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4 月25 日早上，我接到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那是從美國人道主義組織“QUAKER”駐河內辦事處打來的電話。辦事處的人員告訴我，有一位美國人現正保存着我姐姐 我心愛的垂姐 女醫生鄧垂簪烈士的日記。我姐姐1970 年在廣義省戰場犧牲。她對祖國的貢獻，在建議追授二級抗美奬章的檔案中衹寥寥數字：醫生。戰場上犧牲。工作時間：五年，三個月，五天。戰友們寄回的我姐姐的遺物衹有幾張照片，一些從北方寄去的傢信，他們也提到我姐姐寫有日記，那是她從小養成的習慣，但是在一場戰鬥中被敵人擄去了。2005 年3 月中旬，關於越南戰爭的年度研討會如期在美國得州理工學院越南研究中心舉行，衆多人參加了會議。會中，大傢從多個不同的角度探討了越戰。弗雷德裏剋·懷特赫斯特與羅伯特·懷特赫斯特在會上介紹了弗雷德在越南參戰時獲得的一位越共女醫生的日記。這一事件通過弗雷德激動地敘述從開始獲得日記直至决定把它連同已譯成英文的，充滿愛和對和平渴望的日記贈獻給魯布卡（Lub bock）越南問題檔案館為止，引起了所有聽衆的關註。研討會結束，大傢又議論紛紛地提出許多問題，不少人表示願意協助弗雷德尋覓女醫生的家庭和親人。特德·恩格曼是參會者之一，會議結束三天後，他到了越南。在河內，他請美國人道組織辦公室的一位朋友幫助尋找女醫生的父親鄧玉奎醫生的家庭。這裏的人員十分熱情，循着日記中的點滴綫索，他們一直找到東英縣，我父親近五十年前工作的地方，但在那裏，與我父親同時期工作的唯一同事也早已在2000 年退休。東英醫院派人到他老傢詢問，那裏的人又把他們引嚮河內醫藥大學 我母親退休20 年前所工作的單位。就這樣，信息在無數仁愛善良者的心中傳遞着並終於引導恩格曼敲響了我傢的大門，並把35 年前傾註了作者無數心血的日記的CD 光盤交給了我們。後來，我又接到了弗雷德及羅伯特兩兄弟的多封來信，他們講述在越南的歲月以及多年來是如何絞盡腦汁尋找我傢的。有時他們似乎已經陷入絶望，以為再也找不到我的傢，他們擔心他們死後我姐姐的兩本日記將躺在廢紙堆中無人知曉，被忘卻，被拋棄，被爛掉。他們對我說，由於失去了找到我傢的希望，他們打算把這兩本日記印成書，以便讓全世界能瞭解一位河內的女共産黨員，一位醫生曾經怎樣生活，又是如何犧牲的。他們希望通過這本書，我姐姐的醫療事業將流傳不息 在這種絶望情緒的驅使下，他們把兩本日記捐贈給了得州理工學院魯布卡越南問題檔案館，以便能有條件比他們自己把日記保存得更好。下面是弗雷德寄給我的第一封信：2005.4.29，星期五我是弗雷德·懷特赫斯特，我已珍藏了35 年對你姐姐 鄧垂簪女醫生的記憶；我也珍藏了整整35 年她的日記。我剛認識的朋友特德·恩格曼對我說他已到過你傢，現在我想你應該收到了兩本日記的復印件及照片。我有多少話要對你，對你的家庭，特別是對你的母親說啊！經過多年的尋覓，這一切猶如一個夢，找到你們令我哽咽。一位母親需要知道自己女兒度過的歲月；一個國傢需要知道一位像鄧醫生這樣的英雄。一切都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你母親註定要在紀念祖國解放30 周年 1975 年4 月30 日那一天收到自己親愛的女兒的手跡。弗雷德·懷特赫斯特又稱為弗雷德，是1969 年至1971年在廣義省德普縣戰場參戰的美軍情報軍官。在戰爭中，他的任務是收集有軍事價值的信息資料，進行分析，尋找越軍的蹤跡，確定襲擊和掃蕩的方位。任務的性質令他能以直接的目光見證戰爭的殘酷和為越美雙方帶來的巨大災難。他目睹了“在德普西部的仁福村莊是怎樣被炸彈夷為平地，無一生靈”。（2005 年6 月4 日的信）

　　弗雷德見證了朱萊的孩子們是怎樣被凝固汽油彈燒焦，慘不忍睹；他也見證了自己直接的上司，那位幾乎陷入歇斯底裏的中尉指揮官是如何無法忍受美國戰地醫務人員“就那麽簡單地胡亂撿一隻手臂，一條大腿草草安在自己戰友身上，塞進棺材，送回美國”（2005 年6 月4 日的信）。這些情景，從弗雷德離開越南後，許多年來如陰影般追隨着他，難以驅散。但是，正是在那些殘酷的日子中，弗雷德又從另一道來自完全不同方向的光亮中窺見了戰爭。在一次襲擊“越共根據地”的戰鬥中，槍聲剛停息，弗雷德的單位進入後纔發現這是一所野戰小醫院，有許多棚子，肯定是病房，還有一間野戰手術室，好像是這裏的人員在美軍到達之前纔匆匆離去，甚至還來不及帶走資料和文件。按美軍的規定，在戰場上繳獲的敵方任何資料都必須轉交軍事情報部門，那天弗雷德獲得很多資料，並與偽軍翻譯員一起進行甄別、篩選，找出有軍事價值的資料文件，其餘的扔進火中燒毀。弗雷德正在焚燒那些剩下的資料時，單位的翻譯員 阮忠孝上士手持一本小册子走過來說：“弗雷德，請不要燒這本小册子，在裏面已經有火了。”弗雷德不知是什麽意思，但是忠孝的激動表情及對敵方敬重的神態深深打動了弗雷德，於是他便把小册子放進衣袋中。此後的多個夜晚，弗雷德和忠孝一起閱讀了小册子，那是一位越共的日記，就是弗雷德單位所襲擊的野戰醫院女院長的日記。斜斜的筆跡充滿女性的溫柔，弗雷德更加好奇，當忠孝告訴他這位女醫生還很年輕，衹有26 歲，從河內到德普工作還不滿兩年。仿佛命運的安排，幾個月後，弗雷德又收到女醫生的第二本日記，也是由忠孝帶回。雖然衹是通過忠孝倉促的翻譯，字裏行間又充滿着對美軍的深仇大恨，但那些燃燒的字句仍令弗雷德激動不已，特別是許多洋溢着愛和希望的話語更令他無比驚訝。他無法理解為何一位青春少女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竟能感受到一片緑色的可愛，在美軍殘酷的圍剿中竟能欣賞領會交響樂麯中的寧靜之美。1972 年，弗雷德離開越南返回美國。在他的背包中裝滿了戰爭沉重的紀念品：兩本女醫生的日記；五十多張從一位越共戰地記者屍體上，一架佳能照相機中取出的廣義省風土人情的照片膠捲；一把剛遭殘殺的老木匠屍體旁的鑿子 從那時起，越戰就成為他心中一片揮之不散的陰影。歲月流逝，在越南見證的戰爭罪行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弗雷德多次轉身背嚮醜惡，不接受醜惡，哪怕衹是間接接受罪惡的後遺癥。他有很多義舉，他曾經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聯邦調查局局長乃至美國政府所犯的錯誤告上法庭，並贏得了這場震驚美國、舉世聞名的官司。我將在另一場合再為他這一壯舉續筆。弗雷德的母親是一位教師兼畫傢，當弗雷德把日記給母親看時，老人傢要兒子小心，因為這兩本日記很可能會把他的生活燃成灰燼。真的，弗雷德的心常被從那兩本陳舊發黃的日記中冒出的火焰烤炙，他徹夜難眠，輾轉思忖着應該為這位女醫生做點什麽，她還活着抑或已死去？如果已死，是否死得猶如他在日記本中所讀到的那樣軒昂壯烈？女醫生的家庭在何處？她母親是否知道她有一位多麽英雄的女兒？弗雷德多次試圖尋找女醫生的家庭，從日記中，他知道她畢業於河內醫科大學，於是就千方百計收集有關這所大學的資料，他發現兩位有名的越南醫學教授鄧文鐘和鄧文語的名字，他知道她姓鄧名垂簪，他們都姓鄧，他們之間是否有着某種親戚關係？他知道她母親叫尹玉簪，但地址衹是在日記本尾頁的一係列看不清楚的數字。他也知道她父親鄧玉奎醫生是離河內不遠的一所醫院院長，他思忖着那可能是他傢開設的私人醫院。很清楚，她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他知道她傢位於河內一條名叫鑄爐的小街上，但他也知道在戰爭中河內曾遭受美機轟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