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很文雅莊嚴的題目，我卻衹預備援引出一個近在身邊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傢中經營廚房的大司務老景。假若一個文學者的態度，對於他那分事業也還有些關係，這大司務的態度我以為真值你註意。
我傢中大司務老景是這樣一個人：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傢業：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自行車，都親手料理得十分幹淨。他對於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目，他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於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說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他認的字夠念點淺近書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讀點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見他那麽健康和氣，負責作人，皆極其稱贊他。有一天朋友××問他：“老景，你為什麽凡事在行到這樣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說：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應當明白寫在書本上的一切，做廚子的也就應當明白擱在廚房裏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覺得奇怪，反把我當成個怪人！”
“你字寫得那麽好，簡直寫得比我還好。”
“我買油????柴米，得記下個帳單兒，不會寫字可不配作廚子！字原來就是應用的東西，我寫字也不過能夠應用罷了。”
“但你還會看書。”
朋友××以為這一來，廚子可不會否認他自己的特長了。
誰知老景卻說：
“××先生，這同您炒雞子一樣，玩玩的，不值得說！”
××是個神經敏感的人，想起了這句話裏一定隱藏了什麽尖尖的東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麽一下。“做廚子的能讀書並不出奇，衹有讀書拿筆桿兒的先生們，一放下筆，隨意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廚房去炒一碟雞子，就大驚小怪，自以為曠世奇才！”那大司務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臉，笑容裏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這樣一種幽默。其實不然，他並不懂得這些空靈字眼兒，他無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點兒小小的窘，還想強詞奪理的那麽說：“我們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書本，你卻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情，你若不能稱為怪人，我就想稱呼你為……”他大約記起“天才”兩個字，但他並不說下去，因為怕再說下去衹有更糟，便勉強的笑笑，衹說“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發開了。
別人都稱贊我傢中這個大司務，以為是個“怪人”，我可不能同意這種稱呼。這個大司務明白他分上應明白的事情，盡過他職務上應盡的責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懶，作過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畫自贊，因為小小疏忽把事作錯了時，也不帶着懷才不遇委屈牢騷的神氣。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個捲筒魚，一個芥藍菜，一個四季豆，告給他：“大司務，你今天這菜做得好，”他不過笑笑而已。間或一樣菜味道弄差了，或無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還衹是笑笑。說好他不覺得可驕，說壞他不惱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夠如此，就衹因為他對於工作盡他那份職業的尊嚴。他認為自己毫不奇怪，別人也就不應當再派他成為一個怪人了。
不過假若世界上這種人算不得是個怪人，那另外還有一種人，就使我們覺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現在的文學家，這些人古怪處倒並不是他們本身如何與人不同，卻衹是他們在習氣中如何把身分行為變得異常的古怪。
弄文學的同“名士風度”發生關係，當在魏晉之間，去時較遠似乎還無所聞。魏晉以後，能文之士，除開奏議賦頌，原來就在嚮帝王討好或指陳政治得失有所主張，把文章看得較嚴重外，其他寫作態度，便莫不帶一種玩票白相的神氣。或作官不大如意，纔執筆雕飾文字，有所抒寫，或良辰佳節，湊興幫閑，纔作所謂吮毫鋪素的事業。晉人寫的小說多預備作文章時稱引典故之用，或為茶餘酒後閑談之用，如現存《博物》，《述異》，《世說》，《笑林》之類。唐人作小說認真了一些，然而每個篇章便莫不依然為遊戲心情所控製。直到如今，文學的地位雖同時下風氣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從一般人看來，就並不怎樣看得起它。照多數作傢自己看來，也還衹算一種副業。一切別的事業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經的作下去，一提到寫作，則不過是隨興而發的一種工作而已。倘若少數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認真嚴肅到發癡，忘懷了一切，來完成他那篇小說那些短詩那幕戲劇，第一個肯定他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過去觀念與時代習氣皆使從事文學者如票友與白相人。
文學的票友與白相人雖那麽多，這些人對於作品的珍視，卻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這些人某一時節捲起白襯衫袖，到廚房裏去炒就一碟嫩雞子，完事以後得意的神氣，是我們所容易見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雞子，在他們自己看來總那麽使他們感到自滿與矜持。關於烹調本是大司務作的專門職業，先生們偶爾一作，帶着孩子們心情覺得十分愉快，並不怎麽出奇。至於研究文學的，研究了多年以後，同時再來寫點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對於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寫了那麽一篇東西”的神氣，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這一類人，若在作品中發生過了類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時，由於羞惱所作出的各種事情，有時纔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衹因為文學者皆因歷史相沿習慣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而造成的文人脾氣，始終衹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發日子，他的工作興味的熱忱，既不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須從另外一個人方面取得贊賞和鼓勵。他工作好壞的標準，便由人而定，不歸自己。他又象過分看重自己作品，又象完全不能對於自己作品價值有何認識。結果就成了這種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遠受一般還在身邊的庸俗鑒賞者尺度所限製，作品决不會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輝。他若不欲在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這群人面前失敗，他便衹好擱筆，從此不再寫什麽作品了。倘若他還是一種自以為很有天才而又懷了驕氣的人呢，則既不能從一般鑒賞者方面滿足他那點成功的期望，就衹能從少數帶着糊塗的阿諛贊美中，消磨他的每個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種聰明不足滑跳有餘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頭上，因這委屈既無法從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見的機會，他必常常想方設法不使自己長受委屈；或者自己寫出很好的批評，揄揚吹噓，或別出奇計，力圖出名，或對於權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頌揚。總而言之，則這種人登竜有術，章剋標先生在他一本書中所列舉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來，對於各種事業從比較上皆證明這個民族已十分落後，然而對於十年來的新興國語文學，卻似乎還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懷了最大的希望，皆以為這個民族的組織力、道德與勇敢誠樸精神，正在崩潰和腐爛，在這腐爛崩潰過程中，必然有偉大的作品産生。這種偉大文學作品，一方面記錄了這時代廣泛苦悶的姿態，一面也就將顯示出民族復興的健康與快樂生機。然而現在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實占作傢中的最多數，這類作傢露面的原因，不屬於“要成功”，就屬於“自以為成功”或“設計成功”，想從這三類作傢希望什麽紀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種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學作傢支持着所謂文壇的場面，一面卻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現實願望，教俄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還缺少托爾斯泰，教英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無莎士比亞，教德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不能來個歌德。把這兩種人兩相對照起來時，總使人覺得極可憐也極可笑，實則作者的態度，若永遠是票友與白相人態度，則教授們研究的成績，也將同他們的埋怨一樣，對於中國文學理想的偉大作品的産生，事實上便毫無幫助。
偉大作品的産生，不在作傢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衹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傢誠實的去做。作傢的態度，若皆能夠同我傢大司務態度一樣，一切規規矩矩，凡屬他應明白的社會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時那一個問題因為空間而發生的兩地價值相差處，得失互異處，他也看得極其清楚，此外“道德”，“社會思想”，“政治傾嚮”，“戀愛觀念”，凡屬於這一類名詞，在各個階級，各種時間，各種環境裏，它的伸縮性，也必需瞭解而且承認它。着手寫作時，又同我傢中那大司務一樣，不大在乎讀者的毀譽，做得好並不自滿驕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繼續工作下去。必須要有這種精神，就是帶他到偉大裏去的精神！
假若我們對於中國文學還懷了一分希望，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學家態度的改變，那大司務處世作人的態度，就正是文學家最足學習的態度。他能明白得極多，故不拘束自己，卻敢到各種生活裏去認識生活，這是一件事。他應覺得他事業的尊嚴，故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快樂，不因一般毀譽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與進退，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處處依然還象一個平常人，極其誠實，不造謠說謊，知道羞恥，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學不是賭博，不適宜隨便下註投機取巧，也明白文學不是補藥，不適宜單靠宣傳從事漁利，這又是一件事。
一個廚子知道了許多事，作過了許多菜，他就從不覺得自己是個怪人，且擔心被人當做怪人。一個作傢稍稍能夠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筆來把它寫出，卻常常自以為稀奇。既以為稀奇，便常常誇大狂放，不衹想與一般平常人不同，並且還與一般作傢不同。平常人以生活節制産生生活的藝術，他們則以放蕩不羈為灑脫；平常人以遊手好閑為罪過，他們則以終日閑談為高雅；平常作傢在作品成績上努力，他們則在作品宣傳上努力。這類人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志，在北京則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這類人雖附庸風雅，實際上卻與平庸為緣。從這類人成績上有所期待，教授們的埋怨，便也衹好永遠成為市聲之一種，這一代的埋怨，留給後一代教授學習去了。
已經成了名的文學者，或在北京教書，或在上海賦閑，教書的大約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賦閑的則每禮拜必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列席，希望他們同我傢大司務老景那麽守定他的事業，尊重他的事業，大約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現在可希望的，卻是那些或為自己，或為社會，預備終身從事於文學，在文學方面有所憧憬與信仰，想從這份工作上結實硬朗弄出點成績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態度作為一種參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顯出紀念碑似的驚人成績，那成績的基礎，就得建築在這種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也帶點兒呆氣的性格上。
假若這種屬於人類的性格，在文學者方面卻為習氣掃蕩無餘了，那麽，從事文學的年青人，就極力先去學習培養它，得到它；必須得到它，再來從事文學的寫作。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北平
我傢中大司務老景是這樣一個人：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傢業：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自行車，都親手料理得十分幹淨。他對於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目，他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於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說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他認的字夠念點淺近書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讀點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見他那麽健康和氣，負責作人，皆極其稱贊他。有一天朋友××問他：“老景，你為什麽凡事在行到這樣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說：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應當明白寫在書本上的一切，做廚子的也就應當明白擱在廚房裏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覺得奇怪，反把我當成個怪人！”
“你字寫得那麽好，簡直寫得比我還好。”
“我買油????柴米，得記下個帳單兒，不會寫字可不配作廚子！字原來就是應用的東西，我寫字也不過能夠應用罷了。”
“但你還會看書。”
朋友××以為這一來，廚子可不會否認他自己的特長了。
誰知老景卻說：
“××先生，這同您炒雞子一樣，玩玩的，不值得說！”
××是個神經敏感的人，想起了這句話裏一定隱藏了什麽尖尖的東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麽一下。“做廚子的能讀書並不出奇，衹有讀書拿筆桿兒的先生們，一放下筆，隨意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廚房去炒一碟雞子，就大驚小怪，自以為曠世奇才！”那大司務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臉，笑容裏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這樣一種幽默。其實不然，他並不懂得這些空靈字眼兒，他無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點兒小小的窘，還想強詞奪理的那麽說：“我們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書本，你卻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情，你若不能稱為怪人，我就想稱呼你為……”他大約記起“天才”兩個字，但他並不說下去，因為怕再說下去衹有更糟，便勉強的笑笑，衹說“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發開了。
別人都稱贊我傢中這個大司務，以為是個“怪人”，我可不能同意這種稱呼。這個大司務明白他分上應明白的事情，盡過他職務上應盡的責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懶，作過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畫自贊，因為小小疏忽把事作錯了時，也不帶着懷才不遇委屈牢騷的神氣。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個捲筒魚，一個芥藍菜，一個四季豆，告給他：“大司務，你今天這菜做得好，”他不過笑笑而已。間或一樣菜味道弄差了，或無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還衹是笑笑。說好他不覺得可驕，說壞他不惱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夠如此，就衹因為他對於工作盡他那份職業的尊嚴。他認為自己毫不奇怪，別人也就不應當再派他成為一個怪人了。
不過假若世界上這種人算不得是個怪人，那另外還有一種人，就使我們覺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現在的文學家，這些人古怪處倒並不是他們本身如何與人不同，卻衹是他們在習氣中如何把身分行為變得異常的古怪。
弄文學的同“名士風度”發生關係，當在魏晉之間，去時較遠似乎還無所聞。魏晉以後，能文之士，除開奏議賦頌，原來就在嚮帝王討好或指陳政治得失有所主張，把文章看得較嚴重外，其他寫作態度，便莫不帶一種玩票白相的神氣。或作官不大如意，纔執筆雕飾文字，有所抒寫，或良辰佳節，湊興幫閑，纔作所謂吮毫鋪素的事業。晉人寫的小說多預備作文章時稱引典故之用，或為茶餘酒後閑談之用，如現存《博物》，《述異》，《世說》，《笑林》之類。唐人作小說認真了一些，然而每個篇章便莫不依然為遊戲心情所控製。直到如今，文學的地位雖同時下風氣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從一般人看來，就並不怎樣看得起它。照多數作傢自己看來，也還衹算一種副業。一切別的事業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經的作下去，一提到寫作，則不過是隨興而發的一種工作而已。倘若少數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認真嚴肅到發癡，忘懷了一切，來完成他那篇小說那些短詩那幕戲劇，第一個肯定他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過去觀念與時代習氣皆使從事文學者如票友與白相人。
文學的票友與白相人雖那麽多，這些人對於作品的珍視，卻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這些人某一時節捲起白襯衫袖，到廚房裏去炒就一碟嫩雞子，完事以後得意的神氣，是我們所容易見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雞子，在他們自己看來總那麽使他們感到自滿與矜持。關於烹調本是大司務作的專門職業，先生們偶爾一作，帶着孩子們心情覺得十分愉快，並不怎麽出奇。至於研究文學的，研究了多年以後，同時再來寫點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對於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寫了那麽一篇東西”的神氣，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這一類人，若在作品中發生過了類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時，由於羞惱所作出的各種事情，有時纔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衹因為文學者皆因歷史相沿習慣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而造成的文人脾氣，始終衹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發日子，他的工作興味的熱忱，既不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須從另外一個人方面取得贊賞和鼓勵。他工作好壞的標準，便由人而定，不歸自己。他又象過分看重自己作品，又象完全不能對於自己作品價值有何認識。結果就成了這種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遠受一般還在身邊的庸俗鑒賞者尺度所限製，作品决不會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輝。他若不欲在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這群人面前失敗，他便衹好擱筆，從此不再寫什麽作品了。倘若他還是一種自以為很有天才而又懷了驕氣的人呢，則既不能從一般鑒賞者方面滿足他那點成功的期望，就衹能從少數帶着糊塗的阿諛贊美中，消磨他的每個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種聰明不足滑跳有餘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頭上，因這委屈既無法從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見的機會，他必常常想方設法不使自己長受委屈；或者自己寫出很好的批評，揄揚吹噓，或別出奇計，力圖出名，或對於權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頌揚。總而言之，則這種人登竜有術，章剋標先生在他一本書中所列舉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來，對於各種事業從比較上皆證明這個民族已十分落後，然而對於十年來的新興國語文學，卻似乎還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懷了最大的希望，皆以為這個民族的組織力、道德與勇敢誠樸精神，正在崩潰和腐爛，在這腐爛崩潰過程中，必然有偉大的作品産生。這種偉大文學作品，一方面記錄了這時代廣泛苦悶的姿態，一面也就將顯示出民族復興的健康與快樂生機。然而現在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實占作傢中的最多數，這類作傢露面的原因，不屬於“要成功”，就屬於“自以為成功”或“設計成功”，想從這三類作傢希望什麽紀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種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學作傢支持着所謂文壇的場面，一面卻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現實願望，教俄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還缺少托爾斯泰，教英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無莎士比亞，教德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不能來個歌德。把這兩種人兩相對照起來時，總使人覺得極可憐也極可笑，實則作者的態度，若永遠是票友與白相人態度，則教授們研究的成績，也將同他們的埋怨一樣，對於中國文學理想的偉大作品的産生，事實上便毫無幫助。
偉大作品的産生，不在作傢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衹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傢誠實的去做。作傢的態度，若皆能夠同我傢大司務態度一樣，一切規規矩矩，凡屬他應明白的社會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時那一個問題因為空間而發生的兩地價值相差處，得失互異處，他也看得極其清楚，此外“道德”，“社會思想”，“政治傾嚮”，“戀愛觀念”，凡屬於這一類名詞，在各個階級，各種時間，各種環境裏，它的伸縮性，也必需瞭解而且承認它。着手寫作時，又同我傢中那大司務一樣，不大在乎讀者的毀譽，做得好並不自滿驕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繼續工作下去。必須要有這種精神，就是帶他到偉大裏去的精神！
假若我們對於中國文學還懷了一分希望，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學家態度的改變，那大司務處世作人的態度，就正是文學家最足學習的態度。他能明白得極多，故不拘束自己，卻敢到各種生活裏去認識生活，這是一件事。他應覺得他事業的尊嚴，故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快樂，不因一般毀譽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與進退，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處處依然還象一個平常人，極其誠實，不造謠說謊，知道羞恥，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學不是賭博，不適宜隨便下註投機取巧，也明白文學不是補藥，不適宜單靠宣傳從事漁利，這又是一件事。
一個廚子知道了許多事，作過了許多菜，他就從不覺得自己是個怪人，且擔心被人當做怪人。一個作傢稍稍能夠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筆來把它寫出，卻常常自以為稀奇。既以為稀奇，便常常誇大狂放，不衹想與一般平常人不同，並且還與一般作傢不同。平常人以生活節制産生生活的藝術，他們則以放蕩不羈為灑脫；平常人以遊手好閑為罪過，他們則以終日閑談為高雅；平常作傢在作品成績上努力，他們則在作品宣傳上努力。這類人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志，在北京則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這類人雖附庸風雅，實際上卻與平庸為緣。從這類人成績上有所期待，教授們的埋怨，便也衹好永遠成為市聲之一種，這一代的埋怨，留給後一代教授學習去了。
已經成了名的文學者，或在北京教書，或在上海賦閑，教書的大約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賦閑的則每禮拜必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列席，希望他們同我傢大司務老景那麽守定他的事業，尊重他的事業，大約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現在可希望的，卻是那些或為自己，或為社會，預備終身從事於文學，在文學方面有所憧憬與信仰，想從這份工作上結實硬朗弄出點成績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態度作為一種參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顯出紀念碑似的驚人成績，那成績的基礎，就得建築在這種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也帶點兒呆氣的性格上。
假若這種屬於人類的性格，在文學者方面卻為習氣掃蕩無餘了，那麽，從事文學的年青人，就極力先去學習培養它，得到它；必須得到它，再來從事文學的寫作。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北平
中國自從五四文學革命以來，對於俄國小說，可以說始終皆懷了最好的友誼去接近它。作者間所受俄國小說的影響很大，讀者間所受俄國小說的影響也很大。但各人似乎皆忘了一件事，就是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在俄國所散布的空氣，是一種什麽空氣。這件事，連近來的文學論者象也不大提及了！
應當承認別一個國傢歷史上的情況，由於文學所發揮過的能力，某一時作了某些事情産生某種影響。我們即或因環境不同，一切無法照樣作去，但至少那些由文學展布的場面，當可以作為我們文學作者一種參考，以及文學論者一種引證。
俄國文學有一種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作品上老少新舊兩代的衝突。衝突的問題不外乎政治觀念與生活的態度不同，解决它的方法也很多，惟“打頭”的方法卻為很通俗的一種。所謂打頭，就是年青人明白了什麽人說謊，且明白這謊話不利於較年青時代的一切發展後，來……是的，我說的就是應當來……我想在這裏又來說個故事，也是關於打頭的故事。
有一愚人，頭上光滑無毛，另外一人見到這光滑的頭，覺得很有趣味，就用手中硬梨，嚮那個古怪的頭拋去。一再三四，打了又打，梨子完事以後，那被打人的還不作聲，默默忍受，既不說話，也不還手。有人見着這種情形，就詢問他：“先生，你那頭不是被打破了嗎？
挨打時怎不避開些？被打後怎不追問情由？”那愚人笑得極其玄妙，他說：“你瞧，那人倚仗勢力，又無知識，鬍來亂為，任性而行，用生梨打破了我的頭額，我頭被打破了，他還弄不明白，他的損失，也不明白！”
用梨打人的人在中國任何地方現在皆似乎很少很少了。
然在另一方面，如會議席上，大會場中，以及……仿佛被人打了那麽一下兩下，儼然作着禿頭人被打以後的神氣，嚮群衆說明意見的，卻實在又大有其人。比如中國在東北三省失去後，在某一類人談話上，或宣言上，或理論文章上，我們不是常常可見到如下面的意見發表嗎？
中國被人欺侮固吃了虧，但將來吃虧的决不是中國人。中國失去了一片土地不是中國的損失，失地一時奪不回來也不是中國的致命傷，這事衹是日本人的蠢處。因為它吞的不是東三省，其實衹是一個炸彈。這炸彈，有一天會破裂的。
炸彈什麽時候會破，怎麽樣破，並不說明。雖不必說明，炸彈的破裂所指的自然是戰爭；戰爭一來，或日本陸軍在西伯利亞為蘇俄擊潰，或日本海軍在太平洋被美國消滅。不過日本縱然敗了，是不是就可以成為中國的勝利，這些人可不提及的。是忘了提及，還是並不多加思索，很難說了。
這種裝作儼然被人打頭神氣嚮平民說謊麻醉國民以遮掩自己無能的頭號人物，以及用一部分知識幫助這些人說謊犯罪的人物，事實上除了用俄國某一時期文學所描寫的真的打頭方法來加給他們以一種教訓外，並無更好辦法使他們明白，他們自己對於這個民族加了如何損害，應分得到何等待遇的。
中國有中國自己的環境，以及發自中國人心中的意識，即如打頭也不適宜於仿照俄國人的方法。故文學作者為青年人提倡什麽時，自然得註意一下：“這是為中國年青人用作新舊老少相互衝突作戰的東西”，不能疏忽它的利弊。但打頭的方法不一，這一時代的文學，是應當指示出若幹人必需被打，以及這些人當如何去打的文學，則極顯然的事。
我們正需要打頭文學！因為文學的基礎若立於“去偽存真”方面，我們的愚蠢方能有消滅的希望，也方能把這個民族目前的危機與未來的恐懼揭發出來，多讓人明白些，多作一番準備。不然，居上位的，在任何情形下，還依然可以裝作頭上被梨子打過的愚人神氣，呆頭呆腦，不管外人笑話，嚮平民有所說明，實則這民族什麽皆完事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應當承認別一個國傢歷史上的情況，由於文學所發揮過的能力，某一時作了某些事情産生某種影響。我們即或因環境不同，一切無法照樣作去，但至少那些由文學展布的場面，當可以作為我們文學作者一種參考，以及文學論者一種引證。
俄國文學有一種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作品上老少新舊兩代的衝突。衝突的問題不外乎政治觀念與生活的態度不同，解决它的方法也很多，惟“打頭”的方法卻為很通俗的一種。所謂打頭，就是年青人明白了什麽人說謊，且明白這謊話不利於較年青時代的一切發展後，來……是的，我說的就是應當來……我想在這裏又來說個故事，也是關於打頭的故事。
有一愚人，頭上光滑無毛，另外一人見到這光滑的頭，覺得很有趣味，就用手中硬梨，嚮那個古怪的頭拋去。一再三四，打了又打，梨子完事以後，那被打人的還不作聲，默默忍受，既不說話，也不還手。有人見着這種情形，就詢問他：“先生，你那頭不是被打破了嗎？
挨打時怎不避開些？被打後怎不追問情由？”那愚人笑得極其玄妙，他說：“你瞧，那人倚仗勢力，又無知識，鬍來亂為，任性而行，用生梨打破了我的頭額，我頭被打破了，他還弄不明白，他的損失，也不明白！”
用梨打人的人在中國任何地方現在皆似乎很少很少了。
然在另一方面，如會議席上，大會場中，以及……仿佛被人打了那麽一下兩下，儼然作着禿頭人被打以後的神氣，嚮群衆說明意見的，卻實在又大有其人。比如中國在東北三省失去後，在某一類人談話上，或宣言上，或理論文章上，我們不是常常可見到如下面的意見發表嗎？
中國被人欺侮固吃了虧，但將來吃虧的决不是中國人。中國失去了一片土地不是中國的損失，失地一時奪不回來也不是中國的致命傷，這事衹是日本人的蠢處。因為它吞的不是東三省，其實衹是一個炸彈。這炸彈，有一天會破裂的。
炸彈什麽時候會破，怎麽樣破，並不說明。雖不必說明，炸彈的破裂所指的自然是戰爭；戰爭一來，或日本陸軍在西伯利亞為蘇俄擊潰，或日本海軍在太平洋被美國消滅。不過日本縱然敗了，是不是就可以成為中國的勝利，這些人可不提及的。是忘了提及，還是並不多加思索，很難說了。
這種裝作儼然被人打頭神氣嚮平民說謊麻醉國民以遮掩自己無能的頭號人物，以及用一部分知識幫助這些人說謊犯罪的人物，事實上除了用俄國某一時期文學所描寫的真的打頭方法來加給他們以一種教訓外，並無更好辦法使他們明白，他們自己對於這個民族加了如何損害，應分得到何等待遇的。
中國有中國自己的環境，以及發自中國人心中的意識，即如打頭也不適宜於仿照俄國人的方法。故文學作者為青年人提倡什麽時，自然得註意一下：“這是為中國年青人用作新舊老少相互衝突作戰的東西”，不能疏忽它的利弊。但打頭的方法不一，這一時代的文學，是應當指示出若幹人必需被打，以及這些人當如何去打的文學，則極顯然的事。
我們正需要打頭文學！因為文學的基礎若立於“去偽存真”方面，我們的愚蠢方能有消滅的希望，也方能把這個民族目前的危機與未來的恐懼揭發出來，多讓人明白些，多作一番準備。不然，居上位的，在任何情形下，還依然可以裝作頭上被梨子打過的愚人神氣，呆頭呆腦，不管外人笑話，嚮平民有所說明，實則這民族什麽皆完事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