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里，我接二连三地到殡仪馆去。一些人相继离世了，先是我的奶奶，这位活了九十岁的老太太，50年代做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四十年过后，这个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但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是来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多是她从前的战友、部下吧。遗体告别之前，他们轮番到休息室向我们家的人表示慰问。作为遗属，我们家的人都流着泪——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泪，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只和平鸽牌袖珍闹钟，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访问苏联时专为我带回的，尽管那时我还不识字，时间对我还不具备什么意义。我之所以无法流泪，是因为我奶奶的长子——我父亲流了太多的泪，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人，就那么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咧着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泪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脸都使我感到难为情，也许是难过。后来《哀乐》响起来了，告别仪式开始了，我们站在灵堂一侧，继续接受慰问和握手。我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刻流泪，但眼泪它还是下不来，因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着玻璃棺材里我奶奶的遗容，发现她居然被化妆师给涂了两个边缘明显的红脸蛋儿。化妆师当然是好意，是想让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样。问题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从不这样，她一生不用化妆品，绝想不到死后会被化妆师在脸上大做文章。她的红脸蛋儿阻止了我的眼泪，《哀乐》也使我走神儿。因为这一曲举国上下沿用至今的《哀乐》，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亲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之手。抗战时期他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当指导员兼作曲，他创作的小歌剧《新旧光景》在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哀乐》便是取材于其中的一段插曲。当然，它后来之所以能流行全国，想必是又经人作过了加工整理，才更加丰富和完整。但《哀乐》的主创者是我的二爷爷，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逗弄得我在有《哀乐》的场合总是三心二意。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哀乐》的成功就在于它能使所有听见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死人。于是我就想，正因为有了《哀乐》，人类才没有了判断眼泪真伪的可能。《哀乐》是要唤起人所有的悲伤细胞为之活跃的，我仿佛因为与其作者有亲缘关系，才逃离了这种被唤起。我常在应该悲哀的时候刻意欣赏《哀乐》作为一首“经典”乐曲的成功之处，我还想起我那位创作了《哀乐》的长辈，当他去世前是怎样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播放《哀乐》。他真是聪明，他愿在死后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着让人拿他创作的《哀乐》再为他增添些戏剧性的悲伤。
后来几次的殡仪馆之行，我都没有眼泪。有一次适逢省内一位文化界资深官员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绩昭彰，前来告别的人空前地多。百十辆汽车堵塞了殡仪馆门前的道路；拥挤在院内等待告别仪式开始的人们寒暄着互问近况，说着该说的或不该说的，让人爱听或不爱听的话。诸如“老刘啊可要多注意身体啊”——仿佛下个就轮着老刘了；诸如“老马呀多日不见你脸色可不好，该去医院检查就得去，别犹豫”——仿佛老马也很危险。更多的人则说着与死者告别全无关系的家长里短，社会新闻。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像集会，又像某个新开业的酒店等待剪彩。若不是《哀乐》猛地响起，这嘈杂还不知要继续到哪里。我敬重这位官员，他生前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创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励关怀之列，以至于在当年能从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被调入作家协会，成为半职业作家。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记者云集的场面表露我的哀伤呢（注意：此想法已属做作）。我踏着《哀乐》的节奏排队走向灵堂，《哀乐》又使我开始走神儿，我为我的泪水迟迟不来感到焦虑。这时乐曲忽然中止了，是录音机接触不良所致。人们都停了步子，仿佛没有音乐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以怎样的节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泪本来可以在这片刻的空白中涌上眼眶的，但是录音机被人捶打了几下又恢复了正常，于是《哀乐》继续，人们的行走便也继续。这当儿我走近了灵堂门口，门口举着大把假花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每一位进厅者发放假花，给人感觉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强迫性行为。我接住了一枝脏乎乎的白尼龙绸假花（不知被用过多少回），花梗的铁丝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泪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天举着一枝铁丝毕露的脏绸花，有些恼火地献到死者遗体旁的尴尬样儿，幸亏《哀乐》掩饰了这尴尬，《哀乐》的功效还在于，它不仅能激发人的悲伤，也能掩盖悲伤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没有眼泪。走出灵堂时我听见两个眼熟的记者对我的议论，他们说起向我奶奶遗体告别那一回，说那回我就从始至终没落一滴泪。
记者们好眼力。在这样的场合我不仅无法哭泣，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心绪：慌乱，空洞，烦躁，惶惑，无名火……也许都不是，也许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
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占地近三百亩，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陵园内树木很多：雪松，银杉，丝柏，法国梧桐，白丁香，紫丁香，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树木簇拥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们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长方形墓体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一望无际，像士兵整齐的列队。除了清明，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最安宁的地方。当我从嘈杂的殡仪馆踏入烈士陵园的大门，当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两侧巨大的法国梧桐枝叶交错搭起蔽日的天棚，为我和烈士们遮着阴，这时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静下来。眼泪常常不期而至，我任凭它去流淌，因为这时我的泪水可靠从容，没有雕饰也不暧昧。不像在殡仪馆里，那地方即令有泪也给人一种来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地面上没人认识我，墓中的人又是那么谦虚那么善解人意，我流泪就用不着为了什么。我只看见这里的树很壮美，我还坚信墓中人个个年轻英俊。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我奶奶被化了妆的红脸蛋儿，也没有那么多活人的寒暄，因此这里也没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对生命的想念。我经常在条条墓道之间走来走去阅读碑文，阅读那些生命和他们短暂得有些残忍的历史。我曾经在一块墓碑上读到过一名烈士的简介，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军分区年轻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区百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之后，归途中被一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6岁。每次我读王青的墓碑，总是莫名其妙地坚信那个打他黑枪的人物还活在世上逍遥法外。这想法让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间，我们真正知道的事实又有多少呢？这种打黑枪的人，他们比战场上与我们面对面拼杀的敌人更叫人仇恨，他们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对离世的那些亲人、熟人准确真实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小学时班里同学问我怕不怕我的市长奶奶，我不回答他们，只是想起我爷爷对我奶奶的不怕。我爷爷是个给地主扛长活出身的大老粗，战争年代也流过血负过伤的。他不仅敢打我的奶奶，还撅折过她的眼镜腿儿。他的口头禅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长大之后我才逐渐地弄清他这口头语的含意，我不喜欢我的爷爷。有一回我读到过一段有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972年登基的描写：在王宫阳台上，站在玛格丽特公主身边的丹麦首相大声喊了三遍：“国王已经去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万岁！”聚集在王宫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阳台上，彬彬有礼地吻妻子的手，对她表示尊敬。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标志。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尽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如果不是后来的“”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但是“”开始了。小将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时，我爷爷将我奶奶护在身后，和那些小将大打出手。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在地躺了一院子。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带、我一拳头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会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管理处因为经济效益不好（参观者一向很少，门票才五毛钱一张），欲在园内辟出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顿觉怒火中烧。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管——省民政厅及时否定，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
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吸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这个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有一男一女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入。女的20岁左右，身材臃肿，卷发湿淋淋（保湿摩丝所致）地堆在耳边；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一条黑呢长裙，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男的30多岁，头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穿一身棕色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来自乡镇。他们渐渐地走近了，一路说着话。我下意识地低头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我听见女的说，二十不行。男的说，门票和可乐还是我买的呢，再添五块，二十五。女的说，五十二你也是做梦。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奸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乳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我只服‘骆驼’的味儿。”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她的举着烟的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钻戒，钻石大似黄豆，在阳光下闪烁着泛青的错综复杂的锋利光芒。她的指甲、钻戒，与腕上那价值三万块钱的深灰色特种陶瓷表带环绕的方款永不磨损雷达表呼应成一种贵重不俗、可也谈不上大雅的格调。她长得不难看，一时难以看准年龄，可能是42岁，也可能是28岁，或者是这两个年龄之间的任何一种年岁。她留着齐肩的直长发，发印由正中分开，头发顺前额两侧垂下，清水挂面式吧——在这个年龄留这种头发需要胆量和时间，不过看上去这两样她都不缺：时间和胆量。换另外与她同龄的人留这种发式，可能会显得十分萎靡苍老。
我对这个陌生女人说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与她深谈。我对被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叫出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提防，尽管她说了她是我的一个读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烟之前的提问：“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我对她说我只是随便到这儿走走，她马上对我说，她是决心要告诉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来和我会面的。她还说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这很不礼貌。她告诉我她叫韩桂心。在我听来这名字不像瞎编的，但是用在这女人身上有点不老不少，似欠妥帖。当我知道她叫韩桂心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刘爱珍的墓，我朝陵园大门的方向走着，一边敷衍地问她想说什么事情，一边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觉到，其实我对她——韩桂心的事情没有兴趣。她也随我加快了步子，她说是这样，是关于她杀过人的事。这话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职业性的）。她脸上闪现出瞬间的满足。为了终于引起我注意，也为她在此情此景中制造的气氛：墓地，跟踪，杀人。她说她知道我和她一样，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她还知道我奶奶做过这里的市长。她问我上幼儿园时玩过滑梯么，不等我回答她又说你肯定没玩过，因为自从1958年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幼儿园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当时的市长——你奶奶颁布的。知道为什么要拆滑梯么？韩桂心又问我，不等我张口她又说，拆除滑梯是因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儿园，一个中班男生玩滑梯时不慎从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听着韩桂心的讲述，走着，不知不觉调转头离开大门的方向，又走到了刘爱珍烈士墓前。只见韩桂心很习惯地坐住墓体一角，又一次从麂皮手袋里掏出一支“骆驼”点上。也许她这种坐法是出于无意，仅仅因为刚才她就坐过它。但我却不打算让她在这儿坐下去，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她马上服从地站起来问我“去哪儿”，她说她特别高兴我能对她提出建议，这说明我已经打算听她的事情了。她不仅站了起来，还迫不及待地补充说1958年某日的那个下午，中班男生从滑梯上跌下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后，她，韩桂心，当时5周岁，和那个男生是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许我的确对她的事情产生了兴趣：1958年，北京路幼儿园，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长颁发的命令……这些句子于我并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比韩桂心晚几年罢了。由此推算，她已年过40。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园内的确没有滑梯，后来我的确也听说过，一个男生从滑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这是当年这座城市里一个妇孺皆知的事件，特别当我奶奶颁布了拆除全市幼儿园滑梯的命令，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继在报纸上出现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入园的小朋友们都被阿姨领着，在园内参观过曾经矗立着滑梯的那块旧址。阿姨领我们参观是要告诫我们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动。那时的我对滑梯这种东西的确产生过恐惧，但也有渴望，甚至应该说恐惧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在一些游乐场所我试着滑水、滑沙或滑别的什么，我想这些运动带给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带给幼童的刺激，我为我终于补上了这幼年空缺的一课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从前的一切遥远了，我看重前边的景观。可是这位韩桂心，显然她还陷在从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为她亲眼所见，是因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边的同班小朋友，还是因为——前边她说了她杀过人？总之，我打算静下心来听听韩桂心的讲述，也许一切没什么意义，可又能坏到哪儿去呢？我想。
我引韩桂心离开刘爱珍的墓，我们来到正冲大门的一条宽阔的鹅卵石甬路上，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选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墨绿色铁制长椅坐下来。韩桂心再次打开麂皮手袋，拿出一只TRC55DM型号的三洋录音机，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齐（饼干似的）的微型录音带。她对我说你最好把我的话录下来，用这个。她这种准备有序的行为使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钻入她的圈套。再者，她这种不顾对方习惯张口就要求录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么点自尊心。我对她说用不着，一般情况我不动用采访器（我有意以此称谓来蔑视她的“TRC55DM”）。但是韩桂心向我声明说她不是一般情况，她请我录音正是为了证明她的郑重，她会为她的话负责。我于是作了让步说，那么我们明天开始谈吧，明天我带自己的工具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韩桂心如约在老地方——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上见面，我带来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开，它记录了韩桂心的话。
后来几次的殡仪馆之行，我都没有眼泪。有一次适逢省内一位文化界资深官员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绩昭彰，前来告别的人空前地多。百十辆汽车堵塞了殡仪馆门前的道路；拥挤在院内等待告别仪式开始的人们寒暄着互问近况，说着该说的或不该说的，让人爱听或不爱听的话。诸如“老刘啊可要多注意身体啊”——仿佛下个就轮着老刘了；诸如“老马呀多日不见你脸色可不好，该去医院检查就得去，别犹豫”——仿佛老马也很危险。更多的人则说着与死者告别全无关系的家长里短，社会新闻。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像集会，又像某个新开业的酒店等待剪彩。若不是《哀乐》猛地响起，这嘈杂还不知要继续到哪里。我敬重这位官员，他生前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创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励关怀之列，以至于在当年能从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被调入作家协会，成为半职业作家。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记者云集的场面表露我的哀伤呢（注意：此想法已属做作）。我踏着《哀乐》的节奏排队走向灵堂，《哀乐》又使我开始走神儿，我为我的泪水迟迟不来感到焦虑。这时乐曲忽然中止了，是录音机接触不良所致。人们都停了步子，仿佛没有音乐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以怎样的节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泪本来可以在这片刻的空白中涌上眼眶的，但是录音机被人捶打了几下又恢复了正常，于是《哀乐》继续，人们的行走便也继续。这当儿我走近了灵堂门口，门口举着大把假花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每一位进厅者发放假花，给人感觉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强迫性行为。我接住了一枝脏乎乎的白尼龙绸假花（不知被用过多少回），花梗的铁丝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泪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天举着一枝铁丝毕露的脏绸花，有些恼火地献到死者遗体旁的尴尬样儿，幸亏《哀乐》掩饰了这尴尬，《哀乐》的功效还在于，它不仅能激发人的悲伤，也能掩盖悲伤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没有眼泪。走出灵堂时我听见两个眼熟的记者对我的议论，他们说起向我奶奶遗体告别那一回，说那回我就从始至终没落一滴泪。
记者们好眼力。在这样的场合我不仅无法哭泣，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心绪：慌乱，空洞，烦躁，惶惑，无名火……也许都不是，也许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
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占地近三百亩，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陵园内树木很多：雪松，银杉，丝柏，法国梧桐，白丁香，紫丁香，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树木簇拥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们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长方形墓体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一望无际，像士兵整齐的列队。除了清明，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最安宁的地方。当我从嘈杂的殡仪馆踏入烈士陵园的大门，当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两侧巨大的法国梧桐枝叶交错搭起蔽日的天棚，为我和烈士们遮着阴，这时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静下来。眼泪常常不期而至，我任凭它去流淌，因为这时我的泪水可靠从容，没有雕饰也不暧昧。不像在殡仪馆里，那地方即令有泪也给人一种来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地面上没人认识我，墓中的人又是那么谦虚那么善解人意，我流泪就用不着为了什么。我只看见这里的树很壮美，我还坚信墓中人个个年轻英俊。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我奶奶被化了妆的红脸蛋儿，也没有那么多活人的寒暄，因此这里也没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对生命的想念。我经常在条条墓道之间走来走去阅读碑文，阅读那些生命和他们短暂得有些残忍的历史。我曾经在一块墓碑上读到过一名烈士的简介，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军分区年轻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区百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之后，归途中被一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6岁。每次我读王青的墓碑，总是莫名其妙地坚信那个打他黑枪的人物还活在世上逍遥法外。这想法让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间，我们真正知道的事实又有多少呢？这种打黑枪的人，他们比战场上与我们面对面拼杀的敌人更叫人仇恨，他们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对离世的那些亲人、熟人准确真实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小学时班里同学问我怕不怕我的市长奶奶，我不回答他们，只是想起我爷爷对我奶奶的不怕。我爷爷是个给地主扛长活出身的大老粗，战争年代也流过血负过伤的。他不仅敢打我的奶奶，还撅折过她的眼镜腿儿。他的口头禅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长大之后我才逐渐地弄清他这口头语的含意，我不喜欢我的爷爷。有一回我读到过一段有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972年登基的描写：在王宫阳台上，站在玛格丽特公主身边的丹麦首相大声喊了三遍：“国王已经去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万岁！”聚集在王宫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阳台上，彬彬有礼地吻妻子的手，对她表示尊敬。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标志。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尽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如果不是后来的“”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但是“”开始了。小将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时，我爷爷将我奶奶护在身后，和那些小将大打出手。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在地躺了一院子。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带、我一拳头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会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管理处因为经济效益不好（参观者一向很少，门票才五毛钱一张），欲在园内辟出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顿觉怒火中烧。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管——省民政厅及时否定，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
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吸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这个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有一男一女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入。女的20岁左右，身材臃肿，卷发湿淋淋（保湿摩丝所致）地堆在耳边；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一条黑呢长裙，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男的30多岁，头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穿一身棕色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来自乡镇。他们渐渐地走近了，一路说着话。我下意识地低头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我听见女的说，二十不行。男的说，门票和可乐还是我买的呢，再添五块，二十五。女的说，五十二你也是做梦。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奸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乳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我只服‘骆驼’的味儿。”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她的举着烟的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钻戒，钻石大似黄豆，在阳光下闪烁着泛青的错综复杂的锋利光芒。她的指甲、钻戒，与腕上那价值三万块钱的深灰色特种陶瓷表带环绕的方款永不磨损雷达表呼应成一种贵重不俗、可也谈不上大雅的格调。她长得不难看，一时难以看准年龄，可能是42岁，也可能是28岁，或者是这两个年龄之间的任何一种年岁。她留着齐肩的直长发，发印由正中分开，头发顺前额两侧垂下，清水挂面式吧——在这个年龄留这种头发需要胆量和时间，不过看上去这两样她都不缺：时间和胆量。换另外与她同龄的人留这种发式，可能会显得十分萎靡苍老。
我对这个陌生女人说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与她深谈。我对被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叫出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提防，尽管她说了她是我的一个读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烟之前的提问：“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我对她说我只是随便到这儿走走，她马上对我说，她是决心要告诉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来和我会面的。她还说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这很不礼貌。她告诉我她叫韩桂心。在我听来这名字不像瞎编的，但是用在这女人身上有点不老不少，似欠妥帖。当我知道她叫韩桂心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刘爱珍的墓，我朝陵园大门的方向走着，一边敷衍地问她想说什么事情，一边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觉到，其实我对她——韩桂心的事情没有兴趣。她也随我加快了步子，她说是这样，是关于她杀过人的事。这话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职业性的）。她脸上闪现出瞬间的满足。为了终于引起我注意，也为她在此情此景中制造的气氛：墓地，跟踪，杀人。她说她知道我和她一样，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她还知道我奶奶做过这里的市长。她问我上幼儿园时玩过滑梯么，不等我回答她又说你肯定没玩过，因为自从1958年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幼儿园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当时的市长——你奶奶颁布的。知道为什么要拆滑梯么？韩桂心又问我，不等我张口她又说，拆除滑梯是因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儿园，一个中班男生玩滑梯时不慎从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听着韩桂心的讲述，走着，不知不觉调转头离开大门的方向，又走到了刘爱珍烈士墓前。只见韩桂心很习惯地坐住墓体一角，又一次从麂皮手袋里掏出一支“骆驼”点上。也许她这种坐法是出于无意，仅仅因为刚才她就坐过它。但我却不打算让她在这儿坐下去，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她马上服从地站起来问我“去哪儿”，她说她特别高兴我能对她提出建议，这说明我已经打算听她的事情了。她不仅站了起来，还迫不及待地补充说1958年某日的那个下午，中班男生从滑梯上跌下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后，她，韩桂心，当时5周岁，和那个男生是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许我的确对她的事情产生了兴趣：1958年，北京路幼儿园，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长颁发的命令……这些句子于我并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比韩桂心晚几年罢了。由此推算，她已年过40。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园内的确没有滑梯，后来我的确也听说过，一个男生从滑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这是当年这座城市里一个妇孺皆知的事件，特别当我奶奶颁布了拆除全市幼儿园滑梯的命令，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继在报纸上出现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入园的小朋友们都被阿姨领着，在园内参观过曾经矗立着滑梯的那块旧址。阿姨领我们参观是要告诫我们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动。那时的我对滑梯这种东西的确产生过恐惧，但也有渴望，甚至应该说恐惧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在一些游乐场所我试着滑水、滑沙或滑别的什么，我想这些运动带给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带给幼童的刺激，我为我终于补上了这幼年空缺的一课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从前的一切遥远了，我看重前边的景观。可是这位韩桂心，显然她还陷在从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为她亲眼所见，是因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边的同班小朋友，还是因为——前边她说了她杀过人？总之，我打算静下心来听听韩桂心的讲述，也许一切没什么意义，可又能坏到哪儿去呢？我想。
我引韩桂心离开刘爱珍的墓，我们来到正冲大门的一条宽阔的鹅卵石甬路上，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选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墨绿色铁制长椅坐下来。韩桂心再次打开麂皮手袋，拿出一只TRC55DM型号的三洋录音机，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齐（饼干似的）的微型录音带。她对我说你最好把我的话录下来，用这个。她这种准备有序的行为使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钻入她的圈套。再者，她这种不顾对方习惯张口就要求录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么点自尊心。我对她说用不着，一般情况我不动用采访器（我有意以此称谓来蔑视她的“TRC55DM”）。但是韩桂心向我声明说她不是一般情况，她请我录音正是为了证明她的郑重，她会为她的话负责。我于是作了让步说，那么我们明天开始谈吧，明天我带自己的工具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韩桂心如约在老地方——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上见面，我带来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开，它记录了韩桂心的话。
我这个人，说来你也许不信，我生下来五分钟之后就长大了。我想这原因要归结于我母亲。从我能听见声音，我听见的就是我母亲的声音。她像对一个大人那样对我说话，说的也都是大人的事，也不征得我的同意，就认定我能听懂。她的长篇大套的话一般在给我喂奶时进行。她怀抱着我，我的嘴含满她的奶头，脸蛋儿贴住她温暖的，她就开始说话。她主要的话题是跟我骂我父亲，她对我说：“韩桂心啊（我刚出生我母亲就这么称呼我）不是我不想让你有爸，我实在是跟他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按说我怀着你的时候不该跟他提出离婚，这时候跟他离婚咱们娘儿俩今后的日子该有多难哪。可是不行，我实在是等不及了，你还没有体会过什么叫等不及，听我说说你爸的为人你就明白了。我怎么会爱上他怎么会跟他结婚？想来想去当初我就是爱上了他一双手。我们俩是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当时我坐着，你爸站着，一手扒住我前边那把椅子上的扶手。我一直盯着那只手，从我眼前有了那只手直到终点站。开始是没有意识，到后来，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离不开那只手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手：干净，修长，灵秀，有力量……总之我迷上了它。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它突然从扶手上拿开，我才发现车上的乘客都了。我急忙下了车，那手的主人——也就是你父亲，他正站在车门口等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我盯着他的手的时候，他也正低头盯着我。我们俩就这么认识了，而且很快就结了婚。结了婚，我才发现你爸脾气太大了，并且一只耳朵有点聋——谈恋爱的时候我怎么没觉出他耳朵聋？说来他也有他的不幸：他的耳聋是小时候让你爷爷给打的。用你爸的话说，你爷爷是个汉奸，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定居北京，在日伪时期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当过官。那时候他们家住按院胡同，几进的四合院，汽车，花园，都有。你爸挨的那个耳光，就是住在按院胡同的时候挨的。那时候胡同里住着一家日本商人，商人家有个和你爸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十一二岁吧。用你爸的话说，那时候全北京，全中国，除了你爷爷那样的人物，谁不恨日本人哪。这样，你爸和他的大哥二哥就盯上了那个日本孩子。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哥儿仨坐在家里接送他们的包车上，看见那日本孩子正独自在胡同里走，就从车上跳下来，让车夫先回了家。然后他们跟着那孩子，看准了胡同再无别人，就一人上去给了那孩子一个耳光。打完，哥儿仨一口气跑回家，插起大门，溜回自己房间，慌得连午饭都不敢去吃。没过几分钟，那孩子的母亲就找上门来了。后果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猜得出，你爷爷恭敬地把那日本女人让进上房，又差佣人单把你爸喊了来，当着那女人，给了你爸一个耳光。你爸说那个耳光打得实在是有技术，整整把他打得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儿，好比当今舞台上那些舞蹈演员转的那样的圈儿。从那儿你爸的左耳听力明显下降，那时候他正迷恋钢琴，做梦都想当大音乐家。他恨你爷爷，他跟我说其实他早就预感到你爷爷欠着他一个超级耳光，因为你爸自小就不讨你爷爷的喜欢。这耳光今天不来，明天、后天、大后天也会来的。让你爸感到憋气的是，他的耳朵，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那么个日本小孩就给聋掉了。你爸他音乐家是当不成了，大学毕了业，他分配到咱们这个城市。你知道他现在当什么？有个音乐杂志叫《歌曲大家唱》的，他在那儿当编辑。你猜怎么着韩桂心，我觉得是不是耳朵有毛病的人脾气都坏？像你爸这种人，他真是心比天高，哪儿甘心在一个小小的音乐杂志做 嗉 Ｋ哪勘暝臼悄切┦澜缂兜拇笕宋铮愿龆娜钡愣荚敢飧笕宋镆谎１确轿宜邓⑵担愣晕宜担骸透炊喾宜频摹！确轿宜邓渌模愣晕宜担骸透蛩固顾频摹！确轿胰八俪匀ネ雌加糜谝种粕窬酝诽郏罄闯陨狭笋锉吆鸱龋旌臀静畈欢嗔耍愀嫠呶遥骸透铀雇滓蛩够频摹！?
“我们结婚以后，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的。有时候为一点儿小事，有时候什么都不为。比方有一回，就因为我一不小心站在了他的左边跟他说话——平时我已养成习惯跟他说话时站在他右边，他便攥起拳头——那双漂亮的手攥成的拳头，狠打我一顿。他打我时一般我不吭气，因为我觉得当男人打你时就已经是在解他最大的气，我盼着挨打之后的平静。可是你爸他不是这样的人，我渐渐发现他打我只是一场恶战的序幕，打完他还要我开口，而他要我开口的最终目的是让我永生永世向他认错。他不断地问我‘为什么你非得站在我左边跟我说话你想看我的笑话，你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耳朵有毛病是不是？你说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说不是我只是一下子忘了我以后会注意的。他马上说‘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忘了几点上班几点吃饭你怎么忘不了呢？你想用忘了来减轻这件事本身的分量么，你！’我说这件事到底有多大的分量我实在看不出来你不是已经打了我么你还要怎么样！他就提高嗓门儿重复我的话说——‘你还要怎么样，啊，我总算听到了你这句质问。你敢质问我，可见你前边的承认错误全是假的，你想让我知道是我用武力才使你认错而你本来没有错是不是！’我对他说我只是不想再吵下去了我认为你嚷你打我都是对的我真的会好好想想我的……我的错误的。哪知他立即抓住了一个‘嚷’字，他说‘你说我嚷是不是？你凭什么说我嚷，我为什么会嚷？凡事要追根寻源你不站在我左边我会嚷么现在嚷倒成了万恶之源。我嚷我光明正大道理充分，你嘴上没嚷可你心里正在嚷我看见你心里嚷了你连嚷都不敢你虚伪透顶！’韩桂心你知道吗？每逢这时我便生出一种绝望之感，我已知道我开口即错：如果我真嚷起来他会说‘瞧啊本性大暴露了是不是早知道你憋不住。’如果我坚持着沉默他便说‘假文明一种假文明，不开口不算本事今天你不开口咱们谁也别想走。’你爸他说到做到，有好几回他阻拦我正点上班。韩桂心你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我的学历不如你爸高，幼儿师范毕业后，我在北京路幼儿园当老师。我热爱自己的职业也应该按时上班，可是你爸他自有他的钟点，他闹不够钟点决不放你走。他插上门，抓过一只大暖壶，倒上满满一杯白开水大口地吞咽着，喝一口水，便猛地把茶杯往桌上敦那么一下，水花肆无忌惮地溅在桌面上。他的大暖壶，他那敦来敦去的茶杯，他那无限放大的咕嗒喀嗒的咽水声，和他那铁定了心要拿我来消磨时光的一脸亢奋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我没有由来地浑身发抖，牙齿磕得嘭嘭响，我下意识地攥紧拳头仿佛不把它们握紧它们就会自行从我的胳膊上飞出去。我想一个人在决定是不是自杀或者是不是杀人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我这副样子吧。我抖着，每到这时你爸才从抽屉里摸出纸来说：‘写保证书，写了保证书就让你走。’我在纸上写下一行字，无非是保证今后不在他左边站着说话之类的句子。他拿过纸扫上一眼便会轻蔑地撕掉说：‘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凡事不挖出思想根源是不会印象深刻是不会保证以后不犯的。你应该写出根源：你忘了应该站在我右边，为什么你会忘了？肯定是你心里在想别的。为什么跟我说话时会想别的？是因为当时你想的那件事比我本人更重要。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咱们这个二人家庭中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呢？今天你忘了站在我右边，明天你就可能连我说话都听不见了，你到底是怎么了在外边碰什么人了吗挖出来都挖掘出来我挺得住……’我在你爸那永不厌烦漫无边际的絮叨声中重新书写保证书，毫无道理地挖掘着那并不存在的思想根源，比信徒向上帝忏悔更加一万倍地绞尽脑汁。我觉得大地就在脚下咔咔地开裂，我就在黑暗中写着看不见的字，一边随着屁股底下的椅子向绽裂的地心下沉。有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不是你爸的妻子，在他眼中我其实是你爸的爸，是你那个汉奸爷爷。一定是你爷爷被枪毙之后他的魂儿附在了我身上，可叫你爸找到了报仇的对象。我笑起来，我告诉你人在彻底无助的时候才能明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真正获得了自由。以往我和你爸所有的争吵都因为我老想求助于什么，求助于我们能吵出个道理彼此达到沟通。老想求助于什么本身就是不自由的。现在我笑着，人在彻底无助的境况下才会有这么坦荡的无遮无拦的大笑。我一定笑得声音非常大，因为我看见你爸忽然跳起来奔到门口打开门上的插销，用他一只灵活有力的手捉住我的后脖领说：‘出去！’我于是立刻止住笑，脸上一派平静地出门上班去了。连我自己都惊奇我为什么会一派平静，我哪儿来的这戛然而止的本事呢我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了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太爱面子了，爱自己的面子也替你爸撑着他的面子，因为他对外人一向和颜悦色，在单位里从没跟人红过脸。这说明他完全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他是有意隐藏着积攒着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郁闷 豢欤氐郊依垂仄鹈畔蛭倚埂５饶愠ご罅俗约喝ビ≈ひ幌拢蠓苍诘ノ焕镂挛亩诺哪切┠腥耍邪司旁诩依锒枷裥咨穸裆贰Ｓ幸徽笞游姨乇鸷ε孪掳嗷丶遥揖Ｅ巫庞锥坝屑页そ硬蛔叩暮⒆樱茄揖涂梢耘闼且恢贝粝氯ァ：鹦陌∧悴怀阅塘耍恚课胰媚闶芰司攀敲础?
我靠在我母亲的胸上吮着她那有点甜有点咸的奶汁，竭力分析着她的语言的含意。我想我一定是听懂了，因为我记得我那一直闭着的眼睁了开来——就在听到那声“出去”之后，我还把嘴从我母亲的奶头上移开，我仰起头看着她，紧接着我感到有大滴冰凉的水珠砸在我脸上，是我母亲哭了。她哭着，把怀里的我掉个过儿，把我的脸从她的左奶移到右奶，她试图把奶头塞进我的嘴，可我扭扭脸，仍然怔怔地盯着她，似乎告诉她我明白她有多么苦，我也愿意继续听她讲。就为了我那时的表情，我母亲好一阵把我狠抱，她一定是受了我的感动吧，她搂抱着我，继续讲下去，她说：“我就知道你能听懂韩桂心，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你跟妈一条心，妈还有什么可怕的，哪怕是跟你爸离了婚——我们的确离了婚。自打那回他抓住我脖领子让我‘出去’之后，我的后脖梗便经常莫名其妙地红肿一片。我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可能是神经性皮炎。我用了医生给的药，卤甘石水剂什么的，不见效。以后我才明白，这皮炎的因由不是别的正是你爸那双手，那双漂亮得可怕、可憎的手，我一看见它脖子就立刻肿起来，奇痒难耐。有一次我痒得没有办法几乎就大声喊起来，我想冲你爸说只要你再胆敢伸手抓我的后脖领我就剁掉你的手！我心里喊着，简直由从前的害怕吵架到盼着他寻机了，简直由从前的不愿回家到一下班就准点奔回家来了，那真是一种恶意的企盼阴毒的快感啊我多么想剁掉你爸的手。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再次大吵起来，那时候我已经怀上了你，四个多月了吧，为一点儿小事：早晨我给他煮鸡蛋时把四分半钟错当成了三分半钟，三分半钟是他的煮鸡蛋的最佳火候儿，三分半钟的鸡蛋，蛋黄不软不硬，是半透明的糖心儿，可那天早晨的鸡蛋，蛋黄已经熟透，很硬，吃起来沙沙的。你爸对煮鸡蛋的火候一向要求严格，那个早晨，当他把鸡蛋小头朝上地放在他的专用鸡蛋杯上，用不锈钢小勺磕开顶端的蛋皮，一勺舀到蛋黄时，我不等他发话，就抢着说这鸡蛋我多煮了一分钟。他问我为什么，我本想实话实说，说我记错了时间，可我却有点故意地说‘不为什么’心想反正也没什么好了。果然他把勺子啪地往桌上一拍说：‘实在是新鲜，你竟敢向我挑衅。’他说完忽地站起来奔到我跟前，向我扬起那只令我千百次诅咒的手，我闭起眼睛想着：我的机会就要到了。这时候有人敲门。你爸垂下胳膊去开门，来人是我们的邻居，他们杂志的主编，跟我们借白矾的，说是要煮绿豆稀饭。我去给主编找白矾，你爸他去干什么了呢？他手忙脚乱地给主编找茶杯沏茶，尽管大清早的这完全没有必要，主编不是登门拜访，他不过是来要一小块白矾。你爸他却是那么热情忙乱，热情到有点卑下，忙乱到把一只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我心想他是多么惧怕主编啊，可他凭什么要惧怕呢？他为人正派历史清白，他爸爸是汉奸可他不是，难道主编会把他也枪毙了不成？但你爸他真是害怕，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不怕我，什么都有可能叫他产生害怕。主编走了，我蹲下来收拾地上的碎茶杯，以为你爸会接着提起鸡蛋的事，我想错了：你爸他已经忘掉了鸡蛋，刺伤他自尊的是主编的到来吓得他摔了茶杯，而他的这种被吓，完全彻底地让我给看见了。他让我放下碎茶杯，他说‘你少给我装模作样地收拾，你以为缺了你我连个茶杯也收拾不了么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争辩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他说‘你当然高兴，高兴高兴你就是高兴，我早就知道你天天盼着我在外人眼前出丑，我就是出丑了就是害怕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把我怎么样你说你不说别想出这个门！’他说完就像从前那样拽过一只大暖壶，他坐在桌边，倒上满满一杯开水大口吞咽着，咽一口，便猛地把茶杯往桌上那么一敦，水花肆无忌惮地溅在桌面上。他的大暖壶，他那在桌上敦来敦去的茶杯，他那无限放大的咕嗒咕嗒的咽水声，和他那铁定了心要拿我来消磨时光的一脸亢奋使我的后脖梗顿时一阵阵热痒难耐，我知道我的脖子正在发红发肿，汗毛孔张开好比厚硬的老橘子皮。如果说刚才他在主编眼前打碎茶杯让我有那么点心酸，那么现在，愤怒和仇恨压倒了一切。我两眼直直地瞪着他，我冲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毫不含糊地说：‘胆——小——鬼！’他愣了，接着便扑上来薅住了我的头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打起我的耳光，正像他的父亲当年打他吧。我被他打着，清醒地引他向厨房走，我们扭打着进了厨房。我伏身扑在案板上看清了菜刀的方位，我右手抄起菜刀，左手以平生之力掳住你爸的右胳膊，把他的右手按在案板上，我不等他反应过来就举刀砍去，我闭了眼，刀落下去，当我睁开眼时我看见我砍断了你爸右手的小拇指。”
录音机停了。我换录音带，韩桂心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晚上有个约会。要是你方便，我愿意明天继续。明天咱们可以早些来，上午9点怎么样？如果你方便。”我说可以，不过我很想知道你父亲……你父亲——我在选择合适的词，韩桂心替我说，“你是问我父亲小拇指掉了之后作何反应吧？”她停顿了一下，很过瘾地深吸了一口烟：“出人意料，他给我母亲跪下了，他叫她停止，STOP！他摆动着他那缺了小拇指的血淋淋的手，像根本不觉疼痛似的。他央告我母亲今生今世停止吵架，他愿意先发誓，为了我母亲肚子里的我。可我母亲不答应，那阵子她像着了魔，非离婚不足以平心头之怨恨，哪怕今天离婚明天等着她的就是死她也得离。他们离了婚，我母亲腆着肚子搬进幼儿园的单身宿舍，我就生在那儿，北京路幼儿园。”那么你父亲没有为手指的事对你母亲采取什么行动？我问韩桂心。她说没有，她说她父亲一直跟外人说是自己不留神弄伤的，就这点讲，他还像个男人。韩桂心说着，手袋里的手机响了，她接了个电话，对我说她真得走了。我也随她站起来，我们一块儿出了陵园大门。我看见她走向停车场的一辆白色“马自达”，掏出钥匙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娴熟地开车拐上大街，汇入了拥挤的车流。
第二天在陵园，韩桂心继续她的讲述，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下午六点。这天她穿得比较随便，套头羊绒衫，牛仔裤，平底帆布鞋，手里拎个长方形带盖子的柳编篮子。她的心情也不沉重，好像昨天讲的全是别人的事。她的装束和她提的大篮子，给人感觉她就是来作一次文明轻松的郊游。近中午，当我觉出肚子饿时，韩桂心便打开篮子，托出两套保鲜纸包好的自制三明治，她递给我一套，又忙着拧开不锈钢真空保温壶，往两个纸杯里冲咖啡。“意大利泡沫咖啡。”她一边告诉我，一边殷勤地把一杯热腾腾的、的泡沫已经鼓出杯口的咖啡递给我，并不忘在杯底垫上一小块餐巾纸。咖啡的香气和它那诱人的弹性形状，以及三明治的松软新鲜，都引起我的食欲。联想起她昨天讲过她父亲对于煮鸡蛋火候的严格要求，我想他们父女可能从未在一起生活过，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却有着血缘带来的抹不掉的痕迹。吃完喝完，她又拿出几粒大若牛眼的据说是智利的葡萄请我品尝。我尝着智利葡萄，虽然觉得比当地的“巨丰”之类的品种也好不到哪儿，却还是客气地表示了欣赏——我感觉韩桂心这种女人比较希望听到别人的欣赏。果然她挺高兴，她说：“谢谢你这么耐心听我说话，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听我说话了。”韩桂心讲这话时神气比较诚恳，甚至可以说软弱，这一瞬间不太像从昨天到今天我认识的她。
“我们结婚以后，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的。有时候为一点儿小事，有时候什么都不为。比方有一回，就因为我一不小心站在了他的左边跟他说话——平时我已养成习惯跟他说话时站在他右边，他便攥起拳头——那双漂亮的手攥成的拳头，狠打我一顿。他打我时一般我不吭气，因为我觉得当男人打你时就已经是在解他最大的气，我盼着挨打之后的平静。可是你爸他不是这样的人，我渐渐发现他打我只是一场恶战的序幕，打完他还要我开口，而他要我开口的最终目的是让我永生永世向他认错。他不断地问我‘为什么你非得站在我左边跟我说话你想看我的笑话，你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耳朵有毛病是不是？你说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说不是我只是一下子忘了我以后会注意的。他马上说‘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忘了几点上班几点吃饭你怎么忘不了呢？你想用忘了来减轻这件事本身的分量么，你！’我说这件事到底有多大的分量我实在看不出来你不是已经打了我么你还要怎么样！他就提高嗓门儿重复我的话说——‘你还要怎么样，啊，我总算听到了你这句质问。你敢质问我，可见你前边的承认错误全是假的，你想让我知道是我用武力才使你认错而你本来没有错是不是！’我对他说我只是不想再吵下去了我认为你嚷你打我都是对的我真的会好好想想我的……我的错误的。哪知他立即抓住了一个‘嚷’字，他说‘你说我嚷是不是？你凭什么说我嚷，我为什么会嚷？凡事要追根寻源你不站在我左边我会嚷么现在嚷倒成了万恶之源。我嚷我光明正大道理充分，你嘴上没嚷可你心里正在嚷我看见你心里嚷了你连嚷都不敢你虚伪透顶！’韩桂心你知道吗？每逢这时我便生出一种绝望之感，我已知道我开口即错：如果我真嚷起来他会说‘瞧啊本性大暴露了是不是早知道你憋不住。’如果我坚持着沉默他便说‘假文明一种假文明，不开口不算本事今天你不开口咱们谁也别想走。’你爸他说到做到，有好几回他阻拦我正点上班。韩桂心你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我的学历不如你爸高，幼儿师范毕业后，我在北京路幼儿园当老师。我热爱自己的职业也应该按时上班，可是你爸他自有他的钟点，他闹不够钟点决不放你走。他插上门，抓过一只大暖壶，倒上满满一杯白开水大口地吞咽着，喝一口水，便猛地把茶杯往桌上敦那么一下，水花肆无忌惮地溅在桌面上。他的大暖壶，他那敦来敦去的茶杯，他那无限放大的咕嗒喀嗒的咽水声，和他那铁定了心要拿我来消磨时光的一脸亢奋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我没有由来地浑身发抖，牙齿磕得嘭嘭响，我下意识地攥紧拳头仿佛不把它们握紧它们就会自行从我的胳膊上飞出去。我想一个人在决定是不是自杀或者是不是杀人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我这副样子吧。我抖着，每到这时你爸才从抽屉里摸出纸来说：‘写保证书，写了保证书就让你走。’我在纸上写下一行字，无非是保证今后不在他左边站着说话之类的句子。他拿过纸扫上一眼便会轻蔑地撕掉说：‘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凡事不挖出思想根源是不会印象深刻是不会保证以后不犯的。你应该写出根源：你忘了应该站在我右边，为什么你会忘了？肯定是你心里在想别的。为什么跟我说话时会想别的？是因为当时你想的那件事比我本人更重要。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咱们这个二人家庭中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呢？今天你忘了站在我右边，明天你就可能连我说话都听不见了，你到底是怎么了在外边碰什么人了吗挖出来都挖掘出来我挺得住……’我在你爸那永不厌烦漫无边际的絮叨声中重新书写保证书，毫无道理地挖掘着那并不存在的思想根源，比信徒向上帝忏悔更加一万倍地绞尽脑汁。我觉得大地就在脚下咔咔地开裂，我就在黑暗中写着看不见的字，一边随着屁股底下的椅子向绽裂的地心下沉。有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不是你爸的妻子，在他眼中我其实是你爸的爸，是你那个汉奸爷爷。一定是你爷爷被枪毙之后他的魂儿附在了我身上，可叫你爸找到了报仇的对象。我笑起来，我告诉你人在彻底无助的时候才能明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真正获得了自由。以往我和你爸所有的争吵都因为我老想求助于什么，求助于我们能吵出个道理彼此达到沟通。老想求助于什么本身就是不自由的。现在我笑着，人在彻底无助的境况下才会有这么坦荡的无遮无拦的大笑。我一定笑得声音非常大，因为我看见你爸忽然跳起来奔到门口打开门上的插销，用他一只灵活有力的手捉住我的后脖领说：‘出去！’我于是立刻止住笑，脸上一派平静地出门上班去了。连我自己都惊奇我为什么会一派平静，我哪儿来的这戛然而止的本事呢我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了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太爱面子了，爱自己的面子也替你爸撑着他的面子，因为他对外人一向和颜悦色，在单位里从没跟人红过脸。这说明他完全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他是有意隐藏着积攒着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郁闷 豢欤氐郊依垂仄鹈畔蛭倚埂５饶愠ご罅俗约喝ビ≈ひ幌拢蠓苍诘ノ焕镂挛亩诺哪切┠腥耍邪司旁诩依锒枷裥咨穸裆贰Ｓ幸徽笞游姨乇鸷ε孪掳嗷丶遥揖Ｅ巫庞锥坝屑页そ硬蛔叩暮⒆樱茄揖涂梢耘闼且恢贝粝氯ァ：鹦陌∧悴怀阅塘耍恚课胰媚闶芰司攀敲础?
我靠在我母亲的胸上吮着她那有点甜有点咸的奶汁，竭力分析着她的语言的含意。我想我一定是听懂了，因为我记得我那一直闭着的眼睁了开来——就在听到那声“出去”之后，我还把嘴从我母亲的奶头上移开，我仰起头看着她，紧接着我感到有大滴冰凉的水珠砸在我脸上，是我母亲哭了。她哭着，把怀里的我掉个过儿，把我的脸从她的左奶移到右奶，她试图把奶头塞进我的嘴，可我扭扭脸，仍然怔怔地盯着她，似乎告诉她我明白她有多么苦，我也愿意继续听她讲。就为了我那时的表情，我母亲好一阵把我狠抱，她一定是受了我的感动吧，她搂抱着我，继续讲下去，她说：“我就知道你能听懂韩桂心，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你跟妈一条心，妈还有什么可怕的，哪怕是跟你爸离了婚——我们的确离了婚。自打那回他抓住我脖领子让我‘出去’之后，我的后脖梗便经常莫名其妙地红肿一片。我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可能是神经性皮炎。我用了医生给的药，卤甘石水剂什么的，不见效。以后我才明白，这皮炎的因由不是别的正是你爸那双手，那双漂亮得可怕、可憎的手，我一看见它脖子就立刻肿起来，奇痒难耐。有一次我痒得没有办法几乎就大声喊起来，我想冲你爸说只要你再胆敢伸手抓我的后脖领我就剁掉你的手！我心里喊着，简直由从前的害怕吵架到盼着他寻机了，简直由从前的不愿回家到一下班就准点奔回家来了，那真是一种恶意的企盼阴毒的快感啊我多么想剁掉你爸的手。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再次大吵起来，那时候我已经怀上了你，四个多月了吧，为一点儿小事：早晨我给他煮鸡蛋时把四分半钟错当成了三分半钟，三分半钟是他的煮鸡蛋的最佳火候儿，三分半钟的鸡蛋，蛋黄不软不硬，是半透明的糖心儿，可那天早晨的鸡蛋，蛋黄已经熟透，很硬，吃起来沙沙的。你爸对煮鸡蛋的火候一向要求严格，那个早晨，当他把鸡蛋小头朝上地放在他的专用鸡蛋杯上，用不锈钢小勺磕开顶端的蛋皮，一勺舀到蛋黄时，我不等他发话，就抢着说这鸡蛋我多煮了一分钟。他问我为什么，我本想实话实说，说我记错了时间，可我却有点故意地说‘不为什么’心想反正也没什么好了。果然他把勺子啪地往桌上一拍说：‘实在是新鲜，你竟敢向我挑衅。’他说完忽地站起来奔到我跟前，向我扬起那只令我千百次诅咒的手，我闭起眼睛想着：我的机会就要到了。这时候有人敲门。你爸垂下胳膊去开门，来人是我们的邻居，他们杂志的主编，跟我们借白矾的，说是要煮绿豆稀饭。我去给主编找白矾，你爸他去干什么了呢？他手忙脚乱地给主编找茶杯沏茶，尽管大清早的这完全没有必要，主编不是登门拜访，他不过是来要一小块白矾。你爸他却是那么热情忙乱，热情到有点卑下，忙乱到把一只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我心想他是多么惧怕主编啊，可他凭什么要惧怕呢？他为人正派历史清白，他爸爸是汉奸可他不是，难道主编会把他也枪毙了不成？但你爸他真是害怕，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不怕我，什么都有可能叫他产生害怕。主编走了，我蹲下来收拾地上的碎茶杯，以为你爸会接着提起鸡蛋的事，我想错了：你爸他已经忘掉了鸡蛋，刺伤他自尊的是主编的到来吓得他摔了茶杯，而他的这种被吓，完全彻底地让我给看见了。他让我放下碎茶杯，他说‘你少给我装模作样地收拾，你以为缺了你我连个茶杯也收拾不了么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争辩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他说‘你当然高兴，高兴高兴你就是高兴，我早就知道你天天盼着我在外人眼前出丑，我就是出丑了就是害怕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把我怎么样你说你不说别想出这个门！’他说完就像从前那样拽过一只大暖壶，他坐在桌边，倒上满满一杯开水大口吞咽着，咽一口，便猛地把茶杯往桌上那么一敦，水花肆无忌惮地溅在桌面上。他的大暖壶，他那在桌上敦来敦去的茶杯，他那无限放大的咕嗒咕嗒的咽水声，和他那铁定了心要拿我来消磨时光的一脸亢奋使我的后脖梗顿时一阵阵热痒难耐，我知道我的脖子正在发红发肿，汗毛孔张开好比厚硬的老橘子皮。如果说刚才他在主编眼前打碎茶杯让我有那么点心酸，那么现在，愤怒和仇恨压倒了一切。我两眼直直地瞪着他，我冲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毫不含糊地说：‘胆——小——鬼！’他愣了，接着便扑上来薅住了我的头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打起我的耳光，正像他的父亲当年打他吧。我被他打着，清醒地引他向厨房走，我们扭打着进了厨房。我伏身扑在案板上看清了菜刀的方位，我右手抄起菜刀，左手以平生之力掳住你爸的右胳膊，把他的右手按在案板上，我不等他反应过来就举刀砍去，我闭了眼，刀落下去，当我睁开眼时我看见我砍断了你爸右手的小拇指。”
录音机停了。我换录音带，韩桂心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晚上有个约会。要是你方便，我愿意明天继续。明天咱们可以早些来，上午9点怎么样？如果你方便。”我说可以，不过我很想知道你父亲……你父亲——我在选择合适的词，韩桂心替我说，“你是问我父亲小拇指掉了之后作何反应吧？”她停顿了一下，很过瘾地深吸了一口烟：“出人意料，他给我母亲跪下了，他叫她停止，STOP！他摆动着他那缺了小拇指的血淋淋的手，像根本不觉疼痛似的。他央告我母亲今生今世停止吵架，他愿意先发誓，为了我母亲肚子里的我。可我母亲不答应，那阵子她像着了魔，非离婚不足以平心头之怨恨，哪怕今天离婚明天等着她的就是死她也得离。他们离了婚，我母亲腆着肚子搬进幼儿园的单身宿舍，我就生在那儿，北京路幼儿园。”那么你父亲没有为手指的事对你母亲采取什么行动？我问韩桂心。她说没有，她说她父亲一直跟外人说是自己不留神弄伤的，就这点讲，他还像个男人。韩桂心说着，手袋里的手机响了，她接了个电话，对我说她真得走了。我也随她站起来，我们一块儿出了陵园大门。我看见她走向停车场的一辆白色“马自达”，掏出钥匙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娴熟地开车拐上大街，汇入了拥挤的车流。
第二天在陵园，韩桂心继续她的讲述，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下午六点。这天她穿得比较随便，套头羊绒衫，牛仔裤，平底帆布鞋，手里拎个长方形带盖子的柳编篮子。她的心情也不沉重，好像昨天讲的全是别人的事。她的装束和她提的大篮子，给人感觉她就是来作一次文明轻松的郊游。近中午，当我觉出肚子饿时，韩桂心便打开篮子，托出两套保鲜纸包好的自制三明治，她递给我一套，又忙着拧开不锈钢真空保温壶，往两个纸杯里冲咖啡。“意大利泡沫咖啡。”她一边告诉我，一边殷勤地把一杯热腾腾的、的泡沫已经鼓出杯口的咖啡递给我，并不忘在杯底垫上一小块餐巾纸。咖啡的香气和它那诱人的弹性形状，以及三明治的松软新鲜，都引起我的食欲。联想起她昨天讲过她父亲对于煮鸡蛋火候的严格要求，我想他们父女可能从未在一起生活过，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却有着血缘带来的抹不掉的痕迹。吃完喝完，她又拿出几粒大若牛眼的据说是智利的葡萄请我品尝。我尝着智利葡萄，虽然觉得比当地的“巨丰”之类的品种也好不到哪儿，却还是客气地表示了欣赏——我感觉韩桂心这种女人比较希望听到别人的欣赏。果然她挺高兴，她说：“谢谢你这么耐心听我说话，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听我说话了。”韩桂心讲这话时神气比较诚恳，甚至可以说软弱，这一瞬间不太像从昨天到今天我认识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