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
1918年，剛剛逃離人禍的歐洲人，又攤上了天災：一場史無前例的流行性感冒席捲了大陸。死於這場瘟疫的人數，據說超過了前4年戰爭中死亡人數的總和。我們不幸的作者趕上了這場瘟疫的餘威，1920年夏初，韋伯病倒了，持續高燒不退，一周後，轉為肺炎，醫生束手無策，如同今天面對一位癌癥晚期病人一樣。6月14日，星期一，黃昏，經過痛苦地掙紮，韋伯溘然長逝了。那間房子在慕尼黑英國公園旁邊的湖街3號，今天改成了16號。他去時，外面下着雷雨，道道閃電劃破昏暗，照亮了他的歸程。親人把他送回海德堡，讓他安息在心愛的山水之間。
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永遠失去了一位睿智的良師。他原來答應下學期為他們開社會主義課，卻匆匆去了……他的音容笑貌猶在，幾個月前，他還應學生會邀請，作了兩次演講：“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他的演講和他的課的震撼力，像他本人一樣深沉，而他卻看不到了。一位姓溫剋爾曼的學生，自從聽了韋伯的演講，就迷上了韋伯的思想，他用了60多年的時間研究、整理、闡釋、出版韋伯的著作。在他以85歲高齡辭世時，終於帶着韋伯全集出版委員會成立的佳音去告慰67年前的演講導師了。一位姓豪斯的學生，後來成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他回憶導師的演講時說：“他的演講，嚴肅中帶有威懾，對虛偽的強大和赤裸裸的裝腔作勢進行了無情的挖苦，並從教育上簡化了難題，因而確有震撼力。”①後來成為法蘭剋福學派之父的豪剋海默爾站在新馬剋思主義的立場評價了當年聽到的韋伯的課：“1919年，我作為一名大學生在慕尼黑聽到了韋伯講的價值無涉。像我的許多同學一樣，我對瞭解俄國革命興趣極深……而馬剋斯·韋伯在他講課時談了蘇维埃制度。大廳爆滿，可是韋伯顯然使人失望了。他沒有談及不僅在提出任務時，而且應當在每一具體步驟中由理性地塑造未來的思想指導反映與分析，我們在兩三個鐘頭裏聽到的是對俄國體製的縝密的字斟句酌的解說，對使蘇维埃制度盡可能確定下來的洞若觀火的理念型的歸納。一切是這樣入微入細，這樣科學，這樣價值無涉，結果，我們衹好傷心地回傢去……當我們如此失望地離開大廳時，我們想，馬剋斯·韋伯保守之極。可這結論下得太急了。不多久，韋伯在講課時與……舊意識的保守學生、與學生會發生了衝突。我不在場，但認為，他的闡述就像他自己感覺到的那樣，不總是那麽價值無涉。”②
當年韋伯的學生中，後來成為學界、政界棟梁之才的不乏其人。帶領他們攀登的導師卻在正當年時倒下了。56歲，無論對於政治傢，還是對於學者，都是彌足珍貴的年齡。憑着這個年齡，人們不僅可以收穫半個世紀的耕耘，而且可以信心百倍地去攀登險峰、闢出新境。當年，韋伯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客觀性》的結尾，引用過《浮士德》中的一節詩，表示自己的心境：
……新的動力已醒，
我繼續急行，去痛飲它那永恆的光明。
面對白晝，背負黑夜，
頭頂藍天，腳踩浪峰。
天假以年，韋伯的貢獻將是不可估量的，單從他身後聲名纍增這一事實，就足以看出潛力之大了。他留下的遺憾太多了：《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中，衹有《儒教與道教》定了稿，但韋伯又惴惴不安地說：“遺憾的是，身邊沒有一位漢學專傢來檢驗我的工作。因此我顧慮重重，懷着極大的保留將這一部分也一並付印。”③《印度教與佛教》未及審訂。《古猶太教》還沒寫完，原來還打算進一步分析《舊約》中的詩篇並闡釋猶太法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和《早期基督教》尚未動筆。《經濟與社會》也衹是個成功的半成品，韋伯1913年曾緻函出版社：“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並進行了描述，這套理論把偉大的共同體形式同經濟聯繫了起來：從家庭、一幢住宅樓的全體居民到企業、宗族、民族共同體、宗教（包括地球上各大宗教：救世學說與宗教倫理社會學……），最後，是一種全面的社會學的國傢與統治學說。——我可以說：還沒有過這樣的理論，也沒有‘榜樣’可尋……”④可是，他未及做完。他把人們領進了一片原始森林，卻突然消失了。即使是滿目荊棘，也遠遠勝過一具玲瓏剔透的盆景、一座盡善盡美的花園。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韋伯這短促的一生是怎樣走過來的吧！
馬剋斯·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德國圖靈根的埃爾富特市，他是老大，下面還有七個弟妹。大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後來成了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韋伯的父親是一位受過典型的德國大學教育的政治傢，主辦過《普魯士周報》，當過柏林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柏林市議員、普魯士議院議員、帝國國會議員。在政治上，他屬於民族自由黨左翼，信仰新教，但是個享樂主義者。母親是一位虔誠的新教徒，她把宗教不僅作為信仰，而且作為事業，晚年在夏洛特堡濟貧處工作。
父親在傢裏開了一個沙竜，常客中有史學家H.V.特賴奇剋、H.V.聚貝爾、Th.蒙森、政論傢F.卡普、文學史傢J.施密特、議員老H.李凱爾特、民族自由黨的領袖R.V.貝尼希森、財政部長霍普雷希特，還有法學家L.戈爾德施密特——有人稱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法權威，韋伯後來當了他的博士生。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學術和政治精英，在韋伯眼裏，是滿天星鬥中最亮的幾顆。他很喜歡聽這些大星星縱論天下大事，以致孩提時代的信中，就已經充滿了政治術語。傢裏的精神激勵他上進，他存儲的知識遠遠超出了學校的要求，還能作為禮物送給別人，例如，從歷史圖片、辭書、史書、舊傢譜中搜集資料，然後寫成文章或製成卡片作為聖誕禮物。
在信仰方面，他從小就接受了母親潤物細無聲的教育，認為：“一個能夠老老實實地說出他根本沒有彼岸的信念和希望的人，衹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不幸的被造物。因為，對於生活不寄任何神聖的希望，不相信每一步都接近了徹底的解脫、最終結束存在的解脫，這在實際上衹能是一種可怕的感覺，會使人失去任何生活希望。”⑤他踏上人生道路時得到的箴言是：“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⑥
韋伯自己寫過一份簡歷，提到了他的學校生活：“……1882年復活節被保送入高等學校，先後上過海德堡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柏林大學、格廷根大學……”⑦
1918年，剛剛逃離人禍的歐洲人，又攤上了天災：一場史無前例的流行性感冒席捲了大陸。死於這場瘟疫的人數，據說超過了前4年戰爭中死亡人數的總和。我們不幸的作者趕上了這場瘟疫的餘威，1920年夏初，韋伯病倒了，持續高燒不退，一周後，轉為肺炎，醫生束手無策，如同今天面對一位癌癥晚期病人一樣。6月14日，星期一，黃昏，經過痛苦地掙紮，韋伯溘然長逝了。那間房子在慕尼黑英國公園旁邊的湖街3號，今天改成了16號。他去時，外面下着雷雨，道道閃電劃破昏暗，照亮了他的歸程。親人把他送回海德堡，讓他安息在心愛的山水之間。
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永遠失去了一位睿智的良師。他原來答應下學期為他們開社會主義課，卻匆匆去了……他的音容笑貌猶在，幾個月前，他還應學生會邀請，作了兩次演講：“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他的演講和他的課的震撼力，像他本人一樣深沉，而他卻看不到了。一位姓溫剋爾曼的學生，自從聽了韋伯的演講，就迷上了韋伯的思想，他用了60多年的時間研究、整理、闡釋、出版韋伯的著作。在他以85歲高齡辭世時，終於帶着韋伯全集出版委員會成立的佳音去告慰67年前的演講導師了。一位姓豪斯的學生，後來成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他回憶導師的演講時說：“他的演講，嚴肅中帶有威懾，對虛偽的強大和赤裸裸的裝腔作勢進行了無情的挖苦，並從教育上簡化了難題，因而確有震撼力。”①後來成為法蘭剋福學派之父的豪剋海默爾站在新馬剋思主義的立場評價了當年聽到的韋伯的課：“1919年，我作為一名大學生在慕尼黑聽到了韋伯講的價值無涉。像我的許多同學一樣，我對瞭解俄國革命興趣極深……而馬剋斯·韋伯在他講課時談了蘇维埃制度。大廳爆滿，可是韋伯顯然使人失望了。他沒有談及不僅在提出任務時，而且應當在每一具體步驟中由理性地塑造未來的思想指導反映與分析，我們在兩三個鐘頭裏聽到的是對俄國體製的縝密的字斟句酌的解說，對使蘇维埃制度盡可能確定下來的洞若觀火的理念型的歸納。一切是這樣入微入細，這樣科學，這樣價值無涉，結果，我們衹好傷心地回傢去……當我們如此失望地離開大廳時，我們想，馬剋斯·韋伯保守之極。可這結論下得太急了。不多久，韋伯在講課時與……舊意識的保守學生、與學生會發生了衝突。我不在場，但認為，他的闡述就像他自己感覺到的那樣，不總是那麽價值無涉。”②
當年韋伯的學生中，後來成為學界、政界棟梁之才的不乏其人。帶領他們攀登的導師卻在正當年時倒下了。56歲，無論對於政治傢，還是對於學者，都是彌足珍貴的年齡。憑着這個年齡，人們不僅可以收穫半個世紀的耕耘，而且可以信心百倍地去攀登險峰、闢出新境。當年，韋伯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客觀性》的結尾，引用過《浮士德》中的一節詩，表示自己的心境：
……新的動力已醒，
我繼續急行，去痛飲它那永恆的光明。
面對白晝，背負黑夜，
頭頂藍天，腳踩浪峰。
天假以年，韋伯的貢獻將是不可估量的，單從他身後聲名纍增這一事實，就足以看出潛力之大了。他留下的遺憾太多了：《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中，衹有《儒教與道教》定了稿，但韋伯又惴惴不安地說：“遺憾的是，身邊沒有一位漢學專傢來檢驗我的工作。因此我顧慮重重，懷着極大的保留將這一部分也一並付印。”③《印度教與佛教》未及審訂。《古猶太教》還沒寫完，原來還打算進一步分析《舊約》中的詩篇並闡釋猶太法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和《早期基督教》尚未動筆。《經濟與社會》也衹是個成功的半成品，韋伯1913年曾緻函出版社：“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並進行了描述，這套理論把偉大的共同體形式同經濟聯繫了起來：從家庭、一幢住宅樓的全體居民到企業、宗族、民族共同體、宗教（包括地球上各大宗教：救世學說與宗教倫理社會學……），最後，是一種全面的社會學的國傢與統治學說。——我可以說：還沒有過這樣的理論，也沒有‘榜樣’可尋……”④可是，他未及做完。他把人們領進了一片原始森林，卻突然消失了。即使是滿目荊棘，也遠遠勝過一具玲瓏剔透的盆景、一座盡善盡美的花園。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韋伯這短促的一生是怎樣走過來的吧！
馬剋斯·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德國圖靈根的埃爾富特市，他是老大，下面還有七個弟妹。大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後來成了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韋伯的父親是一位受過典型的德國大學教育的政治傢，主辦過《普魯士周報》，當過柏林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柏林市議員、普魯士議院議員、帝國國會議員。在政治上，他屬於民族自由黨左翼，信仰新教，但是個享樂主義者。母親是一位虔誠的新教徒，她把宗教不僅作為信仰，而且作為事業，晚年在夏洛特堡濟貧處工作。
父親在傢裏開了一個沙竜，常客中有史學家H.V.特賴奇剋、H.V.聚貝爾、Th.蒙森、政論傢F.卡普、文學史傢J.施密特、議員老H.李凱爾特、民族自由黨的領袖R.V.貝尼希森、財政部長霍普雷希特，還有法學家L.戈爾德施密特——有人稱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法權威，韋伯後來當了他的博士生。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學術和政治精英，在韋伯眼裏，是滿天星鬥中最亮的幾顆。他很喜歡聽這些大星星縱論天下大事，以致孩提時代的信中，就已經充滿了政治術語。傢裏的精神激勵他上進，他存儲的知識遠遠超出了學校的要求，還能作為禮物送給別人，例如，從歷史圖片、辭書、史書、舊傢譜中搜集資料，然後寫成文章或製成卡片作為聖誕禮物。
在信仰方面，他從小就接受了母親潤物細無聲的教育，認為：“一個能夠老老實實地說出他根本沒有彼岸的信念和希望的人，衹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不幸的被造物。因為，對於生活不寄任何神聖的希望，不相信每一步都接近了徹底的解脫、最終結束存在的解脫，這在實際上衹能是一種可怕的感覺，會使人失去任何生活希望。”⑤他踏上人生道路時得到的箴言是：“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⑥
韋伯自己寫過一份簡歷，提到了他的學校生活：“……1882年復活節被保送入高等學校，先後上過海德堡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柏林大學、格廷根大學……”⑦
健康危機過去後，他開始從事宗教社會學的研究，並和友人一起辦《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獻》雜志。這期間，他去過美國，收集了大量資料，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1905和1906年，是他工作非常緊張的兩年，除了兩篇新教論文，他還寫了《關於俄國1905年革命》的長篇論文。他歡迎這場革命，希望通過革命的途徑實現思想自由化。他還領導了《社會政策協會》裏少壯派對保守權威的鬥爭、在社會民主黨的大會上批評該黨的小資産階級性質和錯誤的綱領、對高等學校的政策問題發表了許多建設性意見。
1908年，韋伯着手寫《經濟與社會》。這一年，國際哲學家大會在海德堡舉行。新組建的海德堡科學院决定授予韋伯“特別院士”的資格。但他拒絶接受這一榮譽，理由是，這個機構把大批年輕有為但名氣不大的學者拒之門外。他打算籌建一個獨立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既從事理論研究，也從事經驗調查。1909年1月，他在柏林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學者創建了德國社會學會，並出任司庫，會長是F.滕尼斯，副會長是G.齊美爾和H.海爾剋納（不久由W.桑巴特代替）。學會一直存在至今，在德國科學史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納粹統治時期，學會沒有接納過一個納粹黨徒，沒有出現一個希特勒的追隨者。
1911年，韋伯開始寫《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這是一項大規模的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從整體上看，是對以前的新教研究的補充和旁證。韋伯試圖通過對各民族發展史的綜合考察，說明近代資本主義為什麽衹出現於西方。於是，資本主義課題又被提高為理性主義課題，變成了東西方理性主義的比較研究。戰爭使這項研究一度中斷，他以預備軍官的身份入伍服役，擔任野戰醫院的懲戒官。但他很快就辭職退役，繼續進行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的研究。1916年發表了《導論》、《儒教Ⅰ—Ⅳ》、《過渡研究》、《印度教與佛教Ⅰ—Ⅲ》。1917年發表了《古猶太教Ⅰ》。
1917年，韋伯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社會學與經濟科學中“價值無涉”的含義》。文章捍衛了他多年來一直堅持的幾乎成為衆矢之的的“價值無涉”原則。所謂“價值無涉”，就是研究人員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不能帶任何主觀的價值觀，不能混淆“是什麽”和“應當是什麽”，韋伯甚至反對大學教師在講堂上嚮學生們提出政治要求。在德國，“價值無涉”論戰持續了幾十年，到了1964年紀念韋伯誕生100
周年的大會上，這個課題又被美國來的一對水火不相容的學者帕森斯和馬爾庫塞當成了論戰課題。
韋伯反對在學術中滲進政治價值，但是，他卻以學者的身份積極幹預了德國政治。他看到了威廉帝國政治上的無能以及同人民的深刻矛盾，主張把現政權作為人民的國傢機器，主張修改憲法，實行議會製。他為《法蘭剋福報》寫了幾份憲法草案，因此被普魯士政府斥為“大逆不道”。在對外政策上，他認為，德國的國際地位不能通過占領政策，衹能通過睦鄰政策來建立。他還在反戰的《德爾布呂肯呈文》上簽了名。在戰爭中，他是堅定的反戰派。但是，在凡爾賽和談中，他身為德國代表團的顧問，極力維護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尊嚴。這種愛國精神也體現在本書第二篇演講中。
韋伯夫婦都積極投入了爭取1919年1月國民大會選舉的鬥爭，韋伯被提名為法蘭剋福選區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在人民代表的議案中提出了讓他擔任負責內政的國務秘書。但是，由於黨內高級人士的破壞，韋伯什麽也沒當上，不過作為非官方人士參加了柏林市議會的13人憲法咨詢團，瑪麗安妮·韋伯當選為巴登州議會議員，並被任命為德國婦女聯合會主席。
1919年6月，他去慕尼黑大學接替了L.布倫坦諾的教授職務，講授社會經濟的一般範疇課，下一學期，又改講世界社會與經濟史。在慕尼黑，他經歷了巴伐利亞蘇维埃共和國的終結。他譴責阿爾科案件，譴責謀殺K.埃斯納的兇手，因此招惹了右翼學生，他們竟然在他的課堂上示威。
1920年6月，他匆匆離開了慕尼黑……留下了艱巨的未竟之業，留下了深深的遺恨。他的遺言是：“我沒有做的，會有人做。”
韋伯的著作，在他生前匯集成書的，衹有一部剛剛付印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1捲，扉頁上的獻詞是：
瑪麗安妮·韋伯
1893年至白首
他的遺孀以堅忍的毅力和非凡的精力做他“沒有做的”：他去世後第二年，《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2、3捲和《科學理論文集》出版；第三年，《社會經濟學大綱》第3部分（即《經濟與社會》出版；第五年，《經濟與社會史文集》出版。7年之後，1926年，她為亡夫刻完了樸實無華的墓志銘長捲——700多頁的《馬剋斯·韋伯傳》，該書至今仍是研究韋伯的權威資料。捲首，她用R.M.裏爾剋的詩表達了對亡夫事業的基本評價：
每當時代想最終總結自己的價值時，
這個人總會生還。
他舉起時代的全部重任，
擲入自己的胸淵；
他的先輩有苦有甜，
他卻衹感到生命的負擔——
包容萬物，
萬物如一在他心間。
唯有神在他的意志之上，
那麽高，那麽遙遠；
他深深地愛神，
卻為這未竟之業含恨九泉。
①H.N.菲根：《馬剋斯·韋伯》（1985年德文版），第137頁。
②同上，第137頁。
③《宗教社會學論文集》（1978年德文版），第1捲，第278頁。
④轉引自H.N.菲根：《馬剋斯·韋伯》，第90頁。
⑤瑪麗安妮·韋伯：《馬剋斯·韋伯傳》（1984年德文版），第49頁。
⑥《新約·哥林多後書》，第2章。
⑦J.溫剋爾曼：《馬剋斯·韋伯的博士論文》，載《紀念馬剋斯·韋伯》（1982年德文版），第12頁。
⑧馬剋斯·韋伯：《1876—1893年青年信禮》（1936年德文版），第132頁。
⑨同上，第298頁。
⑩馬剋斯·韋伯：《政治論文集》（1980年德文版），第13頁。
同上，第14頁。
瑪麗安妮·韋伯：《馬剋斯·韋伯傳》，第280頁。
同上，第280—281頁。
1908年，韋伯着手寫《經濟與社會》。這一年，國際哲學家大會在海德堡舉行。新組建的海德堡科學院决定授予韋伯“特別院士”的資格。但他拒絶接受這一榮譽，理由是，這個機構把大批年輕有為但名氣不大的學者拒之門外。他打算籌建一個獨立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既從事理論研究，也從事經驗調查。1909年1月，他在柏林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學者創建了德國社會學會，並出任司庫，會長是F.滕尼斯，副會長是G.齊美爾和H.海爾剋納（不久由W.桑巴特代替）。學會一直存在至今，在德國科學史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納粹統治時期，學會沒有接納過一個納粹黨徒，沒有出現一個希特勒的追隨者。
1911年，韋伯開始寫《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這是一項大規模的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從整體上看，是對以前的新教研究的補充和旁證。韋伯試圖通過對各民族發展史的綜合考察，說明近代資本主義為什麽衹出現於西方。於是，資本主義課題又被提高為理性主義課題，變成了東西方理性主義的比較研究。戰爭使這項研究一度中斷，他以預備軍官的身份入伍服役，擔任野戰醫院的懲戒官。但他很快就辭職退役，繼續進行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的研究。1916年發表了《導論》、《儒教Ⅰ—Ⅳ》、《過渡研究》、《印度教與佛教Ⅰ—Ⅲ》。1917年發表了《古猶太教Ⅰ》。
1917年，韋伯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社會學與經濟科學中“價值無涉”的含義》。文章捍衛了他多年來一直堅持的幾乎成為衆矢之的的“價值無涉”原則。所謂“價值無涉”，就是研究人員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不能帶任何主觀的價值觀，不能混淆“是什麽”和“應當是什麽”，韋伯甚至反對大學教師在講堂上嚮學生們提出政治要求。在德國，“價值無涉”論戰持續了幾十年，到了1964年紀念韋伯誕生100
周年的大會上，這個課題又被美國來的一對水火不相容的學者帕森斯和馬爾庫塞當成了論戰課題。
韋伯反對在學術中滲進政治價值，但是，他卻以學者的身份積極幹預了德國政治。他看到了威廉帝國政治上的無能以及同人民的深刻矛盾，主張把現政權作為人民的國傢機器，主張修改憲法，實行議會製。他為《法蘭剋福報》寫了幾份憲法草案，因此被普魯士政府斥為“大逆不道”。在對外政策上，他認為，德國的國際地位不能通過占領政策，衹能通過睦鄰政策來建立。他還在反戰的《德爾布呂肯呈文》上簽了名。在戰爭中，他是堅定的反戰派。但是，在凡爾賽和談中，他身為德國代表團的顧問，極力維護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尊嚴。這種愛國精神也體現在本書第二篇演講中。
韋伯夫婦都積極投入了爭取1919年1月國民大會選舉的鬥爭，韋伯被提名為法蘭剋福選區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在人民代表的議案中提出了讓他擔任負責內政的國務秘書。但是，由於黨內高級人士的破壞，韋伯什麽也沒當上，不過作為非官方人士參加了柏林市議會的13人憲法咨詢團，瑪麗安妮·韋伯當選為巴登州議會議員，並被任命為德國婦女聯合會主席。
1919年6月，他去慕尼黑大學接替了L.布倫坦諾的教授職務，講授社會經濟的一般範疇課，下一學期，又改講世界社會與經濟史。在慕尼黑，他經歷了巴伐利亞蘇维埃共和國的終結。他譴責阿爾科案件，譴責謀殺K.埃斯納的兇手，因此招惹了右翼學生，他們竟然在他的課堂上示威。
1920年6月，他匆匆離開了慕尼黑……留下了艱巨的未竟之業，留下了深深的遺恨。他的遺言是：“我沒有做的，會有人做。”
韋伯的著作，在他生前匯集成書的，衹有一部剛剛付印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1捲，扉頁上的獻詞是：
瑪麗安妮·韋伯
1893年至白首
他的遺孀以堅忍的毅力和非凡的精力做他“沒有做的”：他去世後第二年，《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2、3捲和《科學理論文集》出版；第三年，《社會經濟學大綱》第3部分（即《經濟與社會》出版；第五年，《經濟與社會史文集》出版。7年之後，1926年，她為亡夫刻完了樸實無華的墓志銘長捲——700多頁的《馬剋斯·韋伯傳》，該書至今仍是研究韋伯的權威資料。捲首，她用R.M.裏爾剋的詩表達了對亡夫事業的基本評價：
每當時代想最終總結自己的價值時，
這個人總會生還。
他舉起時代的全部重任，
擲入自己的胸淵；
他的先輩有苦有甜，
他卻衹感到生命的負擔——
包容萬物，
萬物如一在他心間。
唯有神在他的意志之上，
那麽高，那麽遙遠；
他深深地愛神，
卻為這未竟之業含恨九泉。
①H.N.菲根：《馬剋斯·韋伯》（1985年德文版），第137頁。
②同上，第137頁。
③《宗教社會學論文集》（1978年德文版），第1捲，第278頁。
④轉引自H.N.菲根：《馬剋斯·韋伯》，第90頁。
⑤瑪麗安妮·韋伯：《馬剋斯·韋伯傳》（1984年德文版），第49頁。
⑥《新約·哥林多後書》，第2章。
⑦J.溫剋爾曼：《馬剋斯·韋伯的博士論文》，載《紀念馬剋斯·韋伯》（1982年德文版），第12頁。
⑧馬剋斯·韋伯：《1876—1893年青年信禮》（1936年德文版），第132頁。
⑨同上，第298頁。
⑩馬剋斯·韋伯：《政治論文集》（1980年德文版），第13頁。
同上，第14頁。
瑪麗安妮·韋伯：《馬剋斯·韋伯傳》，第280頁。
同上，第280—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