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复活节这天，消息传遍了莱里亚：教区神父若塞·米格斯一大早中风死了。他生前血气旺盛，贪图口腹之欲，在主教管区的教士们中间素有“头号饕餮”之称。开药铺的卡洛斯对他厌恶之极，每逢看到他睡好午觉走出来，两颊肿胀充血的样子，总是说：“瞧那条正在消化食儿的大蟒蛇。总有一天他的肚子要胀破的。”实际上，他的肚子的确是胀破的——在吃了一顿有鱼的晚餐之后。当时，对面房子里正在举行舞会。那是戈丁尼奥博士在庆祝他的生日，人们大声喧闹，狂欢，跳着波尔卡舞①。
①原为捷克的一种民间舞蹈。以男女对舞为主。其音乐节奏快速、活泼。十九世纪中叶风行全欧。
没有人为他感到悲伤，参加他葬礼的人也寥寥无几。他出身农家，他的举止，他的一双粗壮的手腕，都像庄稼汉一般，他有一副嘶哑的嗓门，耳朵里长着长毛，讲话很粗鲁。那些虔诚的教徒从来就不喜欢他。他常在忏悔室里打饱嗝，而且由于他过去一直住在山区乡间，对礼拜仪式的某些细微之处不甚了了，因此，从一开始，他便失去了几乎所有来找他仔悔的女教徒。她们纷纷转向举止文雅、善于花言巧语的古斯芒神父，他对她们良心上的自责装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至于那些一贯忠实于他、伪装虔诚、按时来做礼拜的女教徒（人们轻蔑地称她们为“赐过福的”①），在她们谈到显圣或者良心上的不安时，若塞·米格斯便会大吼一声，把她们吓一大跳：“胡说八道，你们这是在嘲弄圣人。祈求天主让你们多长点见识吧！”禁食者的过分节制更使他感到恼火。他会对着她们大声喊叫：“吃吧，喝吧，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啊！”他是唐·米格尔国王②的拥护者，对自由派的报纸和主张怀有一种非理性的忿懑，他会一边挥舞着他那把大红伞，一边叫喊着：“狠狠揍他们一顿，狠狠揍他们一顿！”
①在天主教中有一种为死者赐福，宣布其已“升天”的仪式。
②唐·米格尔（dom Miguel,1802—1866）：一八二八——一八三四年为葡萄牙国王。
到了晚年，他越来越习惯于长时间地坐着不动了。他跟他的老仆人和他的狗若利一起，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唯一的朋友是代理主教瓦拉达雷斯，此人当时正管理着整个主教管区，因为两年之前，唐·儒瓦基姆主教大人因患风湿病痛苦之极，已经退休回到他在阿尔托·明尼奥的庄园去了。米格斯神父很尊重代理主教，这位代理主教大人冷冰冰的，鼻子很大，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崇拜奥维德①，讲话时总是噘着嘴，喜欢引用古代神话中的典故。
①奥维德（Ovid，公元前43一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写有《变形记》、《爱经》、《悲歌》等作品。
代理主教对教区神父也评价甚高，把他称作“托钵僧海格立斯①”。他曾笑着解释说：“叫他海格立斯是因为他力大无穷，叫他托钵僧是因为他贪吃。”
①海格立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
神父下葬时，他亲自在灵框上撒了圣水；过去他每天都要把他的金制鼻烟盒拿给神父请他吸鼻烟，所以当他按照仪式程序，把第一把泥土撒在灵框上时，他便探过身去，悄声细语地对别的大教堂神父们说：“这是他从我这里捞去的最后一撮了。”全体神父听到代理主教的笑话都哈哈大笑起来。当天晚上，大教堂神父坎波斯在副地方长官诺瓦埃斯家里用茶点时讲起这件事，人们听了都捧腹大笑，齐声称颂代理主教大人才思敏捷，饶有风趣。
葬礼之后过了几天，人们发现米格斯的狗若利在广场上四处游荡。老仆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整幢房子都上了门闩，所以这只可怜的、被遗弃的狗便饿得挨家挨户嚎叫。这是一只会泅水的小猎狗，肥得滴溜儿滚圆，有点像它的主人。它已经看惯了教士穿的黑长袍，又渴望找到一个新主人，所以一发现一个教士它便马上尾随在他身后，低声地、令人怜悯地猜猜吠叫。但是没有哪个教士想收留这只不幸的若利，他们都用伞尖把它赶开。狗在遭到拒绝以后，便彻夜在街上嚎叫。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它死在济贫院的墙旁边。一个赶粪车的捡走了它的尸体，从此，若塞·米格斯便的确被人们忘记了。
两个月以后，消息又传遍了莱里亚：已经任命了一名新的教区神父。据说他是一个刚离开神学院不久的非常年轻的人，名叫阿马罗·维埃拉。人们说他被选中靠的是政治权势，莱里亚的反对派报纸《地区之声报》忿然写到这件事，还提到了各各他①，法庭的影响和教士们的反动观点。有些教士被这篇文章所激怒，气冲冲地向代理主教提到这件事。“是的，”代理主教说：“这里面确实有偏袒。司法大臣布里托·科尔雷阿亲自给我写信证实了对他的任命。他甚至还说这位新任命的神父是位漂亮的小伙子呢。所以现在，”他继续说下去，一边借题发挥，一边为自己的聪明得意洋洋地微笑着：“在托钵僧海格立斯之后，我们也许会有一位托钵僧阿波罗②了。”
①《圣经》故事中古犹太耶路撒冷的一个刑场，据称耶稣就是在这里被钉于十字架而死的。
②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常借以比喻年轻的美男子。
在莱里亚，只有一个人认识这位新任命的教区神父，这就是大教堂神父迪亚斯，他曾在阿马罗初进神学院时做过他的伦理学教师。“那时候，”迪亚斯神父说：“阿马罗是个瘦瘦的、害羞的小伙子，脸上长满了丘疹。我现在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他，穿着破旧的黑长袍，面色黄黄的，像是肚子里有蛔虫似的！尽管这样，他还是一个好小伙子，而且很懂事。”
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在莱里亚是人人皆知的。近来他一直在发胖——他那凸出的肚子把他的黑长袍顶了出来，他那头发灰白的小脑袋，浮肿鼓起的双眼和两片厚厚的嘴唇都使人联想起那些有关贪食好色的修道士的老故事。在广场上开店的、人称“智多星”的帕特里西奥大叔，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每逢从教士身边走过，总要像只看门的老狗那样嗥叫一阵。而每当他看到大教堂神父迪亚斯拄着伞穿过广场，因为刚用过一顿美餐而不胜负担的样子，他总是说：“好一个恶棍！好像他就是国王若奥六世①一样。”大教堂神父跟他年老的姐姐若塞帕和一个女仆住在一起。人们在街上常常看到这位女仆裹着一条染成黑色的披巾，趿拉着一双毡拖鞋。人人都知道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很有钱：他在莱里亚郊区拥有房地产，可以收取一大笔房租；他常举行火鸡晚宴，他珍藏的一种一八一五年酿制的樱桃酒，是众口交誉的。但是，他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也就是人们在私下议论纷纷、广为传说的一件事，却是他长期以来跟奥古斯塔·卡米尼亚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通常人们都把奥古斯塔·卡米尼亚太太叫做胡安内拉太太，因为她是圣若昂达福兹地方的人。胡安内拉太太住在济贫院路，接受房客。她有个女儿叫阿梅丽亚，二十二岁，出落得很标致，身段也匀称，追求的人很多。
①若奥六世（Dom John VI）：一八一六——一八二六年为葡萄牙国王。
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对阿马罗·维埃拉的任命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在药铺老板卡洛斯的家里，在广场上，在大教堂的圣器收藏室里，他到处盛赞阿马罗在神学院时的表现，讲到他处事谨慎，顺从听话，甚至对他的嗓子也赞美了一番，说他的嗓子音色圆润，悦耳动听。“让他这条嗓子在复活节前讲道的时候再加上一点感情色彩，那就再好没有了，”他说。他加重语气，预言他前程远大，将来肯定能做大教堂的神父，说不定还有做主教的荣幸。
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了阿马罗·维埃拉从里斯本寄来的一封信。他非常得意地把信拿给沉默寡言、奴性十足的助祭看。
那是八月的一天下午，当时他俩正在新桥边上散步。菲古埃拉公路正在建设之中：里兹河上的；日木桥已经拆除，新石桥已经通行，这座桥有两个大桥洞，又坚固又结实，人们着实吹嘘过一番。此时，因为征用土地的关系，工程正暂时停在那里，在新公路将要接通的马拉泽斯地区，仍然可以看到泥泞的公路；一层层的鹅卵石覆盖着地面；用来碾碎并压平石块的大碌碡埋在浸透了雨水、泥泞不堪的黑土里。
桥的四周，视野宽阔，一片静谧。在视野尽头河水流出的地方，可以看到低矮的圆形山峦，山坡上覆盖着幼松暗绿色的树枝；山下，高大的树木丛中，是一幢幢房子，粉刷一新、赏心悦目的白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给这一带凄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气和人情味；傍晚时分，缕缕炊烟把一向清澈透明的空气染成了淡蓝色。在里兹河穿过两排暗淡的柳树缓缓流向大海的那片低地上，绵亘着莱里亚平原上最早开垦出来的那片农田：辽阔、肥沃、日照充足。从桥上看不大到莱里亚镇本身；只看得见大教堂耶稣会式样的砖石建筑的一角和长满了墙头草、覆盖着暗绿色柏树针叶的公墓墙的一角；其余的部分都被地面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野生植物这没了，只有旧城堡的废墟还带着一副庄重、古雅的气派矗立在那里，衬着天幕，显示出它的轮廓；到了傍晚，成群的猫头鹰便在废墟上盘旋飞翔。
桥堍边，一条倾斜的小路沿着河边蜿蜒而下。这里古树参天、安谧僻静，人们称之为老杨树林荫道。大教堂神父就是在这里一边散步一边低声跟助祭商量着他看了信后想到的一个主意的；这主意他觉得十全十美，简直是高明极了！阿马罗恳求大教堂神父为他租好住房。房租要低廉，地段要好，可能的话要备有家具；要是能在一家名声好的、私人出租的住房里租两个房间，那就更好了。“你完全可以理解，我亲爱的老师，”阿马罗写道：“在私人出租的住房里租两个房间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肯定不要任何豪华舒适的东西；一间卧室和一间小小的客r就足够了。重要的是这家人家名声要好，房子要安静，地处镇中心；房东应该心地善良，不能太凶狠苛刻。这一切我都拜托你了！因为你判断力强，有能力。你可以放心，你的一番好意我将铭记不忘，日后一定报答。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房东太太做事有条理，不会说长道短。”
“好，现在请你听听我的打算，我的朋友门德斯。我想把他安置在胡安内拉太太的家里！”大教堂神父带着得意的神气继续说道。“这主意不错吧，呃？”
“这主意好极了，”助祭讨好地说道。
“是的，她楼下有间卧室，带一间小小的客厅，另外还有一间可以做书房。她家的床单、桌布很干净，家具也好。”
“床单、桌布漂亮极了，”助祭充满敬意地说。
大教堂神父接着说：“这样安排对她也好：出租两个房间，提供膳食，服侍他，这样每天问他要六个银币完全可以。再说，教区神父住在她家，她脸上也光彩。”
“只是为了阿梅丽亚的缘故，我还有点疑虑，”助祭战战兢兢地说。“是的，人家会议论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家。他们说教区神父是个年轻人。你是知道的，神父先生，人们的舌头多么会搬弄是非。”
大教堂神父早已站住。“胡说！”他大声喝道。“难道儒瓦基姆神父不是跟他母亲的教女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吗？还有大教堂的佩德罗佐神父，他不也是跟他嫂子还有他嫂子的妹妹，一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住在一起吗？你反对得真是毫无道理。”
“我想说的是——”助祭试图解释一下。
“别说了，我看根本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胡安内拉太太可以把她的房间随便租给什么人。本来嘛，她那些房间就是要租给别人住的。教育大臣不就在她那里住过几个月吗？”
“但是一个教士——”助祭话中有话地说。
“这就更多一重保证了，门德斯先生，更多一重保证了！”大教堂神父大声说道。他停了下来，以一种表示信任的口气继续说：“说到底，这样安排合乎我的心意，最最合乎我的心意，我的朋友！”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助祭压低嗓门说：“是的，神父先生，你对胡安内拉太太非常好。”
“我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我亲爱的朋友，尽力而为罢了，”大教堂神父说。然后，他一边像父亲般地哈哈大笑，一边突然变得非常柔和，说道：“她是个好女人，这一切都是她应该得到的。”他停下来，翻了一下眼白又继续说道：“现在，要是哪一天早晨打九点钟的时候我不出来，她就会焦急不安。‘啊，夫人哪！’我总是对她说，‘你担心得毫无必要。’但她就是这个样子。去年我得了心绞痛，瘦得不成样子，门德斯先生，这可把她给忙坏了。如果杀掉一头猪的话，那么最好的部位就应该奉献给圣洁的神父——她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他得意洋洋地说着，嘴边淌着口水，眼睛闪着亮光。“啊，门德斯，”他继续说下去：“她真是个难得的女人啊。”
“而且长得也很漂亮，”助祭充满敬意地说。
“是长得很漂亮，”大教堂神父说，脚步又停了下来。“她虽然年纪不小了，可她连一根花白头发也没有，一根也没有。她的皮肤多么细嫩噢！但是她最美的地方，门德斯，”说着，用自己的胖手摸了摸下巴，“还是这里。而且她又是那么光洁、鲜艳。对我是那么关心、体贴！她没有哪一天不给我送点小小的礼物来——一盘米饭啦，一碟肉冻啦，一根漂亮的黑香肠啦等等！昨天，她给我送来一只苹果馅饼。你要是亲眼看到就好了！调味汁就像奶油！做得真是好极了，连若塞帕也说：‘太好了，太好了，简直就像是在圣水里烧出来的。’”
说着，他把伸开的手指放在胸前：“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感人肺腑的，门德斯。这话不该我说，像她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助祭一声不响地听着，心中不免有点妒忌。
“我知道得很清楚，”大教堂神父又一次停下脚步，拖长了话音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人们到处在议论纷纷……但这些都是恶意中伤！事实是，我跟这家人的交情，在她男人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你是完全知道的，门德斯。”
助祭肯定地点点头。
“她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就是这话，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大教堂神父大声说着，用力把伞尖戳进了地面。
“人们的舌头都是有毒的，迪亚斯先生，”助祭哀声说道。沉默了片刻，他又附在大教堂神父的耳边悄声说道：“但这一定让你花了不少钱吧，迪亚斯先生！”
“实实在在，你说得一点不错，我的朋友！你可以想象得出，自从教育大臣离开她家以后，这可怜的女人一直把房间空在那里，没有人来租，情况该有多么糟糕：都是靠了我，她家才一直没断炊烟，门德斯。”
“她有一个小小的农场，”助祭说。
“那只是一小块地罢了，我亲爱的先生。等她完了税，给非雇用不可的农场工人付完工钱，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说，新来的教区神父真是天主给她送来的一份礼物。有了他每天的六块银币，再加上我送给她的，她就能够对付过去了。这样我也就可以安心了，门德斯。”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了，迪亚斯先生，”助祭重复地说。
他俩都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四周明净而清澈；头上的天空一片淡蓝；空气静止不动。此时，河水正当清浅；一小块一小块干燥的沙地闪着亮光；浅浅的河水潺潺流淌，絮絮细语着流过鹅卵石，泛起道道涟漪。
一个年轻的姑娘赶着两头牛出现在泥泞不堪的公路上，公路两旁各有一排荆棘树丛，公路面对着老杨树林荫道。两头牛慢慢走进河中，伸长脖子，挣脱缰绳，轻轻地、毫无声息地饮起水来，还不时地抬起头来，安详地四处张望，显得悠然自得。串串水线从它们嘴中流出，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随着日落，河水渐渐失去清晰的反光，桥拱的阴影也越来越长了。山上升起一片朦胧的暮色，血红中又带点橘黄色的云彩表示这已过去的一天是炎热的一天。这些云彩就像一条罩住了大海的硕大的围裙。
“今天的黄昏真可爱，”助祭说。
大教堂神父打了个呵欠，对着自己张开的嘴巴划了个十字，然后说道：“咱们回去吧，差不多该做奉告祈祷了。”在他们走上大教堂的台阶时，大教堂神父停下来说：“那我们就把阿马罗安置在胡安内拉太太家了。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助祭毕恭毕敬地说。
他们划了个十字，走进了大教堂。
①原为捷克的一种民间舞蹈。以男女对舞为主。其音乐节奏快速、活泼。十九世纪中叶风行全欧。
没有人为他感到悲伤，参加他葬礼的人也寥寥无几。他出身农家，他的举止，他的一双粗壮的手腕，都像庄稼汉一般，他有一副嘶哑的嗓门，耳朵里长着长毛，讲话很粗鲁。那些虔诚的教徒从来就不喜欢他。他常在忏悔室里打饱嗝，而且由于他过去一直住在山区乡间，对礼拜仪式的某些细微之处不甚了了，因此，从一开始，他便失去了几乎所有来找他仔悔的女教徒。她们纷纷转向举止文雅、善于花言巧语的古斯芒神父，他对她们良心上的自责装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至于那些一贯忠实于他、伪装虔诚、按时来做礼拜的女教徒（人们轻蔑地称她们为“赐过福的”①），在她们谈到显圣或者良心上的不安时，若塞·米格斯便会大吼一声，把她们吓一大跳：“胡说八道，你们这是在嘲弄圣人。祈求天主让你们多长点见识吧！”禁食者的过分节制更使他感到恼火。他会对着她们大声喊叫：“吃吧，喝吧，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啊！”他是唐·米格尔国王②的拥护者，对自由派的报纸和主张怀有一种非理性的忿懑，他会一边挥舞着他那把大红伞，一边叫喊着：“狠狠揍他们一顿，狠狠揍他们一顿！”
①在天主教中有一种为死者赐福，宣布其已“升天”的仪式。
②唐·米格尔（dom Miguel,1802—1866）：一八二八——一八三四年为葡萄牙国王。
到了晚年，他越来越习惯于长时间地坐着不动了。他跟他的老仆人和他的狗若利一起，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唯一的朋友是代理主教瓦拉达雷斯，此人当时正管理着整个主教管区，因为两年之前，唐·儒瓦基姆主教大人因患风湿病痛苦之极，已经退休回到他在阿尔托·明尼奥的庄园去了。米格斯神父很尊重代理主教，这位代理主教大人冷冰冰的，鼻子很大，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崇拜奥维德①，讲话时总是噘着嘴，喜欢引用古代神话中的典故。
①奥维德（Ovid，公元前43一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写有《变形记》、《爱经》、《悲歌》等作品。
代理主教对教区神父也评价甚高，把他称作“托钵僧海格立斯①”。他曾笑着解释说：“叫他海格立斯是因为他力大无穷，叫他托钵僧是因为他贪吃。”
①海格立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
神父下葬时，他亲自在灵框上撒了圣水；过去他每天都要把他的金制鼻烟盒拿给神父请他吸鼻烟，所以当他按照仪式程序，把第一把泥土撒在灵框上时，他便探过身去，悄声细语地对别的大教堂神父们说：“这是他从我这里捞去的最后一撮了。”全体神父听到代理主教的笑话都哈哈大笑起来。当天晚上，大教堂神父坎波斯在副地方长官诺瓦埃斯家里用茶点时讲起这件事，人们听了都捧腹大笑，齐声称颂代理主教大人才思敏捷，饶有风趣。
葬礼之后过了几天，人们发现米格斯的狗若利在广场上四处游荡。老仆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整幢房子都上了门闩，所以这只可怜的、被遗弃的狗便饿得挨家挨户嚎叫。这是一只会泅水的小猎狗，肥得滴溜儿滚圆，有点像它的主人。它已经看惯了教士穿的黑长袍，又渴望找到一个新主人，所以一发现一个教士它便马上尾随在他身后，低声地、令人怜悯地猜猜吠叫。但是没有哪个教士想收留这只不幸的若利，他们都用伞尖把它赶开。狗在遭到拒绝以后，便彻夜在街上嚎叫。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它死在济贫院的墙旁边。一个赶粪车的捡走了它的尸体，从此，若塞·米格斯便的确被人们忘记了。
两个月以后，消息又传遍了莱里亚：已经任命了一名新的教区神父。据说他是一个刚离开神学院不久的非常年轻的人，名叫阿马罗·维埃拉。人们说他被选中靠的是政治权势，莱里亚的反对派报纸《地区之声报》忿然写到这件事，还提到了各各他①，法庭的影响和教士们的反动观点。有些教士被这篇文章所激怒，气冲冲地向代理主教提到这件事。“是的，”代理主教说：“这里面确实有偏袒。司法大臣布里托·科尔雷阿亲自给我写信证实了对他的任命。他甚至还说这位新任命的神父是位漂亮的小伙子呢。所以现在，”他继续说下去，一边借题发挥，一边为自己的聪明得意洋洋地微笑着：“在托钵僧海格立斯之后，我们也许会有一位托钵僧阿波罗②了。”
①《圣经》故事中古犹太耶路撒冷的一个刑场，据称耶稣就是在这里被钉于十字架而死的。
②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常借以比喻年轻的美男子。
在莱里亚，只有一个人认识这位新任命的教区神父，这就是大教堂神父迪亚斯，他曾在阿马罗初进神学院时做过他的伦理学教师。“那时候，”迪亚斯神父说：“阿马罗是个瘦瘦的、害羞的小伙子，脸上长满了丘疹。我现在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他，穿着破旧的黑长袍，面色黄黄的，像是肚子里有蛔虫似的！尽管这样，他还是一个好小伙子，而且很懂事。”
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在莱里亚是人人皆知的。近来他一直在发胖——他那凸出的肚子把他的黑长袍顶了出来，他那头发灰白的小脑袋，浮肿鼓起的双眼和两片厚厚的嘴唇都使人联想起那些有关贪食好色的修道士的老故事。在广场上开店的、人称“智多星”的帕特里西奥大叔，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每逢从教士身边走过，总要像只看门的老狗那样嗥叫一阵。而每当他看到大教堂神父迪亚斯拄着伞穿过广场，因为刚用过一顿美餐而不胜负担的样子，他总是说：“好一个恶棍！好像他就是国王若奥六世①一样。”大教堂神父跟他年老的姐姐若塞帕和一个女仆住在一起。人们在街上常常看到这位女仆裹着一条染成黑色的披巾，趿拉着一双毡拖鞋。人人都知道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很有钱：他在莱里亚郊区拥有房地产，可以收取一大笔房租；他常举行火鸡晚宴，他珍藏的一种一八一五年酿制的樱桃酒，是众口交誉的。但是，他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也就是人们在私下议论纷纷、广为传说的一件事，却是他长期以来跟奥古斯塔·卡米尼亚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通常人们都把奥古斯塔·卡米尼亚太太叫做胡安内拉太太，因为她是圣若昂达福兹地方的人。胡安内拉太太住在济贫院路，接受房客。她有个女儿叫阿梅丽亚，二十二岁，出落得很标致，身段也匀称，追求的人很多。
①若奥六世（Dom John VI）：一八一六——一八二六年为葡萄牙国王。
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对阿马罗·维埃拉的任命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在药铺老板卡洛斯的家里，在广场上，在大教堂的圣器收藏室里，他到处盛赞阿马罗在神学院时的表现，讲到他处事谨慎，顺从听话，甚至对他的嗓子也赞美了一番，说他的嗓子音色圆润，悦耳动听。“让他这条嗓子在复活节前讲道的时候再加上一点感情色彩，那就再好没有了，”他说。他加重语气，预言他前程远大，将来肯定能做大教堂的神父，说不定还有做主教的荣幸。
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了阿马罗·维埃拉从里斯本寄来的一封信。他非常得意地把信拿给沉默寡言、奴性十足的助祭看。
那是八月的一天下午，当时他俩正在新桥边上散步。菲古埃拉公路正在建设之中：里兹河上的；日木桥已经拆除，新石桥已经通行，这座桥有两个大桥洞，又坚固又结实，人们着实吹嘘过一番。此时，因为征用土地的关系，工程正暂时停在那里，在新公路将要接通的马拉泽斯地区，仍然可以看到泥泞的公路；一层层的鹅卵石覆盖着地面；用来碾碎并压平石块的大碌碡埋在浸透了雨水、泥泞不堪的黑土里。
桥的四周，视野宽阔，一片静谧。在视野尽头河水流出的地方，可以看到低矮的圆形山峦，山坡上覆盖着幼松暗绿色的树枝；山下，高大的树木丛中，是一幢幢房子，粉刷一新、赏心悦目的白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给这一带凄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气和人情味；傍晚时分，缕缕炊烟把一向清澈透明的空气染成了淡蓝色。在里兹河穿过两排暗淡的柳树缓缓流向大海的那片低地上，绵亘着莱里亚平原上最早开垦出来的那片农田：辽阔、肥沃、日照充足。从桥上看不大到莱里亚镇本身；只看得见大教堂耶稣会式样的砖石建筑的一角和长满了墙头草、覆盖着暗绿色柏树针叶的公墓墙的一角；其余的部分都被地面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野生植物这没了，只有旧城堡的废墟还带着一副庄重、古雅的气派矗立在那里，衬着天幕，显示出它的轮廓；到了傍晚，成群的猫头鹰便在废墟上盘旋飞翔。
桥堍边，一条倾斜的小路沿着河边蜿蜒而下。这里古树参天、安谧僻静，人们称之为老杨树林荫道。大教堂神父就是在这里一边散步一边低声跟助祭商量着他看了信后想到的一个主意的；这主意他觉得十全十美，简直是高明极了！阿马罗恳求大教堂神父为他租好住房。房租要低廉，地段要好，可能的话要备有家具；要是能在一家名声好的、私人出租的住房里租两个房间，那就更好了。“你完全可以理解，我亲爱的老师，”阿马罗写道：“在私人出租的住房里租两个房间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肯定不要任何豪华舒适的东西；一间卧室和一间小小的客r就足够了。重要的是这家人家名声要好，房子要安静，地处镇中心；房东应该心地善良，不能太凶狠苛刻。这一切我都拜托你了！因为你判断力强，有能力。你可以放心，你的一番好意我将铭记不忘，日后一定报答。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房东太太做事有条理，不会说长道短。”
“好，现在请你听听我的打算，我的朋友门德斯。我想把他安置在胡安内拉太太的家里！”大教堂神父带着得意的神气继续说道。“这主意不错吧，呃？”
“这主意好极了，”助祭讨好地说道。
“是的，她楼下有间卧室，带一间小小的客厅，另外还有一间可以做书房。她家的床单、桌布很干净，家具也好。”
“床单、桌布漂亮极了，”助祭充满敬意地说。
大教堂神父接着说：“这样安排对她也好：出租两个房间，提供膳食，服侍他，这样每天问他要六个银币完全可以。再说，教区神父住在她家，她脸上也光彩。”
“只是为了阿梅丽亚的缘故，我还有点疑虑，”助祭战战兢兢地说。“是的，人家会议论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家。他们说教区神父是个年轻人。你是知道的，神父先生，人们的舌头多么会搬弄是非。”
大教堂神父早已站住。“胡说！”他大声喝道。“难道儒瓦基姆神父不是跟他母亲的教女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吗？还有大教堂的佩德罗佐神父，他不也是跟他嫂子还有他嫂子的妹妹，一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住在一起吗？你反对得真是毫无道理。”
“我想说的是——”助祭试图解释一下。
“别说了，我看根本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胡安内拉太太可以把她的房间随便租给什么人。本来嘛，她那些房间就是要租给别人住的。教育大臣不就在她那里住过几个月吗？”
“但是一个教士——”助祭话中有话地说。
“这就更多一重保证了，门德斯先生，更多一重保证了！”大教堂神父大声说道。他停了下来，以一种表示信任的口气继续说：“说到底，这样安排合乎我的心意，最最合乎我的心意，我的朋友！”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助祭压低嗓门说：“是的，神父先生，你对胡安内拉太太非常好。”
“我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我亲爱的朋友，尽力而为罢了，”大教堂神父说。然后，他一边像父亲般地哈哈大笑，一边突然变得非常柔和，说道：“她是个好女人，这一切都是她应该得到的。”他停下来，翻了一下眼白又继续说道：“现在，要是哪一天早晨打九点钟的时候我不出来，她就会焦急不安。‘啊，夫人哪！’我总是对她说，‘你担心得毫无必要。’但她就是这个样子。去年我得了心绞痛，瘦得不成样子，门德斯先生，这可把她给忙坏了。如果杀掉一头猪的话，那么最好的部位就应该奉献给圣洁的神父——她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他得意洋洋地说着，嘴边淌着口水，眼睛闪着亮光。“啊，门德斯，”他继续说下去：“她真是个难得的女人啊。”
“而且长得也很漂亮，”助祭充满敬意地说。
“是长得很漂亮，”大教堂神父说，脚步又停了下来。“她虽然年纪不小了，可她连一根花白头发也没有，一根也没有。她的皮肤多么细嫩噢！但是她最美的地方，门德斯，”说着，用自己的胖手摸了摸下巴，“还是这里。而且她又是那么光洁、鲜艳。对我是那么关心、体贴！她没有哪一天不给我送点小小的礼物来——一盘米饭啦，一碟肉冻啦，一根漂亮的黑香肠啦等等！昨天，她给我送来一只苹果馅饼。你要是亲眼看到就好了！调味汁就像奶油！做得真是好极了，连若塞帕也说：‘太好了，太好了，简直就像是在圣水里烧出来的。’”
说着，他把伸开的手指放在胸前：“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感人肺腑的，门德斯。这话不该我说，像她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助祭一声不响地听着，心中不免有点妒忌。
“我知道得很清楚，”大教堂神父又一次停下脚步，拖长了话音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人们到处在议论纷纷……但这些都是恶意中伤！事实是，我跟这家人的交情，在她男人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你是完全知道的，门德斯。”
助祭肯定地点点头。
“她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就是这话，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大教堂神父大声说着，用力把伞尖戳进了地面。
“人们的舌头都是有毒的，迪亚斯先生，”助祭哀声说道。沉默了片刻，他又附在大教堂神父的耳边悄声说道：“但这一定让你花了不少钱吧，迪亚斯先生！”
“实实在在，你说得一点不错，我的朋友！你可以想象得出，自从教育大臣离开她家以后，这可怜的女人一直把房间空在那里，没有人来租，情况该有多么糟糕：都是靠了我，她家才一直没断炊烟，门德斯。”
“她有一个小小的农场，”助祭说。
“那只是一小块地罢了，我亲爱的先生。等她完了税，给非雇用不可的农场工人付完工钱，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说，新来的教区神父真是天主给她送来的一份礼物。有了他每天的六块银币，再加上我送给她的，她就能够对付过去了。这样我也就可以安心了，门德斯。”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了，迪亚斯先生，”助祭重复地说。
他俩都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四周明净而清澈；头上的天空一片淡蓝；空气静止不动。此时，河水正当清浅；一小块一小块干燥的沙地闪着亮光；浅浅的河水潺潺流淌，絮絮细语着流过鹅卵石，泛起道道涟漪。
一个年轻的姑娘赶着两头牛出现在泥泞不堪的公路上，公路两旁各有一排荆棘树丛，公路面对着老杨树林荫道。两头牛慢慢走进河中，伸长脖子，挣脱缰绳，轻轻地、毫无声息地饮起水来，还不时地抬起头来，安详地四处张望，显得悠然自得。串串水线从它们嘴中流出，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随着日落，河水渐渐失去清晰的反光，桥拱的阴影也越来越长了。山上升起一片朦胧的暮色，血红中又带点橘黄色的云彩表示这已过去的一天是炎热的一天。这些云彩就像一条罩住了大海的硕大的围裙。
“今天的黄昏真可爱，”助祭说。
大教堂神父打了个呵欠，对着自己张开的嘴巴划了个十字，然后说道：“咱们回去吧，差不多该做奉告祈祷了。”在他们走上大教堂的台阶时，大教堂神父停下来说：“那我们就把阿马罗安置在胡安内拉太太家了。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助祭毕恭毕敬地说。
他们划了个十字，走进了大教堂。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于一八七六年在里斯本刚一问世，便给葡萄牙文学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致使沉湎于幻想和美化现实的浪漫主义更加萎靡不振。它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对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宗教势力给予无情的揭露，对当时教权与政权互相矛盾又互相利用的背景作了真实的反映。故此，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葡萄牙文学史上难得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这部小说创作于葡萄牙的政治形势尚在乍暖还寒之时。欧洲的政治大动荡的风暴，逐渐透人葡萄牙，吹皱了一池春水；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的宣告成立、一八六八年英国的改良主义运动、同年西班牙共和国的组成、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失败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成立等等，无不给葡萄牙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思潮带来重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葡萄牙正处在教权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互相较量和鼎立时期。教权虽然日趋没落，但死而不僵，仍有一定的势力；新兴的资产阶级接受了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准备彻底推翻封建和教会的统治；同时，空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被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接受，也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文学界，随着政治形势和新的思潮的传入，也面临着新旧交替的过程。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被介绍到葡萄牙，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嗣后，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在葡萄牙文学界流传甚广，成为一些进步的作家借鉴的对象。相形之下，当时盛行于葡萄牙文学界的那种虚伪的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美化现实的创作倾向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法国的几位文学大师，无论是雨果，还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他们对反动教会势力的揭露、鞭笞以至揶揄，都被当时葡萄牙深受教会之害的青年作家所推崇，反教会成为当时重要的题材。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便是在上述几方面背景下创作的。作者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克罗兹（Jese Maria Eca de Queiroz，1845—1900）生在波武阿—迪瓦尔津，他是一个私生子，从幼年对私生子受歧视的生活便深有体会。他的生身之父是个法官，法官的私生子更是对法律的嘲弄。埃萨·德·克罗兹出于对法律的反动性和道德的虚伪性的痛恨，常常把私生子作为他作品中倍受同情的人物，同时，那些虚伪的家庭伦理道德、私通和乱伦则是他揭露和鞭笞的对象。成年之后，埃萨·德·克罗兹考入葡萄牙著名的学府——科英布拉大学。在那里他广泛地阅读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名著。一八六四年，科英布拉与巴黎有了直达的铁路，这使他欣喜若狂，大量的书刊从法国源源不断地运来，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眼界。据他的书信和日记记载，当时他常常接到装满了米土莱、雨果、勒南、普鲁东、孔德、黑格尔和福楼拜等人的作品的书箱。同时，他的书信和日记也披露了他对科英布拉大学保守型教育的不满，他恨透了学校周围黑色高大的围墙，认为这是禁锢主义的象征；他的进步思想溢于言表，公开主张把第一国际工人支部的安特罗·德·肯塔尔选为学生领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重要的文学团体——“七十年代派”（因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是科英布拉大学的校友，也称“科英布拉派”）。这个团体的成员常在一起聚会，讨论葡萄牙文学的出路问题。他们反对浪漫主义作家沉湎于幻想和美化现实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创作应当如实反映社会的现实以求改造社会。“七十年代派”于一八七一年创办了文学月刊《投枪》，埃萨·德·克罗兹担任了主编。刊物的宗旨是揭露和讽刺“由立宪制、资产者、土地占有者、空谈家组成的弊病百出的正统社会”。在一次“七十年代派”的讨论会上，埃萨·德·克罗兹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这篇演说起着宣言的作用，为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当“七十年代派”异常活跃，准备召开一次“历史学家批判耶稣”的讨论会时，政府下令封闭了会址。这个事件更使埃萨·德·克罗兹进一步看清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科英布拉大学读书时，埃萨·德·克罗兹便开始了文学生涯，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一八六六年开始为《葡萄牙新闻报》撰写一些散文诗。当时他并未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学习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风格。直到两年之后，当他阅读了福楼拜和普鲁东的作品时，才决心借鉴这两位法国人的思想和风格。《阿马罗神父的罪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一举成功使他更加信心百倍，于是他的作品按踵而来，一八七八年他发表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堂兄巴济利奥》，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有意模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以葡萄牙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素材。塑造了一位与包法利夫人极为相近的人物形象——路易莎。路易莎为了物质利益与唐·胡安结婚。婚后生活枯燥，百无聊赖，只能从爱情小说中去寻求安慰，最后也是由于与人私通，造成一场悲剧。
埃萨·德·克罗兹自认为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是《马亚一家》（1880）。作品通过对一个大家族与社会交往的情节，深刻地揭露了贵族生活的自私性、狭隘性、堕落性和排他性。但是，作者对贵族青年的一代仍抱着希望，认为他们如果遇到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可以改变的。
埃萨·德·克罗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首都》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它揭发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闻界的种种罪恶和黑暗。
埃萨·德·克罗兹二十七岁时进入外交界，先后出任驻古巴、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直至四十岁，才与一位贵妇人成婚，在巴黎度过了晚年并在那里逝世。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新闻界、外交界和贵族圈子之中，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便是周围各类人物的写照。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的笔下从来没有塑造过工人、农民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人物。这无疑是个局限性。但是，由于他对小资产阶级和贵族人物生动逼真的描写，作品仍然富于现实主义色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所以，上述的局限性并未妨碍他被公认为葡萄牙现实主义的先驱和大师。
埃萨·德·克罗兹不仅有丰富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实践，而且也有一套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观点。‘葡萄牙著名文学史家若泽·萨拉伊瓦将他的论点概括如下：“他认为，作家应当客观地描摹社会现实，以改变现实为目的，为此，作家应当竭尽全力。埃萨有一句名言：‘打倒英雄！’这句名言概括了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概念：人是一个结果，一个结论，是所处的环境的产物。因此小说家不应该去描写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而应当去描写一个社会或一个阶层的典型事例。”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正是按照上述的原则进行创作的：全篇小说中没有任何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是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是社会的结果。
例如阿马罗神父，他是作品的主要角色，尽管书名是《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但是他所犯下的罪恶的真正根源是社会，是宗教。罪恶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
阿马罗当上神父，并非出自本人的愿望。他自幼是个孤儿，生活在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的身边。就是这位虔诚的天主教的女信徒，为了进一步向教会表示热诚，决定要阿马罗做一名神父。当时他还不到十岁，命运却被这位贵族寡妇注定了。侯爵夫人死后，阿马罗还只有十三岁，没有资格进神学院读书，只好寄养在他的叔父家中，他饱受叔父和婶母的虐待。为了逃避这种不堪忍受的生活，他才盼着自己快快长到十五岁，进神学院读书。阿马罗在全书中对宗教所表现的一点旨趣也只有这么一小段时间。进了神学院之后，他对教士的独身生活感到厌恶，对神学院的清教徒生活感到厌倦，他认为神学院除了一般学校的沉闷乏味之外，只让他领略了监狱中的种种屈辱。阿马罗虽然成为教区神父，但他并不信仰宗教，教职只是他谋生的手段，对教会的清规戒律他内心中只有反感和诅咒。他对阿梅丽亚的爱情并不是虚假的，当教规挡住他与阿梅丽亚结合的道路时，他对宗教的诅咒也是出自内心的，他想到：“如果他不是一名教士，他会成为一个多么好的丈夫啊！他将是那样的可亲可爱，那样的关怀备至，那样的忠诚专一，他可以满怀着仰慕的心情一直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会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稚拙可爱，抓住他的胡须玩耍的儿子！想到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欢乐，他的眼中便充满了泪水。绝望之中，他便咒骂起那位说起话来蝶蝶不休、让他成了教士的侯爵夫人和那位替他涂油使他就任圣职的主教。”阿马罗对自己成为教士有许多抱怨，他埋怨道：“他们为什么要让他做教士呢？这都是那个年老的话匣子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干的事。他根本不是自愿放弃做一个男人的权力的！他所以变成一名教士，就像牛被赶进牛棚一样，完全是被迫的。”他对教规也非常不满，教规可以允许教士暗地里去嫖妓女，而禁止教士光明正大地去结婚。他甚至咒骂起教规来：“很清楚，我们这种人休想爱体面的女人，我们只有嫖妓女的权利！好一条教规！”
有些读者习惯于在文学作品的人物中区别“好人”和“坏人”。界限划得非常严格，径渭分明。如果按照这种习惯来读《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便会坠入五里雾中。
阿马罗这个形象，作者并非要将他塑造成“坏人”的典型。按照埃萨·德·克罗兹的创作理论，人物只是社会的一个结果，一个结论。阿马罗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并不是一位全面被否定和全面受谴责的对象，作者是要通过他，通过他经历的典型事件去揭露教会和社会的罪恶。
首先，阿马罗是个孤儿，命运听任贵族的摆布，他进神学院学习，嗣后成为教士，都是按照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的遗愿强行安排的。
他被夺去了人的基本权利，不能恋爱、结婚，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子嗣，失去享受天伦之乐的一切可能性。这一点，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察觉到作者对他的同情。阿马罗对教规的反感和厌恶也是显而易见的，伦之所以要牺牲爱情，根本原因是他留恋教士的权力，慑于舆论的压力和教规的惩罚。
另一方面，阿马罗也不合乎一般的“好人”的规范。他在生活中表里不一，一方面他对教规牢骚满腹，另一方面他又在极力宣扬教规，要人家遵守教规。他自己不愿冲破宗教的桎梏，也不允许自己的情人——阿梅丽亚去冲破教规。他为了维护个人的名誉、地位，不惜强迫阿梅丽亚去忍痛牺牲，甚至变相地杀害了刚刚出生的儿子。他反对教规，只反对那些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而对那些有利于他的权力、名誉和地位的教规，他不但没有反感，而且积极推行。即便对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他也不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予以否定，而是站在倒退和反动的立场上尚嫌不足而已，甚至向往着恢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权力：“使他伤心的正是这一点，即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正在缩小，教士的权力遭到削弱，这种权力仅仅限于精神方面，而对人的肉体、生命和财富却无能为力。这里所缺少的正是当年教会就是国家、教士就是属下所有教徒的世间主人的那种权威……他宁愿要古代那种开关地牢门的权力！”
阿马罗本人，既是教会的受害者，又是教会的中坚和支柱。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与内心矛盾给予充分的揭示和描绘。这个人物既不是宫廷文学和经院文学中把教士描绘为神的那种形象，也不是浪漫主义文学中那种十恶不赦的教士。他与《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不属于同一类型。佛罗洛与爱斯梅拉尔达素不相识。对她，佛罗洛完全出于淫欲，相互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佛罗洛为了得到灵魂的安宁，要么就强行占有爱斯梅拉尔达，要么就置她于死地。而阿马罗和阿梅丽亚相互间是在不断接触中产生了爱情。阿马罗并非去强行占有，而是阿梅丽亚情愿与他结合。他们所以不能成为眷属，是慑于教规和社会舆论。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他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阻碍了阿马罗与阿梅丽亚的结合？作品与其说是在谴责阿马罗，不如说是在声讨教会，声讨社会。
按照作者“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确没有塑造什么英雄人物。我们不能把阿梅丽亚的未婚夫若昂·埃杜瓦多错当成英雄人物。当然，作品将他描绘成一个纯朴老实的青年。他在报纸上揭发了教士们的一些罪恶，无疑这也是正义的行为。他对阿梅丽亚爱情专一、至死不变，也值得敬佩。但是他的这些活动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正义行为之中就有不正义的成分。他要揭发教士们的隐私，只能投靠政府势力。戈丁尼奥博士最初将他的揭发文章视为至宝，借以打击教会势力。但是当政府势力与教会言归于好之后，埃杜瓦多则被他们出卖和摈弃。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最多只是两派斗争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筹码而已。埃杜瓦多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平日，他并不觉得教士们可恶可憎。只有阿马罗神父威胁到他与阿梅丽亚之间的关系时，他为了争回失去的爱情才去揭发。而且由于讨好了政府方面的势力，得到了更合适的工作和职位，为此他兴高采烈。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思想境界并不高，没有任何英雄的气质。
我们也不会认为印刷工人古斯塔沃是个英雄人物。他长期流浪国外，见多识广。与欧洲先进国家比较，他认为葡萄牙需要革命，并且在酒醉时，讲了不少革命的言词。但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了解到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认识得非常模糊，一心只等着西班牙共和运动的成功。他破口大骂教会和政府，但又提不出什么见解。虽然作者对这个人物没有去精心塑造，但是这个人物在当时的葡萄牙仍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证明了工人阶级本身是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葡萄牙之前是不会产生改变世道的英雄的。由此，更可以说明作者在当时提出的“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是正确的。这不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而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不仅没有塑造英雄人物，而且将大多数人（包括教士）都描绘成教会的受害者或是教权与政权相互斗争相互利用的牺牲品。这种创作观点也是符合现实的。
葡萄牙在中世纪时期，宗教势力高于一切，皇权也要拜倒在教会的脚下，随着启蒙思想的兴起，社会上反教权势力的增长造成了皇权与教权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局面。十九世纪开始，资产阶级兴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教权势力不断进行冲击。统治者为了维护权力，对教会势力有斗争又有联合。在这个总的形势下，无论是教士、信徒，还是亲政府的人们都是受蒙蔽者或是受害者。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受害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全书人物当中，尤以阿梅丽亚受害最甚。这位涉世未深的闺秀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到残酷的折磨。最后逼得她舍弃刚刚生下的儿子，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对阿梅丽亚这个人物，作者把她放在现实的两种思潮的背景下，突出描绘她的各种矛盾冲突，使她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阿梅丽亚生活在葡萄牙这个特定的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夕，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封建的教权思想彼此在激烈地斗争和较量。反映到阿梅丽亚身上，她追求的是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向往的是纯真的爱情。这是资产阶级争取人权的思想的反映。而另一方面她又慑于教权势力，必须做出牺牲去维护她和阿马罗神父的名誉。她真心爱着阿马罗，但又不得不装作要与书记员结婚的样子。她曾想冲破宗教的束缚，与阿马罗远走高飞，但作为一个长期接受教会教育的少女，又缺乏勇气和信心。她对阿马罗一再让步，屈从于阿马罗的意愿，先是私通，后是到外地偷偷地分娩，舍弃亲生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场爱情的悲剧。
作者对阿梅丽亚的种种思想矛盾描绘得非常真实和细致人微，使这个人物具有艺术的魅力，例如她决心与阿马罗神父私奔的一节，作品对她的内心斗争是这么描写的：“她度过了一个欲哭无泪、极度痛苦的夜晚。她对教区神父的爱情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不过她仍然痛恨他的懦弱胆怯。仅仅在报上含沙射影地提一下就把他刺痛了，就把他吓得在黑袍下面浑身发抖，甚至于不敢来看她——他就不想一想，她的名誉也同样受到了损害，虽然她在爱情上从未得到过满足！而正是他，用他的甜言蜜语和羞答答、矫揉造作的举止诱惑了她！可耻！她恨不得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一一恨不得打他耳光。她胡思乱想，打算第二天就到索萨斯路去，把他拥抱在怀里，呆在他房间里不走，闹它个满城风雨，最后他俩只好远走高飞，离开这个主教管区……为什么不呢？他们年轻，他们身强力壮，他们可以走得远远的，住到另一个城镇去——这样一种甜蜜的生活前景，使她的想象力像脱了缰绳的马一样纵横驰骋起来，她想象着自己在这样的生活中将不停地亲吻他！由于她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所以在她看来，这样一个计划似乎非常切实可行，非常容易：他们将一起逃往阿尔加维；一旦到了那边，他马上就让头发长起来（到那时候他就更加漂亮了！），这样就谁也不会知道他做过神父；他可以教拉丁文，她可以出去替人家做针线；他们可以住在一座小房子里，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将是那张床和床上那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枕头……在这一光彩夺目的计划中，她能想象到的唯一困难是，在离家时怎样才能使她母亲看不到她盛衣服的箱子！但是当她从睡梦中醒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来看这些病态的决定时，它们便像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一切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切实际，而他和她又远远分开，仿佛世界上所有险峻难攀的高山都耸立在济贫院路和索萨斯路之间。啊！阿马罗神父已经遗弃了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不想失去他在教区内的权益，上司的器重……可怜的她！她觉得自己将永远不幸，永远失去生活中的一切乐趣。她仍然渴望着对阿马罗神父进行报复。”
作者就是用这样细腻的笔法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全盘暴露给读者的，阿梅丽亚既有少女羞涩的感情，又有反叛严酷现实的思绪，对阿马罗神父既有爱的一面又有恨的一面。阿梅丽亚这个人物就是在矛盾的思想基础上被写活了。正因为阿马罗和阿梅丽亚这两个主要人物被塑造得如此逼真、细致和贴切，《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反教会的锋芒非常锐利但又并不外露，可以说是以情取胜，避免了说教。在葡萄牙现实主义刚刚萌发的时期，能够摆脱稚气，写得如此成熟，这是非常难得的。很明显，我们可以察觉到作者在创作时尽量避免了当时盛行的边叙边议的手法。全书之中没有一句作者的评议，因此情节发展得非常自然，一环紧扣一环，全无作者主观雕琢的刀痕斧迹。尽管如此，作品仍然带有初期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作者并不完全以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为满足，唯恐读者不能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一定要想办法表明自己的观点。埃萨·德·克罗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作品中找到了一位代言人——医生。让这个人物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发表了几段对人生、社会、宗教和政治的议论。虽然这些议论是切中时弊的，但在结构上则显得勉强和累赘。为什么作者要借医生的嘴来发表议论呢？原因之一是上述的理由——作者要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二是由于作者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崇拜者，崇敬自然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改变世界和社会。他以医生作为代言人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医生的议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葡萄牙之前，作者的思想应当算作是比较进步的和科学的。
在为阿梅丽亚接下了私生子之后，医生谈及了他对整个葡萄牙社会的意见：“现在我已经把这孩子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你们诸位先生（我所谓的诸位先生，指的是教会）就会把他牢牢抓住，在死亡夺去他的生命之前绝不会放开他。另一方面，国家虽不像你们这样贪婪，却也不会忘记他：所以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从一生下来直到最后死去，便一直生活在教士和警察之间。”
当论及对教士的教育和培养工作时，医生讲道：“这种教育完全是由那些荒谬可笑的蠢人控制的：他们反对自然的最合理的要求，反对理性的最高尚的才能。用这种办法来培养教士就是要制造畸形的人，这些人在其不幸的一生中必须跟宇宙间两种最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一场绝望的斗争：物质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我在讲述真理。对一个教士的教育包括些什么内容呢？第一，使他对禁欲和童贞做好准备；也就是要把他最正常的感情粗暴地压制下去。第二，绝对不可让他接触到可能动摇其天主教信仰的一切知识和科学；也就是要把对各种自然科学和超自然科学进行研究批判的精神强行压制下去。”
作者在这里借医生的嘴指出了教会对人性的践踏，对科学的反动。
医生论及教会与国家关系时说道：“从前，教会就是国家；现在，它只是为国家所容忍并受到国家保护的一小撮人。过去，它在法庭上、在王国政府的各个委员会中、在农民的争执中，以及在海洋上，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它发动战争，操纵和平；今天，政府的一个代表所拥有的权力就超过了整个王国的教士所拥有的权力。……过去，教会非常富有，拥有农村的整个地区和城镇中的所有街道；今天，它要依靠司法大臣才能得到每日数目有限的面包，而且还要在教堂外面乞求施舍。教会的成员过去都是从王国的贵族和最显赫的家族中吸收来的；今天，它必须老着脸皮到济贫院的弃儿中间去找些男孩子来培养做教士。”
这里叙述了教会在葡萄牙社会上兴衰的历史，也揭示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医生的这几段话实际上便是作者在作品中用艺术形象已经说明了的问题。所以医生所论述的这些问题在作品中是不必要的，因为作品已经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讲明了这些问题。故此，医生的长篇大论不仅未能给小说带来内容和形式上任何光彩，而且显得那么生硬，与全书的笔调也不协调。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缺点和败笔的话，这一段便是个例证。这也是葡萄牙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通病。
陈光孚
这部小说创作于葡萄牙的政治形势尚在乍暖还寒之时。欧洲的政治大动荡的风暴，逐渐透人葡萄牙，吹皱了一池春水；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的宣告成立、一八六八年英国的改良主义运动、同年西班牙共和国的组成、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失败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成立等等，无不给葡萄牙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思潮带来重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葡萄牙正处在教权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互相较量和鼎立时期。教权虽然日趋没落，但死而不僵，仍有一定的势力；新兴的资产阶级接受了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准备彻底推翻封建和教会的统治；同时，空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被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接受，也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文学界，随着政治形势和新的思潮的传入，也面临着新旧交替的过程。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被介绍到葡萄牙，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嗣后，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在葡萄牙文学界流传甚广，成为一些进步的作家借鉴的对象。相形之下，当时盛行于葡萄牙文学界的那种虚伪的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美化现实的创作倾向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法国的几位文学大师，无论是雨果，还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他们对反动教会势力的揭露、鞭笞以至揶揄，都被当时葡萄牙深受教会之害的青年作家所推崇，反教会成为当时重要的题材。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便是在上述几方面背景下创作的。作者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克罗兹（Jese Maria Eca de Queiroz，1845—1900）生在波武阿—迪瓦尔津，他是一个私生子，从幼年对私生子受歧视的生活便深有体会。他的生身之父是个法官，法官的私生子更是对法律的嘲弄。埃萨·德·克罗兹出于对法律的反动性和道德的虚伪性的痛恨，常常把私生子作为他作品中倍受同情的人物，同时，那些虚伪的家庭伦理道德、私通和乱伦则是他揭露和鞭笞的对象。成年之后，埃萨·德·克罗兹考入葡萄牙著名的学府——科英布拉大学。在那里他广泛地阅读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名著。一八六四年，科英布拉与巴黎有了直达的铁路，这使他欣喜若狂，大量的书刊从法国源源不断地运来，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眼界。据他的书信和日记记载，当时他常常接到装满了米土莱、雨果、勒南、普鲁东、孔德、黑格尔和福楼拜等人的作品的书箱。同时，他的书信和日记也披露了他对科英布拉大学保守型教育的不满，他恨透了学校周围黑色高大的围墙，认为这是禁锢主义的象征；他的进步思想溢于言表，公开主张把第一国际工人支部的安特罗·德·肯塔尔选为学生领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重要的文学团体——“七十年代派”（因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是科英布拉大学的校友，也称“科英布拉派”）。这个团体的成员常在一起聚会，讨论葡萄牙文学的出路问题。他们反对浪漫主义作家沉湎于幻想和美化现实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创作应当如实反映社会的现实以求改造社会。“七十年代派”于一八七一年创办了文学月刊《投枪》，埃萨·德·克罗兹担任了主编。刊物的宗旨是揭露和讽刺“由立宪制、资产者、土地占有者、空谈家组成的弊病百出的正统社会”。在一次“七十年代派”的讨论会上，埃萨·德·克罗兹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这篇演说起着宣言的作用，为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当“七十年代派”异常活跃，准备召开一次“历史学家批判耶稣”的讨论会时，政府下令封闭了会址。这个事件更使埃萨·德·克罗兹进一步看清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科英布拉大学读书时，埃萨·德·克罗兹便开始了文学生涯，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一八六六年开始为《葡萄牙新闻报》撰写一些散文诗。当时他并未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学习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风格。直到两年之后，当他阅读了福楼拜和普鲁东的作品时，才决心借鉴这两位法国人的思想和风格。《阿马罗神父的罪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一举成功使他更加信心百倍，于是他的作品按踵而来，一八七八年他发表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堂兄巴济利奥》，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有意模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以葡萄牙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素材。塑造了一位与包法利夫人极为相近的人物形象——路易莎。路易莎为了物质利益与唐·胡安结婚。婚后生活枯燥，百无聊赖，只能从爱情小说中去寻求安慰，最后也是由于与人私通，造成一场悲剧。
埃萨·德·克罗兹自认为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是《马亚一家》（1880）。作品通过对一个大家族与社会交往的情节，深刻地揭露了贵族生活的自私性、狭隘性、堕落性和排他性。但是，作者对贵族青年的一代仍抱着希望，认为他们如果遇到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可以改变的。
埃萨·德·克罗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首都》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它揭发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闻界的种种罪恶和黑暗。
埃萨·德·克罗兹二十七岁时进入外交界，先后出任驻古巴、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直至四十岁，才与一位贵妇人成婚，在巴黎度过了晚年并在那里逝世。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新闻界、外交界和贵族圈子之中，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便是周围各类人物的写照。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的笔下从来没有塑造过工人、农民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人物。这无疑是个局限性。但是，由于他对小资产阶级和贵族人物生动逼真的描写，作品仍然富于现实主义色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所以，上述的局限性并未妨碍他被公认为葡萄牙现实主义的先驱和大师。
埃萨·德·克罗兹不仅有丰富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实践，而且也有一套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观点。‘葡萄牙著名文学史家若泽·萨拉伊瓦将他的论点概括如下：“他认为，作家应当客观地描摹社会现实，以改变现实为目的，为此，作家应当竭尽全力。埃萨有一句名言：‘打倒英雄！’这句名言概括了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概念：人是一个结果，一个结论，是所处的环境的产物。因此小说家不应该去描写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而应当去描写一个社会或一个阶层的典型事例。”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正是按照上述的原则进行创作的：全篇小说中没有任何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是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是社会的结果。
例如阿马罗神父，他是作品的主要角色，尽管书名是《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但是他所犯下的罪恶的真正根源是社会，是宗教。罪恶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
阿马罗当上神父，并非出自本人的愿望。他自幼是个孤儿，生活在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的身边。就是这位虔诚的天主教的女信徒，为了进一步向教会表示热诚，决定要阿马罗做一名神父。当时他还不到十岁，命运却被这位贵族寡妇注定了。侯爵夫人死后，阿马罗还只有十三岁，没有资格进神学院读书，只好寄养在他的叔父家中，他饱受叔父和婶母的虐待。为了逃避这种不堪忍受的生活，他才盼着自己快快长到十五岁，进神学院读书。阿马罗在全书中对宗教所表现的一点旨趣也只有这么一小段时间。进了神学院之后，他对教士的独身生活感到厌恶，对神学院的清教徒生活感到厌倦，他认为神学院除了一般学校的沉闷乏味之外，只让他领略了监狱中的种种屈辱。阿马罗虽然成为教区神父，但他并不信仰宗教，教职只是他谋生的手段，对教会的清规戒律他内心中只有反感和诅咒。他对阿梅丽亚的爱情并不是虚假的，当教规挡住他与阿梅丽亚结合的道路时，他对宗教的诅咒也是出自内心的，他想到：“如果他不是一名教士，他会成为一个多么好的丈夫啊！他将是那样的可亲可爱，那样的关怀备至，那样的忠诚专一，他可以满怀着仰慕的心情一直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会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稚拙可爱，抓住他的胡须玩耍的儿子！想到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欢乐，他的眼中便充满了泪水。绝望之中，他便咒骂起那位说起话来蝶蝶不休、让他成了教士的侯爵夫人和那位替他涂油使他就任圣职的主教。”阿马罗对自己成为教士有许多抱怨，他埋怨道：“他们为什么要让他做教士呢？这都是那个年老的话匣子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干的事。他根本不是自愿放弃做一个男人的权力的！他所以变成一名教士，就像牛被赶进牛棚一样，完全是被迫的。”他对教规也非常不满，教规可以允许教士暗地里去嫖妓女，而禁止教士光明正大地去结婚。他甚至咒骂起教规来：“很清楚，我们这种人休想爱体面的女人，我们只有嫖妓女的权利！好一条教规！”
有些读者习惯于在文学作品的人物中区别“好人”和“坏人”。界限划得非常严格，径渭分明。如果按照这种习惯来读《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便会坠入五里雾中。
阿马罗这个形象，作者并非要将他塑造成“坏人”的典型。按照埃萨·德·克罗兹的创作理论，人物只是社会的一个结果，一个结论。阿马罗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并不是一位全面被否定和全面受谴责的对象，作者是要通过他，通过他经历的典型事件去揭露教会和社会的罪恶。
首先，阿马罗是个孤儿，命运听任贵族的摆布，他进神学院学习，嗣后成为教士，都是按照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的遗愿强行安排的。
他被夺去了人的基本权利，不能恋爱、结婚，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子嗣，失去享受天伦之乐的一切可能性。这一点，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察觉到作者对他的同情。阿马罗对教规的反感和厌恶也是显而易见的，伦之所以要牺牲爱情，根本原因是他留恋教士的权力，慑于舆论的压力和教规的惩罚。
另一方面，阿马罗也不合乎一般的“好人”的规范。他在生活中表里不一，一方面他对教规牢骚满腹，另一方面他又在极力宣扬教规，要人家遵守教规。他自己不愿冲破宗教的桎梏，也不允许自己的情人——阿梅丽亚去冲破教规。他为了维护个人的名誉、地位，不惜强迫阿梅丽亚去忍痛牺牲，甚至变相地杀害了刚刚出生的儿子。他反对教规，只反对那些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而对那些有利于他的权力、名誉和地位的教规，他不但没有反感，而且积极推行。即便对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他也不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予以否定，而是站在倒退和反动的立场上尚嫌不足而已，甚至向往着恢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权力：“使他伤心的正是这一点，即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正在缩小，教士的权力遭到削弱，这种权力仅仅限于精神方面，而对人的肉体、生命和财富却无能为力。这里所缺少的正是当年教会就是国家、教士就是属下所有教徒的世间主人的那种权威……他宁愿要古代那种开关地牢门的权力！”
阿马罗本人，既是教会的受害者，又是教会的中坚和支柱。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与内心矛盾给予充分的揭示和描绘。这个人物既不是宫廷文学和经院文学中把教士描绘为神的那种形象，也不是浪漫主义文学中那种十恶不赦的教士。他与《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不属于同一类型。佛罗洛与爱斯梅拉尔达素不相识。对她，佛罗洛完全出于淫欲，相互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佛罗洛为了得到灵魂的安宁，要么就强行占有爱斯梅拉尔达，要么就置她于死地。而阿马罗和阿梅丽亚相互间是在不断接触中产生了爱情。阿马罗并非去强行占有，而是阿梅丽亚情愿与他结合。他们所以不能成为眷属，是慑于教规和社会舆论。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他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阻碍了阿马罗与阿梅丽亚的结合？作品与其说是在谴责阿马罗，不如说是在声讨教会，声讨社会。
按照作者“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确没有塑造什么英雄人物。我们不能把阿梅丽亚的未婚夫若昂·埃杜瓦多错当成英雄人物。当然，作品将他描绘成一个纯朴老实的青年。他在报纸上揭发了教士们的一些罪恶，无疑这也是正义的行为。他对阿梅丽亚爱情专一、至死不变，也值得敬佩。但是他的这些活动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正义行为之中就有不正义的成分。他要揭发教士们的隐私，只能投靠政府势力。戈丁尼奥博士最初将他的揭发文章视为至宝，借以打击教会势力。但是当政府势力与教会言归于好之后，埃杜瓦多则被他们出卖和摈弃。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最多只是两派斗争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筹码而已。埃杜瓦多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平日，他并不觉得教士们可恶可憎。只有阿马罗神父威胁到他与阿梅丽亚之间的关系时，他为了争回失去的爱情才去揭发。而且由于讨好了政府方面的势力，得到了更合适的工作和职位，为此他兴高采烈。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思想境界并不高，没有任何英雄的气质。
我们也不会认为印刷工人古斯塔沃是个英雄人物。他长期流浪国外，见多识广。与欧洲先进国家比较，他认为葡萄牙需要革命，并且在酒醉时，讲了不少革命的言词。但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了解到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认识得非常模糊，一心只等着西班牙共和运动的成功。他破口大骂教会和政府，但又提不出什么见解。虽然作者对这个人物没有去精心塑造，但是这个人物在当时的葡萄牙仍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证明了工人阶级本身是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葡萄牙之前是不会产生改变世道的英雄的。由此，更可以说明作者在当时提出的“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是正确的。这不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而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不仅没有塑造英雄人物，而且将大多数人（包括教士）都描绘成教会的受害者或是教权与政权相互斗争相互利用的牺牲品。这种创作观点也是符合现实的。
葡萄牙在中世纪时期，宗教势力高于一切，皇权也要拜倒在教会的脚下，随着启蒙思想的兴起，社会上反教权势力的增长造成了皇权与教权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局面。十九世纪开始，资产阶级兴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教权势力不断进行冲击。统治者为了维护权力，对教会势力有斗争又有联合。在这个总的形势下，无论是教士、信徒，还是亲政府的人们都是受蒙蔽者或是受害者。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受害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全书人物当中，尤以阿梅丽亚受害最甚。这位涉世未深的闺秀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到残酷的折磨。最后逼得她舍弃刚刚生下的儿子，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对阿梅丽亚这个人物，作者把她放在现实的两种思潮的背景下，突出描绘她的各种矛盾冲突，使她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阿梅丽亚生活在葡萄牙这个特定的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夕，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封建的教权思想彼此在激烈地斗争和较量。反映到阿梅丽亚身上，她追求的是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向往的是纯真的爱情。这是资产阶级争取人权的思想的反映。而另一方面她又慑于教权势力，必须做出牺牲去维护她和阿马罗神父的名誉。她真心爱着阿马罗，但又不得不装作要与书记员结婚的样子。她曾想冲破宗教的束缚，与阿马罗远走高飞，但作为一个长期接受教会教育的少女，又缺乏勇气和信心。她对阿马罗一再让步，屈从于阿马罗的意愿，先是私通，后是到外地偷偷地分娩，舍弃亲生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场爱情的悲剧。
作者对阿梅丽亚的种种思想矛盾描绘得非常真实和细致人微，使这个人物具有艺术的魅力，例如她决心与阿马罗神父私奔的一节，作品对她的内心斗争是这么描写的：“她度过了一个欲哭无泪、极度痛苦的夜晚。她对教区神父的爱情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不过她仍然痛恨他的懦弱胆怯。仅仅在报上含沙射影地提一下就把他刺痛了，就把他吓得在黑袍下面浑身发抖，甚至于不敢来看她——他就不想一想，她的名誉也同样受到了损害，虽然她在爱情上从未得到过满足！而正是他，用他的甜言蜜语和羞答答、矫揉造作的举止诱惑了她！可耻！她恨不得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一一恨不得打他耳光。她胡思乱想，打算第二天就到索萨斯路去，把他拥抱在怀里，呆在他房间里不走，闹它个满城风雨，最后他俩只好远走高飞，离开这个主教管区……为什么不呢？他们年轻，他们身强力壮，他们可以走得远远的，住到另一个城镇去——这样一种甜蜜的生活前景，使她的想象力像脱了缰绳的马一样纵横驰骋起来，她想象着自己在这样的生活中将不停地亲吻他！由于她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所以在她看来，这样一个计划似乎非常切实可行，非常容易：他们将一起逃往阿尔加维；一旦到了那边，他马上就让头发长起来（到那时候他就更加漂亮了！），这样就谁也不会知道他做过神父；他可以教拉丁文，她可以出去替人家做针线；他们可以住在一座小房子里，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将是那张床和床上那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枕头……在这一光彩夺目的计划中，她能想象到的唯一困难是，在离家时怎样才能使她母亲看不到她盛衣服的箱子！但是当她从睡梦中醒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来看这些病态的决定时，它们便像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一切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切实际，而他和她又远远分开，仿佛世界上所有险峻难攀的高山都耸立在济贫院路和索萨斯路之间。啊！阿马罗神父已经遗弃了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不想失去他在教区内的权益，上司的器重……可怜的她！她觉得自己将永远不幸，永远失去生活中的一切乐趣。她仍然渴望着对阿马罗神父进行报复。”
作者就是用这样细腻的笔法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全盘暴露给读者的，阿梅丽亚既有少女羞涩的感情，又有反叛严酷现实的思绪，对阿马罗神父既有爱的一面又有恨的一面。阿梅丽亚这个人物就是在矛盾的思想基础上被写活了。正因为阿马罗和阿梅丽亚这两个主要人物被塑造得如此逼真、细致和贴切，《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反教会的锋芒非常锐利但又并不外露，可以说是以情取胜，避免了说教。在葡萄牙现实主义刚刚萌发的时期，能够摆脱稚气，写得如此成熟，这是非常难得的。很明显，我们可以察觉到作者在创作时尽量避免了当时盛行的边叙边议的手法。全书之中没有一句作者的评议，因此情节发展得非常自然，一环紧扣一环，全无作者主观雕琢的刀痕斧迹。尽管如此，作品仍然带有初期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作者并不完全以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为满足，唯恐读者不能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一定要想办法表明自己的观点。埃萨·德·克罗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作品中找到了一位代言人——医生。让这个人物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发表了几段对人生、社会、宗教和政治的议论。虽然这些议论是切中时弊的，但在结构上则显得勉强和累赘。为什么作者要借医生的嘴来发表议论呢？原因之一是上述的理由——作者要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二是由于作者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崇拜者，崇敬自然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改变世界和社会。他以医生作为代言人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医生的议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葡萄牙之前，作者的思想应当算作是比较进步的和科学的。
在为阿梅丽亚接下了私生子之后，医生谈及了他对整个葡萄牙社会的意见：“现在我已经把这孩子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你们诸位先生（我所谓的诸位先生，指的是教会）就会把他牢牢抓住，在死亡夺去他的生命之前绝不会放开他。另一方面，国家虽不像你们这样贪婪，却也不会忘记他：所以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从一生下来直到最后死去，便一直生活在教士和警察之间。”
当论及对教士的教育和培养工作时，医生讲道：“这种教育完全是由那些荒谬可笑的蠢人控制的：他们反对自然的最合理的要求，反对理性的最高尚的才能。用这种办法来培养教士就是要制造畸形的人，这些人在其不幸的一生中必须跟宇宙间两种最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一场绝望的斗争：物质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我在讲述真理。对一个教士的教育包括些什么内容呢？第一，使他对禁欲和童贞做好准备；也就是要把他最正常的感情粗暴地压制下去。第二，绝对不可让他接触到可能动摇其天主教信仰的一切知识和科学；也就是要把对各种自然科学和超自然科学进行研究批判的精神强行压制下去。”
作者在这里借医生的嘴指出了教会对人性的践踏，对科学的反动。
医生论及教会与国家关系时说道：“从前，教会就是国家；现在，它只是为国家所容忍并受到国家保护的一小撮人。过去，它在法庭上、在王国政府的各个委员会中、在农民的争执中，以及在海洋上，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它发动战争，操纵和平；今天，政府的一个代表所拥有的权力就超过了整个王国的教士所拥有的权力。……过去，教会非常富有，拥有农村的整个地区和城镇中的所有街道；今天，它要依靠司法大臣才能得到每日数目有限的面包，而且还要在教堂外面乞求施舍。教会的成员过去都是从王国的贵族和最显赫的家族中吸收来的；今天，它必须老着脸皮到济贫院的弃儿中间去找些男孩子来培养做教士。”
这里叙述了教会在葡萄牙社会上兴衰的历史，也揭示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医生的这几段话实际上便是作者在作品中用艺术形象已经说明了的问题。所以医生所论述的这些问题在作品中是不必要的，因为作品已经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讲明了这些问题。故此，医生的长篇大论不仅未能给小说带来内容和形式上任何光彩，而且显得那么生硬，与全书的笔调也不协调。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缺点和败笔的话，这一段便是个例证。这也是葡萄牙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通病。
陈光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