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紹興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傢，又一個嬰兒呱呱墜地。
“我的誕生是極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歲老翁周知堂寫他的《回想錄》時，反復強調，“沒有什麽事先的奇瑞，也沒見惡的朕兆。”
然而，伴隨這嬰兒降世的，卻是一個浪漫的傳說。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遊，夜半歸來，走進內堂大門，仿佛看見一個白須老人站在那裏，轉瞬卻不見了。——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麽看花，也許根本就是一個幻覺，但他卻相信了。因為，後半夜，周傢門內，真的出生了一個嬰兒，而且是男的。
於是，一個流言悄悄傳開：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轉世的——至於什麽時候“白須老人”變成了“老和尚”，那就誰也弄不清楚，誰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於是，這嬰兒剛剛出世，手腳都還沒有來得及伸展，就嘰嘰喳喳有了吉、兇、臧、否兩種議論——
“老和尚轉世，不是‘頭世人’。這孩子命中註定，比那些頭次做人什麽也不懂的，要深諳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過，老和尚轉世，總有點‘特別’，特別就不免頑梗，這……”又有人發出擔憂。
不管人們怎麽說，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傢興房老二——壽這是周作人外祖父給取的名字。據周作人說，這“”字，“原來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訪問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傢信，報告我的誕生，於是就拿來做了我的小名。其後揀一個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壽’字，那麽連我的‘書名’就有了。但是不湊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個字，衹有木旁的一個字，既不好寫，也沒有什麽意思，就被派給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錄·五三，我的筆名》)的心上了。以至於五十年後，他在寫“自壽詩”時，首聯就寫下了“前世出傢今在傢，不將袍子換袈裟”兩句，由此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自然，這都是後話。
小壽睜開眼睛，環顧這新奇的世界時，他看見了什麽呢?
……遙遠的、最初的記憶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衹記得兩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見她腳上大拇指，圓圓的，短短的，太可愛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聲哭起來，大人急忙趕來，纔知道是二哥哥的惡作劇。但他有沒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麽也記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滿周歲。
另一個忘不掉的記憶是，從小總是生病，長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夠，也許患的就是“饞癆病”。稍大一些纔知道，這是因為沒有奶吃，雇了一個奶媽，而這奶媽原來也沒有什麽奶水，為騙得小孩不鬧，便在門口買種種東西給他吃，結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見什麽東西又都要吃。為了對癥服藥，大人便什麽都不給吃，衹準吃飯和腌鴨蛋。處於這惡性循環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說：他“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兒童的最初記憶，人的最初記憶，大抵都離不開本能的欲求。但誰會料到，對“人的本能”的重視，竟會成為周作人以後人生選擇的基礎呢?
現實的問題倒是，這個世界能夠容得下這位有着強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兒童嗎?又能給他的成長提供什麽呢?
答案似乎是現成的：衹要翻開歷史教科書，就不難看到，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緒甲申鼕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後來回憶說：“甲申這一年在中國史上不是一個好的年頭兒，整三百年前流寇進北京，崇禎皇帝縊死於煤山。六十年前有馬江之役，事情雖然沒有怎麽鬧大，但是前有鹹豐庚申之火燒圓明園，後有光緒庚子之聯軍入京，四十年間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於中間。”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書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頁。在甲申本年，中法戰爭以中國簽訂屈辱條約為結束。這確實是一個內外交睏的時代。整個國傢、民族正無可避免地走着歷史的下坡路，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處於整體崩潰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個結論：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滿着危機、苦難呢?
不能，現實生活的邏輯絶沒有純粹思辨的推理這麽簡單：不僅歷史發展趨勢的實現需要一個過程，而且，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外患造成的影響波及浙東山區，也還要一段時間。這就是說，儘管時代的大氣候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周作人故鄉的小氣候，卻暫時風平浪靜，維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於是，出現了周作人短暫的金色的童年。
“中國最後一代傳統的知識分子”這一命題就具有了雙重含義：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沒落與腐朽，又最後一次直接領悟着(以後缺乏係統的傳統教育的幾代人所無法感受的)傳統文化的內在魅力。
“夕陽無限好，衹是近黃昏。”儘管已“近黃昏”，“夕陽”的最後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我的誕生是極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歲老翁周知堂寫他的《回想錄》時，反復強調，“沒有什麽事先的奇瑞，也沒見惡的朕兆。”
然而，伴隨這嬰兒降世的，卻是一個浪漫的傳說。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遊，夜半歸來，走進內堂大門，仿佛看見一個白須老人站在那裏，轉瞬卻不見了。——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麽看花，也許根本就是一個幻覺，但他卻相信了。因為，後半夜，周傢門內，真的出生了一個嬰兒，而且是男的。
於是，一個流言悄悄傳開：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轉世的——至於什麽時候“白須老人”變成了“老和尚”，那就誰也弄不清楚，誰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於是，這嬰兒剛剛出世，手腳都還沒有來得及伸展，就嘰嘰喳喳有了吉、兇、臧、否兩種議論——
“老和尚轉世，不是‘頭世人’。這孩子命中註定，比那些頭次做人什麽也不懂的，要深諳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過，老和尚轉世，總有點‘特別’，特別就不免頑梗，這……”又有人發出擔憂。
不管人們怎麽說，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傢興房老二——壽這是周作人外祖父給取的名字。據周作人說，這“”字，“原來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訪問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傢信，報告我的誕生，於是就拿來做了我的小名。其後揀一個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壽’字，那麽連我的‘書名’就有了。但是不湊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個字，衹有木旁的一個字，既不好寫，也沒有什麽意思，就被派給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錄·五三，我的筆名》)的心上了。以至於五十年後，他在寫“自壽詩”時，首聯就寫下了“前世出傢今在傢，不將袍子換袈裟”兩句，由此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自然，這都是後話。
小壽睜開眼睛，環顧這新奇的世界時，他看見了什麽呢?
……遙遠的、最初的記憶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衹記得兩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見她腳上大拇指，圓圓的，短短的，太可愛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聲哭起來，大人急忙趕來，纔知道是二哥哥的惡作劇。但他有沒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麽也記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滿周歲。
另一個忘不掉的記憶是，從小總是生病，長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夠，也許患的就是“饞癆病”。稍大一些纔知道，這是因為沒有奶吃，雇了一個奶媽，而這奶媽原來也沒有什麽奶水，為騙得小孩不鬧，便在門口買種種東西給他吃，結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見什麽東西又都要吃。為了對癥服藥，大人便什麽都不給吃，衹準吃飯和腌鴨蛋。處於這惡性循環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說：他“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兒童的最初記憶，人的最初記憶，大抵都離不開本能的欲求。但誰會料到，對“人的本能”的重視，竟會成為周作人以後人生選擇的基礎呢?
現實的問題倒是，這個世界能夠容得下這位有着強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兒童嗎?又能給他的成長提供什麽呢?
答案似乎是現成的：衹要翻開歷史教科書，就不難看到，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緒甲申鼕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後來回憶說：“甲申這一年在中國史上不是一個好的年頭兒，整三百年前流寇進北京，崇禎皇帝縊死於煤山。六十年前有馬江之役，事情雖然沒有怎麽鬧大，但是前有鹹豐庚申之火燒圓明園，後有光緒庚子之聯軍入京，四十年間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於中間。”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書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頁。在甲申本年，中法戰爭以中國簽訂屈辱條約為結束。這確實是一個內外交睏的時代。整個國傢、民族正無可避免地走着歷史的下坡路，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處於整體崩潰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個結論：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滿着危機、苦難呢?
不能，現實生活的邏輯絶沒有純粹思辨的推理這麽簡單：不僅歷史發展趨勢的實現需要一個過程，而且，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外患造成的影響波及浙東山區，也還要一段時間。這就是說，儘管時代的大氣候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周作人故鄉的小氣候，卻暫時風平浪靜，維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於是，出現了周作人短暫的金色的童年。
“中國最後一代傳統的知識分子”這一命題就具有了雙重含義：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沒落與腐朽，又最後一次直接領悟着(以後缺乏係統的傳統教育的幾代人所無法感受的)傳統文化的內在魅力。
“夕陽無限好，衹是近黃昏。”儘管已“近黃昏”，“夕陽”的最後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周作人稍稍懂事以後，就註意到，居住在大臺門內的每一個傢族成員，晚上外出都要點上大燈籠，搖晃的燭光把淡黃色燈殼上三個黑色的大字映照得分外醒目：“汝南周”。它所喚起的，是一個古老傢族的充滿溫馨而又略帶凄涼的回憶……
據周作人祖父周福清會試履歷上所說，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國公，學者稱濂溪先生，從祀文廟”。燈籠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學大師，以“出淤泥而不染”的《愛蓮說》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頤的爵位。周作人後來寫有《數典詩》，其三即是歌詠這位祖父所說的“始祖”的。詩云：“清逸先生百世師，通書讀過愧無知。年來翻遍濂溪集，衹記篷窗夜雨詩。”並有如下小註：“……著有《濂溪集》七捲，內有《通書》《太極圖說》，後者在說明天地之根源，研究萬物之始終，這是他對於宇宙的看法。《通書》是發揮《太極圖說》的原理，從他的宇宙觀推到人類社會之倫理”。詩載1969年7月《明報》第43期，收《知堂雜詩抄》，嶽麓書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2頁(所引小註未錄入)。以周敦頤為始祖，周氏傢族有八百多年的歷史。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對“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們原籍是河南省汝南縣”；宋朝“徽、欽二帝被金兵挾持而去，康王趙構在愛國將領宗澤等人的保衛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時稱南京)即位，史稱南宋。可是，趙構仍不想抗戰，反而倉皇南逃，不久，金兵長驅直入，趙構衹得逃到越州(紹興)；後來，又逃到明州(寧波)”，“周傢的祖先也有可能為了躲避金兵，從汝南來到紹興落戶……那麽，我們傢族已經有七百多年的歷史了”。周建人：《魯迅故傢的敗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3～14頁。
但按傢譜記載，又有另一種說法：始祖周逸齋於明朝正德年間(1506年—1521年)定居會稽竹園橋，距今已有四百年的歷史。周作人在《數典詩》中詠道：“清道橋頭百姓傢，逸齋遺教是桑麻。關門不管周朝事，數典何因學畫蛇。”並自註云：“吾傢始遷祖居越城清道橋(俗稱青黛橋)，名已逸，傢譜中追稱之曰逸齋公，時在明正德年間，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稱出於周公，吾傢則存疑，雖郡望亦稱汝南，但以逸齋公為第一世，至不佞纔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傢譜的說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時魯迅十九歲，周作人十五歲)曾在給他的兩個孫子的“恆訓”中，關於傢史說了如下一段話：“予族明萬歷時，傢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萬歷年裏)，纍世耕讀。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萬餘畝，當鋪十餘所，稱大族焉。逮嘉道時，族中多奢侈，遂失其産。”周介孚：《恆訓》，載《魯迅研究資料》9輯，現存魯迅手抄本。福清公這裏所講的周氏傢族由興至衰的歷史大抵是真實的，待到魯迅、周作人這一代出世時，周氏傢族已經像《紅樓夢》裏王熙鳳所說的那樣，外表上“轟轟烈烈”，內裏“不過也是個空架子”了。但劉姥姥說的也對，“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儘管往日的豪華排場已經消盡，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過着精神與物質都有餘裕的消閑生活——這種小康局面正是養育周作人的最適宜的土壤。
周作人後來回憶說：“我覺得很是運氣的是，在故鄉過了我的兒童時代……本來已是破落大傢，本傢的景況都不大好，不過故舊的鄉風還是存在，逢時逢節的行事仍舊不少，這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頁。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節日，而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節日卻分外的頻繁，並且別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紹興過“四時八節”都有一套禮儀。所謂“四時”，即春分、夏至、秋分、鼕至；所謂“八節”，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陽、立鼕、年節。四時八節的禮儀，據紹興地方志記載，大約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吳越風俗。因此，過“四時八節”，對終歲勞累的人們來說，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鬆與休息，地方與民族的文化傳統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種半是祭祀、半是娛樂的活動中，潛移默化地滋潤、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傳統節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許斑斕、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還為之心蕩神移，寫下了一首又一首“兒童雜事詩”。儘管這已是落日對於晨曦的追憶，但依然可以讓人們感受到那沒有隨着時光流逝，而永遠積澱下來的傳統文化特具的魅力。
於是，在煙霧繚繞、鞭炮繁響之中，在忙碌而歡樂的人群中間，我們仿佛看見了：周作人和他的小夥伴們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設供蠟高燒，堂屋光明勝早朝。
買得雞燈無用處，廚房去看煮元宵。周作人：《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四，上元》，第60頁。
元宵，土話叫“湯圓”。紹興有“上燈湯圓落燈糕”的俗語，紹興的元宵香甜可口，鄰近的寧波湯圓更馳名中外，逗人饞涎。
中元鬼節款精靈，蓮葉蓮華幻作燈。
明日雖扔今日點，滿街望去碧澄澄。周作人：《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二三，中元》，第64頁。
雖說是“鬼節”，卻無幢幢鬼影；蓮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頗有些詩意的了。
據周作人祖父周福清會試履歷上所說，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國公，學者稱濂溪先生，從祀文廟”。燈籠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學大師，以“出淤泥而不染”的《愛蓮說》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頤的爵位。周作人後來寫有《數典詩》，其三即是歌詠這位祖父所說的“始祖”的。詩云：“清逸先生百世師，通書讀過愧無知。年來翻遍濂溪集，衹記篷窗夜雨詩。”並有如下小註：“……著有《濂溪集》七捲，內有《通書》《太極圖說》，後者在說明天地之根源，研究萬物之始終，這是他對於宇宙的看法。《通書》是發揮《太極圖說》的原理，從他的宇宙觀推到人類社會之倫理”。詩載1969年7月《明報》第43期，收《知堂雜詩抄》，嶽麓書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2頁(所引小註未錄入)。以周敦頤為始祖，周氏傢族有八百多年的歷史。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對“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們原籍是河南省汝南縣”；宋朝“徽、欽二帝被金兵挾持而去，康王趙構在愛國將領宗澤等人的保衛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時稱南京)即位，史稱南宋。可是，趙構仍不想抗戰，反而倉皇南逃，不久，金兵長驅直入，趙構衹得逃到越州(紹興)；後來，又逃到明州(寧波)”，“周傢的祖先也有可能為了躲避金兵，從汝南來到紹興落戶……那麽，我們傢族已經有七百多年的歷史了”。周建人：《魯迅故傢的敗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3～14頁。
但按傢譜記載，又有另一種說法：始祖周逸齋於明朝正德年間(1506年—1521年)定居會稽竹園橋，距今已有四百年的歷史。周作人在《數典詩》中詠道：“清道橋頭百姓傢，逸齋遺教是桑麻。關門不管周朝事，數典何因學畫蛇。”並自註云：“吾傢始遷祖居越城清道橋(俗稱青黛橋)，名已逸，傢譜中追稱之曰逸齋公，時在明正德年間，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稱出於周公，吾傢則存疑，雖郡望亦稱汝南，但以逸齋公為第一世，至不佞纔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傢譜的說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時魯迅十九歲，周作人十五歲)曾在給他的兩個孫子的“恆訓”中，關於傢史說了如下一段話：“予族明萬歷時，傢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萬歷年裏)，纍世耕讀。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萬餘畝，當鋪十餘所，稱大族焉。逮嘉道時，族中多奢侈，遂失其産。”周介孚：《恆訓》，載《魯迅研究資料》9輯，現存魯迅手抄本。福清公這裏所講的周氏傢族由興至衰的歷史大抵是真實的，待到魯迅、周作人這一代出世時，周氏傢族已經像《紅樓夢》裏王熙鳳所說的那樣，外表上“轟轟烈烈”，內裏“不過也是個空架子”了。但劉姥姥說的也對，“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儘管往日的豪華排場已經消盡，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過着精神與物質都有餘裕的消閑生活——這種小康局面正是養育周作人的最適宜的土壤。
周作人後來回憶說：“我覺得很是運氣的是，在故鄉過了我的兒童時代……本來已是破落大傢，本傢的景況都不大好，不過故舊的鄉風還是存在，逢時逢節的行事仍舊不少，這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頁。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節日，而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節日卻分外的頻繁，並且別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紹興過“四時八節”都有一套禮儀。所謂“四時”，即春分、夏至、秋分、鼕至；所謂“八節”，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陽、立鼕、年節。四時八節的禮儀，據紹興地方志記載，大約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吳越風俗。因此，過“四時八節”，對終歲勞累的人們來說，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鬆與休息，地方與民族的文化傳統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種半是祭祀、半是娛樂的活動中，潛移默化地滋潤、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傳統節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許斑斕、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還為之心蕩神移，寫下了一首又一首“兒童雜事詩”。儘管這已是落日對於晨曦的追憶，但依然可以讓人們感受到那沒有隨着時光流逝，而永遠積澱下來的傳統文化特具的魅力。
於是，在煙霧繚繞、鞭炮繁響之中，在忙碌而歡樂的人群中間，我們仿佛看見了：周作人和他的小夥伴們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設供蠟高燒，堂屋光明勝早朝。
買得雞燈無用處，廚房去看煮元宵。周作人：《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四，上元》，第60頁。
元宵，土話叫“湯圓”。紹興有“上燈湯圓落燈糕”的俗語，紹興的元宵香甜可口，鄰近的寧波湯圓更馳名中外，逗人饞涎。
中元鬼節款精靈，蓮葉蓮華幻作燈。
明日雖扔今日點，滿街望去碧澄澄。周作人：《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二三，中元》，第64頁。
雖說是“鬼節”，卻無幢幢鬼影；蓮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頗有些詩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