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扬的随想
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规格而言，追悼会的重要性已达到一个文化人所能获得的极致；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倘若死者灵魂有知，不知会是怎样感觉？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两者在他死后，居然同时来到灵前。
然而，当伫立在飘荡的挽联面前，我又感觉到这突然而至的荣光，却隐含着几丝悲凉。因为对于周扬来说，这荣光的代价是人生走至终点时最后的痛苦、寂寞、苦闷乃至精神死亡。同时，它的降临，又是因一个巨大的历史变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纷沓而至的文化人，也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善良的宽容，他们不再苛求死者，也不回望昔日的风风雨雨，只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暂却又难能可贵的心灵闪光。他们不是历史学者，不需要冷静和严厉，不需要去对历史人物做判断。
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追悼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和兼容性，对于周扬的一生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可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他人生的双重意义，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决定着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它们天生地纠缠在一起，生生灭灭，互消互长。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在仕途上，他仿佛坐在一个从未停止摇荡的秋千上面，荡来荡去，性格的悲剧也就因此而产生，因此而无法避免。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把周扬作为我未来笔下的一个传记人物去研究。然而，几年过去了，我采访了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但是，关于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复杂他的难度，远远大于我以往所描述过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萧乾。胡风、沈从文等。他们也是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内心的影子，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扬却不然，他留给我们的诸多公文和报告，很难让人能从中窥探到他内心的变化。实际上，在延安之后的许多时间里，他的自我已经消失在报告的后面，人们只能从历史风云的变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丝马迹。
虽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人物对我的诱惑。他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对他的悲剧的解剖，其意义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所无法取代的。不仅仅他，20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被认真地客观地描述。而对他们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的认识，同时，也就会大大加深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认识（例如，胡乔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特殊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亚于周扬）。
因此，最终能否写出一本周扬的传记，我依然没有把握，但是，作为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他不会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仕途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度，对于个人总是有一种消融性。当醉心于理想而投身于仕途之后，他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一定都如此，尚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也许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他没有因政治而压抑自我，没有让个性消融在革命之中，相反，他的个性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革命，决定了政治的推进。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周扬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仕途，是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海到达延安后，与鲁迅的矛盾，可以说一度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周扬身上。然而，随着“鲁艺”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上升，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周扬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从而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这就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的基础。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一方面高度评价鲁迅，一方面又能信任曾与鲁迅格格不人的周扬，而不是重用与鲁迅保持友好关系的冯雪峰，这的确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兴趣，还是周扬的个性表现？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延安对于周扬是人生的最主要的转折点。一个崭新意义的周扬，一个在仕途上昂首前进的周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人们的记忆里，30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年轻周扬，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
当几年后国统区的朋友重新见到他时，发现他的性格已不同于从前。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过去本来能够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却感到了他的陌生。到1949年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他是文艺界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有的人甚至说，他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人们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了亲切。
不知道周扬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变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暗示过这种变化，不管怎么说，他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人，而是仕途上的文化人。矛盾由此而产生。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就在这样的矛盾现实中开始塑造新的周扬。
应该看到，周扬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对艺术有独到见解、对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传统有一定了解的文人，他对文化建设有着较为积极的认识，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还是愿意根据自己的认识，在最大限度上做一些具有个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在1949年之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一开始总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革”，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的受冲击者之一。
在1963年12月9日做出的关于文艺的批示中，，毛泽东说过：“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仅如此，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不止一次批评过周扬在政治上不开展，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周扬身上依然残存着对革命有害的东西。1965年，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个周扬的老友时，毛泽东就曾亲自找周扬谈话，说过：你恐怕下不了手吧？
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受到过批评而失去权力，相反，他能借运动而增加他的影响力。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周扬想必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从许多因他而受到冤屈的人的角度考虑，更该注意的是他做出选择后是如何领导运动，自己的好恶如何决定了别人的命运。不管情愿与否，在谈论周扬时，这是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舍此，就不能勾画完整的周扬。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但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需要的是冷静和客观，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责任。
不同的人的回忆，展现出不同的周扬，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视为“魔鬼”，反差甚远。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周扬。在历次运动中，他的矛盾表现在于，一方面他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它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虽然后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非他自己所为，甚至自己也没有料到。但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发生。而且，可以这么认为，当时他并不会因为胡风的人狱而感到十分内疚。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人回忆到，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时刻，他不再会有内心的矛盾，也没有丝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扬以及类似的历史人物时，对于这样的史实，是无须隐晦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有机会多次在公共场合见到周扬。看着白发苍苍显得衰老的他，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过去让许多文化人望而生畏的周扬？这就是使胡风和朋友们遭受冤屈的周扬？这就是因为忏悔往事而既受人敬重又为人斥责的周扬？
我难以将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同形象叠印在一起。有人说，老年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做报告的风采和锐气。然而，我觉得这时的他，对过去能够做出一定的反思，其锐气更为难得。
我没有同他打过交道，至今还为在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的过程中，没有采访到他而懊悔。在参加过他的追悼会后，我曾在很长时间里，试图去认识他，了解他，甚至理解他。但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到困惑。当然，这困惑不仅仅局限于对他个人的认识，而是对一种性格，对这样的性格所代表的一种类型的文人。
“文革”中关在监狱时周扬是如何反思自己的过去，我们不得而知。但监狱生活的体验，显然为他后来的忏悔做了应有的准备。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文革’冲那种非人的迫害，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他久已淡忘的人道主义早期对他的影响。在那些日子里，他不能不回想往事，审视自己。也许，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已经扭曲，异化的力量改变着自己。我宁愿这样认为，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化那么大的气力，去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磨难，周扬仍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夏衍回忆到，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就这样，他比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
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纲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为什么周扬晚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解释，基本上与“文革”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受到批评时，他在解释时，所依据的也是说毛泽东当年在他的一个报告上做过批注，曾经赞同探讨异化问题。
但是，现在的周扬毕竟不同于以往，他已经摆脱了盲目的崇拜。他在1983年3月写的一些话，我认为可能代表着他在看待毛泽东上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说了这样几段话：
1．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
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
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2．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
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经斗争
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
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
除这些外，他还谈到了权力异化、个人崇拜等问题，一个曾经将革命理想、个人仕途与对一个人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人，能够如此坦白地评说，显然应该将之看作他人生历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动向。
性格的力量常常是无限的。即使在晚年，周扬也没有改变他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早年制约他的命运的因素，多少还是决定着他处世的方式，决定了他必然要在失与得、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之间做出选择。
熟悉他的人回忆到，在晚年他仍然不能和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1983年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久久地呆坐在书房里，站在书桌旁，呆望窗外的一棵石榴材。他不会发火，也不同别人敞开思想交谈，即使与妻子也没有过多的言词。只是把想得通想不通的一切，统统装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让它们在里面滚爬扭打，沤烂，发酵。
1983年年底，在为《邓拓文集》写序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
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
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
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
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
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
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
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
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已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
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
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按照我的体味，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置放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口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绪的不顺畅。
显然，他的内心就萦绕着如此之重的苦闷。他为自己被误解被批评而痛苦，但是，在那样的时刻，精神的矛盾并没有减少，而是如许多年前一样，构成了他性格的悲剧。唯一不同的是，他总算愿意用这样的语言采取这样的形式，记录下重重矛盾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迹。
这便是周扬的可贵。摇荡的秋千，心境从不会平静如湖水。但他并没有虚饰它，没有停止过思索与反省。他本来的愿望中，我理解，还是要摆脱这摇荡带来的痛苦徘徊。这样的真诚与尽可能的努力，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的他，更不同于某些纯然为权力、为某种难以言明的意图而不停地演戏的人。
周扬写下关于邓拓的那些文字时，距他生命的终点已经很近。充满矛盾的他告别世界时，留给人们思考的是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秋千，还在我们的思绪中摇荡……
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规格而言，追悼会的重要性已达到一个文化人所能获得的极致；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倘若死者灵魂有知，不知会是怎样感觉？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两者在他死后，居然同时来到灵前。
然而，当伫立在飘荡的挽联面前，我又感觉到这突然而至的荣光，却隐含着几丝悲凉。因为对于周扬来说，这荣光的代价是人生走至终点时最后的痛苦、寂寞、苦闷乃至精神死亡。同时，它的降临，又是因一个巨大的历史变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纷沓而至的文化人，也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善良的宽容，他们不再苛求死者，也不回望昔日的风风雨雨，只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暂却又难能可贵的心灵闪光。他们不是历史学者，不需要冷静和严厉，不需要去对历史人物做判断。
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追悼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和兼容性，对于周扬的一生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可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他人生的双重意义，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决定着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它们天生地纠缠在一起，生生灭灭，互消互长。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在仕途上，他仿佛坐在一个从未停止摇荡的秋千上面，荡来荡去，性格的悲剧也就因此而产生，因此而无法避免。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把周扬作为我未来笔下的一个传记人物去研究。然而，几年过去了，我采访了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但是，关于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复杂他的难度，远远大于我以往所描述过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萧乾。胡风、沈从文等。他们也是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内心的影子，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扬却不然，他留给我们的诸多公文和报告，很难让人能从中窥探到他内心的变化。实际上，在延安之后的许多时间里，他的自我已经消失在报告的后面，人们只能从历史风云的变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丝马迹。
虽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人物对我的诱惑。他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对他的悲剧的解剖，其意义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所无法取代的。不仅仅他，20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被认真地客观地描述。而对他们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的认识，同时，也就会大大加深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认识（例如，胡乔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特殊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亚于周扬）。
因此，最终能否写出一本周扬的传记，我依然没有把握，但是，作为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他不会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仕途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度，对于个人总是有一种消融性。当醉心于理想而投身于仕途之后，他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一定都如此，尚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也许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他没有因政治而压抑自我，没有让个性消融在革命之中，相反，他的个性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革命，决定了政治的推进。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周扬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仕途，是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海到达延安后，与鲁迅的矛盾，可以说一度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周扬身上。然而，随着“鲁艺”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上升，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周扬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从而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这就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的基础。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一方面高度评价鲁迅，一方面又能信任曾与鲁迅格格不人的周扬，而不是重用与鲁迅保持友好关系的冯雪峰，这的确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兴趣，还是周扬的个性表现？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延安对于周扬是人生的最主要的转折点。一个崭新意义的周扬，一个在仕途上昂首前进的周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人们的记忆里，30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年轻周扬，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
当几年后国统区的朋友重新见到他时，发现他的性格已不同于从前。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过去本来能够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却感到了他的陌生。到1949年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他是文艺界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有的人甚至说，他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人们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了亲切。
不知道周扬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变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暗示过这种变化，不管怎么说，他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人，而是仕途上的文化人。矛盾由此而产生。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就在这样的矛盾现实中开始塑造新的周扬。
应该看到，周扬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对艺术有独到见解、对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传统有一定了解的文人，他对文化建设有着较为积极的认识，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还是愿意根据自己的认识，在最大限度上做一些具有个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在1949年之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一开始总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革”，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的受冲击者之一。
在1963年12月9日做出的关于文艺的批示中，，毛泽东说过：“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仅如此，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不止一次批评过周扬在政治上不开展，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周扬身上依然残存着对革命有害的东西。1965年，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个周扬的老友时，毛泽东就曾亲自找周扬谈话，说过：你恐怕下不了手吧？
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受到过批评而失去权力，相反，他能借运动而增加他的影响力。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周扬想必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从许多因他而受到冤屈的人的角度考虑，更该注意的是他做出选择后是如何领导运动，自己的好恶如何决定了别人的命运。不管情愿与否，在谈论周扬时，这是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舍此，就不能勾画完整的周扬。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但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需要的是冷静和客观，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责任。
不同的人的回忆，展现出不同的周扬，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视为“魔鬼”，反差甚远。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周扬。在历次运动中，他的矛盾表现在于，一方面他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它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虽然后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非他自己所为，甚至自己也没有料到。但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发生。而且，可以这么认为，当时他并不会因为胡风的人狱而感到十分内疚。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人回忆到，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时刻，他不再会有内心的矛盾，也没有丝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扬以及类似的历史人物时，对于这样的史实，是无须隐晦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有机会多次在公共场合见到周扬。看着白发苍苍显得衰老的他，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过去让许多文化人望而生畏的周扬？这就是使胡风和朋友们遭受冤屈的周扬？这就是因为忏悔往事而既受人敬重又为人斥责的周扬？
我难以将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同形象叠印在一起。有人说，老年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做报告的风采和锐气。然而，我觉得这时的他，对过去能够做出一定的反思，其锐气更为难得。
我没有同他打过交道，至今还为在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的过程中，没有采访到他而懊悔。在参加过他的追悼会后，我曾在很长时间里，试图去认识他，了解他，甚至理解他。但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到困惑。当然，这困惑不仅仅局限于对他个人的认识，而是对一种性格，对这样的性格所代表的一种类型的文人。
“文革”中关在监狱时周扬是如何反思自己的过去，我们不得而知。但监狱生活的体验，显然为他后来的忏悔做了应有的准备。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文革’冲那种非人的迫害，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他久已淡忘的人道主义早期对他的影响。在那些日子里，他不能不回想往事，审视自己。也许，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已经扭曲，异化的力量改变着自己。我宁愿这样认为，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化那么大的气力，去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磨难，周扬仍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夏衍回忆到，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就这样，他比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
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纲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为什么周扬晚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解释，基本上与“文革”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受到批评时，他在解释时，所依据的也是说毛泽东当年在他的一个报告上做过批注，曾经赞同探讨异化问题。
但是，现在的周扬毕竟不同于以往，他已经摆脱了盲目的崇拜。他在1983年3月写的一些话，我认为可能代表着他在看待毛泽东上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说了这样几段话：
1．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
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
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2．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
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经斗争
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
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
除这些外，他还谈到了权力异化、个人崇拜等问题，一个曾经将革命理想、个人仕途与对一个人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人，能够如此坦白地评说，显然应该将之看作他人生历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动向。
性格的力量常常是无限的。即使在晚年，周扬也没有改变他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早年制约他的命运的因素，多少还是决定着他处世的方式，决定了他必然要在失与得、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之间做出选择。
熟悉他的人回忆到，在晚年他仍然不能和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1983年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久久地呆坐在书房里，站在书桌旁，呆望窗外的一棵石榴材。他不会发火，也不同别人敞开思想交谈，即使与妻子也没有过多的言词。只是把想得通想不通的一切，统统装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让它们在里面滚爬扭打，沤烂，发酵。
1983年年底，在为《邓拓文集》写序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
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
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
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
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
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
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
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
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已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
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
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按照我的体味，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置放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口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绪的不顺畅。
显然，他的内心就萦绕着如此之重的苦闷。他为自己被误解被批评而痛苦，但是，在那样的时刻，精神的矛盾并没有减少，而是如许多年前一样，构成了他性格的悲剧。唯一不同的是，他总算愿意用这样的语言采取这样的形式，记录下重重矛盾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迹。
这便是周扬的可贵。摇荡的秋千，心境从不会平静如湖水。但他并没有虚饰它，没有停止过思索与反省。他本来的愿望中，我理解，还是要摆脱这摇荡带来的痛苦徘徊。这样的真诚与尽可能的努力，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的他，更不同于某些纯然为权力、为某种难以言明的意图而不停地演戏的人。
周扬写下关于邓拓的那些文字时，距他生命的终点已经很近。充满矛盾的他告别世界时，留给人们思考的是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秋千，还在我们的思绪中摇荡……
这些日子，因为搬家，我清理一些旧物，在一个大信封口袋里，发现一摞照片。它们摄于198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是在丁玲为《中国》杂志创刊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上。我从来没有学会摄影，至今也只会用“傻瓜”相机。但是，我珍爱十年前留下的这些照片。在我那几年所拍摄的照片中，也许只有这一组照片最能引发我的感慨，至少在现在是如此。
印象中，那是一年间北京最为热闹的文坛盛会，在北京的几代作家，足有三四百人，都来到了新侨饭店。于是，我的这些照片，固定住一些在我看来十分难得的瞬间。难得，因为绝对不再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似的场景——
胡风在夫人梅志和女儿搀扶下来到大厅。不到一年，他就将离开人间，离去时，孤傲的灵魂仍然担负着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爽朗的萧军，依然爽朗的大笑着，几年后他也将离去……萧乾弯着腰与曹禺热烈握手。曹禺当然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雷雨》，在萧乾主办的《大公报》评奖中获奖的往事。那一片刻，他们谈得十分开心。站在他们一旁的是吴祖光——一个似乎是永远在不断惹来麻烦也始终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与另一位同龄作家坐在一起谈得好像非常投机。他们在争论着什么，或者是在一同回忆着什么。王蒙认真地听，关切的神情还带着应有的礼貌。另一个则显得很投入，一只手有力地伸出来，在描述着什么或者强调着什么。
假如把出席这个招待会所有人员的名单开列出来，一定是一个奇妙的排列组合。过去的对手或者朋友，以后的朋友或者对手。他们中每个人的过去或未来，都会是一部厚厚的书。他们相互之间起伏不定的关系，更是无法详尽描述准确概括的存在。20世纪复杂的演进，伴随着他们的人生。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窑洞，从反胡风反右后的劳改农场到“文革”中的监狱，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宽广舞台。往昔的冷清近日的荣耀，往昔的荣耀近日的冷清……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场景，在不停地闪动不停地被剪辑之后，似乎奇迹般透过他们的身影一并呈现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历史老人是位画家，那天的大厅，在他的眼中，完全是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几十年间的驳杂色彩，浓缩在这块调色板上。
十年前的这一场景，我真觉得恍如昨天。
十年！怎么会过得这样快？
过去，说到历史时，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常爱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十年、半年世纪，只是短短一瞬。这话没错。不过，它只是立足于静态观察时表述的一种客观判断。其实，它应该还包括另外一种内容，即人置身于时间流动之中时的感受。文章写到这里，我便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十年，对于历史自然是短暂的，但作为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它也未必就那么漫长。譬如对于我，它好像同样显得步履匆匆，显得短暂一一尽管我一生中不会有多少个十年。
这只能说是自己的一种感觉。事实上这十年是多么丰富，变化多么迅疾异常。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相比，它都不会显得缓慢、苍白，甚至要远为伟大、复杂而多彩。不管怎样描述它概括它评价它，可以肯定地说，它与20世纪的任何一个十年相比，都不会逊色。
但如此丰富的内容，此刻我感觉到好像它们是不分前后不分主次一下子呈现在历史舞台上。十年，它本来就是不分幕次不分场别的戏剧。
我看重人的消亡。依我看，许多人的逝世，最能说明这十年的丰富。正是在这十年，那些注定要在20世纪史册上留下名字的重要人物，政界的、科学界的、军界的、文化界的……一个个告别人间。仅就文化界来说，现在或者将来都必然不断为人们提及的一些人物，便是在这十年离开我们。冯友兰、梁漱溟、俞平伯、马寅初、胡风、周扬、沈从文、朱光潜、丁玲、萧军、胡乔木（我更愿意把他放在文人行列予以描述）……如果愿意，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引人注目的名字。他们参与了这个世纪的创造。也因他们，这个世纪的中国文人性格长廊上，喜剧悲剧不断上演着，从而留给人们无尽话题。他们每一个人，其经历、人格、精神状态等等，都能构成一本书，丰富且耐读。不妨假设一下，这个世纪过去，以后的人们只要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仔细阅读，我相信他们便能从中窥见这个世纪不平凡的景象。
能否这么说，时间的流逝正是以一个个生命的消亡为标志。
时间可以带走生命，但是，时间能消解一切吗？
丁玲自然是十年前那个聚会的中心。
20多年的沉寂之后，这一天，也许要算丁玲复出后最为辉煌的日子。巴金从上海为她写来长篇祝词。叶圣陶出任她的顾问，上午刚刚出院还执意参加招待会，被丁玲劝阻。几代文人，除了官场必要的应酬之外，许多人可以说是为她而来。已是80高龄，但她依然拥有别的老人所缺少的雄心与抱负，或者说，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她不愿意被人遗忘，更不愿意让人永远打入冷宫。一旦机会降临，她会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她的举动，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一如半个世纪之前，她还是洋溢着一种创造精神。其中，也带着几分执拗、自负。
她来得很早，在记者们簇拥下微笑着侃侃而谈。我想，环顾四周，她一定感到满足。不知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面旗帜（或许这正是她所向往的），在她的周围，在《中国》的周围，汇集了鲁迅的儿子、冯雪峰的儿子、“胡风集团”的受害者、“右派分子”……特殊的历史演进，给予她这样的机会。特殊的环境与需要，使她把可能变为了现实。
许久她没有感受到众星拱月时的那种满足。我想，丁玲也许会重温50年代初获‘嘶大林奖金”而带给自己的荣耀。对于她，那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日子。鲜花、颂词、掌声，曾经无休止地抛向她，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之时，作为一个明星，她闪烁着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光彩。然而，恍如一场短暂的梦，很快她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不得不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承受劳累、寂莫。所有的辉煌，顿时消融于黯淡的雪色。
多年的沉寂、冤屈总算一扫而光。然而，时间对于她绝对不可能消解一切。她可以原谅、淡忘导致自己遭遇痛苦的诸多因素，可以在微笑中和往日的宿怨握手，但是，她却永远不会原谅某些人——因冤屈的产生，或者其他原因。
她的心中，浓浓阴影难以驱散。
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没有见到那些与丁玲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现在想来，我当时一定是用企盼的目光在大厅里搜寻过。远远近近的风云波澜之后，我特别愿意看到那些在历史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的人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相遇，如何含笑面对，或者漠然视之。
我最希望见到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沈从文没有来。周扬。夏衍等也没有来。在丁玲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都是与之有关的重要人物。
他们当然无法参加这个集会。沈从文已经半身不遂，周扬也重病在身，夏衍年岁颇高。我所考虑的是：即使身体健康，他们也不可能接到邀请；即使接到邀请，他们或许也不会参加。丁玲与他们之间，横亘着鸿沟，难以逾越。
沈从文与丁玲的矛盾，因丁玲公开撰文涉及往事而在晚年突起波折。至死他们相互没有谅解，而是把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留给后人描述、评说（参见拙著《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比较而言，他们之间的矛盾，尽管有许多时代的、政治的因素参与其中，但毕竟更具个人色彩。在所有世纪，在所有时代，类似的个人恩怨，都有可能出现。这是文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上演着的人生戏剧。
和周扬等人的矛盾则不同。他们才应该是丁玲心中挥之难去的阴影。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1955年、1957年对她的无情打击，使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这阴影从来没有淡去。她会不会根本不愿意告别那些阴影？既然阴影给过她磨难，那么现在，当苦难过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它们反而使她获得活力。在蒙受打击时，她奋力抗争过，在陷入逆境时，她默默等待过。现在，一切不同于以往。她以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示出她的个性，有意无意之中，与周扬（对手？）的相对是那样鲜明而引人注目。从这一角度考虑，以往的阴影对于她不再是政治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负担，相反，它给她以刺激，给她以活力，更给她新的感召力，或者说凝聚力。
于是，她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中心。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运动中与周扬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人们，汇集到她的周围。她和周扬的对峙，半个世纪以来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一个完美的局面。
在这样的人与事的演变中，时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其间有过风风雨雨，有过起承转合，尽管与之关联的人们不断地交换和排列组合，没有化解的矛盾，却一如半个世纪前的延安时代，依然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延续。
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这些结也把时间紧紧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也是停滞的。
两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我曾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文学团体在中国的演变》。开始我想讲贯穿半个世纪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宗派之争。可是，转而又起，“宗派”，一个多么难以讲述清楚的现象。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管文人也好，旁观者也好，本身就无法面对这个尴尬的现实。更何况纠缠其中的那些错综复杂难说是非的人际纠纷，也许是永远无法理清的一团乱麻。如此棘手的话题，我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把它讲得明白易懂。
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自那之后，“宗派斗争”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走出我的思绪。我不能舍此不顾。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这个课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回避的。
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我们的目光大可不必停留在小小的人际纠纷，有的也许不再值得提及，因为那毕竟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性情所至，是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发生的生活现象。但对于具有代表意义的宗派纠纷，因为它们与政治和文化的兴衰起落、与人的命运沧桑有着密切关系，便包容了巨大的历史分量，所以，纵然难以归纳梳理，也值得花费气力去认识，去解剖。
问题是它实在太难以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者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人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
不仅仅如此。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政治口号的背后，激发出所有卷入者的激情和创造性。它仿佛具备一种特殊功能，既毁灭人却也造就人。有的人因它而才华消磨，有的人却因它而具备了才能；有的人因它而命运坎坷，有的人又因它而声名显赫。有的人不能不咒骂它，却在咒骂的同时又不能不陷入其中；有的人希望尽快摆脱它，却又最终只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我迟迟不能动笔。我担心一管无力而虚弱的笔，不能承受如此分量如此复杂的内容。我更担心，尚未思考透彻就匆匆描述，会让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变得更加含混不清，更加不可思议。
回首历史时往往就是如此，愈有探讨价值的现象，愈加难以把握。
但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要面对它，迟早要解剖它。迟早。
一个早上醒来，我决定还是写写这个题目。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萧军……我们视野中的这些人物，幅他们构成的左翼文化界特有的“宗派斗争”现象，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对于宗派和宗派主义的定义。一般来说，宗派是指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方面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而宗派主力，则被简单界定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从表现形态上看，半个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宗派斗争，当然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并因不同环境不同场合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概括，并不能说明我们面对的特殊现象。就是说，它的色调过于单一，笔触过于规范，绝对不足以勾画我们面对的迷宫，不足以描绘那些漫卷的烟云。
一切因权力的参与而显示出特殊性。
按照原有的理解，宗派并非一个贬义的现象，它和“派别”应该是通用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形成各领风骚的派别，或者说宗派。在一个平等的尺度面前，宗派之争本应是思想的冲撞，观念的交相辉映，而不必借助其他。由此，人类的精神领域，才变得丰富起来，才呈现出千姿百态。好几年前，谈到刊物的个性时，我曾对所谓“兼容并蓄”的方针发表过意见。我认为，一个刊物其实就应该高扬自己的旗帜，明明白白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宣布自己与别的刊物的不同，甚至明白无误地具备排他性。只有这样真正具备个性风格的刊物，才能独树一帜，不至于淹没在洪水一样的刊物中。几十年来，多少省多少城市，有多少个《××文学》、《××文艺》，多少大学，又有多少个《××大学学报》，可是，谁能分得清各自的容貌，记得住各自的特征？一样的“兼容并蓄”，一样的分门别类，一样的文风、学风。没有相互之间风格的竞争，思想的交锋，更谈不上以刊物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去进行富有意义的赛跑。
于是，呈现在历史面前的，是雷同，是单调。雷同、单调，也就意味着风格、思想与精神的苍白。不仅仅刊物，其他很多领域同样如此。
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为一棵弯弯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
周扬在更多时候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自然成为一个中心。当勾画他的一生时，他的暮年会是重要的，是值得用浓彩的。但我们又必须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他。不管承认与否，在以往那些日子里，他心中的宗派情绪，不断蚕食着感情。思想与理智。他拥有胡风、丁玲、冯雪峰他们所没有的权力，他便有了战胜他们的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个运动突兀而至时，有意无意之间，周扬把个人情绪同政治斗争捆在一起，从而导致与胡风、丁玲等人矛盾的激化，并借助于革命的名义，借助别人没有的权力，把长久的纠纷，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没有他那种权力的人们，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它，借助它。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把期求的目光投向他们所崇拜和敬重的领袖们。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宗派斗争并不是决定事情变化的一切，特别在领袖们那里。可惜卷入其中的人们，无法摆脱个人纠纷的困扰，把思路转到另外的角度。
开始思考宗派斗争这一问题时，我常常想，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从鲁迅时代的两个口号论争开始，一直到丁玲与周扬最终的互不原谅，几乎长达半年多世纪。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他们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一理想。可实际上他们却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
也许是历史给予他们一个误会。在他们心中，总有这样的自信，自己拥抱了革命和理想，也就拥有了真理，因而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时光匆匆，凤云匆匆，他们的词汇中段少“宽容”的字样。过分的自信，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以一种鄙视的目光，打量与自己相左的人。
具备这样自信的人，是没有权威概念的。正是如此，当年年轻的周扬，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才敢于向鲁迅挑战，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着新生的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由此，政治热情、理想追求、宗派情绪，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体。在权力还没有成为决定思想之争、学派之争命运的时候，与鲁迅的矛盾，仅仅限于文字交锋思想交锋，而且是极有意义的交锋。但是，即使这样，一种被扭曲的情绪，给后来的宗派斗争埋下了隐患。鲁迅派——冯雪峰派——胡风派，名称的变换意味着宿怨的加深和矛盾的复杂化。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几乎囊括了所有曾与周扬等人在不同时期有过冲突的文人。丁玲与冯雪峰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周扬与她矛盾激化，也许有相应的个人因素参与其中，但我认为彼此之间性格的冲突起着决定作用。
不管怎样，一旦权力的介人成为现实，以往的种种矛盾冲突，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自的命运也从而改变。
十年前那个喧闹场景，在冬日的萧瑟中显得离周扬那么遥远。
周扬躺在病榻上。白色裹着的世界，沉寂无声。
突兀其来的变故，已经使他无力再继续人生的旅途了。他的思维一日日接近于死亡。类似的场景里，不再可能出现他过去威严的身影。他也不可能再有青年或者中年那样的活力，与丁玲一样感受创造的激情。
他默默地接近死亡，却永远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他注定成为这个世纪的显赫角色，活着或者死去，都赫然存在着。
周扬在“文革”后以不同于过去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使一个可能会被人们用单一笔调单一色彩勾画的历史人物，变得复杂起来丰富起来。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难被人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巨大的差别，使对他的描述增添许多意味，也增加许多难度。透过外在的形态，人们能看见背后隐匿的世界吗？情况就是如此。不仅他晚年所表现的一切，引起不同的议论和结论，他整个的人生，也从而更具解剖价值，其性格、思想、生平的叙说，更具历史感。
我一直设想写一本周扬传，可准备好几年，至今也没有动笔。这实在是难以描述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经历的一切，他所活动的背景，似乎远没有到可以洒脱地勾画的时候。和我写过的那些人物不同，我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无法透过他外在的形态，揣摩其每一时刻每一举动的动机。但惟其如此，他才更值得探讨，值得描述。人们要了解历史，或者认识人物性格，他都算得上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对象。
在谈论他时，我曾用过“仕途上摇荡的秋千”这样一个比喻（参见《摇荡的秋千》，《读书》1993年10期）。我知道，对于周扬，这种比喻显得简单，但我暂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概括。对我的比喻，一些我所尊重的前辈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没有理解他们和周扬这样一代人投身革命的初衷。那时，是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理想的实现。做官、权力等，并不是花园中美丽的花朵，平静地等待着他们摘取。
起初听到这样的意见，我觉得自己可能显得偏颇。对于曾经充满理想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那代人，我怎么能用“仕途”这种传统术语来概括其人生旅途呢？为了表述的方便，为了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却掩映了曾经闪光的生命。由此可见，在历史面前，年轻人的笔常常会显得单薄、肤浅、无力。而年龄差异环境差异，几乎是无法跨越的，这样，对过去的认识，如何才能准确、才能真切？我无法确信。
随后我又感到困惑。
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人们习惯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现实，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仕途、权力，而地位的不同能带来人的分量的不同。这是无须回避的存在。理想的最初闪耀，未必就能取代一切，涵盖一切。一个恢宏事业的进展过程，也并不一定让个人性格全然消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历史的大合唱中，个人总是以不同方式发出自己的声立曰。
周扬正是强烈地表现出个性的一个。我觉得，一方面，“仕途”还是能概括他五六十年代所曲折走过的路程，另一方面，与“仕途”紧紧相连的领导欲、权力欲（这里并非是贬义上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他热情拥抱理想，勇于为事业而献身，同时，又把个性的完成，同理想的实现融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给予机遇，只有20几岁的他成为左联的领导人，这样的性格就得以展示，并决定他成为是是非非的中心，成为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从那一时候起，与鲁迅、与冯雪峰、与胡风、与丁玲……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程度的斗争，不同结局的命运，成为周扬一生极为重要的人生内容。而这一切，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被时间消解。
当他躺在病榻上度过最后时光时，他可能已无法想起这些。而我，在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只是关注着他能否出现在以丁玲为中心的场景，至于其他，无暇去想。
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
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地合作过，相反却壁垒分明地成为两派（也有例外的时候，譬如延安时期批判萧军时，他们曾采取过相同的态度。50年代初对待胡风的问题上，也曾站在一起，胡风的一些信件中，便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我试图弄明白他们两个结怨的原因，也试图把他们互不相让而形成的宗派斗争的背景梳理清楚，然而，谈何容易。
那是一片片浑浊的云烟，因时间与环境的差异，不断地变幻着形态。浓厚的云烟，笼罩着一切，掩映着一切。于是，当我们局外人回望它们时，常常只能看到朦胧的云块，而无法走进去，看一看许多熟悉或陌生的场景。我很愿意在这样一些场景中，拥有一种平静的心境，去和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人相遇。同他们握手，同他们交谈，同他们一道抚摸历史留在心中的痕迹。或者，径自一人在其中漫步，用一种新的年轻的感觉，来触摸苍老的往事，来猜想云烟。
虽然许多猜想可能属于空穴来风的虚妄，但我觉得在认识历史过程中，也许需要这样一些猜想。于是，尽管知道实际未必尽然如此，我依然乐于随着自己的思绪去追寻。
丁玲与周扬，两个人不同的个性，注定他们无法走在一起。性格，这才是许多时候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整个进程。性格比理想、比政治、比纪律更为内在地决定着人的举动。人的亲疏好恶，即使在20世纪，即使在为理想献身高于一切的时代也不例外。不然我们面对发生于同一政党同一阵营中此起彼伏的个人恩怨宗派纠纷，就会觉得常用的思想、原则的划分，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一些友人在读过《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后，曾经反复同我议论过丁玲的性格。一个前辈作家，一次在电话中和我谈了许久，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合适、准确的词，来概括她的特点。当然很难。我们注意到周扬和丁玲，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愿意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但所表现和所追求的方式却是不同的。他同意我对周扬特点的分析，即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文人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而丁玲，尽管她也愿意为人们拥戴，但不是借助地位、权力，而是靠文学成就所形成的明星效应。
“对，是明星意识。”聊了半天，那位前辈在电话中确定了这一概括。
明星意识是一个巨大的载体，它包容着所有外在的潜在的意愿，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现实。明星意识也是少数人拥有的专利，只有那些有能力有成就有个性的人才能具备。明星意识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把个性放在崇高位置的举动。
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明星也不断涌现明星的时代。明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需要鲜花掌声和欢呼。明星始终不甘于寂寞，不愿意被人淡忘，他永远需要人们的簇拥。明星不会衰老，明星希望时间凝结在他最为辉煌的那一瞬间。
明星意识对于丁玲，正是她人生意义的积极体现。她是一个女作家，便具备了女性与文学家的双重特点。同时，她也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政治、文学在她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着，所以她特别看重自己作为左翼文学杰出代表这一地位。这便是与周扬不同的丁玲，也是与众不同的丁玲。她乐于以文学的方式与人们见面，便把自己的文学兴趣与成就，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自己仰望着，也愿意别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仰望着。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每个时期，她都用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只有怀着这样的抱负，她才会在暮年仍然雄心不已，仍然充满当年锐气，把创办一个刊物，同自己的存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想来，在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她的政治热情文学热情明星意识，都得到了体现，并在体现过程中她获得满足，一种与周扬相抗衡的满足一一这也许又是我的虚妄。
具有这样性格的人，注定无法同周扬协调，除非他们各自改变自己。
丁玲1948年有一则日记，记述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往事，它成为我的描述的最好注脚：
“周扬换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突击完成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的写作却有意的表示着冷淡”。（1948年6月14日，《新文学史料》1990年3期）
简短的记录，却形象地勾画出两个人不同性格不同意趣的冲撞。
如果丁玲接受周扬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往彼此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丁玲后来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左翼文艺界延续甚久的这一宗派纠纷，也无从形成。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
设想毕竟是设想。事实是丁玲没有放弃走自己的路，从而她与周扬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而且，随着丁玲小说的巨大成功，随着丁玲获得斯大林奖金，一时的荣耀和辉煌，反倒使这一矛盾更加激化。后来的发展，后来因宗派情绪产生的各自命运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历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谁都始料不及的。
“文革”刚刚结束时，周扬接受赵浩生的采访，同他漫谈往事。《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篇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对于很少用文字说明自己的周扬，这是难得的材料。在谈话中，周扬谈到了丁玲。他说在延安时期，他和丁玲就形成了两派：“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周扬的说法，未见丁玲本人的反驳，但在她去世之后，陈明先生曾在1993年发表文章，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并力陈“文革”后周扬的这一谈话，对丁玲造成的压力。
暂且不必对这样的说法做出结论。我倒倾向于认为，周扬的谈话，正好说明在他的内心，丁玲始终是自己的对立面。即使到了“文革”之后，在他频繁地表现出难得的反思和忏悔时，仍然没有淡忘与丁玲的隔阂。
丁玲同样如此。她也始终没有淡忘与周扬的矛盾，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种因多年的磨难而产生的敌意，更加痛切。在1979年1月的一则日记中，丁玲记录了她的这一情绪：“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1月26日，载《新文学史科》1990年3期）这时《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还没有发表。
在另一则日记中丁玲还写到：“近日为周‘文’所苦。决先写《风雪十二年》。下午××来，未谈正事，不谈要事，只劝我不要卷入帮派。我何时有帮派？现在谁有帮派？他自己是否有帮派？劝我不要卷入，究竟意在何处？有何所指？他代表谁在说话？对我想起何作用？这些小丑，总是会说假话，会说瞎话，会说坏话，真是防不胜防呵！”（3月24日，出处同上）
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我不知道，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情绪漩涡，会否在一种特定时刻停止旋转，可以以平静和宽容的心情环视周围，回望自己走过的漫长路程。
我所描述的人告别了我们，也告别了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告别时，他们心中的结可能仍然没有解开，但对于我们，看不清的云烟，或许会由此渐渐散去，历史的漩涡，或许也将归于平静。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作为对他们那一代有兴趣的人，我愿意去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可是，更多的年轻人，常常会以淡漠的心情看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一切。许多当事人有过的痛切与激奋，不再能引起年轻人同样的共鸣。他们阅读历史时，只把它看作陌生的一页随意翻过。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的许多同龄人，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以疑惑和奇怪的神情，打量我所描述的故事。于是，随着时光流逝，随着环境变迁，过去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会渐渐变得不可思议，那不过是一些已然苍老的故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了历史的重负，没有了那么多的与政治与权力紧密相连的个人恩怨，他们的步履从而显得不同于前人。他们正在走进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许可以说是正在失去权威的时代一一或者换个说法，期待权威却无法产生权威。人们往往更看重个人的一切，前辈那种为理想为信仰为某一愿望如此执著如此痴迷乃至疯狂的举止，对于他们已显得陌生。
历史如同一个茶馆，不断地变换着话题，但也不断重复着话题。毫无疑问，对过去感到陌生的年轻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开始创造下个世纪的话题。但是，他们同样将面临自己的选择，也将因思想因性格而遭遇新的困扰。旧的话题会不会重新被述说，过去困扰过周扬丁玲那代人的现状会不会同样呈现于我们面前，谁也无法断定。
那么，我们不妨时而将目光打量一下过去的日子，尽量去认识去理解似乎不可思议的已然苍老的往事，从而我们更能把握现在，把握自己。
用年轻的心拥抱苍老往事，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
1994年7月
印象中，那是一年间北京最为热闹的文坛盛会，在北京的几代作家，足有三四百人，都来到了新侨饭店。于是，我的这些照片，固定住一些在我看来十分难得的瞬间。难得，因为绝对不再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似的场景——
胡风在夫人梅志和女儿搀扶下来到大厅。不到一年，他就将离开人间，离去时，孤傲的灵魂仍然担负着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爽朗的萧军，依然爽朗的大笑着，几年后他也将离去……萧乾弯着腰与曹禺热烈握手。曹禺当然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雷雨》，在萧乾主办的《大公报》评奖中获奖的往事。那一片刻，他们谈得十分开心。站在他们一旁的是吴祖光——一个似乎是永远在不断惹来麻烦也始终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与另一位同龄作家坐在一起谈得好像非常投机。他们在争论着什么，或者是在一同回忆着什么。王蒙认真地听，关切的神情还带着应有的礼貌。另一个则显得很投入，一只手有力地伸出来，在描述着什么或者强调着什么。
假如把出席这个招待会所有人员的名单开列出来，一定是一个奇妙的排列组合。过去的对手或者朋友，以后的朋友或者对手。他们中每个人的过去或未来，都会是一部厚厚的书。他们相互之间起伏不定的关系，更是无法详尽描述准确概括的存在。20世纪复杂的演进，伴随着他们的人生。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窑洞，从反胡风反右后的劳改农场到“文革”中的监狱，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宽广舞台。往昔的冷清近日的荣耀，往昔的荣耀近日的冷清……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场景，在不停地闪动不停地被剪辑之后，似乎奇迹般透过他们的身影一并呈现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历史老人是位画家，那天的大厅，在他的眼中，完全是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几十年间的驳杂色彩，浓缩在这块调色板上。
十年前的这一场景，我真觉得恍如昨天。
十年！怎么会过得这样快？
过去，说到历史时，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常爱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十年、半年世纪，只是短短一瞬。这话没错。不过，它只是立足于静态观察时表述的一种客观判断。其实，它应该还包括另外一种内容，即人置身于时间流动之中时的感受。文章写到这里，我便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十年，对于历史自然是短暂的，但作为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它也未必就那么漫长。譬如对于我，它好像同样显得步履匆匆，显得短暂一一尽管我一生中不会有多少个十年。
这只能说是自己的一种感觉。事实上这十年是多么丰富，变化多么迅疾异常。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相比，它都不会显得缓慢、苍白，甚至要远为伟大、复杂而多彩。不管怎样描述它概括它评价它，可以肯定地说，它与20世纪的任何一个十年相比，都不会逊色。
但如此丰富的内容，此刻我感觉到好像它们是不分前后不分主次一下子呈现在历史舞台上。十年，它本来就是不分幕次不分场别的戏剧。
我看重人的消亡。依我看，许多人的逝世，最能说明这十年的丰富。正是在这十年，那些注定要在20世纪史册上留下名字的重要人物，政界的、科学界的、军界的、文化界的……一个个告别人间。仅就文化界来说，现在或者将来都必然不断为人们提及的一些人物，便是在这十年离开我们。冯友兰、梁漱溟、俞平伯、马寅初、胡风、周扬、沈从文、朱光潜、丁玲、萧军、胡乔木（我更愿意把他放在文人行列予以描述）……如果愿意，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引人注目的名字。他们参与了这个世纪的创造。也因他们，这个世纪的中国文人性格长廊上，喜剧悲剧不断上演着，从而留给人们无尽话题。他们每一个人，其经历、人格、精神状态等等，都能构成一本书，丰富且耐读。不妨假设一下，这个世纪过去，以后的人们只要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仔细阅读，我相信他们便能从中窥见这个世纪不平凡的景象。
能否这么说，时间的流逝正是以一个个生命的消亡为标志。
时间可以带走生命，但是，时间能消解一切吗？
丁玲自然是十年前那个聚会的中心。
20多年的沉寂之后，这一天，也许要算丁玲复出后最为辉煌的日子。巴金从上海为她写来长篇祝词。叶圣陶出任她的顾问，上午刚刚出院还执意参加招待会，被丁玲劝阻。几代文人，除了官场必要的应酬之外，许多人可以说是为她而来。已是80高龄，但她依然拥有别的老人所缺少的雄心与抱负，或者说，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她不愿意被人遗忘，更不愿意让人永远打入冷宫。一旦机会降临，她会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她的举动，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一如半个世纪之前，她还是洋溢着一种创造精神。其中，也带着几分执拗、自负。
她来得很早，在记者们簇拥下微笑着侃侃而谈。我想，环顾四周，她一定感到满足。不知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面旗帜（或许这正是她所向往的），在她的周围，在《中国》的周围，汇集了鲁迅的儿子、冯雪峰的儿子、“胡风集团”的受害者、“右派分子”……特殊的历史演进，给予她这样的机会。特殊的环境与需要，使她把可能变为了现实。
许久她没有感受到众星拱月时的那种满足。我想，丁玲也许会重温50年代初获‘嘶大林奖金”而带给自己的荣耀。对于她，那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日子。鲜花、颂词、掌声，曾经无休止地抛向她，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之时，作为一个明星，她闪烁着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光彩。然而，恍如一场短暂的梦，很快她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不得不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承受劳累、寂莫。所有的辉煌，顿时消融于黯淡的雪色。
多年的沉寂、冤屈总算一扫而光。然而，时间对于她绝对不可能消解一切。她可以原谅、淡忘导致自己遭遇痛苦的诸多因素，可以在微笑中和往日的宿怨握手，但是，她却永远不会原谅某些人——因冤屈的产生，或者其他原因。
她的心中，浓浓阴影难以驱散。
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没有见到那些与丁玲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现在想来，我当时一定是用企盼的目光在大厅里搜寻过。远远近近的风云波澜之后，我特别愿意看到那些在历史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的人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相遇，如何含笑面对，或者漠然视之。
我最希望见到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沈从文没有来。周扬。夏衍等也没有来。在丁玲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都是与之有关的重要人物。
他们当然无法参加这个集会。沈从文已经半身不遂，周扬也重病在身，夏衍年岁颇高。我所考虑的是：即使身体健康，他们也不可能接到邀请；即使接到邀请，他们或许也不会参加。丁玲与他们之间，横亘着鸿沟，难以逾越。
沈从文与丁玲的矛盾，因丁玲公开撰文涉及往事而在晚年突起波折。至死他们相互没有谅解，而是把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留给后人描述、评说（参见拙著《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比较而言，他们之间的矛盾，尽管有许多时代的、政治的因素参与其中，但毕竟更具个人色彩。在所有世纪，在所有时代，类似的个人恩怨，都有可能出现。这是文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上演着的人生戏剧。
和周扬等人的矛盾则不同。他们才应该是丁玲心中挥之难去的阴影。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1955年、1957年对她的无情打击，使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这阴影从来没有淡去。她会不会根本不愿意告别那些阴影？既然阴影给过她磨难，那么现在，当苦难过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它们反而使她获得活力。在蒙受打击时，她奋力抗争过，在陷入逆境时，她默默等待过。现在，一切不同于以往。她以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示出她的个性，有意无意之中，与周扬（对手？）的相对是那样鲜明而引人注目。从这一角度考虑，以往的阴影对于她不再是政治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负担，相反，它给她以刺激，给她以活力，更给她新的感召力，或者说凝聚力。
于是，她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中心。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运动中与周扬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人们，汇集到她的周围。她和周扬的对峙，半个世纪以来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一个完美的局面。
在这样的人与事的演变中，时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其间有过风风雨雨，有过起承转合，尽管与之关联的人们不断地交换和排列组合，没有化解的矛盾，却一如半个世纪前的延安时代，依然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延续。
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这些结也把时间紧紧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也是停滞的。
两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我曾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文学团体在中国的演变》。开始我想讲贯穿半个世纪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宗派之争。可是，转而又起，“宗派”，一个多么难以讲述清楚的现象。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管文人也好，旁观者也好，本身就无法面对这个尴尬的现实。更何况纠缠其中的那些错综复杂难说是非的人际纠纷，也许是永远无法理清的一团乱麻。如此棘手的话题，我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把它讲得明白易懂。
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自那之后，“宗派斗争”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走出我的思绪。我不能舍此不顾。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这个课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回避的。
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我们的目光大可不必停留在小小的人际纠纷，有的也许不再值得提及，因为那毕竟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性情所至，是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发生的生活现象。但对于具有代表意义的宗派纠纷，因为它们与政治和文化的兴衰起落、与人的命运沧桑有着密切关系，便包容了巨大的历史分量，所以，纵然难以归纳梳理，也值得花费气力去认识，去解剖。
问题是它实在太难以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者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人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
不仅仅如此。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政治口号的背后，激发出所有卷入者的激情和创造性。它仿佛具备一种特殊功能，既毁灭人却也造就人。有的人因它而才华消磨，有的人却因它而具备了才能；有的人因它而命运坎坷，有的人又因它而声名显赫。有的人不能不咒骂它，却在咒骂的同时又不能不陷入其中；有的人希望尽快摆脱它，却又最终只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我迟迟不能动笔。我担心一管无力而虚弱的笔，不能承受如此分量如此复杂的内容。我更担心，尚未思考透彻就匆匆描述，会让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变得更加含混不清，更加不可思议。
回首历史时往往就是如此，愈有探讨价值的现象，愈加难以把握。
但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要面对它，迟早要解剖它。迟早。
一个早上醒来，我决定还是写写这个题目。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萧军……我们视野中的这些人物，幅他们构成的左翼文化界特有的“宗派斗争”现象，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对于宗派和宗派主义的定义。一般来说，宗派是指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方面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而宗派主力，则被简单界定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从表现形态上看，半个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宗派斗争，当然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并因不同环境不同场合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概括，并不能说明我们面对的特殊现象。就是说，它的色调过于单一，笔触过于规范，绝对不足以勾画我们面对的迷宫，不足以描绘那些漫卷的烟云。
一切因权力的参与而显示出特殊性。
按照原有的理解，宗派并非一个贬义的现象，它和“派别”应该是通用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形成各领风骚的派别，或者说宗派。在一个平等的尺度面前，宗派之争本应是思想的冲撞，观念的交相辉映，而不必借助其他。由此，人类的精神领域，才变得丰富起来，才呈现出千姿百态。好几年前，谈到刊物的个性时，我曾对所谓“兼容并蓄”的方针发表过意见。我认为，一个刊物其实就应该高扬自己的旗帜，明明白白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宣布自己与别的刊物的不同，甚至明白无误地具备排他性。只有这样真正具备个性风格的刊物，才能独树一帜，不至于淹没在洪水一样的刊物中。几十年来，多少省多少城市，有多少个《××文学》、《××文艺》，多少大学，又有多少个《××大学学报》，可是，谁能分得清各自的容貌，记得住各自的特征？一样的“兼容并蓄”，一样的分门别类，一样的文风、学风。没有相互之间风格的竞争，思想的交锋，更谈不上以刊物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去进行富有意义的赛跑。
于是，呈现在历史面前的，是雷同，是单调。雷同、单调，也就意味着风格、思想与精神的苍白。不仅仅刊物，其他很多领域同样如此。
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为一棵弯弯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
周扬在更多时候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自然成为一个中心。当勾画他的一生时，他的暮年会是重要的，是值得用浓彩的。但我们又必须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他。不管承认与否，在以往那些日子里，他心中的宗派情绪，不断蚕食着感情。思想与理智。他拥有胡风、丁玲、冯雪峰他们所没有的权力，他便有了战胜他们的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个运动突兀而至时，有意无意之间，周扬把个人情绪同政治斗争捆在一起，从而导致与胡风、丁玲等人矛盾的激化，并借助于革命的名义，借助别人没有的权力，把长久的纠纷，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没有他那种权力的人们，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它，借助它。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把期求的目光投向他们所崇拜和敬重的领袖们。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宗派斗争并不是决定事情变化的一切，特别在领袖们那里。可惜卷入其中的人们，无法摆脱个人纠纷的困扰，把思路转到另外的角度。
开始思考宗派斗争这一问题时，我常常想，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从鲁迅时代的两个口号论争开始，一直到丁玲与周扬最终的互不原谅，几乎长达半年多世纪。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他们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一理想。可实际上他们却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
也许是历史给予他们一个误会。在他们心中，总有这样的自信，自己拥抱了革命和理想，也就拥有了真理，因而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时光匆匆，凤云匆匆，他们的词汇中段少“宽容”的字样。过分的自信，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以一种鄙视的目光，打量与自己相左的人。
具备这样自信的人，是没有权威概念的。正是如此，当年年轻的周扬，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才敢于向鲁迅挑战，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着新生的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由此，政治热情、理想追求、宗派情绪，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体。在权力还没有成为决定思想之争、学派之争命运的时候，与鲁迅的矛盾，仅仅限于文字交锋思想交锋，而且是极有意义的交锋。但是，即使这样，一种被扭曲的情绪，给后来的宗派斗争埋下了隐患。鲁迅派——冯雪峰派——胡风派，名称的变换意味着宿怨的加深和矛盾的复杂化。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几乎囊括了所有曾与周扬等人在不同时期有过冲突的文人。丁玲与冯雪峰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周扬与她矛盾激化，也许有相应的个人因素参与其中，但我认为彼此之间性格的冲突起着决定作用。
不管怎样，一旦权力的介人成为现实，以往的种种矛盾冲突，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自的命运也从而改变。
十年前那个喧闹场景，在冬日的萧瑟中显得离周扬那么遥远。
周扬躺在病榻上。白色裹着的世界，沉寂无声。
突兀其来的变故，已经使他无力再继续人生的旅途了。他的思维一日日接近于死亡。类似的场景里，不再可能出现他过去威严的身影。他也不可能再有青年或者中年那样的活力，与丁玲一样感受创造的激情。
他默默地接近死亡，却永远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他注定成为这个世纪的显赫角色，活着或者死去，都赫然存在着。
周扬在“文革”后以不同于过去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使一个可能会被人们用单一笔调单一色彩勾画的历史人物，变得复杂起来丰富起来。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难被人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巨大的差别，使对他的描述增添许多意味，也增加许多难度。透过外在的形态，人们能看见背后隐匿的世界吗？情况就是如此。不仅他晚年所表现的一切，引起不同的议论和结论，他整个的人生，也从而更具解剖价值，其性格、思想、生平的叙说，更具历史感。
我一直设想写一本周扬传，可准备好几年，至今也没有动笔。这实在是难以描述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经历的一切，他所活动的背景，似乎远没有到可以洒脱地勾画的时候。和我写过的那些人物不同，我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无法透过他外在的形态，揣摩其每一时刻每一举动的动机。但惟其如此，他才更值得探讨，值得描述。人们要了解历史，或者认识人物性格，他都算得上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对象。
在谈论他时，我曾用过“仕途上摇荡的秋千”这样一个比喻（参见《摇荡的秋千》，《读书》1993年10期）。我知道，对于周扬，这种比喻显得简单，但我暂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概括。对我的比喻，一些我所尊重的前辈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没有理解他们和周扬这样一代人投身革命的初衷。那时，是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理想的实现。做官、权力等，并不是花园中美丽的花朵，平静地等待着他们摘取。
起初听到这样的意见，我觉得自己可能显得偏颇。对于曾经充满理想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那代人，我怎么能用“仕途”这种传统术语来概括其人生旅途呢？为了表述的方便，为了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却掩映了曾经闪光的生命。由此可见，在历史面前，年轻人的笔常常会显得单薄、肤浅、无力。而年龄差异环境差异，几乎是无法跨越的，这样，对过去的认识，如何才能准确、才能真切？我无法确信。
随后我又感到困惑。
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人们习惯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现实，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仕途、权力，而地位的不同能带来人的分量的不同。这是无须回避的存在。理想的最初闪耀，未必就能取代一切，涵盖一切。一个恢宏事业的进展过程，也并不一定让个人性格全然消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历史的大合唱中，个人总是以不同方式发出自己的声立曰。
周扬正是强烈地表现出个性的一个。我觉得，一方面，“仕途”还是能概括他五六十年代所曲折走过的路程，另一方面，与“仕途”紧紧相连的领导欲、权力欲（这里并非是贬义上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他热情拥抱理想，勇于为事业而献身，同时，又把个性的完成，同理想的实现融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给予机遇，只有20几岁的他成为左联的领导人，这样的性格就得以展示，并决定他成为是是非非的中心，成为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从那一时候起，与鲁迅、与冯雪峰、与胡风、与丁玲……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程度的斗争，不同结局的命运，成为周扬一生极为重要的人生内容。而这一切，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被时间消解。
当他躺在病榻上度过最后时光时，他可能已无法想起这些。而我，在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只是关注着他能否出现在以丁玲为中心的场景，至于其他，无暇去想。
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
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地合作过，相反却壁垒分明地成为两派（也有例外的时候，譬如延安时期批判萧军时，他们曾采取过相同的态度。50年代初对待胡风的问题上，也曾站在一起，胡风的一些信件中，便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我试图弄明白他们两个结怨的原因，也试图把他们互不相让而形成的宗派斗争的背景梳理清楚，然而，谈何容易。
那是一片片浑浊的云烟，因时间与环境的差异，不断地变幻着形态。浓厚的云烟，笼罩着一切，掩映着一切。于是，当我们局外人回望它们时，常常只能看到朦胧的云块，而无法走进去，看一看许多熟悉或陌生的场景。我很愿意在这样一些场景中，拥有一种平静的心境，去和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人相遇。同他们握手，同他们交谈，同他们一道抚摸历史留在心中的痕迹。或者，径自一人在其中漫步，用一种新的年轻的感觉，来触摸苍老的往事，来猜想云烟。
虽然许多猜想可能属于空穴来风的虚妄，但我觉得在认识历史过程中，也许需要这样一些猜想。于是，尽管知道实际未必尽然如此，我依然乐于随着自己的思绪去追寻。
丁玲与周扬，两个人不同的个性，注定他们无法走在一起。性格，这才是许多时候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整个进程。性格比理想、比政治、比纪律更为内在地决定着人的举动。人的亲疏好恶，即使在20世纪，即使在为理想献身高于一切的时代也不例外。不然我们面对发生于同一政党同一阵营中此起彼伏的个人恩怨宗派纠纷，就会觉得常用的思想、原则的划分，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一些友人在读过《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后，曾经反复同我议论过丁玲的性格。一个前辈作家，一次在电话中和我谈了许久，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合适、准确的词，来概括她的特点。当然很难。我们注意到周扬和丁玲，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愿意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但所表现和所追求的方式却是不同的。他同意我对周扬特点的分析，即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文人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而丁玲，尽管她也愿意为人们拥戴，但不是借助地位、权力，而是靠文学成就所形成的明星效应。
“对，是明星意识。”聊了半天，那位前辈在电话中确定了这一概括。
明星意识是一个巨大的载体，它包容着所有外在的潜在的意愿，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现实。明星意识也是少数人拥有的专利，只有那些有能力有成就有个性的人才能具备。明星意识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把个性放在崇高位置的举动。
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明星也不断涌现明星的时代。明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需要鲜花掌声和欢呼。明星始终不甘于寂寞，不愿意被人淡忘，他永远需要人们的簇拥。明星不会衰老，明星希望时间凝结在他最为辉煌的那一瞬间。
明星意识对于丁玲，正是她人生意义的积极体现。她是一个女作家，便具备了女性与文学家的双重特点。同时，她也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政治、文学在她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着，所以她特别看重自己作为左翼文学杰出代表这一地位。这便是与周扬不同的丁玲，也是与众不同的丁玲。她乐于以文学的方式与人们见面，便把自己的文学兴趣与成就，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自己仰望着，也愿意别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仰望着。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每个时期，她都用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只有怀着这样的抱负，她才会在暮年仍然雄心不已，仍然充满当年锐气，把创办一个刊物，同自己的存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想来，在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她的政治热情文学热情明星意识，都得到了体现，并在体现过程中她获得满足，一种与周扬相抗衡的满足一一这也许又是我的虚妄。
具有这样性格的人，注定无法同周扬协调，除非他们各自改变自己。
丁玲1948年有一则日记，记述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往事，它成为我的描述的最好注脚：
“周扬换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突击完成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的写作却有意的表示着冷淡”。（1948年6月14日，《新文学史料》1990年3期）
简短的记录，却形象地勾画出两个人不同性格不同意趣的冲撞。
如果丁玲接受周扬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往彼此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丁玲后来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左翼文艺界延续甚久的这一宗派纠纷，也无从形成。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
设想毕竟是设想。事实是丁玲没有放弃走自己的路，从而她与周扬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而且，随着丁玲小说的巨大成功，随着丁玲获得斯大林奖金，一时的荣耀和辉煌，反倒使这一矛盾更加激化。后来的发展，后来因宗派情绪产生的各自命运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历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谁都始料不及的。
“文革”刚刚结束时，周扬接受赵浩生的采访，同他漫谈往事。《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篇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对于很少用文字说明自己的周扬，这是难得的材料。在谈话中，周扬谈到了丁玲。他说在延安时期，他和丁玲就形成了两派：“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周扬的说法，未见丁玲本人的反驳，但在她去世之后，陈明先生曾在1993年发表文章，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并力陈“文革”后周扬的这一谈话，对丁玲造成的压力。
暂且不必对这样的说法做出结论。我倒倾向于认为，周扬的谈话，正好说明在他的内心，丁玲始终是自己的对立面。即使到了“文革”之后，在他频繁地表现出难得的反思和忏悔时，仍然没有淡忘与丁玲的隔阂。
丁玲同样如此。她也始终没有淡忘与周扬的矛盾，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种因多年的磨难而产生的敌意，更加痛切。在1979年1月的一则日记中，丁玲记录了她的这一情绪：“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1月26日，载《新文学史科》1990年3期）这时《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还没有发表。
在另一则日记中丁玲还写到：“近日为周‘文’所苦。决先写《风雪十二年》。下午××来，未谈正事，不谈要事，只劝我不要卷入帮派。我何时有帮派？现在谁有帮派？他自己是否有帮派？劝我不要卷入，究竟意在何处？有何所指？他代表谁在说话？对我想起何作用？这些小丑，总是会说假话，会说瞎话，会说坏话，真是防不胜防呵！”（3月24日，出处同上）
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我不知道，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情绪漩涡，会否在一种特定时刻停止旋转，可以以平静和宽容的心情环视周围，回望自己走过的漫长路程。
我所描述的人告别了我们，也告别了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告别时，他们心中的结可能仍然没有解开，但对于我们，看不清的云烟，或许会由此渐渐散去，历史的漩涡，或许也将归于平静。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作为对他们那一代有兴趣的人，我愿意去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可是，更多的年轻人，常常会以淡漠的心情看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一切。许多当事人有过的痛切与激奋，不再能引起年轻人同样的共鸣。他们阅读历史时，只把它看作陌生的一页随意翻过。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的许多同龄人，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以疑惑和奇怪的神情，打量我所描述的故事。于是，随着时光流逝，随着环境变迁，过去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会渐渐变得不可思议，那不过是一些已然苍老的故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了历史的重负，没有了那么多的与政治与权力紧密相连的个人恩怨，他们的步履从而显得不同于前人。他们正在走进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许可以说是正在失去权威的时代一一或者换个说法，期待权威却无法产生权威。人们往往更看重个人的一切，前辈那种为理想为信仰为某一愿望如此执著如此痴迷乃至疯狂的举止，对于他们已显得陌生。
历史如同一个茶馆，不断地变换着话题，但也不断重复着话题。毫无疑问，对过去感到陌生的年轻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开始创造下个世纪的话题。但是，他们同样将面临自己的选择，也将因思想因性格而遭遇新的困扰。旧的话题会不会重新被述说，过去困扰过周扬丁玲那代人的现状会不会同样呈现于我们面前，谁也无法断定。
那么，我们不妨时而将目光打量一下过去的日子，尽量去认识去理解似乎不可思议的已然苍老的往事，从而我们更能把握现在，把握自己。
用年轻的心拥抱苍老往事，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
199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