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喜歡把五花八門的東西或事情比作海。比如人們把人的大腦比作海，稱之為“腦海”（其它如“人海”、“書海”、“商海”、“下海”，等等）。
人的大腦與大海的確具有不少相似的特徵－－浩瀚，深湛，時而動蕩時而安寧……但如果僅就人的大腦所貯存的信息的多少而論“腦海”的“大”或“小”，我們就得承認，與無涯無際的信息的海洋相比，人腦這個“海”實在是小不可言。正如莊子所感嘆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而已矣！”在所謂“知識爆炸”、“信息爆炸”的今天，人更易有這種體會。正是為了剋服大腦在貯存和處理信息時“殆而已矣”的狀況，人類纔發明了電腦。電腦在貯存、處理信息方面讓人腦望塵莫及（且不說將來的電腦會怎樣讓今天的電腦“望塵莫及”）。就止而言，電腦比人腦更有資格被比作“海”。在一臺電腦（尤其是網絡化的電腦）面前，人深切地感到自己面對着或置身於一個無際無涯的知識和信息的海洋。
使用互聯網通常被稱作“上網”。從技術角度講，互聯網的確是“網”－－由光纜、電話綫把無數的站點、節點羅織起來的巨大的“網”。然而，一種東西從科學或技術的角度上看是怎樣構成的，與這種東西給我們的感受是怎樣的，並非一碼事。比如，日光是由赤橙黃緑藍靛紫七種顔色構成的，但如果不藉助於特定的技術手段，我們的肉眼是無法從日光的“光譜”的。同樣道理，我們在使用互聯網時，我們感受不到“網”的存在，而總是給我們一種“海”的感受。我們常常把在網上的瀏覽、遨遊稱為“衝浪”（surf）。
在一個“網”上我們恐怕衹能像蜘蛛那樣慢慢地爬行，如何可能“衝浪”？“網上衝浪”這一既不合文法也不合情理的說法體現了互聯網的技術構成與它給我們的直觀感受之間的矛盾－－“網”與“海”的矛盾。
“衝浪”、“導航佈局”（navigative layout）、“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等網絡詞語似乎表明，人們雖然沒有直接把“網”比作“海”，但都或多或少地意識到，技術意義上的“網”在直觀感受上更像是“海”。擁有一臺個人電腦，如同擁有一艘自己的航船（你既是水手又是船長）。每一天，你都可以作一次足不出戶的遠航，輕鬆地抵達你想抵達的海域或港口。你也可以像《白鯨》的主人公那樣尋找、追逐令你魂牽夢繞的“白鯨”，可以像《八十天環遊世界》裏的主人公那樣歷險，並在這歷險中贏得財富、榮譽和愛情。
你還可以像《老人與海》中的那個老漁夫那樣在孤身奮戰中並一無所獲中體會到“大海”單調與神秘，寧靜與暴烈，貧瘠與富有……二
大海幾乎對每個人都具有具大的吸引力。不同年齡、不同經歷的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海”－－兒童有兒童的海，少年有少年的海，老人有老人的海。不過，大海對於少年（主要是男性少年）最具有吸引力。廣阔、動蕩的大海對於正處於青春期躁動的少年來說具有難以抵擋的魅力，當一個像魯濱遜那樣的水手是許許多多少年少年人的夢想。俄羅斯作傢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他《金玫瑰》中這樣記述他少年時代的心態的：當時我的詩大都是寫海的，可那時我對海幾乎一無所知。
我筆下的海並不是某個具體的海，如黑海、波羅的海或地中海，而是充滿節日氣氛的‘籠統的海’。……這是水珠飛濺的歡樂的海洋，是急馳的艦艇和無所畏懼的航海傢的故鄉。海岸上一座座燈塔閃爍出緑寶石般的光芒。所有的港口裏都沸騰着無憂無憂慮的生活。
美貌絶倫的皮膚黝黑的女郎，在我的筆下，一個個都在受着殘酷的情魔的煎熬。
在少年時代，誰沒有圍攻過古老的要塞，誰沒有在麥哲倫海峽和新大陸沿岸的艦船上戰死過，誰沒有同夏伯陽一起乘着載有機槍的二輪馬車奔跑在外烏拉爾草原上，誰沒有去探尋過被斯蒂文生神不知鬼不覺地藏在神秘的金銀島上的寶庫……
對於歷險和奇遇的神往，是兒童和少年貫常的心態（我們衹要想一想當今的少年兒童是如何迷戀基本上以“冒險”和“奇遇”為題材的電子遊戲就可體會到這一點）。美國文學批評傢魯濱斯（Louis D.Rubins）在評美國作傢馬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見《美國劃時代作品評論集》）中說：“一個人通常於十至十二歲左右時就熟知這一本書。一個人大約在這個年齡看下列這些書：《寶島》、《魯濱遜漂流記》、《羅賓漢》、《銀冰鞋》、《海底兩萬裏》和《勇敢的艦長》，假如是個女孩的話，則可能讀《海蒂》和《小婦人》。”他提到的男孩可能讀的除《湯姆·索亞歷險記》以外的六本書全是與歷險或尋寶有關的，其中就有四部寫的是在大海上的歷險和尋寶。
馬剋吐溫的兩部兒童歷險小說（在美國通常被直接稱為“男孩小說”－－boy novels）－－《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哈剋貝利·費恩歷險記》有一個共同的“小引”。在“小引”中馬剋·吐溫這樣說道：“我這部書雖然主要打算供男女少年們欣賞的，可是我希望成年人並不因此而不看它，因為我的計劃有一部分是想要輕鬆愉快地引起成年人回憶他們童年的生活情況，聯想到他們當初怎樣感覺、怎樣思想、怎樣談話，以及他們有時候幹些什麽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
事實上，馬剋·吐溫的這兩部小說自誕生以來，在美國既受到孩子們又受到成年人的喜愛，並且一直被看作是美國文學的經典之作。馬剋·吐溫在美國文學和美國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同尋常的。《老人與海》的作者海明威甚至認為，“一切美國現代文學都來自馬剋·吐溫的一本書，叫做《哈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切美國文學創作都從這本書而來。在此之前是一片虛無，在此這後也沒有一本堪於匹敵的書問世。”
這促使人去想一個看似古怪的問題：美國人的“年齡”有多大？這個問題問得更“學術”一點就是：美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是怎樣的？用不着作學究氣的考察，我們就能發現，美國人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群長不大的孩子，美國文化有一種明顯的“淘氣色彩”（boyishness）或者說“少年精神”（boyish spirit）。大多數美國人（無論他們的實際年齡多大）總愛幹一些“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
對於他們來說，無論是少年人的海，還是成年的海，甚至老年人的海（比如海明威筆下的那個老人），儘管各有不同，但說到底都是同一種海－－作為無所畏懼的冒險者的故鄉和樂園的海。
回頭看一看美國的歷史和史前史，我們發現這個民族與“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有着不解之緣。沒有哥倫布的冒險，不可能有美國；沒有“五月花號”船上的那些人的冒險，也沒有美國；沒有華盛頓、傑斐遜等人的冒險，更沒有美國。自誕生之日（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起，這個愛幹一些“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的民族發明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從電報、電話到電影、電視，從汽車到飛機，一直到電腦。
所有這些發明中，電腦的發明最稱得上是“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電腦的發明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發明，而是一種一發不可收拾的發明。直至今日，美國人仍然在“再度發明”（reinvent）電腦，使電腦越來越“稀奇古怪”。“電腦”這個名稱可能長期存在下去，但持續不斷的發明將使電腦“名存實亡”－－今日之電腦（我們通常稱之為“個人電腦”）已遠非昔日之電腦（主機型電腦），明日之電腦（如被史庫萊命名為“遠程電腦”的那種電腦）也遠非今日之電腦可比。電腦技術永遠是一種“發展中”技術，而不可能是一種“發達”技術。
這使得電腦産業（數字化信息産業）不同於從前的任何一種産業。置身於電腦技術領域，如同在一個無邊無際的海洋上航行，你不知道“岸”在哪裏，“避風港”在哪裏，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岸”和“避風港”。在這個汪洋大海中，你隨時可能遭遇突如其來的臺風、冰山、海嘯以及海盜船隊，你隨時可能進入神秘、險惡的“百慕大”。哪怕你的船是一艘電腦技術的“航空母艦”（如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但在這種沒有航海圖，沒有誰為你提供天氣預報的航行中，你必須隨時保持高度的警覺和應變能力（而不是像珍珠港的美國軍人那樣，在日軍偷襲珍珠港時還在睡懶覺），纔可幸免於難。（“微軟”在面臨“網景”的巨大挑戰情況下能最終取勝，靠的正是比爾·蓋茨的警覺和應變能力）。當人們置身於（不管願意不願意）電腦技術的汪洋大海中的時候，一種人－－希望過一種安定、平穩的生活的人－－自然會産生“苦海無邊”的感覺，而另一種人－－希望過一冒險、驚心動魄的生活的人－－卻可能有“如魚得水”和“海闊憑魚躍”的感覺。
從年齡和心態上看，前一種人是“成年人”或“老年人”，適可而止、知足常樂、息事寧人是他們有意無意遵循的生活信條。後一種人是“未成年人”，即淘氣的、充滿少年精神的人，這些初生的牛犢對於身邊這個被成年人占據，整天上演着冗長乏味的庸人戲劇的生活舞臺感到失望，總想突破成年人為他們劃定的圈子，闖入沒有保障因而也沒有束縛，險惡與寶藏並存的空間。
大海就是這樣的“空間”，美國歷史上的“西部”是這樣的“空間”，阿拉斯加也是這樣的“空間”。在這一個個“空間”裏，生理年齡各不相同的湯姆·索亞和哈剋貝利·費恩們，分別被稱為“漁夫”、“捕鯨者”、“水手”、“牛仔”、“淘金者”（如傑剋·倫敦《熱愛生命》的主人公）在那裏歷險，尋寶。雖然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這些年齡參差不齊的人幹着不同的事，但他們的真正身分衹有一個－－熱衷於歷險的“男孩”（boys）。他們活動的“空間”即使不是大海，也與大海是本質相通的－－都是無所畏懼的冒險者的樂園。
隨着各種技術的飛速發展，曾經是充滿危險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安全”了。在文明之光的普照下，“大海”、“西部”、“阿拉斯加”早已喪失了昔日的色彩。湯姆·索亞和哈剋貝利·費恩的“同齡人”們的用武之地（各種“空間”）正在被技術的力量鯨吞或蠶食。
他們似乎陷入了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境地，然而也正是因為技術的發展，他們又得以“絶處逢生”。２０世紀的湯姆·索亞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在變得越來越狹窄地理空間之外，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空間”－－“賽柏空間”（cyberspace），在變得越來越乏味的現實的海洋之外，開闢了一個新鮮、豐富的程度與日俱增的“海”。
在本書第一部分我們將看到，電腦技術能有今天的局面，一批令人想起水手、牛仔和淘金者之類人物的“男孩”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他們當中，有“嘻皮士”出身的喬布斯，有被稱為“男孩總裁”的蓋茨，有一度被認為是“離經叛道”、被“江湖騙子”的尼葛洛龐蒂，更有無數不知名的電腦黑客。正是這些敢於突破被“成年人”、習俗、權威們劃定的空間，做出無數“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的“男孩”，把供極少數人使用的一種計算工具（主機型電腦）逐漸改造成為進入人人都能擁有的個人電腦，進而使世界範圍內個人電腦相互聯結起來，匯成了一個洋溢着“少年精神”，促使整個人類都進入“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成為電腦這個“海”中的“水手”。三
不少人都見過大海。每年夏季，總有數不清的人懷着對大海的嚮往或思念，蟻集在老牌的和新近開發的“海濱旅遊勝地”或“黃金海岸”，在防鯊網、救生圈和遮陽傘的呵護下，安全舒適地享受着陽光、沙灘和海水。他們說他們見過了大海，對此，他們有許多光彩照人的照片可以為證。
其實很難說他們真地見過了大海。他們衹是到過經過精心挑選、開發的海邊旅遊過，在離岸５０米以內的海水中藉助於救生圈洗過幾次海水澡。他們努力嚮自己和別人造成一種他們“見過大海”的真真切切的幻覺。每一個“海濱旅遊勝地”和“黃金海岸”都如同一個“夢幻工廠”，為無數的人復製着同一個夢幻，人們紛紛來到這裏就是用金錢購賣關於大海的夢幻和錯覺。
真正見過大海的人，即被雨果稱為“海上勞工”的漁民們，水手們，是從未見過的這樣的“大海”，這樣的海灘的。他們在與大海（而不是離岸５０米之內的海水）的朝夕相處中，看到了大海的雨果所說的“雙面像”。他們在一片汪洋中經歷過幹渴難耐的時候，他們在豐饒的大海上有過一無所獲的慘痛經歷，他們親眼看到他們的親人、朋友葬身於養育了他們的大海。在屬於他們的海灘上，沒有出租相機、出售膠捲的精緻的小亭，他們甚至可能沒有留下一張以大海和海灘為背景的照片，他們衹有關於大海和海灘的刻骨銘心的記憶。在屬於他們的海灘上，他們有過許多次滿載歸來與妻子兒女重逢的喜悅，但在不少時候，他們給站在海灘上首以待的親人們帶回的是失望，甚至是噩耗，甚至有可能一去不復還。在大海上，海灘上，他們有過歡笑，但也無數次拋灑過同海水一樣苦澀的淚水，無論是在悲痛的時候，還是在高興的時候。
即使是在與傢人在海灘上分享收穫後的喜悅的時候，他們也决無海濱旅遊勝地上的觀光客們的優雅和浪漫。美國現代詩人龐德曾寫過一首詩，表達他對這些既不優雅又不浪漫的漁民們的敬意：
狂妄自大的一代人啊，
矯糅造作的一代人，
我見過漁民在陽光下野餐，
我見過他們一傢衣衫破爛，
我見過他們咧嘴笑着，
聽過他們粗野的大笑。
我比你們幸福，
他們比我幸福
水裏遊的魚兒，
甚至還沒有衣服。
遊客們來到海邊，以一種他們自以為新鮮的方式重複他們浮皮潦草、淺嘗輒止的生存狀態。他們仿佛决意要把他們早已習慣甚至覺得有趣的嘈雜、擁擠的生活在大地上擴散，直到大海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他們遠離生活的本質如同他們在洗海水澡時遠離大海，他們不知道世界的深淺如同他們不知道大海的深淺。但他們都聽說過並想象過大海，於是他們都到或希望到海濱旅遊勝地來見大海。
當代中國詩人韓東的一首題為《你見過大海》的詩把人與這樣的“大海”之間的關係已說得足夠充分了：
你見過大海你想象過大海
你想象過你見過大海
大海也許你還喜歡大海
你想象過大海頂多是這樣
然後見到它你見過大海
就是這樣你也想象過大海
你見過了大海你不情願
並想象過它讓海水給淹死
可是你不是就是這樣
一個水手人人都這樣
就是這樣
早在上個世紀，一些敏銳的思想傢就已指出，旅遊業這種現代社會特有的産業透露出現代社會、現代文化的特質。古代有旅行傢（比如在中國古代，不少文學家都是旅行傢），沒有旅遊業，現代則反之。從這一變遷中我們首先可以看出現代文化的一個特徵－－對於世界的體驗、感受的“平均化”。
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值得慶幸的，能夠身處某地再也不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而是人們普遍享有的權利。你不是秦始皇，但你可以“出巡”到秦皇島和泰山，你不是西太後，但你可以在頤和園裏漫步。在這樣的時候，你自然會為生活在這樣一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交通又異常發達的時代而慶幸，否定這樣的時代不是太反動也是太沒有良心。
然而這不能阻止我們問一個很迂腐的問題：我們在得到這一切的時候我們是否也失去了什麽？用麥剋盧漢的話來說，人在“自我延伸”的時候是否也在“自我截除”？我們在輕鬆自如地豐富我們的感覺的時候，是否也在使我們的感覺不斷貧瘠？發達的交通和傳播手段使我們能到許多我們夢裏也沒有到過的地方，目睹許多發生在遙遠的地方的事件，然而這些地方對於我們來說是否衹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地方，這些事件是否衹是一個“假性事件”？
前面對於兩種“大海”的區分已經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旅遊業其實是藉助於現代交通技術大批量生産、復製“旅遊勝地”的工業。我這樣說並非主要針對那些讓你半天之內遊遍世界的“世界公園”之類的微縮景點。每一個著名的景點，哪怕它是“舉世無雙”的，都是在被日復一日地面嚮源源不斷的觀光客復製。本雅明稱現代是一個“機器復製的時代”。要完整地理解現代社會的這一特性，我們必須把“機器”理解為包括各種交通工具、各種傳播設施（如電視臺和電視機），甚至包括國傢機器在內的“機器”。
麥剋盧漢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的第２０章（《照片－－沒有圍墻的妓院》中談到旅遊時這樣說道：
有了旅行支票、護照和牙刷，你就春風得意，活似神仙了。柏油路、鐵路和輪船使旅行失去了旅行的滋味。人們稀裏糊塗地忽發奇想而外出，鬧鬧嚷嚷擁嚮外國旅遊，因為出國旅遊之方便，與上影院、翻雜志並無多大差別。……這樣的人從未真正脫離過他們因循守舊的無知覺的路子，也從未到過任何新的地方。
“拷貝”的過程同時就是一種使原物“失真”（如旅行“失去旅行的滋味”）而又掩蓋其失真性（到過許多地方的人“從未到新的地方”）的過程。“機器復製的時代”的根本品性不在於它把世界“拷貝”後零躉發賣，而在於它通過各種工業（“有煙”的和“無煙”的）復製世界而篡改世界，並進而篡改人的感覺。“機器復製”的實質不是復製外在的世界，而是大規模地篡改着人的內心世界。旅遊業就是通過將大海復製為海濱旅遊勝地而把馬可·波羅和徐霞客這樣的旅行傢復製為無數的遊客，電視業就是將目擊者復製為“各位觀衆”。一句話，所有的工業（有煙工業、無煙工業和法蘭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都是將局內人復製為局外人的工業。由此我們能看清“大衆文化”的品性。
“大衆”（mass）不過是被大批量復製因而被篡改了的個人（person）。mass的漢譯“大衆”一詞與常與“民衆”、“普通人”意義相當接近。而在西文中，mass一詞多有貶義，在很多時候可以譯為“庸衆”、“烏合之衆”甚至“暴衆”，與“民衆”、“百姓”（folk）一詞有明顯的不同。mass的構成者是了無分別的（mass本意為“一大團”），而folk所指的對象是各種各樣的，比如contry folk（鄉下人）、city folk（城裏人）、oldfolks（傢中老人），有時專指“樸實的人”。相反，mass指的人是沒有年齡、生活環境和心理特點的人，是“稀裏糊塗地突發奇想”的人，是“鬧鬧嚷嚷地”擁嚮某處的人，是被“平均化”的人。
“大衆”與“民衆”的區別，就是蟻集在“黃金海岸”上的遊客與漁夫、水手的區別。相應地，“大衆文化”（mass culture）與“民衆文化”或曰“民間文化”（folkculture）的區別相當於“不是水手”，“不情願讓海水給淹死”，衹是在海灘上曬太陽，在防鯊網內洗海水澡的遊客對於“大海”的認識、體驗，與漁夫、水手以及他們的親人對於大海的認識、體驗之間的差別。
大海對於漁夫、水手提出了相當嚴格的要求。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合格的、老練的漁夫或水手，除必須具備某些先天的素質（如體能、智能和性格）之外，必須經過與大海的長時間相處和“交往”，而且每一個漁夫和水手之間總是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而經過復製後的“大海”早已在尋求“在最低公倍數”原則的前提下，被最大限度地篡改了，由於有了離岸５０米的防鯊網、救生圈、海濱救護隊、遮陽傘以及摩肩擦踵的人群，這樣的大海對於洗海水澡，在沙灘上作“日光浴”、“沙浴”的遊客的要求幾乎降至零，因為經過復製後的大海，已經是一個男女老少皆宜的，最為“通俗”的“大海”。對於遊客，無所謂合格與不合格，老練與不老練可言。衹要你到這裏，你就是一個遊客－－一個“合格”的遊客。而一個人能不能來到這裏，關鍵在於他有沒有錢。
這樣說很可能使你想起了一種人－－嫖客。
麥剋盧漢把大量印刷的照片稱為“沒有圍墻的妓院”，他說：“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並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為大批量生産的商品。影星和風流小生通過攝影術進入公共場合。他們成為金錢可以買到的夢幻。他們比公開的娼妓更容易買到，更容易擁抱，更容易撫弄。”他同時也指出，“大批量生産的商品一嚮帶有娼妓的屬性”。
娼妓的行為方式的特點是，把自己－－將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篡改、降格為最為“通俗”的人－－一個肉體，並將這個肉體對於無數同樣篡改、降格為肉體，貧乏到衹有錢的人在不同的時間裏進行無節制的“復製”。從這個角度看，許許多多大批量復製的東西都可稱為“沒有圍墻的妓院”（經過復製的“大海”當然在此之列）。
人用金錢購買這些東西，實際上是一種與“嫖娼”本質相通的行為。憑着金錢，人得以進入一個個“沒有圍墻的妓院”，成為“局內人”，卻渾然不知自己買到的是衹是一個幻覺，一個贋品，渾然不知自己是一個局外人－－被“沒有圍墻的妓院”復製出來的無數個局外人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個，“一大團”（“大衆”）中有之不多無之不少的一粒微塵。四
對於我們關心的ＰＣ文化來說，上面的分析並非題外話。
大衆文化的前提是發達的傳播手段－－交通和通信（這兩個詞在英文中也同是communication）設備，即大衆傳播媒介。我們無法想象沒有大衆傳媒的“大衆文化”。假如沒有了被認為是“大衆傳媒之王”的電視，“大衆文化”的勢頭起碼要削弱一半。大衆文化的勢頭與大衆傳媒的勢頭說到底是同一回事，正如麥剋盧漢說的，媒介本身就是就是訊息（medium is message）。
我們已經說過，人類發明的初衷是為了剋服人腦在貯存和處理信息（information）能力的局限，電腦衹是人腦的一種擴張（延伸）型態。這樣的電腦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媒介”，因為它衹是安分守己地處理“信息”而不是發送“訊息”（message）。到了９０年代初，萬維網（World Wide Web）技術的發明給Internet註入了極大的活力，作為一種信息處理工具的電腦纔真正意義上的傳播媒介。
用我們前面的話說，網絡使世界範圍內的電腦融會貫通，成為一個供人瀏覽、衝浪、尋寶（搜索）、航行的巨大的“海”。
不少人想當然地以為，網絡化的個人電腦既然是一種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傳播媒介，電腦衹不過是一新出現的大衆傳播媒介，電腦進入家庭與當初電視機進入家庭並無二緻。由於電腦的復製（“拷貝”）能力超過了所有的媒介（如復製一張磁盤比復製一盤錄像帶容易得多），一些人在研究電腦文化時，就套用本雅明的“機器復製”的論點來漫為浮論或強詞奪理。
這種套用從一開始就錯了。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的根本特徵恰恰是大批量復製的反面－－個人性（personality）。套用本雅明論點的人沒有意識到，“機器復製的時代”的“復製”的最終結果不是復製産品，而是復製喪失“個人性”的衆人，即“大衆”。所以他們無法看到個人電腦的使用者與電視觀衆的實質性差別。
從表面上看，電腦與電視都是人的感覺器官的延伸。憑藉都可以被稱為“千裏眼”、“順風耳”的電視和電腦，沿着各個“信道”（chanel，在漢語中，電視的“信道”通常被稱為“頻道”），人可以足不出戶地“出巡”，讓人進入一個信息、訊息的大海。
然而此“大海”非彼“大海”。
在所謂“黃金時間”（prime time）裏，電視觀衆沿着與電腦網絡上的通道相比（“萬維網”是一個很妙的譯名）少得可憐的信道，來到一個個大同小異的“黃金海岸”、“海濱旅遊勝地”，洗海水澡，做日光浴或沙浴，真誠地以為自己“見過了大海”。
按喬治·吉爾德的說法，大衆傳媒所遵循的，在內容上是“最低公倍數”規則，在形式上是“兩分鐘規則”（two-minute rule，指一條電視新聞所占用的時間不能超過兩分鐘）。這兩種規則其實可以概括為一種規則－－在最低的水平上尋求知識、信息旨趣上的共同點。這樣的規則顯然是否定性、限製性、甚至獨裁性的，雖然它通過它的“防鯊網”、“遮陽傘”使我們感到了輕鬆和安全。（沒有不合格的電視觀衆，正如沒有不合格的觀光客。）當你對一條新聞所涉及的內容欲知其詳時，當你錯過你感興趣的一條新聞的播出時間時，當你不滿足於看關於一個人物的短短的新聞報道，而想看他的詳細資料時，你都毫無辦法。這就是個人趣味對於大衆趣味，創造性的領悟能力對於平均化的領悟能力的無條件服從。個人在大衆傳媒所營造的環境下不斷服從的過程，就是一個被不斷復製、不斷“平均化”，被徹底改造成為文化上的消費者的過程。
個人電腦的使用者不是怕被海水淹死的觀光客，不是文化上的消費者，而是像漁夫和水手一樣的生産者。電腦是一個嚮他永遠敞開的無邊無限的大海，它以它的廣阔、深湛和富饒強烈地及引着他。在與大海的朝夕相處中，他不斷升級，逐漸成為一個合格的水手，一個經驗老道的漁夫，而不是像幾十年如一日地看電視的人那樣，在知識旨趣、技術能力上做一個永遠的“留級生”。
雨果說過，比大地更廣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阔的是人的內心。人的“內心”即內在於我們自身的那個“海”（腦海）。雨果說的衹是人的內心的一種可能性。茫茫四海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在實際的生活中，你很少見到內心像大海一樣寬廣甚至比大海還寬廣的人。你頂多可以見到幾個內心像一條大江、大河的人，更多的人內心像一個湖泊，一條小河、小溪，也有的像一潭死水，甚至像一條陰溝。內心淺薄、狹隘的人又最易自以為是和自得其樂（比如坐井觀天的蛙）。他偏安一隅，卻可笑地産生“深沉”和“浩瀚”的感受。
莊子曾經用一個寓言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河伯”（掌管河水的小神）在河水泛濫之時，“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盡在己”。當“河伯”有幸“行至於北海”，看到浩瀚、湛溟的海水時，禁不住“望洋嚮若而嘆”。“河伯”隨後聽到了“北海”的教誨：“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梯米之在太倉乎？”
電視嚮人們提供的信息正好相當於井中之蛙看到的關於“天”的信息。人們常常說，電視是一扇讓你瞭解整個世界的窗口。其實它與實際的窗口相異之處遠多於相通之處。你與你的房間的窗口的距離的遠近不同，你所看到的窗外的景象是不同的。如果你走到窗前，你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象。然而在電視面前，你沒有主動權。你能看到些什麽完全是由電視臺决定的。這就是說，電視臺早已把你固定在一個位置上。無論你是在房間甚至無論在世界的什麽地方（衹要你在看同一個電視節目），你衹能在電視臺為你規定好的“位置”上（無數的觀衆都坐在這同一個“位置”上）“觀天”。電視機與你的關係酷似井底之蛙與井口的關係。“最低公倍數原則”和“兩分種規則”决定了電視這個井口不僅異常狹小而且異常“獨斷”。
電腦的“窗口”（Windows）與電視這扇所謂的“窗口”是大不一樣的。你可以按你個人的喜好選擇最好的位置來看。你所在的這個位置是獨屬於你的，而不是屬於無數個“各位觀衆”的。電視是廣播（broadcasting），而電腦是“窄播”（narrowcasting），甚至連“窄播”都不是，因為你從電腦中得到的信息是你從電腦中“拉出來”（pull）的而不是由信息的擁有者“推給”（push）你的。
嚴格地說，電腦更像是“門”（Gates，音譯為“蓋茨”，這正好就是發明Windows的那個人名字）而不是窗戶。它不是讓你在房間裏看窗外的景象，而是讓你“走出”房間，走嚮戶外，甚至走嚮整個世界。因此也可以說，電腦這個“窗口”使你的房間如同一個“港口”而不是一口井。從這個“港口”出發，你隨時可以以最快的速度駛嚮你想去的地方。你從中得到的歡樂决不可與井中之蛙－－從前坐在電視機前的你－－在“觀天”時體會到的歡樂同日而語。五
雖然你是孤身一人航行在這個“大海”上，但你並不是孤獨的，因為“大海”本身就成了你的最好的夥伴。《百年孤獨》中，主人公奧雷連諾的父親曾經如癡如狂地從事科學探索。馬爾剋斯是這樣描述他的：
當他熟練操作儀器時，他對空間有了認識。這使它足不出戶就能泛舟於神秘之海，漫遊荒漠之地，還能跟顯貴要人交往。正是在那時，他養成了自言自語的習慣，獨自在傢中晃悠，對誰也不理睬。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段話看作是對一個上網者精神狀態的寫照，雖然老奧雷邊諾所操作的“儀器”並非電腦，他所“認識”的“空間”並非賽柏空間（不過要是他生在今天，他一定是一個“黑客”或“網絡巫師”）。這個足不出戶的孤獨的探險者在“泛舟於神秘之海”的過程中體會到的是一種近乎迷狂的歡樂。
老奧雷良諾很容易讓人想起海明威筆下那個“老人”。
細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你可以發現他筆下的“海”暗指他心目中的女人，而“老人”（桑提亞戈）就是海明威本人。在更深的意義上，海明威的“海”不是指“女人”，而是指整個世界，衹是這個世界在性格上有似於一個女人：既狂暴又寧靜，既慳吝又慷慨，既仁慈又殘忍，既貧瘠又富有，既單調又神秘……在獨自與這個“女人”一晝夜的相處中，“老人”在最深、最隱秘的層次理解了、貼近、愛上了這個“女人”，也在最深、最隱秘的層次上理解了自己。從“老人”與“海”的故事，即“我”與“我的女人”或“我”與“我的世界”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細緻地體會到“交往”、“溝通”的本質是什麽，即最深層次的“交往”、“溝通”是什麽。
交往（communication）始於兩個彼此相異、彼此疏離的交往者的見面、相遇。然而這相異、疏離衹是假象，就在這遭遇的時刻，二者開始嚮對方展示越來越深層、越來越隱秘的內涵。這種展示並非自我展示。事實上，當二者分別獨處時，他們都無法嚮自己展示稍稍深一些的內涵，每一個人的真我都在他自己無法測度、無法企及的深處。所以這種展示其實是被激發，被揭示，被領略。雙方領略的都是對方對於自己的反饋，雙方都使對方通嚮隱藏在最深處的自我，同時被引嚮自己的自我，在測度對方深度的同時被測度，在激活、創造對方的同時被創造和激活。兩個曾經是彼此疏離的個體的邊界在創造和激活中被徹底消解－－“你”早已不是“你”，正如“我”早已不是“我”，“你”和“我”的靈魂和身體都共屬於被“你”和“我”共同創造出來的，超乎“你”和“我”之上的共同的靈魂和身體。這是“銷魂”而又重造靈魂，“解體”而又重鑄身體的時刻。一句話，雙方使對方潛在的深度和廣度成為現實，使自己和對方都成為一個浩瀚的海洋，並交匯為同一個海洋，成為一個“共同體”（community）。他們都不在從前那狹小、淺薄的自身之內，而在他們共同的自身，即“共同體”之內。
人類以各種形式（宗教、哲學、文學和藝術）闡釋、表達着“交往”的過程和狀態（communication和community）－－人與世界、人與神、男人與女人、個人與群體的交往。人類的種種努力（從神聖之愛到男女之愛）幾乎都與“交往”有關。柏拉圖用一個希臘神話生動地說明了人類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剋服被孤獨和焦慮。據說最初衹有一種形態的人（完整的人），並無男女之別。由於人觸犯了神，神就把人劈成兩半，一半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被分開的兩半強烈地希望重新合成一體，終日忍受着孤獨的煎熬。當這個“半人”合成一體時，就能體會到一種強烈的快樂。在此之前的孤獨是這種狂歡的必然前奏－－沒有分離，相遇無從談起。兩個被迫分離的個體（半人）彼此契合的程度或者說交往的深度就是“共同體”完整的程度，也就是歡樂的程度。以《老人與海》為例，“老人”與“海”實際上都衹是半個潛在的“海”，在真正的交鋒、交戰之前，彼此之間是相互隔膜的。衹有在小說所描繪的特定的情景下，老人與海“單獨在一起”時，真正的“交往”纔開始，而到最後，這位單獨與海在一起的老人與海達到最深的契合。他通過（也衹有通過）
貼近大海而貼近了他的真正的“自我”－－他與大海結成的完整的“共同體”，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體會到了難以言傳的歡樂。
愛默生曾經指出，一個人與一個人的“自我”（或者說一個人的“本身”，一個人衹是這個“本身”的虛假的身體）完全是兩回事。
每個人本來都是一個潛在的巨人，但常常表現為一個侏儒，每個人都是一個國王，可是他忘記了自己作為國王的身份，終年流浪在自己的王國之外。一個人與他的“自我”的關係，如同陸地上的水與大海的關係。他始終滯留在一個淺陋、狹窄的地方，忘記了大海纔是他的傢園。愛默生把人的“自我”稱為一個人的“內在的海洋”。許許多多的人活着，是在與他的“內在的海洋”遙遙相隔的情況下活着，以致於根本不知道這個“內在的海洋”的存在。人衹有衹身面對自然（他稱之為“自我依靠”），他才能不受幹擾地與自然進行交往。通過回到本來與人是一體卻與人分離了的外在的“自然”而回到內在的“自然”，即“本性”（“自然”與“本性”在英語中是同一個詞－－nature），而這正是人與“自然”的“共同體”。
人能否回到這個共同體，關鍵在於人是否能孤身一個地與自然交往。孤身一人不是自絶於人群，而是以適當的方式（即迂回的方式）走嚮人群。衹有遠離人群才能走嚮人群－－當每一個人都回到他們共有的“自然”、“本性”、“內在的海洋”時，他們就真正融會、聚集在一起了，成為真正的知音，真正的兄弟。反過來，日常生活中的那種湊熱鬧式的交往衹是在擱置、延誤真正的交往，一種虛假的、浮皮潦草的、同床異夢式的“交往”。
在數字時代裏，電腦在很大程度成為人生存其中的世界，人與世界的交往、共在也就是人（腦）與電腦在親密的交往中不斷拓展對方，不斷嚮對方展現為“海”並交融在一起的過程。六
麥剋盧漢把媒介區分為“熱媒介”（hot media）和“涼媒介”（cool media）。如果一種媒介所傳輸訊息的內容一目瞭然、無需深切參與，那麽它就是“熱媒介”，反之，就是“涼媒介”。簡單地說，“熱媒介”就是供人看熱鬧的媒介，而“涼媒介”就是供人看門道的媒介。比如電視就是一種熱媒介，而網絡化的個人電腦就是一種涼媒介。
在當今的英語口語中，cool是一個含義微妙的詞。它的含義與漢語口語中的“來勁”一詞有些相近。在英語世界，人們（主要是年輕人）常常用hot（熱、火爆）來表示“來勁”的意思，但近三四十年來，人們逐漸用hot的反義詞cool（涼、冷靜）來表示這個意思。當美國人對一個東西說“how cool！”時，他是在說這個東西真吸引人而不是相反。香港人將cool一詞音意兩全地譯成“酷”，實在一個很巧妙澤法。在漢語中，“酷”既可用來指“熱”（如“酷熱”、“酷暑”），又可用來指“冷”（“酷寒”，“冷酷”），與cool的含義很相近。“酷”的基本含義是“在程度上很深的”、“後勁很足的”，而不是“泛泛的”，“一般化的”。熱媒介與涼媒介的差別關鍵在於它所提拱的“訊息”的深度的差異，以及與之相應的訊息接受者的參與程度。這兩種媒介意味着兩種正相對立的交往方式－－尋求廣度的交往方式與尋求深度的交往方式，或者說大衆化的交往方式與個人化的交往方式。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有這樣一段語：
托馬斯逐漸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同一個女人做愛和同一個女人睡覺是兩種不同的情感體驗，不僅彼此相異而且絶然對立。在交媾的欲望（一種在數量上延伸到無限的欲望）中是感受不到愛的，衹有在對於同床共枕的欲望（一種僅限於對一個女人的欲望）中才能感受到愛。
藉用我們前面的話來說，“做愛”是一種很“熱”的，無需深度參與的交往方式，而“睡覺”是一種很“涼”（“酷”），尋求深度共享的交往方式。在昆德拉的這部小說中，托馬斯經歷了從與二百多個女人的“性友誼”到與一個女人（特麗莎）結婚的過程，即從輕鬆到沉重的情感歷程。前一個階段是他的大衆化交往階段，而後一個階段是他的個人化交往階段。二百多個性夥伴是他作為海濱旅遊勝地的“大海”，在她們面前，他是一個浪漫的、輕鬆自在的觀光客，而特麗莎獨屬於他的真實的“大海”，在特麗莎面前，他是一個無浪漫和輕鬆可言的“漁夫”。
在數字時代來臨的時代，人類的交往史也將發生與托馬斯的“交往史”相似的變化。人類將逐漸告別各式各樣的“沒有圍墻的妓院”而回到傢中，或者說將使被以電視為代表的大衆化媒介變成“沒有圍墻的妓院”的傢重新成為傢。人類將告別大衆化的“大海”而回到個人化的“海”即個人電腦。數字化技術革命首先導致的是媒介的革命，進而導致一場文化的革命。
麥剋盧漢首創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說法，如今這一說法已成為一個濫而俗，令人耳熟到了有些刺耳的程度，然而這一概論的真正含義卻很少被提及（這是大衆時代的必然結果）。“地球村”概念的主要含義不是指發達的傳播（交通）媒介使地球變小（像一個村莊），而是指人們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的重大變化。交通工具的發達曾經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tribe）都市化（村落即使存在，也失去自足性，它衹是作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即“非村落化”（detribalize），人與人的交往直接的、口語化交往變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交往，人與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斷。而電子媒介又實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retribalize），消除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中心－邊緣結構，消解城市的集權，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個人對個人的交往。
麥剋盧漢的理論風行於六七十年代，後來倍受冷落甚至嘲笑，原因在於人們發現以電視為代表“電子媒”在消除中心（城市）與邊緣（鄉村）的空間距離時，反而加劇了都市化的進程，電子媒介不僅沒有消解中心，反而強化了中心化機構（比如電視臺）的集權和壟斷。地球雖然變小了，但它衹能稱為“地球城”而不是“地球村”麥剋盧漢的預言對了，但他錯置了他的預言。進入九十年代，由於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人們發現，真正作為“涼媒介”（麥氏錯誤地以為電視是一種涼媒介）的“電子媒介”出現了。網絡化的個人電腦正在以不可抵擋的勢頭摧毀着大衆傳播媒介造就的中心－邊緣結構，以及這種結構在信息和文化上的壟斷和獨裁。這正好是一個“重新村落化”的過程。衹有在數字時代裏，地球纔真正成為一個既大又小的村落。用尼葛洛龐蒂的話來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沙皇退位，個人擡頭”，“消解中心主義”（decentralism）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大衆文化行將就木，民間文化和村落文化再生的時代。
本書的中心話題以網絡化個人電腦為標志的數字時代（相對於大衆傳媒時代）裏人的交往方式，人的文化氣質，快樂體驗類型將發生的革命，以及這場革命的來竜去脈。
從上文中，我們已經約略地知道了這場革命的來由和契機，這場革命的正當性依據。人類的近代史是一個各種革命頻仍的時代。
人類越來越意識到，革命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革命並不必然（至少並不是對每個人都必然）意味着福音，革命之後常常出現失望甚至絶望、疲倦甚至休剋。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這場革命已經來臨，也許它不會造成“流血”，但肯定要造成“流淚”。所以，弄清革命的“來竜”是重要的，但弄清它的去脈也許更重要的。我無意充當數字時代的“福音傳道士”，更無意充當未卜先知的預言傢，然而我們應當承認，人類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未卜先知”的，因為人類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早已註定的，我們可以成功地擺脫某些當下的生存睏境，但人類最根本的生存境遇是難以超越的，如同我們難以超越我們的皮膚。總有一個“末日審判”在等待着我們，無論我們現在是如何春風得意馬蹄疾還是凄凄慘慘戚戚，都不能實質性地影響這個末日審判。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末日審判並不是將來某個時候，而是時時刻刻盤桓在我們的眼前，時時刻刻提醒着我們（當然我們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們終究是人而不是神。真正的奇跡早已發生過了，就在這個世界創生之初。與這個奇跡相比，人類擁有的和將要擁有的一切技能，無論它們是多麽
新奇，都算不得什麽奇跡，甚至很可能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們因種種雕蟲小技、奇技淫巧而“得志便猖狂”，我們就是在匆匆忙忙地奔赴深淵。
在電腦這個數字化海洋中，可能有很多我們孜孜以求的東西。以“網絡就是計算機”為口號的“太陽”公司在一傢著名的電腦刊物上打出了一則醒目的廣告：在一臺Sun
E450工作組服務器上方，分別垂直排列着三樣誘人的東西：一塊三明治面包，一堆金條，一個穿着泳裝、戴着墨鏡、斜躺在氣墊上的金發美女，另外還有這樣的廣告詞：“陽光、沙灘、藍天、白雲，一切美好又將重新回到你的身邊。”這則中西合璧（它讓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了“黃金屋”、“顔如玉”之類的佳話）的廣告似乎是在嚮人們許諾着天堂（這樣的天堂又讓我們想起了“海濱旅遊勝地”）。應該說通過“就是計算機”的“網絡”，我們的確可能進入這樣的天堂。
談到天堂，我想起一個曾在中世紀爭論了許久的既粗俗又深刻的問題：“天堂裏倒底有沒有厠所？”（或者說“上帝和天使們到底有沒有大便？”）。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圍繞着“大便”這個不堪入耳的話題大做文章，而且做得相當精采。
對於關心數字時代人的命運這個重大問題的人來說，這個不堪入耳的話題也許是難以回避的。我們衹有讓這個話題“入耳”，纔有可能清醒地而不是猖狂地航行在“大海”上。畢竟，我們是“不情願讓海水給淹死”的。
人們喜歡把五花八門的東西或事情比作海。比如人們把人的大腦比作海，稱之為“腦海”（其它如“人海”、“書海”、“商海”、“下海”，等等）。
人的大腦與大海的確具有不少相似的特徵－－浩瀚，深湛，時而動蕩時而安寧……但如果僅就人的大腦所貯存的信息的多少而論“腦海”的“大”或“小”，我們就得承認，與無涯無際的信息的海洋相比，人腦這個“海”實在是小不可言。正如莊子所感嘆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而已矣！”在所謂“知識爆炸”、“信息爆炸”的今天，人更易有這種體會。正是為了剋服大腦在貯存和處理信息時“殆而已矣”的狀況，人類纔發明了電腦。電腦在貯存、處理信息方面讓人腦望塵莫及（且不說將來的電腦會怎樣讓今天的電腦“望塵莫及”）。就止而言，電腦比人腦更有資格被比作“海”。在一臺電腦（尤其是網絡化的電腦）面前，人深切地感到自己面對着或置身於一個無際無涯的知識和信息的海洋。
使用互聯網通常被稱作“上網”。從技術角度講，互聯網的確是“網”－－由光纜、電話綫把無數的站點、節點羅織起來的巨大的“網”。然而，一種東西從科學或技術的角度上看是怎樣構成的，與這種東西給我們的感受是怎樣的，並非一碼事。比如，日光是由赤橙黃緑藍靛紫七種顔色構成的，但如果不藉助於特定的技術手段，我們的肉眼是無法從日光的“光譜”的。同樣道理，我們在使用互聯網時，我們感受不到“網”的存在，而總是給我們一種“海”的感受。我們常常把在網上的瀏覽、遨遊稱為“衝浪”（surf）。
在一個“網”上我們恐怕衹能像蜘蛛那樣慢慢地爬行，如何可能“衝浪”？“網上衝浪”這一既不合文法也不合情理的說法體現了互聯網的技術構成與它給我們的直觀感受之間的矛盾－－“網”與“海”的矛盾。
“衝浪”、“導航佈局”（navigative layout）、“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等網絡詞語似乎表明，人們雖然沒有直接把“網”比作“海”，但都或多或少地意識到，技術意義上的“網”在直觀感受上更像是“海”。擁有一臺個人電腦，如同擁有一艘自己的航船（你既是水手又是船長）。每一天，你都可以作一次足不出戶的遠航，輕鬆地抵達你想抵達的海域或港口。你也可以像《白鯨》的主人公那樣尋找、追逐令你魂牽夢繞的“白鯨”，可以像《八十天環遊世界》裏的主人公那樣歷險，並在這歷險中贏得財富、榮譽和愛情。
你還可以像《老人與海》中的那個老漁夫那樣在孤身奮戰中並一無所獲中體會到“大海”單調與神秘，寧靜與暴烈，貧瘠與富有……二
大海幾乎對每個人都具有具大的吸引力。不同年齡、不同經歷的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海”－－兒童有兒童的海，少年有少年的海，老人有老人的海。不過，大海對於少年（主要是男性少年）最具有吸引力。廣阔、動蕩的大海對於正處於青春期躁動的少年來說具有難以抵擋的魅力，當一個像魯濱遜那樣的水手是許許多多少年少年人的夢想。俄羅斯作傢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他《金玫瑰》中這樣記述他少年時代的心態的：當時我的詩大都是寫海的，可那時我對海幾乎一無所知。
我筆下的海並不是某個具體的海，如黑海、波羅的海或地中海，而是充滿節日氣氛的‘籠統的海’。……這是水珠飛濺的歡樂的海洋，是急馳的艦艇和無所畏懼的航海傢的故鄉。海岸上一座座燈塔閃爍出緑寶石般的光芒。所有的港口裏都沸騰着無憂無憂慮的生活。
美貌絶倫的皮膚黝黑的女郎，在我的筆下，一個個都在受着殘酷的情魔的煎熬。
在少年時代，誰沒有圍攻過古老的要塞，誰沒有在麥哲倫海峽和新大陸沿岸的艦船上戰死過，誰沒有同夏伯陽一起乘着載有機槍的二輪馬車奔跑在外烏拉爾草原上，誰沒有去探尋過被斯蒂文生神不知鬼不覺地藏在神秘的金銀島上的寶庫……
對於歷險和奇遇的神往，是兒童和少年貫常的心態（我們衹要想一想當今的少年兒童是如何迷戀基本上以“冒險”和“奇遇”為題材的電子遊戲就可體會到這一點）。美國文學批評傢魯濱斯（Louis D.Rubins）在評美國作傢馬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見《美國劃時代作品評論集》）中說：“一個人通常於十至十二歲左右時就熟知這一本書。一個人大約在這個年齡看下列這些書：《寶島》、《魯濱遜漂流記》、《羅賓漢》、《銀冰鞋》、《海底兩萬裏》和《勇敢的艦長》，假如是個女孩的話，則可能讀《海蒂》和《小婦人》。”他提到的男孩可能讀的除《湯姆·索亞歷險記》以外的六本書全是與歷險或尋寶有關的，其中就有四部寫的是在大海上的歷險和尋寶。
馬剋吐溫的兩部兒童歷險小說（在美國通常被直接稱為“男孩小說”－－boy novels）－－《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哈剋貝利·費恩歷險記》有一個共同的“小引”。在“小引”中馬剋·吐溫這樣說道：“我這部書雖然主要打算供男女少年們欣賞的，可是我希望成年人並不因此而不看它，因為我的計劃有一部分是想要輕鬆愉快地引起成年人回憶他們童年的生活情況，聯想到他們當初怎樣感覺、怎樣思想、怎樣談話，以及他們有時候幹些什麽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
事實上，馬剋·吐溫的這兩部小說自誕生以來，在美國既受到孩子們又受到成年人的喜愛，並且一直被看作是美國文學的經典之作。馬剋·吐溫在美國文學和美國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同尋常的。《老人與海》的作者海明威甚至認為，“一切美國現代文學都來自馬剋·吐溫的一本書，叫做《哈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切美國文學創作都從這本書而來。在此之前是一片虛無，在此這後也沒有一本堪於匹敵的書問世。”
這促使人去想一個看似古怪的問題：美國人的“年齡”有多大？這個問題問得更“學術”一點就是：美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是怎樣的？用不着作學究氣的考察，我們就能發現，美國人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群長不大的孩子，美國文化有一種明顯的“淘氣色彩”（boyishness）或者說“少年精神”（boyish spirit）。大多數美國人（無論他們的實際年齡多大）總愛幹一些“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
對於他們來說，無論是少年人的海，還是成年的海，甚至老年人的海（比如海明威筆下的那個老人），儘管各有不同，但說到底都是同一種海－－作為無所畏懼的冒險者的故鄉和樂園的海。
回頭看一看美國的歷史和史前史，我們發現這個民族與“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有着不解之緣。沒有哥倫布的冒險，不可能有美國；沒有“五月花號”船上的那些人的冒險，也沒有美國；沒有華盛頓、傑斐遜等人的冒險，更沒有美國。自誕生之日（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起，這個愛幹一些“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的民族發明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從電報、電話到電影、電視，從汽車到飛機，一直到電腦。
所有這些發明中，電腦的發明最稱得上是“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電腦的發明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發明，而是一種一發不可收拾的發明。直至今日，美國人仍然在“再度發明”（reinvent）電腦，使電腦越來越“稀奇古怪”。“電腦”這個名稱可能長期存在下去，但持續不斷的發明將使電腦“名存實亡”－－今日之電腦（我們通常稱之為“個人電腦”）已遠非昔日之電腦（主機型電腦），明日之電腦（如被史庫萊命名為“遠程電腦”的那種電腦）也遠非今日之電腦可比。電腦技術永遠是一種“發展中”技術，而不可能是一種“發達”技術。
這使得電腦産業（數字化信息産業）不同於從前的任何一種産業。置身於電腦技術領域，如同在一個無邊無際的海洋上航行，你不知道“岸”在哪裏，“避風港”在哪裏，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岸”和“避風港”。在這個汪洋大海中，你隨時可能遭遇突如其來的臺風、冰山、海嘯以及海盜船隊，你隨時可能進入神秘、險惡的“百慕大”。哪怕你的船是一艘電腦技術的“航空母艦”（如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但在這種沒有航海圖，沒有誰為你提供天氣預報的航行中，你必須隨時保持高度的警覺和應變能力（而不是像珍珠港的美國軍人那樣，在日軍偷襲珍珠港時還在睡懶覺），纔可幸免於難。（“微軟”在面臨“網景”的巨大挑戰情況下能最終取勝，靠的正是比爾·蓋茨的警覺和應變能力）。當人們置身於（不管願意不願意）電腦技術的汪洋大海中的時候，一種人－－希望過一種安定、平穩的生活的人－－自然會産生“苦海無邊”的感覺，而另一種人－－希望過一冒險、驚心動魄的生活的人－－卻可能有“如魚得水”和“海闊憑魚躍”的感覺。
從年齡和心態上看，前一種人是“成年人”或“老年人”，適可而止、知足常樂、息事寧人是他們有意無意遵循的生活信條。後一種人是“未成年人”，即淘氣的、充滿少年精神的人，這些初生的牛犢對於身邊這個被成年人占據，整天上演着冗長乏味的庸人戲劇的生活舞臺感到失望，總想突破成年人為他們劃定的圈子，闖入沒有保障因而也沒有束縛，險惡與寶藏並存的空間。
大海就是這樣的“空間”，美國歷史上的“西部”是這樣的“空間”，阿拉斯加也是這樣的“空間”。在這一個個“空間”裏，生理年齡各不相同的湯姆·索亞和哈剋貝利·費恩們，分別被稱為“漁夫”、“捕鯨者”、“水手”、“牛仔”、“淘金者”（如傑剋·倫敦《熱愛生命》的主人公）在那裏歷險，尋寶。雖然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這些年齡參差不齊的人幹着不同的事，但他們的真正身分衹有一個－－熱衷於歷險的“男孩”（boys）。他們活動的“空間”即使不是大海，也與大海是本質相通的－－都是無所畏懼的冒險者的樂園。
隨着各種技術的飛速發展，曾經是充滿危險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安全”了。在文明之光的普照下，“大海”、“西部”、“阿拉斯加”早已喪失了昔日的色彩。湯姆·索亞和哈剋貝利·費恩的“同齡人”們的用武之地（各種“空間”）正在被技術的力量鯨吞或蠶食。
他們似乎陷入了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境地，然而也正是因為技術的發展，他們又得以“絶處逢生”。２０世紀的湯姆·索亞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在變得越來越狹窄地理空間之外，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空間”－－“賽柏空間”（cyberspace），在變得越來越乏味的現實的海洋之外，開闢了一個新鮮、豐富的程度與日俱增的“海”。
在本書第一部分我們將看到，電腦技術能有今天的局面，一批令人想起水手、牛仔和淘金者之類人物的“男孩”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他們當中，有“嘻皮士”出身的喬布斯，有被稱為“男孩總裁”的蓋茨，有一度被認為是“離經叛道”、被“江湖騙子”的尼葛洛龐蒂，更有無數不知名的電腦黑客。正是這些敢於突破被“成年人”、習俗、權威們劃定的空間，做出無數“稀奇古怪的冒險事情”的“男孩”，把供極少數人使用的一種計算工具（主機型電腦）逐漸改造成為進入人人都能擁有的個人電腦，進而使世界範圍內個人電腦相互聯結起來，匯成了一個洋溢着“少年精神”，促使整個人類都進入“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成為電腦這個“海”中的“水手”。三
不少人都見過大海。每年夏季，總有數不清的人懷着對大海的嚮往或思念，蟻集在老牌的和新近開發的“海濱旅遊勝地”或“黃金海岸”，在防鯊網、救生圈和遮陽傘的呵護下，安全舒適地享受着陽光、沙灘和海水。他們說他們見過了大海，對此，他們有許多光彩照人的照片可以為證。
其實很難說他們真地見過了大海。他們衹是到過經過精心挑選、開發的海邊旅遊過，在離岸５０米以內的海水中藉助於救生圈洗過幾次海水澡。他們努力嚮自己和別人造成一種他們“見過大海”的真真切切的幻覺。每一個“海濱旅遊勝地”和“黃金海岸”都如同一個“夢幻工廠”，為無數的人復製着同一個夢幻，人們紛紛來到這裏就是用金錢購賣關於大海的夢幻和錯覺。
真正見過大海的人，即被雨果稱為“海上勞工”的漁民們，水手們，是從未見過的這樣的“大海”，這樣的海灘的。他們在與大海（而不是離岸５０米之內的海水）的朝夕相處中，看到了大海的雨果所說的“雙面像”。他們在一片汪洋中經歷過幹渴難耐的時候，他們在豐饒的大海上有過一無所獲的慘痛經歷，他們親眼看到他們的親人、朋友葬身於養育了他們的大海。在屬於他們的海灘上，沒有出租相機、出售膠捲的精緻的小亭，他們甚至可能沒有留下一張以大海和海灘為背景的照片，他們衹有關於大海和海灘的刻骨銘心的記憶。在屬於他們的海灘上，他們有過許多次滿載歸來與妻子兒女重逢的喜悅，但在不少時候，他們給站在海灘上首以待的親人們帶回的是失望，甚至是噩耗，甚至有可能一去不復還。在大海上，海灘上，他們有過歡笑，但也無數次拋灑過同海水一樣苦澀的淚水，無論是在悲痛的時候，還是在高興的時候。
即使是在與傢人在海灘上分享收穫後的喜悅的時候，他們也决無海濱旅遊勝地上的觀光客們的優雅和浪漫。美國現代詩人龐德曾寫過一首詩，表達他對這些既不優雅又不浪漫的漁民們的敬意：
狂妄自大的一代人啊，
矯糅造作的一代人，
我見過漁民在陽光下野餐，
我見過他們一傢衣衫破爛，
我見過他們咧嘴笑着，
聽過他們粗野的大笑。
我比你們幸福，
他們比我幸福
水裏遊的魚兒，
甚至還沒有衣服。
遊客們來到海邊，以一種他們自以為新鮮的方式重複他們浮皮潦草、淺嘗輒止的生存狀態。他們仿佛决意要把他們早已習慣甚至覺得有趣的嘈雜、擁擠的生活在大地上擴散，直到大海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他們遠離生活的本質如同他們在洗海水澡時遠離大海，他們不知道世界的深淺如同他們不知道大海的深淺。但他們都聽說過並想象過大海，於是他們都到或希望到海濱旅遊勝地來見大海。
當代中國詩人韓東的一首題為《你見過大海》的詩把人與這樣的“大海”之間的關係已說得足夠充分了：
你見過大海你想象過大海
你想象過你見過大海
大海也許你還喜歡大海
你想象過大海頂多是這樣
然後見到它你見過大海
就是這樣你也想象過大海
你見過了大海你不情願
並想象過它讓海水給淹死
可是你不是就是這樣
一個水手人人都這樣
就是這樣
早在上個世紀，一些敏銳的思想傢就已指出，旅遊業這種現代社會特有的産業透露出現代社會、現代文化的特質。古代有旅行傢（比如在中國古代，不少文學家都是旅行傢），沒有旅遊業，現代則反之。從這一變遷中我們首先可以看出現代文化的一個特徵－－對於世界的體驗、感受的“平均化”。
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值得慶幸的，能夠身處某地再也不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而是人們普遍享有的權利。你不是秦始皇，但你可以“出巡”到秦皇島和泰山，你不是西太後，但你可以在頤和園裏漫步。在這樣的時候，你自然會為生活在這樣一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交通又異常發達的時代而慶幸，否定這樣的時代不是太反動也是太沒有良心。
然而這不能阻止我們問一個很迂腐的問題：我們在得到這一切的時候我們是否也失去了什麽？用麥剋盧漢的話來說，人在“自我延伸”的時候是否也在“自我截除”？我們在輕鬆自如地豐富我們的感覺的時候，是否也在使我們的感覺不斷貧瘠？發達的交通和傳播手段使我們能到許多我們夢裏也沒有到過的地方，目睹許多發生在遙遠的地方的事件，然而這些地方對於我們來說是否衹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地方，這些事件是否衹是一個“假性事件”？
前面對於兩種“大海”的區分已經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旅遊業其實是藉助於現代交通技術大批量生産、復製“旅遊勝地”的工業。我這樣說並非主要針對那些讓你半天之內遊遍世界的“世界公園”之類的微縮景點。每一個著名的景點，哪怕它是“舉世無雙”的，都是在被日復一日地面嚮源源不斷的觀光客復製。本雅明稱現代是一個“機器復製的時代”。要完整地理解現代社會的這一特性，我們必須把“機器”理解為包括各種交通工具、各種傳播設施（如電視臺和電視機），甚至包括國傢機器在內的“機器”。
麥剋盧漢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的第２０章（《照片－－沒有圍墻的妓院》中談到旅遊時這樣說道：
有了旅行支票、護照和牙刷，你就春風得意，活似神仙了。柏油路、鐵路和輪船使旅行失去了旅行的滋味。人們稀裏糊塗地忽發奇想而外出，鬧鬧嚷嚷擁嚮外國旅遊，因為出國旅遊之方便，與上影院、翻雜志並無多大差別。……這樣的人從未真正脫離過他們因循守舊的無知覺的路子，也從未到過任何新的地方。
“拷貝”的過程同時就是一種使原物“失真”（如旅行“失去旅行的滋味”）而又掩蓋其失真性（到過許多地方的人“從未到新的地方”）的過程。“機器復製的時代”的根本品性不在於它把世界“拷貝”後零躉發賣，而在於它通過各種工業（“有煙”的和“無煙”的）復製世界而篡改世界，並進而篡改人的感覺。“機器復製”的實質不是復製外在的世界，而是大規模地篡改着人的內心世界。旅遊業就是通過將大海復製為海濱旅遊勝地而把馬可·波羅和徐霞客這樣的旅行傢復製為無數的遊客，電視業就是將目擊者復製為“各位觀衆”。一句話，所有的工業（有煙工業、無煙工業和法蘭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都是將局內人復製為局外人的工業。由此我們能看清“大衆文化”的品性。
“大衆”（mass）不過是被大批量復製因而被篡改了的個人（person）。mass的漢譯“大衆”一詞與常與“民衆”、“普通人”意義相當接近。而在西文中，mass一詞多有貶義，在很多時候可以譯為“庸衆”、“烏合之衆”甚至“暴衆”，與“民衆”、“百姓”（folk）一詞有明顯的不同。mass的構成者是了無分別的（mass本意為“一大團”），而folk所指的對象是各種各樣的，比如contry folk（鄉下人）、city folk（城裏人）、oldfolks（傢中老人），有時專指“樸實的人”。相反，mass指的人是沒有年齡、生活環境和心理特點的人，是“稀裏糊塗地突發奇想”的人，是“鬧鬧嚷嚷地”擁嚮某處的人，是被“平均化”的人。
“大衆”與“民衆”的區別，就是蟻集在“黃金海岸”上的遊客與漁夫、水手的區別。相應地，“大衆文化”（mass culture）與“民衆文化”或曰“民間文化”（folkculture）的區別相當於“不是水手”，“不情願讓海水給淹死”，衹是在海灘上曬太陽，在防鯊網內洗海水澡的遊客對於“大海”的認識、體驗，與漁夫、水手以及他們的親人對於大海的認識、體驗之間的差別。
大海對於漁夫、水手提出了相當嚴格的要求。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合格的、老練的漁夫或水手，除必須具備某些先天的素質（如體能、智能和性格）之外，必須經過與大海的長時間相處和“交往”，而且每一個漁夫和水手之間總是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而經過復製後的“大海”早已在尋求“在最低公倍數”原則的前提下，被最大限度地篡改了，由於有了離岸５０米的防鯊網、救生圈、海濱救護隊、遮陽傘以及摩肩擦踵的人群，這樣的大海對於洗海水澡，在沙灘上作“日光浴”、“沙浴”的遊客的要求幾乎降至零，因為經過復製後的大海，已經是一個男女老少皆宜的，最為“通俗”的“大海”。對於遊客，無所謂合格與不合格，老練與不老練可言。衹要你到這裏，你就是一個遊客－－一個“合格”的遊客。而一個人能不能來到這裏，關鍵在於他有沒有錢。
這樣說很可能使你想起了一種人－－嫖客。
麥剋盧漢把大量印刷的照片稱為“沒有圍墻的妓院”，他說：“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並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為大批量生産的商品。影星和風流小生通過攝影術進入公共場合。他們成為金錢可以買到的夢幻。他們比公開的娼妓更容易買到，更容易擁抱，更容易撫弄。”他同時也指出，“大批量生産的商品一嚮帶有娼妓的屬性”。
娼妓的行為方式的特點是，把自己－－將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篡改、降格為最為“通俗”的人－－一個肉體，並將這個肉體對於無數同樣篡改、降格為肉體，貧乏到衹有錢的人在不同的時間裏進行無節制的“復製”。從這個角度看，許許多多大批量復製的東西都可稱為“沒有圍墻的妓院”（經過復製的“大海”當然在此之列）。
人用金錢購買這些東西，實際上是一種與“嫖娼”本質相通的行為。憑着金錢，人得以進入一個個“沒有圍墻的妓院”，成為“局內人”，卻渾然不知自己買到的是衹是一個幻覺，一個贋品，渾然不知自己是一個局外人－－被“沒有圍墻的妓院”復製出來的無數個局外人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個，“一大團”（“大衆”）中有之不多無之不少的一粒微塵。四
對於我們關心的ＰＣ文化來說，上面的分析並非題外話。
大衆文化的前提是發達的傳播手段－－交通和通信（這兩個詞在英文中也同是communication）設備，即大衆傳播媒介。我們無法想象沒有大衆傳媒的“大衆文化”。假如沒有了被認為是“大衆傳媒之王”的電視，“大衆文化”的勢頭起碼要削弱一半。大衆文化的勢頭與大衆傳媒的勢頭說到底是同一回事，正如麥剋盧漢說的，媒介本身就是就是訊息（medium is message）。
我們已經說過，人類發明的初衷是為了剋服人腦在貯存和處理信息（information）能力的局限，電腦衹是人腦的一種擴張（延伸）型態。這樣的電腦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媒介”，因為它衹是安分守己地處理“信息”而不是發送“訊息”（message）。到了９０年代初，萬維網（World Wide Web）技術的發明給Internet註入了極大的活力，作為一種信息處理工具的電腦纔真正意義上的傳播媒介。
用我們前面的話說，網絡使世界範圍內的電腦融會貫通，成為一個供人瀏覽、衝浪、尋寶（搜索）、航行的巨大的“海”。
不少人想當然地以為，網絡化的個人電腦既然是一種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傳播媒介，電腦衹不過是一新出現的大衆傳播媒介，電腦進入家庭與當初電視機進入家庭並無二緻。由於電腦的復製（“拷貝”）能力超過了所有的媒介（如復製一張磁盤比復製一盤錄像帶容易得多），一些人在研究電腦文化時，就套用本雅明的“機器復製”的論點來漫為浮論或強詞奪理。
這種套用從一開始就錯了。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的根本特徵恰恰是大批量復製的反面－－個人性（personality）。套用本雅明論點的人沒有意識到，“機器復製的時代”的“復製”的最終結果不是復製産品，而是復製喪失“個人性”的衆人，即“大衆”。所以他們無法看到個人電腦的使用者與電視觀衆的實質性差別。
從表面上看，電腦與電視都是人的感覺器官的延伸。憑藉都可以被稱為“千裏眼”、“順風耳”的電視和電腦，沿着各個“信道”（chanel，在漢語中，電視的“信道”通常被稱為“頻道”），人可以足不出戶地“出巡”，讓人進入一個信息、訊息的大海。
然而此“大海”非彼“大海”。
在所謂“黃金時間”（prime time）裏，電視觀衆沿着與電腦網絡上的通道相比（“萬維網”是一個很妙的譯名）少得可憐的信道，來到一個個大同小異的“黃金海岸”、“海濱旅遊勝地”，洗海水澡，做日光浴或沙浴，真誠地以為自己“見過了大海”。
按喬治·吉爾德的說法，大衆傳媒所遵循的，在內容上是“最低公倍數”規則，在形式上是“兩分鐘規則”（two-minute rule，指一條電視新聞所占用的時間不能超過兩分鐘）。這兩種規則其實可以概括為一種規則－－在最低的水平上尋求知識、信息旨趣上的共同點。這樣的規則顯然是否定性、限製性、甚至獨裁性的，雖然它通過它的“防鯊網”、“遮陽傘”使我們感到了輕鬆和安全。（沒有不合格的電視觀衆，正如沒有不合格的觀光客。）當你對一條新聞所涉及的內容欲知其詳時，當你錯過你感興趣的一條新聞的播出時間時，當你不滿足於看關於一個人物的短短的新聞報道，而想看他的詳細資料時，你都毫無辦法。這就是個人趣味對於大衆趣味，創造性的領悟能力對於平均化的領悟能力的無條件服從。個人在大衆傳媒所營造的環境下不斷服從的過程，就是一個被不斷復製、不斷“平均化”，被徹底改造成為文化上的消費者的過程。
個人電腦的使用者不是怕被海水淹死的觀光客，不是文化上的消費者，而是像漁夫和水手一樣的生産者。電腦是一個嚮他永遠敞開的無邊無限的大海，它以它的廣阔、深湛和富饒強烈地及引着他。在與大海的朝夕相處中，他不斷升級，逐漸成為一個合格的水手，一個經驗老道的漁夫，而不是像幾十年如一日地看電視的人那樣，在知識旨趣、技術能力上做一個永遠的“留級生”。
雨果說過，比大地更廣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阔的是人的內心。人的“內心”即內在於我們自身的那個“海”（腦海）。雨果說的衹是人的內心的一種可能性。茫茫四海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在實際的生活中，你很少見到內心像大海一樣寬廣甚至比大海還寬廣的人。你頂多可以見到幾個內心像一條大江、大河的人，更多的人內心像一個湖泊，一條小河、小溪，也有的像一潭死水，甚至像一條陰溝。內心淺薄、狹隘的人又最易自以為是和自得其樂（比如坐井觀天的蛙）。他偏安一隅，卻可笑地産生“深沉”和“浩瀚”的感受。
莊子曾經用一個寓言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河伯”（掌管河水的小神）在河水泛濫之時，“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盡在己”。當“河伯”有幸“行至於北海”，看到浩瀚、湛溟的海水時，禁不住“望洋嚮若而嘆”。“河伯”隨後聽到了“北海”的教誨：“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梯米之在太倉乎？”
電視嚮人們提供的信息正好相當於井中之蛙看到的關於“天”的信息。人們常常說，電視是一扇讓你瞭解整個世界的窗口。其實它與實際的窗口相異之處遠多於相通之處。你與你的房間的窗口的距離的遠近不同，你所看到的窗外的景象是不同的。如果你走到窗前，你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象。然而在電視面前，你沒有主動權。你能看到些什麽完全是由電視臺决定的。這就是說，電視臺早已把你固定在一個位置上。無論你是在房間甚至無論在世界的什麽地方（衹要你在看同一個電視節目），你衹能在電視臺為你規定好的“位置”上（無數的觀衆都坐在這同一個“位置”上）“觀天”。電視機與你的關係酷似井底之蛙與井口的關係。“最低公倍數原則”和“兩分種規則”决定了電視這個井口不僅異常狹小而且異常“獨斷”。
電腦的“窗口”（Windows）與電視這扇所謂的“窗口”是大不一樣的。你可以按你個人的喜好選擇最好的位置來看。你所在的這個位置是獨屬於你的，而不是屬於無數個“各位觀衆”的。電視是廣播（broadcasting），而電腦是“窄播”（narrowcasting），甚至連“窄播”都不是，因為你從電腦中得到的信息是你從電腦中“拉出來”（pull）的而不是由信息的擁有者“推給”（push）你的。
嚴格地說，電腦更像是“門”（Gates，音譯為“蓋茨”，這正好就是發明Windows的那個人名字）而不是窗戶。它不是讓你在房間裏看窗外的景象，而是讓你“走出”房間，走嚮戶外，甚至走嚮整個世界。因此也可以說，電腦這個“窗口”使你的房間如同一個“港口”而不是一口井。從這個“港口”出發，你隨時可以以最快的速度駛嚮你想去的地方。你從中得到的歡樂决不可與井中之蛙－－從前坐在電視機前的你－－在“觀天”時體會到的歡樂同日而語。五
雖然你是孤身一人航行在這個“大海”上，但你並不是孤獨的，因為“大海”本身就成了你的最好的夥伴。《百年孤獨》中，主人公奧雷連諾的父親曾經如癡如狂地從事科學探索。馬爾剋斯是這樣描述他的：
當他熟練操作儀器時，他對空間有了認識。這使它足不出戶就能泛舟於神秘之海，漫遊荒漠之地，還能跟顯貴要人交往。正是在那時，他養成了自言自語的習慣，獨自在傢中晃悠，對誰也不理睬。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段話看作是對一個上網者精神狀態的寫照，雖然老奧雷邊諾所操作的“儀器”並非電腦，他所“認識”的“空間”並非賽柏空間（不過要是他生在今天，他一定是一個“黑客”或“網絡巫師”）。這個足不出戶的孤獨的探險者在“泛舟於神秘之海”的過程中體會到的是一種近乎迷狂的歡樂。
老奧雷良諾很容易讓人想起海明威筆下那個“老人”。
細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你可以發現他筆下的“海”暗指他心目中的女人，而“老人”（桑提亞戈）就是海明威本人。在更深的意義上，海明威的“海”不是指“女人”，而是指整個世界，衹是這個世界在性格上有似於一個女人：既狂暴又寧靜，既慳吝又慷慨，既仁慈又殘忍，既貧瘠又富有，既單調又神秘……在獨自與這個“女人”一晝夜的相處中，“老人”在最深、最隱秘的層次理解了、貼近、愛上了這個“女人”，也在最深、最隱秘的層次上理解了自己。從“老人”與“海”的故事，即“我”與“我的女人”或“我”與“我的世界”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細緻地體會到“交往”、“溝通”的本質是什麽，即最深層次的“交往”、“溝通”是什麽。
交往（communication）始於兩個彼此相異、彼此疏離的交往者的見面、相遇。然而這相異、疏離衹是假象，就在這遭遇的時刻，二者開始嚮對方展示越來越深層、越來越隱秘的內涵。這種展示並非自我展示。事實上，當二者分別獨處時，他們都無法嚮自己展示稍稍深一些的內涵，每一個人的真我都在他自己無法測度、無法企及的深處。所以這種展示其實是被激發，被揭示，被領略。雙方領略的都是對方對於自己的反饋，雙方都使對方通嚮隱藏在最深處的自我，同時被引嚮自己的自我，在測度對方深度的同時被測度，在激活、創造對方的同時被創造和激活。兩個曾經是彼此疏離的個體的邊界在創造和激活中被徹底消解－－“你”早已不是“你”，正如“我”早已不是“我”，“你”和“我”的靈魂和身體都共屬於被“你”和“我”共同創造出來的，超乎“你”和“我”之上的共同的靈魂和身體。這是“銷魂”而又重造靈魂，“解體”而又重鑄身體的時刻。一句話，雙方使對方潛在的深度和廣度成為現實，使自己和對方都成為一個浩瀚的海洋，並交匯為同一個海洋，成為一個“共同體”（community）。他們都不在從前那狹小、淺薄的自身之內，而在他們共同的自身，即“共同體”之內。
人類以各種形式（宗教、哲學、文學和藝術）闡釋、表達着“交往”的過程和狀態（communication和community）－－人與世界、人與神、男人與女人、個人與群體的交往。人類的種種努力（從神聖之愛到男女之愛）幾乎都與“交往”有關。柏拉圖用一個希臘神話生動地說明了人類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剋服被孤獨和焦慮。據說最初衹有一種形態的人（完整的人），並無男女之別。由於人觸犯了神，神就把人劈成兩半，一半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被分開的兩半強烈地希望重新合成一體，終日忍受着孤獨的煎熬。當這個“半人”合成一體時，就能體會到一種強烈的快樂。在此之前的孤獨是這種狂歡的必然前奏－－沒有分離，相遇無從談起。兩個被迫分離的個體（半人）彼此契合的程度或者說交往的深度就是“共同體”完整的程度，也就是歡樂的程度。以《老人與海》為例，“老人”與“海”實際上都衹是半個潛在的“海”，在真正的交鋒、交戰之前，彼此之間是相互隔膜的。衹有在小說所描繪的特定的情景下，老人與海“單獨在一起”時，真正的“交往”纔開始，而到最後，這位單獨與海在一起的老人與海達到最深的契合。他通過（也衹有通過）
貼近大海而貼近了他的真正的“自我”－－他與大海結成的完整的“共同體”，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體會到了難以言傳的歡樂。
愛默生曾經指出，一個人與一個人的“自我”（或者說一個人的“本身”，一個人衹是這個“本身”的虛假的身體）完全是兩回事。
每個人本來都是一個潛在的巨人，但常常表現為一個侏儒，每個人都是一個國王，可是他忘記了自己作為國王的身份，終年流浪在自己的王國之外。一個人與他的“自我”的關係，如同陸地上的水與大海的關係。他始終滯留在一個淺陋、狹窄的地方，忘記了大海纔是他的傢園。愛默生把人的“自我”稱為一個人的“內在的海洋”。許許多多的人活着，是在與他的“內在的海洋”遙遙相隔的情況下活着，以致於根本不知道這個“內在的海洋”的存在。人衹有衹身面對自然（他稱之為“自我依靠”），他才能不受幹擾地與自然進行交往。通過回到本來與人是一體卻與人分離了的外在的“自然”而回到內在的“自然”，即“本性”（“自然”與“本性”在英語中是同一個詞－－nature），而這正是人與“自然”的“共同體”。
人能否回到這個共同體，關鍵在於人是否能孤身一個地與自然交往。孤身一人不是自絶於人群，而是以適當的方式（即迂回的方式）走嚮人群。衹有遠離人群才能走嚮人群－－當每一個人都回到他們共有的“自然”、“本性”、“內在的海洋”時，他們就真正融會、聚集在一起了，成為真正的知音，真正的兄弟。反過來，日常生活中的那種湊熱鬧式的交往衹是在擱置、延誤真正的交往，一種虛假的、浮皮潦草的、同床異夢式的“交往”。
在數字時代裏，電腦在很大程度成為人生存其中的世界，人與世界的交往、共在也就是人（腦）與電腦在親密的交往中不斷拓展對方，不斷嚮對方展現為“海”並交融在一起的過程。六
麥剋盧漢把媒介區分為“熱媒介”（hot media）和“涼媒介”（cool media）。如果一種媒介所傳輸訊息的內容一目瞭然、無需深切參與，那麽它就是“熱媒介”，反之，就是“涼媒介”。簡單地說，“熱媒介”就是供人看熱鬧的媒介，而“涼媒介”就是供人看門道的媒介。比如電視就是一種熱媒介，而網絡化的個人電腦就是一種涼媒介。
在當今的英語口語中，cool是一個含義微妙的詞。它的含義與漢語口語中的“來勁”一詞有些相近。在英語世界，人們（主要是年輕人）常常用hot（熱、火爆）來表示“來勁”的意思，但近三四十年來，人們逐漸用hot的反義詞cool（涼、冷靜）來表示這個意思。當美國人對一個東西說“how cool！”時，他是在說這個東西真吸引人而不是相反。香港人將cool一詞音意兩全地譯成“酷”，實在一個很巧妙澤法。在漢語中，“酷”既可用來指“熱”（如“酷熱”、“酷暑”），又可用來指“冷”（“酷寒”，“冷酷”），與cool的含義很相近。“酷”的基本含義是“在程度上很深的”、“後勁很足的”，而不是“泛泛的”，“一般化的”。熱媒介與涼媒介的差別關鍵在於它所提拱的“訊息”的深度的差異，以及與之相應的訊息接受者的參與程度。這兩種媒介意味着兩種正相對立的交往方式－－尋求廣度的交往方式與尋求深度的交往方式，或者說大衆化的交往方式與個人化的交往方式。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有這樣一段語：
托馬斯逐漸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同一個女人做愛和同一個女人睡覺是兩種不同的情感體驗，不僅彼此相異而且絶然對立。在交媾的欲望（一種在數量上延伸到無限的欲望）中是感受不到愛的，衹有在對於同床共枕的欲望（一種僅限於對一個女人的欲望）中才能感受到愛。
藉用我們前面的話來說，“做愛”是一種很“熱”的，無需深度參與的交往方式，而“睡覺”是一種很“涼”（“酷”），尋求深度共享的交往方式。在昆德拉的這部小說中，托馬斯經歷了從與二百多個女人的“性友誼”到與一個女人（特麗莎）結婚的過程，即從輕鬆到沉重的情感歷程。前一個階段是他的大衆化交往階段，而後一個階段是他的個人化交往階段。二百多個性夥伴是他作為海濱旅遊勝地的“大海”，在她們面前，他是一個浪漫的、輕鬆自在的觀光客，而特麗莎獨屬於他的真實的“大海”，在特麗莎面前，他是一個無浪漫和輕鬆可言的“漁夫”。
在數字時代來臨的時代，人類的交往史也將發生與托馬斯的“交往史”相似的變化。人類將逐漸告別各式各樣的“沒有圍墻的妓院”而回到傢中，或者說將使被以電視為代表的大衆化媒介變成“沒有圍墻的妓院”的傢重新成為傢。人類將告別大衆化的“大海”而回到個人化的“海”即個人電腦。數字化技術革命首先導致的是媒介的革命，進而導致一場文化的革命。
麥剋盧漢首創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說法，如今這一說法已成為一個濫而俗，令人耳熟到了有些刺耳的程度，然而這一概論的真正含義卻很少被提及（這是大衆時代的必然結果）。“地球村”概念的主要含義不是指發達的傳播（交通）媒介使地球變小（像一個村莊），而是指人們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的重大變化。交通工具的發達曾經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tribe）都市化（村落即使存在，也失去自足性，它衹是作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即“非村落化”（detribalize），人與人的交往直接的、口語化交往變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交往，人與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斷。而電子媒介又實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retribalize），消除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中心－邊緣結構，消解城市的集權，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個人對個人的交往。
麥剋盧漢的理論風行於六七十年代，後來倍受冷落甚至嘲笑，原因在於人們發現以電視為代表“電子媒”在消除中心（城市）與邊緣（鄉村）的空間距離時，反而加劇了都市化的進程，電子媒介不僅沒有消解中心，反而強化了中心化機構（比如電視臺）的集權和壟斷。地球雖然變小了，但它衹能稱為“地球城”而不是“地球村”麥剋盧漢的預言對了，但他錯置了他的預言。進入九十年代，由於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人們發現，真正作為“涼媒介”（麥氏錯誤地以為電視是一種涼媒介）的“電子媒介”出現了。網絡化的個人電腦正在以不可抵擋的勢頭摧毀着大衆傳播媒介造就的中心－邊緣結構，以及這種結構在信息和文化上的壟斷和獨裁。這正好是一個“重新村落化”的過程。衹有在數字時代裏，地球纔真正成為一個既大又小的村落。用尼葛洛龐蒂的話來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沙皇退位，個人擡頭”，“消解中心主義”（decentralism）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大衆文化行將就木，民間文化和村落文化再生的時代。
本書的中心話題以網絡化個人電腦為標志的數字時代（相對於大衆傳媒時代）裏人的交往方式，人的文化氣質，快樂體驗類型將發生的革命，以及這場革命的來竜去脈。
從上文中，我們已經約略地知道了這場革命的來由和契機，這場革命的正當性依據。人類的近代史是一個各種革命頻仍的時代。
人類越來越意識到，革命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革命並不必然（至少並不是對每個人都必然）意味着福音，革命之後常常出現失望甚至絶望、疲倦甚至休剋。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這場革命已經來臨，也許它不會造成“流血”，但肯定要造成“流淚”。所以，弄清革命的“來竜”是重要的，但弄清它的去脈也許更重要的。我無意充當數字時代的“福音傳道士”，更無意充當未卜先知的預言傢，然而我們應當承認，人類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未卜先知”的，因為人類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早已註定的，我們可以成功地擺脫某些當下的生存睏境，但人類最根本的生存境遇是難以超越的，如同我們難以超越我們的皮膚。總有一個“末日審判”在等待着我們，無論我們現在是如何春風得意馬蹄疾還是凄凄慘慘戚戚，都不能實質性地影響這個末日審判。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末日審判並不是將來某個時候，而是時時刻刻盤桓在我們的眼前，時時刻刻提醒着我們（當然我們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們終究是人而不是神。真正的奇跡早已發生過了，就在這個世界創生之初。與這個奇跡相比，人類擁有的和將要擁有的一切技能，無論它們是多麽
新奇，都算不得什麽奇跡，甚至很可能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們因種種雕蟲小技、奇技淫巧而“得志便猖狂”，我們就是在匆匆忙忙地奔赴深淵。
在電腦這個數字化海洋中，可能有很多我們孜孜以求的東西。以“網絡就是計算機”為口號的“太陽”公司在一傢著名的電腦刊物上打出了一則醒目的廣告：在一臺Sun
E450工作組服務器上方，分別垂直排列着三樣誘人的東西：一塊三明治面包，一堆金條，一個穿着泳裝、戴着墨鏡、斜躺在氣墊上的金發美女，另外還有這樣的廣告詞：“陽光、沙灘、藍天、白雲，一切美好又將重新回到你的身邊。”這則中西合璧（它讓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了“黃金屋”、“顔如玉”之類的佳話）的廣告似乎是在嚮人們許諾着天堂（這樣的天堂又讓我們想起了“海濱旅遊勝地”）。應該說通過“就是計算機”的“網絡”，我們的確可能進入這樣的天堂。
談到天堂，我想起一個曾在中世紀爭論了許久的既粗俗又深刻的問題：“天堂裏倒底有沒有厠所？”（或者說“上帝和天使們到底有沒有大便？”）。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圍繞着“大便”這個不堪入耳的話題大做文章，而且做得相當精采。
對於關心數字時代人的命運這個重大問題的人來說，這個不堪入耳的話題也許是難以回避的。我們衹有讓這個話題“入耳”，纔有可能清醒地而不是猖狂地航行在“大海”上。畢竟，我們是“不情願讓海水給淹死”的。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新約·馬太福音》第１８章第１－５節
我們决不把時間浪費在談論我們正擅長的東西上。這不是我們的文化。每次開會我們談的是，“我們在七個項目上成功了，然而第八個項目呢？”
——蓋茨
蓋茨不願結婚，因為他覺得自己衹有９歲，而一旦結婚，就會像他的父母們一樣垂垂老矣。
如果說蓋茨行為處事常有童心和童趣的話，在他對各種遊戲的酷愛中最為突出。他總是喜歡同許多人一道玩遊戲，這甚至已成為微軟的標志，被命名為“微遊戲”（Microgame），且年年保存下來。
——麥達利（《比爾·蓋茨傳》作者）
“青春期”是兒童時期到成年時期的過渡階段。“青春期”意味着生長、發育。青春期的盡頭就是成熟。“沒有盡頭的青春期”（perpetual adolescence）聽上去是一個矛盾的短語——作為過渡階段的“青春期”不可能“沒有盡頭”。
然而用“沒有盡頭的青春期”來形容電腦技術的狀況是再準確不過了。稍稍留意過電腦發展歷程的人都會發現，儘管電腦技術在短短的四十年間有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發展，但乞今為止的電腦沒有哪一臺電腦堪稱“成熟”。每一臺電腦都經歷和將要經歷“纔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的命運。每一臺具體的電腦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顯得老態竜鐘。要購買一臺最先進的、能在技術上稱雄一世的電腦的想法從一開始就錯了。投放到市場的任何一種型號電腦其實都是過時的電腦。就在一種電腦技術被放投放到市場的過程中，新的電腦技術已經大量地涌現，“最先進”的電腦剛剛問世即成昨日黃花。
通常認為，决定電腦業發展的有三大“法則”。
第一是“摩爾法則”：電腦的處理能力與一個微芯片上集成的晶體管的數量的平方成正比。根據摩爾的測算，電腦的實際處理能力每１８個月翻一倍。
第二是“梅特卡爾夫法則”：電腦網絡的價值與聯結到網上的電腦的數量的平方成正比。索取信息的人越多，信息的資源就越是豐富而不是越是貧乏。
第三是所謂“蓋茨文化霸權法則”：硅𠔌的數字天才們的大腦中一有什麽的念頭冒出，這種念頭就立即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技術，並迅速傳播開來。
這三大法則令人想起中國“大躍進”時期的著名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事實上，電腦業的發展越來越成為一場實實在在的“大躍進”運動，在這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的時代，任何一個電腦用戶都沒無法固步自封。因為當你開始使用電腦時，你就已經把自己置於落伍者的行列。電腦使用者不折不扣是“永遠的落伍者”。然而電腦使用者又無法對自己的落伍狀況安之若素。當人開發電腦技術的時候，電腦技術又在不斷地“開發”人。新的電腦技術既以它的威力來強迫人，又以它的魅力來引誘人不斷地追逐它。電腦技術是最富於刺激性的技術，它不斷地激發起人的好奇、衝動和熱情，又不斷地造成新的苦悶和期待，它使人“衣帶漸闊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身不由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身患嚴重的“強迫癥”。
電腦技術在不斷生長、發育的過程中，迫使人們在知識和技術上不斷地生長、發育。越來越侵入到生活的各個領域的永不成熟的電腦技術如火如荼地發展，使人的生存也陷入到如火如荼而又永不成熟的狀態，而人的這種狀態又正是電腦技術不斷發展的不竭的源泉。
正是出於這種理由，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把“數字時代”稱為人類的“沒有盡頭的青春期”。
“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是把握電腦技術和電腦文化的關鍵概念。“青春期”是一個想擺脫成年人的控製，獨立意識崛起的時期，一個想擺脫稚氣而又稚氣未脫的時期，一個想獲得成年人的權利而又抵觸成年人的生活態度、倫理準則的時期，一個越軌、犯規的時期，一個偷情的時期，一個想離傢出走，獨闖世界的時期，一個不知道什麽叫“適可而止”和“知足常樂”的時期。
多數電腦文化專傢已經看到，電腦黑客在電腦技術的發展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們被稱為“電腦革命的主角”）。衹有理解了“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黑客的各種特徵——黑客的年齡特徵，“黑客倫理”的特點，黑客的是非功過。
衹有理解了理解了“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麽像比爾·蓋茨這樣的“技術玩童”、“技術牛仔”為什麽如此得勢，成為“男孩總裁”、“比爾大帝”。也衹有理解了“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微軟”為什麽在“網景”的攻勢下“兵敗珍珠港”，又為什麽能在相當睏難的處境下反敗為勝。
衹有理解了“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被稱為“離經叛道者的少沙竜”的尼葛洛龐蒂的“媒體實驗室”能從技術的“異端”成為“主流文化”的代表者。
……
電腦誕生於美國，數字時代是美國人開創的時代。這不是偶然的。電腦技術的産生和發展與美國人的民族性格息息相關。從主機型電腦到個人電腦，再到網絡化個人電腦，電腦型態的變化是正好是所謂“美國魂”（American mind）的逐步展現。
最早的美國人就是一群“離傢出走者”。這群“離傢出走者”乘“五月花號”船從“舊世界”（Oldworld，或譯“舊大陸”，指歐洲）來到“新世界”（New world，或譯“新大陸”，指美洲），開始建立一個獨立於“大英帝國”的新的國度，一種獨立於歐洲文化的新的文化。在歐洲人眼裏，他們是一幫沒有規矩、不守禮法的淘氣鬼，一群嚮成年人（歐洲人自己）的生活準則挑戰的沒大沒小的少年，一群目無尊長、犯上作亂的浪蕩子。美國文化說說到底是一種牛仔氣的文化。
從那時起，美國人一直保持着這種形象。２０世紀出現的“迷惘的一代”、“嘻皮士”、“垮掉的一代”都不過是牛仔氣文化性格的不同表現。本章第４節引用了美國人溫勒的話：“從長遠歷史眼光看，我們美國人必定在某些時候強製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我們持續不斷地再度更新（reinvent，亦可譯為“重新發明”）我們自己。這種追求個人和社會的再度更新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國歷史的初期。”
所謂“強製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持續不斷地再度更新”，在我看來，就是“沒有盡頭的青春期”的另一種說法。這就是說，美國人一直是一群“離傢出走者”，一直就處於“青春期”。美國人進入數字時代（他們將使整個世界都進入數字時代），衹不過是更完全徹底地進入青春期。詩人陸遊曾經說過：“汝若欲學詩，工夫在詩外。”其實技術的工夫也常常在技術之外，技術競爭的背後是文化的競爭。中國的一些技術精英和關註技術問題的人常常忽略這一點。對他們來說，嘻皮士文化與電腦革命之間的關聯是不可思議的。比爾·蓋茨在哈佛大學讀的是法律專業，他最愛看的雜志包括《美國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家》，這也會令他們感到詫異。中國的電腦技術人員太熱衷於做“內行”了，太熱衷於“主流文化”了，而沒有意識到領導美國電腦“內行”和正規軍的正是蓋茨與尼葛洛龐蒂這樣的非科班出身的“外行”和“技術牛仔”。
因此，理解數字時代的文化（即ＰＣ文化）和數字時代的人，離不開對美國文化和美國人的理解。數字時代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謂“美國魂”（American mind）。從文化的角度看，電腦技術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美國人的心靈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mind）。
《新約·馬太福音》第１８章第１－５節
我們决不把時間浪費在談論我們正擅長的東西上。這不是我們的文化。每次開會我們談的是，“我們在七個項目上成功了，然而第八個項目呢？”
——蓋茨
蓋茨不願結婚，因為他覺得自己衹有９歲，而一旦結婚，就會像他的父母們一樣垂垂老矣。
如果說蓋茨行為處事常有童心和童趣的話，在他對各種遊戲的酷愛中最為突出。他總是喜歡同許多人一道玩遊戲，這甚至已成為微軟的標志，被命名為“微遊戲”（Microgame），且年年保存下來。
——麥達利（《比爾·蓋茨傳》作者）
“青春期”是兒童時期到成年時期的過渡階段。“青春期”意味着生長、發育。青春期的盡頭就是成熟。“沒有盡頭的青春期”（perpetual adolescence）聽上去是一個矛盾的短語——作為過渡階段的“青春期”不可能“沒有盡頭”。
然而用“沒有盡頭的青春期”來形容電腦技術的狀況是再準確不過了。稍稍留意過電腦發展歷程的人都會發現，儘管電腦技術在短短的四十年間有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發展，但乞今為止的電腦沒有哪一臺電腦堪稱“成熟”。每一臺電腦都經歷和將要經歷“纔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的命運。每一臺具體的電腦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顯得老態竜鐘。要購買一臺最先進的、能在技術上稱雄一世的電腦的想法從一開始就錯了。投放到市場的任何一種型號電腦其實都是過時的電腦。就在一種電腦技術被放投放到市場的過程中，新的電腦技術已經大量地涌現，“最先進”的電腦剛剛問世即成昨日黃花。
通常認為，决定電腦業發展的有三大“法則”。
第一是“摩爾法則”：電腦的處理能力與一個微芯片上集成的晶體管的數量的平方成正比。根據摩爾的測算，電腦的實際處理能力每１８個月翻一倍。
第二是“梅特卡爾夫法則”：電腦網絡的價值與聯結到網上的電腦的數量的平方成正比。索取信息的人越多，信息的資源就越是豐富而不是越是貧乏。
第三是所謂“蓋茨文化霸權法則”：硅𠔌的數字天才們的大腦中一有什麽的念頭冒出，這種念頭就立即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技術，並迅速傳播開來。
這三大法則令人想起中國“大躍進”時期的著名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事實上，電腦業的發展越來越成為一場實實在在的“大躍進”運動，在這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的時代，任何一個電腦用戶都沒無法固步自封。因為當你開始使用電腦時，你就已經把自己置於落伍者的行列。電腦使用者不折不扣是“永遠的落伍者”。然而電腦使用者又無法對自己的落伍狀況安之若素。當人開發電腦技術的時候，電腦技術又在不斷地“開發”人。新的電腦技術既以它的威力來強迫人，又以它的魅力來引誘人不斷地追逐它。電腦技術是最富於刺激性的技術，它不斷地激發起人的好奇、衝動和熱情，又不斷地造成新的苦悶和期待，它使人“衣帶漸闊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身不由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身患嚴重的“強迫癥”。
電腦技術在不斷生長、發育的過程中，迫使人們在知識和技術上不斷地生長、發育。越來越侵入到生活的各個領域的永不成熟的電腦技術如火如荼地發展，使人的生存也陷入到如火如荼而又永不成熟的狀態，而人的這種狀態又正是電腦技術不斷發展的不竭的源泉。
正是出於這種理由，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把“數字時代”稱為人類的“沒有盡頭的青春期”。
“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是把握電腦技術和電腦文化的關鍵概念。“青春期”是一個想擺脫成年人的控製，獨立意識崛起的時期，一個想擺脫稚氣而又稚氣未脫的時期，一個想獲得成年人的權利而又抵觸成年人的生活態度、倫理準則的時期，一個越軌、犯規的時期，一個偷情的時期，一個想離傢出走，獨闖世界的時期，一個不知道什麽叫“適可而止”和“知足常樂”的時期。
多數電腦文化專傢已經看到，電腦黑客在電腦技術的發展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們被稱為“電腦革命的主角”）。衹有理解了“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黑客的各種特徵——黑客的年齡特徵，“黑客倫理”的特點，黑客的是非功過。
衹有理解了理解了“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麽像比爾·蓋茨這樣的“技術玩童”、“技術牛仔”為什麽如此得勢，成為“男孩總裁”、“比爾大帝”。也衹有理解了“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微軟”為什麽在“網景”的攻勢下“兵敗珍珠港”，又為什麽能在相當睏難的處境下反敗為勝。
衹有理解了“青春期”，我們才能理解被稱為“離經叛道者的少沙竜”的尼葛洛龐蒂的“媒體實驗室”能從技術的“異端”成為“主流文化”的代表者。
……
電腦誕生於美國，數字時代是美國人開創的時代。這不是偶然的。電腦技術的産生和發展與美國人的民族性格息息相關。從主機型電腦到個人電腦，再到網絡化個人電腦，電腦型態的變化是正好是所謂“美國魂”（American mind）的逐步展現。
最早的美國人就是一群“離傢出走者”。這群“離傢出走者”乘“五月花號”船從“舊世界”（Oldworld，或譯“舊大陸”，指歐洲）來到“新世界”（New world，或譯“新大陸”，指美洲），開始建立一個獨立於“大英帝國”的新的國度，一種獨立於歐洲文化的新的文化。在歐洲人眼裏，他們是一幫沒有規矩、不守禮法的淘氣鬼，一群嚮成年人（歐洲人自己）的生活準則挑戰的沒大沒小的少年，一群目無尊長、犯上作亂的浪蕩子。美國文化說說到底是一種牛仔氣的文化。
從那時起，美國人一直保持着這種形象。２０世紀出現的“迷惘的一代”、“嘻皮士”、“垮掉的一代”都不過是牛仔氣文化性格的不同表現。本章第４節引用了美國人溫勒的話：“從長遠歷史眼光看，我們美國人必定在某些時候強製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我們持續不斷地再度更新（reinvent，亦可譯為“重新發明”）我們自己。這種追求個人和社會的再度更新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國歷史的初期。”
所謂“強製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持續不斷地再度更新”，在我看來，就是“沒有盡頭的青春期”的另一種說法。這就是說，美國人一直是一群“離傢出走者”，一直就處於“青春期”。美國人進入數字時代（他們將使整個世界都進入數字時代），衹不過是更完全徹底地進入青春期。詩人陸遊曾經說過：“汝若欲學詩，工夫在詩外。”其實技術的工夫也常常在技術之外，技術競爭的背後是文化的競爭。中國的一些技術精英和關註技術問題的人常常忽略這一點。對他們來說，嘻皮士文化與電腦革命之間的關聯是不可思議的。比爾·蓋茨在哈佛大學讀的是法律專業，他最愛看的雜志包括《美國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家》，這也會令他們感到詫異。中國的電腦技術人員太熱衷於做“內行”了，太熱衷於“主流文化”了，而沒有意識到領導美國電腦“內行”和正規軍的正是蓋茨與尼葛洛龐蒂這樣的非科班出身的“外行”和“技術牛仔”。
因此，理解數字時代的文化（即ＰＣ文化）和數字時代的人，離不開對美國文化和美國人的理解。數字時代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謂“美國魂”（American mind）。從文化的角度看，電腦技術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美國人的心靈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