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诺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超级女人》的确是一个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故事。
然而，这又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童话，而是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想最新发展的当代小说。弗兰西丝卡，这个二十世纪末的灰姑娘，这个被丈夫抛弃、失业、寒酸、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的女人，竟然变成了文学界光彩照人的新星，变成拥有无数崇拜者的畅销书作家。赫拉·琳德以她生动、幽默、女人味十足的文笔，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新女性”，表达了新的女性价值观。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弗兰西丝卡的成功依靠的不是“王子”的帮助和拯救，依靠的是她自己。自立自主是她最迷人的人格特征，是她成功的主因，也是所有女性真正获得自身价值的基本前提。始终在她“大脑内部的自由广场”跳跃呐喊的那些女郎是她自立自主精神的象征。她发誓：“我自己决定自己。我不想成为男人们自负的玩物……我要获得自主权。我要保持自由……现在和将来都要做命运的主人。”三十四岁的她，对男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知道，在男权社会里，男人从骨子里轻视女人，无论多么优秀、多么可爱的男人，一旦做了丈夫，都不可能完全抑制那种已经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了数千年的渴望——让妻子“照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熨衣服，替他们接电话，给他们做饭吃，使他们从一切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正因为弗兰西丝卡认清了这种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她才选择了并非最好但却是最可行的生活方式：独身。
她坚决地与丈夫离婚，并顽强地抗拒着再婚的诱惑。她对自己说：“我根本不需要男人。不需要同他一起过日子。只需要他同我在一起消遣，这是另一码事。”她并没有拒绝男人的帮助，但她绝不自贱地乞求帮助，绝不接受令她感到有损尊严的施舍，特别是绝不用同男人睡觉的方式向男人表示感谢。她有爱有欲，她与男人一起“消遣”得那么疯狂，那么热烈，然而即使是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即便是已经与那个男人有过肌肤之亲，她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问。她曾在醉酒状态下与她喜欢的男人埃诺亲密接触，后来在她疲倦和渴望独处的时候，他又提出与她“轻松轻松”的要求，弗兰西丝卡坚定地拒绝了。她对埃诺说：“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同你在‘鲸鱼皮’上滚了几圈……你就以为你今天有权把我当做未成年的孩子来对待，那你就错了！哎，你们男人总是搞错！”“每个妇女都有感到疲倦的权利！”都有享受独处的权利！
享受独处并不容易。现代人为生计所迫，受欲望驱使，本来就难得有时间抛开一切，安安静静地享受独处；即便有这样的时间，也往往将其浪费于电视、电脑或群体娱乐上。弗兰西丝卡好不容易争取到独处的权利，可一开始却不知如何享用。她要么睡懒觉，要么习惯性地为孩子、家务牵肠挂肚。她感叹道：“享受时光并不那么容易。”不过，酷爱大自然的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享受独处的方式——融入自然：
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走了，这是多大的享受啊！我空着两手，大步流星地走在夏日的田野上。我走过开满鲜花和香气扑鼻的果树林，越过草地和田野。不用推那辆载着两个胖小子、重达五十公斤的手推车，也不用等爱挑刺的丈夫赶上来！我只管自己往前走。我觉得自己轻得像一片羽毛，真是妙极了……我漫步——不，我飘浮在这一片无法诉诸笔墨的富丽堂皇的花丛中，惊叹不已。阵阵花香和缤纷色彩让我微微陶醉……一种幸福的感觉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
想想看，如果我同埃诺结婚，搬进独家小院，那么我会一下子老上二十岁！想想看，如果我还待在埃里莎·施密茨家的那套三室住宅里，可以想像，我会完全忘掉要享受生活！
弗兰西丝卡以独身摆脱了婚恋关系的男权压迫，获得了自立和自主，但她并没有像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那样报复、征服男人，与男人为敌。她说：“把盘子或杯子摔到我丈夫的头上，我认为于事无补。用我的体操鞋扇他的耳光也没有意思。我憎恨吵架。”尽管她曾经遭受无耻丈夫的百般拆磨，她也不愿意冤冤相报。相反，她还与即将离婚的丈夫平等而有成效地合作，共同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宽容了许多排挤她的小伎俩。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要的只是平等独立，而不是两性战争，是自由解放而不是征服统治。弗兰西丝卡的这种意识体现了九十年代新的女性主义思想，那就是男女相互尊重而非敌视、相互理解而非隔阂、相互合作而非斗争、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就像女权运动著名领袖弗里丹所说的那样，“女权主义再也不能是那种主张女人反对男人的运动了”。
应当看到，独身对于弗兰西丝卡来说实为不得已的选择。她一人独自抚养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实际上就是对不平等的一种默认。而且，她又是多么渴望有一个理想的丈夫和理想的家庭啊！她感叹道：“当我看到那些能干的爸爸站在沙坑旁，参加父母和儿童体操，看到他们高兴地让孩子骑在肩上，一起欢闹着在场地上奔跑时，我就充满了嫉妒和羡慕。当我看到那些爸爸给孩子擦鼻涕，甚至令人感动地同孩子认真而严肃地侃侃而谈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情人为她的孩子洗澡时，她想到：“要是在洗澡间和孩子们戏水的是我的丈夫该有多好啊！……要是同他心情愉快地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然后在井边洗洗菜，再和孩子们骑车在村子附近兜兜风，那该有多好啊！”正因为如此，她有时甚至怀疑：“独身幸福的说法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她在四处奔波宣传她的《独身幸福》的同时，却常常想到结婚，常常感到困惑。
弗兰西丝卡的困惑代表了当今女性主义者的困惑。她们一方面改变了以前提倡彻底独身、抛弃家庭，甚至同性恋的极端观点，转而肯定一个完美家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深感完美的丈夫和完美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十分罕见，深感单靠一个男人——哪怕他再优秀——无法满足她们对理想丈夫的所有要求。因而，她们在主张上经常是矛盾的，在重返婚姻的行动上经常是迟疑不决的。弗兰西丝卡在想像中的“人力市场”选购丈夫的那一段就生动而幽默地表现了她们的这种矛盾和迟疑：
这儿有一种，他能跟孩子们一起嬉闹，对家务活驾轻就熟。既能以极大的热情扎到孩子堆里跟他们做游戏，同时又不耽误家务活，他会心甘情愿地、迅速地把土豆皮刮完。是要这样的吗？
哦，是的，干吗不要呢？……不过，这样的男人不会长久吸引我的。我希望找个能让我仰视而又亲近的男人。哎呀，这当然不行啦。有小孩的模范丈夫干活时往往是弓着腰，或者是四“爪”着地地爬来爬去。
噢，这是本店的进口美味，雅致，机灵，成熟，浪漫而又性感，品味高贵，可是只能小份享用。并且，尊贵的夫人，他也不会使您的孩子感到满意的。这种类型适合于体验丰富、需求较高的美食家的口味，也相当昂贵，可以这么说，一小份就是奢侈享受。
那就奢侈上四分之一吧。除此以外，女人还有什么可奢侈的呢？
重新认识并讴歌母性，一反过去贬低母爱的主张，提倡女人“响应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是当今女性主义者又一思想转变，也是弗兰西丝卡这个“新女性”及其价值观的又一特点。作者充满母爱地、妙趣横生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抚养两个孩子的快乐，并把那种快乐视为独身幸福的主要成分。弗兰西丝卡说：“做妈妈的乐趣自然很多，我绝不贬低或者否认这一点。”两个淘气的男孩让她筋疲力尽，不得安宁：在她开车的时候让玩具轰炸机从她的脖颈上嘎嘎滑过，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前面的大货车老是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在妈妈接电话时对着听筒大喊大叫，或抢先摘下听筒，与对方乱说一气，死也不给妈妈；在餐馆吃饭时冲着旁边珠光宝气锦衣裘服的太太大叫：“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指那裘皮大衣上的狐狸头）来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无比幸福。当她连哄带骗好不容易让两岁的维利坐在便盆上大便时，维利用尽吃奶的力气憋出一个响屁，然后满意地说：“屁屁，你可以把它弄到厕所里去了。”她笑得膝盖都软了，抱着维利在地上打起滚来。后来，维利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他在便盆上的使命，做妈妈的便郑重地宣告：“维利·斯巴斯蒂安·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把屎巴巴拉到了便盆里。我有理由为此欢呼！”她带儿子们到结冰的湖面去玩，用木棍打下薄冰给孩子当抛向湖心的手榴弹。两个孩子怕妈妈掉进湖里，忙跑过来拉住她的衣角，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她的心头。“这一定是一幅奇妙的图画：两个裹在冬装里的小男孩，紧紧地抓着他们的妈咪，防止她凿冰时落进湖里。我玩这一游戏玩得如醉如痴。”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故事叙述带着叙述者弗兰西丝卡大量趣味盎然的感觉、想像、幻想等形象化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叙事充分体现出这个“新女性”的女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新的女性价值观：女性解放绝不能走男性化的道路（弗里丹已承认过去的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绝不能追求在一切领域与男人一样，绝不能只重视“人”而忽视“女”；应当正面肯定男女固有的性别差异，应当赞美、表现女人对生活的特殊敏感、她发达的想像力和幻想力、她胜过男人的形象感悟。
叙述者不愿放弃自己任何有乐趣的心理活动，纵使加上括号——
弗兰西丝卡为夺回电话听筒，把脏兔子和奶瓶一起递给抓着电话的小儿子，“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
她在出版社的走廊面对一排紧闭的房门，不知敲哪个门才能找到安妮格蕾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怪异的想法：“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跟旁！’”
叙述者不喜欢用抽象的词汇讲故事，说着说着就冒出一大串具体可感的形象，纵使那些形象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
“埃诺瞪了我一眼，让人觉得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氰化钾或老鼠药。”
“我……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这种目光在电视里常常见到：一帮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穿着油乎乎的皮背心，戴着满是油腻的宽边帽，用枪点着对手的太阳穴，让完全吓傻了的对手站在翻倒的马车和破损的酒桶之问。他们总是以这种目光盯着对方。”
当埃诺一下子占了上风，得意洋洋地等待弗兰西丝卡承认错误请求原谅时，叙述者马上写了这样一段：“他现在可有上钩的鱼了，可他还要让鱼儿垂死挣扎一番，欣赏它大口喘气和嘴上冒泡的情景。”
桑雅当众宣布自己腹中双胞胎的父亲是威尔，然后“走到威尔身边，抓起他的手，把它高高擎过头顶”。写到这儿，叙述者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种场景，而她也就立即写了出来：“那动作就像是拳击赛后裁判向大家宣布获胜者似的。”
叙述者对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是那么敏锐，纵使在激情荡漾之际也能注意到无关大局的小事，这与男性的专注形成了鲜明对比。弗兰西丝卡在那种关键时刻对她的情人说：
“喂，我的同行，您脱裤子之前，最好先把鞋子捡回来，它马上就要漂过那个拐弯看不见了……”
叙述者的形象感悟是那么切中要害。看到自己的情人和他的妻子一同走来，她只飞快地一瞥就立即捕捉到本质——
“瞧你这张又熟悉又可爱的脸，怎么一挨着妻子就完全变样了呢？显得那么陌生与呆板。”
从这些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明确地感受到，叙述者真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新女性”，全然不像过去的女权分子那样粗犷粗暴、雄辩雄壮。弗兰西丝卡是一个性别心理特征突出的女人，作者充满自信、津津乐道地表现了她的性别特征，把它们视为最有价值的女性自身的财富。
不过，作者并没有掩盖这个灰姑娘身上的弱点，没有把她写得尽善尽美。作品甚至还细致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好冲动、不沉着、小心眼、冒傻气、图虚荣、一紧张就要上厕所等可笑的方面。这些恰恰是生活中许多女人的共同特点。于是，这样描写不仅拉近了主人公与女性读者的距离，而且也使男性读者喜欢上她。女人们觉得，弗兰西丝卡尽管是创造了奇迹的“新女性”，但在许多方面与她们完全一样，看来，她们只要一努力，也不是不可以成为“新女性”的（作品的感召力由此发挥作用）。而男人们，纵使男权思想根深蒂固，也还是会觉得她有几分魅力，至少不会厌烦她。因为，正如弗兰西丝卡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男人总是这样。他们喜欢女人身上的那股笨劲和傻劲，喜欢她们那种天真和无知的劲头，这样，男人们就显出他们的伟大来了。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超级女人》的确是一个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故事。
然而，这又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童话，而是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想最新发展的当代小说。弗兰西丝卡，这个二十世纪末的灰姑娘，这个被丈夫抛弃、失业、寒酸、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的女人，竟然变成了文学界光彩照人的新星，变成拥有无数崇拜者的畅销书作家。赫拉·琳德以她生动、幽默、女人味十足的文笔，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新女性”，表达了新的女性价值观。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弗兰西丝卡的成功依靠的不是“王子”的帮助和拯救，依靠的是她自己。自立自主是她最迷人的人格特征，是她成功的主因，也是所有女性真正获得自身价值的基本前提。始终在她“大脑内部的自由广场”跳跃呐喊的那些女郎是她自立自主精神的象征。她发誓：“我自己决定自己。我不想成为男人们自负的玩物……我要获得自主权。我要保持自由……现在和将来都要做命运的主人。”三十四岁的她，对男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知道，在男权社会里，男人从骨子里轻视女人，无论多么优秀、多么可爱的男人，一旦做了丈夫，都不可能完全抑制那种已经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了数千年的渴望——让妻子“照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熨衣服，替他们接电话，给他们做饭吃，使他们从一切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正因为弗兰西丝卡认清了这种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她才选择了并非最好但却是最可行的生活方式：独身。
她坚决地与丈夫离婚，并顽强地抗拒着再婚的诱惑。她对自己说：“我根本不需要男人。不需要同他一起过日子。只需要他同我在一起消遣，这是另一码事。”她并没有拒绝男人的帮助，但她绝不自贱地乞求帮助，绝不接受令她感到有损尊严的施舍，特别是绝不用同男人睡觉的方式向男人表示感谢。她有爱有欲，她与男人一起“消遣”得那么疯狂，那么热烈，然而即使是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即便是已经与那个男人有过肌肤之亲，她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问。她曾在醉酒状态下与她喜欢的男人埃诺亲密接触，后来在她疲倦和渴望独处的时候，他又提出与她“轻松轻松”的要求，弗兰西丝卡坚定地拒绝了。她对埃诺说：“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同你在‘鲸鱼皮’上滚了几圈……你就以为你今天有权把我当做未成年的孩子来对待，那你就错了！哎，你们男人总是搞错！”“每个妇女都有感到疲倦的权利！”都有享受独处的权利！
享受独处并不容易。现代人为生计所迫，受欲望驱使，本来就难得有时间抛开一切，安安静静地享受独处；即便有这样的时间，也往往将其浪费于电视、电脑或群体娱乐上。弗兰西丝卡好不容易争取到独处的权利，可一开始却不知如何享用。她要么睡懒觉，要么习惯性地为孩子、家务牵肠挂肚。她感叹道：“享受时光并不那么容易。”不过，酷爱大自然的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享受独处的方式——融入自然：
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走了，这是多大的享受啊！我空着两手，大步流星地走在夏日的田野上。我走过开满鲜花和香气扑鼻的果树林，越过草地和田野。不用推那辆载着两个胖小子、重达五十公斤的手推车，也不用等爱挑刺的丈夫赶上来！我只管自己往前走。我觉得自己轻得像一片羽毛，真是妙极了……我漫步——不，我飘浮在这一片无法诉诸笔墨的富丽堂皇的花丛中，惊叹不已。阵阵花香和缤纷色彩让我微微陶醉……一种幸福的感觉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
想想看，如果我同埃诺结婚，搬进独家小院，那么我会一下子老上二十岁！想想看，如果我还待在埃里莎·施密茨家的那套三室住宅里，可以想像，我会完全忘掉要享受生活！
弗兰西丝卡以独身摆脱了婚恋关系的男权压迫，获得了自立和自主，但她并没有像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那样报复、征服男人，与男人为敌。她说：“把盘子或杯子摔到我丈夫的头上，我认为于事无补。用我的体操鞋扇他的耳光也没有意思。我憎恨吵架。”尽管她曾经遭受无耻丈夫的百般拆磨，她也不愿意冤冤相报。相反，她还与即将离婚的丈夫平等而有成效地合作，共同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宽容了许多排挤她的小伎俩。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要的只是平等独立，而不是两性战争，是自由解放而不是征服统治。弗兰西丝卡的这种意识体现了九十年代新的女性主义思想，那就是男女相互尊重而非敌视、相互理解而非隔阂、相互合作而非斗争、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就像女权运动著名领袖弗里丹所说的那样，“女权主义再也不能是那种主张女人反对男人的运动了”。
应当看到，独身对于弗兰西丝卡来说实为不得已的选择。她一人独自抚养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实际上就是对不平等的一种默认。而且，她又是多么渴望有一个理想的丈夫和理想的家庭啊！她感叹道：“当我看到那些能干的爸爸站在沙坑旁，参加父母和儿童体操，看到他们高兴地让孩子骑在肩上，一起欢闹着在场地上奔跑时，我就充满了嫉妒和羡慕。当我看到那些爸爸给孩子擦鼻涕，甚至令人感动地同孩子认真而严肃地侃侃而谈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情人为她的孩子洗澡时，她想到：“要是在洗澡间和孩子们戏水的是我的丈夫该有多好啊！……要是同他心情愉快地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然后在井边洗洗菜，再和孩子们骑车在村子附近兜兜风，那该有多好啊！”正因为如此，她有时甚至怀疑：“独身幸福的说法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她在四处奔波宣传她的《独身幸福》的同时，却常常想到结婚，常常感到困惑。
弗兰西丝卡的困惑代表了当今女性主义者的困惑。她们一方面改变了以前提倡彻底独身、抛弃家庭，甚至同性恋的极端观点，转而肯定一个完美家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深感完美的丈夫和完美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十分罕见，深感单靠一个男人——哪怕他再优秀——无法满足她们对理想丈夫的所有要求。因而，她们在主张上经常是矛盾的，在重返婚姻的行动上经常是迟疑不决的。弗兰西丝卡在想像中的“人力市场”选购丈夫的那一段就生动而幽默地表现了她们的这种矛盾和迟疑：
这儿有一种，他能跟孩子们一起嬉闹，对家务活驾轻就熟。既能以极大的热情扎到孩子堆里跟他们做游戏，同时又不耽误家务活，他会心甘情愿地、迅速地把土豆皮刮完。是要这样的吗？
哦，是的，干吗不要呢？……不过，这样的男人不会长久吸引我的。我希望找个能让我仰视而又亲近的男人。哎呀，这当然不行啦。有小孩的模范丈夫干活时往往是弓着腰，或者是四“爪”着地地爬来爬去。
噢，这是本店的进口美味，雅致，机灵，成熟，浪漫而又性感，品味高贵，可是只能小份享用。并且，尊贵的夫人，他也不会使您的孩子感到满意的。这种类型适合于体验丰富、需求较高的美食家的口味，也相当昂贵，可以这么说，一小份就是奢侈享受。
那就奢侈上四分之一吧。除此以外，女人还有什么可奢侈的呢？
重新认识并讴歌母性，一反过去贬低母爱的主张，提倡女人“响应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是当今女性主义者又一思想转变，也是弗兰西丝卡这个“新女性”及其价值观的又一特点。作者充满母爱地、妙趣横生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抚养两个孩子的快乐，并把那种快乐视为独身幸福的主要成分。弗兰西丝卡说：“做妈妈的乐趣自然很多，我绝不贬低或者否认这一点。”两个淘气的男孩让她筋疲力尽，不得安宁：在她开车的时候让玩具轰炸机从她的脖颈上嘎嘎滑过，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前面的大货车老是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在妈妈接电话时对着听筒大喊大叫，或抢先摘下听筒，与对方乱说一气，死也不给妈妈；在餐馆吃饭时冲着旁边珠光宝气锦衣裘服的太太大叫：“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指那裘皮大衣上的狐狸头）来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无比幸福。当她连哄带骗好不容易让两岁的维利坐在便盆上大便时，维利用尽吃奶的力气憋出一个响屁，然后满意地说：“屁屁，你可以把它弄到厕所里去了。”她笑得膝盖都软了，抱着维利在地上打起滚来。后来，维利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他在便盆上的使命，做妈妈的便郑重地宣告：“维利·斯巴斯蒂安·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把屎巴巴拉到了便盆里。我有理由为此欢呼！”她带儿子们到结冰的湖面去玩，用木棍打下薄冰给孩子当抛向湖心的手榴弹。两个孩子怕妈妈掉进湖里，忙跑过来拉住她的衣角，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她的心头。“这一定是一幅奇妙的图画：两个裹在冬装里的小男孩，紧紧地抓着他们的妈咪，防止她凿冰时落进湖里。我玩这一游戏玩得如醉如痴。”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故事叙述带着叙述者弗兰西丝卡大量趣味盎然的感觉、想像、幻想等形象化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叙事充分体现出这个“新女性”的女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新的女性价值观：女性解放绝不能走男性化的道路（弗里丹已承认过去的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绝不能追求在一切领域与男人一样，绝不能只重视“人”而忽视“女”；应当正面肯定男女固有的性别差异，应当赞美、表现女人对生活的特殊敏感、她发达的想像力和幻想力、她胜过男人的形象感悟。
叙述者不愿放弃自己任何有乐趣的心理活动，纵使加上括号——
弗兰西丝卡为夺回电话听筒，把脏兔子和奶瓶一起递给抓着电话的小儿子，“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
她在出版社的走廊面对一排紧闭的房门，不知敲哪个门才能找到安妮格蕾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怪异的想法：“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跟旁！’”
叙述者不喜欢用抽象的词汇讲故事，说着说着就冒出一大串具体可感的形象，纵使那些形象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
“埃诺瞪了我一眼，让人觉得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氰化钾或老鼠药。”
“我……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这种目光在电视里常常见到：一帮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穿着油乎乎的皮背心，戴着满是油腻的宽边帽，用枪点着对手的太阳穴，让完全吓傻了的对手站在翻倒的马车和破损的酒桶之问。他们总是以这种目光盯着对方。”
当埃诺一下子占了上风，得意洋洋地等待弗兰西丝卡承认错误请求原谅时，叙述者马上写了这样一段：“他现在可有上钩的鱼了，可他还要让鱼儿垂死挣扎一番，欣赏它大口喘气和嘴上冒泡的情景。”
桑雅当众宣布自己腹中双胞胎的父亲是威尔，然后“走到威尔身边，抓起他的手，把它高高擎过头顶”。写到这儿，叙述者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种场景，而她也就立即写了出来：“那动作就像是拳击赛后裁判向大家宣布获胜者似的。”
叙述者对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是那么敏锐，纵使在激情荡漾之际也能注意到无关大局的小事，这与男性的专注形成了鲜明对比。弗兰西丝卡在那种关键时刻对她的情人说：
“喂，我的同行，您脱裤子之前，最好先把鞋子捡回来，它马上就要漂过那个拐弯看不见了……”
叙述者的形象感悟是那么切中要害。看到自己的情人和他的妻子一同走来，她只飞快地一瞥就立即捕捉到本质——
“瞧你这张又熟悉又可爱的脸，怎么一挨着妻子就完全变样了呢？显得那么陌生与呆板。”
从这些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清晰明确地感受到，叙述者真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新女性”，全然不像过去的女权分子那样粗犷粗暴、雄辩雄壮。弗兰西丝卡是一个性别心理特征突出的女人，作者充满自信、津津乐道地表现了她的性别特征，把它们视为最有价值的女性自身的财富。
不过，作者并没有掩盖这个灰姑娘身上的弱点，没有把她写得尽善尽美。作品甚至还细致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好冲动、不沉着、小心眼、冒傻气、图虚荣、一紧张就要上厕所等可笑的方面。这些恰恰是生活中许多女人的共同特点。于是，这样描写不仅拉近了主人公与女性读者的距离，而且也使男性读者喜欢上她。女人们觉得，弗兰西丝卡尽管是创造了奇迹的“新女性”，但在许多方面与她们完全一样，看来，她们只要一努力，也不是不可以成为“新女性”的（作品的感召力由此发挥作用）。而男人们，纵使男权思想根深蒂固，也还是会觉得她有几分魅力，至少不会厌烦她。因为，正如弗兰西丝卡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男人总是这样。他们喜欢女人身上的那股笨劲和傻劲，喜欢她们那种天真和无知的劲头，这样，男人们就显出他们的伟大来了。
旁边有人正在烫发。我忧心忡忡地对着铮亮的镜子打量着自己。一副滑稽相。
每当我坐在理发椅上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还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好的头发。我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为人随和的理发师。他正忙着给一位老年妇女做头发，面部毫无表情，没有一丝儿笑容。
拉罗发廊坐落在市森林的旁边，确实是一间金碧辉煌的精致小屋，与有着“阿尼塔施蒂姆”①这一耐人寻味店名的理发店有些不同。那家理发店就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一进去便给人一种不放心的感觉。花七点五马克便可在那里洗发和剪发。在那乳白色的橱窗里，广告三十年没有换过，总是那张已经旧得发黄的照片。我怎么会一下子跑到这家发廊来的？一切都来得那么快！
①原文意为“手艺低劣的阿尼塔”。
我抓起一张递到我面前的街头小报（那人大概以为我智商不高），漫不经心地读了起来。我看到戴妃——这位迷人的、但由于减肥而患厌食症（王妃本人对此只在私下里对《玫瑰报》的少数人明确提过）的王妃（上方的照片）实际上非常孤独，因为她那性格内向的王子（这儿左边骑马的那位）同一位玩马球的悍妇（下面这张小照片，可惜有点模糊）关系暧昧，欺骗了王妃十三年。女王夫人（封面照片）对此“金口”不言，一味掩盖。
我旁边正在烫发的女士却没有“金口”不言，她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讲话欲，给人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男人有一天去了美国，从此一去不归。”她高兴地开了口，打破了发廊里优雅的宁静。
可没有人讲话，正在为她做头发的理发师和学徒都没有任何反应。理发师正兴味索然地瞧着大厅，学徒懒洋洋地给师傅递着五颜六色的发卷。
我越过街头小报的上方看了一眼，觉得这位女士要讲的东西似乎比《玫瑰报》上那些污言秽语要有趣得多。
“您想一想，”那位女士继续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我和儿子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
真卑鄙，我想，是那种典型的一走了之、把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撇在废墟上的男人。
她和我的情况相似极了。只是我有两个孩子，没有战争，这不用说。从这点上讲，我肯定要比她轻松一些。我不是站在废墟上的女人，无论如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废墟女人。
我把《玫瑰报》放到一边，抓起了精美的《我们妇女》杂志。这儿云集了一群乐呵呵的姑娘，个个奇装艳服，靠在一面墙上，向观众投去轻挑的微笑。她们这样卖弄风骚，也许是因为她们都穿着金银丝紧身连袜裤、喷上了诱人香水（我这位亲爱的女读者虽然没有闻到，但却能感觉得到）的缘故，而且还是有名的拉格罗夫厂出的娜茨丝与高特猛牌呢！
我感到从中获益匪浅。
在“潇洒”这一标题下，在前一页还戴着黑色胸罩、喷洒玫瑰花香水的那位女士现在换上了一件肥大的男士西服，戴上了一顶宽边礼帽，正急匆匆地迈步走去劈木柴。她把一条旧羊毛毯很随便地搭到肩上，身后跟着两条瘦精精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两条狗无精打采地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转来转去。这位姑娘却神采飞扬，看来她还没有两个任性的小家伙，也没有一位总不在家的出色的丈夫呢。我充满忌妒地观察着这位女士。她的一头浓密的鬈发从帽子中飘落出来，从她的发式上我看得出，她大概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光顾像这家这样的精致发廊。我这时真希望面前这位懒洋洋的拉罗理发师也能够在我的头上变出像这位女士这样轻松飘逸的发式来。
我今天平生第一次想找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想找一位真正的成年男人，一位能够给我搬椅子、请我坐下并且尊敬地称我为“尊敬的夫人”的男人！这便是我今天要找一位高级理发师花两个小时为我理发的原由。
“我男人从此杳无音信，再没有任何消息了。”我旁边的女士愤愤地说，“他至少得给我们来封信嘛！”
因为还没有人搭理她，我感到有些同情，于是搭讪道：“就是该写封信嘛！”
那位女士听了我的话很受鼓舞，她在镜子里高兴地冲我笑了笑。她大约有七十岁左右的年纪。
“我敢说，他当时在美国一定有个女朋友。”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但至少他得跟我说一声嘛。”
“要是我丈夫有女朋友，他肯定会告诉我的。”我不假思索地说。
“您看，”我邻座的女士接过话茬儿，“这样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当女人的至少也有个心理准备！”她高兴地冲我笑了笑。“您丈夫是干什么的？”
“电影导演。”我说。
“噢，多有趣的工作呀！”她激动地说，“我听到过他的名字吗？”
“他导演过电视剧《加勒比旅馆》，”我说，“还有《随船医生弗兰克·马丁》。”
“那是您丈夫导演的？”她激动地叫道。理发师不得不停止了卷发，因为她激动地把头转了过来。
“是的。”我谦虚地脸红起来。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丈夫，心里总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这部连续剧我从头到尾都看了！”她又兴奋地叫了起来，“您知道，我有的是时问。我的埃诺虽然还住在我这儿，可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律师事务所里。”
“您可终于熬出头了。”我羡慕地说。
女士笑了笑说：“您想到哪儿去了！我的埃诺已经四十五岁了！”
拉罗做完卷发，给我这位亲切的谈话伙伴罩上了一个烘干器。我友好地冲她点点头，然后又重新读起我的杂志来。
一位面带迷人微笑的时装模特儿正跨越一个齐膝高的竹篱笆，她那扎有蝴蝶结的丝绸衬衣和直筒超短裙似乎毫不妨碍她。背景处有几只绵羊呆呆地看着她，对她的所作所为显得不可理解。
我匆匆翻到下一页。这儿有一根可以扯下来的怀孕测试带，它使用非常简单，要么显示“×”（怀孕），要么显示“－”（未怀孕）。但如果智力低下的用户连这一点也不理解又该怎么办？
在“真疯狂”这一标题下，一位显然没有怀孕的女士正用仿豹皮大衣和红色漆革小包遮护着自己，以免遭倾盆大雨之淋。面对吹得她大腿完全裸露的逆风，她却在龇牙咧嘴、捧腹大笑。在另一页上，她用一双没有淋湿的干脚漫步在满是礁石的地上，一手扯着马笼头，拽着一匹目光疲倦的耕马。
很显然，她的衣着是专为这一活动而穿的：她身上衣衫褴褛，每走一步，布片似乎都要从裸露的肩头上滑脱下来。要是我这身打扮踏进这家发廊，马上就会有人把我悄悄地抓起来。我不是这位名模，我只是整日操劳的家庭妇女弗兰西丝卡·赫尔-格罗斯克特尔，今天要同一位经纪人见面。
拉罗终于过来给我这位没有社会地位的区区之辈做头发了。他拉着一张令人作呕的长脸，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我那一缕一缕的头发，然后低声告诉我，我的头发像乱草一样干枯易折，迫切需要焗油保護，这样才能使头发结構得到恢復。
“我的埃诺是替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我旁边的女士从烘干器中喊道，“他是本市最好的离婚事务律师！”
“这工作太有意思了！”我对她喊道。然后我又对拉罗说，如果他认为确有必要，就给我抹那贵重的护发油好了。
拉罗走开了，去取褐色塑料瓶里那种味道难闻的液体去了。
“我的埃诺打协议离婚官司出了名！他已经替人家打了九百件协议离婚官司！这您想得到吗？”那位女士自豪地喊道。
“真了不起！”我由衷地赞扬说，“他怎么那么能干？”
“这是他的天性！他讨厌吵架！他是个非常文静可爱的小伙子！”
他一定是个非常迷人的小伙子。他母亲对他的描述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在我的想像中，他是一位瘦削、没有胡子的男人，穿着一件水兵服，坐在对他来说显得空空荡荡的办公桌后面，用响亮的嗓门劝说委托人要“和睦相处”。
拉罗开始毫无兴致地捏搓起我的头皮来。
“用的是甘菊和椴花膏。”他用平淡的口吻告诉我，“您是自己染的头发吗？”
“不是自己染的，”我无精打采地说，“是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是说，在这几年中头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
拉罗不相信我的话。“这头发肯定是让人处理过的。”他不高兴地挑剔道。
我觉得自己头发的颜色还蛮好，但用了几次那种柔软上光的定型液之后它就自己变黄了，这当然是在阿尼塔施蒂姆理发店做的。
“我可以给您做成缕式发型。”拉罗最后开恩似的建议道。
“所有想离婚的人都找我的埃诺！”旁边的女士又大声地插话说，“甚至败诉的一方也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
这一点我觉得合情合理。
离婚快捷而满意！这符合当代潮流！
拉罗毫不怜悯地把一块塑料布罩在我的头上，开始用钩针拉扯那一缕一缕的头发，疼得我龇牙咧嘴，脸都变了形。
“忍着点儿！要想美，就得受点苦！”旁边的女士开心地说，“我们早就这样了！在战后往腿上画条条，看起来就像穿着丝袜似的！唉，尽管这样，可还是个值得回忆的好时光！”
我觉得她越来越讨人喜欢了。真是个充满热情、生活乐观和喜爱讲话的人！我现在知道她儿子不愿结婚而愿意继续睡在他孩童时代的房间里的缘故了！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我也愿意留在她身边。她一定会做喷喷香的炸土豆，会做那种富含卡路里的大奶酪蛋糕。遗憾的是，我却没有这种本事，还有一些家庭妇女应该会的东西我也不会，真叫人遗憾！
我们两人——头上罩着烘干器的律师的母亲和我这位头上戴着塑料帽的很不开心的家庭妇女——相视一笑，内心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您有孩子吗？”
“有，两个小男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多好的年龄啊！正是玩的时候！”
拉罗有些生气地翻了翻白眼。
“孩子现在在哪里？在奶奶哪里吗？”
根本不对！我们家没有奶奶。
“不在奶奶那里。大的上幼儿园，小的邻居照看着。我今天约好去见一位经纪人！”我喊道。
“您说什么？”
“见经纪人！我要买房子！”
“这可是件好事！”
“还凑合！我只有十天时间去买房！我一定要在今年买！您懂吗？是因为税的缘故！”
“什么？太贵？是的，这个地段的房子是很贵！您把这事告诉谁了？”
“不是贵，是税！与税务局有关！我把黑钱拿来用了！”
另外几个顾客都好奇地扭过头来听，但拉罗还是毫无表情地摆弄着我的头发。
“噢，是税的事啊！这种事我儿子埃诺懂！所有与税和钱打交道的事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房地产也属于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小伙子！您知道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一定会抽时间帮您的！”
她从烘干器里探出头来，转着脑袋在寻找什么。“拉罗，请把电话拿给我！”
我的缕式发型做得非常时髦，再配上一套从“二见钟情”二手货商店买来的露腿束腰、突出体形的套裙，我跷着二郎腿坐在这位颇有成就的律师的接待室里。毫无疑问，我这身打扮与我所熟悉的时装杂志的介绍很吻合，也许与“改头换面”这一栏目的介绍更吻合呢。
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女士今年三十四岁，科隆人，家庭妇女，是两个讨人喜爱的儿子的母亲（遗憾的是，由于特殊情况，孩子没在照片里）。在拜访律师之前，她拜访了名理发师拉罗，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他建议她不要再留那种令人讨厌的皮皮-朗史特鲁姆夫式黄色发型，应改为给人留下友好印象的普律格拉姆式金色缕式鬈发。他用玛格蕾特·阿斯特罗赫公司的产品为她化妆，用索林根产的高级不锈钢睫毛钳为她修了眉毛。她今天穿了一件时装设计师霍特·格尔设计的冬季流行式套裙。
我非常想知道，罗丝·波才兰为什么总能穿得那么时髦，那么具有可爱的巴伐利亚风格。
我刚从《我们妇女》杂志里读到，她总能设法使她的三个孩子穿上迷人的天鹅绒矮领服，然后同他们一起在花园的树篱旁用早餐，而且能够不使孩子往妈妈身上扔东西，不使他们把巧克力酱或鼻涕抹到她那漂亮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上。
这家有口皆碑的律师事务所坐落在科隆最好的地段。它那铮亮的镀铬小茶几上放着各种各样的杂志，杂志里面的文章都非常实际，如《我的资本》、《我应有的权力》、《房地产与我》、《我的岳母是一家电信局》等等。
拉罗发廊摆放的杂志里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而在这儿的杂志里漂亮女孩却很少。这儿杂志里的女孩要么激动地把一部容易操作的笔记本电脑抛向空中，要么在市际特快列车里把白净的大腿搭到对面的座位上，潇洒地用大哥大打电话。接待处的那个女孩子大概也是这种杂志里的类型。她正用十个涂满红指甲油的纤细的手指准确无误地往电脑里输送着她从耳机里听到的东西，流露出一副非常满意的表情。
“您是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女士吗？”
我马上跳起来回答道：“是叫我吗？”
“请您继续往前走！温克尔博士正等着您。”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这位金发女秘书走着。要是他在同我谈正事之前提出要收我一万马克该怎么办呢？
温克尔博士是一位留着胡子的高个儿男人，有着一双明亮亲切的眼睛。他从硕大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同我亲切地握了握手。
“您好，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
“您好，温克尔先生！”
“是谁介绍您到这儿来的？”律师一边问，一边示意我坐下。我坐到一张高级沙发椅上。
“是您母亲介绍我来的……”我说。
“阿尔玛·玛蒂尔总爱干这种事。”律师高兴地说，“毕阿特，给我们拿两个杯子来，现在不要接电话进来。”
阿尔玛·玛蒂尔！是“母亲心灵”之意，这名字挺适合她。
“我和她谈了我的问题……”
“然后她就叫您到我这儿来了。”
“是的！”我有些惊讶地说。他真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她母亲说得对，他似乎真的有一种快速的理解能力。
“在我这儿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温克尔先生说。
对此我深信不疑。对这种人你不用多费口舌，他便知道你要干什么。毕阿特轻轻地敲了几下门，然后走了进来，送来了杯子。
“来点白兰地？”
“我不能喝。马上我还要去接孩子……”
“哦，我明白了。”埃诺说，“您还有孩子，这当然会使事情有些难办了。孩子要留在您现在的家里？”
毕阿特悄悄地退了出去。
“不，不，”我喊道，“当然要带着孩子！”
这个人大概想，我要不带孩子搬家，要把他们单独留在破旧的租房里，留在那老掉牙的家具堆里，而我自己却要在新的别墅里过好日子！你们这些男人呀，都是怎么想的！
“这么说您要带着孩子了？”律师说着，随手往一张纸条上记了点什么。可能他刚刚计算了一下我们所需要的居住面积。这人真是个机灵鬼！和他妈妈说的丝毫不差！写完之后，律师轻松地往后靠了靠身子，欣赏地闻了闻他刚斟在大肚杯里的褐色液体。一股诱人的酒香飘到我的鼻孔。
“您真的不想来一点？”
“那就来一点吧。”我可不乐意在一旁瞧着他花我的钱得意地喝酒，这瓶白兰地他肯定会算到我的账上的。
“只来半杯，我不习惯喝这玩意儿。”
我们喝着白兰地，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白兰地慢慢地温暖了我的心。
“请恕我直言，这涉及到多少钱？”律师打破了沉默。
我小心地向四周瞧了瞧，看是否有人在偷听。
“不到一百万。”我小声地说。
我对面坐着的这位律师却似乎毫不吃惊。
“我们怎么也能从中拿到七分之三。”他很实际地说着，又把一点东西记到了纸条上。
“您要拿到七分之三？”我生气地问。
“是您拿到七分之三。我这儿说的‘我们’指的是您！”律师不介意地笑了笑。
“对这七分之三我不满意。”我很快地说。他大概不是在说，我和孩子要住的地方只占别墅的七分之三吧。这不行，威尔今天早上还在电话上明确地强调，要我在年底前把这一百万花掉，不能把这笔钱——就像电影里强盗的老婆所惯做的那样——埋藏到花园里，或缝进灯罩里，而是要把它用到房地产上。我也就是为了此事到这儿来的。
温克尔先生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真是个利落的女人，她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得先通知您的丈夫。”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毕阿特，请记录！”
毕阿特听着。
温克尔先生拿起话筒口述起来：
“有关赫尔-格罗斯克特尔起诉格罗斯克特尔先生一案，卷宗号某某。日期：今天。地址随后给。尊敬的某某先生，我的委托人某某委托本人对上述有关事项代理其利益。对上述之事我们特将如下申请通知于您……”
我的乖乖，他的公文德语讲得那么熟练！竟然毫不卡壳地使用法律条文套话，还有那些个人的评论。
这个人是个行家，地地道道的行家。
我轻松地往后靠着身子，抿了一口白兰地。一种令人舒服的疲倦感袭到了我的身上。这位亲切的律师身上有一种像他妈妈一样的东西，在他身边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我环顾着房间，目光扫过各种办公器材，在窗户上停了片刻，又马上飞到外面……
我马上就该去幼儿园接大儿子了。希望他没有哭。今天才是他入幼儿园的第一天。那小儿子呢？他已经在埃里莎·施密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了！也许她又往他嘴里塞满了巧克力？要是我有运气的话，她这段时间一定哄他睡了一会儿，要不他整个下午就要又哭又闹了。我决定今天去维也纳森林散散步，庆祝这一天。孩子们喜欢在那里吃饭，我本人也喜欢。我要不要说一下，我当家庭妇女不称职？是件遗憾的事，是吗？
“……顺致崇高的敬意。”温克尔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口述。
“口述完了。”他说，然后分别为我们两人斟上了白兰地。
“我们马上就办好。现在可以聊一会儿。”他充满期待地往后靠着身子。
我开始喜欢起这种不寻常的饮料来了，也喜欢起这位总是这么亲切的男人的不寻常的目光来了。我自愿地向他讲述了我的情况：可以说五年来我一直单独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威尔作为电视连续剧导演总在出差。能够搬进一座位于市森林旁边的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是一件使我非常高兴的事，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了。
“我可是个对新鲜空气疯狂入迷的人。”我高兴地向他透露说，“您想想，不管刮风下雨我都领着孩子步行穿过城市，就是为了去市森林散散步。”
“领着孩子去？对您是不是有点太辛苦了些？”
“一个孩子放在婴儿车里，另一个孩子放在儿童三轮车里推着。”我老实地回答道，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的天，这位好心的律师会怎么看我呢？一个歇斯底里的新鲜空气狂！竟然同两个孩子穿过大城市的废气去散步！另外，我一定是在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但这样也不坏，我现在就使他意识到在市森林附近买房子的迫切性。他一定会卖力地为我和孩子找房子的！这点我可以看得出来。
毕阿特带着一张写好的东西走了进来。温克尔先生扫了一眼，便签了字。
“现在我们还需要您丈夫的地址。”他说。
我在我的小手提包里翻了翻。
“是阳光城市俱乐部旅馆。”我告诉他说，“他在加勒比，说五月份才回家，到那时就封镜了。”
“哎呀，”他说，“这样我们可就损失不少时间了。”
“不行，不行，”我喊道，“这件事一定要马上解决！今天就解决！一定要在今年全部完事！您根本不了解这事对我是多么重要！”
他一定在想，我将为他再次去理发师那儿做头发。不，绝对不行。就在这儿立即把事情解决掉！
“首先我们必须通知他。”温克尔先生说，“我可以认为他完全同意这件事吗？”
“当然同意。”我吼道，“他自己今天早上打电话通知我的。”
“那好吧。”我的律师说，“如果你们二位那么着急……为了更快起见，我们发个传真给他。”
“就按您的意思办吧。”我说。
“您发过传真吗？”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乐于动手鼓捣器材的感觉。
“没有。”我傻愣愣地说。
毕阿特在旁边咧嘴笑了笑，显出一副内行的样子，然后悄悄地走开了。
温克尔先生站起身来，走到墙边一个灰色的盒子旁，对我说：“您过来一下。”
我充满期待地站到他旁边。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白兰地和高级男用香水的味道。他虎背熊腰，长得很高大，身上散发出某种热能。
“我们把这张纸头朝下塞进缝里……”他拿起我的手，就像一个第一次手把手教小学生写字的父亲那样领着我操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机器上选号码…号码是什么？”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然后他开始按号。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号码，大概有十二位或者十三位数。我看着他激动地按着键的手指。这种事对他来说似乎很开心！他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管离婚，精通购买房地产和侵吞钱款这样的事，还会发传真，而且是其业余爱好之一！他一定会使他的母亲非常开心。
我真想在他那诱人的胸膛上靠一会儿，打一个小小的瞌睡。白兰地起了作用。我强压住自己不打哈欠。
传真机慢慢地、但不停地吞食着有字的纸张。我呆呆地看着，有些迷住了。最后传真机把纸张全部吞掉，又令人厌恶地把没有消化掉的部分吐了出来，让它落到地上。从那贪食的嘴巴里慢慢地、欣赏似的伸出了一张细细的纸条，上面写着“传真成功”。这动作活像一头饱食的动物在满意地用舌头舔嘴唇一样。
“您看，”我的律师满意地说，“就这么简单。现在对方已经收到了我们的信。”
“真了不起。”我深受感动地说。
“我们要不要再喝一杯？”
“随您的便。”我又重新坐到皮沙发上。温克尔先生为我斟满了杯子，我们碰了碰大肚杯。
“现在谈谈您的第二件事。”温克尔先生耐心地说。
“什么第二件事？”
“是您想买房子的事呀。”
“是呀，是要买房子，”我有些口齿不清起来，“这是我渴望已久的事。”
看来这位律师也并不总是那么头脑清楚的嘛！
“您说得对。”温克尔先生很谅解地说，“可是，我觉得离婚才是第一位的。您自己也想今年把事情办妥。”
“谁离婚？”我惊讶地问。
“您离婚呀！”温克尔先生说着，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冲我笑了笑。
“我们刚才已经开始办理您离婚的事了！难道您不是这个意思？”
大约有几秒钟，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哦，您是这个意思……”我说，“现在您提醒我想到了离婚的事……”
我轻轻地晃动着白兰地酒杯，没有说话。
不错，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就是现在，在圣诞节前不久。这位可爱的博士先生大概总是懂得怎样使别人高兴，完全和他妈妈一样。
我向他投去一个迷人的微笑。
“干杯，亲爱的博士！”
这位可爱的博士大笑起来。
“干杯，亲爱的委托人！您最好把‘博士’两字去掉！”
这是一个冬日，天气阴沉得会使人以为在看一张黑白照片。看来一整天天气都不会明朗起来了。当我去幼儿园接我的大儿子时，我的头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在低矮的挂衣钩上凌乱地挂着小大衣和厚上衣，它们都是一些变成孤儿的孩子们的衣服。这些孩子都是有职业的母亲或离异父亲的牺牲品。
“喂，小宝贝，过得好吗？”
“过得好。”弗兰茨说，“我的朋友叫帕特里克，另一个朋友叫凯温。我们发现了一个海盗穴，可这是我们的秘密。”
看得出，他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心灵上的伤害。
“你听着，”我一边用皮带把他捆到汽车后座上，一边说，“我们现在去接维利，然后一起去饭店。你是不是也饿坏了？”
“是的，我饿。”弗兰茨说，“我们去那家有滑梯的饭店！里面有一架旋转木马，吃饭时可以转一转！”
我没有兴趣边吃边玩旋转木马，也没有兴趣在这阴冷的天气里嘴里嚼着东西滑滑梯。看到那油乎乎的托盘也不会使我兴奋。那些托盘堆放在几个年轻人和穿着破旧大衣、冻得瑟瑟发抖的女退休工之问。那几个年轻人在抄写数学作业，而那些退休工却在喂着一条浑身哆嗦的鬈毛小狗。
现在，在我们快要搬到一个好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要让孩子只用刀叉吃饭。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对培养他们的良好素养非常重要。
“去维也纳森林也可以吧？”我征求着儿子的意见。他坐在儿童座上，正淘气地让一架玩具轰炸机嘎嘎地从我的脖颈上滑过。
“鸡森林快餐店是最棒的，”弗兰茨说，“那儿有惊奇蛋。”
我们去埃里莎·施密茨家接维利。他浑身沾满了巧克力，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味。我一边使劲地哄着他，给他从身上脱下已变成褐色的湿漉漉的裤子，一边想像着那马上就要端到我面前的香酥炸鸡。
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们拽到洗澡间，洗完后又把他们抱进汽车，捆到后座上，累得我的背都快要断了。我一屁股坐到驾驶座上。
这时，一层低低的乌云挂在天空中，使天空完全变黑了。灰色的汽车长龙正艰难地在幽灵般的雾霭中穿行。
我赶紧放上一盘帕派的磁带，想叫孩子们安静下来，否则他们就要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我们前面的大货车老在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我们的汽车里马上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黄颜色公共汽车的故事，有不愿意让人触摸的刺猬的故事和挨冻的冰箱幽灵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这个帕派的魔力真是谁也无法替代的。
我的思路渐渐地回到了埃诺·温克尔的身上。一想到他就叫人高兴，一个多么亲切的律师呀！当他意识到我们互相弄误会了时，他笑得是那么开心！他马上站起身，要补发一个传真到加勒比，以宣布第一封情的内容无效！可是我坚持不改变我们第一封信的内容。提出离婚，这主意可真妙！真叫人开心死了！把一张纸往缝隙里这么一放，我就获得自由了！
我盼望着下次同他见面，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有两个理由促使我们还要在圣诞节前见面。第一，我要把所有有关我婚姻的情况写给他。第二，他要帮我买房子，而且要尽快买到，因为这事很急。他真是一位亲切而又乐于助人的男子汉！
“我们到了！”当我们在停满汽车的停车场上从车里钻出来时，我兴奋地喊道。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步行到这里来。
我把维利从儿童车座上抱了下来，用幽默的话哄他不要从齐踝深的水坑里走过，否则那位藏有惊奇蛋的小姐就要不高兴了。我又请弗兰茨把玩具轰炸机留在车里，因为有几位爷爷奶奶常到这里吃饭，他们需要安静。
藏有惊奇蛋的可爱姑娘像往常一样，用她特有的萨克森话问道：“爸爸是不是又没来？”我点了一份常吃的菜：炸鸡加土豆条。不一会儿，萨克森姑娘给我们端了上来。我们高兴地品尝着这人间的美餐。孩子们一本正经地把插在炸鸡背上的小旗放到一边。
就在我小心地把鸡骨头从孩子们的盘里拿走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好奇地在屋子里东张西望。有一位老太太坐在我们旁边，正在一个人吃饭，她大概是胡格塔教徒的后代或出身于更加高贵的家庭。不管怎么说，她身上珠光宝气，戴满项链、戒指和耳环。我不由地想，她带着这么多沉重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瘫倒在盘子上。她身上还穿着一件貂皮大衣，上面有只讨厌的狐狸正用呆滞的目光看着她吃饭。就在我还在等待这只讨厌的野兽可能会张开大嘴从老太太的盘里撕下一口的时候，维利吃惊地问：“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来呢？”
我费劲地琢磨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我的宝贝儿子，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围着一只狐狸皮，因为她太冷了。”我急忙喝了一口矿泉水，把盘子推到我小儿子的嘴边。维利开始乖乖地用勺子吃了起来。
弗兰茨张着嘴呆呆地看着老太太。她嚼饭的时候，脸上那上百道皱纹同时弯曲到一起，异常地迷人。
“妈妈，她一百岁了吗？”弗兰茨敬畏地小声说。
“我九十四岁了。”老太太突然开口说道，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四岁了。”弗兰茨郑重其事地说。
“那我们俩差不多一样大喽。”老太太说着，继续毫无表情地吃着米饭旁边的腰子。
我觉得她真了不起。
“你的狐狸也九十四岁了吗？”弗兰茨问道。
“没有，”坐在旁边桌子旁的老妇人答道，“它已经死了。我也快死了。”
“为什么？”弗兰茨问。我忙把盘子推给他，提醒他饭都要凉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胖胖的女人走进来，甩了甩手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雨伞，从头上摘下一顶时髦的帽子。她的发型几乎没有弄乱，看起来就好像刚刚烫过似的。
她径直向围着狐皮围巾的老人走去，一边问候着“你好，特劳琴姑妈”，一边向萨克森女服务员招手致意，然后心情愉快地坐到一张桌子旁。
我停止了咀嚼。
这不是温克尔夫人吗？就是我那位离婚事务律师、房地产经纪人和财产管理人的母亲呀！
温克尔夫人也认出了我。
“嘿，真巧！我们刚刚还谈到您！”
“您说谁，我们？”
“噢，是我和埃诺！他刚刚回家，我还给他做了吃的，然后他就去洗桑拿浴了。这个孩子呀，每个星期二都要去洗一下，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健康所做的唯一活动了。”
“还有这事！”我惊讶地说。
真是个多面手律师！他还洗桑拿浴呀！
“这就是您那两个小家伙了。”温克尔夫人激动地说。
“我们不是小家伙，可是你太胖了。”维利鼓着两个腮帮子说。
我觉得，这句话对加深我们和温克尔夫人的友谊是个极好的开端。
温克尔夫人笑了。“你的嘴还挺巧的呢！”
“不巧，我的嘴不巧！”维利满意地说，吃饭发出的声音更大了。
“特劳琴姑妈，这位年轻女士也是埃诺的委托人！”温克尔冲着老妇人喊道，“她想离婚！”
“你对我说这个干吗？”特劳琴姑妈还是无动于衷。
“妈妈，你为什么要离婚呀？”弗兰茨问道。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根本不可能理解离婚是什么。他已经八个月没有见到爸爸的面了，也许完全把他忘了。
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爸爸了，无论如何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爸爸。我对自己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去理发师那里美容一下还是值得的！应该经常为自己的身心健康投点资。《我们妇女》杂志也经常这样建议。
妇女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二十年前，一位个头矮小、长得很不起眼的寄宿学校的女生每晚都站在窗户前，忧伤地把炽热的前额贴到玻璃上。外面，那位被所有学生众星捧月似的疯狂爱戴和崇拜的话剧老师维克托·朗格刚刚骑车走了，走向他自己的生活小天地，而弗兰西丝卡却从来不能与他分享。于是，她只得满足于在无数个美妙的白日梦中梦到他，满足于远远地怀着景仰的心情目送他。
维克托·朗格同她一起研究剧本，琢磨角色，并教给她在舞台上即兴发挥的技巧。所有这一切都温暖了这位女生那颗幼小的、冷透的心灵。在她的生活中，他是唯一一位对她有影响的人。她打算以后出人头地完全是为了他，为了让他最终注意到自己！她满怀着抱负，这一抱负不是为了某个事业，而是为了他这个人，为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顽强地利用课外时间学习她认为重要的文章。尽管她已经把维克托·朗格的所有课程完全学透学完，可她总觉得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还不够。黄昏中，她绝望地站在窗前，看到他骑车离去的身影，然后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寂寞。
不久，使她更加强烈地热爱维克多·朗格的日子来到了：寄宿学校的女生坐公共汽车到城里去上舞蹈课。没有一位成熟的男孩邀请这位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跳舞。其他的女孩都受到了邀请，唯有她这位矮小不起眼的人没人理睬！她一个人站在舞场旁边，脸色苍白。她曾经发过誓，只要命运给她微小的机会，她便抓住它，从而脱颖而出，摆脱她那不起眼的墙边小花的命运。而现在，不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吗？
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维克托向她走来了！他提议，用一起欢跳的方式来结束舞蹈课。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呢。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每当我坐在理发椅上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还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好的头发。我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为人随和的理发师。他正忙着给一位老年妇女做头发，面部毫无表情，没有一丝儿笑容。
拉罗发廊坐落在市森林的旁边，确实是一间金碧辉煌的精致小屋，与有着“阿尼塔施蒂姆”①这一耐人寻味店名的理发店有些不同。那家理发店就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一进去便给人一种不放心的感觉。花七点五马克便可在那里洗发和剪发。在那乳白色的橱窗里，广告三十年没有换过，总是那张已经旧得发黄的照片。我怎么会一下子跑到这家发廊来的？一切都来得那么快！
①原文意为“手艺低劣的阿尼塔”。
我抓起一张递到我面前的街头小报（那人大概以为我智商不高），漫不经心地读了起来。我看到戴妃——这位迷人的、但由于减肥而患厌食症（王妃本人对此只在私下里对《玫瑰报》的少数人明确提过）的王妃（上方的照片）实际上非常孤独，因为她那性格内向的王子（这儿左边骑马的那位）同一位玩马球的悍妇（下面这张小照片，可惜有点模糊）关系暧昧，欺骗了王妃十三年。女王夫人（封面照片）对此“金口”不言，一味掩盖。
我旁边正在烫发的女士却没有“金口”不言，她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讲话欲，给人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男人有一天去了美国，从此一去不归。”她高兴地开了口，打破了发廊里优雅的宁静。
可没有人讲话，正在为她做头发的理发师和学徒都没有任何反应。理发师正兴味索然地瞧着大厅，学徒懒洋洋地给师傅递着五颜六色的发卷。
我越过街头小报的上方看了一眼，觉得这位女士要讲的东西似乎比《玫瑰报》上那些污言秽语要有趣得多。
“您想一想，”那位女士继续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我和儿子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
真卑鄙，我想，是那种典型的一走了之、把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撇在废墟上的男人。
她和我的情况相似极了。只是我有两个孩子，没有战争，这不用说。从这点上讲，我肯定要比她轻松一些。我不是站在废墟上的女人，无论如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废墟女人。
我把《玫瑰报》放到一边，抓起了精美的《我们妇女》杂志。这儿云集了一群乐呵呵的姑娘，个个奇装艳服，靠在一面墙上，向观众投去轻挑的微笑。她们这样卖弄风骚，也许是因为她们都穿着金银丝紧身连袜裤、喷上了诱人香水（我这位亲爱的女读者虽然没有闻到，但却能感觉得到）的缘故，而且还是有名的拉格罗夫厂出的娜茨丝与高特猛牌呢！
我感到从中获益匪浅。
在“潇洒”这一标题下，在前一页还戴着黑色胸罩、喷洒玫瑰花香水的那位女士现在换上了一件肥大的男士西服，戴上了一顶宽边礼帽，正急匆匆地迈步走去劈木柴。她把一条旧羊毛毯很随便地搭到肩上，身后跟着两条瘦精精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两条狗无精打采地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转来转去。这位姑娘却神采飞扬，看来她还没有两个任性的小家伙，也没有一位总不在家的出色的丈夫呢。我充满忌妒地观察着这位女士。她的一头浓密的鬈发从帽子中飘落出来，从她的发式上我看得出，她大概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光顾像这家这样的精致发廊。我这时真希望面前这位懒洋洋的拉罗理发师也能够在我的头上变出像这位女士这样轻松飘逸的发式来。
我今天平生第一次想找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想找一位真正的成年男人，一位能够给我搬椅子、请我坐下并且尊敬地称我为“尊敬的夫人”的男人！这便是我今天要找一位高级理发师花两个小时为我理发的原由。
“我男人从此杳无音信，再没有任何消息了。”我旁边的女士愤愤地说，“他至少得给我们来封信嘛！”
因为还没有人搭理她，我感到有些同情，于是搭讪道：“就是该写封信嘛！”
那位女士听了我的话很受鼓舞，她在镜子里高兴地冲我笑了笑。她大约有七十岁左右的年纪。
“我敢说，他当时在美国一定有个女朋友。”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但至少他得跟我说一声嘛。”
“要是我丈夫有女朋友，他肯定会告诉我的。”我不假思索地说。
“您看，”我邻座的女士接过话茬儿，“这样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当女人的至少也有个心理准备！”她高兴地冲我笑了笑。“您丈夫是干什么的？”
“电影导演。”我说。
“噢，多有趣的工作呀！”她激动地说，“我听到过他的名字吗？”
“他导演过电视剧《加勒比旅馆》，”我说，“还有《随船医生弗兰克·马丁》。”
“那是您丈夫导演的？”她激动地叫道。理发师不得不停止了卷发，因为她激动地把头转了过来。
“是的。”我谦虚地脸红起来。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丈夫，心里总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这部连续剧我从头到尾都看了！”她又兴奋地叫了起来，“您知道，我有的是时问。我的埃诺虽然还住在我这儿，可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律师事务所里。”
“您可终于熬出头了。”我羡慕地说。
女士笑了笑说：“您想到哪儿去了！我的埃诺已经四十五岁了！”
拉罗做完卷发，给我这位亲切的谈话伙伴罩上了一个烘干器。我友好地冲她点点头，然后又重新读起我的杂志来。
一位面带迷人微笑的时装模特儿正跨越一个齐膝高的竹篱笆，她那扎有蝴蝶结的丝绸衬衣和直筒超短裙似乎毫不妨碍她。背景处有几只绵羊呆呆地看着她，对她的所作所为显得不可理解。
我匆匆翻到下一页。这儿有一根可以扯下来的怀孕测试带，它使用非常简单，要么显示“×”（怀孕），要么显示“－”（未怀孕）。但如果智力低下的用户连这一点也不理解又该怎么办？
在“真疯狂”这一标题下，一位显然没有怀孕的女士正用仿豹皮大衣和红色漆革小包遮护着自己，以免遭倾盆大雨之淋。面对吹得她大腿完全裸露的逆风，她却在龇牙咧嘴、捧腹大笑。在另一页上，她用一双没有淋湿的干脚漫步在满是礁石的地上，一手扯着马笼头，拽着一匹目光疲倦的耕马。
很显然，她的衣着是专为这一活动而穿的：她身上衣衫褴褛，每走一步，布片似乎都要从裸露的肩头上滑脱下来。要是我这身打扮踏进这家发廊，马上就会有人把我悄悄地抓起来。我不是这位名模，我只是整日操劳的家庭妇女弗兰西丝卡·赫尔-格罗斯克特尔，今天要同一位经纪人见面。
拉罗终于过来给我这位没有社会地位的区区之辈做头发了。他拉着一张令人作呕的长脸，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我那一缕一缕的头发，然后低声告诉我，我的头发像乱草一样干枯易折，迫切需要焗油保護，这样才能使头发结構得到恢復。
“我的埃诺是替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我旁边的女士从烘干器中喊道，“他是本市最好的离婚事务律师！”
“这工作太有意思了！”我对她喊道。然后我又对拉罗说，如果他认为确有必要，就给我抹那贵重的护发油好了。
拉罗走开了，去取褐色塑料瓶里那种味道难闻的液体去了。
“我的埃诺打协议离婚官司出了名！他已经替人家打了九百件协议离婚官司！这您想得到吗？”那位女士自豪地喊道。
“真了不起！”我由衷地赞扬说，“他怎么那么能干？”
“这是他的天性！他讨厌吵架！他是个非常文静可爱的小伙子！”
他一定是个非常迷人的小伙子。他母亲对他的描述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在我的想像中，他是一位瘦削、没有胡子的男人，穿着一件水兵服，坐在对他来说显得空空荡荡的办公桌后面，用响亮的嗓门劝说委托人要“和睦相处”。
拉罗开始毫无兴致地捏搓起我的头皮来。
“用的是甘菊和椴花膏。”他用平淡的口吻告诉我，“您是自己染的头发吗？”
“不是自己染的，”我无精打采地说，“是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是说，在这几年中头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
拉罗不相信我的话。“这头发肯定是让人处理过的。”他不高兴地挑剔道。
我觉得自己头发的颜色还蛮好，但用了几次那种柔软上光的定型液之后它就自己变黄了，这当然是在阿尼塔施蒂姆理发店做的。
“我可以给您做成缕式发型。”拉罗最后开恩似的建议道。
“所有想离婚的人都找我的埃诺！”旁边的女士又大声地插话说，“甚至败诉的一方也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
这一点我觉得合情合理。
离婚快捷而满意！这符合当代潮流！
拉罗毫不怜悯地把一块塑料布罩在我的头上，开始用钩针拉扯那一缕一缕的头发，疼得我龇牙咧嘴，脸都变了形。
“忍着点儿！要想美，就得受点苦！”旁边的女士开心地说，“我们早就这样了！在战后往腿上画条条，看起来就像穿着丝袜似的！唉，尽管这样，可还是个值得回忆的好时光！”
我觉得她越来越讨人喜欢了。真是个充满热情、生活乐观和喜爱讲话的人！我现在知道她儿子不愿结婚而愿意继续睡在他孩童时代的房间里的缘故了！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我也愿意留在她身边。她一定会做喷喷香的炸土豆，会做那种富含卡路里的大奶酪蛋糕。遗憾的是，我却没有这种本事，还有一些家庭妇女应该会的东西我也不会，真叫人遗憾！
我们两人——头上罩着烘干器的律师的母亲和我这位头上戴着塑料帽的很不开心的家庭妇女——相视一笑，内心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您有孩子吗？”
“有，两个小男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多好的年龄啊！正是玩的时候！”
拉罗有些生气地翻了翻白眼。
“孩子现在在哪里？在奶奶哪里吗？”
根本不对！我们家没有奶奶。
“不在奶奶那里。大的上幼儿园，小的邻居照看着。我今天约好去见一位经纪人！”我喊道。
“您说什么？”
“见经纪人！我要买房子！”
“这可是件好事！”
“还凑合！我只有十天时间去买房！我一定要在今年买！您懂吗？是因为税的缘故！”
“什么？太贵？是的，这个地段的房子是很贵！您把这事告诉谁了？”
“不是贵，是税！与税务局有关！我把黑钱拿来用了！”
另外几个顾客都好奇地扭过头来听，但拉罗还是毫无表情地摆弄着我的头发。
“噢，是税的事啊！这种事我儿子埃诺懂！所有与税和钱打交道的事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房地产也属于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小伙子！您知道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一定会抽时间帮您的！”
她从烘干器里探出头来，转着脑袋在寻找什么。“拉罗，请把电话拿给我！”
我的缕式发型做得非常时髦，再配上一套从“二见钟情”二手货商店买来的露腿束腰、突出体形的套裙，我跷着二郎腿坐在这位颇有成就的律师的接待室里。毫无疑问，我这身打扮与我所熟悉的时装杂志的介绍很吻合，也许与“改头换面”这一栏目的介绍更吻合呢。
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女士今年三十四岁，科隆人，家庭妇女，是两个讨人喜爱的儿子的母亲（遗憾的是，由于特殊情况，孩子没在照片里）。在拜访律师之前，她拜访了名理发师拉罗，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他建议她不要再留那种令人讨厌的皮皮-朗史特鲁姆夫式黄色发型，应改为给人留下友好印象的普律格拉姆式金色缕式鬈发。他用玛格蕾特·阿斯特罗赫公司的产品为她化妆，用索林根产的高级不锈钢睫毛钳为她修了眉毛。她今天穿了一件时装设计师霍特·格尔设计的冬季流行式套裙。
我非常想知道，罗丝·波才兰为什么总能穿得那么时髦，那么具有可爱的巴伐利亚风格。
我刚从《我们妇女》杂志里读到，她总能设法使她的三个孩子穿上迷人的天鹅绒矮领服，然后同他们一起在花园的树篱旁用早餐，而且能够不使孩子往妈妈身上扔东西，不使他们把巧克力酱或鼻涕抹到她那漂亮的巴伐利亚民族服装上。
这家有口皆碑的律师事务所坐落在科隆最好的地段。它那铮亮的镀铬小茶几上放着各种各样的杂志，杂志里面的文章都非常实际，如《我的资本》、《我应有的权力》、《房地产与我》、《我的岳母是一家电信局》等等。
拉罗发廊摆放的杂志里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而在这儿的杂志里漂亮女孩却很少。这儿杂志里的女孩要么激动地把一部容易操作的笔记本电脑抛向空中，要么在市际特快列车里把白净的大腿搭到对面的座位上，潇洒地用大哥大打电话。接待处的那个女孩子大概也是这种杂志里的类型。她正用十个涂满红指甲油的纤细的手指准确无误地往电脑里输送着她从耳机里听到的东西，流露出一副非常满意的表情。
“您是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女士吗？”
我马上跳起来回答道：“是叫我吗？”
“请您继续往前走！温克尔博士正等着您。”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这位金发女秘书走着。要是他在同我谈正事之前提出要收我一万马克该怎么办呢？
温克尔博士是一位留着胡子的高个儿男人，有着一双明亮亲切的眼睛。他从硕大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同我亲切地握了握手。
“您好，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
“您好，温克尔先生！”
“是谁介绍您到这儿来的？”律师一边问，一边示意我坐下。我坐到一张高级沙发椅上。
“是您母亲介绍我来的……”我说。
“阿尔玛·玛蒂尔总爱干这种事。”律师高兴地说，“毕阿特，给我们拿两个杯子来，现在不要接电话进来。”
阿尔玛·玛蒂尔！是“母亲心灵”之意，这名字挺适合她。
“我和她谈了我的问题……”
“然后她就叫您到我这儿来了。”
“是的！”我有些惊讶地说。他真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她母亲说得对，他似乎真的有一种快速的理解能力。
“在我这儿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温克尔先生说。
对此我深信不疑。对这种人你不用多费口舌，他便知道你要干什么。毕阿特轻轻地敲了几下门，然后走了进来，送来了杯子。
“来点白兰地？”
“我不能喝。马上我还要去接孩子……”
“哦，我明白了。”埃诺说，“您还有孩子，这当然会使事情有些难办了。孩子要留在您现在的家里？”
毕阿特悄悄地退了出去。
“不，不，”我喊道，“当然要带着孩子！”
这个人大概想，我要不带孩子搬家，要把他们单独留在破旧的租房里，留在那老掉牙的家具堆里，而我自己却要在新的别墅里过好日子！你们这些男人呀，都是怎么想的！
“这么说您要带着孩子了？”律师说着，随手往一张纸条上记了点什么。可能他刚刚计算了一下我们所需要的居住面积。这人真是个机灵鬼！和他妈妈说的丝毫不差！写完之后，律师轻松地往后靠了靠身子，欣赏地闻了闻他刚斟在大肚杯里的褐色液体。一股诱人的酒香飘到我的鼻孔。
“您真的不想来一点？”
“那就来一点吧。”我可不乐意在一旁瞧着他花我的钱得意地喝酒，这瓶白兰地他肯定会算到我的账上的。
“只来半杯，我不习惯喝这玩意儿。”
我们喝着白兰地，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白兰地慢慢地温暖了我的心。
“请恕我直言，这涉及到多少钱？”律师打破了沉默。
我小心地向四周瞧了瞧，看是否有人在偷听。
“不到一百万。”我小声地说。
我对面坐着的这位律师却似乎毫不吃惊。
“我们怎么也能从中拿到七分之三。”他很实际地说着，又把一点东西记到了纸条上。
“您要拿到七分之三？”我生气地问。
“是您拿到七分之三。我这儿说的‘我们’指的是您！”律师不介意地笑了笑。
“对这七分之三我不满意。”我很快地说。他大概不是在说，我和孩子要住的地方只占别墅的七分之三吧。这不行，威尔今天早上还在电话上明确地强调，要我在年底前把这一百万花掉，不能把这笔钱——就像电影里强盗的老婆所惯做的那样——埋藏到花园里，或缝进灯罩里，而是要把它用到房地产上。我也就是为了此事到这儿来的。
温克尔先生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真是个利落的女人，她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得先通知您的丈夫。”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毕阿特，请记录！”
毕阿特听着。
温克尔先生拿起话筒口述起来：
“有关赫尔-格罗斯克特尔起诉格罗斯克特尔先生一案，卷宗号某某。日期：今天。地址随后给。尊敬的某某先生，我的委托人某某委托本人对上述有关事项代理其利益。对上述之事我们特将如下申请通知于您……”
我的乖乖，他的公文德语讲得那么熟练！竟然毫不卡壳地使用法律条文套话，还有那些个人的评论。
这个人是个行家，地地道道的行家。
我轻松地往后靠着身子，抿了一口白兰地。一种令人舒服的疲倦感袭到了我的身上。这位亲切的律师身上有一种像他妈妈一样的东西，在他身边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我环顾着房间，目光扫过各种办公器材，在窗户上停了片刻，又马上飞到外面……
我马上就该去幼儿园接大儿子了。希望他没有哭。今天才是他入幼儿园的第一天。那小儿子呢？他已经在埃里莎·施密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了！也许她又往他嘴里塞满了巧克力？要是我有运气的话，她这段时间一定哄他睡了一会儿，要不他整个下午就要又哭又闹了。我决定今天去维也纳森林散散步，庆祝这一天。孩子们喜欢在那里吃饭，我本人也喜欢。我要不要说一下，我当家庭妇女不称职？是件遗憾的事，是吗？
“……顺致崇高的敬意。”温克尔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口述。
“口述完了。”他说，然后分别为我们两人斟上了白兰地。
“我们马上就办好。现在可以聊一会儿。”他充满期待地往后靠着身子。
我开始喜欢起这种不寻常的饮料来了，也喜欢起这位总是这么亲切的男人的不寻常的目光来了。我自愿地向他讲述了我的情况：可以说五年来我一直单独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威尔作为电视连续剧导演总在出差。能够搬进一座位于市森林旁边的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是一件使我非常高兴的事，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了。
“我可是个对新鲜空气疯狂入迷的人。”我高兴地向他透露说，“您想想，不管刮风下雨我都领着孩子步行穿过城市，就是为了去市森林散散步。”
“领着孩子去？对您是不是有点太辛苦了些？”
“一个孩子放在婴儿车里，另一个孩子放在儿童三轮车里推着。”我老实地回答道，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的天，这位好心的律师会怎么看我呢？一个歇斯底里的新鲜空气狂！竟然同两个孩子穿过大城市的废气去散步！另外，我一定是在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但这样也不坏，我现在就使他意识到在市森林附近买房子的迫切性。他一定会卖力地为我和孩子找房子的！这点我可以看得出来。
毕阿特带着一张写好的东西走了进来。温克尔先生扫了一眼，便签了字。
“现在我们还需要您丈夫的地址。”他说。
我在我的小手提包里翻了翻。
“是阳光城市俱乐部旅馆。”我告诉他说，“他在加勒比，说五月份才回家，到那时就封镜了。”
“哎呀，”他说，“这样我们可就损失不少时间了。”
“不行，不行，”我喊道，“这件事一定要马上解决！今天就解决！一定要在今年全部完事！您根本不了解这事对我是多么重要！”
他一定在想，我将为他再次去理发师那儿做头发。不，绝对不行。就在这儿立即把事情解决掉！
“首先我们必须通知他。”温克尔先生说，“我可以认为他完全同意这件事吗？”
“当然同意。”我吼道，“他自己今天早上打电话通知我的。”
“那好吧。”我的律师说，“如果你们二位那么着急……为了更快起见，我们发个传真给他。”
“就按您的意思办吧。”我说。
“您发过传真吗？”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乐于动手鼓捣器材的感觉。
“没有。”我傻愣愣地说。
毕阿特在旁边咧嘴笑了笑，显出一副内行的样子，然后悄悄地走开了。
温克尔先生站起身来，走到墙边一个灰色的盒子旁，对我说：“您过来一下。”
我充满期待地站到他旁边。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白兰地和高级男用香水的味道。他虎背熊腰，长得很高大，身上散发出某种热能。
“我们把这张纸头朝下塞进缝里……”他拿起我的手，就像一个第一次手把手教小学生写字的父亲那样领着我操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机器上选号码…号码是什么？”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然后他开始按号。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号码，大概有十二位或者十三位数。我看着他激动地按着键的手指。这种事对他来说似乎很开心！他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管离婚，精通购买房地产和侵吞钱款这样的事，还会发传真，而且是其业余爱好之一！他一定会使他的母亲非常开心。
我真想在他那诱人的胸膛上靠一会儿，打一个小小的瞌睡。白兰地起了作用。我强压住自己不打哈欠。
传真机慢慢地、但不停地吞食着有字的纸张。我呆呆地看着，有些迷住了。最后传真机把纸张全部吞掉，又令人厌恶地把没有消化掉的部分吐了出来，让它落到地上。从那贪食的嘴巴里慢慢地、欣赏似的伸出了一张细细的纸条，上面写着“传真成功”。这动作活像一头饱食的动物在满意地用舌头舔嘴唇一样。
“您看，”我的律师满意地说，“就这么简单。现在对方已经收到了我们的信。”
“真了不起。”我深受感动地说。
“我们要不要再喝一杯？”
“随您的便。”我又重新坐到皮沙发上。温克尔先生为我斟满了杯子，我们碰了碰大肚杯。
“现在谈谈您的第二件事。”温克尔先生耐心地说。
“什么第二件事？”
“是您想买房子的事呀。”
“是呀，是要买房子，”我有些口齿不清起来，“这是我渴望已久的事。”
看来这位律师也并不总是那么头脑清楚的嘛！
“您说得对。”温克尔先生很谅解地说，“可是，我觉得离婚才是第一位的。您自己也想今年把事情办妥。”
“谁离婚？”我惊讶地问。
“您离婚呀！”温克尔先生说着，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冲我笑了笑。
“我们刚才已经开始办理您离婚的事了！难道您不是这个意思？”
大约有几秒钟，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哦，您是这个意思……”我说，“现在您提醒我想到了离婚的事……”
我轻轻地晃动着白兰地酒杯，没有说话。
不错，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就是现在，在圣诞节前不久。这位可爱的博士先生大概总是懂得怎样使别人高兴，完全和他妈妈一样。
我向他投去一个迷人的微笑。
“干杯，亲爱的博士！”
这位可爱的博士大笑起来。
“干杯，亲爱的委托人！您最好把‘博士’两字去掉！”
这是一个冬日，天气阴沉得会使人以为在看一张黑白照片。看来一整天天气都不会明朗起来了。当我去幼儿园接我的大儿子时，我的头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在低矮的挂衣钩上凌乱地挂着小大衣和厚上衣，它们都是一些变成孤儿的孩子们的衣服。这些孩子都是有职业的母亲或离异父亲的牺牲品。
“喂，小宝贝，过得好吗？”
“过得好。”弗兰茨说，“我的朋友叫帕特里克，另一个朋友叫凯温。我们发现了一个海盗穴，可这是我们的秘密。”
看得出，他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心灵上的伤害。
“你听着，”我一边用皮带把他捆到汽车后座上，一边说，“我们现在去接维利，然后一起去饭店。你是不是也饿坏了？”
“是的，我饿。”弗兰茨说，“我们去那家有滑梯的饭店！里面有一架旋转木马，吃饭时可以转一转！”
我没有兴趣边吃边玩旋转木马，也没有兴趣在这阴冷的天气里嘴里嚼着东西滑滑梯。看到那油乎乎的托盘也不会使我兴奋。那些托盘堆放在几个年轻人和穿着破旧大衣、冻得瑟瑟发抖的女退休工之问。那几个年轻人在抄写数学作业，而那些退休工却在喂着一条浑身哆嗦的鬈毛小狗。
现在，在我们快要搬到一个好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要让孩子只用刀叉吃饭。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对培养他们的良好素养非常重要。
“去维也纳森林也可以吧？”我征求着儿子的意见。他坐在儿童座上，正淘气地让一架玩具轰炸机嘎嘎地从我的脖颈上滑过。
“鸡森林快餐店是最棒的，”弗兰茨说，“那儿有惊奇蛋。”
我们去埃里莎·施密茨家接维利。他浑身沾满了巧克力，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味。我一边使劲地哄着他，给他从身上脱下已变成褐色的湿漉漉的裤子，一边想像着那马上就要端到我面前的香酥炸鸡。
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们拽到洗澡间，洗完后又把他们抱进汽车，捆到后座上，累得我的背都快要断了。我一屁股坐到驾驶座上。
这时，一层低低的乌云挂在天空中，使天空完全变黑了。灰色的汽车长龙正艰难地在幽灵般的雾霭中穿行。
我赶紧放上一盘帕派的磁带，想叫孩子们安静下来，否则他们就要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我们前面的大货车老在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我们的汽车里马上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黄颜色公共汽车的故事，有不愿意让人触摸的刺猬的故事和挨冻的冰箱幽灵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这个帕派的魔力真是谁也无法替代的。
我的思路渐渐地回到了埃诺·温克尔的身上。一想到他就叫人高兴，一个多么亲切的律师呀！当他意识到我们互相弄误会了时，他笑得是那么开心！他马上站起身，要补发一个传真到加勒比，以宣布第一封情的内容无效！可是我坚持不改变我们第一封信的内容。提出离婚，这主意可真妙！真叫人开心死了！把一张纸往缝隙里这么一放，我就获得自由了！
我盼望着下次同他见面，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有两个理由促使我们还要在圣诞节前见面。第一，我要把所有有关我婚姻的情况写给他。第二，他要帮我买房子，而且要尽快买到，因为这事很急。他真是一位亲切而又乐于助人的男子汉！
“我们到了！”当我们在停满汽车的停车场上从车里钻出来时，我兴奋地喊道。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步行到这里来。
我把维利从儿童车座上抱了下来，用幽默的话哄他不要从齐踝深的水坑里走过，否则那位藏有惊奇蛋的小姐就要不高兴了。我又请弗兰茨把玩具轰炸机留在车里，因为有几位爷爷奶奶常到这里吃饭，他们需要安静。
藏有惊奇蛋的可爱姑娘像往常一样，用她特有的萨克森话问道：“爸爸是不是又没来？”我点了一份常吃的菜：炸鸡加土豆条。不一会儿，萨克森姑娘给我们端了上来。我们高兴地品尝着这人间的美餐。孩子们一本正经地把插在炸鸡背上的小旗放到一边。
就在我小心地把鸡骨头从孩子们的盘里拿走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好奇地在屋子里东张西望。有一位老太太坐在我们旁边，正在一个人吃饭，她大概是胡格塔教徒的后代或出身于更加高贵的家庭。不管怎么说，她身上珠光宝气，戴满项链、戒指和耳环。我不由地想，她带着这么多沉重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瘫倒在盘子上。她身上还穿着一件貂皮大衣，上面有只讨厌的狐狸正用呆滞的目光看着她吃饭。就在我还在等待这只讨厌的野兽可能会张开大嘴从老太太的盘里撕下一口的时候，维利吃惊地问：“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来呢？”
我费劲地琢磨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我的宝贝儿子，那是一位老奶奶，她围着一只狐狸皮，因为她太冷了。”我急忙喝了一口矿泉水，把盘子推到我小儿子的嘴边。维利开始乖乖地用勺子吃了起来。
弗兰茨张着嘴呆呆地看着老太太。她嚼饭的时候，脸上那上百道皱纹同时弯曲到一起，异常地迷人。
“妈妈，她一百岁了吗？”弗兰茨敬畏地小声说。
“我九十四岁了。”老太太突然开口说道，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四岁了。”弗兰茨郑重其事地说。
“那我们俩差不多一样大喽。”老太太说着，继续毫无表情地吃着米饭旁边的腰子。
我觉得她真了不起。
“你的狐狸也九十四岁了吗？”弗兰茨问道。
“没有，”坐在旁边桌子旁的老妇人答道，“它已经死了。我也快死了。”
“为什么？”弗兰茨问。我忙把盘子推给他，提醒他饭都要凉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胖胖的女人走进来，甩了甩手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雨伞，从头上摘下一顶时髦的帽子。她的发型几乎没有弄乱，看起来就好像刚刚烫过似的。
她径直向围着狐皮围巾的老人走去，一边问候着“你好，特劳琴姑妈”，一边向萨克森女服务员招手致意，然后心情愉快地坐到一张桌子旁。
我停止了咀嚼。
这不是温克尔夫人吗？就是我那位离婚事务律师、房地产经纪人和财产管理人的母亲呀！
温克尔夫人也认出了我。
“嘿，真巧！我们刚刚还谈到您！”
“您说谁，我们？”
“噢，是我和埃诺！他刚刚回家，我还给他做了吃的，然后他就去洗桑拿浴了。这个孩子呀，每个星期二都要去洗一下，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健康所做的唯一活动了。”
“还有这事！”我惊讶地说。
真是个多面手律师！他还洗桑拿浴呀！
“这就是您那两个小家伙了。”温克尔夫人激动地说。
“我们不是小家伙，可是你太胖了。”维利鼓着两个腮帮子说。
我觉得，这句话对加深我们和温克尔夫人的友谊是个极好的开端。
温克尔夫人笑了。“你的嘴还挺巧的呢！”
“不巧，我的嘴不巧！”维利满意地说，吃饭发出的声音更大了。
“特劳琴姑妈，这位年轻女士也是埃诺的委托人！”温克尔冲着老妇人喊道，“她想离婚！”
“你对我说这个干吗？”特劳琴姑妈还是无动于衷。
“妈妈，你为什么要离婚呀？”弗兰茨问道。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根本不可能理解离婚是什么。他已经八个月没有见到爸爸的面了，也许完全把他忘了。
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爸爸了，无论如何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爸爸。我对自己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去理发师那里美容一下还是值得的！应该经常为自己的身心健康投点资。《我们妇女》杂志也经常这样建议。
妇女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二十年前，一位个头矮小、长得很不起眼的寄宿学校的女生每晚都站在窗户前，忧伤地把炽热的前额贴到玻璃上。外面，那位被所有学生众星捧月似的疯狂爱戴和崇拜的话剧老师维克托·朗格刚刚骑车走了，走向他自己的生活小天地，而弗兰西丝卡却从来不能与他分享。于是，她只得满足于在无数个美妙的白日梦中梦到他，满足于远远地怀着景仰的心情目送他。
维克托·朗格同她一起研究剧本，琢磨角色，并教给她在舞台上即兴发挥的技巧。所有这一切都温暖了这位女生那颗幼小的、冷透的心灵。在她的生活中，他是唯一一位对她有影响的人。她打算以后出人头地完全是为了他，为了让他最终注意到自己！她满怀着抱负，这一抱负不是为了某个事业，而是为了他这个人，为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顽强地利用课外时间学习她认为重要的文章。尽管她已经把维克托·朗格的所有课程完全学透学完，可她总觉得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还不够。黄昏中，她绝望地站在窗前，看到他骑车离去的身影，然后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寂寞。
不久，使她更加强烈地热爱维克多·朗格的日子来到了：寄宿学校的女生坐公共汽车到城里去上舞蹈课。没有一位成熟的男孩邀请这位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跳舞。其他的女孩都受到了邀请，唯有她这位矮小不起眼的人没人理睬！她一个人站在舞场旁边，脸色苍白。她曾经发过誓，只要命运给她微小的机会，她便抓住它，从而脱颖而出，摆脱她那不起眼的墙边小花的命运。而现在，不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吗？
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维克托向她走来了！他提议，用一起欢跳的方式来结束舞蹈课。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呢。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