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
这四个成语可能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的生命有关。它们分别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无中生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说，无中生有应是文学所终身不渝地追求的一种境界。
由于无止境的精神欲求和永无止境的创造的生命冲动，人类今天已经拥有一个极为庞大的、丰富的、灿烂辉煌的精神世界――第二世界。上帝创造第一世界，而人类创造第二世界。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创造什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我们要丢下造物主写的文章去写另一篇完全出自于我们之手的文章。上帝是造物者，我们就是“准造物者”。我们眼前的世界，既不是造物主所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喧嚣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虚空，是“无”。但我们要让这白色的虚空生长出物象与故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是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
我们可以对造物主说：你写你的文章，我写我的文章。
空虚、无，就像一堵白墙――一堵高不见顶、长不见边的白墙。我们把无穷无尽、精彩绝伦、不可思议的心象，涂抹到了这堵永不会剥落、倒塌的白墙上。现如今，这堵白墙上已经斑斓多彩，美不胜收，上面有天堂与地狱的景象……这个世界已变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归纳出来的，而是猜想演绎的结果。它是新的神话，也可能是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一切可能性以形态。这个世界的惟一缺憾就是它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无法交汇，而只能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又坚信不疑。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就是撒谎。
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而这一思想的最富个性的表述是由纳博科夫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写作者应该是那个放羊的孩子。
故弄玄虚。
要体会这个成语，可以回味一下两个早被谈得起了老茧的作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当人们人头攒动地挤向一处，去共视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去凝视另样的景观。他去看别人不看的、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一套观察方式、一套理念、一套词汇、一套主题……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
他对一切都进行玄想――玄想的结果是一切都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物象。
我同意这种说法，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而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更值得我们去注意。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一生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名堂。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世界正在“石头化”。我们不能将石头化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我们无力搬动。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面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玄想――故弄玄虚，我们是否应该得到一些启发：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启动自己关注一些玄虚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的功能？
坐井观天。
我们假设，这个坐井者是个智者，他将会看到什么？坐井观天，至少是一个新鲜的、常人不可选择的观察角度，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向我们提供另一番观察的滋味与另样的结果。
什么叫文学？
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那个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的，那么他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观天的。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许多年前，一个打工的女孩经常来北大听我的讲座，她告诉我，她小时候在冬天的晚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帮家里洗碗。我觉得这太奇怪了。洗碗是我们很多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所以才发明了洗碗机嘛。她解释道，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到连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都买不起，于是，她想通过洗碗在干燥的手背上找到一点点油腻的感觉。我敢断言，这种经验是她个人所独有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意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红瓦》刚出来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出，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写“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写集体性的记忆：戴帽子游街的“文革”、批斗的“文革”、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实，不同人的“文革”是不一样的。《红瓦》的背景是“文革”，但绝不是现在一般作品中所记忆的集体性的“文革”。那时，我才十一岁，刚上中学。我的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语文老师。她领着我们一群孩子过长江到上海去串联，路途要经过苏北小城南通。当时，我的感觉是：整个世界沦陷坍塌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南通。因为人流滚滚，我们小孩子经常被挤丢。老师很着急，用张艺谋的电影来讲，“一个都不能少”。她经常是找到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又没了，非常紧张。于是，她在街头给我们每个小孩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种用塑料做的鸟，灌上水，鸟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对着小眼一吹，水就在里面跳动，会发出一种欢鸣的声音。她告诉我们，如果谁掉队了，就站着别动，吹水鸟，她就会循着声音找谁。这样的效果很好。当时，男孩女孩全拿着一只水鸟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风景线。
后来，我们这个串联小分队得到了一张集体船票，准备坐东方红一号到上海。码头上人山人海，非常混乱。老师知道把一个队伍完整保持到船上，根本不可能。于是，她让大家上船以后在大烟囱下集合。队伍哗的一声散掉了，大家各奔东西。我开始拼命吹水鸟，但是没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很焦急。吹了很久，远处终于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当时的心情不知道有多么激动，就像一个地下党员跟组织接头、接了好久没接上、现在终于接上了。然后，我吹一个长声，他就吹一个长声；我吹一个短声，他就吹一个短声；我吹一长一短，他也吹一长一短――像两只小鸟在一起合鸣。
后来，我上了船，到了大烟囱下，却发现没有我的老师和同学。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东方红一号缓缓离开江岸，向江心开去。我到处找大家，不停吹水鸟，吹得嘴唇都麻木了。最后回到大烟囱下，依然没有一个人。这时，我知道了，今天上了船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十一岁的只去过县城两三次的小男孩，在秋天的黄昏，一个人在长江之上，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心情？当然，他是非常悲哀的。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趴在栏杆上哭，不是那种悲愤的号啕大哭，好像哭声中还带着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看着眼泪随着风儿飘忽摇摆，我觉得很好玩，就再哭；哭累了，就在大烟囱下睡着了。睡到深夜，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就拿起水鸟接着吹。这时，隐隐约约觉得一个苍茫的地方有人用水鸟呼应我。我怀疑这是幻觉，摸摸头上的帽子，再摸摸身边的行李，确信这是真的，于是便拼命地一边吹一边往船尾跑，那个人也拼命向我这里跑。最后，我们会合了。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竟是一个女同学，而且，最让人尴尬的是：那个女孩是自从我上初中以后全班同学拿她和我开玩笑的那个女孩。……
这就是我的文革。
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大概永远是最重要的。
无所事事。
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留给我们“无所事事”的印象，而“无所事事”恰恰可能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而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汰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文学的原野上。
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恰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普鲁斯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发。他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物的心理，等等。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用了许多文字写人在不同姿势之下会对时间产生微妙的不同的感觉：当身体处于此种姿势时，可能会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景，而当身体处于彼种姿势时，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儿时。“饭后靠在扶手椅上打盹儿，那姿势同睡眠时的姿势相去甚远……”他发现姿势奥妙无穷：姿势既可能会引起感觉上的变异，又可能是某种心绪、某种性格的流露。因此，普鲁斯特养成了一个喜欢分析人姿势的习惯。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他发现格朗丹进进出出时，总是快步如飞，就连出入沙龙也是如此。原来此公长期好光顾花街柳巷，但却又总怕人看到，因此养成了这样步履匆匆的习惯。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的历史的那一天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他是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必须发言，必须评说与判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被规定为：他必须时刻准备投入“当下”。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
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他首先必须明白，他要干的活儿，是一种特别的活儿。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此刻，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而看到的是――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讲，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写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说得千真万确。
这四个成语可能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的生命有关。它们分别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无中生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说，无中生有应是文学所终身不渝地追求的一种境界。
由于无止境的精神欲求和永无止境的创造的生命冲动，人类今天已经拥有一个极为庞大的、丰富的、灿烂辉煌的精神世界――第二世界。上帝创造第一世界，而人类创造第二世界。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创造什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我们要丢下造物主写的文章去写另一篇完全出自于我们之手的文章。上帝是造物者，我们就是“准造物者”。我们眼前的世界，既不是造物主所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喧嚣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虚空，是“无”。但我们要让这白色的虚空生长出物象与故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是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
我们可以对造物主说：你写你的文章，我写我的文章。
空虚、无，就像一堵白墙――一堵高不见顶、长不见边的白墙。我们把无穷无尽、精彩绝伦、不可思议的心象，涂抹到了这堵永不会剥落、倒塌的白墙上。现如今，这堵白墙上已经斑斓多彩，美不胜收，上面有天堂与地狱的景象……这个世界已变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归纳出来的，而是猜想演绎的结果。它是新的神话，也可能是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一切可能性以形态。这个世界的惟一缺憾就是它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无法交汇，而只能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又坚信不疑。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就是撒谎。
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而这一思想的最富个性的表述是由纳博科夫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写作者应该是那个放羊的孩子。
故弄玄虚。
要体会这个成语，可以回味一下两个早被谈得起了老茧的作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当人们人头攒动地挤向一处，去共视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去凝视另样的景观。他去看别人不看的、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一套观察方式、一套理念、一套词汇、一套主题……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
他对一切都进行玄想――玄想的结果是一切都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物象。
我同意这种说法，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而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更值得我们去注意。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一生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名堂。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世界正在“石头化”。我们不能将石头化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我们无力搬动。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面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玄想――故弄玄虚，我们是否应该得到一些启发：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启动自己关注一些玄虚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的功能？
坐井观天。
我们假设，这个坐井者是个智者，他将会看到什么？坐井观天，至少是一个新鲜的、常人不可选择的观察角度，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向我们提供另一番观察的滋味与另样的结果。
什么叫文学？
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那个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的，那么他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观天的。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许多年前，一个打工的女孩经常来北大听我的讲座，她告诉我，她小时候在冬天的晚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帮家里洗碗。我觉得这太奇怪了。洗碗是我们很多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所以才发明了洗碗机嘛。她解释道，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到连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都买不起，于是，她想通过洗碗在干燥的手背上找到一点点油腻的感觉。我敢断言，这种经验是她个人所独有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意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红瓦》刚出来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出，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写“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写集体性的记忆：戴帽子游街的“文革”、批斗的“文革”、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实，不同人的“文革”是不一样的。《红瓦》的背景是“文革”，但绝不是现在一般作品中所记忆的集体性的“文革”。那时，我才十一岁，刚上中学。我的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语文老师。她领着我们一群孩子过长江到上海去串联，路途要经过苏北小城南通。当时，我的感觉是：整个世界沦陷坍塌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南通。因为人流滚滚，我们小孩子经常被挤丢。老师很着急，用张艺谋的电影来讲，“一个都不能少”。她经常是找到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又没了，非常紧张。于是，她在街头给我们每个小孩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种用塑料做的鸟，灌上水，鸟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对着小眼一吹，水就在里面跳动，会发出一种欢鸣的声音。她告诉我们，如果谁掉队了，就站着别动，吹水鸟，她就会循着声音找谁。这样的效果很好。当时，男孩女孩全拿着一只水鸟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风景线。
后来，我们这个串联小分队得到了一张集体船票，准备坐东方红一号到上海。码头上人山人海，非常混乱。老师知道把一个队伍完整保持到船上，根本不可能。于是，她让大家上船以后在大烟囱下集合。队伍哗的一声散掉了，大家各奔东西。我开始拼命吹水鸟，但是没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很焦急。吹了很久，远处终于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当时的心情不知道有多么激动，就像一个地下党员跟组织接头、接了好久没接上、现在终于接上了。然后，我吹一个长声，他就吹一个长声；我吹一个短声，他就吹一个短声；我吹一长一短，他也吹一长一短――像两只小鸟在一起合鸣。
后来，我上了船，到了大烟囱下，却发现没有我的老师和同学。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东方红一号缓缓离开江岸，向江心开去。我到处找大家，不停吹水鸟，吹得嘴唇都麻木了。最后回到大烟囱下，依然没有一个人。这时，我知道了，今天上了船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十一岁的只去过县城两三次的小男孩，在秋天的黄昏，一个人在长江之上，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心情？当然，他是非常悲哀的。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趴在栏杆上哭，不是那种悲愤的号啕大哭，好像哭声中还带着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看着眼泪随着风儿飘忽摇摆，我觉得很好玩，就再哭；哭累了，就在大烟囱下睡着了。睡到深夜，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就拿起水鸟接着吹。这时，隐隐约约觉得一个苍茫的地方有人用水鸟呼应我。我怀疑这是幻觉，摸摸头上的帽子，再摸摸身边的行李，确信这是真的，于是便拼命地一边吹一边往船尾跑，那个人也拼命向我这里跑。最后，我们会合了。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竟是一个女同学，而且，最让人尴尬的是：那个女孩是自从我上初中以后全班同学拿她和我开玩笑的那个女孩。……
这就是我的文革。
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大概永远是最重要的。
无所事事。
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留给我们“无所事事”的印象，而“无所事事”恰恰可能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而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汰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文学的原野上。
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恰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普鲁斯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发。他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物的心理，等等。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用了许多文字写人在不同姿势之下会对时间产生微妙的不同的感觉：当身体处于此种姿势时，可能会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景，而当身体处于彼种姿势时，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儿时。“饭后靠在扶手椅上打盹儿，那姿势同睡眠时的姿势相去甚远……”他发现姿势奥妙无穷：姿势既可能会引起感觉上的变异，又可能是某种心绪、某种性格的流露。因此，普鲁斯特养成了一个喜欢分析人姿势的习惯。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他发现格朗丹进进出出时，总是快步如飞，就连出入沙龙也是如此。原来此公长期好光顾花街柳巷，但却又总怕人看到，因此养成了这样步履匆匆的习惯。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的历史的那一天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他是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必须发言，必须评说与判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被规定为：他必须时刻准备投入“当下”。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
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他首先必须明白，他要干的活儿，是一种特别的活儿。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此刻，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而看到的是――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讲，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写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说得千真万确。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在日本东京井之xEE^的住宅中躺着翻看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部作品，无意中发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许多暴力行动，是从打狗开始的。这一揭示，使我大吃一惊，并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却并不是我，而是油麻地镇文化站的站长余佩璋。
这个余佩璋不太讨人喜欢，因为他有空洞性肺结核。他有两种行为，总令人不快。一是他天天要用几乎是沸腾的开水烫脚。他常组织班子演戏，那时，他就会跟油麻地中学商量，将我借出来拉胡琴。与他在一起时，总听到他半命令半央求我似的说：“林冰，肯帮我弄一壶开水吗？”烫脚时，他并不把一壶开水都倒进盆中，而是先倒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几次续进去，这样，就能保持盆中的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还是烫的。烫脚在他说，实在是一种刻骨铭心舍得用生命换取的享受。他用一条小毛巾，拉成细细一股，浸了开水，两手各执一端，在脚丫之间来回地如拉锯似的牵、搓，然后歪咧着个大嘴，半眯着双眼，“哎呀哎呀”地叫唤，其间，夹有发自肺腑的呻吟：“舒服得不要命啦！”一双脚烫得通红。杀痒之后，他苍白的脸上显出少有的健康神色，乌嘴唇也有点儿红润起来。他说：“脚丫子痒，我就不怕。一旦脚丫子不痒了，我就得往医院抬了。”果真有几回脚丫子不痒了，他的病爆发了，口吐鲜血，抬进了医院。他的另一种行为，是让人更厌恶的。当大家团团围坐一张桌子共食时，他很不理会别人对他的病的疑虑与害怕，先将脸尽量垂到盛菜的盆子上嗅着那菜的味道，然后抓一双筷子，在嘴中很有声响地嗍一下，便朝盆里伸过去。叫人心中发堵的是，他并不就近在盆边小心地夹一块菜放入自己的碗中，不让人家有一盆菜都被污染了的感觉，而是用大幅度的动作，在盆中“哗哗”搅动起来，搅得盆中的菜全都运动起来，在盆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这时，他再嗍一下筷头，再搅。嗍，搅；搅，嗍……那样子仿佛在说：“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大家心中都梗了一块东西去吃那盆中的菜。吃完了，心里满是疑问，过好几天，才能淡忘。我理解他这一举动的心思：他是想说，他的病是不传染的，你们不用介意；他想制造出一种叫众人放心的轻松气氛来。
他也感觉到了别人的疑虑，平日里常戴一个口罩。他脸盘很大，那口罩却又很小，紧紧地罩在嘴上，总让人想起耕地的牛要偷吃田埂那边的青庄稼而被主人在它的嘴上套了一张网罩的情景。
他很想让自己的病好起来。他知道，得了这种病，吃很要紧。他穿衣服一点儿不讲究，家中也不去添置什么东西，拿的那些工资都用在了吃上。油麻地镇的人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他挎一只小篮子去买鱼虾。他还吃胎盘，一个一个地吃，用水洗一洗，下锅煮一煮，然后蘸酱油吃。
油麻地镇上的人说：“余佩璋要不是这么吃，骨头早变成灰了。”
他决心把病治好，但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吃，于是就养了一群鸡。文化站有一个单独的院子，这儿既是文化站，又是他家的住宅。院子很大，几十只鸡在院子里跑跑闹闹，并不让人嫌烦。余佩璋要了镇委会食堂的残羹剩饭喂它们，喂得它们肥肥的。每隔一段时间，余佩璋就关了院门，满院子撵鸡，终于捉住一只，然后宰了，加些黄芪煨汤喝。
但这两年他很烦恼：老丢鸡。起初，他以为是黄鼠狼所为，但很快发现是被人偷的。油麻地镇很有几个偷鸡摸狗的人，八蛋就是其中一个。他守过几次夜，看到底是谁偷了他的鸡。但那几夜，油麻地镇却表现出一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文明样子来。而他一不守夜，就又丢鸡。他便站在文化站门口，朝镇上的人漫无目标地骂：“妈的，偷鸡偷到我文化站来了！谁偷的，我晓得的！”
这一天，他一下儿丢了三只鸡。
他骂了一阵，没有力气了，就瘫坐在文化站的门口不住地咳嗽。
有几条公狗在追一条母狗，那母狗突然一回头，恶声恶气地叫了两声，那些公狗便无趣地站住了。可当母狗掉头又往前走时，那些公狗又厚皮赖脸地追了上去。母狗大怒，掉过头，龇着牙，在喉咙里呜咽了两声，朝一只公狗咬去，那只公狗赶紧逃窜了。
余佩璋看着，就觉得心一跳，爬起来，回到院子里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内有警犬，请勿入内。然后将木板挂在了院门口。他往后退了几步，见木板挂得很正，一笑。
一个消息便很快在油麻地镇传开了：文化站养了一条警犬。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也很快知道了，于是就有很多同学胆战心惊地在远离文化站大门处探头探脑地张望。谁也没有瞧见什么警犬，但谁都认定那院子里有条警犬。油麻地镇有很多狗，但油麻地镇的人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警犬。因此文化站里的警犬是通过想像被描绘出来的：“个头比土种狗大几倍，一站，像匹马驹。叫起来，声音‘嗡嗡’的，光这声音就能把人吓瘫了。一纵一纵地要朝外扑呢，把拴它的那条铁链拉得紧绷绷的。”
那天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在镇上小饭馆吃完猪头肉出来，遇着了余佩璋。我问：“余站长，真有一条警犬吗？”
他朝我笑笑：“你个小林冰，念你的书，拉你的胡琴，管我有没有警犬！”
街边一个卖鱼的老头说：“这个余站长，绝人，不说他有狗，想让人上当呢。”
余佩璋再也没有丢鸡。
二
可余佩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场打狗运动。
打狗是人类将对人类实行残忍之前的预演、操练，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打之前，总得给狗罗织罪名，尽管它们是狗。这一回的罪名，似乎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狗跟穷人是不对付的；养狗的全是恶霸地主，而他们养的狗又是专咬穷人的。人们脑子里总有富人放出恶狗来，冲出朱门，将乞讨的穷人咬得血肉模糊的情景。狗是帮凶，理应诛戮。这理由现在看来很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严肃的理由。上头定了期限，明文规定，凡狗，必诛，格杀勿论，在期限到达之前必须将其灭绝。油麻地镇接到通知，立即成立了一个指挥部，镇长杜长明指定管民兵的秃子秦启昌为头。考虑到抽调农民来打狗要付报酬，于是请油麻地中学的校长汪奇涵做副头，把打狗的任务交给了正不知将激情与残忍用于何处的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我们一人找了一根棍子，一个个皆露出杀气来。炊事员白麻子不再去镇上买菜，因为秦启昌说了，学生们打了狗，二分之一交镇上，二分之一留下自己吃狗肉。
油麻地一带人家爱养狗，总见着狗在镇上、田野上跑，天一黑，四周的狗吠声此起彼伏。这一带人家爱养狗，实在是因为这一带的人爱吃狗肉。油麻地镇上就有好几家狗肉铺子。到了秋末，便开始杀狗；冬天杀得更多。狗肉烀烂了，浇上鲜红的辣椒糊，一块一块地吃，这在数九寒冬的天气里，自然是件叫人满足的事情。这段时间，常见路边树上挂着一只只剥了皮的血淋淋的狗，凉丝丝的空气里总飘散着一股勾引人的血腥味。
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一想到吃狗肉，都把棍子抄了起来。大家来来回回地走，满眼都是棍子。
汪奇涵说：“见着狗就打。”
我们组织了许多小组，走向指定的范围。狗们没有想到人居然要灭绝它们，还如往常一样在镇上、田野上跑。那些日子，天气分外晴朗，狗们差不多都来到户外嬉闹玩耍。阳光下，那白色的狗，黑色的狗，黄色的狗，闪着软缎一样的亮光――我们的视野里有的是猎物。几遭袭击之后，狗们突然意识到了那无数根棍子的意思，立即停止嬉闹，四下逃窜。我们便很勇猛地向它们追杀过去，踩倒了许多麦苗，踩趴了许多菜园的篱笆。镇子上，一片狗叫鸡鸣，不时地有鸡受了惊吓，飞到了房顶上。
镇上的老百姓说：“油麻地中学的这群小狗日的，疯了！”
我拿了棍子，身体变得异常机敏。当被追赶的狗突然改变方向时，追赶的同学们因要突然改变方向而摔倒了许多，而我几乎能与狗同时同角度地拐弯。那一顷刻我觉得自己的动作真是潇洒优美。弹跳也极好，遇到水沟，一跃而过；遇到矮墙，一翻而过。
在油麻地镇的桥头，我们遇到了一只很凶的狮子狗。这狮子狗是灰色的，个头很大，像一只熊。它龇牙咧嘴地向我们咆哮着，样子很可怕。见我们朝它逼近，它不但不逃跑，还摆出一副随时扑咬我们的架势。
“女生靠后边站！”我拿着棍子一步一步地向狮子狗靠拢过去。
狮子狗朝我狂吠着。当我的棍子就要触及到它时，它朝我猛地扑过来。我竟一下儿失去了英勇，丢了棍子，扭头就逃。
有个叫乔桉的同学笑了起来，笑得很夸张。
狮子狗抖动着一身长毛，一个劲地叫着。它的两只被毛遮掩着的模糊不清的眼睛，发着清冷的光焰。它的尖利牙齿全都露出乌唇，嘴角上流着晶亮的黏液。
乔桉不笑了。看样子，狗要扑过来了。
我急忙从地上捡起两块砖头，一手一块，不顾一切地朝狮子狗冲过去。当狮子狗扑上来时，我奋力砸出去一块，竟砸中了它。它尖厉地叫唤了一声，扭头朝河边跑去。我捡回我的棍子，朝它逼过去。它“呜呜”地叫着。它已无路可退，见我的棍子马上就要劈下来，突然一跃，竟然扑到我身上，并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一股钻心的疼痛，既使我感到恼怒，也增长了我的英勇。我扔掉棍子，用手中的另一块砖头猛力地敲打着它。其中一下，击中了它的脸，它惨叫一声，松开口，仓皇而逃。
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残忍，但这残忍让人很激动。
我的白衬衫被狮子狗撕下两根布条，胳膊上流出的鲜血将它们染得红艳艳的，在风中飘动着。
三
血腥味飘散在春天温暖的空气里，与正在拔节的麦苗的清香以及各种草木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给这年的春季增添了异样的气氛。残忍使人们发抖，使人们振奋，使人们陷入了一种不能思索的迷迷瞪瞪的疯癫癫的状态。人们从未有过地领略着残忍所带来的灵与肉的快感。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在几天时间里，一个个都变成了小兽物，把童年时代用尿溺死蚂蚁而后快的残忍扩大了，张扬了。许多往日面皮白净、神态羞赧的学生，手上也沾满了鲜血。
狗们终于彻底意识到了现在的人对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看到人就非常的恐惧。余下的狗，再也不敢来到阳光里，它们躲藏了起来。我亲眼看到过一只狗，它见到一伙人过来了，居然钻到麦田间，像人一样匍匐着朝远处爬去。夜晚，几乎听不到狗吠了，乡村忽然变得像一潭死水，寂寞不堪。
镇委员会以为狗打得差不多了，早在灭狗期限到来之前就松劲了。
狗们又失去了警惕，竟然有一只狗在上面的检查团来临时，把其中的一个团员的脚踝给咬了。
杜长明骂了秦启昌和汪奇涵。
油麻地镇的打狗运动又重新发动起来。但，很快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抵制，如狗肉铺的张汉、镇东头的魏一堂、镇子外边住着的丁桥老头。反对灭狗，自然各有各的缘故。
张汉靠狗肉铺做营生，你们把狗灭尽了，他还开什么狗肉铺？不开狗肉铺，他、他老婆、他的一群孩子靠什么养活？魏一堂反对打狗是因为他养了一条狗，而他是必须要养这条狗的。油麻地镇的人都知道：那狗能帮他偷鸡摸狗。夜间，那狗在道上带路，瞧见前面有人，就会用嘴咬住主人的裤管往后拖；他爬窗进了人家，那狗就屋前屋后地转，一有动静，就会趴在窗台上，用爪子轻轻挠窗报信。镇上一些人总想捉他，终因那条狗，他屡屡抢先逃脱掉了。丁桥老头反对打狗的原因很简单：他只身一人，需要一条狗做伴儿。以他们三人为首，鼓动起一帮人来，使打狗运动严重受阻，甚至发生了镇民辱骂学生的事件。
秦启昌说：“反了！”组织了十几个民兵帮着学生打狗。
那十几个民兵背了空枪在镇上晃，张汉他们心里有点儿发虚了，但很快又凶了起来：“要打我们的狗也行，先把文化站的狗打了！”突然间，理在他们一边了。
秦启昌这才想起余佩璋来，是听说他养了一条狗。
他正要去文化站找余佩璋，却在路上遇见了余佩璋。他二人，一文一武，多年共事。随便惯了，见面说话从来没正经的。余佩璋一指秦启昌：“你个秃子，吃狗肉吃得脑瓜亮得电灯泡似的，就想不起来送我一条狗腿吃。”
秦启昌说：“你那病吃不得狗肉，狗肉发。”
“发就发，你送我一条狗腿吃嘛。”
秦启昌忽然正色道：“老余，今天不跟你开玩笑了。我有正经事找你。”
“你什么时候正经过？”
“别闹了，别闹了，真有正经事找你。”
“什么屁事？说！”
“听说你养了一条狗，还是条警犬？”
余佩璋说：“你秃子吃狗肉吃疯了，连我的狗也想吃？”
“说正经点，你到底有没有一条狗？”
余佩璋笑笑，要从秦启昌身边走过去，被秦启昌一把抓住了：“别走啊。说清楚了！”
“你还真想吃我的狗啊？”
“镇上很多人攀着你呢！”
余佩璋大笑起来，因口张得太大，呛了几口风，一边笑一边咳嗽：“行行行，你让人打去吧。”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可以呀。找我就这么一件事？打去吧打去吧，我走了，我要到那边买小鱼去呢。”
“过一会儿，我就派人去打。”
余佩璋一边笑，一边走，一边点头：“好好好……”离开了秦启昌，还在嘴里很有趣地说着，“这个秃子，要打我的狗。狗？哈哈哈，狗？”
余佩璋吃了饭正睡午觉，被学生们敲开了院门。他揉着眼睛问：“你们要干吗？”
“打狗。”
“谁让来的？”
“秦启昌。”
“这个秃子，他还真相信了。走吧走吧。”
打狗的不走，说：“秦启昌说是你叫来的。”
余佩璋说：“拿三岁小孩开心的，他还当真了。”他在人群里瞧见了我，说：“林冰，你们快去对秦启昌说，我这里没有狗。”
我们对秦启昌说：“余站长说他没有狗，跟你开玩笑的。”
“这个痨病鬼子，谁跟他开玩笑！”秦启昌径直奔文化站而来。
余佩璋打开文化站的大门欢迎：“请进。”
秦启昌站在门口不进，朝里面张望了几下，说：“老余，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有没有狗？”
这回余佩璋认真了：“老秦，我并没有养什么警犬。”
“可人家说你养了。”秦启昌看了一眼门口那块写了八个大字的牌子说。
“吓唬人的。谁让你这个管治安的没把镇上的治安管好呢，出来那么多偷鸡摸狗的！我的鸡一只一只地被偷了。”
秦启昌不太相信：“老余，你可不要说谎。你要想养警犬，日后我帮你再搞一条。我的小舅子在军队上就是养军犬的。”
余佩璋一副认真的样子：“真是没养狗。”
秦启昌点点头：“要是养了，你瞒着，影响这打狗运动，责任可是由你负。杜镇长那人是不饶人的。”
“行行行。”
“把牌子拿了吧。”秦启昌说。
余佩璋说：“挂着吧，一摘了，我又得丢鸡。”
秦启昌去了镇上，对那些抵制打狗的人说：“文化站没养狗，余佩璋怕丢鸡，挂了块牌子吓唬人的。”
魏一堂立即站出来：“余佩璋他撒谎。我见过那条警犬！”
张汉以及很多人一起出来作证：“我们都见过那狗，那凶样子叫人胆颤。”
秦启昌觉得魏一堂这样的主儿不可靠，就问老实人丁桥老头：“文化站真有狗？”
丁桥老头是个聋子，没听清秦启昌问什么，望着秦启昌笑。有人在他耳边大声说：“他问你有没有看见文化站有条狗？”
“文化站有条狗？”他朝众人脸上看了一遍，说，“见过见过，一条大狗。”
张汉对秦启昌说：“你可是明明白白听见了的。丁桥老头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他还能说谎吗？”
“油麻地镇大的小的都知道，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谎话。”
丁桥老头不知道人们对秦启昌说什么，依然很可笑地朝人微笑。
秦启昌说：“我去过文化站，那里面确实没有狗。”
“早转移了。”不知是谁在人群后面喊了一声。
魏一堂更是准确地说：“五天前的一天夜里，我看见那条狗被弄上了一条船。”
“怪不得那天夜里我听见河上有狗叫。”张汉说。
秦启昌杀回文化站。这回他可变恼了：“老余，人家都说你有狗！”
“在哪儿？你找呀！”余佩璋也急了。
“你转移了！”
“放屁！”
“你趁早把那狗交出来！”秦启昌一甩手走了。
打狗的去文化站三回，依然没有结果。
秦启昌对我们说：“余佩璋一天不交出狗来，你们就一天不要放弃围住他的文化站！”
文化站被包围起来，空中的棍子像树林似的。
镇上那个叫八蛋的小子摘下那块牌子，使劲一扔，扔到了河里，那牌子就随了流水漂走了。他又骑到了墙头上。
余佩璋仰起脖子：“八蛋，请你下来！”
八蛋不下：“你把狗交出来！”他脱了臭烘烘的胶鞋，把一双臭烘烘的脚在墙这边挂了一只，在墙那边挂了一只。
有人喊：“臭！”
人群就往开闪，许多人就被挤进余佩璋家的菜园里，把鲜嫩的菜踩烂了一大片。
余佩璋冲出门来，望着那不走的人群和被破坏了的菜园，脸更苍白，嘴唇也更乌。
我在人群里悄悄蹲了下去。
人群就这样围着文化站，把房前房后糟踏得不成样子，像是出了人命，一伙人来报仇，欲要踏平这户人家似的。余佩璋的神经稳不住了，站在门口，对人群说：“求求你们了，撤了吧。”
人群当然是不会撤的。
余佩璋把院门打开，找杜长明去了。
杜长明板着面孔根本不听他解释，说：“余佩璋，你不立即把你的狗交出来，我撤了你的文化站长！”
余佩璋回到文化站，佝偻着身子，剧烈地咳嗽着穿过人群。走进院子里，见院子里也被弄得不成样子，突然朝人群叫起来：“你们进来打吧，打我，就打我好了！”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滑动，忽地吐出一口鲜血来。
立即有人去医院抬来担架。
余佩璋倒下了，被人弄到担架上。
我挤到担架边。
余佩璋脸色惨白，见了我说：“林冰，你不好好念书，不好好拉胡琴，也跟着瞎闹……”
他被抬走了。
我独自一人往学校走，下午四点钟的阳光，正疲惫地照着油麻地中学的红瓦房和黑瓦房。校园显得有点荒凉。通往镇子的大路两旁，长满杂草。许多树枝被扳断做打狗棍去了，树木显得很稀疏。一些树枝被扳断拧了很多次之后又被人放弃了，像被拧断了的胳膊耷拉在树上，上面的叶子都已枯黄。四周的麦地里野草与麦子抢着生长着。
大道上空无一人。我在一棵大树下躺下，目光呆呆地看着天空……
四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城里中学的一个平素很文静的女学生，却用皮带扣将她老师的头打破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日本东京井之xEE^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在日本东京井之xEE^的住宅中躺着翻看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部作品，无意中发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许多暴力行动，是从打狗开始的。这一揭示，使我大吃一惊，并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却并不是我，而是油麻地镇文化站的站长余佩璋。
这个余佩璋不太讨人喜欢，因为他有空洞性肺结核。他有两种行为，总令人不快。一是他天天要用几乎是沸腾的开水烫脚。他常组织班子演戏，那时，他就会跟油麻地中学商量，将我借出来拉胡琴。与他在一起时，总听到他半命令半央求我似的说：“林冰，肯帮我弄一壶开水吗？”烫脚时，他并不把一壶开水都倒进盆中，而是先倒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几次续进去，这样，就能保持盆中的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还是烫的。烫脚在他说，实在是一种刻骨铭心舍得用生命换取的享受。他用一条小毛巾，拉成细细一股，浸了开水，两手各执一端，在脚丫之间来回地如拉锯似的牵、搓，然后歪咧着个大嘴，半眯着双眼，“哎呀哎呀”地叫唤，其间，夹有发自肺腑的呻吟：“舒服得不要命啦！”一双脚烫得通红。杀痒之后，他苍白的脸上显出少有的健康神色，乌嘴唇也有点儿红润起来。他说：“脚丫子痒，我就不怕。一旦脚丫子不痒了，我就得往医院抬了。”果真有几回脚丫子不痒了，他的病爆发了，口吐鲜血，抬进了医院。他的另一种行为，是让人更厌恶的。当大家团团围坐一张桌子共食时，他很不理会别人对他的病的疑虑与害怕，先将脸尽量垂到盛菜的盆子上嗅着那菜的味道，然后抓一双筷子，在嘴中很有声响地嗍一下，便朝盆里伸过去。叫人心中发堵的是，他并不就近在盆边小心地夹一块菜放入自己的碗中，不让人家有一盆菜都被污染了的感觉，而是用大幅度的动作，在盆中“哗哗”搅动起来，搅得盆中的菜全都运动起来，在盆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这时，他再嗍一下筷头，再搅。嗍，搅；搅，嗍……那样子仿佛在说：“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大家心中都梗了一块东西去吃那盆中的菜。吃完了，心里满是疑问，过好几天，才能淡忘。我理解他这一举动的心思：他是想说，他的病是不传染的，你们不用介意；他想制造出一种叫众人放心的轻松气氛来。
他也感觉到了别人的疑虑，平日里常戴一个口罩。他脸盘很大，那口罩却又很小，紧紧地罩在嘴上，总让人想起耕地的牛要偷吃田埂那边的青庄稼而被主人在它的嘴上套了一张网罩的情景。
他很想让自己的病好起来。他知道，得了这种病，吃很要紧。他穿衣服一点儿不讲究，家中也不去添置什么东西，拿的那些工资都用在了吃上。油麻地镇的人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他挎一只小篮子去买鱼虾。他还吃胎盘，一个一个地吃，用水洗一洗，下锅煮一煮，然后蘸酱油吃。
油麻地镇上的人说：“余佩璋要不是这么吃，骨头早变成灰了。”
他决心把病治好，但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吃，于是就养了一群鸡。文化站有一个单独的院子，这儿既是文化站，又是他家的住宅。院子很大，几十只鸡在院子里跑跑闹闹，并不让人嫌烦。余佩璋要了镇委会食堂的残羹剩饭喂它们，喂得它们肥肥的。每隔一段时间，余佩璋就关了院门，满院子撵鸡，终于捉住一只，然后宰了，加些黄芪煨汤喝。
但这两年他很烦恼：老丢鸡。起初，他以为是黄鼠狼所为，但很快发现是被人偷的。油麻地镇很有几个偷鸡摸狗的人，八蛋就是其中一个。他守过几次夜，看到底是谁偷了他的鸡。但那几夜，油麻地镇却表现出一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文明样子来。而他一不守夜，就又丢鸡。他便站在文化站门口，朝镇上的人漫无目标地骂：“妈的，偷鸡偷到我文化站来了！谁偷的，我晓得的！”
这一天，他一下儿丢了三只鸡。
他骂了一阵，没有力气了，就瘫坐在文化站的门口不住地咳嗽。
有几条公狗在追一条母狗，那母狗突然一回头，恶声恶气地叫了两声，那些公狗便无趣地站住了。可当母狗掉头又往前走时，那些公狗又厚皮赖脸地追了上去。母狗大怒，掉过头，龇着牙，在喉咙里呜咽了两声，朝一只公狗咬去，那只公狗赶紧逃窜了。
余佩璋看着，就觉得心一跳，爬起来，回到院子里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内有警犬，请勿入内。然后将木板挂在了院门口。他往后退了几步，见木板挂得很正，一笑。
一个消息便很快在油麻地镇传开了：文化站养了一条警犬。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也很快知道了，于是就有很多同学胆战心惊地在远离文化站大门处探头探脑地张望。谁也没有瞧见什么警犬，但谁都认定那院子里有条警犬。油麻地镇有很多狗，但油麻地镇的人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警犬。因此文化站里的警犬是通过想像被描绘出来的：“个头比土种狗大几倍，一站，像匹马驹。叫起来，声音‘嗡嗡’的，光这声音就能把人吓瘫了。一纵一纵地要朝外扑呢，把拴它的那条铁链拉得紧绷绷的。”
那天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在镇上小饭馆吃完猪头肉出来，遇着了余佩璋。我问：“余站长，真有一条警犬吗？”
他朝我笑笑：“你个小林冰，念你的书，拉你的胡琴，管我有没有警犬！”
街边一个卖鱼的老头说：“这个余站长，绝人，不说他有狗，想让人上当呢。”
余佩璋再也没有丢鸡。
二
可余佩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场打狗运动。
打狗是人类将对人类实行残忍之前的预演、操练，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打之前，总得给狗罗织罪名，尽管它们是狗。这一回的罪名，似乎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狗跟穷人是不对付的；养狗的全是恶霸地主，而他们养的狗又是专咬穷人的。人们脑子里总有富人放出恶狗来，冲出朱门，将乞讨的穷人咬得血肉模糊的情景。狗是帮凶，理应诛戮。这理由现在看来很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严肃的理由。上头定了期限，明文规定，凡狗，必诛，格杀勿论，在期限到达之前必须将其灭绝。油麻地镇接到通知，立即成立了一个指挥部，镇长杜长明指定管民兵的秃子秦启昌为头。考虑到抽调农民来打狗要付报酬，于是请油麻地中学的校长汪奇涵做副头，把打狗的任务交给了正不知将激情与残忍用于何处的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我们一人找了一根棍子，一个个皆露出杀气来。炊事员白麻子不再去镇上买菜，因为秦启昌说了，学生们打了狗，二分之一交镇上，二分之一留下自己吃狗肉。
油麻地一带人家爱养狗，总见着狗在镇上、田野上跑，天一黑，四周的狗吠声此起彼伏。这一带人家爱养狗，实在是因为这一带的人爱吃狗肉。油麻地镇上就有好几家狗肉铺子。到了秋末，便开始杀狗；冬天杀得更多。狗肉烀烂了，浇上鲜红的辣椒糊，一块一块地吃，这在数九寒冬的天气里，自然是件叫人满足的事情。这段时间，常见路边树上挂着一只只剥了皮的血淋淋的狗，凉丝丝的空气里总飘散着一股勾引人的血腥味。
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一想到吃狗肉，都把棍子抄了起来。大家来来回回地走，满眼都是棍子。
汪奇涵说：“见着狗就打。”
我们组织了许多小组，走向指定的范围。狗们没有想到人居然要灭绝它们，还如往常一样在镇上、田野上跑。那些日子，天气分外晴朗，狗们差不多都来到户外嬉闹玩耍。阳光下，那白色的狗，黑色的狗，黄色的狗，闪着软缎一样的亮光――我们的视野里有的是猎物。几遭袭击之后，狗们突然意识到了那无数根棍子的意思，立即停止嬉闹，四下逃窜。我们便很勇猛地向它们追杀过去，踩倒了许多麦苗，踩趴了许多菜园的篱笆。镇子上，一片狗叫鸡鸣，不时地有鸡受了惊吓，飞到了房顶上。
镇上的老百姓说：“油麻地中学的这群小狗日的，疯了！”
我拿了棍子，身体变得异常机敏。当被追赶的狗突然改变方向时，追赶的同学们因要突然改变方向而摔倒了许多，而我几乎能与狗同时同角度地拐弯。那一顷刻我觉得自己的动作真是潇洒优美。弹跳也极好，遇到水沟，一跃而过；遇到矮墙，一翻而过。
在油麻地镇的桥头，我们遇到了一只很凶的狮子狗。这狮子狗是灰色的，个头很大，像一只熊。它龇牙咧嘴地向我们咆哮着，样子很可怕。见我们朝它逼近，它不但不逃跑，还摆出一副随时扑咬我们的架势。
“女生靠后边站！”我拿着棍子一步一步地向狮子狗靠拢过去。
狮子狗朝我狂吠着。当我的棍子就要触及到它时，它朝我猛地扑过来。我竟一下儿失去了英勇，丢了棍子，扭头就逃。
有个叫乔桉的同学笑了起来，笑得很夸张。
狮子狗抖动着一身长毛，一个劲地叫着。它的两只被毛遮掩着的模糊不清的眼睛，发着清冷的光焰。它的尖利牙齿全都露出乌唇，嘴角上流着晶亮的黏液。
乔桉不笑了。看样子，狗要扑过来了。
我急忙从地上捡起两块砖头，一手一块，不顾一切地朝狮子狗冲过去。当狮子狗扑上来时，我奋力砸出去一块，竟砸中了它。它尖厉地叫唤了一声，扭头朝河边跑去。我捡回我的棍子，朝它逼过去。它“呜呜”地叫着。它已无路可退，见我的棍子马上就要劈下来，突然一跃，竟然扑到我身上，并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一股钻心的疼痛，既使我感到恼怒，也增长了我的英勇。我扔掉棍子，用手中的另一块砖头猛力地敲打着它。其中一下，击中了它的脸，它惨叫一声，松开口，仓皇而逃。
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残忍，但这残忍让人很激动。
我的白衬衫被狮子狗撕下两根布条，胳膊上流出的鲜血将它们染得红艳艳的，在风中飘动着。
三
血腥味飘散在春天温暖的空气里，与正在拔节的麦苗的清香以及各种草木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给这年的春季增添了异样的气氛。残忍使人们发抖，使人们振奋，使人们陷入了一种不能思索的迷迷瞪瞪的疯癫癫的状态。人们从未有过地领略着残忍所带来的灵与肉的快感。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在几天时间里，一个个都变成了小兽物，把童年时代用尿溺死蚂蚁而后快的残忍扩大了，张扬了。许多往日面皮白净、神态羞赧的学生，手上也沾满了鲜血。
狗们终于彻底意识到了现在的人对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看到人就非常的恐惧。余下的狗，再也不敢来到阳光里，它们躲藏了起来。我亲眼看到过一只狗，它见到一伙人过来了，居然钻到麦田间，像人一样匍匐着朝远处爬去。夜晚，几乎听不到狗吠了，乡村忽然变得像一潭死水，寂寞不堪。
镇委员会以为狗打得差不多了，早在灭狗期限到来之前就松劲了。
狗们又失去了警惕，竟然有一只狗在上面的检查团来临时，把其中的一个团员的脚踝给咬了。
杜长明骂了秦启昌和汪奇涵。
油麻地镇的打狗运动又重新发动起来。但，很快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抵制，如狗肉铺的张汉、镇东头的魏一堂、镇子外边住着的丁桥老头。反对灭狗，自然各有各的缘故。
张汉靠狗肉铺做营生，你们把狗灭尽了，他还开什么狗肉铺？不开狗肉铺，他、他老婆、他的一群孩子靠什么养活？魏一堂反对打狗是因为他养了一条狗，而他是必须要养这条狗的。油麻地镇的人都知道：那狗能帮他偷鸡摸狗。夜间，那狗在道上带路，瞧见前面有人，就会用嘴咬住主人的裤管往后拖；他爬窗进了人家，那狗就屋前屋后地转，一有动静，就会趴在窗台上，用爪子轻轻挠窗报信。镇上一些人总想捉他，终因那条狗，他屡屡抢先逃脱掉了。丁桥老头反对打狗的原因很简单：他只身一人，需要一条狗做伴儿。以他们三人为首，鼓动起一帮人来，使打狗运动严重受阻，甚至发生了镇民辱骂学生的事件。
秦启昌说：“反了！”组织了十几个民兵帮着学生打狗。
那十几个民兵背了空枪在镇上晃，张汉他们心里有点儿发虚了，但很快又凶了起来：“要打我们的狗也行，先把文化站的狗打了！”突然间，理在他们一边了。
秦启昌这才想起余佩璋来，是听说他养了一条狗。
他正要去文化站找余佩璋，却在路上遇见了余佩璋。他二人，一文一武，多年共事。随便惯了，见面说话从来没正经的。余佩璋一指秦启昌：“你个秃子，吃狗肉吃得脑瓜亮得电灯泡似的，就想不起来送我一条狗腿吃。”
秦启昌说：“你那病吃不得狗肉，狗肉发。”
“发就发，你送我一条狗腿吃嘛。”
秦启昌忽然正色道：“老余，今天不跟你开玩笑了。我有正经事找你。”
“你什么时候正经过？”
“别闹了，别闹了，真有正经事找你。”
“什么屁事？说！”
“听说你养了一条狗，还是条警犬？”
余佩璋说：“你秃子吃狗肉吃疯了，连我的狗也想吃？”
“说正经点，你到底有没有一条狗？”
余佩璋笑笑，要从秦启昌身边走过去，被秦启昌一把抓住了：“别走啊。说清楚了！”
“你还真想吃我的狗啊？”
“镇上很多人攀着你呢！”
余佩璋大笑起来，因口张得太大，呛了几口风，一边笑一边咳嗽：“行行行，你让人打去吧。”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可以呀。找我就这么一件事？打去吧打去吧，我走了，我要到那边买小鱼去呢。”
“过一会儿，我就派人去打。”
余佩璋一边笑，一边走，一边点头：“好好好……”离开了秦启昌，还在嘴里很有趣地说着，“这个秃子，要打我的狗。狗？哈哈哈，狗？”
余佩璋吃了饭正睡午觉，被学生们敲开了院门。他揉着眼睛问：“你们要干吗？”
“打狗。”
“谁让来的？”
“秦启昌。”
“这个秃子，他还真相信了。走吧走吧。”
打狗的不走，说：“秦启昌说是你叫来的。”
余佩璋说：“拿三岁小孩开心的，他还当真了。”他在人群里瞧见了我，说：“林冰，你们快去对秦启昌说，我这里没有狗。”
我们对秦启昌说：“余站长说他没有狗，跟你开玩笑的。”
“这个痨病鬼子，谁跟他开玩笑！”秦启昌径直奔文化站而来。
余佩璋打开文化站的大门欢迎：“请进。”
秦启昌站在门口不进，朝里面张望了几下，说：“老余，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有没有狗？”
这回余佩璋认真了：“老秦，我并没有养什么警犬。”
“可人家说你养了。”秦启昌看了一眼门口那块写了八个大字的牌子说。
“吓唬人的。谁让你这个管治安的没把镇上的治安管好呢，出来那么多偷鸡摸狗的！我的鸡一只一只地被偷了。”
秦启昌不太相信：“老余，你可不要说谎。你要想养警犬，日后我帮你再搞一条。我的小舅子在军队上就是养军犬的。”
余佩璋一副认真的样子：“真是没养狗。”
秦启昌点点头：“要是养了，你瞒着，影响这打狗运动，责任可是由你负。杜镇长那人是不饶人的。”
“行行行。”
“把牌子拿了吧。”秦启昌说。
余佩璋说：“挂着吧，一摘了，我又得丢鸡。”
秦启昌去了镇上，对那些抵制打狗的人说：“文化站没养狗，余佩璋怕丢鸡，挂了块牌子吓唬人的。”
魏一堂立即站出来：“余佩璋他撒谎。我见过那条警犬！”
张汉以及很多人一起出来作证：“我们都见过那狗，那凶样子叫人胆颤。”
秦启昌觉得魏一堂这样的主儿不可靠，就问老实人丁桥老头：“文化站真有狗？”
丁桥老头是个聋子，没听清秦启昌问什么，望着秦启昌笑。有人在他耳边大声说：“他问你有没有看见文化站有条狗？”
“文化站有条狗？”他朝众人脸上看了一遍，说，“见过见过，一条大狗。”
张汉对秦启昌说：“你可是明明白白听见了的。丁桥老头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他还能说谎吗？”
“油麻地镇大的小的都知道，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谎话。”
丁桥老头不知道人们对秦启昌说什么，依然很可笑地朝人微笑。
秦启昌说：“我去过文化站，那里面确实没有狗。”
“早转移了。”不知是谁在人群后面喊了一声。
魏一堂更是准确地说：“五天前的一天夜里，我看见那条狗被弄上了一条船。”
“怪不得那天夜里我听见河上有狗叫。”张汉说。
秦启昌杀回文化站。这回他可变恼了：“老余，人家都说你有狗！”
“在哪儿？你找呀！”余佩璋也急了。
“你转移了！”
“放屁！”
“你趁早把那狗交出来！”秦启昌一甩手走了。
打狗的去文化站三回，依然没有结果。
秦启昌对我们说：“余佩璋一天不交出狗来，你们就一天不要放弃围住他的文化站！”
文化站被包围起来，空中的棍子像树林似的。
镇上那个叫八蛋的小子摘下那块牌子，使劲一扔，扔到了河里，那牌子就随了流水漂走了。他又骑到了墙头上。
余佩璋仰起脖子：“八蛋，请你下来！”
八蛋不下：“你把狗交出来！”他脱了臭烘烘的胶鞋，把一双臭烘烘的脚在墙这边挂了一只，在墙那边挂了一只。
有人喊：“臭！”
人群就往开闪，许多人就被挤进余佩璋家的菜园里，把鲜嫩的菜踩烂了一大片。
余佩璋冲出门来，望着那不走的人群和被破坏了的菜园，脸更苍白，嘴唇也更乌。
我在人群里悄悄蹲了下去。
人群就这样围着文化站，把房前房后糟踏得不成样子，像是出了人命，一伙人来报仇，欲要踏平这户人家似的。余佩璋的神经稳不住了，站在门口，对人群说：“求求你们了，撤了吧。”
人群当然是不会撤的。
余佩璋把院门打开，找杜长明去了。
杜长明板着面孔根本不听他解释，说：“余佩璋，你不立即把你的狗交出来，我撤了你的文化站长！”
余佩璋回到文化站，佝偻着身子，剧烈地咳嗽着穿过人群。走进院子里，见院子里也被弄得不成样子，突然朝人群叫起来：“你们进来打吧，打我，就打我好了！”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滑动，忽地吐出一口鲜血来。
立即有人去医院抬来担架。
余佩璋倒下了，被人弄到担架上。
我挤到担架边。
余佩璋脸色惨白，见了我说：“林冰，你不好好念书，不好好拉胡琴，也跟着瞎闹……”
他被抬走了。
我独自一人往学校走，下午四点钟的阳光，正疲惫地照着油麻地中学的红瓦房和黑瓦房。校园显得有点荒凉。通往镇子的大路两旁，长满杂草。许多树枝被扳断做打狗棍去了，树木显得很稀疏。一些树枝被扳断拧了很多次之后又被人放弃了，像被拧断了的胳膊耷拉在树上，上面的叶子都已枯黄。四周的麦地里野草与麦子抢着生长着。
大道上空无一人。我在一棵大树下躺下，目光呆呆地看着天空……
四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城里中学的一个平素很文静的女学生，却用皮带扣将她老师的头打破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日本东京井之x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