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苏联国家奖。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的统一。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青年近卫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他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小说开始时，一群姑娘在河边嬉戏，忽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敌机轰鸣声，美好的和平生活霎时间中断了。悲剧的场面出现了，人们背井离乡，炸毁矿井。州委指挥疏散，建立地下组织。然后是以奥列格为核心的青年组织逐渐形成，并得到了以刘季柯夫为首的地下区委的领导。激动人心的对敌斗争不断展开：散发传单，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谎言，传播红军坚守莫斯科和在斯大林格勒反攻的消息；绞死伪警福明，警告卖国求荣的叛徒，杀死敌人警卫，解救被俘的红军战士；高插红旗，庆祝十月革命节，鼓舞人们的斗志；武装袭击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炸毁“职业介绍所”，挫败敌人强迫苏联人民到德国去服苦役的阴谋。同时，地下区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区委领导人之一舒尔迦和参加地下斗争领导工作的井长瓦尔柯最早被捕牺牲。普罗庆柯领导的州游击队遭受挫折，化整为零，配合正规军的行动，迂回作战，节节胜利。最后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青年近卫军”和地下区委先后被破坏，几乎全部被捕，形成了悲剧的高潮。但是，通过老少两代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反法西斯战争必胜、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却有力地鼓舞着人们。
在小说中，青年们的形象鲜明突出，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奥列格谦虚谨慎，甚至有些腼腆，偶然还表现出稚气，但考虑问题周密而又果断，在斗争中日臻成熟，迅速成长，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邬丽亚充满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战火即将烧到跟前的时候还在河底摘下百合花插在头发上，后来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愈来愈深沉、稳重，并且严于责己，使同伴们看到她就会产生一种信心。谢辽萨刚强勇敢，渴望丰功伟绩，富于冒险精神，斗争中最危险的任务都是由他去完成的。刘巴热情洋溢，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智勇双全，意志坚强，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员的工作。在学校被称为“教授”的万尼亚勤奋好学，爱好诗歌，自己也写诗，但做事严肃认真，他是“青年近卫军”的传单与文告的起草人。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在部队里受过战火的考验，有军人的风度，办事严格，一丝不苟。总之，“青年近卫军”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性格。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集体，这些青年却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面貌。”
在精心刻画青年形象的同时，作者也出色地勾勒出年长一辈领导人的形象。普罗庆柯具有州委领导人的气魄，能刚能柔，蓝眼睛里闪耀着狡黠的光芒。刘季柯夫沉着镇静，眼神严峻，但诚挚可亲，他在隐蔽期间能够装得表情冷漠，动作缓慢，但一听到可以出去工作，就“像猛狮一样有力地一步跨到门口”。刘季柯夫的副手舒尔迦是一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奋斗了一生，可是他对老朋友的信任还不及对一个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终于铸成大错，很快便被出卖。井长瓦尔柯理应渡河到大后方去，可是为了整顿桥上的混乱局面，自动留了下来，后来参加了地下斗争。地下区委另一个领导人巴腊柯夫担着“俄奸”的恶名，为对敌斗争呕心沥血。
对于德国法西斯，作者则以讽刺的笔法尽情加以嘲弄、揭露。脖子转动时活像一只鹅的男爵文采尔将军，只知道严刑拷打苏联党团员的大肚皮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因为身上藏着掠夺来的各国钱币乃至从死者嘴里拔下的金牙而难得洗澡、浑身臭气的党卫军军士芬庞，就是他们的代表。在法西斯“新秩序”底下，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叛徒、俄奸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也都原形毕露。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奥列格的母亲叶列娜开始时如何为儿子的秘密活动而忧心忡忡，最后如何走上了和他共同斗争的道路；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谢辽萨和华丽雅、奥列格和妮娜、刘巴和列瓦肖夫等男女青年间纯真的爱情，也深情地描写了普罗庆柯和卡佳、刘季柯夫和叶芙多基雅这几对处在患难中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管是年长还是年轻，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感情丰富的人。
虽然小说是以事实为基础，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这是一部艺术作品。这里有严格按照事实，甚至事实细节写成的部分，但也有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还有不少作者自己和他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经历和体验。后者特别表现在感人的回忆与作者擅长的抒情插话里。作者以他一贯热爱生活、热爱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全部心灵，高昂激越地写出了他所向往的新人。小说中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是作者的创作特点，它鲜明地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理想的，但又是活生生的。小说中处处可以感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但读来毫不牵强，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成为既具有高度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法捷耶夫（1901—1956）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作家。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就同布尔什维克接近，十八岁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两次受伤后，到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后来调去做党的工作。这些经历都在他以后的写作活动中起过作用。
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阿姆贡团的诞生》），次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描写远东游击斗争的长篇小说《毁灭》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成为苏联革命初期经典性作品之一。小说摒弃当时流行的抽象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细腻地描绘了现实，展示了人物在革命烈火中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形成。这部小说在一九三一年就由鲁迅译成中文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出版了直接译自俄文的新译本）。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四部，1929—1940）也在一九六三年出版了中译本。小说在国内战争的背景上，描绘出数十年间社会生活变化的巨幅画卷，揭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继《青年近卫军》之后的第四部长篇《黑色冶金》是描写当代生活的，只发表了若干片段，远未完成。
法捷耶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他的大部分论文、报告、书信收集在他生前编就的《三十年间》内，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有中译。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法捷耶夫长期担任苏联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是“拉普”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六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总书记、主席。同时，他在苏共第十八次、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年起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
《青年近卫军》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七年。根据原书修订本重译的译本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译文经校订后于一九七五年再版。此后不断重印，拥有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译文又作了一些修改。
译 者
一九九二年九月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青年近卫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他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小说开始时，一群姑娘在河边嬉戏，忽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敌机轰鸣声，美好的和平生活霎时间中断了。悲剧的场面出现了，人们背井离乡，炸毁矿井。州委指挥疏散，建立地下组织。然后是以奥列格为核心的青年组织逐渐形成，并得到了以刘季柯夫为首的地下区委的领导。激动人心的对敌斗争不断展开：散发传单，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谎言，传播红军坚守莫斯科和在斯大林格勒反攻的消息；绞死伪警福明，警告卖国求荣的叛徒，杀死敌人警卫，解救被俘的红军战士；高插红旗，庆祝十月革命节，鼓舞人们的斗志；武装袭击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炸毁“职业介绍所”，挫败敌人强迫苏联人民到德国去服苦役的阴谋。同时，地下区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区委领导人之一舒尔迦和参加地下斗争领导工作的井长瓦尔柯最早被捕牺牲。普罗庆柯领导的州游击队遭受挫折，化整为零，配合正规军的行动，迂回作战，节节胜利。最后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青年近卫军”和地下区委先后被破坏，几乎全部被捕，形成了悲剧的高潮。但是，通过老少两代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反法西斯战争必胜、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却有力地鼓舞着人们。
在小说中，青年们的形象鲜明突出，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奥列格谦虚谨慎，甚至有些腼腆，偶然还表现出稚气，但考虑问题周密而又果断，在斗争中日臻成熟，迅速成长，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邬丽亚充满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战火即将烧到跟前的时候还在河底摘下百合花插在头发上，后来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愈来愈深沉、稳重，并且严于责己，使同伴们看到她就会产生一种信心。谢辽萨刚强勇敢，渴望丰功伟绩，富于冒险精神，斗争中最危险的任务都是由他去完成的。刘巴热情洋溢，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智勇双全，意志坚强，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员的工作。在学校被称为“教授”的万尼亚勤奋好学，爱好诗歌，自己也写诗，但做事严肃认真，他是“青年近卫军”的传单与文告的起草人。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在部队里受过战火的考验，有军人的风度，办事严格，一丝不苟。总之，“青年近卫军”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性格。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集体，这些青年却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面貌。”
在精心刻画青年形象的同时，作者也出色地勾勒出年长一辈领导人的形象。普罗庆柯具有州委领导人的气魄，能刚能柔，蓝眼睛里闪耀着狡黠的光芒。刘季柯夫沉着镇静，眼神严峻，但诚挚可亲，他在隐蔽期间能够装得表情冷漠，动作缓慢，但一听到可以出去工作，就“像猛狮一样有力地一步跨到门口”。刘季柯夫的副手舒尔迦是一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地奋斗了一生，可是他对老朋友的信任还不及对一个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终于铸成大错，很快便被出卖。井长瓦尔柯理应渡河到大后方去，可是为了整顿桥上的混乱局面，自动留了下来，后来参加了地下斗争。地下区委另一个领导人巴腊柯夫担着“俄奸”的恶名，为对敌斗争呕心沥血。
对于德国法西斯，作者则以讽刺的笔法尽情加以嘲弄、揭露。脖子转动时活像一只鹅的男爵文采尔将军，只知道严刑拷打苏联党团员的大肚皮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因为身上藏着掠夺来的各国钱币乃至从死者嘴里拔下的金牙而难得洗澡、浑身臭气的党卫军军士芬庞，就是他们的代表。在法西斯“新秩序”底下，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叛徒、俄奸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也都原形毕露。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奥列格的母亲叶列娜开始时如何为儿子的秘密活动而忧心忡忡，最后如何走上了和他共同斗争的道路；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邬丽亚和阿纳托里、谢辽萨和华丽雅、奥列格和妮娜、刘巴和列瓦肖夫等男女青年间纯真的爱情，也深情地描写了普罗庆柯和卡佳、刘季柯夫和叶芙多基雅这几对处在患难中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管是年长还是年轻，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感情丰富的人。
虽然小说是以事实为基础，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这是一部艺术作品。这里有严格按照事实，甚至事实细节写成的部分，但也有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还有不少作者自己和他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经历和体验。后者特别表现在感人的回忆与作者擅长的抒情插话里。作者以他一贯热爱生活、热爱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全部心灵，高昂激越地写出了他所向往的新人。小说中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是作者的创作特点，它鲜明地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理想的，但又是活生生的。小说中处处可以感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但读来毫不牵强，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成为既具有高度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法捷耶夫（1901—1956）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作家。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就同布尔什维克接近，十八岁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两次受伤后，到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后来调去做党的工作。这些经历都在他以后的写作活动中起过作用。
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阿姆贡团的诞生》），次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描写远东游击斗争的长篇小说《毁灭》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成为苏联革命初期经典性作品之一。小说摒弃当时流行的抽象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细腻地描绘了现实，展示了人物在革命烈火中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形成。这部小说在一九三一年就由鲁迅译成中文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出版了直接译自俄文的新译本）。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四部，1929—1940）也在一九六三年出版了中译本。小说在国内战争的背景上，描绘出数十年间社会生活变化的巨幅画卷，揭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继《青年近卫军》之后的第四部长篇《黑色冶金》是描写当代生活的，只发表了若干片段，远未完成。
法捷耶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他的大部分论文、报告、书信收集在他生前编就的《三十年间》内，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有中译。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法捷耶夫长期担任苏联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是“拉普”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六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总书记、主席。同时，他在苏共第十八次、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年起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
《青年近卫军》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七年。根据原书修订本重译的译本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译文经校订后于一九七五年再版。此后不断重印，拥有广大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译文又作了一些修改。
译 者
一九九二年九月
1942年夏，乌克兰伏罗希洛夫州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陷落在德寇铁蹄之下，该市党政军民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和撤退。井长、老党员瓦尔柯奉命炸毁新建的一号矿井。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离城前，向地下区委领导人刘季柯夫和舒尔加布置了任务。
城郊毕尔沃马伊卡矿村的邬丽娅等共青团员接到了撤退命令。城里的共青团员奥列格、万尼亚也都奉命撤离，但是逃难的人群受阻，只得返回。归途中奥列格找瓦尔柯要求地下党分配任务，这时，留在城里的女报务员、共青团员刘芭前往伏罗希洛夫格勒执行任务。参加了支前工作的谢辽沙刚回到城里，就主动建议和帮助城内市立医院转移了70多名红军伤员。
舒尔加由于轻敌，投宿在隐瞒了富农出身的矿工福明家里，结果被后者出卖。但刘季柯夫成功地展开了活动：他通过女联络员波里娜·索柯洛娃，把印有列宁、斯大林照片的《真理报》分送到城内各处张贴；他通过沃洛佳·奥西摩兴找到奥列格，教育他要学习老一辈的革命家和保持光荣的斗争传统。这时，瓦尔柯通过刘芭和伊凡卓娃姐妹也来找奥列格。与此同时，普罗庆柯也在北顿涅茨河对岸地区成功地开展游击活动。
德国占领者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留在城内的一批党员和干部。在这危急关头，奥列格等都感到，应该成立受党领导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进行有计划的活动。于是，“青年近卫军”正式成立。奥列格任政委，曾经担任过红军指挥员的杜尔根尼奇任指挥员，邬丽娅、万尼亚、谢辽沙、刘芭、莫什柯夫、斯塔霍维奇为委员。总部成立后，刘芭向普罗庆柯汇报成立组织的详情，普罗庆柯当即指出要警惕斯塔霍维奇。
“青年近卫军”的活动日益开展起来。他们处死判徒福明，收听苏军战报，散发传单，破坏敌人交通，收集武器，抢救被俘同志，夺取敌人粮食、军装、弹药，追捕德军的散兵，驱散敌人想赶走的牲畜群，反对敌人招募劳工去德国等等。
从10月底起，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等地连战皆捷，形势日益好转。普罗庆柯到伏罗希洛夫州北部地区重新组织游击队，准备迎接红军。除夕夜，德军逮捕了万尼亚、莫什柯夫和斯塔霍维奇。由于斯塔霍维奇叛变，“青年近卫军”大部分队员以及刘季柯夫等均先后被捕。奥列格等5人奉命撤离，但因未能越过战线，返回城里后也陆续被捕。只有杜尔根尼奇一人到达战线附近，组织了游击队。全体被捕的地下党员和男女青年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斗争，直到最后被杀害和扔进5号矿井。奥列格和刘芭在罗基文城被枪决。
1943年2月15日，苏军解放克拉斯诺顿。普罗庆柯、杜尔根尼奇等人，追悼殉难烈士，人们在烈士墓前宣誓，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城郊毕尔沃马伊卡矿村的邬丽娅等共青团员接到了撤退命令。城里的共青团员奥列格、万尼亚也都奉命撤离，但是逃难的人群受阻，只得返回。归途中奥列格找瓦尔柯要求地下党分配任务，这时，留在城里的女报务员、共青团员刘芭前往伏罗希洛夫格勒执行任务。参加了支前工作的谢辽沙刚回到城里，就主动建议和帮助城内市立医院转移了70多名红军伤员。
舒尔加由于轻敌，投宿在隐瞒了富农出身的矿工福明家里，结果被后者出卖。但刘季柯夫成功地展开了活动：他通过女联络员波里娜·索柯洛娃，把印有列宁、斯大林照片的《真理报》分送到城内各处张贴；他通过沃洛佳·奥西摩兴找到奥列格，教育他要学习老一辈的革命家和保持光荣的斗争传统。这时，瓦尔柯通过刘芭和伊凡卓娃姐妹也来找奥列格。与此同时，普罗庆柯也在北顿涅茨河对岸地区成功地开展游击活动。
德国占领者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留在城内的一批党员和干部。在这危急关头，奥列格等都感到，应该成立受党领导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进行有计划的活动。于是，“青年近卫军”正式成立。奥列格任政委，曾经担任过红军指挥员的杜尔根尼奇任指挥员，邬丽娅、万尼亚、谢辽沙、刘芭、莫什柯夫、斯塔霍维奇为委员。总部成立后，刘芭向普罗庆柯汇报成立组织的详情，普罗庆柯当即指出要警惕斯塔霍维奇。
“青年近卫军”的活动日益开展起来。他们处死判徒福明，收听苏军战报，散发传单，破坏敌人交通，收集武器，抢救被俘同志，夺取敌人粮食、军装、弹药，追捕德军的散兵，驱散敌人想赶走的牲畜群，反对敌人招募劳工去德国等等。
从10月底起，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等地连战皆捷，形势日益好转。普罗庆柯到伏罗希洛夫州北部地区重新组织游击队，准备迎接红军。除夕夜，德军逮捕了万尼亚、莫什柯夫和斯塔霍维奇。由于斯塔霍维奇叛变，“青年近卫军”大部分队员以及刘季柯夫等均先后被捕。奥列格等5人奉命撤离，但因未能越过战线，返回城里后也陆续被捕。只有杜尔根尼奇一人到达战线附近，组织了游击队。全体被捕的地下党员和男女青年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斗争，直到最后被杀害和扔进5号矿井。奥列格和刘芭在罗基文城被枪决。
1943年2月15日，苏军解放克拉斯诺顿。普罗庆柯、杜尔根尼奇等人，追悼殉难烈士，人们在烈士墓前宣誓，要为他们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