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之璉
在50年代，中國文藝界出了一個“丁、陳反黨小集團”，當時曾經大肆宣傳，幾乎傢喻戶曉。這個案子在1955年至1957年間有過三次大的起落，即：批判、定性——重新審理、改寫結論——加溫、加碼、再定性這樣一種錯綜復雜的過程。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作為處理這個案子的參與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責任將內情公之於衆，留之後世，吸取教訓。為什麽批判丁、陳？
批判丁玲、陳企霞開始於1955年8月。從8月3日到9月4日，中國作傢協會黨組舉行了黨組擴大會，對丁、陳批判鬥爭，參加者約七十人。9月30日以作協黨組名義把會議結果寫成《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呈報黨中央。
我是1954年門月由中央組織部調中央宣傳部工作的，任副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不久三位秘書長（鬍繩、熊復、石西民）先後調走，我改任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批判丁、陳是中國作傢協會黨組决定的。黨組書記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兼任，作傢協會的一切活動，也都由周揚直接掌握。為什麽要批判了、陳，當初我並不清楚。我同丁玲過去衹有一面之識，同陳企霞則從未見過面。他們在文藝界的活動情況和影響我也不瞭解。機關工作繁忙，我未能去參加對丁、陳的批判會。不過我陸續聽到一些反映，由此産生了許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肅反”運動正在全國展開，為什麽作協黨組卻把重點放在批丁、陳上呢？衆所周知，肅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質的。這不是將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嗎？想法之工：丁玲1933年遭國民黨逮捕，經過一些折磨，三年後投奔陝北根據地。人們對她雖有種種議論，但在抗日戰爭期間，她組織戰地服務團，奔赴前綫參加抗戰；在解放戰爭期間深入農村參加土改，潛心創作，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國解放後，黨對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報》主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她還獲得了斯大林文學奬，並多次被派出國訪問。這說明從延安整風以來，她在創作上工作上可以說大有建樹，是當時有重大影響的一位作傢。為什麽作協黨組要這樣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揚長時期從事文藝領導工作，他對丁玲的情況，無論是長處還是弱點，都是瞭解的。對丁玲的作品，周揚曾譽為是以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描寫農民的。他還稱贊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在毛澤東的文藝方針的指導下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優秀的作品”。不料，時隔一年多，卻由他主持批判這個曾被他頌揚為創作了“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優秀作品”的作傢的“反黨活動”，到底因為什麽呢？
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結束後，中國作傢協會黨組寫的題為《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是由周揚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送中央的。我是這個部務會議的參加者。報告中說：批判丁玲旨在“整頓文藝隊伍”，“剋服在領導幹部中長期存在的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行為”。
我讀了作協黨組報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語”後，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報告題目和內容不符。題目是對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活動及處理意見，內容卻很抽象很籠統，主要是屬於思想作風、工作態度等方面的表現。報告還說丁玲所犯“反黨的錯誤和她歷史上被國民黨逮捕後在南京的一段經過是有一定關係的”，並說在周揚“幫助丁玲準備檢討發言稿時……她承認了自首的事實”。
報告中強調了陳企霞和並未列入“反黨小集團”的李又然兩人的“托派嫌疑”，說“黨組决定開除此二人黨籍”（當時這二人已由公安機關實行“隔離審查”）。對丁玲的處理，報告中則說要“審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歷史並作出結論；對她的錯誤如何處理，要看她對所犯錯誤的認識和檢討程度考慮對她的處分問題”。
這個報告引起我的一些疑問。第一，“丁、陳反黨小集團”既是反黨的，為什麽不着重揭露他們的反黨事實？既然是“丁、陳反黨小集團”，為什麽報告中羅列的事實主要指丁玲，而對陳企霞衹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黨小集團的為首者，為什麽衹决定開除陳企霞和並未列入“反黨小集團”的李又然的黨籍，而對丁玲是看她以後的態度？……這些疑問，從報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第二，開除黨員的黨籍不應由黨組作出决定。黨章上並沒有規定黨組有這種職權，而應該按照黨章規定的手續去辦，允許本人有申述的機會，不應該把人關起來後，不讓本人知道就宣佈開除其黨籍。
但當時我對丁玲、陳企霞的情況並不瞭解，又是在這樣的場合討論，我當然尤法多說什麽意見。但是，作為機關黨委書記，對所屬兩個黨員開除黨籍，我應該堅持按組織手續辦理。我講了我的看法，我說：“關於報告中‘决定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一點，應把‘决定’改為‘建議’。因為所揭發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核查後處理。也避免嚮中央反映不準確的情況。”
在結束這一問題的討論時，陸定一部長並沒有提到這一點。黨組報告和代中央起草的對報告的“批語”就這樣通過了。
陳企霞、李又然問題的麯折
這次中宣部部務會議開過不久，中國作傢協會黨總支受命寫出了“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的决定”，送機關黨委審批。我和機關黨委的同志認為，在肅反運動高潮中，對於在政治上還沒有弄清楚的黨員急於開除黨籍，會對運動的正常開展産生不利影響。雖然部務會同意了，但還應聽聽多方面的意見，提議同機關肅反五人小組聯合起來，共同討論這個决定。中宣部機關肅反五人小組的組長是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志兼任。他同意我們的建議。於是，由他主持五人小組成員和黨委成員開聯席會議，討論作協黨總支起草的開除陳、李二人黨籍的决定。决定中對開除陳企霞黨籍的根據有兩條：一是他是“丁、陳反黨小集團”的成員，二是他歷史上有托派嫌疑。對開除李又然黨籍的根據是：他在歷史上有托派嫌疑，還說他在思想上腐朽得不成樣子等等。
在討論中，大傢認為，作為托派嫌疑而開除他們的黨籍不妥，因嫌疑是不肯定的。如果作為“反黨小集團”成員開除，那麽“小集團”的為首者丁玲尚未處理，先開除陳企霞也不適當。出為在黨組的上述報告中對陳企霞反黨的事實寫得很不具體，“反黨小集團”成員本來是三個人。另一人由於承認了錯誤並站在主持人一邊揭發丁玲、陳企霞，領導就不再追究他，而變成揭發小集團的積極分子。這說明，“反黨”或“不反黨”完全由主管者個人意志决定，很不嚴肅。而李又然又並不屬反黨小集團的成員。況且這兩個人在作協黨組的要求下，已由中央肅反五人小組批準實行了“隔離審查”，他們已不能參加任何黨的活動，開除衹是一個手續問題了。聯席會議最後確定：作協黨總支起草的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的决定根據不充分，要他們回去再研究重寫。
改寫的“决定”沒有送來。到1955年12月15日，中央批發了作協黨組的報告。報告中有“我們决定，根據會議的提議開除（陳企霞、李又然）二人的黨籍”的話，因而開除黨籍也就隨着對整個報告的批準而成既成事實。
接到中央的批示後，陸定一立即召開中央各部門的骨幹大會，傳達了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處理報告。
1956年5月初，陳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經作協肅反五人小組和公安機關共同審查、審理予以否定。5月22日他們恢復了自由。這就産生一個問題：對這兩個人的黨籍如何處理？是釋放後立即告知其已被開除，還是另嚮他們作出交代？由張際春副部長主持討論後，認為：“丁、陳反黨小集團整個案件尚未處理，陳企霞、李又然的黨籍問題作為其中的問題之一，仍可作為還在處理過程中，不必立即宣佈他們已被開除。”
陳企霞被釋放後，要求同黨委談話，申訴作協黨組對他所進行的批判與實際情況不符。5月24日，由我主持，機關黨委的專職副書記崔毅和作協黨組的代表參加，一起聽了陳企霞的申訴。他把他和周揚之間的分歧作了全面的陳述。其中有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思想問題和相互關係問題。陳企霞認為，黨組嚮中央的報告沒有根據，是捏造事實，對他進行“政治迫害”。談話以後，陳企霞將他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交機關黨委。這些材料照例也都印發給各領導和有關同志參閱（包括周揚本人）。
李又然被釋放後，也要求同機關黨委談話。是崔毅主持談的。他從頭敘述了他同周揚之間的意見分歧。我沒有參加這次談話。據崔毅同志嚮我反映，在他聽來，李又然同周揚之間的意見分歧，不見得李是錯的。這種談話，當時機關黨委也衹是聽聽，嚮領導反映反映而已。對反映周揚這樣的領導人的任何意見，機關黨委均無權處理。
但對陳企霞、李又然的黨籍問題如何處理，這關係到如何對待作協黨組嚮中央的報告、中宣部部務會已通過的决議和中央的批準等一係列問題。於是，又提到中宣部部務會議上討論。
1956年6月28日，由陸定一主持的部務會議討論的結果是：“（關於陳企霞等問題）今後的做法，確定由張際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機關黨委、作協黨組、黨總支的一些同志參加，將事實查清楚，並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再提出處理意見。”此外，並同意陳企霞等繼續參加黨的生活。
會後，張際春為此事嚮中央總書記作了請示報告。小平同志同意。
機關黨委為了進一步落實上述决定，又通知“由楊雨民、郭小川、阮章競、張僖、嚴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負責……要求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完成……匯報時由際春同志主持，並吸收周揚、熊復、劉白羽、林默涵（林不在時由蘇一萍代）、李之璉、崔毅、張海等同志參加”。
根據查對事實的結果，作協黨組起草了《關於陳企霞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草稿），是這樣寫的：“……根據上述查對結果，對陳企霞同志的錯誤問題結論如下：
“一、陳企霞同志，主要在他主持《文藝報》工作期間，做了不少工作，在有一段時間內，工作也比較積極，同時由於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文藝報》的工作獲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陳企霞同志卻因此驕傲自滿，因而在若幹重要問題上犯了拒絶黨的領導監督，嚮黨鬧獨立性的嚴重錯誤。
“二、陳企霞同志和丁玲之間的關係上，由於他們兩人都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因而他們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問題上形成一種宗派性質的結合，嚮黨鬧獨立性，損害了黨的團结。他們這種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是嚴重的，但還沒有發展到反黨小集團的程度，因此不應作為反黨小集團論。”
這個結論（草稿）由邵荃麟等送陸定一審閱同意後，找陳企霞談話徵求意見。陳企霞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徹底平反”。
對丁玲是非的調查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後，作協安排她到頤和園去“閉門思過”。
1956年夏，中宣部組成了以常務副部長張際春為組長的審查丁玲歷史（被捕問題）的專門小組，執行作協黨組嚮中央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審查丁玲歷史問題”這個任務。張際春、周揚、劉白羽、我，還有一位作協黨總支的同志，共五人組成專門小組負責進行。
在審查丁玲的歷史問題上，周恩來總理曾有過指示，他說：“由於周揚同丁玲之間成見很深，在審查時要避免周揚和丁玲的直接接觸，以免形成對立，不利於弄清是非。”在審查過程中，張際春組長是認真執行這個指示的。專門小組同丁玲本人談話時都沒有讓周揚參加。
審查小組在同丁玲談話前後，作了大量的調查，也查閱了國民黨遺留下的檔案。無論從檔案中或證人的證詞中，都沒有發現丁玲被捕後或者說被綁架後，有叛變或自首、變節、投敵、反共的證據。調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後被送往南京。敵人沒有把她關進監獄，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變的丈夫馮達繼續同居，藉以爭取她為敵人辦刊物。丁玲表示，以後不再從事社會活動，願回傢養母，拒絶為敵人服務。後來敵人看到她的消極態度，逐漸放鬆對她的監視。她利用各種綫索找黨，先到北平找李達，未能解决，又經曹靖華寫信到上海……同黨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繫後，在馮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於1936年9月派人把她從南京接出，轉送到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專門小組根據當時黨關於處理黨員被捕、自首等類錯誤問題的文件精神，經過激烈的爭論後，對丁玲被捕的問題認為：有變節性行為，定為“政治錯誤”。對她從南京回到陝北根據地，結論為：是在黨的幫助下實現的。
這個結論是專門小組內部妥協的産物。因為在審查過程中，意見很不一致。有的人堅持定為“自首、叛變”，張際春和我、張海等則認為這沒有根據，不能成立。爭論不休，後即改為“犯有政治錯誤”。這樣修改，纔得以最後通過。結論文件共討論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過的。
我與張海受命將通過的結論同丁玲見面時，她對否定了“自首”一點感到滿意，但對結論定為“有變節性行為”不能接受。於是她又寫了聲明。我們把她的聲明交張際春簽署，和結論一起報送中央審批。在我們和丁玲談她的歷史問題後，她要求談她的（反黨）錯誤。她說：1955年對她的批判，很多問題都不是事實；並表示她對周揚有很多意見。
但我同張海衹是代表專門小組和她談歷史問題，沒有要我們談反黨錯誤，我就告訴她：“我們沒有這個任務，有意見可以找陸定一、張際春同志去談。”
丁玲表示為難，認為找他們很不容易，於是哭了起來……
我說：“你覺得找他們睏難，寫出意見來交他們看也可以。”
專門小組對丁玲的歷史審查結論報送中央以後，中宣部又組成以張際春為組長的審查小組來處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問題。專門小組的成員有張際春、周揚、劉白羽、林默涵和我共五人，在小組以下建立了工作組，由幹部處處長張海負責，劉白羽、楊雨民參加，並抽調中宣部幹部處和作協機關的幾個幹部進行具體的調查研究工作。
小組該如何進行工作，在小組內部爭論很大。有的同志認為，1955年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是中央已經批準了的，應以這個報告中的事實為基礎定案作出組織處理。我和張海則認為，1955年作協黨組的上述報告，衹是從政治上作了結論，如果作為組織處理的根據，還需要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逐件作調查核實，也還需要聽聽本人的意見。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須的步驟。
這兩種意見嚮張際春報告後，他同意我和張海的意見。他認為，核實一下，處分的根據更確實，被處分者也較容易接受。
於是張海負責的工作組就根據這種精神，按照作協黨組上述報告中揭發的丁玲反黨問題的事實，逐項作了調查（有的人由我直接談話調查），寫出了大量的調查材料，印發給各有關的人參閱。
丁玲本人寫了一批申辯材料，提出對她批判的許多問題不符合事實；她還寫了對周揚的意見。
丁玲在送交這些材料時，附有一信給我。丁玲的這些材料同其他調查材料一樣，印發給中宣部的部長、副部長、機關黨委委員、作協黨組成員和專門小組成員。
周揚對於把丁玲寫有對他的意見的材料印發給有關人員看，十分惱火。他找陸定一出來製止此事。有一次在陸定一傢中談話時，他當着陸定一和張際春的面質問我：“你們把反黨分子對人的誣衊廣為散發，這是什麽意思？！”
對周揚這種指責，陸定一並不表示異議；我作為下級，衹能看做是領導的决定來執行。後來，丁玲又寫了有關周揚的信和材料，就衹好不再印發給有關同志了。
對丁玲等反黨問題的調查核實工作，到1956年鼕季纔結束。這件事在中國作傢協會內部引起了震動。原先人們以為丁玲問題早已定案，現在又來調查必然還有問題。人們又看到，作為托派嫌疑而由公安機關實行“隔離審查”的陳企霞和李又然，也已無條件釋放。現在，處理丁玲問題的專門小組又不是以周揚為領導，而是由張際春任組長……這一切變化，在人們的思想中就産生一個疑問：周揚在作協所領導的種種鬥爭是否正確？……
這種情況，同1955年“反鬍風”、“批丁、陳”和肅反初期形成的周揚是“絶對權威”已大不相同了。於是，有些人在1955年批判丁玲時作為積極分子揭發問題的，現在被調查時卻聲明：他過去對丁玲的揭發、批判是某某叫他那樣說的，要求更正他過去所講的情況。於是，我們又一個一個地找人談話，對證過去的揭發是否屬實。
調查核實的結果是，作傢協會黨組1955年《關於丁玲、陳企霞等反黨小集團……的報告》中所揭發的丁玲反黨事實，主要問題都與事實不相符，絶大部分屬子虛烏有。比如，原來說：丁玲“拒絶黨的領導和監督；《文藝報》的領導人選，中國文聯黨組原來决定丁玲為主編，陳企霞、蕭殷為副主編，而丁玲在陳企霞個人的抗拒下，竟然違反黨的决定，把陳企霞、蕭殷也列為主編，出現了一個刊物有三個主編的怪現象”。調查結果是：這種提拔是丁玲同周揚商量，周揚同意後纔宣佈的調揚也承認這一事實。
原來說：丁玲“狂妄地吹噓自己，製造個人崇拜……1953年，文學講習所在招待德國作傢的時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並排地挂起來”。調查的結果是：這次會場不是丁玲本人佈置的，當她知道挂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時，她即批評了佈置會場的人，並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來。
原來說：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說“一個人衹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調查結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傢們談話，她說：“作為一個作傢，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麽作傢呢？”
原來說：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說‘某領導同志不喜歡你’或‘某領導同志遲早要搞你’以挑撥這些同志和領導同志之間的關係”（指的是周揚和鬍喬木之間的關係）。經嚮鬍喬木同志調查，他表示“沒有這種感覺”，等等。
調查落實的情況和原來報告所羅列的事實既不相符，就必然牽涉到原來的定性是否正確這一問題。那麽究竟應該根據原來的報告定性，還是應該根據落實的問題定性呢？以張際春為首的專門小組不能决定，衹好又嚮中宣部部務會議報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務會議，由陸定一主持，專門工作小組張海等作了調查結果的匯報，最後提出“究竟應該根據落實的結果，實事求是地處理，還是按過去定性的‘反黨小集團’結論處理？要求明確指示”。
陸定一聽了匯報後，感到很尷尬，並對周揚有埋怨情緒。他說：“當時一再說要落實，落實，結果還是這樣的！”對今後如何處理，陸定一說：“也衹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結果辦。”
周揚這時表現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議，是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講了丁玲的好話”。
我對於周揚這種解釋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為什麽在當時不嚮有關組織說明毛主席是怎樣指示的？為什麽不和有關組織共同研究如何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結束後為什麽不落實揭發的問題就嚮中央作這樣的報告？……在毛主席面前“講了丁玲的好話”又是什麽意思？特別是現在在這個會上未說明這一點又是什麽目的？
這一切歸納起來，使我不得不懷疑周揚在批判丁玲的問題上，確有令人難解的奧秘。機關黨委的同志們心中也都有這樣的疑問。
這次部務會以後，周揚就竭力找機會來彌合他原來所做的不足。從此（1957年1月）對丁玲“反黨”問題的處理工作在他親自主持下積極進行。他和作協黨組的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藝處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對丁玲的結論。他們開了若幹次會，由郭小川根據周揚等同志的意見，將“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改為丁玲和陳企霞是“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寫出了幾稿都說“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最後是依照對陳企霞結論（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協黨組起草的《關於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草稿）是這樣寫的：“……根據以上查對結果，對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結論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學創作方面和文學界的組織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藝報》和文學講習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但是丁玲同志卻因此滋長驕傲自滿情緒，犯了不少違反組織原則的自由主義和損害團结的宗派主義錯誤。
“丁玲同志與陳企霞同志之間的關係上，由於他們都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因而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問題上，形成了一種宗派性質的結合，嚮黨鬧獨立性，損害了黨的團结。他們這種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是嚴重的，但還沒有發展到反黨小集團的程度，因此，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
但是，這個由周揚主持修改的結論稿，還沒有來得及拿到專門小組和中宣部的會議上討論，1957年5月《中央關於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發佈了。這個結論沒有公佈，也沒有同本人見面，但有些人卻知道已否定了“反黨小集團”的結論。
整風中的變化
中國作傢協會的整風運動，首先是動員群衆嚮領導提意見。
嚮中宣部領導提意見，最集中的是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處理問題。因為，這是幾年來反復幾次還沒有得到處理的大事。
這種情況，引起了陸定一的重視。他認為群衆對1955年批判丁、陳既有這麽多意見，而這個批判和嚮中央的報告及代中央擬的“批語”都是作協黨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這一問題交回作協黨組，再討論如何處理。
1957年6月6日，作傢協會黨組根據陸定一的指示，召開黨組擴大會討論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
會議開始，周揚先講話，在他的講話中有這樣的話：“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衹有鬥爭沒有團结，對待像丁玲這樣的老同志，這樣做是很不應該的……”
黨組的邵荃麟、劉白羽等同志也先後發言表態。有的說“丁、陳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說“批判有偏差，鬥爭過火”，“對揭發材料沒有核實就嚮中央寫報告，不慎重”；有的表不承擔責任等等。
周揚為什麽在這時候率先這樣表態？從他原來的態度來說，已有了根本的轉變，這比他主持修改的結論（草稿）又有很大的變化。但從組織上來說，“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中央宣傳部討論同意了的，中央批準的；現在作協黨組的幾位同志這樣宣佈是否請示了中央？……我對這種轉變感到高興，但對這種做法則有懷疑。於是，我嚮張際春作了匯報，問他事先知不知道他們這種做法。他說：“誰知道怎麽搞的喲！他們要怎麽說就怎麽說嘛！”
但周揚等的講話衹是承認了一些事實，沒有說明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黨組擴大會上提出的批評意見就集中在周揚身上。人們紛紛提出質問，問題越提越尖銳，態度也越來越激烈。丁玲、陳企霞也追問：“是誰叫他這麽搞的？”……
會議開了三次，再也開不下去了，衹好休會。
在反右中加碼
中共中央於6月8日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當天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從此，整風形勢急轉直下。對丁玲、陳企霞問題如何處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討論，由陸定一部長直接嚮中央書記處去請示。我完全不瞭解此事的醖釀過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參加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別的議題結束後，由陸定一匯報丁玲等問題的處理情況。他沒有講兩年來全面的處理經過，衹說中宣部在處理了、陳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按原來中央批準的結論處理；另一種意見是以張際春和李之璉為代表的主張改變原來的結論。
彭真聽了陸定一的匯報後，急着插話問：“周揚怎麽樣？他也要翻案嗎？”
陸定一沒有正面答復，衹含糊其辭地說：“周揚沒有什麽不一致。”
嚮中央書記處這樣匯報情況是很片面的。陸定一隱瞞了周揚態度的前後反復，更回避了丁玲問題調查結果同當時嚮中央報告的情況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務會議上他確定的“衹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結果辦”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實。
我當時考慮，如果我發言說明這種種經過，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楚的。我並想到，陸定一既然認為張際春和我同他意見不一，為什麽不讓張際春來參加中央書記處的會議，而單獨要我來？……這種復雜情況，使我猶豫了。我想，那就衹有讓事實來證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調查材料，於是我未發言。
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誤。
鄧小平同志最後衹表示：“意見不一致可以討論，黨內民主嘛！由你們宣傳部去討論好了。”他態度冷靜，語調平和，對誰似乎也沒有批評，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壓力。因為沒有把情況弄清楚就又將此事的處理全權交陸定一部長了，這使我感到憂慮。
中央組織部安子文部長也參加了這次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因在這以前，我曾嚮他反映過我對周揚和丁玲之間問題的情況和看法。他聽了陸定一在會議上的匯報後，感到不解，而我又未發言，因而産生了懷疑。會後，他把我找到中組部去問明情況。我嚮安子文又介紹了分歧所在和發展經過，說明張際春和我認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陳所揭發的事實同1956年處理時調查的結果事實不符，不應按原來的定性處理，這是陸定一瞭解並同意了的，現在他又不承認了。
安子文聽後告訴我說：對丁玲問題的處理還是應該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他還表示，他將再嚮彭真去反映。
書記處這次會議後，陸定一、周揚兩位領導人怎樣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瞭解，我衹知道，周揚在半年前已同意、經專門小組通過、張際春簽發並報送中央審批的丁玲的歷史結論，這時他又反悔了。他嚮陸定一提出，他“不同意這個結論”。陸定一把我找去說明此意，並要我把這個結論文件從中央撤回來，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務會上再討論。
這次部務會所謂再討論，衹是由陸定一提出，將丁玲的歷史結論改為：“1933年丁玲被捕後，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派回來的”，但並沒有提出新的根據。
中宣部部務會的參加者們，除張際春、周揚、張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瞭解對丁玲歷史審查的經過和實際情況。周揚雖瞭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過的結論。因此，對陸定一的意見沒有人提出反對，也沒有人表示贊成。但陸定一這樣定了，專門小組通過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並一致通過的結論，就此被否定。而這個新結論，並沒有嚮本人宣佈。
周揚對這種支持，自然很滿意。他還不顧事實，在會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協黨組整風會上嚮他提意見就是鬧翻案，作協機關的幹部對1955年的批判不滿，則是替丁玲翻案；而這種翻案活動都是機關黨委調查核實丁玲問題時所鼓動起來的，等等。
周揚這些說法當然是有意顛倒是非。怎能把群衆對丁、陳問題處理的不滿說成是機關黨委挑起來的？周揚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黨小集團”的結論，並當面嚮丁玲等表示歉意，這時卻又衹字不提，這又是為什麽呢？
於是，我問他：“你6月6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上的那種講話，嚮丁玲賠禮道歉是要幹什麽呢？”
周揚惱羞成怒，咬牙切齒地說：“哪是你們逼的！”
這時，張際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來，指着周說：“你願怎麽說就怎麽說吧，誰知道你在搞什麽喲！丁玲的歷史結論你同意了纔報中央的。你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麽根據？那時按你的意見修改的，現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麽說就怎麽說嗎！？”
張際春很氣憤，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周揚不再吭氣。
在擔任處理丁玲等問題專門小組組長期間，張際春深感問題的復雜性，處理問題十分慎重，特別是對於周揚的意見十分尊重。他的原則是：凡開會，周揚不到不開；討論問題，周揚不同意不定。對丁玲的歷史結論，本來是周揚等堅持，纔在結論上加了“有變節性行為”幾個字。料不到半年以後他又反悔，並找陸定一出來糾正。這當然是出爾反爾，是無原則的，也是對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張際春很感不平。
這次會議後，有些參加會議的處長們認為我太軟弱，應爭的未爭，說我“涵養性大，能忍事”。對他們這種批評我理解。這也正是我的弱點。如果我能像張際春那樣揭露周揚，結果也許會不一樣。我衹是從組織上考慮到我當時的地位，註意了上下級的關係，而沒有從政治原則上力爭是非，揭露這種無理反復。
1957年7月，對資産階級右派進行反擊的鬥爭全面開展。中宣部又進一步研究作協黨組如何繼續討論丁玲等問題。
陸定一首先提出，作協黨組討論丁玲等問題的擴大會議要很快復會。他仍主張由周揚主持（這時作協黨組書記已由邵荃麟擔任），並要他在黨組擴大會上再講一次話。
7月25日，作協黨組擴大會休會一個多月後復會。周揚講話的內容同6月6日的講話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陸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並表明這個批判是根據上面的指示進行的。因此，周揚的講話，就給人一種暗示，他不僅是代表黨的，也是絶對正確的。
周揚的講話，為作協黨組擴大會定了新的調子，改變了原來的性質。原來是討論對丁、陳問題如何處理的討論會，現在變成對丁、陳進一步“反擊”的鬥爭會。會議範圍也擴大了，成為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一個主戰場。這樣丁玲在前一段時間趁整風之機追問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資産階級右派嚮黨的猖狂進攻。於是就把她同陳企霞等人的個人聯繫和意見的一致性等等一係列行為都說成反黨活動，並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聯繫或有相同見解的黨員作傢或文藝工作者，都歸結為資産階級右派集團，如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七人。
作協黨組“反擊丁、陳”大會從7月25日開始，至9月17日結束，周揚在16日的會上講了話。周揚先說了他一貫忠於黨，一貫堅持同反黨分子作鬥爭的光榮事跡，然後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馮雪峰等十幾位著名新老作傢，戴上了多種政治帽子……其中說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一個對黨不忠的人”……這個講話，會後加以“整理補充”，以《文藝戰綫上的一場大辯論》為題發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是的，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周揚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歷史就這樣打了一個句號，周揚成為文藝界正確領導和權威的化身；而丁玲、陳企霞……開始了為期二十二年的流放，受盡了屈辱、苦難，嘗遍了人間的艱辛。
撥亂反正總澄清
當黨從“左”的陰影中走出來，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回顧歷史，重新審理千千萬萬件冤案時，陽光終於照到丁玲、陳企霞頭上。河清了，天藍了，歷史終於按事實與了。
歷史是這樣記載的：
……1979年，中國作傢協會對丁玲同志被定為“反黨集團”、“右派”、“叛徒”的問題進行了復查，作出了改正結論，並於1980年1月由中央組織部報經中央同意，恢復丁玲同志黨籍，恢復政治名譽和原工資級別。但有些問題解决的不夠徹底，且沒有在適當範圍消除影響。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為“丁、陳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都屬錯劃、錯定，不能成立。對1955年12月中央批發中國作傢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應予撤銷，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消除影響。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屬於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間，敵人曾對她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其做事，但她拒絶給敵人做事、寫文章和拋頭露面，沒有做危害黨組織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後來輾轉京滬，想方設法終於找到黨組織，並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到達陝北。
四、……現决定為丁玲同志徹底恢復名譽；因丁玲同志被錯定、錯劃而受株連的親友和同志亦應一律糾正，推倒一切不實之詞，消除影響。（198年8月中央組織部《關於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中國作傢協會《關於陳企霞同志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中這樣寫的：
一、關於“污衊肅反運動，否定肅反成績”問題。
陳企霞在作協召開的總結肅反工作和提意見的會上，以及嚮中宣部黨委和作協黨組部分負責同志陳述意見時，確曾講過一些意見，是針對1955年至1956年作協肅反工作而言，並非攻擊肅反運動，不屬於右派言論。
二、關於“反黨集團”問題。
……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陳雖曾與人談論過文藝界一些問題（包括丁、陳事件），但不屬反黨性質。
綜上所述，陳企霞同志的問題不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把他定為右派分子屬於錯劃，應予改正。恢復黨籍，恢復原工資級別（行政十級），適當安排工作。
同了、陳一起錯定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銷了處分，恢復了黨籍和名譽。
有人說，在過去的幾十年，人們是在“左”傾思想指導下工作的。錯批、錯鬥、錯劃、錯定等等都是“左”傾思想的必然産物；也有的人說，過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是采取群衆運動的方式進行，群衆一發動起來，必然産生過火的批、過火的鬥和過火的處理；還有的人說，過去每次群衆運動都規定運動對象的數字，然後分配到各部門去尋找，數字不夠就把批判對象升格，拼湊數字，必然造成錯誤，等等。
所有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這些說法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對一切錯誤處理的案件造成的原因，籠而統之地歸罪於“左”傾思想往往說不清具體是非。比如，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捏造事實的，顛倒是非的就不衹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對錯誤事實的認定，對處理人的方式方法，對當事人的各種要求等等都是由主持人規定的。這個主持人的思想作風，他對人、對事、對黨的政策的態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如何都有重要的關係；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看風使舵、隨風倒……他就不可能正確處理人的是非麯直；這個主持人如果衹是思想認識上“左”，但能聽取群衆意見，尊重多數，也不致錯得出格，黑白不分；這個主持人如果實事求是精神很強，能對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也能夠避免誇大和捏造，就能做到防“左”；這個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見，能客觀地對人對事，不媚上，不壓下，不個人决定一切，也能做到公正處理。
往事已矣！但願我們能從以往的失誤中吸取教訓，清醒起來，別再幹這種既害同志又削弱黨的戰鬥力的蠢事。
丁玲等“右派集團”定性後，在1958年的“反右補課”運動中，中宣部就集中批判機關黨委，把黨委在丁、陳等問題上所作的調查核實工作，都認為是對了、陳的包庇。書記、副書記四人也定為“反黨集團”，兩人定為“右派”，開除黨籍，兩人定為“反黨分子”，留黨察看。二十年後，1978年11月纔徹底平反。詳情另文記述。
（選自《炎黃春秋》1993年第5期）
在50年代，中國文藝界出了一個“丁、陳反黨小集團”，當時曾經大肆宣傳，幾乎傢喻戶曉。這個案子在1955年至1957年間有過三次大的起落，即：批判、定性——重新審理、改寫結論——加溫、加碼、再定性這樣一種錯綜復雜的過程。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作為處理這個案子的參與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責任將內情公之於衆，留之後世，吸取教訓。為什麽批判丁、陳？
批判丁玲、陳企霞開始於1955年8月。從8月3日到9月4日，中國作傢協會黨組舉行了黨組擴大會，對丁、陳批判鬥爭，參加者約七十人。9月30日以作協黨組名義把會議結果寫成《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呈報黨中央。
我是1954年門月由中央組織部調中央宣傳部工作的，任副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不久三位秘書長（鬍繩、熊復、石西民）先後調走，我改任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批判丁、陳是中國作傢協會黨組决定的。黨組書記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兼任，作傢協會的一切活動，也都由周揚直接掌握。為什麽要批判了、陳，當初我並不清楚。我同丁玲過去衹有一面之識，同陳企霞則從未見過面。他們在文藝界的活動情況和影響我也不瞭解。機關工作繁忙，我未能去參加對丁、陳的批判會。不過我陸續聽到一些反映，由此産生了許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肅反”運動正在全國展開，為什麽作協黨組卻把重點放在批丁、陳上呢？衆所周知，肅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質的。這不是將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嗎？想法之工：丁玲1933年遭國民黨逮捕，經過一些折磨，三年後投奔陝北根據地。人們對她雖有種種議論，但在抗日戰爭期間，她組織戰地服務團，奔赴前綫參加抗戰；在解放戰爭期間深入農村參加土改，潛心創作，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國解放後，黨對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報》主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她還獲得了斯大林文學奬，並多次被派出國訪問。這說明從延安整風以來，她在創作上工作上可以說大有建樹，是當時有重大影響的一位作傢。為什麽作協黨組要這樣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揚長時期從事文藝領導工作，他對丁玲的情況，無論是長處還是弱點，都是瞭解的。對丁玲的作品，周揚曾譽為是以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描寫農民的。他還稱贊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在毛澤東的文藝方針的指導下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優秀的作品”。不料，時隔一年多，卻由他主持批判這個曾被他頌揚為創作了“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優秀作品”的作傢的“反黨活動”，到底因為什麽呢？
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結束後，中國作傢協會黨組寫的題為《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是由周揚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送中央的。我是這個部務會議的參加者。報告中說：批判丁玲旨在“整頓文藝隊伍”，“剋服在領導幹部中長期存在的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行為”。
我讀了作協黨組報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語”後，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報告題目和內容不符。題目是對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活動及處理意見，內容卻很抽象很籠統，主要是屬於思想作風、工作態度等方面的表現。報告還說丁玲所犯“反黨的錯誤和她歷史上被國民黨逮捕後在南京的一段經過是有一定關係的”，並說在周揚“幫助丁玲準備檢討發言稿時……她承認了自首的事實”。
報告中強調了陳企霞和並未列入“反黨小集團”的李又然兩人的“托派嫌疑”，說“黨組决定開除此二人黨籍”（當時這二人已由公安機關實行“隔離審查”）。對丁玲的處理，報告中則說要“審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歷史並作出結論；對她的錯誤如何處理，要看她對所犯錯誤的認識和檢討程度考慮對她的處分問題”。
這個報告引起我的一些疑問。第一，“丁、陳反黨小集團”既是反黨的，為什麽不着重揭露他們的反黨事實？既然是“丁、陳反黨小集團”，為什麽報告中羅列的事實主要指丁玲，而對陳企霞衹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黨小集團的為首者，為什麽衹决定開除陳企霞和並未列入“反黨小集團”的李又然的黨籍，而對丁玲是看她以後的態度？……這些疑問，從報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第二，開除黨員的黨籍不應由黨組作出决定。黨章上並沒有規定黨組有這種職權，而應該按照黨章規定的手續去辦，允許本人有申述的機會，不應該把人關起來後，不讓本人知道就宣佈開除其黨籍。
但當時我對丁玲、陳企霞的情況並不瞭解，又是在這樣的場合討論，我當然尤法多說什麽意見。但是，作為機關黨委書記，對所屬兩個黨員開除黨籍，我應該堅持按組織手續辦理。我講了我的看法，我說：“關於報告中‘决定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一點，應把‘决定’改為‘建議’。因為所揭發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核查後處理。也避免嚮中央反映不準確的情況。”
在結束這一問題的討論時，陸定一部長並沒有提到這一點。黨組報告和代中央起草的對報告的“批語”就這樣通過了。
陳企霞、李又然問題的麯折
這次中宣部部務會議開過不久，中國作傢協會黨總支受命寫出了“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的决定”，送機關黨委審批。我和機關黨委的同志認為，在肅反運動高潮中，對於在政治上還沒有弄清楚的黨員急於開除黨籍，會對運動的正常開展産生不利影響。雖然部務會同意了，但還應聽聽多方面的意見，提議同機關肅反五人小組聯合起來，共同討論這個决定。中宣部機關肅反五人小組的組長是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志兼任。他同意我們的建議。於是，由他主持五人小組成員和黨委成員開聯席會議，討論作協黨總支起草的開除陳、李二人黨籍的决定。决定中對開除陳企霞黨籍的根據有兩條：一是他是“丁、陳反黨小集團”的成員，二是他歷史上有托派嫌疑。對開除李又然黨籍的根據是：他在歷史上有托派嫌疑，還說他在思想上腐朽得不成樣子等等。
在討論中，大傢認為，作為托派嫌疑而開除他們的黨籍不妥，因嫌疑是不肯定的。如果作為“反黨小集團”成員開除，那麽“小集團”的為首者丁玲尚未處理，先開除陳企霞也不適當。出為在黨組的上述報告中對陳企霞反黨的事實寫得很不具體，“反黨小集團”成員本來是三個人。另一人由於承認了錯誤並站在主持人一邊揭發丁玲、陳企霞，領導就不再追究他，而變成揭發小集團的積極分子。這說明，“反黨”或“不反黨”完全由主管者個人意志决定，很不嚴肅。而李又然又並不屬反黨小集團的成員。況且這兩個人在作協黨組的要求下，已由中央肅反五人小組批準實行了“隔離審查”，他們已不能參加任何黨的活動，開除衹是一個手續問題了。聯席會議最後確定：作協黨總支起草的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的决定根據不充分，要他們回去再研究重寫。
改寫的“决定”沒有送來。到1955年12月15日，中央批發了作協黨組的報告。報告中有“我們决定，根據會議的提議開除（陳企霞、李又然）二人的黨籍”的話，因而開除黨籍也就隨着對整個報告的批準而成既成事實。
接到中央的批示後，陸定一立即召開中央各部門的骨幹大會，傳達了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處理報告。
1956年5月初，陳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經作協肅反五人小組和公安機關共同審查、審理予以否定。5月22日他們恢復了自由。這就産生一個問題：對這兩個人的黨籍如何處理？是釋放後立即告知其已被開除，還是另嚮他們作出交代？由張際春副部長主持討論後，認為：“丁、陳反黨小集團整個案件尚未處理，陳企霞、李又然的黨籍問題作為其中的問題之一，仍可作為還在處理過程中，不必立即宣佈他們已被開除。”
陳企霞被釋放後，要求同黨委談話，申訴作協黨組對他所進行的批判與實際情況不符。5月24日，由我主持，機關黨委的專職副書記崔毅和作協黨組的代表參加，一起聽了陳企霞的申訴。他把他和周揚之間的分歧作了全面的陳述。其中有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思想問題和相互關係問題。陳企霞認為，黨組嚮中央的報告沒有根據，是捏造事實，對他進行“政治迫害”。談話以後，陳企霞將他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交機關黨委。這些材料照例也都印發給各領導和有關同志參閱（包括周揚本人）。
李又然被釋放後，也要求同機關黨委談話。是崔毅主持談的。他從頭敘述了他同周揚之間的意見分歧。我沒有參加這次談話。據崔毅同志嚮我反映，在他聽來，李又然同周揚之間的意見分歧，不見得李是錯的。這種談話，當時機關黨委也衹是聽聽，嚮領導反映反映而已。對反映周揚這樣的領導人的任何意見，機關黨委均無權處理。
但對陳企霞、李又然的黨籍問題如何處理，這關係到如何對待作協黨組嚮中央的報告、中宣部部務會已通過的决議和中央的批準等一係列問題。於是，又提到中宣部部務會議上討論。
1956年6月28日，由陸定一主持的部務會議討論的結果是：“（關於陳企霞等問題）今後的做法，確定由張際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機關黨委、作協黨組、黨總支的一些同志參加，將事實查清楚，並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再提出處理意見。”此外，並同意陳企霞等繼續參加黨的生活。
會後，張際春為此事嚮中央總書記作了請示報告。小平同志同意。
機關黨委為了進一步落實上述决定，又通知“由楊雨民、郭小川、阮章競、張僖、嚴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負責……要求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完成……匯報時由際春同志主持，並吸收周揚、熊復、劉白羽、林默涵（林不在時由蘇一萍代）、李之璉、崔毅、張海等同志參加”。
根據查對事實的結果，作協黨組起草了《關於陳企霞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草稿），是這樣寫的：“……根據上述查對結果，對陳企霞同志的錯誤問題結論如下：
“一、陳企霞同志，主要在他主持《文藝報》工作期間，做了不少工作，在有一段時間內，工作也比較積極，同時由於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文藝報》的工作獲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陳企霞同志卻因此驕傲自滿，因而在若幹重要問題上犯了拒絶黨的領導監督，嚮黨鬧獨立性的嚴重錯誤。
“二、陳企霞同志和丁玲之間的關係上，由於他們兩人都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因而他們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問題上形成一種宗派性質的結合，嚮黨鬧獨立性，損害了黨的團结。他們這種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是嚴重的，但還沒有發展到反黨小集團的程度，因此不應作為反黨小集團論。”
這個結論（草稿）由邵荃麟等送陸定一審閱同意後，找陳企霞談話徵求意見。陳企霞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徹底平反”。
對丁玲是非的調查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後，作協安排她到頤和園去“閉門思過”。
1956年夏，中宣部組成了以常務副部長張際春為組長的審查丁玲歷史（被捕問題）的專門小組，執行作協黨組嚮中央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審查丁玲歷史問題”這個任務。張際春、周揚、劉白羽、我，還有一位作協黨總支的同志，共五人組成專門小組負責進行。
在審查丁玲的歷史問題上，周恩來總理曾有過指示，他說：“由於周揚同丁玲之間成見很深，在審查時要避免周揚和丁玲的直接接觸，以免形成對立，不利於弄清是非。”在審查過程中，張際春組長是認真執行這個指示的。專門小組同丁玲本人談話時都沒有讓周揚參加。
審查小組在同丁玲談話前後，作了大量的調查，也查閱了國民黨遺留下的檔案。無論從檔案中或證人的證詞中，都沒有發現丁玲被捕後或者說被綁架後，有叛變或自首、變節、投敵、反共的證據。調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後被送往南京。敵人沒有把她關進監獄，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變的丈夫馮達繼續同居，藉以爭取她為敵人辦刊物。丁玲表示，以後不再從事社會活動，願回傢養母，拒絶為敵人服務。後來敵人看到她的消極態度，逐漸放鬆對她的監視。她利用各種綫索找黨，先到北平找李達，未能解决，又經曹靖華寫信到上海……同黨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繫後，在馮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於1936年9月派人把她從南京接出，轉送到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專門小組根據當時黨關於處理黨員被捕、自首等類錯誤問題的文件精神，經過激烈的爭論後，對丁玲被捕的問題認為：有變節性行為，定為“政治錯誤”。對她從南京回到陝北根據地，結論為：是在黨的幫助下實現的。
這個結論是專門小組內部妥協的産物。因為在審查過程中，意見很不一致。有的人堅持定為“自首、叛變”，張際春和我、張海等則認為這沒有根據，不能成立。爭論不休，後即改為“犯有政治錯誤”。這樣修改，纔得以最後通過。結論文件共討論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過的。
我與張海受命將通過的結論同丁玲見面時，她對否定了“自首”一點感到滿意，但對結論定為“有變節性行為”不能接受。於是她又寫了聲明。我們把她的聲明交張際春簽署，和結論一起報送中央審批。在我們和丁玲談她的歷史問題後，她要求談她的（反黨）錯誤。她說：1955年對她的批判，很多問題都不是事實；並表示她對周揚有很多意見。
但我同張海衹是代表專門小組和她談歷史問題，沒有要我們談反黨錯誤，我就告訴她：“我們沒有這個任務，有意見可以找陸定一、張際春同志去談。”
丁玲表示為難，認為找他們很不容易，於是哭了起來……
我說：“你覺得找他們睏難，寫出意見來交他們看也可以。”
專門小組對丁玲的歷史審查結論報送中央以後，中宣部又組成以張際春為組長的審查小組來處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問題。專門小組的成員有張際春、周揚、劉白羽、林默涵和我共五人，在小組以下建立了工作組，由幹部處處長張海負責，劉白羽、楊雨民參加，並抽調中宣部幹部處和作協機關的幾個幹部進行具體的調查研究工作。
小組該如何進行工作，在小組內部爭論很大。有的同志認為，1955年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是中央已經批準了的，應以這個報告中的事實為基礎定案作出組織處理。我和張海則認為，1955年作協黨組的上述報告，衹是從政治上作了結論，如果作為組織處理的根據，還需要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逐件作調查核實，也還需要聽聽本人的意見。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須的步驟。
這兩種意見嚮張際春報告後，他同意我和張海的意見。他認為，核實一下，處分的根據更確實，被處分者也較容易接受。
於是張海負責的工作組就根據這種精神，按照作協黨組上述報告中揭發的丁玲反黨問題的事實，逐項作了調查（有的人由我直接談話調查），寫出了大量的調查材料，印發給各有關的人參閱。
丁玲本人寫了一批申辯材料，提出對她批判的許多問題不符合事實；她還寫了對周揚的意見。
丁玲在送交這些材料時，附有一信給我。丁玲的這些材料同其他調查材料一樣，印發給中宣部的部長、副部長、機關黨委委員、作協黨組成員和專門小組成員。
周揚對於把丁玲寫有對他的意見的材料印發給有關人員看，十分惱火。他找陸定一出來製止此事。有一次在陸定一傢中談話時，他當着陸定一和張際春的面質問我：“你們把反黨分子對人的誣衊廣為散發，這是什麽意思？！”
對周揚這種指責，陸定一並不表示異議；我作為下級，衹能看做是領導的决定來執行。後來，丁玲又寫了有關周揚的信和材料，就衹好不再印發給有關同志了。
對丁玲等反黨問題的調查核實工作，到1956年鼕季纔結束。這件事在中國作傢協會內部引起了震動。原先人們以為丁玲問題早已定案，現在又來調查必然還有問題。人們又看到，作為托派嫌疑而由公安機關實行“隔離審查”的陳企霞和李又然，也已無條件釋放。現在，處理丁玲問題的專門小組又不是以周揚為領導，而是由張際春任組長……這一切變化，在人們的思想中就産生一個疑問：周揚在作協所領導的種種鬥爭是否正確？……
這種情況，同1955年“反鬍風”、“批丁、陳”和肅反初期形成的周揚是“絶對權威”已大不相同了。於是，有些人在1955年批判丁玲時作為積極分子揭發問題的，現在被調查時卻聲明：他過去對丁玲的揭發、批判是某某叫他那樣說的，要求更正他過去所講的情況。於是，我們又一個一個地找人談話，對證過去的揭發是否屬實。
調查核實的結果是，作傢協會黨組1955年《關於丁玲、陳企霞等反黨小集團……的報告》中所揭發的丁玲反黨事實，主要問題都與事實不相符，絶大部分屬子虛烏有。比如，原來說：丁玲“拒絶黨的領導和監督；《文藝報》的領導人選，中國文聯黨組原來决定丁玲為主編，陳企霞、蕭殷為副主編，而丁玲在陳企霞個人的抗拒下，竟然違反黨的决定，把陳企霞、蕭殷也列為主編，出現了一個刊物有三個主編的怪現象”。調查結果是：這種提拔是丁玲同周揚商量，周揚同意後纔宣佈的調揚也承認這一事實。
原來說：丁玲“狂妄地吹噓自己，製造個人崇拜……1953年，文學講習所在招待德國作傢的時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並排地挂起來”。調查的結果是：這次會場不是丁玲本人佈置的，當她知道挂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時，她即批評了佈置會場的人，並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來。
原來說：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說“一個人衹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調查結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傢們談話，她說：“作為一個作傢，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麽作傢呢？”
原來說：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說‘某領導同志不喜歡你’或‘某領導同志遲早要搞你’以挑撥這些同志和領導同志之間的關係”（指的是周揚和鬍喬木之間的關係）。經嚮鬍喬木同志調查，他表示“沒有這種感覺”，等等。
調查落實的情況和原來報告所羅列的事實既不相符，就必然牽涉到原來的定性是否正確這一問題。那麽究竟應該根據原來的報告定性，還是應該根據落實的問題定性呢？以張際春為首的專門小組不能决定，衹好又嚮中宣部部務會議報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務會議，由陸定一主持，專門工作小組張海等作了調查結果的匯報，最後提出“究竟應該根據落實的結果，實事求是地處理，還是按過去定性的‘反黨小集團’結論處理？要求明確指示”。
陸定一聽了匯報後，感到很尷尬，並對周揚有埋怨情緒。他說：“當時一再說要落實，落實，結果還是這樣的！”對今後如何處理，陸定一說：“也衹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結果辦。”
周揚這時表現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議，是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講了丁玲的好話”。
我對於周揚這種解釋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為什麽在當時不嚮有關組織說明毛主席是怎樣指示的？為什麽不和有關組織共同研究如何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結束後為什麽不落實揭發的問題就嚮中央作這樣的報告？……在毛主席面前“講了丁玲的好話”又是什麽意思？特別是現在在這個會上未說明這一點又是什麽目的？
這一切歸納起來，使我不得不懷疑周揚在批判丁玲的問題上，確有令人難解的奧秘。機關黨委的同志們心中也都有這樣的疑問。
這次部務會以後，周揚就竭力找機會來彌合他原來所做的不足。從此（1957年1月）對丁玲“反黨”問題的處理工作在他親自主持下積極進行。他和作協黨組的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藝處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對丁玲的結論。他們開了若幹次會，由郭小川根據周揚等同志的意見，將“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改為丁玲和陳企霞是“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寫出了幾稿都說“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最後是依照對陳企霞結論（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協黨組起草的《關於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草稿）是這樣寫的：“……根據以上查對結果，對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結論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學創作方面和文學界的組織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藝報》和文學講習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但是丁玲同志卻因此滋長驕傲自滿情緒，犯了不少違反組織原則的自由主義和損害團结的宗派主義錯誤。
“丁玲同志與陳企霞同志之間的關係上，由於他們都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因而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問題上，形成了一種宗派性質的結合，嚮黨鬧獨立性，損害了黨的團结。他們這種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是嚴重的，但還沒有發展到反黨小集團的程度，因此，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
但是，這個由周揚主持修改的結論稿，還沒有來得及拿到專門小組和中宣部的會議上討論，1957年5月《中央關於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發佈了。這個結論沒有公佈，也沒有同本人見面，但有些人卻知道已否定了“反黨小集團”的結論。
整風中的變化
中國作傢協會的整風運動，首先是動員群衆嚮領導提意見。
嚮中宣部領導提意見，最集中的是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處理問題。因為，這是幾年來反復幾次還沒有得到處理的大事。
這種情況，引起了陸定一的重視。他認為群衆對1955年批判丁、陳既有這麽多意見，而這個批判和嚮中央的報告及代中央擬的“批語”都是作協黨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這一問題交回作協黨組，再討論如何處理。
1957年6月6日，作傢協會黨組根據陸定一的指示，召開黨組擴大會討論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
會議開始，周揚先講話，在他的講話中有這樣的話：“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衹有鬥爭沒有團结，對待像丁玲這樣的老同志，這樣做是很不應該的……”
黨組的邵荃麟、劉白羽等同志也先後發言表態。有的說“丁、陳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說“批判有偏差，鬥爭過火”，“對揭發材料沒有核實就嚮中央寫報告，不慎重”；有的表不承擔責任等等。
周揚為什麽在這時候率先這樣表態？從他原來的態度來說，已有了根本的轉變，這比他主持修改的結論（草稿）又有很大的變化。但從組織上來說，“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中央宣傳部討論同意了的，中央批準的；現在作協黨組的幾位同志這樣宣佈是否請示了中央？……我對這種轉變感到高興，但對這種做法則有懷疑。於是，我嚮張際春作了匯報，問他事先知不知道他們這種做法。他說：“誰知道怎麽搞的喲！他們要怎麽說就怎麽說嘛！”
但周揚等的講話衹是承認了一些事實，沒有說明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黨組擴大會上提出的批評意見就集中在周揚身上。人們紛紛提出質問，問題越提越尖銳，態度也越來越激烈。丁玲、陳企霞也追問：“是誰叫他這麽搞的？”……
會議開了三次，再也開不下去了，衹好休會。
在反右中加碼
中共中央於6月8日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當天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從此，整風形勢急轉直下。對丁玲、陳企霞問題如何處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討論，由陸定一部長直接嚮中央書記處去請示。我完全不瞭解此事的醖釀過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參加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別的議題結束後，由陸定一匯報丁玲等問題的處理情況。他沒有講兩年來全面的處理經過，衹說中宣部在處理了、陳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按原來中央批準的結論處理；另一種意見是以張際春和李之璉為代表的主張改變原來的結論。
彭真聽了陸定一的匯報後，急着插話問：“周揚怎麽樣？他也要翻案嗎？”
陸定一沒有正面答復，衹含糊其辭地說：“周揚沒有什麽不一致。”
嚮中央書記處這樣匯報情況是很片面的。陸定一隱瞞了周揚態度的前後反復，更回避了丁玲問題調查結果同當時嚮中央報告的情況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務會議上他確定的“衹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結果辦”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實。
我當時考慮，如果我發言說明這種種經過，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楚的。我並想到，陸定一既然認為張際春和我同他意見不一，為什麽不讓張際春來參加中央書記處的會議，而單獨要我來？……這種復雜情況，使我猶豫了。我想，那就衹有讓事實來證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調查材料，於是我未發言。
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誤。
鄧小平同志最後衹表示：“意見不一致可以討論，黨內民主嘛！由你們宣傳部去討論好了。”他態度冷靜，語調平和，對誰似乎也沒有批評，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壓力。因為沒有把情況弄清楚就又將此事的處理全權交陸定一部長了，這使我感到憂慮。
中央組織部安子文部長也參加了這次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因在這以前，我曾嚮他反映過我對周揚和丁玲之間問題的情況和看法。他聽了陸定一在會議上的匯報後，感到不解，而我又未發言，因而産生了懷疑。會後，他把我找到中組部去問明情況。我嚮安子文又介紹了分歧所在和發展經過，說明張際春和我認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陳所揭發的事實同1956年處理時調查的結果事實不符，不應按原來的定性處理，這是陸定一瞭解並同意了的，現在他又不承認了。
安子文聽後告訴我說：對丁玲問題的處理還是應該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他還表示，他將再嚮彭真去反映。
書記處這次會議後，陸定一、周揚兩位領導人怎樣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瞭解，我衹知道，周揚在半年前已同意、經專門小組通過、張際春簽發並報送中央審批的丁玲的歷史結論，這時他又反悔了。他嚮陸定一提出，他“不同意這個結論”。陸定一把我找去說明此意，並要我把這個結論文件從中央撤回來，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務會上再討論。
這次部務會所謂再討論，衹是由陸定一提出，將丁玲的歷史結論改為：“1933年丁玲被捕後，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派回來的”，但並沒有提出新的根據。
中宣部部務會的參加者們，除張際春、周揚、張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瞭解對丁玲歷史審查的經過和實際情況。周揚雖瞭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過的結論。因此，對陸定一的意見沒有人提出反對，也沒有人表示贊成。但陸定一這樣定了，專門小組通過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並一致通過的結論，就此被否定。而這個新結論，並沒有嚮本人宣佈。
周揚對這種支持，自然很滿意。他還不顧事實，在會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協黨組整風會上嚮他提意見就是鬧翻案，作協機關的幹部對1955年的批判不滿，則是替丁玲翻案；而這種翻案活動都是機關黨委調查核實丁玲問題時所鼓動起來的，等等。
周揚這些說法當然是有意顛倒是非。怎能把群衆對丁、陳問題處理的不滿說成是機關黨委挑起來的？周揚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黨小集團”的結論，並當面嚮丁玲等表示歉意，這時卻又衹字不提，這又是為什麽呢？
於是，我問他：“你6月6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上的那種講話，嚮丁玲賠禮道歉是要幹什麽呢？”
周揚惱羞成怒，咬牙切齒地說：“哪是你們逼的！”
這時，張際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來，指着周說：“你願怎麽說就怎麽說吧，誰知道你在搞什麽喲！丁玲的歷史結論你同意了纔報中央的。你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麽根據？那時按你的意見修改的，現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麽說就怎麽說嗎！？”
張際春很氣憤，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周揚不再吭氣。
在擔任處理丁玲等問題專門小組組長期間，張際春深感問題的復雜性，處理問題十分慎重，特別是對於周揚的意見十分尊重。他的原則是：凡開會，周揚不到不開；討論問題，周揚不同意不定。對丁玲的歷史結論，本來是周揚等堅持，纔在結論上加了“有變節性行為”幾個字。料不到半年以後他又反悔，並找陸定一出來糾正。這當然是出爾反爾，是無原則的，也是對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張際春很感不平。
這次會議後，有些參加會議的處長們認為我太軟弱，應爭的未爭，說我“涵養性大，能忍事”。對他們這種批評我理解。這也正是我的弱點。如果我能像張際春那樣揭露周揚，結果也許會不一樣。我衹是從組織上考慮到我當時的地位，註意了上下級的關係，而沒有從政治原則上力爭是非，揭露這種無理反復。
1957年7月，對資産階級右派進行反擊的鬥爭全面開展。中宣部又進一步研究作協黨組如何繼續討論丁玲等問題。
陸定一首先提出，作協黨組討論丁玲等問題的擴大會議要很快復會。他仍主張由周揚主持（這時作協黨組書記已由邵荃麟擔任），並要他在黨組擴大會上再講一次話。
7月25日，作協黨組擴大會休會一個多月後復會。周揚講話的內容同6月6日的講話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陸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對丁玲、陳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並表明這個批判是根據上面的指示進行的。因此，周揚的講話，就給人一種暗示，他不僅是代表黨的，也是絶對正確的。
周揚的講話，為作協黨組擴大會定了新的調子，改變了原來的性質。原來是討論對丁、陳問題如何處理的討論會，現在變成對丁、陳進一步“反擊”的鬥爭會。會議範圍也擴大了，成為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一個主戰場。這樣丁玲在前一段時間趁整風之機追問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資産階級右派嚮黨的猖狂進攻。於是就把她同陳企霞等人的個人聯繫和意見的一致性等等一係列行為都說成反黨活動，並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聯繫或有相同見解的黨員作傢或文藝工作者，都歸結為資産階級右派集團，如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七人。
作協黨組“反擊丁、陳”大會從7月25日開始，至9月17日結束，周揚在16日的會上講了話。周揚先說了他一貫忠於黨，一貫堅持同反黨分子作鬥爭的光榮事跡，然後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馮雪峰等十幾位著名新老作傢，戴上了多種政治帽子……其中說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一個對黨不忠的人”……這個講話，會後加以“整理補充”，以《文藝戰綫上的一場大辯論》為題發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是的，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周揚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歷史就這樣打了一個句號，周揚成為文藝界正確領導和權威的化身；而丁玲、陳企霞……開始了為期二十二年的流放，受盡了屈辱、苦難，嘗遍了人間的艱辛。
撥亂反正總澄清
當黨從“左”的陰影中走出來，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回顧歷史，重新審理千千萬萬件冤案時，陽光終於照到丁玲、陳企霞頭上。河清了，天藍了，歷史終於按事實與了。
歷史是這樣記載的：
……1979年，中國作傢協會對丁玲同志被定為“反黨集團”、“右派”、“叛徒”的問題進行了復查，作出了改正結論，並於1980年1月由中央組織部報經中央同意，恢復丁玲同志黨籍，恢復政治名譽和原工資級別。但有些問題解决的不夠徹底，且沒有在適當範圍消除影響。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為“丁、陳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都屬錯劃、錯定，不能成立。對1955年12月中央批發中國作傢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應予撤銷，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消除影響。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屬於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間，敵人曾對她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其做事，但她拒絶給敵人做事、寫文章和拋頭露面，沒有做危害黨組織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後來輾轉京滬，想方設法終於找到黨組織，並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到達陝北。
四、……現决定為丁玲同志徹底恢復名譽；因丁玲同志被錯定、錯劃而受株連的親友和同志亦應一律糾正，推倒一切不實之詞，消除影響。（198年8月中央組織部《關於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中國作傢協會《關於陳企霞同志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中這樣寫的：
一、關於“污衊肅反運動，否定肅反成績”問題。
陳企霞在作協召開的總結肅反工作和提意見的會上，以及嚮中宣部黨委和作協黨組部分負責同志陳述意見時，確曾講過一些意見，是針對1955年至1956年作協肅反工作而言，並非攻擊肅反運動，不屬於右派言論。
二、關於“反黨集團”問題。
……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陳雖曾與人談論過文藝界一些問題（包括丁、陳事件），但不屬反黨性質。
綜上所述，陳企霞同志的問題不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把他定為右派分子屬於錯劃，應予改正。恢復黨籍，恢復原工資級別（行政十級），適當安排工作。
同了、陳一起錯定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銷了處分，恢復了黨籍和名譽。
有人說，在過去的幾十年，人們是在“左”傾思想指導下工作的。錯批、錯鬥、錯劃、錯定等等都是“左”傾思想的必然産物；也有的人說，過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是采取群衆運動的方式進行，群衆一發動起來，必然産生過火的批、過火的鬥和過火的處理；還有的人說，過去每次群衆運動都規定運動對象的數字，然後分配到各部門去尋找，數字不夠就把批判對象升格，拼湊數字，必然造成錯誤，等等。
所有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這些說法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對一切錯誤處理的案件造成的原因，籠而統之地歸罪於“左”傾思想往往說不清具體是非。比如，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捏造事實的，顛倒是非的就不衹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對錯誤事實的認定，對處理人的方式方法，對當事人的各種要求等等都是由主持人規定的。這個主持人的思想作風，他對人、對事、對黨的政策的態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如何都有重要的關係；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看風使舵、隨風倒……他就不可能正確處理人的是非麯直；這個主持人如果衹是思想認識上“左”，但能聽取群衆意見，尊重多數，也不致錯得出格，黑白不分；這個主持人如果實事求是精神很強，能對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也能夠避免誇大和捏造，就能做到防“左”；這個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見，能客觀地對人對事，不媚上，不壓下，不個人决定一切，也能做到公正處理。
往事已矣！但願我們能從以往的失誤中吸取教訓，清醒起來，別再幹這種既害同志又削弱黨的戰鬥力的蠢事。
丁玲等“右派集團”定性後，在1958年的“反右補課”運動中，中宣部就集中批判機關黨委，把黨委在丁、陳等問題上所作的調查核實工作，都認為是對了、陳的包庇。書記、副書記四人也定為“反黨集團”，兩人定為“右派”，開除黨籍，兩人定為“反黨分子”，留黨察看。二十年後，1978年11月纔徹底平反。詳情另文記述。
（選自《炎黃春秋》1993年第5期）
作者：黃繼先
吃飯不要錢的日子
對於四十歲左右的人來說，恐怕大多不知道在中國農村，還有過一段吃飯不要錢的日子吧？那時候，在我家乡的墻壁上或石崖上，到處都用石灰水寫着“敞開肚子吃飽飯，鼓足幹勁搞生産”的大幅標語，就像現在城市馬路邊林立的廣告牌一樣，無處不有，無處不在。
我當時是一個已有一年多“派齡”的右派分子，最初在一個鄉村小學當班主任，後來因“不服從改造”，被調到區所在地的跳石鄉小學教歷史。一學期後，又受到降薪下放的處分，下放地點就在學校附近幾公裏的碾坪村。這就使我有機會享受到學校老師們無法享受的吃飯不要錢的優待。
我下去時，吃飯不要錢的規矩大約已在農村實行了一年的時間，農村糧食開始緊張了，每人每天大約衹配了半斤原糧（黃𠔌），其餘是粗糧，以紅苕為主。蔬菜也很簡單，幾乎頓頓都是蘿蔔、白菜之類的大市菜，淡季時節，就衹有吃“老梭邊”之類的鹹菜了。肉和油極少，每人每月衹有十六兩秤的一二兩。
我被下放到一戶姓劉的富裕農民傢裏，戶主約五十多歲，大傢都叫她劉大娘，是一位精明能幹而又善良的農村婦女。她傢的院子裏有一間公用堂屋，就是生産隊的集體飯堂，吃飯鐘聲一響，生産隊的老小社員全集中在堂屋的桌旁，享受免費進餐的“共産”待遇。
當時的農村不但提倡“鼓足幹勁搞生産”的經濟建設，也提倡寫詩、作畫這樣的文化建設。生産隊長不知從哪裏知道我有臨摹的“天才”，就命令我在刷得雪白的墻壁上天天作畫。我根據教書時訂的幾本兒童刊物，如《紅領巾》《兒童時代》等刊出的連環畫、民間故事插圖，將它們一一用鉛筆臨摹在墻壁上，然後塗上五顔六色的顔料，看起來花花緑緑的，眼花繚亂，也可蒙混過關，博得很少看過彩圖的鄉親們的一笑。天天作畫，直到把生産隊的所有石灰墻畫滿為止，這就是我勞動改造的內容。
有一天凌晨四點，我睡得正香，忽然聽見鼕鼕的敲門聲。當時我是屬於“心中有冷病，就怕來敲門”的那一類人物。半夜敲門，嚇得我戰戰兢兢，趕忙披衣起床。開門一看，是房東劉大娘。她什麽話也不說，衹叫我穿好衣服跟她走。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她的後面，一會兒來到公共食堂，見食堂一角點着一盞小煤油燈，不像開鬥爭會的樣子。再仔細看，見每張餐桌上升起團團霧氣，小油燈被霧氣包裹着，發出朦朦朧朧的光，像夢境一般。在昏暗的光影下，每一張桌子周圍都坐着人，大傢稀裏呼嚕埋頭吃着什麽。劉大娘指了指一個空位對我說：
“坐下吃早飯！各人吃各人的，不要亂說，也不要亂問。吃完飯歇會兒，天一亮就上坡幹活——你還是畫你的畫。今天的事，以後也不準對任何人說！”
說完，她走到自己傢人的那一桌，也埋頭吃了起來。幾十人的飯堂除了一片稀裏呼嚕的吃喝聲以外，就聽不見其他聲音了。這使我覺得仍然像是夢境一般。
我坐下擡眼一看，擺在我面前的是一鬥碗白米幹飯，一碗青菜和一小碗渾渾濁濁的散發出香味的肉湯。好久沒嘗過肉和白米幹飯的滋味了，撲鼻的香味一下子鑽進鼻孔，送入大腦的中樞神經，唾液立即在口中飽和，我也開始大口大口地加入這“稀裏呼嚕合唱隊”……
事後我纔知道，頭天晚上生産隊豬場病死了一頭豬，約有一百多斤。埋了可惜，幾個頭頭商量後，决定高溫消毒——燉湯後分給社員吃，讓社員們打一次牙祭。但當地的習慣，打牙祭必須與幹白飯配合。於是頭頭們又作出第二項决議，把秋收後未上賬的黃𠔌拿出一部分連夜加工成大米，按每人一斤米的定量做成幹飯，讓人們吃個舒服。本來，有人主張不通知我，一來我是外來人，二來我是右派，怕我走漏了風聲大傢下不了臺。後來，劉大娘據理力爭，說我雖是外來人，但也是一個“落難的書生”，而巨給生産隊畫了那麽多好看的圖畫，更何況，這本來就是瞞産私分行為，要說誰不該吃，那就大傢都不該吃。接着，生産隊支書又提出，上面有政策，對老黃這種人要思想上從嚴，生活上一視同仁。這纔全票通過讓我入席就餐。
我聽後十分感動，但想到我是有工資的人，不應該享受吃飯不要錢的待遇，便嚮生産隊提出交伙食費的問題。當時部分幹部認為，交不交費都沒關係，因為我在生産隊幹活也沒收工錢，而且頓頓吃紅苕稀飯，收了錢對不起人。但學校有人認為，不交錢不合理，難道右派分子比人民教師更優待嗎？幾經討論，最後反映到公社纔决定我每月交伙食費四元（在學校是交六元），作為生産隊伙食團買????巴之用。以後，每次生産隊私分都“正大光明”地給我留下一份，使我對貧下中農的高貴品質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當然，在寫改造總結時，不能照抄上述例子。
收糞大軍與抒情西施
60年代，我在一傢農場種蔬菜。
種菜需要肥料，但當時的化肥極少，農場種菜主要靠兩衹五六十噸的肥料船去市裏運人糞尿解决。當時重慶市有個肥料公司，有好幾百工人和數十輛糞車。每天清晨和黃昏是他們的工作時間，他們將各街道公共厠所的糞便一擔一擔挑到糞車裏，再將糞車拉到河邊糞池，然後用長方形的木槽一個接一個地接連倒在河邊的肥料船上。需要肥料的很多，除了國營農場以外，還有沿江兩岸的蔬菜基地。大概是當時吃得少也拉得少的原因吧，肥料也和糧食一樣成了供不應求的搶手貨。我們的肥料船要在城裏等上十天半月才能運到一船大糞，再加上等拖船或其他原因，有時一個月才能運回一船，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為了改變面貌，農場决定自己組織一支運肥大軍去城裏“打遊擊”，與肥料公司的“正規軍”抗衡。
農場在解放西路103號重慶日報社的斜對面租了一幢房子，從四類分子中挑選了三十四個思想問題不大、身體健康的中青年摘帽右派，派往那裏作專業隊員，像肥料公司工人那樣去大街小巷收集老太太、大嫂子提出來倒的尿罐子。開初，大傢的情緒都很低落，上班時間比肥料公司長，但效率卻低得多。後來，場領導開了動員會，強調運肥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壞的標準，不完成好不行。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大傢把全身心都投人這一倒罐子的政治任務中，場領導經鄭重研究並報請上級批準後决定：每擔一擔大糞上船，可得到二兩糧票和七分錢的奬勵。這在當時，是一件十分大膽的創舉。這樣一來，果然調動了大傢的積極性。一個月下來，産量比上月翻了一番，一般人都可得到四五十斤糧票（高出農場工人定量一倍左右）和十多元錢的奬勵，多的可得到七八十斤糧票和二十多元錢。
我是在專業隊成立兩三個月後從生活船上調過去的。儘管去前已下定决心拋棄臭知識分子的“面子”，但第一次挑着糞桶走在大街上時，還是喊不出“倒罐子”三個字。但不喊又不行，總不能擔着糞桶在街上散步呀。後來衹好把心一橫，把草帽壓下來遮住半邊臉，憋足氣，總算喊出了第一聲。衹可惜聲音太小，像蚊子哼哼一般，除了自己，沒有誰聽得見。轉了好幾條大街，桶內衹倒了兩三罐的糞尿，加上涮罐子的水，總共纔小半桶，擔起走路時糞水在桶內了東作響，蕩來蕩去，一不小心糞水就濺到身上、臉上。濺在自己臉上擦了就是，濺在行人身上可要挨一頓臭駡。這樣一天下來，別人“朝三暮四”擔了七擔，我早出晚歸卻衹擔了四挑，而且最後那一挑衹有大半桶就再也沒人倒了。我衹好一個人在大街上“流浪”，直到警察叫我“快滾下河邊去”為止。俗話說，到哪個坡唱哪個歌，這樣生活了大約兩個星期以後，我的臭知識分子面子纔算徹底放了下來，總算適應了挑糞生活。
擔糞生活雖苦雖纍，失去了許多“面子”，可到吃午飯的時候，卻是我們最“體面”最得意的時候。樓下臨街的一間屋是我們的飯廳。說是飯廳，衹不過廚房外有個打飯的窗口而已，飯廳裏沒有一張飯桌，凳子也衹有幾個，先來的可以坐着吃，後來的就衹好站着吃或蹲着吃了。但是，這决不影響我們“體面”和得意的發揮。當老右們端着一大碗新鮮蔬菜和一個半尺長的饅頭在門口的長凳上邊吃邊侃時，羨煞了過往行人和附近居民。他們一天的口糧加起來也沒有我們手中的那個饅頭長，何況我們還有一大鉢錢也買不到的新鮮蔬菜。於是，一些愛擺龍門陣的大嫂子和小孩子就趁此機會圍了過來，有的問長問短，有的巴結討好，有的贊美“農場的蔬菜好”，有的說“下放幹部政策培養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人”……當市話劇團上演《雷雨》或《茶花女》之類的劇目時，我們還可以“犧牲”二兩糧票和七分錢，提前下班，換上幹淨衣服後，坐在堂堂皇皇的大劇院中。那時候，我們就會産生一點“優越感”，以此來維持心理平衡。
挑糞大軍中有個十分特殊而又有趣的人物，值得單獨一敘。這人姓王，身高一米七八，身體健康，長相特帥，但文化不高，來農場前是縣裏某小學的校工。此人愛讀書也愛寫作，加以處在學校這個文化教育的良好環境裏，進步很快，曾在上海《少年文藝》上發表過一篇《小鼓手》的兒童小說，因而後來又幸運地成了語文代課教師。此人也有一個小小的缺點，驕傲而好出風頭，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右中自然成了對象，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農場成立肥料運輸隊時，年輕力壯的老王首批申請入伍。肥料隊發給每人一挑糞桶和一把糞勺子。為了不至於弄混，農場給每人編了號。但老王卻對此不滿足，特弄來一些油漆，在自己的糞桶和糞勺上寫了“抒情”兩個紅色的大字，表現出他與衆不同的風格。
沒想到，這寫有“抒情”兩字的掏糞工具，後來還給老王帶來一係列的好處。首先，它像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廣告業一樣，起了社會宣傳作用。老王很快在南紀門、儲奇門一帶出了名，不少老奶奶和大姑娘都同情這個能說會道，又能寫小說的“下放作傢”，每次都把尿罐子放在門口等他，不見“抒情”標志絶不亂倒，連肥料公司的“正規軍”也拿他沒法。
城裏人倒罐子有個習慣，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後，過早了看不見，過遲了天已大亮，尿罐裏總有一些不雅的東西不願讓人看見。所以，倒罐子的黃金時間大多集中在一小時之內。這就和收罐子的人産生了一點小小的矛盾。一般來說，要從大街小巷中收滿一擔糞挑到河邊的肥料船上，大約需要半小時左右，也就是說，在收糞的黃金時間內衹能挑兩擔糞下河。有的倒罐人等不到挑糞人，寧肯多走路把罐子倒進附近的公厠或下水道，這樣，我們就無法完成任務，無法拿着長饅頭到大街上去啃，無法實現心理平衡。
老王不但發揮了“抒情”廣告效應，而且率先發明了一個人同時挑兩擔糞的優選法。具體做法是：出工時一根扁擔挂上四個糞桶，前後各兩個，然後將其中兩個放到巷子裏居民集中點，大叫幾聲“倒罐子”後，挑着另一擔空桶迅速離開，到一些零星住戶處挨傢挨戶地收集，待收滿八分後再往原來擱桶的地方走，此時原來的空桶已經倒滿，他再將這一擔挂在扁擔上，同時挑着兩擔糞高聲喊着：“看道看道，大糞來了！”飛奔着衝嚮河邊。這樣，他就充分地利用了擔糞的黃金時間，比別人提高效率一倍以上。一個月下來，他收入的錢、糧都是最高的，自然成了我們的擔糞標兵。附近的群衆都知道“103”（肥料隊的門牌號數，後來成了我們的代號）有個肯出力又會抒情的下放作傢，每月可掙到奬勵糧一百多斤！
當時，有不少老太太給他介紹對象。幾個月後，他選中一位城市戶口的漂亮姑娘做戀人，常常在工作之後穿上藍卡其製服，和這位姑娘一起逛街看電影，給老右們增添了不少光彩。我們背地裏就稱這位姑娘為“抒情西施”。
八個月餅
那是1961年中秋節前幾天的一個下午，我從傢裏回農場途中，在縣城的一傢糖果店門前，看見許多人排着長隊在買什麽。我趕忙跑到前面去，看見店門口貼着一張“啓事”：
“憑9月份糕點票每人供應新産品幹蔗渣月餅二個……”
“怎麽樣？”我問一個買好月餅擠出隊列的年輕人。
“不錯。個又大……又好吃……”年輕人邊吃邊說。
不等他的話說完，我趕緊跑到隊伍的後邊，邊清錢票邊等輪子，並把清好的錢票緊緊地握在手中。
大約二十分鐘以後，終於輪到我了。當我將錢票遞上櫃臺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售貨員收了我八個月餅的錢，並將一大包月餅遞到我的手中。這意外的收穫使我感到萬分驚喜，我受寵若驚地呆在那裏，像電視裏的“定格”一樣。
在當時，每人每月衹配有二兩糕點票，我一個單身漢，哪能領四個人的定量呢？記得頭一年，我三弟回了一趟壁山鄉下的老傢，回來時說他把舊房子給賣了。我氣憤地問他：“錢呢？你賣了多少錢？”他不慌不忙從提包裏拿出一盒月餅說：“在城裏看見有高價月餅賣，我就將房錢買了這盒月餅。”
看，一套房子換一盒月餅，這就是當時月餅的價值！
這意外的收穫除了帶給我驚喜外，還帶給我莫名的驚駭，我像一個貪污受賄犯一樣感到進退兩難。當時我是一個正在農場脫胎換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我懷疑這售貨員是觀世音菩薩，是上帝派她下凡來測試我的改造成果的，衹要我提着月餅前進一步，她就會說我“冒領財物”而告到上帝那裏……
就這樣我一直“定格”了好幾分鐘，欲捨不肯，欲罷不能，直到“長江後浪推前浪”地將我推出隊列，有人駡我“想買二回呀”，我纔悻悻地逃出了人群。
在路上，我心裏一直怦怦地跳，生怕後邊有人追來。走了大約半小時後我纔平靜下來，打開紙包品嚐那新産品的滋味。據說，這月餅的皮是真面粉做的，餡是榨取糖汁後的甘蔗渣經發酵處理而成。但我一連吃了兩個，都沒有發現有什麽難以下咽的“渣”味，反倒覺得它很甜，很好吃，比起我記憶中的什麽火腿、金鈎之類正宗月餅來並不遜色。我計劃先吃四個，回農場後不再吃晚飯，留下四個，待以後勞動強度大時作加餐之用。我邊走邊吃，越吃越想吃，吃完四個後覺得還沒有“過癮”。不知是我當時食欲太盛，或者是這新産品的配方特佳，總之，我調動身體內的一切積極因素來忍也忍不住，直到把八個月餅吃光為止。這一餐，我吃得十分舒適，現在回憶起來，還覺得沒有什麽東西能比得上八個甘蔗渣月餅的滋味。
吃飯不要錢的日子
對於四十歲左右的人來說，恐怕大多不知道在中國農村，還有過一段吃飯不要錢的日子吧？那時候，在我家乡的墻壁上或石崖上，到處都用石灰水寫着“敞開肚子吃飽飯，鼓足幹勁搞生産”的大幅標語，就像現在城市馬路邊林立的廣告牌一樣，無處不有，無處不在。
我當時是一個已有一年多“派齡”的右派分子，最初在一個鄉村小學當班主任，後來因“不服從改造”，被調到區所在地的跳石鄉小學教歷史。一學期後，又受到降薪下放的處分，下放地點就在學校附近幾公裏的碾坪村。這就使我有機會享受到學校老師們無法享受的吃飯不要錢的優待。
我下去時，吃飯不要錢的規矩大約已在農村實行了一年的時間，農村糧食開始緊張了，每人每天大約衹配了半斤原糧（黃𠔌），其餘是粗糧，以紅苕為主。蔬菜也很簡單，幾乎頓頓都是蘿蔔、白菜之類的大市菜，淡季時節，就衹有吃“老梭邊”之類的鹹菜了。肉和油極少，每人每月衹有十六兩秤的一二兩。
我被下放到一戶姓劉的富裕農民傢裏，戶主約五十多歲，大傢都叫她劉大娘，是一位精明能幹而又善良的農村婦女。她傢的院子裏有一間公用堂屋，就是生産隊的集體飯堂，吃飯鐘聲一響，生産隊的老小社員全集中在堂屋的桌旁，享受免費進餐的“共産”待遇。
當時的農村不但提倡“鼓足幹勁搞生産”的經濟建設，也提倡寫詩、作畫這樣的文化建設。生産隊長不知從哪裏知道我有臨摹的“天才”，就命令我在刷得雪白的墻壁上天天作畫。我根據教書時訂的幾本兒童刊物，如《紅領巾》《兒童時代》等刊出的連環畫、民間故事插圖，將它們一一用鉛筆臨摹在墻壁上，然後塗上五顔六色的顔料，看起來花花緑緑的，眼花繚亂，也可蒙混過關，博得很少看過彩圖的鄉親們的一笑。天天作畫，直到把生産隊的所有石灰墻畫滿為止，這就是我勞動改造的內容。
有一天凌晨四點，我睡得正香，忽然聽見鼕鼕的敲門聲。當時我是屬於“心中有冷病，就怕來敲門”的那一類人物。半夜敲門，嚇得我戰戰兢兢，趕忙披衣起床。開門一看，是房東劉大娘。她什麽話也不說，衹叫我穿好衣服跟她走。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她的後面，一會兒來到公共食堂，見食堂一角點着一盞小煤油燈，不像開鬥爭會的樣子。再仔細看，見每張餐桌上升起團團霧氣，小油燈被霧氣包裹着，發出朦朦朧朧的光，像夢境一般。在昏暗的光影下，每一張桌子周圍都坐着人，大傢稀裏呼嚕埋頭吃着什麽。劉大娘指了指一個空位對我說：
“坐下吃早飯！各人吃各人的，不要亂說，也不要亂問。吃完飯歇會兒，天一亮就上坡幹活——你還是畫你的畫。今天的事，以後也不準對任何人說！”
說完，她走到自己傢人的那一桌，也埋頭吃了起來。幾十人的飯堂除了一片稀裏呼嚕的吃喝聲以外，就聽不見其他聲音了。這使我覺得仍然像是夢境一般。
我坐下擡眼一看，擺在我面前的是一鬥碗白米幹飯，一碗青菜和一小碗渾渾濁濁的散發出香味的肉湯。好久沒嘗過肉和白米幹飯的滋味了，撲鼻的香味一下子鑽進鼻孔，送入大腦的中樞神經，唾液立即在口中飽和，我也開始大口大口地加入這“稀裏呼嚕合唱隊”……
事後我纔知道，頭天晚上生産隊豬場病死了一頭豬，約有一百多斤。埋了可惜，幾個頭頭商量後，决定高溫消毒——燉湯後分給社員吃，讓社員們打一次牙祭。但當地的習慣，打牙祭必須與幹白飯配合。於是頭頭們又作出第二項决議，把秋收後未上賬的黃𠔌拿出一部分連夜加工成大米，按每人一斤米的定量做成幹飯，讓人們吃個舒服。本來，有人主張不通知我，一來我是外來人，二來我是右派，怕我走漏了風聲大傢下不了臺。後來，劉大娘據理力爭，說我雖是外來人，但也是一個“落難的書生”，而巨給生産隊畫了那麽多好看的圖畫，更何況，這本來就是瞞産私分行為，要說誰不該吃，那就大傢都不該吃。接着，生産隊支書又提出，上面有政策，對老黃這種人要思想上從嚴，生活上一視同仁。這纔全票通過讓我入席就餐。
我聽後十分感動，但想到我是有工資的人，不應該享受吃飯不要錢的待遇，便嚮生産隊提出交伙食費的問題。當時部分幹部認為，交不交費都沒關係，因為我在生産隊幹活也沒收工錢，而且頓頓吃紅苕稀飯，收了錢對不起人。但學校有人認為，不交錢不合理，難道右派分子比人民教師更優待嗎？幾經討論，最後反映到公社纔决定我每月交伙食費四元（在學校是交六元），作為生産隊伙食團買????巴之用。以後，每次生産隊私分都“正大光明”地給我留下一份，使我對貧下中農的高貴品質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當然，在寫改造總結時，不能照抄上述例子。
收糞大軍與抒情西施
60年代，我在一傢農場種蔬菜。
種菜需要肥料，但當時的化肥極少，農場種菜主要靠兩衹五六十噸的肥料船去市裏運人糞尿解决。當時重慶市有個肥料公司，有好幾百工人和數十輛糞車。每天清晨和黃昏是他們的工作時間，他們將各街道公共厠所的糞便一擔一擔挑到糞車裏，再將糞車拉到河邊糞池，然後用長方形的木槽一個接一個地接連倒在河邊的肥料船上。需要肥料的很多，除了國營農場以外，還有沿江兩岸的蔬菜基地。大概是當時吃得少也拉得少的原因吧，肥料也和糧食一樣成了供不應求的搶手貨。我們的肥料船要在城裏等上十天半月才能運到一船大糞，再加上等拖船或其他原因，有時一個月才能運回一船，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為了改變面貌，農場决定自己組織一支運肥大軍去城裏“打遊擊”，與肥料公司的“正規軍”抗衡。
農場在解放西路103號重慶日報社的斜對面租了一幢房子，從四類分子中挑選了三十四個思想問題不大、身體健康的中青年摘帽右派，派往那裏作專業隊員，像肥料公司工人那樣去大街小巷收集老太太、大嫂子提出來倒的尿罐子。開初，大傢的情緒都很低落，上班時間比肥料公司長，但效率卻低得多。後來，場領導開了動員會，強調運肥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壞的標準，不完成好不行。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大傢把全身心都投人這一倒罐子的政治任務中，場領導經鄭重研究並報請上級批準後决定：每擔一擔大糞上船，可得到二兩糧票和七分錢的奬勵。這在當時，是一件十分大膽的創舉。這樣一來，果然調動了大傢的積極性。一個月下來，産量比上月翻了一番，一般人都可得到四五十斤糧票（高出農場工人定量一倍左右）和十多元錢的奬勵，多的可得到七八十斤糧票和二十多元錢。
我是在專業隊成立兩三個月後從生活船上調過去的。儘管去前已下定决心拋棄臭知識分子的“面子”，但第一次挑着糞桶走在大街上時，還是喊不出“倒罐子”三個字。但不喊又不行，總不能擔着糞桶在街上散步呀。後來衹好把心一橫，把草帽壓下來遮住半邊臉，憋足氣，總算喊出了第一聲。衹可惜聲音太小，像蚊子哼哼一般，除了自己，沒有誰聽得見。轉了好幾條大街，桶內衹倒了兩三罐的糞尿，加上涮罐子的水，總共纔小半桶，擔起走路時糞水在桶內了東作響，蕩來蕩去，一不小心糞水就濺到身上、臉上。濺在自己臉上擦了就是，濺在行人身上可要挨一頓臭駡。這樣一天下來，別人“朝三暮四”擔了七擔，我早出晚歸卻衹擔了四挑，而且最後那一挑衹有大半桶就再也沒人倒了。我衹好一個人在大街上“流浪”，直到警察叫我“快滾下河邊去”為止。俗話說，到哪個坡唱哪個歌，這樣生活了大約兩個星期以後，我的臭知識分子面子纔算徹底放了下來，總算適應了挑糞生活。
擔糞生活雖苦雖纍，失去了許多“面子”，可到吃午飯的時候，卻是我們最“體面”最得意的時候。樓下臨街的一間屋是我們的飯廳。說是飯廳，衹不過廚房外有個打飯的窗口而已，飯廳裏沒有一張飯桌，凳子也衹有幾個，先來的可以坐着吃，後來的就衹好站着吃或蹲着吃了。但是，這决不影響我們“體面”和得意的發揮。當老右們端着一大碗新鮮蔬菜和一個半尺長的饅頭在門口的長凳上邊吃邊侃時，羨煞了過往行人和附近居民。他們一天的口糧加起來也沒有我們手中的那個饅頭長，何況我們還有一大鉢錢也買不到的新鮮蔬菜。於是，一些愛擺龍門陣的大嫂子和小孩子就趁此機會圍了過來，有的問長問短，有的巴結討好，有的贊美“農場的蔬菜好”，有的說“下放幹部政策培養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人”……當市話劇團上演《雷雨》或《茶花女》之類的劇目時，我們還可以“犧牲”二兩糧票和七分錢，提前下班，換上幹淨衣服後，坐在堂堂皇皇的大劇院中。那時候，我們就會産生一點“優越感”，以此來維持心理平衡。
挑糞大軍中有個十分特殊而又有趣的人物，值得單獨一敘。這人姓王，身高一米七八，身體健康，長相特帥，但文化不高，來農場前是縣裏某小學的校工。此人愛讀書也愛寫作，加以處在學校這個文化教育的良好環境裏，進步很快，曾在上海《少年文藝》上發表過一篇《小鼓手》的兒童小說，因而後來又幸運地成了語文代課教師。此人也有一個小小的缺點，驕傲而好出風頭，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右中自然成了對象，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農場成立肥料運輸隊時，年輕力壯的老王首批申請入伍。肥料隊發給每人一挑糞桶和一把糞勺子。為了不至於弄混，農場給每人編了號。但老王卻對此不滿足，特弄來一些油漆，在自己的糞桶和糞勺上寫了“抒情”兩個紅色的大字，表現出他與衆不同的風格。
沒想到，這寫有“抒情”兩字的掏糞工具，後來還給老王帶來一係列的好處。首先，它像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廣告業一樣，起了社會宣傳作用。老王很快在南紀門、儲奇門一帶出了名，不少老奶奶和大姑娘都同情這個能說會道，又能寫小說的“下放作傢”，每次都把尿罐子放在門口等他，不見“抒情”標志絶不亂倒，連肥料公司的“正規軍”也拿他沒法。
城裏人倒罐子有個習慣，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後，過早了看不見，過遲了天已大亮，尿罐裏總有一些不雅的東西不願讓人看見。所以，倒罐子的黃金時間大多集中在一小時之內。這就和收罐子的人産生了一點小小的矛盾。一般來說，要從大街小巷中收滿一擔糞挑到河邊的肥料船上，大約需要半小時左右，也就是說，在收糞的黃金時間內衹能挑兩擔糞下河。有的倒罐人等不到挑糞人，寧肯多走路把罐子倒進附近的公厠或下水道，這樣，我們就無法完成任務，無法拿着長饅頭到大街上去啃，無法實現心理平衡。
老王不但發揮了“抒情”廣告效應，而且率先發明了一個人同時挑兩擔糞的優選法。具體做法是：出工時一根扁擔挂上四個糞桶，前後各兩個，然後將其中兩個放到巷子裏居民集中點，大叫幾聲“倒罐子”後，挑着另一擔空桶迅速離開，到一些零星住戶處挨傢挨戶地收集，待收滿八分後再往原來擱桶的地方走，此時原來的空桶已經倒滿，他再將這一擔挂在扁擔上，同時挑着兩擔糞高聲喊着：“看道看道，大糞來了！”飛奔着衝嚮河邊。這樣，他就充分地利用了擔糞的黃金時間，比別人提高效率一倍以上。一個月下來，他收入的錢、糧都是最高的，自然成了我們的擔糞標兵。附近的群衆都知道“103”（肥料隊的門牌號數，後來成了我們的代號）有個肯出力又會抒情的下放作傢，每月可掙到奬勵糧一百多斤！
當時，有不少老太太給他介紹對象。幾個月後，他選中一位城市戶口的漂亮姑娘做戀人，常常在工作之後穿上藍卡其製服，和這位姑娘一起逛街看電影，給老右們增添了不少光彩。我們背地裏就稱這位姑娘為“抒情西施”。
八個月餅
那是1961年中秋節前幾天的一個下午，我從傢裏回農場途中，在縣城的一傢糖果店門前，看見許多人排着長隊在買什麽。我趕忙跑到前面去，看見店門口貼着一張“啓事”：
“憑9月份糕點票每人供應新産品幹蔗渣月餅二個……”
“怎麽樣？”我問一個買好月餅擠出隊列的年輕人。
“不錯。個又大……又好吃……”年輕人邊吃邊說。
不等他的話說完，我趕緊跑到隊伍的後邊，邊清錢票邊等輪子，並把清好的錢票緊緊地握在手中。
大約二十分鐘以後，終於輪到我了。當我將錢票遞上櫃臺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售貨員收了我八個月餅的錢，並將一大包月餅遞到我的手中。這意外的收穫使我感到萬分驚喜，我受寵若驚地呆在那裏，像電視裏的“定格”一樣。
在當時，每人每月衹配有二兩糕點票，我一個單身漢，哪能領四個人的定量呢？記得頭一年，我三弟回了一趟壁山鄉下的老傢，回來時說他把舊房子給賣了。我氣憤地問他：“錢呢？你賣了多少錢？”他不慌不忙從提包裏拿出一盒月餅說：“在城裏看見有高價月餅賣，我就將房錢買了這盒月餅。”
看，一套房子換一盒月餅，這就是當時月餅的價值！
這意外的收穫除了帶給我驚喜外，還帶給我莫名的驚駭，我像一個貪污受賄犯一樣感到進退兩難。當時我是一個正在農場脫胎換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我懷疑這售貨員是觀世音菩薩，是上帝派她下凡來測試我的改造成果的，衹要我提着月餅前進一步，她就會說我“冒領財物”而告到上帝那裏……
就這樣我一直“定格”了好幾分鐘，欲捨不肯，欲罷不能，直到“長江後浪推前浪”地將我推出隊列，有人駡我“想買二回呀”，我纔悻悻地逃出了人群。
在路上，我心裏一直怦怦地跳，生怕後邊有人追來。走了大約半小時後我纔平靜下來，打開紙包品嚐那新産品的滋味。據說，這月餅的皮是真面粉做的，餡是榨取糖汁後的甘蔗渣經發酵處理而成。但我一連吃了兩個，都沒有發現有什麽難以下咽的“渣”味，反倒覺得它很甜，很好吃，比起我記憶中的什麽火腿、金鈎之類正宗月餅來並不遜色。我計劃先吃四個，回農場後不再吃晚飯，留下四個，待以後勞動強度大時作加餐之用。我邊走邊吃，越吃越想吃，吃完四個後覺得還沒有“過癮”。不知是我當時食欲太盛，或者是這新産品的配方特佳，總之，我調動身體內的一切積極因素來忍也忍不住，直到把八個月餅吃光為止。這一餐，我吃得十分舒適，現在回憶起來，還覺得沒有什麽東西能比得上八個甘蔗渣月餅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