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觸到佛教研究，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國哥廷根，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濫觴。從那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的時間裏，不管我的研究對象“雜”到什麽程度，我對佛教研究始終鍥而不捨，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始終沒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當和尚呀？”有人曾半開玩笑地問過我。我從來沒有信過任何宗教，對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還有一條經驗：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衹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則會發現它的教義與儀規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有其産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如果一個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種宗教，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自欺欺人。佛教當然也是如此。
　　那麽為什麽還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先解决對佛教評價的問題。馬剋思主義對宗教的評價是衆所周知的，從本質上來看，也是正確的。佛教這個宗教當然也包括在裏面。但是我感覺到，我們過去對佛教在中國所産生的影響的評價多少有點簡單化、片面化的傾嚮。個別著名的史學家幾乎是用謾駡的口吻來談論佛教。這不是一個好的學風。謾駡不等於戰鬥，也不等於革命性強，這個真理早為大傢所承認，可惜並不為這位史學家所接受。平心而論，佛教既然是一個宗教，宗教的消極方面必然會有。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如果我們說佛教簡直渾身是寶，完美無缺，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但是佛教在中國産生的僅僅是消極的影響嗎？這就需要我們平心靜氣仔細分析。從整個世界自古至今文化發展的情況來看，一個文化，不管在某一時期內發展得多麽輝煌燦爛，如果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又沒有外來的新成分註入，結果必然會銷聲匿跡，成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個未必很恰當的比方，一種植物，必須隨時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時間一久，就會退化。中華民族創造了極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沒有失去活力，歷時之久，為世界各民族所僅見。原因當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認為，就是隨時吸收外來的新成分，隨時“拿來”，决不僵化。佛教作為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中國以後，拋開消極的方面不講，積極的方面是無論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展、助其成長。這是公認的事實，用不着再細加闡述。

　　我們過去在評價佛教方面，不是沒有問題的。一些史學家、哲學史傢，除了謾駡者以外，評價也往往失之偏頗，不夠全面。他們說，佛教是唯心主義，同唯心主義作鬥爭的過程，就是中國唯物主義發展的過程。用一個通俗的說法就是，佛教衹是一個“反面教員”。我們過去習慣於這一套貌似辯證的說法，今天我們誰也不再滿足於這樣的認識了。我們必須對佛教重新估價。100年以前，恩格斯已經指出來過，佛教有辯證思想。我們過去有一些論者，言必稱馬恩，其實往往是僅取所需的狹隘的實用主義。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極其復雜的，佛教這個上層建築更是如此。優點和缺點有時糾纏在一起，很難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們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見，細緻地、客觀地、平心靜氣地對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進行分析，然後再做出結論。衹有這樣的結論纔真有說服力，因為它符合客觀事實。
　　現在大傢都承認，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歷史。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公元前傳入中國以後，經歷了試探、適應、發展、改變、滲透、融合許許多多階段，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至於在中國發展起來的禪宗，最終發展到訶佛駡祖的程度，幾乎成為佛教的對立面，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國産生了許多宗派，有的流傳時間長，有的短。幾乎要跟佛教“對着幹”的禪宗流傳的時間反而最長，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我還想在這裏談一談整個宗教發展的問題。馮定同志在世時，我有一次同他談到宗教前途問題。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宗教先消滅呢，還是國傢、階級先消滅？最終我們兩人的意見完全一致：國傢、階級先消滅，宗教後消滅。換句話說，即使人類進入大同之域共産主義社會，在一定的時期內，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想法，還會以某種形式存在着。這看起來似乎類似怪論，我卻至今深信不疑。我記得，馬剋思講過一句話，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們所創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種含義：真正的需要、虛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屬於“需要”的範疇，其性質大相徑庭，其為需要則一也。否認這一點，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