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
一
讀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的報道，我願意發表如
下的幾點意見：
我覺得“抵抗改造”、“離開社會主義”、“離開黨的領導”……一類的大帽
子多了一些。這樣會使還不敢大放大鳴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長了顧慮。實際上，即
以受到批評最多的李康年同志來說，他的建議的用意仍然在於早點消滅資産階級，
摘掉資産階級帽子；那就沒有理由說他是要離開社會主義，而衹能說他是過急地追
求社會主義和不問條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時，又要求過多的贖賣
金。用推論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應該實事求是，力求全面；不應抓住一部分或
一點來推，而且一推就是十萬八千裏。實際上，要求早點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
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們嚮工商業傢做工作，衹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會主義，
我們就珍若拱璧，視為工作的重大勝利。當然，時代是不同了，看問題應該結合形
勢的發展。但對於不願意再被稱為資本傢的人反而說他是離開社會主義，那是無論
如何都說不通的。我想，衹要根據憲法規定，給工商業傢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們
是可以少安毋躁的。這就必須誠心誠意地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
二
×××同志說我批評“統戰部在參加宗派活動”，這是不實在的。請查一下五
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的原文，我說的是“因而曾經助長了一些獨裁作風和傢長作風。
自然也就助長了宗派活動。……看起來有時似乎統戰部在參加宗派活動。實際上，
今天在民主黨派中進行宗派活動，如果不是若隱若顯地拿起統戰部的幌子，是不大
可能的”。說“助長”，說“看起來似乎”，說“幌子”，這同×××同志的“在
參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這是有意的睜開眼睛撒謊，還是健忘呢？他還說，民建
內部有左、中、右的分別，有一些人的看法與黨的方針、政策比較一致，這是對的。
但我要再問一下：在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傢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的方針之後，居然還有人對思想問題組織“圍剿”，這是不是與黨的方針政策一致
的呢？他還談到骨幹分子是否參加宗派活動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骨幹分子一般地
不會參加宗派活動，骨幹分子參加宗派活動，是領導人的宗派主義造成的。”
三
看來，直到現在，對於“百花齊放、百傢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
方針，仍然還有許多人沒有想通或者沒有完全想通。這中間，有一部分人是沒有認
識到今天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傢的強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這些是好良心人，
但也應該對他們說明白：我們不怕傷風、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們對於黨的偉大
方針仍然存在着試探的意味，怕表面寬大、內裏並不那麽寬大，怕“放”了之後要
“收”，“收”的時候要反過來整，因此，還是“保留三分”、“觀望一下”為好。
這些是世故較深的人，他們對黨的方針是信任不夠的。還會有少數人，是乘機用貶
低別人來擡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對自己有利，表現了“唯我獨忠”的姿態。這種人
的思想就值得檢查了。應該明確，在目前，忠誠接受黨的領導和忠於社會主義事業
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數人，忠於接受黨的領導和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並不
是什麽希罕的事；在幫助黨進行整風的時候，衹要是根據事實，是從團结的願望出
發，完全可以不提優點、衹提缺點，這是正常的；和黨共事日久，說話不從“擁護
一番”說起，而是老老實實“開門見山”地說，更是正常的。這都說不上什麽“脫
離社會主義”或者“脫離領導”。當然，也是根據事實，也是從團结的願望出發，
對別人的批評進行反批評，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 扶不能衹許說反面的，不許
說正面的。扣帽子也沒有什麽，衹要不亂扣。
四
×××同志批評我麯解了斯大林“共産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一句話。首先
我不同意他的方法。這一句話對某些黨員會起到什麽影響，我認為應該從客觀實際
去找。這樣，整風期間報紙上的報道就已經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剛剛相
反，他從列寧文選裏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說的全文來談問題。這是標準的教條主義
的方法。應該問一問：究竟是聯共黨史發行的廣泛呢，還是列寧文選發行的廣泛呢？
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樣，在讀聯共黨史的時候要到列寧選集裏去找根據。
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據，仍然不能說明斯大林這句話是科學的。×××同志還說：
“章乃器同志說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後一關。”
這不是睜開眼睛撒謊，便是健忘。我所說的是可以被敵人用來進行反宣傳，在“脫
胎換骨”之下加上“抽筋剝皮”。×××同志這樣的辯論作風，究竟正派不正派，
是值得他考慮的。
五
此外，還有些類似謾駡的“批評”，我認為不值得爭辯；的確，群衆是能夠辨
善惡的。有許多有關理論性的問題，請大傢在我所寫的（關於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兩
面性問題》和《關於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幾個問題》發表以後，再給以批評，我也
暫不作答。關於我在《工商界》發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員的頭銜一點，我要
說明：我從來發表文章都不願用什麽頭銜，這次是由於《工商界》編者的要求我纔
同意的。我也沒有理由不同意，因為我的確負有這樣的頭銜。同時，用了這樣的頭
銜，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麽組織。文章總是表達自己個人的意見的。所以，我也看
不到任何人有權力可以製止一個人發表文章用頭銜。對這點，我毫無成見，請法學
傢加以研究吧！
六
最後，我願意告訴工商界：整風運動是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共産黨絶不會做半
途而廢的事情。共産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
套的。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揭發矛盾，
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
看，肯定會有麯折，肯定會有過“左”、過右的偏嚮，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
後也一定會明的。
（原載《人民日報》1957·6·10）
一
讀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的報道，我願意發表如
下的幾點意見：
我覺得“抵抗改造”、“離開社會主義”、“離開黨的領導”……一類的大帽
子多了一些。這樣會使還不敢大放大鳴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長了顧慮。實際上，即
以受到批評最多的李康年同志來說，他的建議的用意仍然在於早點消滅資産階級，
摘掉資産階級帽子；那就沒有理由說他是要離開社會主義，而衹能說他是過急地追
求社會主義和不問條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時，又要求過多的贖賣
金。用推論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應該實事求是，力求全面；不應抓住一部分或
一點來推，而且一推就是十萬八千裏。實際上，要求早點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
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們嚮工商業傢做工作，衹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會主義，
我們就珍若拱璧，視為工作的重大勝利。當然，時代是不同了，看問題應該結合形
勢的發展。但對於不願意再被稱為資本傢的人反而說他是離開社會主義，那是無論
如何都說不通的。我想，衹要根據憲法規定，給工商業傢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們
是可以少安毋躁的。這就必須誠心誠意地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
二
×××同志說我批評“統戰部在參加宗派活動”，這是不實在的。請查一下五
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的原文，我說的是“因而曾經助長了一些獨裁作風和傢長作風。
自然也就助長了宗派活動。……看起來有時似乎統戰部在參加宗派活動。實際上，
今天在民主黨派中進行宗派活動，如果不是若隱若顯地拿起統戰部的幌子，是不大
可能的”。說“助長”，說“看起來似乎”，說“幌子”，這同×××同志的“在
參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這是有意的睜開眼睛撒謊，還是健忘呢？他還說，民建
內部有左、中、右的分別，有一些人的看法與黨的方針、政策比較一致，這是對的。
但我要再問一下：在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傢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的方針之後，居然還有人對思想問題組織“圍剿”，這是不是與黨的方針政策一致
的呢？他還談到骨幹分子是否參加宗派活動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骨幹分子一般地
不會參加宗派活動，骨幹分子參加宗派活動，是領導人的宗派主義造成的。”
三
看來，直到現在，對於“百花齊放、百傢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
方針，仍然還有許多人沒有想通或者沒有完全想通。這中間，有一部分人是沒有認
識到今天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傢的強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這些是好良心人，
但也應該對他們說明白：我們不怕傷風、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們對於黨的偉大
方針仍然存在着試探的意味，怕表面寬大、內裏並不那麽寬大，怕“放”了之後要
“收”，“收”的時候要反過來整，因此，還是“保留三分”、“觀望一下”為好。
這些是世故較深的人，他們對黨的方針是信任不夠的。還會有少數人，是乘機用貶
低別人來擡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對自己有利，表現了“唯我獨忠”的姿態。這種人
的思想就值得檢查了。應該明確，在目前，忠誠接受黨的領導和忠於社會主義事業
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數人，忠於接受黨的領導和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並不
是什麽希罕的事；在幫助黨進行整風的時候，衹要是根據事實，是從團结的願望出
發，完全可以不提優點、衹提缺點，這是正常的；和黨共事日久，說話不從“擁護
一番”說起，而是老老實實“開門見山”地說，更是正常的。這都說不上什麽“脫
離社會主義”或者“脫離領導”。當然，也是根據事實，也是從團结的願望出發，
對別人的批評進行反批評，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 扶不能衹許說反面的，不許
說正面的。扣帽子也沒有什麽，衹要不亂扣。
四
×××同志批評我麯解了斯大林“共産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一句話。首先
我不同意他的方法。這一句話對某些黨員會起到什麽影響，我認為應該從客觀實際
去找。這樣，整風期間報紙上的報道就已經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剛剛相
反，他從列寧文選裏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說的全文來談問題。這是標準的教條主義
的方法。應該問一問：究竟是聯共黨史發行的廣泛呢，還是列寧文選發行的廣泛呢？
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樣，在讀聯共黨史的時候要到列寧選集裏去找根據。
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據，仍然不能說明斯大林這句話是科學的。×××同志還說：
“章乃器同志說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後一關。”
這不是睜開眼睛撒謊，便是健忘。我所說的是可以被敵人用來進行反宣傳，在“脫
胎換骨”之下加上“抽筋剝皮”。×××同志這樣的辯論作風，究竟正派不正派，
是值得他考慮的。
五
此外，還有些類似謾駡的“批評”，我認為不值得爭辯；的確，群衆是能夠辨
善惡的。有許多有關理論性的問題，請大傢在我所寫的（關於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兩
面性問題》和《關於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幾個問題》發表以後，再給以批評，我也
暫不作答。關於我在《工商界》發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員的頭銜一點，我要
說明：我從來發表文章都不願用什麽頭銜，這次是由於《工商界》編者的要求我纔
同意的。我也沒有理由不同意，因為我的確負有這樣的頭銜。同時，用了這樣的頭
銜，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麽組織。文章總是表達自己個人的意見的。所以，我也看
不到任何人有權力可以製止一個人發表文章用頭銜。對這點，我毫無成見，請法學
傢加以研究吧！
六
最後，我願意告訴工商界：整風運動是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共産黨絶不會做半
途而廢的事情。共産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
套的。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揭發矛盾，
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
看，肯定會有麯折，肯定會有過“左”、過右的偏嚮，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
後也一定會明的。
（原載《人民日報》1957·6·10）
（這是作者在1957年7月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我是一個犯錯誤的人。我的錯誤的性質，是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和作風。
的確，在解放以前，個人英雄主義對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時我正處在社會
主義的理想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環境的矛盾中。依靠黨對於我的領導，也依靠我那不
與當時環境同流合污的個人英雄主義，我才能脫離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
我曾經批判了我的個人主義。我認識到：即使它在舊時代曾經對我有用，今後是無
論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認識到：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同個人主義是恰好對立
的。在以後的三年多的時間內，我的個人主義有所剋服。但，從一九五六年春蘇共
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我的個人主義又有所滋長。更因為自恃不爭名奪利，沒有什
麽個人利己主義，反而助長了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自由主義 憤體表現在同許多方面
的工作關係上甚至家庭關係上，都發生了不協調的情況。而這次在言論方面所以發
生的錯誤，正是同我的個人主義和片面樂觀觀點分不開的。那就是說：我把民族資
産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估計得太樂觀了；同時，由於文章是從一係列反教條主
義的爭論當中發展起來的，帶來了許多個人主義的意氣，也就帶來了片面性；還有，
發表而不慎重估計影響，又犯了自由主義的作風。
在學習了毛主席的講演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後，又得到許多同志的熱情
幫助，我在思想認識上有所提高；現在先就以下幾個論點，加以檢查糾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我本來說：定息從私方人員的個人來說，
是不勞而獲，而不是剝削；從整個民族資産階級來說，則是剝削的殘餘。這是根據
過去已經有人肯定：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已經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而
引伸出來的。現在毛主席的講演分析了：人民內部的矛盾，……在被剝削階級和剝
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之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這一分析是十分
正確的。從而，他在下文所說的：資本傢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也是十分
正確的。我應該否定我本來的錯誤說法。
二、資産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我的原文把“本質”解
釋為“本能的、先天的”，“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這種解釋是片面誇張、脫
離實際的。因而，根據這種錯誤解釋而得出沒有本質區別的結論，當然是錯誤的。
一般對於“本質不同”的解釋，應該是剝削同不剝削、反剝削有本質的區別。這種
本質的區別當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我並沒有說，社會主義必然帶來
官僚主義。恰恰相反，我認為“衹要肅清‘三害’，就成為標準的社會主義的企業、
機關”。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經把社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甚至“三害”之間畫上了等
號，我的說法容易同他們的說法混淆起來。我應該否定我的說法。
四、民族資産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我沒有這樣說。我說它有兩面性，但內
容已經改變。我的說法還會有錯誤，當繼續檢查改正。
五、工商業傢不經過改造就可以愛社會主義——這不是我說的。我在《關於中
國民族資産階級的兩面性問題》文內，單在（二）、（三）兩段內，就有三次提到
了黨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勝利，而且還強調提出，“存在决定意識”，要看到“大
存在”——人民力量的強大、社會主義經濟力量的強大、祖國史無先例的統一與興
盛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日益團结與繁榮。
其他還有需要糾正的錯誤論點，容我繼續檢查。對於理論上的錯誤，一經搞清
楚，是可以毫不顧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認，我極力主張縮短人民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以利於團结和工作
隊上了我對於民族資産階級分子社會主義改造的過分樂觀的估計， 片面強調提
高他們的積極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帶來混淆階級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絶對不會愚蠢
到認為資産階級比工人階級高明，資本傢比工人好。我一貫主張工商業傢需要在長
時期內進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對於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估價，總的是四句話：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長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說它在我們的時代裏能夠發揮一些有益
的作用，最後能夠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消滅自己；這是好的。我不認為這是美化資
産階級。我始終認為它是比工人階級落後的階級。一個犯有嚴重的資産階級個人主
義的人，他在思想戰綫上肯定是屬於右派的。但我經深刻檢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
許多同我接近過的人都可以證明，我經常是一個革命樂觀主義者。我曾嚮許多
人說過，解放以前，有三種威脅經場防纏着我：一種是政治威脅——反動派隨時可
以殺害我；另一種是社會威脅——反動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還有一種是經濟威
脅——企業隨時可以破産，陷於失業。解放後，這三種威脅都完全消失了。我現在
衹有一條心——做好黨和國傢交給我的工作；學習也是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學
習的時間，往往超過十小時，為的就是社會主義。
八年來，我的言論和行動同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確是毫無相同
之處的。第一，我從來沒有誇大國傢工作的缺點，抹煞國傢工作的成績。剛剛相反，
我經常為每一點一滴的國傢工作成績而引以為榮；因為那當中有我的極其微末的貢
獻。第二，我堅信黨和國傢的強大，絶不相信匈牙利事件會在我國發生，而且從來
也不打聽學生可能鬧事的消息。如果要檢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衹是片面的樂觀，
而絶不是什麽悲觀。第三，我參加各項工作、各種會議，以至到各地去視察，一貫
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覺，幫助領導上解决問題，而絶不遇事生非，到處點火。第四，
對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傢，我一貫表示最友好、最真誠的態度，沒有絲毫違背“一邊
倒”的精神。第五，我從來也不搞什麽小組織，從來也不爭取私人的權利；對於國
傢和人民給我的榮譽和待遇，經場孵得已經過高，從來沒有絲毫不滿。因此認為必
須夜以繼日地勞動，做好工作，才能對得起黨和國傢。第六，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我
對黨所提的意見，沒有超過批判“三害”的範圍，所指的衹是某些和部分黨員的缺
點，而絶沒有涉及全黨和黨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對於我的流言，都會逐
步得到澄清。
八年來，我對黨所提出的方針、政策，是沒有任何懷疑的。不但沒有懷疑，而
且往往還覺得是出於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體工作的做
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見的，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與黨員
的合作共事關係，絶大多數也是和諧的；但對於少數黨員的態度、作風是有批評的。
我願意問清楚道理，要求講清楚道理，態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覺得許多
黨員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我自己也覺得不應該自外。態度的直率也自以為是從黨
員那裏學來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個人主義，就不夠端正。
自從學習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文件，展開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以後，我提了
一係列有關非黨人士對黨員態度不夠正常的意見。我認識到，中共是一貫反對個人
崇拜的；但，我們一部分非黨人士卻違反了黨的意旨進行個人崇拜。如政協全國委
員會，就曾經通過一個設立毛澤東大學的議案，當時我也是舉手贊成的；這個議案
是因為毛主席的反對纔沒有實行的。一個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
的基礎上的黨，一個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的
黨；它被迫進行戰爭，為的是永遠消滅戰爭，它實行專政，為的是最後消滅專政。
這一係列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是容易使許多人體會不了或者體會不夠的。對革命領
袖以至對黨員的尊敬是應該的，這是經過鑒別基於理智的事情。這同神化革命領袖，
以至對黨員進行盲目的個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公報
要求黨員警惕資産階級的無原則的捧場，認為那是糖衣炮彈。我曾經批判了那些用
無原則的捧場和個人崇拜腐蝕黨員的現象。顯而易見，這與所謂“醜化黨員”是完
全不同的兩回事。本來，我有什麽理由醜化黨員？我每天和黨員在一起工作，怎能
醜化黨員？坦白地說，我的確醜化了一些對黨員進行阿諛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
在這上面態度又有些過火了。
我絶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死都是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的。立志、下
决心，是每一個人的主觀可以决定的。哪能設想，一個在黑暗時代，在敵人千方百
計的威逼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黨？不能設想，一個在資
本主義的泥坑裏就追求社會主義的人，在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勝利
的時候， 反而要反社會主義？8年來，我絲毫也沒有意識到要依靠什麽政治資本搞
爭名奪利的勾當。我一心依靠黨，願在黨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說我參加了章伯鈞、羅隆基在全聚德召開的會議，而且答應在他們所
策動的未來的反動組織中擔任職務。我必須聲明，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近兩年來，
我一共衹到過四次全聚德餐館，都是有關方面宴請外賓的場合。我的行動是衆目共
見的，是可以調查的。王造時上次來京的時候，我曾和他談過一次話。當他提到要
恢復救國會，徵求我的同意的時候，我即一口回絶。我說，第一，我在重慶時就離
開了救國會，救國會解散我也沒有與聞，今天沒有資格主張恢復它；第二，我對民
主黨派工作沒有興趣，參加了一個民建已經嫌多，屢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
個？第二，我和救國會的某些同志過去合作得不好，今後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
能談得到什麽擔任職務呢？
某些人相信： “衆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了3次，慈母也為之動
搖。我認為，這是舊時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産
黨的領導，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終認為：我的問題衹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衹是理論上的錯誤。當然，
如果我的理論錯誤已經造成了超出時代思潮影響所可能引起的波動，那我應該負責。
我請求領導上結合動機和效果，加以檢查，給我以應得的處分。
顯而易見，會有許多人帶着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進入社會主義，但我，作
為一個國傢幹部，卻不應該再有個人主義思想。我一定堅决剋服我的個人主義思想。
希望同志們繼續幫助我！
（原載《人民日報》1957．7．16）
我是一個犯錯誤的人。我的錯誤的性質，是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和作風。
的確，在解放以前，個人英雄主義對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時我正處在社會
主義的理想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環境的矛盾中。依靠黨對於我的領導，也依靠我那不
與當時環境同流合污的個人英雄主義，我才能脫離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
我曾經批判了我的個人主義。我認識到：即使它在舊時代曾經對我有用，今後是無
論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認識到：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同個人主義是恰好對立
的。在以後的三年多的時間內，我的個人主義有所剋服。但，從一九五六年春蘇共
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我的個人主義又有所滋長。更因為自恃不爭名奪利，沒有什
麽個人利己主義，反而助長了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自由主義 憤體表現在同許多方面
的工作關係上甚至家庭關係上，都發生了不協調的情況。而這次在言論方面所以發
生的錯誤，正是同我的個人主義和片面樂觀觀點分不開的。那就是說：我把民族資
産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估計得太樂觀了；同時，由於文章是從一係列反教條主
義的爭論當中發展起來的，帶來了許多個人主義的意氣，也就帶來了片面性；還有，
發表而不慎重估計影響，又犯了自由主義的作風。
在學習了毛主席的講演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後，又得到許多同志的熱情
幫助，我在思想認識上有所提高；現在先就以下幾個論點，加以檢查糾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我本來說：定息從私方人員的個人來說，
是不勞而獲，而不是剝削；從整個民族資産階級來說，則是剝削的殘餘。這是根據
過去已經有人肯定：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已經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而
引伸出來的。現在毛主席的講演分析了：人民內部的矛盾，……在被剝削階級和剝
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之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這一分析是十分
正確的。從而，他在下文所說的：資本傢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也是十分
正確的。我應該否定我本來的錯誤說法。
二、資産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我的原文把“本質”解
釋為“本能的、先天的”，“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這種解釋是片面誇張、脫
離實際的。因而，根據這種錯誤解釋而得出沒有本質區別的結論，當然是錯誤的。
一般對於“本質不同”的解釋，應該是剝削同不剝削、反剝削有本質的區別。這種
本質的區別當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我並沒有說，社會主義必然帶來
官僚主義。恰恰相反，我認為“衹要肅清‘三害’，就成為標準的社會主義的企業、
機關”。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經把社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甚至“三害”之間畫上了等
號，我的說法容易同他們的說法混淆起來。我應該否定我的說法。
四、民族資産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我沒有這樣說。我說它有兩面性，但內
容已經改變。我的說法還會有錯誤，當繼續檢查改正。
五、工商業傢不經過改造就可以愛社會主義——這不是我說的。我在《關於中
國民族資産階級的兩面性問題》文內，單在（二）、（三）兩段內，就有三次提到
了黨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勝利，而且還強調提出，“存在决定意識”，要看到“大
存在”——人民力量的強大、社會主義經濟力量的強大、祖國史無先例的統一與興
盛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日益團结與繁榮。
其他還有需要糾正的錯誤論點，容我繼續檢查。對於理論上的錯誤，一經搞清
楚，是可以毫不顧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認，我極力主張縮短人民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以利於團结和工作
隊上了我對於民族資産階級分子社會主義改造的過分樂觀的估計， 片面強調提
高他們的積極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帶來混淆階級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絶對不會愚蠢
到認為資産階級比工人階級高明，資本傢比工人好。我一貫主張工商業傢需要在長
時期內進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對於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估價，總的是四句話：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長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說它在我們的時代裏能夠發揮一些有益
的作用，最後能夠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消滅自己；這是好的。我不認為這是美化資
産階級。我始終認為它是比工人階級落後的階級。一個犯有嚴重的資産階級個人主
義的人，他在思想戰綫上肯定是屬於右派的。但我經深刻檢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
許多同我接近過的人都可以證明，我經常是一個革命樂觀主義者。我曾嚮許多
人說過，解放以前，有三種威脅經場防纏着我：一種是政治威脅——反動派隨時可
以殺害我；另一種是社會威脅——反動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還有一種是經濟威
脅——企業隨時可以破産，陷於失業。解放後，這三種威脅都完全消失了。我現在
衹有一條心——做好黨和國傢交給我的工作；學習也是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學
習的時間，往往超過十小時，為的就是社會主義。
八年來，我的言論和行動同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確是毫無相同
之處的。第一，我從來沒有誇大國傢工作的缺點，抹煞國傢工作的成績。剛剛相反，
我經常為每一點一滴的國傢工作成績而引以為榮；因為那當中有我的極其微末的貢
獻。第二，我堅信黨和國傢的強大，絶不相信匈牙利事件會在我國發生，而且從來
也不打聽學生可能鬧事的消息。如果要檢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衹是片面的樂觀，
而絶不是什麽悲觀。第三，我參加各項工作、各種會議，以至到各地去視察，一貫
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覺，幫助領導上解决問題，而絶不遇事生非，到處點火。第四，
對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傢，我一貫表示最友好、最真誠的態度，沒有絲毫違背“一邊
倒”的精神。第五，我從來也不搞什麽小組織，從來也不爭取私人的權利；對於國
傢和人民給我的榮譽和待遇，經場孵得已經過高，從來沒有絲毫不滿。因此認為必
須夜以繼日地勞動，做好工作，才能對得起黨和國傢。第六，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我
對黨所提的意見，沒有超過批判“三害”的範圍，所指的衹是某些和部分黨員的缺
點，而絶沒有涉及全黨和黨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對於我的流言，都會逐
步得到澄清。
八年來，我對黨所提出的方針、政策，是沒有任何懷疑的。不但沒有懷疑，而
且往往還覺得是出於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體工作的做
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見的，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與黨員
的合作共事關係，絶大多數也是和諧的；但對於少數黨員的態度、作風是有批評的。
我願意問清楚道理，要求講清楚道理，態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覺得許多
黨員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我自己也覺得不應該自外。態度的直率也自以為是從黨
員那裏學來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個人主義，就不夠端正。
自從學習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文件，展開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以後，我提了
一係列有關非黨人士對黨員態度不夠正常的意見。我認識到，中共是一貫反對個人
崇拜的；但，我們一部分非黨人士卻違反了黨的意旨進行個人崇拜。如政協全國委
員會，就曾經通過一個設立毛澤東大學的議案，當時我也是舉手贊成的；這個議案
是因為毛主席的反對纔沒有實行的。一個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
的基礎上的黨，一個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的
黨；它被迫進行戰爭，為的是永遠消滅戰爭，它實行專政，為的是最後消滅專政。
這一係列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是容易使許多人體會不了或者體會不夠的。對革命領
袖以至對黨員的尊敬是應該的，這是經過鑒別基於理智的事情。這同神化革命領袖，
以至對黨員進行盲目的個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公報
要求黨員警惕資産階級的無原則的捧場，認為那是糖衣炮彈。我曾經批判了那些用
無原則的捧場和個人崇拜腐蝕黨員的現象。顯而易見，這與所謂“醜化黨員”是完
全不同的兩回事。本來，我有什麽理由醜化黨員？我每天和黨員在一起工作，怎能
醜化黨員？坦白地說，我的確醜化了一些對黨員進行阿諛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
在這上面態度又有些過火了。
我絶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死都是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的。立志、下
决心，是每一個人的主觀可以决定的。哪能設想，一個在黑暗時代，在敵人千方百
計的威逼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黨？不能設想，一個在資
本主義的泥坑裏就追求社會主義的人，在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勝利
的時候， 反而要反社會主義？8年來，我絲毫也沒有意識到要依靠什麽政治資本搞
爭名奪利的勾當。我一心依靠黨，願在黨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說我參加了章伯鈞、羅隆基在全聚德召開的會議，而且答應在他們所
策動的未來的反動組織中擔任職務。我必須聲明，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近兩年來，
我一共衹到過四次全聚德餐館，都是有關方面宴請外賓的場合。我的行動是衆目共
見的，是可以調查的。王造時上次來京的時候，我曾和他談過一次話。當他提到要
恢復救國會，徵求我的同意的時候，我即一口回絶。我說，第一，我在重慶時就離
開了救國會，救國會解散我也沒有與聞，今天沒有資格主張恢復它；第二，我對民
主黨派工作沒有興趣，參加了一個民建已經嫌多，屢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
個？第二，我和救國會的某些同志過去合作得不好，今後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
能談得到什麽擔任職務呢？
某些人相信： “衆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了3次，慈母也為之動
搖。我認為，這是舊時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産
黨的領導，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終認為：我的問題衹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衹是理論上的錯誤。當然，
如果我的理論錯誤已經造成了超出時代思潮影響所可能引起的波動，那我應該負責。
我請求領導上結合動機和效果，加以檢查，給我以應得的處分。
顯而易見，會有許多人帶着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進入社會主義，但我，作
為一個國傢幹部，卻不應該再有個人主義思想。我一定堅决剋服我的個人主義思想。
希望同志們繼續幫助我！
（原載《人民日報》1957．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