衹得增加印數，每期六百至一千多份，還是不敷需要，於是請示院領導同意，改為內部徵訂，訂單如雪片般飛來，迅速達到三萬多份。院領導說這是內部刊物，不準再增加。如果不是這樣，訂數還可能大幅度上升。此後數年，訂數一直在三萬份左右。其實，所謂“內部徵訂”不過是個名義，實際上與公開刊物差不多，因為徵訂啓事寫明，不但研究機關、黨政機關、大學圖書館可以訂，而且個人也可訂，份數不限；還聲明，《未定稿》所刊文章，各報刊、雜志可以自由轉載。確實，轉載率也很高。我理解，“內部徵訂”和《未定稿》這個名字可起到一層保護色的作用。當時流傳一種說法，叫做“宣傳有紀律，研究無禁區”。由於過去多年養成的習慣，許多人認為，黨報就是黨的喉舌，把刊登在黨和政府公開報刊、雜志上的文章，都看做是黨發出的聲音，黨的政策宣傳，不能置疑，所以要慎重。但事實上，林彪、“四人幫”一夥散布的許多謬論需要肅清，“兩個凡是”的禁區需要衝破，而且新的事物不斷出現，需要大膽的探索，自由的研究，有些論點不一定完全成熟，但可啓發人們的思想。有了《未定稿》這樣一個內部刊物就可以自由發表，如果有人來抓辮子，就可以用“內部發行”、《未定稿》來作掩護。我們體會，院部為刊物取的這個名字，實在是“用心良苦”。當然，這衹是在粉碎“四人幫”、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政治環境比較寬鬆，這個刊名才能起一點保護作用，如果還是林彪、“四人幫”橫行時代，或者是“兩個凡是”派當政，《未定稿》這個刊名還是不管用的。
在1978年12月出版的試刊第一期發表了黎澍的《消滅封建殘餘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條件》文章分析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說明封建勢力及其思想影響極其深重，它依靠我們黨和國傢內部的代理人，即林彪、“四人幫”一夥，強調所謂“批判資産階級”和所謂“黨內資産階級”，來進行封建復闢活動，倒行逆施。這是過去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國傢人民造成重大災難的重要原因。接着第二期發表了邢賁思的《“恐右癥”的來歷--駁“左比右好論”》和柳樹滋的《科學要敢於衝破禁區》兩篇文章；1978年12月又發表了邢賁思的《真理面前不應當人人平等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些文章對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時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未定稿》為平反冤案大聲疾呼。1978年12月出版的第四期發表了黎澍的《徹底平反吳晗同志的冤案》；1979年2月發表了丁偉志的《“四五”運動和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歡呼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並指出應吸取的歷史教訓。1979年2月發表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同志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影響尤其巨大。許多同志過去衹知道因為這封信惹惱了毛澤東，把原來準備反“左”的會議轉為反右，把彭德懷、黃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等人打成“右傾反黨集團”，並在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把六百多萬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使原來就“左”的政策更“左”，造成三年經濟睏難，因饑餓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不知多少(據《炎黃春秋》雜志2000年第3期黨史專傢廖蓋隆的文章透露，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但許多同志當時對彭寫給毛的信的內容並不瞭解或知之甚少。所以《未定稿》一發表此信，讀者都紛紛打電話或登門索要。《未定稿》本來衹印三四百份，免費供社科院各所各研究室的同仁閱讀的，現面對讀者日益增加的大量要求，我們後來衹得增加印數，每期六百至一千多份，還是不敷需要，於是請示院領導同意，改為內部徵訂，訂單如雪片般飛來，迅速達到三萬多份。院領導說這是內部刊物，不準再增加。如果不是這樣，訂數還可能大幅度上升。此後數年，訂數一直在三萬份左右。其實，所謂“內部徵訂”不過是個名義，實際上與公開刊物差不多，因為徵訂啓事寫明，不但研究機關、黨政機關、大學圖書館可以訂，而且個人也可訂，份數不限；還聲明，《未定稿》所刊文章，各報刊、雜志可以自由轉載。確實，轉載率也很高。我理解，“內部徵訂”和《未定稿》這個名字可起到一層保護色的作用。當時流傳一種說法，叫做“宣傳有紀律，研究無禁區”。由於過去多年養成的習慣，許多人認為，黨報就是黨的喉舌，把刊登在黨和政府公開報刊、雜志上的文章，都看做是黨發出的聲音，黨的政策宣傳，不能置疑，所以要慎重。但事實上，林彪、“四人幫”一夥散布的許多謬論需要肅清，“兩個凡是”的禁區需要衝破，而且新的事物不斷出現，需要大膽的探索，自由的研究，有些論點不一定完全成熟，但可啓發人們的思想。有了《未定稿》這樣一個內部刊物就可以自由發表，如果有人來抓辮子，就可以用“內部發行”、《未定稿》來作掩護。我們體會，院部為刊物取的這個名字，實在是“用心良苦”。當然，這衹是在粉碎“四人幫”、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政治環境比較寬鬆，這個刊名才能起一點保護作用，如果還是林彪、“四人幫”橫行時代，或者是“兩個凡是”派當政，《未定稿》這個刊名還是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