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动笔于一九九六年，初版于一九九八年。动笔的时候我还没有使用电脑，就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教工宿舍里头，我每天趴在一张淡黄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圆珠笔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记得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圆珠笔，它已经面目全非，浑身缠满了胶带，很脏，像我远征的兄弟。我似乎动了感情，因为我已经决定买电脑了。我把我的圆珠笔放进了抽屉，再也没有摸过它。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幅顽固的画面，那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城市。这个画面当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桥上，我的面前是开阔的城市纵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荡荡的屋顶上洒满了阳光。这是一个梦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对“大全景”从来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后的统计结果”。我只相信局部，因为我们只能在局部里面生存。换句话说，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构成存在。当我走进九十年代初期某一个城市的“局部”的时候，那是怎样一幅躁动、混乱、汗流浃背同时又人声鼎沸的场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的内心有数不清的搅拌车、起重机，还有迷宫一样的脚手架——它们塞满了我们的城市。我们在摩拳擦掌。为了什么？其实还没有想好。我们只是拼了老命地对自己大声疾呼：做点什么，赶快做点什么！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天才就开始启示：快来不及了。多么的迫切，多么的忧郁。
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描绘那个时代。然而我并没有把自己手里的笔放下来。是亲爱的阿尔贝·加缪帮助了我。他对我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听打听去。
事情变得简单起来了。打听并描绘九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是我这本书的原始动机。打听的结果非常不好，我打听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尽头，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电，手电照亮了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恰好是我。太紧张了。
当然，稍有常识的读者不可能认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我和书中的人物没有半点关系。书里的人物、事件、场景都是虚拟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虚拟，这是我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学声乐的大学生，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返城的知青。当我回忆起他们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青衣》和《玉米》的源头就在这本书里，安安静静的，一点蠢蠢欲动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一种多么美妙、多么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为了得到一份礼物而焦虑，只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里，圣诞老人才会在漫天的大雪中穿过你们家的烟囱，把他的礼物放在你的袜子里，早一天都不行。这个圣诞老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迹。写作是滋补的，它可以滋补写作。
老实说，书里的大部分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并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毕竟是九年过去了——哪一个写作的人会用九年的时间去回忆他的旧作呢？天底下没有那样疯狂的作家。没想到作家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们愿意重新出版这部书。我找回了这本书，仔细地读，感觉并不好，真的觉得对不住作家出版社的这一番好意。我只想把这本书推翻了，重写一遍。我在无比惭愧的同时却又无比地自信：如果现在写的话，这本书一定会好很多。
还是不要忙着惭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是一个多么无趣、多么可恶的家伙，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须从那个时候过来，你只能从那个时候过来。所以，面对旧作，惭愧是虚荣的，自信也一样苍白。
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话，宽容起码和自由一样重要。还是宽容吧，首先学会宽容我们自己。
所以就要感谢。我感谢作家出版社。这样的感谢容易被当成一句套话，事实上不是。我愿意把这本书的再版看成是作家出版社对一个写作者的宽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南京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幅顽固的画面，那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城市。这个画面当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桥上，我的面前是开阔的城市纵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荡荡的屋顶上洒满了阳光。这是一个梦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对“大全景”从来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后的统计结果”。我只相信局部，因为我们只能在局部里面生存。换句话说，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构成存在。当我走进九十年代初期某一个城市的“局部”的时候，那是怎样一幅躁动、混乱、汗流浃背同时又人声鼎沸的场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的内心有数不清的搅拌车、起重机，还有迷宫一样的脚手架——它们塞满了我们的城市。我们在摩拳擦掌。为了什么？其实还没有想好。我们只是拼了老命地对自己大声疾呼：做点什么，赶快做点什么！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天才就开始启示：快来不及了。多么的迫切，多么的忧郁。
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描绘那个时代。然而我并没有把自己手里的笔放下来。是亲爱的阿尔贝·加缪帮助了我。他对我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听打听去。
事情变得简单起来了。打听并描绘九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是我这本书的原始动机。打听的结果非常不好，我打听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尽头，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电，手电照亮了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恰好是我。太紧张了。
当然，稍有常识的读者不可能认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我和书中的人物没有半点关系。书里的人物、事件、场景都是虚拟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虚拟，这是我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学声乐的大学生，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返城的知青。当我回忆起他们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青衣》和《玉米》的源头就在这本书里，安安静静的，一点蠢蠢欲动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一种多么美妙、多么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为了得到一份礼物而焦虑，只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里，圣诞老人才会在漫天的大雪中穿过你们家的烟囱，把他的礼物放在你的袜子里，早一天都不行。这个圣诞老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迹。写作是滋补的，它可以滋补写作。
老实说，书里的大部分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并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毕竟是九年过去了——哪一个写作的人会用九年的时间去回忆他的旧作呢？天底下没有那样疯狂的作家。没想到作家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们愿意重新出版这部书。我找回了这本书，仔细地读，感觉并不好，真的觉得对不住作家出版社的这一番好意。我只想把这本书推翻了，重写一遍。我在无比惭愧的同时却又无比地自信：如果现在写的话，这本书一定会好很多。
还是不要忙着惭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是一个多么无趣、多么可恶的家伙，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须从那个时候过来，你只能从那个时候过来。所以，面对旧作，惭愧是虚荣的，自信也一样苍白。
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话，宽容起码和自由一样重要。还是宽容吧，首先学会宽容我们自己。
所以就要感谢。我感谢作家出版社。这样的感谢容易被当成一句套话，事实上不是。我愿意把这本书的再版看成是作家出版社对一个写作者的宽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南京
城市越来越热了。暑期一开始所有的水泥平面就呈现出自然的局面，水泥的热焰是无色的、无臭的、无形的，看上去比火苗更抽象。然而它热，灼人。的确，抽象更本质。
太阳像疯子的眼睛，有人没人它都炯炯有神。你一和它对视它就缠上你了，盯着你，无缘无故地警告你。聪明的做法是别理它，不要和它对视，不要和它纠缠，同时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车的尾气和空调主机的散热片会盯上你的小腿。它们是无赖，是滚刀肉，是无事生非的泼皮，你无处藏身。城市确确实实是越来越热了。
可以坐坐的地方还是有的。比方说，电子游戏厅。城市再冷，再热，可供游戏的地方终归是四季如春的。春天早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产品了，它是科技的产物，智慧的结晶，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它和电子游戏机一起，安装在游艺大厅里。
暑期一开始耿东亮就找了一份钟点工，给一个六岁的小女孩上钢琴课。耿东亮刚读完音乐系的二年级，主修声乐，而不是钢琴。然而，给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示范几下哈侬练习曲却可以胜任。小女孩的父亲说了，他并不指望女儿什么，女儿能够弹几首曲子就可以了。小女孩的父亲经营了一家很大的电子游艺厅，女儿什么样的玩具都玩了，然而钢琴没玩过。没玩过就得让她玩。幼儿园刚放假，小女孩的母亲就带了女儿逛商场，女儿走到钢琴那边去，掀起了钢琴的盖子，用脑袋顶住，小手伸到缝隙里去，摁一下白键，“咚”的一下，又摁一个黑键，“咚”的又一下，比幼儿园的脚踏风琴好玩多了，那东西不用脚踩可是摁不响的。小女儿的脑袋在琴盖底下歪过来，冲了母亲笑，样子比吃了冰激凌还要开心。后来女儿走过来了，抱住了母亲的大腿，指了指钢琴，说：“要。”207号营业员这时候走了过来，弯下腰抚摸孩子的童花头，夸小女孩“漂亮”，夸小女孩目光里头“天生”就有“艺术家的气质”，夸小女孩的小手“天生”就是“为钢琴生的”。千错万错，拍马屁不错，更何况是在母亲面前拍孩子的马屁呢。小女孩知道在夸她，咬住下嘴唇，都不好意思了。母亲取出手机，摁出一串数码，仰起脸来把披肩发甩到脑后去，对着手机说：“喂，你女儿要玩钢琴。”手机里头发话了，有点不耐烦，说：“拖一个回去就是了。”
“拖一个回去”的那天下午耿东亮正站在商场门口的树阴下面看晚报，胸前挂了“家教”两个字。他在这里站了两三天了，一到下午就盯住晚报上的招聘广告。小女孩的母亲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耿东亮，“”了一声，问：“你会弹钢琴吧？”耿东亮抬起头，怔了一下，脸却红了，慌忙说：“会，我是师大音乐系的。”耿东亮一边比划一边从口袋里头掏出学生证，摊开来递到她的面前去，好让人家验明正身。女人却不看，笑着说：“回头你给我弹一首《上海滩》。”
授课的时间是上午，作为回报，小女孩的父亲给了耿东亮一张游艺厅的免费游戏卡，游艺厅的环境不错，又热闹又清凉，是暑期里上好的去处。游艺大厅离小女孩的家不算远，中午吃一份加州牛肉面或者汉堡包，步行过去，坐到游艺大厅里头就可以凉快一个下午了。有空调，有电子游戏，再漫长、再酷热的暑期也可以混得过去。
电子游戏实在是引人入胜，它其实就是你，你自己。它以电子这种幽窈的方式让你自己与自己斗智、斗勇，让你消遣你自己，游戏你自己。你愚蠢它更愚蠢，你机敏它更机敏，你慷慨它更慷慨，你贪婪它更贪婪。它与你近在咫尺，撩拨你，挑逗你，让你看见希望，又让你失之交臂。你永远逮不着你自己。它以极其临近和极其愉悦的方式拒绝你，让你永远与自己总有一念之差或一个疏忽这样的距离、这样的缺憾、这样的怅然若失。你对它永远是欲擒又纵的，这就是说，它对你永远是欲纵又擒的。电子游戏是你心智的一面镜子，让你看见你，让你端详你，而你与你之间永远都有一举手这样的恍若隔世。你是你的梦。你是你最知己的对手，你永远追逐着自己的拒绝，开始着自己的终结，希望着自己的无奈。你永远有下一次，你假想中的生命永远都不可能只有一回，那是哲学的命题，是放狗屁。生命完全可以重来，循环往复，像电流一样没有起始，没有终结。
小女孩的钢琴课吃力极了。关键是孩子的母亲，她热心极了。她把透明胶布贴在了琴键上，再在琴键上写下了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1、2、3、4、5、6、7。她十分庄严地坐在耿东亮的身旁，全力以赴，严肃地对女儿说，一就是哆，二就是，三就是咪……母亲把耿东亮搁在了一边，母亲永远是女儿最出色的教师，同时永远是女儿最爱生气的老师，动不动就发火，“怎么还不会的呢？小拇指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的呢？”母亲急。她巴不得女儿在第二天的上午就能用钢琴演奏《上海滩》。
耿东亮有些厌倦，却不愿意放弃。他可以忍受这样的女儿与这样的母亲。“上课”至少可以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母亲。现在正放着暑假呢，不出来“上课”，他又能做什么？
一到节假日耿东亮就要长时间地面对自己的母亲了。耿东亮害怕这样。以往到了周末母亲很早就会从大街上收摊的，回到家，给儿子打好洗脸水，预备好零食，甚至连儿子的拖鞋都放得工工整整的，左右对称，虚以待客。然后静静地坐下来，等待自己的二儿子。耿东亮的家离师范大学只有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程，“每个周末都回来过。”母亲是这么关照的，每一次回来母亲总要欢喜一番。儿子回家了，又在“妈的身边”了。耿东亮一进家，母亲总要十分仔细地打量一遍，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这样一个来回母亲才肯放心。然后母亲就说：“又瘦了。”耿东亮不瘦，人长得高大帅气，但母亲一见面总是怪他“瘦”。在母亲的眼里，儿子的身上永远都缺少两公斤的肥肉。
太阳像疯子的眼睛，有人没人它都炯炯有神。你一和它对视它就缠上你了，盯着你，无缘无故地警告你。聪明的做法是别理它，不要和它对视，不要和它纠缠，同时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车的尾气和空调主机的散热片会盯上你的小腿。它们是无赖，是滚刀肉，是无事生非的泼皮，你无处藏身。城市确确实实是越来越热了。
可以坐坐的地方还是有的。比方说，电子游戏厅。城市再冷，再热，可供游戏的地方终归是四季如春的。春天早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产品了，它是科技的产物，智慧的结晶，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它和电子游戏机一起，安装在游艺大厅里。
暑期一开始耿东亮就找了一份钟点工，给一个六岁的小女孩上钢琴课。耿东亮刚读完音乐系的二年级，主修声乐，而不是钢琴。然而，给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示范几下哈侬练习曲却可以胜任。小女孩的父亲说了，他并不指望女儿什么，女儿能够弹几首曲子就可以了。小女孩的父亲经营了一家很大的电子游艺厅，女儿什么样的玩具都玩了，然而钢琴没玩过。没玩过就得让她玩。幼儿园刚放假，小女孩的母亲就带了女儿逛商场，女儿走到钢琴那边去，掀起了钢琴的盖子，用脑袋顶住，小手伸到缝隙里去，摁一下白键，“咚”的一下，又摁一个黑键，“咚”的又一下，比幼儿园的脚踏风琴好玩多了，那东西不用脚踩可是摁不响的。小女儿的脑袋在琴盖底下歪过来，冲了母亲笑，样子比吃了冰激凌还要开心。后来女儿走过来了，抱住了母亲的大腿，指了指钢琴，说：“要。”207号营业员这时候走了过来，弯下腰抚摸孩子的童花头，夸小女孩“漂亮”，夸小女孩目光里头“天生”就有“艺术家的气质”，夸小女孩的小手“天生”就是“为钢琴生的”。千错万错，拍马屁不错，更何况是在母亲面前拍孩子的马屁呢。小女孩知道在夸她，咬住下嘴唇，都不好意思了。母亲取出手机，摁出一串数码，仰起脸来把披肩发甩到脑后去，对着手机说：“喂，你女儿要玩钢琴。”手机里头发话了，有点不耐烦，说：“拖一个回去就是了。”
“拖一个回去”的那天下午耿东亮正站在商场门口的树阴下面看晚报，胸前挂了“家教”两个字。他在这里站了两三天了，一到下午就盯住晚报上的招聘广告。小女孩的母亲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耿东亮，“”了一声，问：“你会弹钢琴吧？”耿东亮抬起头，怔了一下，脸却红了，慌忙说：“会，我是师大音乐系的。”耿东亮一边比划一边从口袋里头掏出学生证，摊开来递到她的面前去，好让人家验明正身。女人却不看，笑着说：“回头你给我弹一首《上海滩》。”
授课的时间是上午，作为回报，小女孩的父亲给了耿东亮一张游艺厅的免费游戏卡，游艺厅的环境不错，又热闹又清凉，是暑期里上好的去处。游艺大厅离小女孩的家不算远，中午吃一份加州牛肉面或者汉堡包，步行过去，坐到游艺大厅里头就可以凉快一个下午了。有空调，有电子游戏，再漫长、再酷热的暑期也可以混得过去。
电子游戏实在是引人入胜，它其实就是你，你自己。它以电子这种幽窈的方式让你自己与自己斗智、斗勇，让你消遣你自己，游戏你自己。你愚蠢它更愚蠢，你机敏它更机敏，你慷慨它更慷慨，你贪婪它更贪婪。它与你近在咫尺，撩拨你，挑逗你，让你看见希望，又让你失之交臂。你永远逮不着你自己。它以极其临近和极其愉悦的方式拒绝你，让你永远与自己总有一念之差或一个疏忽这样的距离、这样的缺憾、这样的怅然若失。你对它永远是欲擒又纵的，这就是说，它对你永远是欲纵又擒的。电子游戏是你心智的一面镜子，让你看见你，让你端详你，而你与你之间永远都有一举手这样的恍若隔世。你是你的梦。你是你最知己的对手，你永远追逐着自己的拒绝，开始着自己的终结，希望着自己的无奈。你永远有下一次，你假想中的生命永远都不可能只有一回，那是哲学的命题，是放狗屁。生命完全可以重来，循环往复，像电流一样没有起始，没有终结。
小女孩的钢琴课吃力极了。关键是孩子的母亲，她热心极了。她把透明胶布贴在了琴键上，再在琴键上写下了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1、2、3、4、5、6、7。她十分庄严地坐在耿东亮的身旁，全力以赴，严肃地对女儿说，一就是哆，二就是，三就是咪……母亲把耿东亮搁在了一边，母亲永远是女儿最出色的教师，同时永远是女儿最爱生气的老师，动不动就发火，“怎么还不会的呢？小拇指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的呢？”母亲急。她巴不得女儿在第二天的上午就能用钢琴演奏《上海滩》。
耿东亮有些厌倦，却不愿意放弃。他可以忍受这样的女儿与这样的母亲。“上课”至少可以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母亲。现在正放着暑假呢，不出来“上课”，他又能做什么？
一到节假日耿东亮就要长时间地面对自己的母亲了。耿东亮害怕这样。以往到了周末母亲很早就会从大街上收摊的，回到家，给儿子打好洗脸水，预备好零食，甚至连儿子的拖鞋都放得工工整整的，左右对称，虚以待客。然后静静地坐下来，等待自己的二儿子。耿东亮的家离师范大学只有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程，“每个周末都回来过。”母亲是这么关照的，每一次回来母亲总要欢喜一番。儿子回家了，又在“妈的身边”了。耿东亮一进家，母亲总要十分仔细地打量一遍，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这样一个来回母亲才肯放心。然后母亲就说：“又瘦了。”耿东亮不瘦，人长得高大帅气，但母亲一见面总是怪他“瘦”。在母亲的眼里，儿子的身上永远都缺少两公斤的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