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荣
对于瑞士，我们似乎并不十分了解。一提起瑞士，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往往是美丽的日内瓦湖，阿尔卑斯山，各种各样的钟表，古色古香的小城，还有她那些闻名世界的银行。瑞士人给我们的印象是整洁、勤劳、规规矩矩。除此以外，好像就说不出什么来了，远不如我们对美国社会了解得那么多。《瑞士帐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瑞士的机会。看着书中那些描写，有时觉得和想像中恬静、平和的瑞士风情相去甚远，但细细想来，却又合情合理：可也是，二十世纪的发达国家，不是这样，会是个什么样呢？一眼望去，我们看到的只是熠熠生辉的银行大厦，只是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的数字，而沉入社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人：马吉特、艾里希，这一个和那一个。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让你自己去看那千姿百态的社会众生相，就好像透过一面巨大的玻璃墙，看里面来来往往的张三李四，看他们的姨笑怒骂、生死恩怨，而不是面对着掩盖了大厦内部一切活动的广告牌。写的是金融战，读者看到的却是人。于是，遥远的望族变成了迪耶特、马吉特，勤谨的银行变成了奥托卡·鲁赫。于是，瑞士在我们眼底心中活了起来。
说这本书写的是“战”，并不夸张。故事的主线就是由一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争夺构成的：其一是家族内部的继承权之争，其二是美国金融与瑞士金融的地盘之争，或者说是渗透与反渗透之争。作为大背景，书中还处处可见现代商业观念和生活方式对祖辈沿袭的传统带来的冲击，其中不乏挣脱束缚的轻松，但字里行间流露更多的还是一种“失乐园”的无奈。还有一种争夺，不是主线，却也引人关注，而且结局只有暗示，呈开放状态，似人生AB剧，这就是青梅竹马的“坏孩子”和踌躇满志的老同学，哪一位在马吉特心中的分量更重，能以此生相托，或者在她看来，这本来就是两回事？东方人的思维在这里有一点卡壳。在这个故事里，就商战而言，是美国胜了，就连现代瑞士商业与金融的结合也是美国人出的主意；在家族继承权的争夺战中，女孩子胜了，这也具有反传统的意味，尽管胜的方式颇为正统：烙守游戏规则，不搞阴谋诡计。唯独在爱情上，不经意的长相知略占上风，为现代化的进程保留了些许温馨。
和许多类似题材的小说一样，从钩心斗角之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商品社会里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的虚伪，这种关系的实质已经蜕变为对金钱的继承权和统治权。不管是谁，在这一点上所面临的危险越大，真情就越少。书中这场争夺，尽管不像许多其他故事里那样枪战拳脚打得昏天黑地，却也是同样无情无义，有背叛、阴谋、中伤，有窃听器，甚至还有蒙汗药，直至爆炸和暗杀，最“温和”的是典型的家族式手段——控制婚姻。而所有这一切，起因都是为一个“钱”字。爱与死是永恒的文学主题，然而二者之间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使人们彼此争斗乃至杀戮而死的原因很多与爱无关。从原始时代起，这种争斗的目的就主要是为了争夺繁衍后代的权利或条件，进化至今，精神方面成了为爱（狭义的或广义的）而不惧牺牲，物质方面却演化成了为财而不惜舍命，说到底不过是“鸟为食亡”的高级版而已。诚如书中焦点人物马吉特·施蒂利所言：“烦恼来自于‘钱’：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谁掌握钱。”于是就有了叔侄表亲之间你死我活的争夺战，让人看了叹气。
其实，“钱”这个东西为此而遭人诉病是挺冤枉的，它不过是人造出来的一种替代物而已，人为了它可以做坏事，同样也可以做好事。觊觎“施蒂利王国”宝座的沃尔特在开发微型计算器上动足了脑子，布里斯代表的UBCO为了打进瑞士市场在服务上一再改进，直至产生“全方位服务的美国银行加上瑞士的保密”，这些都让人想到，商品社会追逐利润的精明本来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看一看现代文明的辉煌成果，有多少不是在积极竞争、提高生产力这个动机下创造出来的？刻意淡泊人生，视“银子”如无物，用于平衡把人降至争食之鸟的某种极端还是很有效的，但如果本身也走向极端，二十世纪也就和不讲世纪的时候没什么差别了。
看这本书，很多地方都能感到作者在有意识地进行对照，比如陈旧古老的银行建筑和现代化的银行设施，传统的社交圈子和“城市里的生面孔多起来了”，人物塑造上马吉特的泼辣实际与迪耶特的老练狡猾等等。有些对照效果是在一方“隐含”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瑞士警察处理现场的方式是悄无声息的，让人想到相应场合下美国人那种煞有介事的喧哗。对一些比较抽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作者以小说家的方式要么“摆出来看”，要么借书中人物之口讨论一番，前者如构成故事主线的那几对冲突，后者如政府与银行的关系，良知与利润的关系，金融与人性的关系等等。作为读者，在关心事件发展的同时，无形中也为这些对照和探讨所吸引，有些问题还真的让人不能不想上那么两三分钟。比如马吉特说，她父亲曾明确地告诉她“银行是文明的脊梁，有责任资助一切，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让我们马上就想到瑞士银行独特的“洗钱”功能，所“洗”之钱历史上有纳粹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当代有黑道集团的各种非法收入。对瑞士银行的这种“一视同仁”，各国舆论一向是责问声不绝的，而被责问方也总是在这些问题上吞吞吐吐。其实，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有些无可奈何以外，为利益所驱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如鲁迅所说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中立”的确是没有的，或者不如说，“中立”不是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个程度问题。然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挺直腰板大声宣扬这种并非两袖清风的闭着眼睛的“公正”，总让人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当然，作者毕竟不是在此充当国际裁判，而且这些探讨虽然严肃但却并不烦人，这就是小说与教科书的区别了。
本书故事情节的发展安排得张弛有度，颇为引人入胜，然而在不失紧张感的同时，读起来又相当平和，这是因为，首先，激烈的场面就很少，其次，情节上很少出现跳跃，作者的叙述基本上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似有一种古典式的沉着。有些场面还很有话剧味，如马吉特和艾里希双双被人出卖后再次相聚一场，有戏剧性冲突的铺垫，有情感张力，那种悲愤，那种共鸣，不由你不受感染，那些紧凑华丽的“台词”，让人想起《哈姆雷特》里一些半疯的对白，和《日出》里的一些场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话机巧有趣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与此可作一参照的是我们那些过于不讲究对话艺术的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和剧里那些白开水加怪味的所谓对白。读着眼前这本书里的对话，你绝没有被人当傻瓜的感觉。其实不止是对话，在作者那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叙述里，也时时透出一种生动机智的幽默，形成贯穿全书的一种重要的语言特色。译者很好地把握了这种幽默，译文读来有时真让人忍俊不禁，如关于迪耶特那张随时可以调整放光强度的圆脸，关于那三个一本正经的日本人，还有许多形象有趣的比喻，比如说美国中西部口音“a音平得像馅饼盘”，说从叛徒口中掏情报“要像榨一个葡萄似的，除了皮，什么也不要给他们剩下”，还有“一个像马一样的老女人”，等等等等。这些说法，译者并没有把它们都“归化”为汉语形式，而是尽力保留了一定的异国情调，同时也没有造成什么理解上的障碍，读起来很有味道。看得出译者对原文的细腻之处非常注意，说话方式、口气等等都尽量如实译出，行文也不失流畅。
文学翻译中对原作语言特色的处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弄得不好要么生涩难懂，要么索然无味，要么海明威变成了福克纳，要么林妹妹变成了史湘云，在这个问题上，译者表现出来的首先是语言修养：能不能感受，能不能驾驭；其次就是对有关翻译原则的把握，以及对现代汉语的认识：怎样译才能既保持原作的语言风格，又不至于把汉语糟蹋得不像样子，还要使译文“以陌生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冲击力扎痛着读者”，具有一种“把汉语逼出火花”的力量（见《读书》1998年第5期黄灿然《译诗中的现代敏感》一文）。现代汉语的发展，翻译是功不可没的，当然，译作语言还应是流畅的汉语，这就是所谓“走钢丝”的功夫了。本书译者这个“钢丝”走得还是不错的，译文语言因此生色不少，相信读者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1998，夏，南京
对于瑞士，我们似乎并不十分了解。一提起瑞士，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往往是美丽的日内瓦湖，阿尔卑斯山，各种各样的钟表，古色古香的小城，还有她那些闻名世界的银行。瑞士人给我们的印象是整洁、勤劳、规规矩矩。除此以外，好像就说不出什么来了，远不如我们对美国社会了解得那么多。《瑞士帐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瑞士的机会。看着书中那些描写，有时觉得和想像中恬静、平和的瑞士风情相去甚远，但细细想来，却又合情合理：可也是，二十世纪的发达国家，不是这样，会是个什么样呢？一眼望去，我们看到的只是熠熠生辉的银行大厦，只是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的数字，而沉入社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人：马吉特、艾里希，这一个和那一个。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让你自己去看那千姿百态的社会众生相，就好像透过一面巨大的玻璃墙，看里面来来往往的张三李四，看他们的姨笑怒骂、生死恩怨，而不是面对着掩盖了大厦内部一切活动的广告牌。写的是金融战，读者看到的却是人。于是，遥远的望族变成了迪耶特、马吉特，勤谨的银行变成了奥托卡·鲁赫。于是，瑞士在我们眼底心中活了起来。
说这本书写的是“战”，并不夸张。故事的主线就是由一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争夺构成的：其一是家族内部的继承权之争，其二是美国金融与瑞士金融的地盘之争，或者说是渗透与反渗透之争。作为大背景，书中还处处可见现代商业观念和生活方式对祖辈沿袭的传统带来的冲击，其中不乏挣脱束缚的轻松，但字里行间流露更多的还是一种“失乐园”的无奈。还有一种争夺，不是主线，却也引人关注，而且结局只有暗示，呈开放状态，似人生AB剧，这就是青梅竹马的“坏孩子”和踌躇满志的老同学，哪一位在马吉特心中的分量更重，能以此生相托，或者在她看来，这本来就是两回事？东方人的思维在这里有一点卡壳。在这个故事里，就商战而言，是美国胜了，就连现代瑞士商业与金融的结合也是美国人出的主意；在家族继承权的争夺战中，女孩子胜了，这也具有反传统的意味，尽管胜的方式颇为正统：烙守游戏规则，不搞阴谋诡计。唯独在爱情上，不经意的长相知略占上风，为现代化的进程保留了些许温馨。
和许多类似题材的小说一样，从钩心斗角之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商品社会里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的虚伪，这种关系的实质已经蜕变为对金钱的继承权和统治权。不管是谁，在这一点上所面临的危险越大，真情就越少。书中这场争夺，尽管不像许多其他故事里那样枪战拳脚打得昏天黑地，却也是同样无情无义，有背叛、阴谋、中伤，有窃听器，甚至还有蒙汗药，直至爆炸和暗杀，最“温和”的是典型的家族式手段——控制婚姻。而所有这一切，起因都是为一个“钱”字。爱与死是永恒的文学主题，然而二者之间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使人们彼此争斗乃至杀戮而死的原因很多与爱无关。从原始时代起，这种争斗的目的就主要是为了争夺繁衍后代的权利或条件，进化至今，精神方面成了为爱（狭义的或广义的）而不惧牺牲，物质方面却演化成了为财而不惜舍命，说到底不过是“鸟为食亡”的高级版而已。诚如书中焦点人物马吉特·施蒂利所言：“烦恼来自于‘钱’：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谁掌握钱。”于是就有了叔侄表亲之间你死我活的争夺战，让人看了叹气。
其实，“钱”这个东西为此而遭人诉病是挺冤枉的，它不过是人造出来的一种替代物而已，人为了它可以做坏事，同样也可以做好事。觊觎“施蒂利王国”宝座的沃尔特在开发微型计算器上动足了脑子，布里斯代表的UBCO为了打进瑞士市场在服务上一再改进，直至产生“全方位服务的美国银行加上瑞士的保密”，这些都让人想到，商品社会追逐利润的精明本来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看一看现代文明的辉煌成果，有多少不是在积极竞争、提高生产力这个动机下创造出来的？刻意淡泊人生，视“银子”如无物，用于平衡把人降至争食之鸟的某种极端还是很有效的，但如果本身也走向极端，二十世纪也就和不讲世纪的时候没什么差别了。
看这本书，很多地方都能感到作者在有意识地进行对照，比如陈旧古老的银行建筑和现代化的银行设施，传统的社交圈子和“城市里的生面孔多起来了”，人物塑造上马吉特的泼辣实际与迪耶特的老练狡猾等等。有些对照效果是在一方“隐含”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瑞士警察处理现场的方式是悄无声息的，让人想到相应场合下美国人那种煞有介事的喧哗。对一些比较抽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作者以小说家的方式要么“摆出来看”，要么借书中人物之口讨论一番，前者如构成故事主线的那几对冲突，后者如政府与银行的关系，良知与利润的关系，金融与人性的关系等等。作为读者，在关心事件发展的同时，无形中也为这些对照和探讨所吸引，有些问题还真的让人不能不想上那么两三分钟。比如马吉特说，她父亲曾明确地告诉她“银行是文明的脊梁，有责任资助一切，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让我们马上就想到瑞士银行独特的“洗钱”功能，所“洗”之钱历史上有纳粹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当代有黑道集团的各种非法收入。对瑞士银行的这种“一视同仁”，各国舆论一向是责问声不绝的，而被责问方也总是在这些问题上吞吞吐吐。其实，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有些无可奈何以外，为利益所驱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如鲁迅所说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中立”的确是没有的，或者不如说，“中立”不是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个程度问题。然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挺直腰板大声宣扬这种并非两袖清风的闭着眼睛的“公正”，总让人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当然，作者毕竟不是在此充当国际裁判，而且这些探讨虽然严肃但却并不烦人，这就是小说与教科书的区别了。
本书故事情节的发展安排得张弛有度，颇为引人入胜，然而在不失紧张感的同时，读起来又相当平和，这是因为，首先，激烈的场面就很少，其次，情节上很少出现跳跃，作者的叙述基本上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似有一种古典式的沉着。有些场面还很有话剧味，如马吉特和艾里希双双被人出卖后再次相聚一场，有戏剧性冲突的铺垫，有情感张力，那种悲愤，那种共鸣，不由你不受感染，那些紧凑华丽的“台词”，让人想起《哈姆雷特》里一些半疯的对白，和《日出》里的一些场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话机巧有趣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与此可作一参照的是我们那些过于不讲究对话艺术的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和剧里那些白开水加怪味的所谓对白。读着眼前这本书里的对话，你绝没有被人当傻瓜的感觉。其实不止是对话，在作者那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叙述里，也时时透出一种生动机智的幽默，形成贯穿全书的一种重要的语言特色。译者很好地把握了这种幽默，译文读来有时真让人忍俊不禁，如关于迪耶特那张随时可以调整放光强度的圆脸，关于那三个一本正经的日本人，还有许多形象有趣的比喻，比如说美国中西部口音“a音平得像馅饼盘”，说从叛徒口中掏情报“要像榨一个葡萄似的，除了皮，什么也不要给他们剩下”，还有“一个像马一样的老女人”，等等等等。这些说法，译者并没有把它们都“归化”为汉语形式，而是尽力保留了一定的异国情调，同时也没有造成什么理解上的障碍，读起来很有味道。看得出译者对原文的细腻之处非常注意，说话方式、口气等等都尽量如实译出，行文也不失流畅。
文学翻译中对原作语言特色的处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弄得不好要么生涩难懂，要么索然无味，要么海明威变成了福克纳，要么林妹妹变成了史湘云，在这个问题上，译者表现出来的首先是语言修养：能不能感受，能不能驾驭；其次就是对有关翻译原则的把握，以及对现代汉语的认识：怎样译才能既保持原作的语言风格，又不至于把汉语糟蹋得不像样子，还要使译文“以陌生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冲击力扎痛着读者”，具有一种“把汉语逼出火花”的力量（见《读书》1998年第5期黄灿然《译诗中的现代敏感》一文）。现代汉语的发展，翻译是功不可没的，当然，译作语言还应是流畅的汉语，这就是所谓“走钢丝”的功夫了。本书译者这个“钢丝”走得还是不错的，译文语言因此生色不少，相信读者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1998，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