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神秘的群島人們是怎樣進去的呢？到那裏，時時刻刻有飛機飛去，船舶開去，火車隆隆駛去——可是它們上面卻沒有標明目的地的字樣。售票員也好，蘇聯旅行社和國際旅行社的經理人員也好，如果你嚮他們詢問到那裏去的票子，他們會感到驚異。無論整個群島，還是其無數島嶼中的任何一個，他們都毫無所知，毫無所聞。
那些去管理群島的——通過內務部的學校進入那裏。
那些去擔任警衛的——通過兵役局徵召。
而到那裏去死亡的，讀者，如像你我之輩，唯一的必經之路，就是通過逮捕。
逮捕！！說它是你整個生活的急轉劇變？說它是晴天霹靂對你的當頭一擊？說它是那種並非每人都能習慣並往往會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蕩？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當一個沙啞的聲音嚮你說“你被捕了”，這個時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對你說：你被捕了——那麽難道還會有什麽東西能在這場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動嗎？
但是，糊塗了的腦子不能理解這種天崩地坼的變化，我們中間最聰穎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於是在這一時刻衹能從自己的全部生活經驗中擠出一句話來：
“我？？為了什麽？！？”
在我們之前就已重複過千百萬次的這個問題，從來也沒有得到過答復。
逮捕——這是瞬息間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驚人的變動、轉換。
在我們生活的漫長麯折的道路上，我們時常沿着一些圍墻、圍墻、圍墻——爛木頭做的、土坯砌的、磚砌的、混凝土的、鐵的——幸福地疾馳而過，或者不幸地踟躕而行。我們沒有思索過，它們的後面是什麽？我們既不曾試圖用眼睛也不曾試圖用悟性往那後面窺看一下——而那裏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開始的地方。而且我們也沒有察覺在這些無盡頭的圍墻上有着無數修得結結實實的、偽裝得很好的小門。所有所有這些小門都是為我們準備的！—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門迅速打開了，四衹不習慣於勞動卻善於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們的腳，抓住我們的手，抓住衣領，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樣拖了進去，而我們後面的小門，嚮着我們往日生活的小門，便永遠關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對此我們也就什麽也回答不出來，除了發出小綿羊的咩咩叫聲：
“我嗎？為了什麽？？……”
這是使人眼花繚亂的電閃雷擊，從此，現在就變為過去，而不可能的事卻成為真實的現在。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無論在最初的一小時，無論在頭幾晝夜，你的腦子裏什麽別的也裝不進去了。
在你的絶望之中，馬戲團的道具月亮還會嚮你閃出光亮：“這是一個誤會！會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現在已經變成關於逮捕的傳統概念，甚至變成文學概念的東西——將不在你的惶惑的記憶中，而在你的傢屬和鄰居的記憶中積聚和構成。
這是刺耳的夜間門鈴聲或粗暴的敲門聲。這是夜間執行任務的行動人員穿着不擦幹淨的靴於雄赳赳地跨進門來。這是在他們背後跟進來的嚇得發呆的見證人（幹嗎要這個見證人？——遭難者不敢想，行動人員記不得，但按條令應當這樣做，於是，為了簽名作證，他就必須通宵坐以待旦。而且為這個從被窩裏被拽出來的見證人設想，一夜一夜地走來走去幫助逮捕他自己的鄰居和熟人，這確實也是活受罪人
傳統的逮捕——還有發抖的手為被帶走的人收拾東西：替換衣服、一塊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誰也不知道該穿什麽，可以穿什麽，怎樣容更好些，而行動人員卻在催促着，阻止着：“什麽也不需要。那裏會給吃飽的，那裏是暖和的。”（都是謊話。而催促是為了恐嚇。）
傳統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帶走以後，還有一股嚴厲、陌生、盛氣凌人的勢力一連許多小時在住所裏作威作福。這就是——撬鎖破門，從墻上扯下和扔下東西，從櫃子和桌子裏把東西扔到地上、抖、撒、撕，——於是地板上亂七八糟的東西堆積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響。而且搜查時是什麽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也沒有的！在逮捕機車司機莫諾申的時候，房間裏停放着一具他剛死去的嬰兒的小棺材。司法人員們把嬰兒從棺材裏扔了出來，他們在那裏也進行了搜索。還把病人從被窩裏拽出來，還解開綳帶。而且在搜查時什麽都不可能被認為是荒唐的！古物愛好者切特維魯被抄走了“若幹張沙皇諭旨”——那就是：關於結束同拿破侖戰爭的諭旨，關於組織神聖同盟的諭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亂的禱文，我國優秀的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貴的古代手抄本（過了三十年，死者的學生們好不容易纔從剋格勃手中把它們搶救出來！）。在逮捕東方學家涅夫斯基時，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過了二十五年，為表彰對這些抄本的譯釋，給死者追授了列寧奬金）。卡爾蓋被抄走了葉尼塞流域奧斯恰剋人的文獻檔案，他所發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於是這個小民族就始終沒有文字。用知識分子的語言來描述這一切話就長了，而民間關於搜查是這樣說的：什麽沒有找什麽。
凡查抄的東西一概運走，有時還迫使被捕者本人搬運——如像尼娜·亞歷山德羅芙娜·帕爾欽斯卡婭就曾把她那個永遠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的偉大工程師的一袋文件和書信扛上——送到他們的虎口裏，一去永不復返。
對於逮捕後留下的人，日後將是漫長的被攪亂了的空虛生活，嘗試去遞交東西。但從所有的窗口聽到的總是狗吠般的聲音：“名單上沒有這個人，”“沒有這個人！”在列寧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這樣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晝夜的隊。衹有經過一年半載，也許被捕者本人會發出點回音，或許從裏面會傳出一句話：“該犯沒有通信權。”而這就已經意味着——此生休矣。“沒有通信權”——這幾乎無疑地是說：已遭槍决。
一言以蔽之，“我們生活在可詛咒的條件下，一個人忽然下落不明了，連最親近的人——妻子和母親……都整整幾年不知道他的情況。”說得對嗎？不對嗎？這是列寧於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訃告中寫的。說一句直率的話：巴布什金為起義者運送武器，因而遭到槍殺。他知道他是在冒什麽風險。與我們這些傢兔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我們關於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這種類型的夜間逮捕，在我國確乎是慣常的做法，因為它有一些重大的優越性。住宅裏的所有人聽到第一響敲門聲就被嚇破了膽。逮捕對象是從熱被窩裏拖出來的，他還完全處在半睡不醒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中，神智是不清的。在進行夜間逮捕時，行動人員在力量上占有優勢：他們是幾個武裝人員前來對付一個褲子都沒有穿好的人；在收拾東西和進行搜查時，想必在門口不會聚集起一群遭難人的可能擁護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臨一所住宅，然後去另一傢，明天再去第三傢和第四傢，這樣，編內行動人員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夠把比這些編內人員多許多倍的城市居民關進監獄。
這種夜間逮捕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無論毗鄰房屋，無論城市街道，都看不見一夜之間帶走了多少人。這種夜間逮捕嚇壞了近鄰，對於遠鄰來說卻算不了什麽事件。它們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夜間，“烏鴉車””在這條柏油馬路上往來奔馳，白天，年輕的一代舉着旗幟和花束，唱着歡樂光明的歌麯沿着它邁步行進。
但是，對於那些以抓人為專職的捕手來說，被捕人的驚恐慘狀不過是習以為常、膩煩厭人的瑣事，他們對逮捕行動的理解要廣泛得多。他們有一大套理論，不要想得天真，以為這種理論是不存在的。逮捕學——這是普通監獄學教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堅實的社會理論基礎。逮捕有依各種特徵的分類法：夜間的和白天的；傢中的、工作地點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複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預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幾千萬個場合根本沒有預期會發生任何抗拒，而且確實沒有發生）來進行區分。還可以按照預定的搜查的嚴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錄，是否查封房間或住宅；是否要隨丈夫之後並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則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傢屬發送流放，或者還把老人們也送去營等等來區分逮捕。
還單獨有一整套的搜查學（我曾讀到過供阿拉木圖法律函授學校學生用的小册子），書裏大為贊賞一些司法人員，他們在進行一次搜查時，不怕麻煩地翻騰三十二噸糞肥、六萬木材、兩大車幹草，清除了整個宅旁園地的積雪，從爐子裏掏出磚頭，掏了髒水坑，檢查了抽水馬桶，在狗窩、雞窩、鳥巢裏作了搜尋，刺穿床墊，從身上揭下貼着的膏藥，甚至拔下金屬假牙找尋是否藏有縮微文件。此書嚮學生們竭力推薦，一次搜查要從人身開始，以人身結束（以防這人順手從搜查過的東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後還要去同一地點，但要在早晚不同時間，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伊爾瑪·明戴爾是個匈牙利女人，她在國際（一九二六年）弄到了兩張大劇院的戲票，是頭排位置的。偵查員剋列蓋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請剋列蓋一起去。他們溫情脈脈地度過了全部演出時間，而在演出結束後，他就把她直接帶到了盧賓卡。一九二七年六月裏，百花盛開的一天，在庫茲涅茨橋，臉頰豐滿梳着褐色辮子的美人安娜·斯剋裏普尼科娃剛給自己買了藍色的連衣裙料子，有一個穿着講究的年輕人走來請她坐上馬車（而車夫卻已經明白了，便皺起了眉頭：機關是不付車錢的），要知道這並不是幽會，而是逮捕：他們現在就拐到盧賓卡，駛進黑洞洞的大門。如果說（過了二十二個春天以後），穿着白、身上散發出貴重香水氣息的海軍中校包利斯·布爾科夫斯基給一個姑娘買了塊大蛋糕，那末請不要發誓保證，這塊大蛋糕定會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員劃得刀痕縱橫，並由他本人帶進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無論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廣衆的逮捕，我們這裏從來也沒有忽視過。然而，它做得幹淨利落，並且，令人驚異不置的是，遭難者本人同行動人員總是協調配合，盡可能顯得氣度雍容，為的是不使別的活着的人們察覺出這個大限已到的人的滅亡。
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到傢裏敲門進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話，也得由房屋管理員或郵遞員去敲），也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點加以逮捕。如果預定要逮捕的人極為機靈，逮捕宜於在離開他所習慣的環境的地方進行——離開他的傢屬，離開同事，離開志同道合者，離開密室：他什麽也不應當來得及銷毀掉、藏起來、轉移出去。對於軍界的或黨的大官們，有時先給一個新的任命，撥給一節有客廳的車廂，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個被挨傢逐戶的捕人嚇呆了的，已經整一個星期因上司陰沉冷漠的臉神而惴惴不安的無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會委員會去，在那裏滿面春風地給了他一張到索契去的療養證。傢兔感動了——這麽說，他的恐懼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謝，他歡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傢去收拾箱子。離開車還有兩小時，他責駡笨手笨腳的老婆。好了，終於到達了車站！還有時間。在旅客候車室裏，或者在賣啤酒的櫃臺旁，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喊了他一聲：“彼得·伊凡內奇，您沒有認出我來嗎？”彼得·伊凡內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沒有，雖然……”年輕人態度十分親熱地說：“啊，可不，可不，我來提醒您吧……”接着嚮彼得·伊凡內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請求：“請您原諒，您的丈夫過一會兒就……”妻子允許了，這個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輓着彼得·伊凡內奇的手把他帶走了——永遠或者為期十年！
車站四周熙熙攘攘什麽也沒有察覺，……愛好旅行的公民們！不要忘記，在每個車站上都有國傢保衛總局的派出機構和幾間監室。
假熟人的這種糾纏是那樣厲害，一個沒有受過營狼一般訓練的人是不那麽能夠輕易擺脫掉的。不要以為，如果你是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譬如名叫亞歷山大·德·，那麽你就不會光天化日之下在高爾基大街中央電報大樓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過稠密的人群嚮你奔來，攤開那善於抓捕的雙手：“薩夏！”他不是埋伏在一邊，而是幹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見了！？來，咱們往旁邊站站，別妨礙人傢。”而在旁邊，在人行道邊，這時正好開來一輛“勝利牌”小汽車……（過幾天塔斯社將在各報憤怒聲明：有關方面對亞歷山大·德·失蹤一事毫無所知）。是啊，這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的好漢們在布魯塞爾也搞過這樣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諾夫就是這樣被捕的），在莫斯科算個什麽。
應當給機關以應有的贊揚：在演說傢的講話、劇院的演出和婦女服裝式樣都像是從傳送帶生産出來的時代，逮捕方式還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樣性。你被帶到工廠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證確證了自己身份以後——你就被抓走了；你發着三十九度的高燒被從軍醫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醫生卻並沒有對你的逮捕表示反對（他反對試試！）；你直接從手術臺上、在做胃潰瘍手術時被抓走（H。M·沃羅比堯夫，邊疆區國民教育局督學，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進了牢房（卡爾普尼奇回憶）；你（納吉亞·列維茨卡妮）要求會見被判刑的母親。給你會見！——而這卻是對質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請到定購部去，在那裏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面上讓他在傢留宿了一夜的朝聖者；逮捕你的是來抄電表的電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與你相撞的騎自行車人；鐵路乘務員、出租汽車司機、儲蓄所職員和電影院管理人員——所有這些人都會逮捕你，你衹是事後纔會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紅色證件。
有時，逮捕好像是一種遊戲，在這上面用了多少過分多餘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飽了沒處消耗的精力，其實，不這樣做遭難者也不會作什麽抵抗的。是否行動人員想這樣來顯示自己的工作，來為其衆多的人數進行辯解。其實看來衹需給所有預定要抓起來的傢兔們分送去傳票就夠了——他們自己就會在指定的時刻帶着小包裹走進機關的黑色鐵門，以便在給他們預定好的牢房裏占有一席之地。（對集體農莊莊員正是這樣逮捕的，難道還需要夜間穿過荒郊野地上他傢去？把他叫到村蘇维埃去逮捕起來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辦公室去逮捕。）
當然，任何機器都有自己的吞進額，超過這個定額它是辦不到的。在緊綳綳滿騰騰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時一輛一輛的軍用列車從歐洲開來，需要一下子把它們全部吞進並送到古拉格群島去，——這種花樣豐富的遊戲已經沒有了，理論也大大地褪色了，舉行儀式用的羽飾也丟光了，結果幾十萬人的逮捕弄得像於巴巴的點名：拿一張名單站在那裏，從一列車裏喊名叫出來，再關進另一列車去，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國幾十年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於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種誰都是在劫難逃的共同感覺，一種不可逃脫國傢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手掌的觀念（在我國的身份證制度下，這是符合實際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時期，人們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嚮傢裏人告別，因為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連那個時候，他們都幾乎沒有人逃跑（衹有少數人自殺）。這正合需要。馴羊狼好啃。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還由於對逮捕流行病的機製不瞭解。逮什麽人，不碰什麽人，機關往往沒有切實的選擇依據，而是為了完成控製數字，湊齊數字可能有一定規律，也可能帶有完全偶然的性質。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婦女到新切爾卡斯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站去，詢問如何處理她被捕鄰居的沒有奶吃的乳兒。那兒的人對她說：“清等一等，我們查一下。”她坐待了兩個小時光景——就從接待站被抓走送進了牢房：正急需湊滿數字，可是又派不出那麽多工作人員到全城去抓，而這一位已經自己送上門來！相反，住在奧爾沙附近的拉脫維亞人安德烈·巴威爾，內務人民委員部上門去抓他，他不開門跳窗戶跑了，一口氣逃到西伯利亞。雖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實姓住在那裏，而且證件上寫得清清楚楚，他是從奧爾沙來的，他卻始終沒有被關進去。既沒有被機關傳訊，也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因為有三種通緝：全蘇聯的、共和國的和省的，而對逮捕大流行時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會宣佈省級以上的通緝。根據偶然情況，諸如鄰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個鄰居頂替。像安德烈·巴威爾那樣，偶然落入圍捕圈或陷入設伏的住宅並有勇氣即刻在第一次審訊前逃跑的人，從來也不會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誰要是留下來等待公正處理，誰就得到刑期。然而幾乎所有的人，占壓倒多數的人，正是這樣表現的：猶豫畏縮，束手無策，聽天由命。
誠然，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況下，往往讓親屬具結不出境，而隨後補一個手續，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輕而易舉的。
普遍的無辜也就産生普遍的無所作為。也許還不至於被抓起來？也許這樣就對付過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羅格裏沃地方學校的主要教師。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個農民走到他身旁轉達了某人的話：“亞歷山大·伊萬內奇，快離開吧，你已經上了名單了！”可是他留了下來：要知道整個學校都靠我支持，他們自己的子女也在我這裏念書——他們怎麽會把我抓起來？……
（過了幾天就被捕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萬尼亞·列維茨基在十四歲的年紀就懂得：“每個誠實的人都應當入監牢。現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長大了——也會把我關起來的。”（他二十三歲被關進監牢。）大多數則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綫希望。既然你是無罪的，——那為什麽要把你逮起來呢？這是錯誤！人傢已經抓住你的衣領在拖，而你卻還暗自念念有詞：“這是錯誤！一弄清楚——就會放出來！”把其他人大批關進去，這也不像話，但是每個人的具體情況誰弄得清楚：“也許拔一個恰好是……？”至於你，你肯定是無辜的！你還把機關看成是合乎人類邏輯的機構：一弄清楚，就放出來。
因此你幹嗎要逃跑呢？……你怎樣可以抵抗呢？須知你衹會惡化自己的處境，你會妨礙把錯誤弄清楚。你連下樓梯都跟着腳，因為叫你不要讓鄰居聽見，哪裏還談得上進行什麽抵抗。
後來在營中他便會痛切感到，如果每個行動人員夜裏去執行逮捕時，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來，因而也和自己傢屬訣別的話，那情形會怎樣呢？如果在大規模捕人入獄時期，比如在列寧格勒，當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監獄的時候，人們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裏，聽到每一次大門砰砰響聲和樓梯上的腳步聲就嚇得發呆——而是明白了他們再也不會失去什麽，於是精神抖擻地幾人一組手中拿着斧頭、錘子、火鈎子，拿着順手拿到的一切東西在自己的門道裏設下埋伏，那又會怎樣呢？既然早就知道，這些夜間便帽客來者不善——那就給殺人兇手迎頭痛擊，這决不會錯。還有那輛停在街上衹坐着一個司機的“烏鴉車”——趕走它，或者紮穿車輪n機關不會馬上算出工作人員和車輛的缺額，這樣一來，不管斯大林多麽渴求，這個可詛咒的機器一定會停下來！
如果……如果……對於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簡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麽呢？拒絶解下褲帶？或者拒絶站到房間角落裏？或者拒絶跨出傢門檻？逮捕是由一連串小動作、是由許多細微末節構成的。為了單獨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沒有意思去爭論（當被捕者的思想圍繞着一個大問題“為了什麽？”在轉圈子的時候），而所有這些小動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構成了逮捕。
一個剛被捕者的心裏有多少事兒在翻騰！——光這一點就足夠寫一本書。那裏可能有着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歲的葉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時候，三個年輕的契卡人員在她的床鋪裏、放衣物的五鬥櫃裏東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麽也沒有，什麽也不會找到的。可是，突然他們碰了她連母親都不會給看的隱秘日記——三個充滿敵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讀着她的日記。這件事對她的震撼，超過整個盧賓卡連同它的柵欄和地下室。在許多人說來，逮捕對這種私人感情和眷念的傷害，可能要比監獄的恐懼或思想強加於他的強烈得多。一個內心對暴力未做準備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總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聰明而大膽的人剎那間就明白了該怎麽辦。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格裏高裏耶夫一九四八年在來人抓他的時候，築起防柵進行抵抗，贏得了兩小時的時間去燒毀文件。
有時，被捕的主要感覺是如釋重負，甚至……高興，但這是發生在逮捕大流行時期：當四周圍正在把像你那樣的人一個個抓起來的時候，而不知為了什麽緣故卻老不來抓你，不知為什麽老是拖延——須知這種睏擾，這種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這不僅對軟弱的人是這樣。以後我們還將多次提到的瓦西裏·弗拉索夫，一個無所畏懼的人，不顧他的非黨助手們的勸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區的全體領導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卻老是沒人來抓他，他吃不消這種精神壓力，衹能自己把腦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並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裏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伊拉剋裏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圖去訪問被流放的教徒們，在這期間已經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過他三次。當他回來的時候，教民們到車站去接他，沒有讓他回傢。把他從一傢到另一傢地輾轉藏匿了八年。神父被這種提心吊膽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盡，所以當一九四二年終於把他抓起來的時候，他竟高興地給上帝唱起贊美詩來。
那些去管理群島的——通過內務部的學校進入那裏。
那些去擔任警衛的——通過兵役局徵召。
而到那裏去死亡的，讀者，如像你我之輩，唯一的必經之路，就是通過逮捕。
逮捕！！說它是你整個生活的急轉劇變？說它是晴天霹靂對你的當頭一擊？說它是那種並非每人都能習慣並往往會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蕩？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當一個沙啞的聲音嚮你說“你被捕了”，這個時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對你說：你被捕了——那麽難道還會有什麽東西能在這場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動嗎？
但是，糊塗了的腦子不能理解這種天崩地坼的變化，我們中間最聰穎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於是在這一時刻衹能從自己的全部生活經驗中擠出一句話來：
“我？？為了什麽？！？”
在我們之前就已重複過千百萬次的這個問題，從來也沒有得到過答復。
逮捕——這是瞬息間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驚人的變動、轉換。
在我們生活的漫長麯折的道路上，我們時常沿着一些圍墻、圍墻、圍墻——爛木頭做的、土坯砌的、磚砌的、混凝土的、鐵的——幸福地疾馳而過，或者不幸地踟躕而行。我們沒有思索過，它們的後面是什麽？我們既不曾試圖用眼睛也不曾試圖用悟性往那後面窺看一下——而那裏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開始的地方。而且我們也沒有察覺在這些無盡頭的圍墻上有着無數修得結結實實的、偽裝得很好的小門。所有所有這些小門都是為我們準備的！—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門迅速打開了，四衹不習慣於勞動卻善於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們的腳，抓住我們的手，抓住衣領，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樣拖了進去，而我們後面的小門，嚮着我們往日生活的小門，便永遠關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對此我們也就什麽也回答不出來，除了發出小綿羊的咩咩叫聲：
“我嗎？為了什麽？？……”
這是使人眼花繚亂的電閃雷擊，從此，現在就變為過去，而不可能的事卻成為真實的現在。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無論在最初的一小時，無論在頭幾晝夜，你的腦子裏什麽別的也裝不進去了。
在你的絶望之中，馬戲團的道具月亮還會嚮你閃出光亮：“這是一個誤會！會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現在已經變成關於逮捕的傳統概念，甚至變成文學概念的東西——將不在你的惶惑的記憶中，而在你的傢屬和鄰居的記憶中積聚和構成。
這是刺耳的夜間門鈴聲或粗暴的敲門聲。這是夜間執行任務的行動人員穿着不擦幹淨的靴於雄赳赳地跨進門來。這是在他們背後跟進來的嚇得發呆的見證人（幹嗎要這個見證人？——遭難者不敢想，行動人員記不得，但按條令應當這樣做，於是，為了簽名作證，他就必須通宵坐以待旦。而且為這個從被窩裏被拽出來的見證人設想，一夜一夜地走來走去幫助逮捕他自己的鄰居和熟人，這確實也是活受罪人
傳統的逮捕——還有發抖的手為被帶走的人收拾東西：替換衣服、一塊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誰也不知道該穿什麽，可以穿什麽，怎樣容更好些，而行動人員卻在催促着，阻止着：“什麽也不需要。那裏會給吃飽的，那裏是暖和的。”（都是謊話。而催促是為了恐嚇。）
傳統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帶走以後，還有一股嚴厲、陌生、盛氣凌人的勢力一連許多小時在住所裏作威作福。這就是——撬鎖破門，從墻上扯下和扔下東西，從櫃子和桌子裏把東西扔到地上、抖、撒、撕，——於是地板上亂七八糟的東西堆積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響。而且搜查時是什麽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也沒有的！在逮捕機車司機莫諾申的時候，房間裏停放着一具他剛死去的嬰兒的小棺材。司法人員們把嬰兒從棺材裏扔了出來，他們在那裏也進行了搜索。還把病人從被窩裏拽出來，還解開綳帶。而且在搜查時什麽都不可能被認為是荒唐的！古物愛好者切特維魯被抄走了“若幹張沙皇諭旨”——那就是：關於結束同拿破侖戰爭的諭旨，關於組織神聖同盟的諭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亂的禱文，我國優秀的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貴的古代手抄本（過了三十年，死者的學生們好不容易纔從剋格勃手中把它們搶救出來！）。在逮捕東方學家涅夫斯基時，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過了二十五年，為表彰對這些抄本的譯釋，給死者追授了列寧奬金）。卡爾蓋被抄走了葉尼塞流域奧斯恰剋人的文獻檔案，他所發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於是這個小民族就始終沒有文字。用知識分子的語言來描述這一切話就長了，而民間關於搜查是這樣說的：什麽沒有找什麽。
凡查抄的東西一概運走，有時還迫使被捕者本人搬運——如像尼娜·亞歷山德羅芙娜·帕爾欽斯卡婭就曾把她那個永遠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的偉大工程師的一袋文件和書信扛上——送到他們的虎口裏，一去永不復返。
對於逮捕後留下的人，日後將是漫長的被攪亂了的空虛生活，嘗試去遞交東西。但從所有的窗口聽到的總是狗吠般的聲音：“名單上沒有這個人，”“沒有這個人！”在列寧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這樣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晝夜的隊。衹有經過一年半載，也許被捕者本人會發出點回音，或許從裏面會傳出一句話：“該犯沒有通信權。”而這就已經意味着——此生休矣。“沒有通信權”——這幾乎無疑地是說：已遭槍决。
一言以蔽之，“我們生活在可詛咒的條件下，一個人忽然下落不明了，連最親近的人——妻子和母親……都整整幾年不知道他的情況。”說得對嗎？不對嗎？這是列寧於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訃告中寫的。說一句直率的話：巴布什金為起義者運送武器，因而遭到槍殺。他知道他是在冒什麽風險。與我們這些傢兔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我們關於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這種類型的夜間逮捕，在我國確乎是慣常的做法，因為它有一些重大的優越性。住宅裏的所有人聽到第一響敲門聲就被嚇破了膽。逮捕對象是從熱被窩裏拖出來的，他還完全處在半睡不醒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中，神智是不清的。在進行夜間逮捕時，行動人員在力量上占有優勢：他們是幾個武裝人員前來對付一個褲子都沒有穿好的人；在收拾東西和進行搜查時，想必在門口不會聚集起一群遭難人的可能擁護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臨一所住宅，然後去另一傢，明天再去第三傢和第四傢，這樣，編內行動人員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夠把比這些編內人員多許多倍的城市居民關進監獄。
這種夜間逮捕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無論毗鄰房屋，無論城市街道，都看不見一夜之間帶走了多少人。這種夜間逮捕嚇壞了近鄰，對於遠鄰來說卻算不了什麽事件。它們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夜間，“烏鴉車””在這條柏油馬路上往來奔馳，白天，年輕的一代舉着旗幟和花束，唱着歡樂光明的歌麯沿着它邁步行進。
但是，對於那些以抓人為專職的捕手來說，被捕人的驚恐慘狀不過是習以為常、膩煩厭人的瑣事，他們對逮捕行動的理解要廣泛得多。他們有一大套理論，不要想得天真，以為這種理論是不存在的。逮捕學——這是普通監獄學教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堅實的社會理論基礎。逮捕有依各種特徵的分類法：夜間的和白天的；傢中的、工作地點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複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預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幾千萬個場合根本沒有預期會發生任何抗拒，而且確實沒有發生）來進行區分。還可以按照預定的搜查的嚴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錄，是否查封房間或住宅；是否要隨丈夫之後並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則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傢屬發送流放，或者還把老人們也送去營等等來區分逮捕。
還單獨有一整套的搜查學（我曾讀到過供阿拉木圖法律函授學校學生用的小册子），書裏大為贊賞一些司法人員，他們在進行一次搜查時，不怕麻煩地翻騰三十二噸糞肥、六萬木材、兩大車幹草，清除了整個宅旁園地的積雪，從爐子裏掏出磚頭，掏了髒水坑，檢查了抽水馬桶，在狗窩、雞窩、鳥巢裏作了搜尋，刺穿床墊，從身上揭下貼着的膏藥，甚至拔下金屬假牙找尋是否藏有縮微文件。此書嚮學生們竭力推薦，一次搜查要從人身開始，以人身結束（以防這人順手從搜查過的東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後還要去同一地點，但要在早晚不同時間，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伊爾瑪·明戴爾是個匈牙利女人，她在國際（一九二六年）弄到了兩張大劇院的戲票，是頭排位置的。偵查員剋列蓋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請剋列蓋一起去。他們溫情脈脈地度過了全部演出時間，而在演出結束後，他就把她直接帶到了盧賓卡。一九二七年六月裏，百花盛開的一天，在庫茲涅茨橋，臉頰豐滿梳着褐色辮子的美人安娜·斯剋裏普尼科娃剛給自己買了藍色的連衣裙料子，有一個穿着講究的年輕人走來請她坐上馬車（而車夫卻已經明白了，便皺起了眉頭：機關是不付車錢的），要知道這並不是幽會，而是逮捕：他們現在就拐到盧賓卡，駛進黑洞洞的大門。如果說（過了二十二個春天以後），穿着白、身上散發出貴重香水氣息的海軍中校包利斯·布爾科夫斯基給一個姑娘買了塊大蛋糕，那末請不要發誓保證，這塊大蛋糕定會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員劃得刀痕縱橫，並由他本人帶進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無論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廣衆的逮捕，我們這裏從來也沒有忽視過。然而，它做得幹淨利落，並且，令人驚異不置的是，遭難者本人同行動人員總是協調配合，盡可能顯得氣度雍容，為的是不使別的活着的人們察覺出這個大限已到的人的滅亡。
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到傢裏敲門進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話，也得由房屋管理員或郵遞員去敲），也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點加以逮捕。如果預定要逮捕的人極為機靈，逮捕宜於在離開他所習慣的環境的地方進行——離開他的傢屬，離開同事，離開志同道合者，離開密室：他什麽也不應當來得及銷毀掉、藏起來、轉移出去。對於軍界的或黨的大官們，有時先給一個新的任命，撥給一節有客廳的車廂，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個被挨傢逐戶的捕人嚇呆了的，已經整一個星期因上司陰沉冷漠的臉神而惴惴不安的無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會委員會去，在那裏滿面春風地給了他一張到索契去的療養證。傢兔感動了——這麽說，他的恐懼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謝，他歡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傢去收拾箱子。離開車還有兩小時，他責駡笨手笨腳的老婆。好了，終於到達了車站！還有時間。在旅客候車室裏，或者在賣啤酒的櫃臺旁，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喊了他一聲：“彼得·伊凡內奇，您沒有認出我來嗎？”彼得·伊凡內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沒有，雖然……”年輕人態度十分親熱地說：“啊，可不，可不，我來提醒您吧……”接着嚮彼得·伊凡內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請求：“請您原諒，您的丈夫過一會兒就……”妻子允許了，這個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輓着彼得·伊凡內奇的手把他帶走了——永遠或者為期十年！
車站四周熙熙攘攘什麽也沒有察覺，……愛好旅行的公民們！不要忘記，在每個車站上都有國傢保衛總局的派出機構和幾間監室。
假熟人的這種糾纏是那樣厲害，一個沒有受過營狼一般訓練的人是不那麽能夠輕易擺脫掉的。不要以為，如果你是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譬如名叫亞歷山大·德·，那麽你就不會光天化日之下在高爾基大街中央電報大樓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過稠密的人群嚮你奔來，攤開那善於抓捕的雙手：“薩夏！”他不是埋伏在一邊，而是幹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見了！？來，咱們往旁邊站站，別妨礙人傢。”而在旁邊，在人行道邊，這時正好開來一輛“勝利牌”小汽車……（過幾天塔斯社將在各報憤怒聲明：有關方面對亞歷山大·德·失蹤一事毫無所知）。是啊，這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的好漢們在布魯塞爾也搞過這樣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諾夫就是這樣被捕的），在莫斯科算個什麽。
應當給機關以應有的贊揚：在演說傢的講話、劇院的演出和婦女服裝式樣都像是從傳送帶生産出來的時代，逮捕方式還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樣性。你被帶到工廠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證確證了自己身份以後——你就被抓走了；你發着三十九度的高燒被從軍醫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醫生卻並沒有對你的逮捕表示反對（他反對試試！）；你直接從手術臺上、在做胃潰瘍手術時被抓走（H。M·沃羅比堯夫，邊疆區國民教育局督學，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進了牢房（卡爾普尼奇回憶）；你（納吉亞·列維茨卡妮）要求會見被判刑的母親。給你會見！——而這卻是對質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請到定購部去，在那裏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面上讓他在傢留宿了一夜的朝聖者；逮捕你的是來抄電表的電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與你相撞的騎自行車人；鐵路乘務員、出租汽車司機、儲蓄所職員和電影院管理人員——所有這些人都會逮捕你，你衹是事後纔會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紅色證件。
有時，逮捕好像是一種遊戲，在這上面用了多少過分多餘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飽了沒處消耗的精力，其實，不這樣做遭難者也不會作什麽抵抗的。是否行動人員想這樣來顯示自己的工作，來為其衆多的人數進行辯解。其實看來衹需給所有預定要抓起來的傢兔們分送去傳票就夠了——他們自己就會在指定的時刻帶着小包裹走進機關的黑色鐵門，以便在給他們預定好的牢房裏占有一席之地。（對集體農莊莊員正是這樣逮捕的，難道還需要夜間穿過荒郊野地上他傢去？把他叫到村蘇维埃去逮捕起來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辦公室去逮捕。）
當然，任何機器都有自己的吞進額，超過這個定額它是辦不到的。在緊綳綳滿騰騰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時一輛一輛的軍用列車從歐洲開來，需要一下子把它們全部吞進並送到古拉格群島去，——這種花樣豐富的遊戲已經沒有了，理論也大大地褪色了，舉行儀式用的羽飾也丟光了，結果幾十萬人的逮捕弄得像於巴巴的點名：拿一張名單站在那裏，從一列車裏喊名叫出來，再關進另一列車去，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國幾十年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於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種誰都是在劫難逃的共同感覺，一種不可逃脫國傢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手掌的觀念（在我國的身份證制度下，這是符合實際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時期，人們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嚮傢裏人告別，因為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連那個時候，他們都幾乎沒有人逃跑（衹有少數人自殺）。這正合需要。馴羊狼好啃。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還由於對逮捕流行病的機製不瞭解。逮什麽人，不碰什麽人，機關往往沒有切實的選擇依據，而是為了完成控製數字，湊齊數字可能有一定規律，也可能帶有完全偶然的性質。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婦女到新切爾卡斯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站去，詢問如何處理她被捕鄰居的沒有奶吃的乳兒。那兒的人對她說：“清等一等，我們查一下。”她坐待了兩個小時光景——就從接待站被抓走送進了牢房：正急需湊滿數字，可是又派不出那麽多工作人員到全城去抓，而這一位已經自己送上門來！相反，住在奧爾沙附近的拉脫維亞人安德烈·巴威爾，內務人民委員部上門去抓他，他不開門跳窗戶跑了，一口氣逃到西伯利亞。雖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實姓住在那裏，而且證件上寫得清清楚楚，他是從奧爾沙來的，他卻始終沒有被關進去。既沒有被機關傳訊，也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因為有三種通緝：全蘇聯的、共和國的和省的，而對逮捕大流行時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會宣佈省級以上的通緝。根據偶然情況，諸如鄰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個鄰居頂替。像安德烈·巴威爾那樣，偶然落入圍捕圈或陷入設伏的住宅並有勇氣即刻在第一次審訊前逃跑的人，從來也不會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誰要是留下來等待公正處理，誰就得到刑期。然而幾乎所有的人，占壓倒多數的人，正是這樣表現的：猶豫畏縮，束手無策，聽天由命。
誠然，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況下，往往讓親屬具結不出境，而隨後補一個手續，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輕而易舉的。
普遍的無辜也就産生普遍的無所作為。也許還不至於被抓起來？也許這樣就對付過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羅格裏沃地方學校的主要教師。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個農民走到他身旁轉達了某人的話：“亞歷山大·伊萬內奇，快離開吧，你已經上了名單了！”可是他留了下來：要知道整個學校都靠我支持，他們自己的子女也在我這裏念書——他們怎麽會把我抓起來？……
（過了幾天就被捕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萬尼亞·列維茨基在十四歲的年紀就懂得：“每個誠實的人都應當入監牢。現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長大了——也會把我關起來的。”（他二十三歲被關進監牢。）大多數則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綫希望。既然你是無罪的，——那為什麽要把你逮起來呢？這是錯誤！人傢已經抓住你的衣領在拖，而你卻還暗自念念有詞：“這是錯誤！一弄清楚——就會放出來！”把其他人大批關進去，這也不像話，但是每個人的具體情況誰弄得清楚：“也許拔一個恰好是……？”至於你，你肯定是無辜的！你還把機關看成是合乎人類邏輯的機構：一弄清楚，就放出來。
因此你幹嗎要逃跑呢？……你怎樣可以抵抗呢？須知你衹會惡化自己的處境，你會妨礙把錯誤弄清楚。你連下樓梯都跟着腳，因為叫你不要讓鄰居聽見，哪裏還談得上進行什麽抵抗。
後來在營中他便會痛切感到，如果每個行動人員夜裏去執行逮捕時，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來，因而也和自己傢屬訣別的話，那情形會怎樣呢？如果在大規模捕人入獄時期，比如在列寧格勒，當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監獄的時候，人們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裏，聽到每一次大門砰砰響聲和樓梯上的腳步聲就嚇得發呆——而是明白了他們再也不會失去什麽，於是精神抖擻地幾人一組手中拿着斧頭、錘子、火鈎子，拿着順手拿到的一切東西在自己的門道裏設下埋伏，那又會怎樣呢？既然早就知道，這些夜間便帽客來者不善——那就給殺人兇手迎頭痛擊，這决不會錯。還有那輛停在街上衹坐着一個司機的“烏鴉車”——趕走它，或者紮穿車輪n機關不會馬上算出工作人員和車輛的缺額，這樣一來，不管斯大林多麽渴求，這個可詛咒的機器一定會停下來！
如果……如果……對於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簡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麽呢？拒絶解下褲帶？或者拒絶站到房間角落裏？或者拒絶跨出傢門檻？逮捕是由一連串小動作、是由許多細微末節構成的。為了單獨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沒有意思去爭論（當被捕者的思想圍繞着一個大問題“為了什麽？”在轉圈子的時候），而所有這些小動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構成了逮捕。
一個剛被捕者的心裏有多少事兒在翻騰！——光這一點就足夠寫一本書。那裏可能有着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歲的葉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時候，三個年輕的契卡人員在她的床鋪裏、放衣物的五鬥櫃裏東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麽也沒有，什麽也不會找到的。可是，突然他們碰了她連母親都不會給看的隱秘日記——三個充滿敵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讀着她的日記。這件事對她的震撼，超過整個盧賓卡連同它的柵欄和地下室。在許多人說來，逮捕對這種私人感情和眷念的傷害，可能要比監獄的恐懼或思想強加於他的強烈得多。一個內心對暴力未做準備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總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聰明而大膽的人剎那間就明白了該怎麽辦。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格裏高裏耶夫一九四八年在來人抓他的時候，築起防柵進行抵抗，贏得了兩小時的時間去燒毀文件。
有時，被捕的主要感覺是如釋重負，甚至……高興，但這是發生在逮捕大流行時期：當四周圍正在把像你那樣的人一個個抓起來的時候，而不知為了什麽緣故卻老不來抓你，不知為什麽老是拖延——須知這種睏擾，這種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這不僅對軟弱的人是這樣。以後我們還將多次提到的瓦西裏·弗拉索夫，一個無所畏懼的人，不顧他的非黨助手們的勸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區的全體領導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卻老是沒人來抓他，他吃不消這種精神壓力，衹能自己把腦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並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裏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伊拉剋裏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圖去訪問被流放的教徒們，在這期間已經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過他三次。當他回來的時候，教民們到車站去接他，沒有讓他回傢。把他從一傢到另一傢地輾轉藏匿了八年。神父被這種提心吊膽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盡，所以當一九四二年終於把他抓起來的時候，他竟高興地給上帝唱起贊美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