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而在他的全部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又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屠格涅夫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他的六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与作家同时代的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屠格涅夫既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作者，又是他们的歌手和裁判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认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一八五六年，《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脱稿，最初发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号《现代人》杂志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后一版文集里，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说：“《贵族之家》获得了我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虽然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但它确实是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一。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后；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热情”的贵族的最后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多余的人”。但他已经不同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贵族之家》发展了“多余的人”这一类型。奥涅金和毕巧林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考虑个人享受，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却充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却说：“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应该自己知道。”其实，就连米哈列维奇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否则，他就不会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最后为获得一个“学监”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小说的作者，恐怕也无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问题。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个人的幸福了。《贵族之家》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合”。然而拉夫烈茨基没能获得个人幸福。个人幸福碰到了“义务”设置的障碍，他的“幸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对于莉莎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信任，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上帝结合起来的，怎么能拆散呢？”莉莎问。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建筑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关于她已经死了的谣言。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贵族之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这一悲剧的实质已经“不在于必须与自己的软弱无能斗争，而是因为”“与一些概念和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与这些概念和规范相抗衡，确实连那些坚决果断、勇敢大胆的人都会感到可怕。”（杜勃罗留波夫）《贵族之家》异常深刻地提出了贵族教育的问题。贵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优秀品质，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屠格涅夫选择的、为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我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福，他那个对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的母亲，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幸福……就连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对他说：“你很难过，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并不轻松”……总之，在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幸福是虚幻的，不完满的，根本不可能的。屠格涅夫曾在《文学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贵族之家》谴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庇护潘申和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们孳生繁衍，而扼杀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们浑浑噩噩，屈服顺从（玛兰尼娅，阿加菲娅，安东等）。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笔法”展示了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过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谁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经是“不管干什么，全都白搭”了。他的父亲先是受了法国式的教育，脑子里装满了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然而那些“深奥的道理”“没有和他的血液溶为一体，没有深入他的心灵，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他又成了崇拜英国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国的制度和方法来改造；可是十二月党人遭到后，他立刻烧毁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切计划和来往信件，躲到自己的庄园里，闭门不出，“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最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谁来给俄罗斯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俄罗斯又该往何处去呢？无论是拉夫烈茨基，还是作者本人，都无法作出明确回答。拉夫烈茨基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应该做点儿什么有益的事情，未来应该是光明的。而作为农奴制贵族阶级的最后代表，回首往事，拉夫烈茨基却感到虚度了一生。“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在抒情诗一般的“尾声”中，拉夫烈茨基无可奈何地这样悲叹。故事的结尾无疑带有浓郁的伤感色彩，不过屠格涅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拉夫烈茨基是在青年一代的欢声笑语中悄然离去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换了新的角色，将要上演的也该是不同的剧目了吧？！
评论家皮沙烈夫①对《贵族之家》作了如下的评价，认为它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它没有进行说教，然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屠格涅夫“描写了现代生活，突出它各个好的和坏的方面，阐明了他所描写的现象的根源，促使读者进行严肃认真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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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哲学家，主义者。
屠格涅夫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堪称几乎近半个世纪俄罗斯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但就篇幅而言，他的长篇却短小精致，除《处女地》外，可以说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中篇小说。
生活场面和自然风景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但这些描写从不喧宾夺主，遮掩情节。他的小说是单一结构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贵族之家》的结构尤其严谨，对人物都有简明的交待。作者自己曾说：他对这部小说的情节考虑了很久，希望避免像《罗亭》中那样令人感到意外的结局。的确，《贵族之家》情节十分紧凑，故事迅速展开，简练凝缩，不蔓不枝；中间几处插叙主人公的往事，都是读者进一步了解他们所必需的。在这方面，可以说屠格涅夫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的直接继承者。
屠格涅夫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他不是对主人公的感情作详尽的心理分析，而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物内心活动的结果上。我们知道莉莎对拉夫烈茨基的感情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莉莎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屠格涅夫甚至宣称，她的内心活动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然而语言不能表达一个姑娘纯洁的心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本人来说，那也是秘密；就让它对于大家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吧。”他还借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之口说：“别人的心，……就像不透光的树林，女孩子的心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因此，他也拒绝写出拉夫烈茨基和莉莎在修道院里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感受。
屠格涅夫并不深入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却十分巧妙地让读者能充分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他经常利用潜台词，对主人公的微妙感情只是点到为止。莉莎和拉夫烈茨基的爱情几乎是默默无言的。他们在卡利京家的客厅里、花园里和拉夫烈茨基家池塘边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少谈话，而是默默地感受对方心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自然景色对于人物的精神世界往往起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随着人物命运的改变，自然景物的色彩也在发生变化。在《贵族之家》中，自始至终都让人感到有一种衰败没落的情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小说中描写的大部分都是傍晚、黄昏和夜晚的景色，或明月当空，或星光闪烁。拉夫烈茨基回乡村去一路上看到的景色，与他忧郁的回忆和对幸福的憧憬是协调一致的。具有象征性的小说结尾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拉夫烈茨基以及他那一代人虽然一生蹉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青年一代已经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正在精力充沛地走向未来。
除了自然景色，小说中的音乐也与人物的心情相互交融。借用柴科夫斯基评论普希金的话，可以说：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的天才常常冲破“散文”的狭窄天地，进入音乐的无限的领域。拉夫烈茨基在花园中与莉莎相会，知道她爱他以后，听到了列姆的奇妙的音乐，而当他的妻子突然回来，使他关于幸福的梦破灭以后，同一个列姆，也完全变了样，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二十四小时前那位充满灵感的音乐家的影子了。
屠格涅夫从不用个人的注释来代替情节的发展，从不歪曲他不喜欢的现象；他叙述故事的时候是完全客观的，决不对情节发展进行任何干预。作者的态度、作者的感情，是通过他独特的抒情风格表现出来的，这也正是他的艺术风格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贵族之家》中，抒情色彩更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伴随着拉夫烈茨基和莉莎，为他们谱写出一首首同情、叹息、哀婉的抒情歌曲。一方面在叙述中力求做到客观，另一方面又要以作者的感情感染读者，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可以说这二者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屠格涅夫的语言特点是：反对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他的词汇丰富多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的比喻比比皆是，而且善于巧妙地运用隐喻。他的句子通常都简短精悍，结构清晰，节奏和谐（可参看他介绍列姆的那段文字）。许多人都曾指出屠格涅夫语言的特殊魅力，对他运用语言的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的巨匠”。高尔基说：“未来的文学史专家谈到俄罗斯语言的发展时，一定会说：这种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
翻译这样一位语言大师的作品，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译文能多少传达原作的神韵，对译者来说，也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一八五六年，《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脱稿，最初发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号《现代人》杂志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后一版文集里，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说：“《贵族之家》获得了我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虽然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但它确实是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一。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后；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热情”的贵族的最后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多余的人”。但他已经不同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贵族之家》发展了“多余的人”这一类型。奥涅金和毕巧林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考虑个人享受，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却充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却说：“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应该自己知道。”其实，就连米哈列维奇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否则，他就不会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最后为获得一个“学监”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小说的作者，恐怕也无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问题。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个人的幸福了。《贵族之家》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合”。然而拉夫烈茨基没能获得个人幸福。个人幸福碰到了“义务”设置的障碍，他的“幸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对于莉莎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信任，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上帝结合起来的，怎么能拆散呢？”莉莎问。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建筑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关于她已经死了的谣言。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贵族之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这一悲剧的实质已经“不在于必须与自己的软弱无能斗争，而是因为”“与一些概念和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与这些概念和规范相抗衡，确实连那些坚决果断、勇敢大胆的人都会感到可怕。”（杜勃罗留波夫）《贵族之家》异常深刻地提出了贵族教育的问题。贵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优秀品质，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屠格涅夫选择的、为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我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福，他那个对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的母亲，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幸福……就连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对他说：“你很难过，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并不轻松”……总之，在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幸福是虚幻的，不完满的，根本不可能的。屠格涅夫曾在《文学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贵族之家》谴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庇护潘申和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们孳生繁衍，而扼杀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们浑浑噩噩，屈服顺从（玛兰尼娅，阿加菲娅，安东等）。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笔法”展示了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过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谁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经是“不管干什么，全都白搭”了。他的父亲先是受了法国式的教育，脑子里装满了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然而那些“深奥的道理”“没有和他的血液溶为一体，没有深入他的心灵，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他又成了崇拜英国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国的制度和方法来改造；可是十二月党人遭到后，他立刻烧毁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切计划和来往信件，躲到自己的庄园里，闭门不出，“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最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谁来给俄罗斯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俄罗斯又该往何处去呢？无论是拉夫烈茨基，还是作者本人，都无法作出明确回答。拉夫烈茨基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应该做点儿什么有益的事情，未来应该是光明的。而作为农奴制贵族阶级的最后代表，回首往事，拉夫烈茨基却感到虚度了一生。“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在抒情诗一般的“尾声”中，拉夫烈茨基无可奈何地这样悲叹。故事的结尾无疑带有浓郁的伤感色彩，不过屠格涅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拉夫烈茨基是在青年一代的欢声笑语中悄然离去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换了新的角色，将要上演的也该是不同的剧目了吧？！
评论家皮沙烈夫①对《贵族之家》作了如下的评价，认为它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它没有进行说教，然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屠格涅夫“描写了现代生活，突出它各个好的和坏的方面，阐明了他所描写的现象的根源，促使读者进行严肃认真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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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哲学家，主义者。
屠格涅夫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堪称几乎近半个世纪俄罗斯生活的艺术编年史。但就篇幅而言，他的长篇却短小精致，除《处女地》外，可以说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中篇小说。
生活场面和自然风景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但这些描写从不喧宾夺主，遮掩情节。他的小说是单一结构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贵族之家》的结构尤其严谨，对人物都有简明的交待。作者自己曾说：他对这部小说的情节考虑了很久，希望避免像《罗亭》中那样令人感到意外的结局。的确，《贵族之家》情节十分紧凑，故事迅速展开，简练凝缩，不蔓不枝；中间几处插叙主人公的往事，都是读者进一步了解他们所必需的。在这方面，可以说屠格涅夫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的直接继承者。
屠格涅夫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他不是对主人公的感情作详尽的心理分析，而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物内心活动的结果上。我们知道莉莎对拉夫烈茨基的感情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莉莎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屠格涅夫甚至宣称，她的内心活动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然而语言不能表达一个姑娘纯洁的心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本人来说，那也是秘密；就让它对于大家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吧。”他还借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之口说：“别人的心，……就像不透光的树林，女孩子的心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因此，他也拒绝写出拉夫烈茨基和莉莎在修道院里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感受。
屠格涅夫并不深入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却十分巧妙地让读者能充分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他经常利用潜台词，对主人公的微妙感情只是点到为止。莉莎和拉夫烈茨基的爱情几乎是默默无言的。他们在卡利京家的客厅里、花园里和拉夫烈茨基家池塘边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少谈话，而是默默地感受对方心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自然景色对于人物的精神世界往往起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随着人物命运的改变，自然景物的色彩也在发生变化。在《贵族之家》中，自始至终都让人感到有一种衰败没落的情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小说中描写的大部分都是傍晚、黄昏和夜晚的景色，或明月当空，或星光闪烁。拉夫烈茨基回乡村去一路上看到的景色，与他忧郁的回忆和对幸福的憧憬是协调一致的。具有象征性的小说结尾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拉夫烈茨基以及他那一代人虽然一生蹉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青年一代已经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正在精力充沛地走向未来。
除了自然景色，小说中的音乐也与人物的心情相互交融。借用柴科夫斯基评论普希金的话，可以说：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的天才常常冲破“散文”的狭窄天地，进入音乐的无限的领域。拉夫烈茨基在花园中与莉莎相会，知道她爱他以后，听到了列姆的奇妙的音乐，而当他的妻子突然回来，使他关于幸福的梦破灭以后，同一个列姆，也完全变了样，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二十四小时前那位充满灵感的音乐家的影子了。
屠格涅夫从不用个人的注释来代替情节的发展，从不歪曲他不喜欢的现象；他叙述故事的时候是完全客观的，决不对情节发展进行任何干预。作者的态度、作者的感情，是通过他独特的抒情风格表现出来的，这也正是他的艺术风格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贵族之家》中，抒情色彩更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伴随着拉夫烈茨基和莉莎，为他们谱写出一首首同情、叹息、哀婉的抒情歌曲。一方面在叙述中力求做到客观，另一方面又要以作者的感情感染读者，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可以说这二者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屠格涅夫的语言特点是：反对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他的词汇丰富多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的比喻比比皆是，而且善于巧妙地运用隐喻。他的句子通常都简短精悍，结构清晰，节奏和谐（可参看他介绍列姆的那段文字）。许多人都曾指出屠格涅夫语言的特殊魅力，对他运用语言的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的巨匠”。高尔基说：“未来的文学史专家谈到俄罗斯语言的发展时，一定会说：这种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
翻译这样一位语言大师的作品，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译文能多少传达原作的神韵，对译者来说，也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春光明媚的一天已近黄昏，小朵小朵玫瑰色的彩云高悬在晴朗的天空，仿佛并不是徐徐飘动，而是缓缓没入碧空深处。
Ｏ省省城最边缘的街道中的一条街道上，一幢美轮美奂的宅第敞着的窗前（事情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坐着两个妇女：
一个有五十来岁，另一个已经是七十来岁的老太婆了。
其中头一个叫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卡利京娜。她的丈夫，从前省里的检察官，一个当时著名精通诉讼的人，——他机智而又果断，尖酸刻薄，而且固执，——十年前已经去世。他受过很不错的教育，上过大学，但是因为出身于贫寒阶层，很早就懂得了，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而且要大把大把地捞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是因为爱上他才嫁给他的：他长得不错，人也聪明，如果他愿意的话，还显得非常可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出嫁以前姓佩斯托娃）还在童年就失去双亲，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里度过了几年时光，从那里回来以后，在离Ｏ省省城五十俄里①、自己祖传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与姑妈和哥哥住在一起。这个哥哥得快去彼得堡任职，而且一直妹妹和姑妈，直到死神突然降临，结束了他的一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克村，但是在那里没住多久；她和几天内就使她为之倾心的卡利京结婚以后，第二年就用波克罗夫斯克村换得了另一处地产，这块领地收益要多得多，但是既不美，也没有宅边花园，同时，卡利京在O市买下了一幢房子，和妻子在那里长期定居下来。住宅旁有一座大花园；花园的一面一直通往田野，通往郊外。“所以，”很不喜欢乡村幽静生活的卡利京决定，“也就用不着没事儿常到乡下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心里不止一次为她那美丽的波克罗夫斯克村感到惋惜，那里有一条欢快的小溪，辽阔的草地和苍翠的小树林；不过，无论什么事情她都不会和丈夫顶撞，而且对他的才智和精通人情世故敬佩得五体投地。结婚十五年以后，他死了，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时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对自己的住宅和城市生活已经如此习惯，连她自己也不想离开O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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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俄里等于一·○六公里。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年轻时曾享有可爱的金发女郎的声誉；年近半百，她的容貌仍然没有失去令人产生好感的风韵，虽说稍有点儿发胖，也显得有些儿臃肿了。与其说她心地善良，倒不如说她是多愁善感，到了成年，仍然保留着贵族女子中学里的习气；她任性而又娇气，每当生活习惯遭到破坏的时候，她很容易动怒，甚至哭泣；然而当她的愿望得到满足，谁也不顶撞她的时候，她对人却十分亲切而又可爱。她的房子是城里最舒适的住宅之一。她的家产很大，主要不是继承来的，而是丈夫挣来的。两个女儿都跟她住在一起；儿子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官办学校里接受教育。
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道坐在窗前的老太婆，就是那位曾和她在波克罗夫斯克村一同度过一段孤寂岁月的姑妈。她叫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佩斯托娃。她是个出名的怪人，性格独立不羁，不管对谁都是当面实话实说，尽管财产少得可怜，举止态度却好像拥有万贯家产似的。她不能容忍已故的卡利京，她侄女一嫁给他，她就躲回自己的小村子里，在一个庄稼人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有点儿怕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个子矮小，尖尖的鼻子，即使到了老年，仍然满头黑发，眼睛灵活，走起路来挺直身子，很有精神，说话很快，而且清楚，声音尖细而又响亮。她经常戴一顶白色包发帽，穿一件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了？”她突然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
“长吁短叹的，在想什么，我的妈呀？”
“没什么，”后者犹豫地说，“多美的云彩啊！”
“那么你是可怜它们了，是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什么也没回答。
“格杰昂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灵巧地舞动着织针（她正在编织一条老大的毛围巾）。
“有他跟你一道叹气就好了，——要不，就随便胡扯点儿什么。”
“提起他来，您怎么总是那么严厉！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受人尊敬的！”老太婆含着责备的语气重复说。
“而且对我过世的丈夫多么忠诚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到现在他想起他来还不能不动感情。”
“那还用说！是他尽力拉巴他，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的嘛，”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牢骚满腹地说，织针在她的手里动得更快了。
“看上去是个那么谦逊的人，”她又说话了，“头发全都白了，可是一开口，不是说谎，就是搬弄是非，还是个五等文官呢！唉，可也是嘛：是个牧师的儿子！”
“谁没有过失呀，姑妈？当然啦，他是有这个缺点。当然啦，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没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可是，随您怎么说吧，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是啊，他一直在拍你的马屁嘛。他不会说法语，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说法国‘话’也不怎么行。最好他哪一国的话都不会说，那就不会说谎了。瞧，巧啦，刚说到他，他就到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朝街上望了一眼，补上一句，“那不是，他来了，你那位讨人喜欢的人。好高的个子，简直像只鹳！”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鬈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带着嘲笑的神情看了看她。
“我的妈哟，你这是什么呀，好像是根白头发吧？你可得训训你的那个帕拉什卡。她怎么没看见呢？”
“唉，您呀，姑妈，总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遗憾地含含糊糊地说，用手指敲了敲安乐椅的扶手。
“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一个面颊红润的小厮从门外跑来，尖声喊道。
Ｏ省省城最边缘的街道中的一条街道上，一幢美轮美奂的宅第敞着的窗前（事情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坐着两个妇女：
一个有五十来岁，另一个已经是七十来岁的老太婆了。
其中头一个叫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卡利京娜。她的丈夫，从前省里的检察官，一个当时著名精通诉讼的人，——他机智而又果断，尖酸刻薄，而且固执，——十年前已经去世。他受过很不错的教育，上过大学，但是因为出身于贫寒阶层，很早就懂得了，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而且要大把大把地捞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是因为爱上他才嫁给他的：他长得不错，人也聪明，如果他愿意的话，还显得非常可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出嫁以前姓佩斯托娃）还在童年就失去双亲，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里度过了几年时光，从那里回来以后，在离Ｏ省省城五十俄里①、自己祖传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与姑妈和哥哥住在一起。这个哥哥得快去彼得堡任职，而且一直妹妹和姑妈，直到死神突然降临，结束了他的一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克村，但是在那里没住多久；她和几天内就使她为之倾心的卡利京结婚以后，第二年就用波克罗夫斯克村换得了另一处地产，这块领地收益要多得多，但是既不美，也没有宅边花园，同时，卡利京在O市买下了一幢房子，和妻子在那里长期定居下来。住宅旁有一座大花园；花园的一面一直通往田野，通往郊外。“所以，”很不喜欢乡村幽静生活的卡利京决定，“也就用不着没事儿常到乡下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心里不止一次为她那美丽的波克罗夫斯克村感到惋惜，那里有一条欢快的小溪，辽阔的草地和苍翠的小树林；不过，无论什么事情她都不会和丈夫顶撞，而且对他的才智和精通人情世故敬佩得五体投地。结婚十五年以后，他死了，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时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对自己的住宅和城市生活已经如此习惯，连她自己也不想离开O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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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俄里等于一·○六公里。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年轻时曾享有可爱的金发女郎的声誉；年近半百，她的容貌仍然没有失去令人产生好感的风韵，虽说稍有点儿发胖，也显得有些儿臃肿了。与其说她心地善良，倒不如说她是多愁善感，到了成年，仍然保留着贵族女子中学里的习气；她任性而又娇气，每当生活习惯遭到破坏的时候，她很容易动怒，甚至哭泣；然而当她的愿望得到满足，谁也不顶撞她的时候，她对人却十分亲切而又可爱。她的房子是城里最舒适的住宅之一。她的家产很大，主要不是继承来的，而是丈夫挣来的。两个女儿都跟她住在一起；儿子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官办学校里接受教育。
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道坐在窗前的老太婆，就是那位曾和她在波克罗夫斯克村一同度过一段孤寂岁月的姑妈。她叫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佩斯托娃。她是个出名的怪人，性格独立不羁，不管对谁都是当面实话实说，尽管财产少得可怜，举止态度却好像拥有万贯家产似的。她不能容忍已故的卡利京，她侄女一嫁给他，她就躲回自己的小村子里，在一个庄稼人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有点儿怕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个子矮小，尖尖的鼻子，即使到了老年，仍然满头黑发，眼睛灵活，走起路来挺直身子，很有精神，说话很快，而且清楚，声音尖细而又响亮。她经常戴一顶白色包发帽，穿一件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了？”她突然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
“长吁短叹的，在想什么，我的妈呀？”
“没什么，”后者犹豫地说，“多美的云彩啊！”
“那么你是可怜它们了，是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什么也没回答。
“格杰昂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灵巧地舞动着织针（她正在编织一条老大的毛围巾）。
“有他跟你一道叹气就好了，——要不，就随便胡扯点儿什么。”
“提起他来，您怎么总是那么严厉！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受人尊敬的！”老太婆含着责备的语气重复说。
“而且对我过世的丈夫多么忠诚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到现在他想起他来还不能不动感情。”
“那还用说！是他尽力拉巴他，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的嘛，”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牢骚满腹地说，织针在她的手里动得更快了。
“看上去是个那么谦逊的人，”她又说话了，“头发全都白了，可是一开口，不是说谎，就是搬弄是非，还是个五等文官呢！唉，可也是嘛：是个牧师的儿子！”
“谁没有过失呀，姑妈？当然啦，他是有这个缺点。当然啦，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没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可是，随您怎么说吧，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是啊，他一直在拍你的马屁嘛。他不会说法语，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说法国‘话’也不怎么行。最好他哪一国的话都不会说，那就不会说谎了。瞧，巧啦，刚说到他，他就到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朝街上望了一眼，补上一句，“那不是，他来了，你那位讨人喜欢的人。好高的个子，简直像只鹳！”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鬈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带着嘲笑的神情看了看她。
“我的妈哟，你这是什么呀，好像是根白头发吧？你可得训训你的那个帕拉什卡。她怎么没看见呢？”
“唉，您呀，姑妈，总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遗憾地含含糊糊地说，用手指敲了敲安乐椅的扶手。
“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一个面颊红润的小厮从门外跑来，尖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