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外国经典>> 司湯達 Stendhal   法國 France   十九世紀的法國   (1783年元月23日1842年三月23日)
紅與黑 The Red and the Black
  《紅與黑》 Le Rouge et le Noir (The Red and the Black) 1830 by Stendhal (Marie-Henri Beyle, 1783 – 1842)
  
  《紅與黑》是法國作傢司湯達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現在,已經被世界公認為文學史上的經典。《紅與黑》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部傑出作品。作者被譽為法國以至整個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紅與黑》是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作品
  《紅與黑》-作品簡介
  
  《紅與黑》是法國作傢司湯達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現在,已經被世界公認為文學史上的經典。《紅與黑》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部傑出作品。作者被譽為法國以至整個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紅與黑》是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作品。小說圍繞主人公於連個人奮鬥的經歷與最終失敗,尤其是他的兩次愛情的描寫,廣泛地展現了“19世紀初30年間壓在法國人民頭上的歷屆政府所帶來的社會風氣”,強烈地抨擊了復闢王朝時期貴族的反動,教會的黑暗和資産階級新貴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說雖以於連的愛情生活作為主綫,但畢竟不是愛情小說,而是一部“政治小說”。
  
  《紅與黑》-內容簡介
  
  小說主人公於連,是一個木匠的兒子,年輕英俊,意志堅強,精明能幹,從小就希望藉助個人的努力與奮鬥躋身上流社會。
  《紅與黑》《紅與黑》
  在法國與瑞士接壤的維立葉爾城,座落在山坡上,美麗的杜伯河繞城而過,河岸上矗立着許多鋸木廠。 市長德瑞那是個出身貴族,在扣上挂滿勳章的人。
  他五十歲左右,他的房子有全城最漂亮的花園,他的妻子是最有錢而又最漂亮的妻子,但他才智不足, “他衹能辦到嚴格地收討他人的欠債,當他自己欠人傢的債時,他愈遲還愈好”。在這座城市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是貧民寄養所所長——哇列諾先生。他花了一萬到一萬兩千法郎纔弄到這個職位,他體格強壯棕紅色的臉,黑而精粗的小鬍子,在別人眼中他是個美男子,連市長都懼他三分。但市長為了顯示自己高人一等,决心請一個家庭教師。
  木匠索黑爾的兒子於連,由於精通拉丁文,被選作市長傢的家庭教師。他約十八九歲,長得文弱清秀,兩衹又大又黑的眼睛。在寧靜時,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輝,又象是熟思和探尋的樣子,但一瞬間,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由於他整天抱着書本不放,不願做力氣活,因而遭到全家的嫌棄與怨恨,經常被父親和兩個哥哥毒打。他小時瘋狂地崇拜拿破倫,渴望像拿破侖那樣身佩長劍,做世界的主人。認為拿破侖“由一個既卑微又窮睏的下級軍官,衹靠他身佩的長劍,便做了世界上的主人”。但後來他又想當神甫,因為“如今我們眼見四十歲左右的神父能拿到十萬法郎的薪俸。這就是說他們能拿到十萬法郎,三倍於拿破侖當時手下的著名的大將的收入。”於是,他投拜在神甫西朗的門下,鑽研起神學來。他仗着驚人的好記性把一本拉丁文《聖經》全背下來,這事轟動了全城。
  市長的年輕漂亮的妻子是在修道院長大的,對像她丈夫那樣庸俗粗魯的男人,打心底裏感到厭惡。由於沒有愛情,她把心思全放在教養3 個孩子身上。她認為男人“除了金錢、權勢、勳章的貪欲以外,對於一切都是麻木不仁”。最初,她把於連想象為一個滿面污垢的鄉下佬,誰知見面時卻大出她的意料:面前這個年輕人竟是這樣白皙,眼睛又這樣溫柔動人。以為他“實際上是一個少女”故意假扮男裝。她對於連産生好感,甚至覺得“衹有在這個少年教士的心裏,纔有慷慨、高尚、仁愛”。瑞那夫人的女僕愛麗沙也愛上了於連,愛麗沙得到了一筆遺産,要西郎神父轉達她對於連的愛慕,於連拒絶了女僕愛麗沙的愛情。瑞那夫人得知此事心裏異常高興,一股幸福的流泉瀉落在她的心海裏,她發覺自己對他産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一種感情。
  夏天市長一傢搬到凡尼鎮鄉下花園別墅居住,晚上乘涼的時候,全家聚在一株菩提樹下,於連無意間觸到了瑞那夫人的手,她一下子縮回去了,於連以為瑞那夫人看不起他,便决心必須握住這衹手。第二天晚上他果然做了,瑞那夫人的手被於連偷偷地緊握着,滿足了他的自尊心。瑞那夫人被愛情與道德責任折騰得一夜未合眼。她决定用冷淡的態度去對待於連。可是當於連不在傢時,她又忍不住對他的思念。而於連也變得更大膽,他在心裏暗想:“我應該再進一步,務必要在這個女人身上達到目的纔好。如果我以後發了財,有人恥笑我當家庭教師低賤,我就讓大傢瞭解,是愛情使我接受這位置的”。
  《紅與黑》《紅與黑》
  深夜2 點闖進了她的房裏。開始,她對於連的無禮行為很生氣,但當她看到“他兩眼充滿眼淚”時,便同情起他來。她暗想,如果在10年前能愛上於連該多好。不過,在於連的心裏則完全沒有這種想法,他的愛完全是出於一種野心,一種因占有欲而産生的狂熱。他那樣貧窮,能夠得到這麽高貴、這麽美麗的婦人,已經是上天的恩賜了。
  
  不久,皇帝駕臨維立葉爾,在瑞那夫人的安排下,於連被聘當上了儀仗隊隊員,使他有在公衆面前大出風頭的機會。迎駕期間,於連作為陪祭教士參加瞻拜聖骸典禮。之後,他對木爾侯爵的侄子、年輕的安倍主教十分崇敬。心想,安倍主教如此年輕就有顯赫的地位,而且倍受女人的青睞,暗下决心“寧願受宗教的製裁,也要達到令美人羨慕的境界”。
  
  瑞那夫人心愛的兒子病危,她認為這是上帝對自己不道德行為的一種懲罰,她陷入了可怕的懺悔裏。這時,愛麗沙又把夫人的事暗中告訴了哇列諾先生,他早先曾貪戀瑞那夫人的美色碰了一鼻子灰,便趁機給市長寫了一封告密信。但市長擔心如果把妻子趕出傢門,自己將失去一大筆遺産,而且也有損於自己的名譽,采取 “衹懷疑而不證實”的辦法。但在這座城市裏,街談巷議對瑞那夫人和於連卻越來越不利。一次愛麗沙嚮西朗神父懺悔時,又談出於連與瑞那夫人的秘密關係。關心於連的神父要他到省城貝尚鬆神學院進修。告別後的第三天夜裏,於連又冒險趕回維立葉爾,與瑞那夫人見面,此時的瑞那夫人由於思念的痛苦,已憔悴得不像人樣了。
  
  貝尚鬆是法國一座古城,城墻高大。初到神學院,那門上的鐵十字架,修士的黑色道袍,和他們麻木不仁的面孔都使於連感到恐怖。院長彼拉神父是西郎神父的老相識,因此對於連特別關照。他對於連說: “嘻笑就是虛偽的舞臺”。
  
  在321個學生中,絶大部分是平庸的青年,由此於連自信會迅速獲得成功。他悄悄對自己說:“在拿破侖統治下,我會是個軍曹,在未來的神父當中,我將是個主教。”由於學習成績名列前茅,院長竟讓他當新舊約全書課程的輔導教師。
  
  但神學院是個偽善的地方,他很快就墮入了憂鬱之中。彼拉院長受到排擠辭職不幹了,並介紹於連為木爾侯爵的秘書。彼拉神父專門給他介紹侯爵一傢他說 “你要十分註意,一個象我們這種行業的人,衹有靠這些大人先生們纔有前途……在這樣一個社會裏,如果你得不到人傢的尊敬,你的不幸是註定的了”。
  
  侯爵瘦削而矮小,有一對十分靈活的眼睛,頭上帶有金色假發。他是個極端保皇黨人,法國大革命時,他逃亡國外,王朝復闢後,他在朝中取得了顯赫的地位。於連每天的工作就是為他抄寫稿件和公文,侯爵對於連十分滿意,派他去管理自己兩個省的田莊,還負責自己與貝尚鬆代理主教福力列之間的訴訟通訊,後又派他到倫敦去搞外交,贈給他一枚十字勳章,這使於連感到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於連在貴族社會的熏陶下,很快學會了巴黎上流社會的藝術,成了一個花花公子,甚至在木爾小姐的眼裏,他也已脫了外省青年的土氣。木爾小姐名叫瑪特兒,是一個有金慄色頭髮,體態勻稱,非常秀麗的姑娘,但“這雙眼睛透露出一種內心可怕的冷酷”。她讀過許多浪漫主義愛情小說,並被3 世紀前一段傢史所激動:她的祖先木爾是皇后瑪嘉瑞特的情夫,被國王處死後,皇后嚮劊子手買下了他的頭,在深夜裏親自把它埋葬在蒙馬特山腳下。她十分崇拜皇后的這種為愛情而敢冒大不韙的精神,她的名字瑪特兒就是皇后的愛稱。
  
  起初,於連並不愛瑪特兒那清高傲慢的性格,但想到“她卻能夠把社會上的好地位帶給她丈夫”時,便熱烈地追求起她來。瑪特兒也知道於連出身低微,但她懷着一種“我敢於戀愛一個社會地位離我那樣搖遠的人,已算是偉大和勇敢了”的浪漫主義感情,因此,她在花園裏主動輓着於連的胳膊,還主動給他寫信宣佈愛情。為了考驗於連的膽量,她要於連在明亮的月光下用梯子爬到她的房間去。於連照樣做了,當晚她就委身於他了,過後瑪特兒很快就後悔了 。
  
  一次,他們在圖書室相遇,她邊哭邊對於連說:“我恨我委身於第一個來到的人”於連感到痛苦,他摘下挂在墻上的一把古劍要殺死她,瑪特兒一點都不害怕反而驕傲地走到於連面前,她認為於連愛她已經愛到要殺了她的程度,便又與他好起來。夜裏於連再次爬進她的房間,她請求於連做她的“主人”,自己將永遠做他的奴隸,表示要永遠服從他。可是,衹要於連稍許表露出愛慕的意思,她又轉為憤怒,毫不掩飾的侮辱他,並公開宣佈不再愛他。
  
  因為於連的記憶力很好,木爾侯爵讓他列席一次保王黨人的秘密會議,會上有政府首相、紅衣主教、將軍。會後,木爾侯爵讓於連把記在心裏的會議記錄冒着生命危險帶到國外去。在驛站換馬時,差點被敵方殺害,幸好他機警地逃脫了,與外國使節接上了頭,然後留在那等回信。在那兒他遇到俄國柯哈莎夫王子,他是個情場老手,於連便把自己的愛情苦惱講給他聽,他建議於連假裝去追求另一個女性,以達到降伏瑪特兒的目的,並把自己的五十三封情書交給她,“把這些信轉抄一份寄給你所選定的女性,這個女性必須是瞧你不起的對方的熟人。”
  
  於連回到巴黎後,將這些情書一封封寄給元帥夫人,元帥夫人受了感動,給於連回信,瑪特兒再也忍耐不住了,跪倒在於連的腳下,求他愛她,於連的虛榮心得到極大的滿足,“看呀!這個驕傲的女人,居然躺在我的腳下了!”。不久,瑪特兒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寫信告訴父親,要他原諒於連,並成全他們的婚事。侯爵在愛女堅持下,一再讓步。先是給了他們一份田産,準備讓他們結婚後搬到田莊去住。隨後,又給於連寄去一張驃騎兵中尉的委任狀,授予貴族稱號。
  
  於連在驃騎兵駐地穿上軍官製服,陶醉在個人野心滿足的快樂中,“由於恩寵,剛剛纔作了二天的中尉,他已經在盤算好至遲有象過去的大將軍一樣,在三十歲上,就能做到司令,那麽到二十三歲,就應該在中尉以上。他衹想到他的榮譽和他的兒子。”這時,他突然收到了瑪特兒寄來的急信。信中說:一切都完了。於連急忙回去,原來瑞那夫人給木爾侯爵寫信揭露了他們原先的關係。這時惱羞成怒的於連立即跳上去維拉葉爾的馬車,買了一支手槍,隨即趕到教堂,嚮正在禱告的瑞那夫人連發兩槍,夫人當場中槍倒地。 於連因開槍殺人被捕了。
  
  入獄後,他頭腦冷靜下來,對自己行為感到悔恨和恥辱。他意識到野心已經破滅,但死對他並不可怕。瑞那夫人受了槍傷並沒有死。稍愈後,她買通獄吏,免得於連受虐待。於連知道後痛哭流涕。瑪特兒也從巴黎趕來探監,為營救於連四處奔走,於連對此並不感動,衹覺得憤怒。公審的時候,於連當衆宣稱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賜,他說:“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階級的人審判,我在陪審官的席上,沒有看見一個富有的農民,而衹是些令人氣憤的資産階級的人。”結果法庭宣佈於連犯了蓄謀殺人罪,判處死刑。 瑞那夫人不顧一切前去探監。
  
  於連這纔知道,她給侯爵的那封信,是由聽她懺悔的教士起草並強迫她寫的。於連和瑞那夫人彼此饒恕了,他拒絶上訴,也拒絶做臨終禱告,以示對封建貴族階級專製的抗議。
  
  在一個晴和的日子裏,於連走上了斷頭臺。瑪特兒買下了他的頭顱,按照她敬仰的瑪嘉瑞特皇后的方式,親自埋葬了自己情人的頭顱。至於瑞那夫人,在於連死後的第三天,抱吻着她的兒子,也離開了人間。
  
  《紅與黑》-作品賞析
  
  《紅與黑》是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作品。小說圍繞主人公於連個人奮鬥的經歷與最終失敗,尤其是他的兩次愛情的描寫,廣泛地展現了“19世紀初30年間壓在法國人民頭上的歷屆政府所帶來的社會風氣”,強烈地抨擊了復闢王朝時期貴族的反動,教會的黑暗和資産階級新貴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說雖以於連的愛情生活作為主綫,但畢竟不是愛情小說,而是一部“政治小說”。
  司湯達是善於從愛情中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文學大師。於連的兩次愛情都與時代風雲緊密相連,這是當時階級角逐的一種表現形式,他對德·雷納爾夫人後來的確也産生了真正的感情,但開始是出於小市民對權貴的報復心理。因此,於連第一次占有德· 雷納爾夫人的手的時候,他感到的並不是愛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侖式的野心的勝利,是“狂歡”和“喜悅”,是報復心理的滿足。
  《紅與黑》《紅與黑》
  
  如果說於連對德·雷納爾夫人的追求還有某些真摯情感的話,那麽於連對瑪蒂爾德小姐的愛情則純屬政治上的角逐,瑪蒂爾德既有貴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氣質,又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刻影響。她認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會的必定是像於連這樣富於朝氣的平民青年。同於連結成伉儷,既富於浪漫氣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於連則認為與瑪蒂爾德小姐結婚可以爬上高位,青雲直上,因此不惜去騙取她的愛情。
  但是,於連的兩次愛情最終還是失敗了。這是因為在復闢時期,封建勢力嚮市民階層猖狂反撲。於連不是統治階級圈子裏的人,那個階級决不會容忍於連那樣的人實現其宏願。
  《紅與黑》在典型環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勻稱的藝術結構和白描手法的運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湯達所以被評論傢稱為“現代小說之父”則是因為他在《紅與黑》中表現了卓越的心理描寫天才。現實主義作傢都強調細節的真實,但司湯達與巴爾紮剋不一樣,他着重刻畫的不是客觀環境,而是人物內心活動的細緻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兩語就把人物行動、周圍環境交代過去,而對其內心的活動則洋洋灑灑,不惜筆墨,愛情心理描寫更是絲絲入扣,動人心弦。作者在於連得知德·雷納爾夫人寫揭發信到槍殺她這段情節上僅用了三頁,而與瑪蒂爾德的愛情卻花了上百頁的篇幅細緻描寫。德·雷納爾夫人墮入情網時的那種喜悅、痛苦、懺悔而又不甘放棄幸福的復雜心理的展現,也令人拍案叫絶。
  《紅與黑》-書評
  
    紅與黑這部小說的故事據悉是采自1828年2月29日《法院新聞》所登載一個死刑案件。在拿破侖帝國時代,紅與黑代表着“軍隊”與“教會”,是有野心的法國青年發展的兩個管道(一說是輪盤上的紅色與黑色)。
    《紅與黑》是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奠基作品。小說圍繞主人公於連個人奮鬥的經歷與最終失敗,尤其是他的兩次愛情的描寫,廣泛地展現了“19世紀初30年間壓在法國人民頭上的歷屆政府所帶來的社會風氣”,強烈地抨擊了復闢王朝時期貴族的反動,教會的黑暗和資産階級新貴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說雖以於連的愛情生活作為主綫,但畢竟不是愛情小說,而是一部“政治小說”。
    司湯達是善於從愛情中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文學大師。於連的兩次愛情都與時代風雲緊密相連,這是當時階級角逐的一種表現形式,他對德· 雷納爾夫人後來的確也産生了真正的感情,但開始是出於小市民對權貴的報復心理。因此,於連第一次占有德·雷納爾夫人的手的時候,他感到的並不是愛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侖式的野心的勝利,是“狂歡”和“喜悅”,是報復心理的滿足。
    如果說於連對德·雷納爾夫人的追求還有某些真摯情感的話,那麽於連對瑪蒂爾德小姐的愛情則純屬政治上的角逐,瑪蒂爾德既有貴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氣質,又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刻影響。她認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會的必定是像於連這樣富於朝氣的平民青年。同於連結成伉儷,既富於浪漫氣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於連則認為與瑪蒂爾德小姐結婚可以爬上高位,青雲直上,因此不惜去騙取她的愛情。
    但是,於連的兩次愛情最終還是失敗了。這是因為在復闢時期,封建勢力嚮市民階層猖狂反撲。於連不是統治階級圈子裏的人,那個階級决不會容忍於連那樣的人實現其宏願。
    《紅與黑》在典型環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勻稱的藝術結構和白描手法的運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湯達所以被評論傢稱為“現代小說之父”則是因為他在《紅與黑》中表現了卓越的心理描寫天才。
  《紅與黑》-歷史影響
  
  
  .《紅與黑》
  
  靈魂的哲學詩
  
  於連是19世紀歐洲文學中一係列反叛資本主義社會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紅與黑》《紅與黑》
  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_
  
  19世紀卓越的政治小說
  現代小說之父的經典著作
  19世紀歐洲文學史中第一部批判現實主義傑作
  美國作傢海明威開列的必讀書
  被英國小說傢毛姆認為是真正的傑作的文學書
  1986年法國《讀書》雜志推薦的理想藏書?
  
  《紅與黑》是法國現實主義作傢司湯達的代表作,自1830年問世以來,贏得了世界各國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特別為年輕人所喜愛。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傢"於連是一個具有高度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已成為個人奮鬥的野心傢的代名詞。
  小說發表後,當時的社會流傳"不讀《紅與黑》,就無法在政界混"的諺語,而本書則被許多國傢列為禁書。《紅與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遠遠超出了同時代作傢所能及的層次。它開創了後世"意識流小說"、"心理小說"的先河。後來者競相仿效這種"司湯達文體",使小說創作"嚮內轉",發展到重心理刻畫、重情緒抒發的現代形態。人們因此稱司湯達為"現代小說之父"。《紅與黑》在今天仍被公認為歐洲文學皇冠上一枚最為璀璨精緻的藝術寶石,是文學史上描寫政治黑暗最經典的著作之一,100多年來,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流傳,並被多次改編為戲劇、電影。
  
  司湯達的《紅與黑》已顯示了20世紀小說的方向,進入這本書中,我們就會感受到衹有第一流的心理小說傢才能給予的震撼,因為它帶給我們的是更富真實感的精神內涵。
  --美國教授 費迪曼  
  
  《紅與黑》是我平生最受益的書籍。
  --法國傑出小說傢 紀德  
  
  司湯達的《紅與黑》中的於連是19世紀歐洲文學中一係列反叛資本社會主義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高爾基  
  
  《紅與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遠遠超出了同時代作傢所能及的層次。小說以深刻細膩的筆調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靈空間,廣泛運用了獨白和自由聯想等多種藝術手法挖掘出了於連深層意識的活動,並開創了後世"意識流小說"、"心理小說"的先河,是一首"靈魂的哲學詩"。
  --《外國文學史》  
  
  《紅與黑》在文學史上影響深遠,法國有專門研究司湯達和《紅與黑》的學問--"司湯達學"和"紅學",還有專門研究該書的"司湯達俱樂部"。
  -- 《法國文學史》  
  
  疑慮和矛盾中的於連
  
  無疑,《紅與黑》是一部充滿着魅力的作品。西方關於研究司湯達的作品數量足以與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紅學"等量齊觀。的確,作為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紅與黑》中對於19世紀上半期法國風起雲涌的各方鬥爭和矛盾都展現得頗為深遠,貴族、大小資産階級、教會人士一個個的粉墨登場,潛伏在表象下的實力的交戰刻畫了當時整個社會的腐朽和虛偽。而在我看來,《紅與黑》之所以如此經久不衰,都絶不僅僅在於該作品所體現出的政治和社會意義。記得藍棣之老師曾經說過,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大大不同於記錄社會的高級文件,文學的意義也絶不僅在於記錄,我想,是《紅與黑》中主人公於連充滿着無限矛盾與反差的各種思想和行為,更足以讓每位讀者看得目瞪口呆卻又如癡如醉,足以讓每一位研究者分析成千次上萬次。
  
  我們隨便從中挑一段來讀,便很容易看出於連的極端細膩和敏感。在市長傢做家庭教師時,於連已經通過出色地背誦拉丁文《聖約》贏得了德·瑞納一傢上下颳目相看,更憑着他清秀的長相、少年的自尊打動了德·瑞納夫人的芳心。而於連卻出於一種奇怪的自尊和一定要證明點什麽的心理,望着她,仿佛她是個仇敵,他正要上前和她决鬥交鋒……
  就是這樣,這個怪異的於連牢牢抓住了讀者們的心。於連的敏感和細膩、倔強是天生的,他還擁有着超群的記憶力,而他的高傲和自尊、崇拜權勢則是後天環境的賦予。於連確實是十分自我的,在他的心目中,尊嚴被提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可以放棄輕而易舉就能到手的錢財,因為他需要的是別人的尊重。但他對於"自尊"的理想和追求又最終把他引嚮了歧途。
  
  於連雖然有着民主的思想和英雄主義的熱情,但當他得到了拉莫爾公爵的賞識時,他卻逐步地嚮貴族勢力妥協了,這時的於連仿佛衹知道為拉莫爾公爵的一場政治陰謀走足報信。在他的個人奮鬥歷程中,他經歷着一次次的反抗和妥協。他是機智聰明的,然而在很多方面,我們衹能說他是天真而無知的,比起整個社會中精心鑽營的人們來,他是無力的,也是無助的。
  
  左拉在《論司湯達》中是這樣寫的:"他(司湯達)停留在一種抽象的意願裏,他要人這種生物不包括在自然裏,而是靠在一邊站着,然後宣告衹有心靈是高貴的"。左拉覺得於連是"完全裝配好的智慧和情感的機器","純粹在思辯中産生的創造物",他"專在推理上下功夫",主張自然主義的左拉認為司湯達在創作中帶有觀念學者和邏輯學者的身份,於連似乎衹是永遠在心理活動,外界的事務,哪管它春夏與秋鼕,能對於連産生震動的永遠都衹是他的想像中別人對他的輕衊與尊重。這不也正說明了作者對於連心理上入木三分的刻畫嗎?
  
  《紅與黑》中於連的心理在疑慮和矛盾中掙紮,對於人物的思索是一個極大的寶庫,采之不竭,魅力無窮!
  《紅與黑》-人物分析
  
  ———《紅與黑》中於連人物形象分析
  《紅與黑》《紅與黑》
  於連是世界名著《紅與黑》中的主人公。對其形象分析,在文學理論界有種種評說,可謂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認
  為, 他虛偽、陰險,踩着女人的肩膀嚮上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陰謀傢、野心傢。也有人認為他是當時反對封建權貴的勇士,資産階級個人奮鬥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認為他是拿破侖時代的悲劇英雄。
  《紅與黑》是法國 19世紀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傢司湯達(1783-1842)的代表作。其副題是“一八三○年紀事”。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以法國波旁王朝復闢時代為背景,以平民知識分子於連·索黑爾與貴族資産階級上層社會頑強麯折的鬥爭為主綫,着重描寫了他從18歲到德·瑞那市長傢當家庭教師開始,到23歲因槍傷市長夫人而被送上斷頭臺為止短短5年間的生活歷程。
  於連出生在小城維立葉爾郊區的一個鋸木廠家庭。他幼時身材瘦弱,在傢中被看成是“不會掙錢”的“不中用” 的人,常遭父兄打駡和奚落。卑賤的出身又使他常常受到社會的歧視。少年時期的於連聰明好學,意志堅強,精力充沛。他接受了啓蒙思想傢的自由平等觀念和無神論思想,並在一位拿破侖時代老軍醫的影響下,崇拜拿破侖,幻想着通過“入軍界、穿軍裝、走一條‘紅’的道路”來建功立業、飛黃騰達。然而,在他14歲那年,波旁王朝復闢了,平民可以平步青雲的拿破侖時代過去了。於連不得不選擇“黑”的道路,幻想進入修道院,穿起教士黑袍,以便將來成為一名“年俸十萬法朗的大主教”。18歲時,於連到維立葉爾市長德·瑞那傢中擔任家庭教師,而市長衹將他看成拿工錢的奴僕。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於連,便以追求市長夫人來報復市長。他與市長夫人的關係暴露後,被迫進入了貝尚鬆神學院,投奔了院長彼拉,當上了神學院的講師。後因教會內部的派係鬥爭,彼拉院長被排擠出神學院,於連衹得隨彼拉來巴黎,當上了極端保皇黨領袖德·拉·木爾侯爵的的私人秘書。他因沉靜、聰明和善於諂媚,得到了木爾侯爵的器重,以淵博的學識與優雅的氣質,又贏得了侯爵女兒瑪特兒小姐的愛慕。儘管不愛瑪特兒,但他為了抓住這塊實現野心的跳板,竟使用詭計占有了她。得知女兒已經懷孕後, 侯爵不得不同意這門婚姻。於連為此獲得一個騎士稱號、一份田産和一個驃騎兵中尉的軍銜。此時的於連又開始做起了“三十歲當司令”的美夢。他變成了一個封建貴族階
  級的忠實奴僕,在保皇黨策劃的政治陰謀中為主子效力,冒着生命危險為侯爵傳遞情報。正當他躊躇滿志時,貴族階級與反動教會狼狽為姦,誘使市長夫人寫了揭發於連的告密信,致使侯爵取消他與瑪特兒的婚約。於連美夢破滅,盛怒之下槍傷了德·瑞那夫人,被判處死刑。在獄中,於連終於明白:像他這樣出身卑賤的人,在等級森嚴的封建制度中是不可能通過個人奮鬥而飛黃騰達的。他拒絶上訴,坦然走上了斷頭臺。
  於連的性格是復雜的,並隨周圍環境的變化而不斷發生演變。時代的變遷,不堪受辱的內心,受人歧視的社會地位以
  及嚮上爬而不能如願的憤怒,形成了於連自尊、懷疑、敏感和積極反抗的性格。他時刻牢記着自己與上層社會之間的地位不同、階級不同、觀念不同,對生活持以懷疑的態度,用他那異常敏銳的目光觀察周圍的一切,尋找歧視他、傷害他的敵人,搜索自己受辱的蛛絲馬跡。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時代和上層社會的撥弄,用拿破侖的英雄主義武裝自己,為維護自己的個性而奮起反抗,時刻處於凜然不可侵犯的戰鬥狀態,與整個社會作戰。“在這個奇異的年輕人心裏,差不多時時刻刻都有暴風雨”。他憎恨做奴僕,要求與上流社會的人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嚴。當父親要他去德·瑞那市長傢當家庭教師時,一貫敢怒而不敢言的於連卻以“我不願意做奴僕”表示拒絶。老索黑爾說這不是做奴僕,於連當即要加以證實:“到他傢裏,我同誰一塊吃飯呢?”可見於連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然而,正是這種自尊心理使他贏得了尊敬、友誼和愛情。而當他最初出現在市長大人府邸的大門時,顯然還是個質樸幼稚、天良未泯的年輕鄉下人。也就在這裏,他目睹種種社會貧富不均現象而十分氣憤,但更為自己寄人籬下的屈辱地位而痛惜不已,於是就對市長及其一傢人産生了本能的輕衊和憎惡之感。雖然他淵博的知識和驚人的記憶力贏得了市長一傢的好感,但他在這裏感受到的“僅僅是他對已經插身進來的上流社會的仇恨和恐懼”。
  於連驕矜自持,自視甚高,這種自尊心理一旦面臨惡言劣語、霸道行徑的襲擊,就使其隱藏着的仇恨心理爆發出來並大
  膽反擊。即使在愛情這樣的人類最細微的感情方面,於連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滿足後的喜悅和驕傲,並把這種勝利看作是拿破侖式的勝利。在我們看來,這似乎不可思議,卻恰恰體現出於連是以全部精力來反抗上層社會的。
  在德·瑞那市長傢,於連是為了報復市長大人對自己的輕衊,粉碎他的驕傲心理,而帶着戰鬥的情緒走進市長夫人的
  房間的。即使在與德·瑞那夫人進行熱戀時,於連的這種仇恨心理和反抗也從未停止過。他始終把愛情看成是他對貴族階級的報復和爭取自由平等的願望。這一點,也在於連和瑪特兒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他敢於輕視傲慢的瑪特兒小姐,並曾這樣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 我沒有嚮她說我愛她。”當他收到瑪特兒小姐的愛情告白信時,首先想到的是他終於戰勝了情敵柯西樂侯爵,可以平等地與木爾侯爵坐在同一條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結論:“侯爵和我的價值,已經過去了,結果是汝拉山的窮木匠占據了重要的一面。”這哪裏是什麽談情說愛,簡直就是一場鬥爭,而鬥爭的目標便是貴族階級的榮譽和地位。正如於連自己所說的那樣:“在這場尚在準備的戰鬥裏,身世的驕傲,像一座高山,是她和我當中的軍事陣地,這高山,便是我進攻的目標。”由此看來,於連並不僅僅把她們作為女人去“占有”,而是當作一個階級去“徵服”的。他占有她們不在於肉感,而在於滿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嚴的靈魂。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法國殘酷的階級鬥爭現實,也反映了於連在愛情方面的反抗精神。
  於連的雄心壯志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出於個人野心的成分。在維立葉爾市,這種野心往往被反抗、報復和維護個人尊
  嚴的思想所衝淡;在貝尚鬆神學院,他為偽裝自己而刻苦學習,博得院長和大主教的歡心,自信不久就能當上主教,野心
  萌發,在偽善的道路上邁上一大步。而在巴黎,自擔任木爾侯爵的私人秘書以來,他地位驟變,環境巨變,在都市風氣嚴重腐蝕下,虛榮心惡性膨脹,個人的雄心壯志開始嚮個人野心逐步轉化。
  進入巴黎時,於連的心情是矛盾復雜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認為“巴黎是陰謀偽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
  因“終於要在偉大的事業的舞臺上顯露身手”而高興。在他的內心深處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真誠與虛偽、自尊與虛榮的激烈搏鬥之後,他鄙視上層社會的紈絝子弟,卻又欣賞他們的“文雅有禮”,逐漸陶醉在上流社會的美女、音樂和鮮花之中。他十分仇視侯爵巧取豪奪、大發橫財的行徑,但當領悟到侯爵有意識把自己栽培成“一個上流社會的人”時,卻又甘心為侯爵效力。在維立葉爾,於連從未曾想過“怎樣去奉承人,怎樣去替人傢說話”,到巴黎後,他卻在野心的驅使下,為了替極端無恥的“老蠢材”謀取美差,竟利用職權之便擠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後,他良心復現,對自己的惡行驚嘆不已。但隨機又為自己辯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話,我還要做許多不公道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墮落的過程中,於連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平民的自尊,個人反抗未盡泯滅。他在侯爵面前的從不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責駡傷害了他的尊嚴時的傲然離去,使得老姦巨猾的侯爵深感這個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處有可怕的地方”。他的這種自尊是“貧民骨氣”的一種表現,任何情況下凜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瑪特兒小姐所說,於
  連雖出身低微,但意氣高傲, 心中燃燒神聖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別人的輕視”。自尊,是他個人奮鬥中用以自衛的唯一武器。
  從於連的整個奮鬥過程來看,他為實現自己的幻想,靠的是自己出衆的才能和頑強奮鬥,而不是他人的施捨。對他來
  講,最重要的是個人的榮譽和尊嚴。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贏得的。他曾先後拒絶市長夫人、木爾侯爵的錢財,靠着他的高傲和才能,徵服了市長夫人和侯爵女兒。在咪列諾的豪華的客廳裏,他曾想如果把這裏劫來的財産分一半給他,他也不會要。與德·瑞那夫人分別時,這位夫人要將數千法郎送給他,他憤怒地拒絶了。他對德·瑞那夫人說:“你是否願意使我們的愛情變為可憎的回憶?”他不需憐憫,也不容玷污愛情,而希望像拿破侖那樣靠個人的力量和奮鬥來取得功名。他爭的是骨氣而非虛榮。正是為了雄心和骨氣,他纔給自己規定了反抗上層社會的責任。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於連的奮鬥和抗爭“是除了個人尊嚴和出路而別無他想的個人英雄主義”,所以,我們不能說他是個野心傢。在作者筆下,他的“野心”,衹不過是一個小人物敢於在復闢時代對現實表示不滿和反抗,敢於在才智、勇氣和人格上壓倒包括大資産階級在內的上層社會;“敢於在大事業舞臺上顯身手”。為自己贏得和拿破侖一樣的命運,作者聲稱於連是“野心傢”即表達了對復闢時代的不滿,也隱晦地贊美了於連的反抗精神。
  然而,於連的奮鬥反抗註定是以悲劇而告終。於連是王朝復闢時代受壓抑的小資産階級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於
  社會對他的壓製和他個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時代,因為像他這樣有才幹的青年會有數不清的機會可以大顯身手。可是,在這個扼殺一切生機的王朝復闢時代,他衹能扮演“一個逆叛的平民的悲慘角色”,成了與“整個社會作戰的不幸的人”。他憎惡教會的虛偽卑鄙,蔑視貴族的“合法的權威”,鄙夷資産階級的“污穢財富”。於是他對復闢社會進行了報復性的絶望的反抗。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對復闢社會的抗議情緒,但由於其是孤軍奮戰,缺少明確的政治理想和目標,所以必然遭到失敗。另外,於連的奮鬥和抗爭傷害了大貴族、大資産階級的利益。他們根本不准許出身低賤的於連跨進他們的營壘。最後貴族和教會勾結,設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寫告密信揭發於連,斷送了他飛黃騰達的前程,致使於連槍傷市長夫人而被推上斷頭臺,落得身首異處的悲慘下場。於連的悲劇,是一個出身低微的知識分子在一定條件下,才能無從發揮、野心不能實現的悲劇。
  於連死時年僅23歲。他熱愛自由和生命,但為了不在貴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嚴,他拒絶上訴。當德·瑞那市長提出
  上訴時,於連被激怒了。他叫道:“我不願對死刑上訴,即使你用毒藥、刀子、手槍、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種方法,終結一個危害你的生命,我也不對死刑上訴。”這種硬漢,為了保持尊嚴,為了不成為上流社會恥笑和侮辱的對象,寧可失去愛情、生命, 真可謂不乏英雄氣概。
  在那個黑暗的復闢年代,於連作為一個平民知識分子為了爭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嚮貴族資産階級所作的反抗與鬥爭
  精神是應該給以肯定的。他那難以折服的骨氣,無疑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這也正是我們同情他的根本原因。
  總之,無論從時代背景、主題、藝術構思,還是從於連性格形成發展的全過程着眼,於連都不是野心傢,而是資産階級個人奮鬥的典型代表,是悲劇英雄。儘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對統治階級的本能反抗始終是他的主導方面。雖然這種個人英雄主義不可取,但我們不應該用現代的尺度去苛求一個特殊時代的人。在一個半世紀前封建復闢時代的法國,個人英雄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特別是中小資産階級不滿現實,要求改變地位的願望客觀上對反動統治階級起到了一定的衝擊作用。


  Le Rouge et le Noir (The Red and the Black), 1830, by Stendhal, is a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novel in two volumes, chronicling a provincial young man’s attempts to socially rise beyond his plebeian upbringing with a combination of talent and hard work, deception and hypocrisy — yet who ultimately allows his passions to betray him. In literature, it is considered the first realist novel.
  
  The novel’s composite full title, Le Rouge et le Noir, Chronique du XIXe siécle (The Red and the Black: A Chronicle of the 19th Century), indicates its two-fold literary purpose,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the romantic protagonist, Julien Sorel, and an analytic, sociological satire of the French social order under the Bourbon Restoration (1814–30). In English, Le Rouge et le Noir is variously translated as Red and Black, Scarlet and Black, and The Red and the Black, without the sub-title.
  
  Background
  
  Occurring from September 1826 until July 1831, Le Rouge et le Noir is the Bildungsroman of Julien Sorel, the intelligent, ambitious, protagonist from a poor family, who fails to understand much about the ways of the world he sets to conquer. He harbours many romantic illusions, becoming mostly a pawn in the political machinations of the ruthless influential people about him. The adventures of the flawed hero satirize French nineteenth-century society, especially the hypocrisy and materialism of the aristocracy and members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foretelling the coming radical changes that will depose them from French society.
  
  The first volume’s epigraph is attributed to Danton: “La vérité, l’âpre vérité” (“The truth, the harsh truth”), which is fictional, like most of the chapter epigraphs. The first chapter of each volume repeats the title Le Rouge et le Noir and the Chronique de 1830 sub-title. The novel’s title denotes the contrasting uniforms of the Army and the Church. Early in the story, Julien Sorel realistically observes that under the Bourbon restoration it is impossible for a man of his plebian social class to distinguish himself in the army (as he might have done under Napoleon), hence only a Church career offers social advancement and glory.
  
  In some editions, the first book ("Livre premier", ending after Chapter XXX) concludes with the quotation: “To the Happy Few”, a dedication variously interpreted to mean either the few readers who could understand Stendhal’s writing; or a Shakespearean allusion to Henry V (1599); or a sardonic reference to the well-born of society (viz. Canto 11 Don Juan, 1821, by Byron)l or to those living per “Beylisme”: personal happiness being the purpose of existence — accordingly, every action taken to achieve that is permissible — hence Julien’s expediency with people — wherein “La force d’ame” (“Force of the soul”) is the most important virtue, realised as courage, resolution, and moral energy. (It seems most French editions do not have this quote, for unclear reasons; as is well-known, it appears also at the end of "La Chartreuse de Parme").
  Plot
  
  In two volumes, The Red and the Black: A Chronicle of the 19th Century tells the story of Julien Sorel’s life in a monarchic society of fixed social class.
  
  Book I presents the ambitious son of a carpenter in the (fictional) Verrières village, in Franche-Comté, France, who would rather read and daydream about the glory days of Napoleon's long-disbanded army, than work his father’s timber business with his brothers, who beat him for his intellectual affectations. In the event, Julien Sorel becomes an acolyte of the abbé Chénal, the local Catholic prelate, who later secures him a post as the tutor for the children of Monsieur de Rênal, the mayor of Verrières. Despite appearing to be a pious, austere cleric, Julien is uninterested in the Bible beyond its literary value, and how he can use memorised passages (learnt in Latin) to impress important people.
  
  He enters a love affair with Monsieur de Rênal’s wife; it ends badly when exposed to the village, by her chambermaid, Elisa, who had romantic designs upon him. The abbé Chénal orders Julien to a seminary in Besançon, which he finds intellectually stifling and pervaded with social cliques. The initially cynical seminary director, the abbé Pirard (of the Jansenist faction more hated that the Jesuit faction in the diocese), likes Julien, and becomes his protector. Disgusted by the Church’s political machinations, the abbé Pirard leaves the seminary, yet first rescues Julien from the persecution he would have suffered as his protégé, by recommending him as private secretary to the diplomat Marquis de la Mole, a Roman Catholic legitimist.
  
  Book II chronicles the time leading to the July Revolution of 1830, and Julien Sorel’s Parisian life, as an employee of the de la Mole family. Despite moving among high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ir friends, condescend to Julien for being an uncouth plebeian — his intellectual talents notwithstanding. In his boundlessly ambitious rise in the world, Julien perceives the materialism and hypocrisy important to the élite of Parisian society, and that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temper of the time renders it impossible for well-born men of superior intellect and æsthetic sensibility to progress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affairs of the nation with any success.
  
  The Marquis de la Mole takes Julien to a secret meeting, then despatches him on a dangerous mission to communicate a political letter (that he has memorised) to the Duc d'Angouleme, who is exiled in England; however, the callow Julien is mentally distracted, by an unsatisfying love affair, thus he only learns the message by rote, but not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s a legitimist plot. Unwittingly, the plebeian Julien Sorel risks his life in secret service to the right-wing monarchists he most opposes; to himself, Julien rationalises such action as merely helping the Marquis, his employer, whom he respects.
  
  Meanwhile, in the preceding months, the Marquis’s bored daughter, Mathilde de la Mole, had become emotionally torn, between her romantic attraction to Julien, for his admirable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qualities, and her social repugnance at becoming sexually intimate with a lower-class man. At first, he finds her unattractive, but his interest is piqued, by her attentions and the admiration she inspires in others; twice, she seduces and rejects him, leaving him in a miasma of despair, self-doubt, and happiness (he won her over aristocrat suitors). Only during his secret mission does he gain the key to winning her affections: a cynical jeu d’amour proffered to him by Prince Korasoff, a Russian man-of-the-world. At great emotional cost, Julien feigns indifference to Mathilde, provoking her jealousy with a sheaf of love-letters meant to woo Madame de Fervaques, a widow in the social circle of the de la Mole family. Consequently, Mathilde sincerely falls in love with Julien, eventually revealing to him that she carries his child; yet, whilst he was on diplomatic mission in England, she became officially engaged to Monsieur de Croisenois, an amiable, rich young man, heir to a duchy.
  
  Learning of Julien’s romantic liaison with Mathilde, the Marquis de la Mole is angered, but relents before her determination, and his affection for him, and bestows upon Julien an income-producing property attached to an aristocratic title, and a military commission in the army. Although ready to bless their marriage, he changes his mind upon receiving the reply to a character-reference-letter he wrote to the abbé Chénal, Julien’s previous employer in the village of Verrières; however, the reply letter, written by Madame de Rênal — at the urging of her confessor priest — warns the Marquis that Julien Sorel is a social-climbing cad who preys upon emotionally vulnerable women.
  
  On learning the Marquis’s disapproval of the marriage, Julien Sorel travels to his home village of Verrières and shoots Madame de Rênal during Mass in the village church; she survives. Despite the efforts of Mathilde, Madame de Rênal, and the priests devoted to him since his early life, Julien Sorel is determined to die — because the materialist society of Bourbon Restoration France will not accommodate a low-born man of superior intellect and æsthetic sensibility possessing neither money nor social connections.
  
  Meanwhile, the presumptive duke, Monsieur de Croisenois, one of the fortunate few of Bourbon France, is killed in a duel fought over a slur upon the honour of Mathilde de la Mole. Despite her undiminished love for Julien, his imperiously intellectual nature, and its component romantic exhibitionism, render Mathilde’s prison visits to him a duty.
  
  Moreover, when Julien learns he did not kill Madame de Rênal, that resurrects his intemperate love for her — lain dormant throughout his Parisian time and his passion for Mathilde, who visits him during the final days of his life. Afterwards, Mathilde de la Mole re-enacts the cherished, sixteenth-century French tale of Queen Margot visiting her dead lover, Joseph Boniface de La Mole, to kiss the lips of his severed hea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thilde de la Mole so treated Julien Sorel’s severed head, making a shrine of his tomb, in the Italian fashion.
  Structure and themes
  
  Le Rouge et le Noir occurs in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Bourbon Restoration (1814–30) and the days of the 1830 July Revolution that established the Kingdom of the French (1830–48). Julien Sorel’s worldly ambitions are motivated by the emotional tensions, between his idealistic Republicanism (especially nostalgic allegiance to Napoleon), and the realistic politic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conspiracy, by Jesuit-supported legitimists, notably the Marquis de la Mole, whom Julien serves, for personal gain. Presuming a knowledgeable reader, the novelist Stendhal only alludes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Le Rouge et le Noir — yet did sub-title it Chronique de 1830 (“Chronicle of 1830”). Moreover, the reader wishing an exposé of the same historical background might wish to read Lucien Leuwen (1834), Stendhal’s un-finished novel, posthumously published in 1894.
  
  Stendhal repeatedly questions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desirability, of “sincerity”, because most of the characters, especially Julien Sorel, are acutely aware of having to play a role to gain social approval. In that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 the word “hypocrisy” denoted the affectation of high religious sentiment; in The Red and the Black it conno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feeling.
  
  In 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 1961,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philosopher and critic René Girard identifies in Le Rouge et le Noir the triangular structure he denominates as “mimetic desire”, which reveals how a person’s desire for another is always mediated by a third party, i.e. one desires a person only when he or she is desired by someone else. Girard’s proposition accounts for the perversity of the Mathilde–Julien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when he begins courting the widow Mme de Fervaques, to pique Mathilde’s jealousy, but also Julien’s fascination with and membership to the high society he simultaneously desires and despises; to wit, in achieving said literary effect, Stendhal wrote the epigraphs — literary, poetic, historic quotations — that he attributed to others.
  Literary and critical significance
  
  The novel marks the beginning of realism.
  
  André Gide said that The Red and the Black was a novel ahead of its time, that it was a novel for read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tendhal’s time, prose novels included dialogue and omniscient narrator descriptions; his great contribution to literary technique was describing the psychologies (feelings, thoughts, inner monologues) of the characters, resultantly he is considered the creator of the psychological novel.
  
  In Jean-Paul Sartre's play Les Mains Sales (1948), the protagonist Hugo Barine suggests pseudonyms for himself, including “Julien Sorel”, whom he resembles.
  
  Joyce Carol Oates stated in the Afterword to her novel them that she originally titled the manuscript Love and Money as a nod to classic 19th century novels, among them, The Red and The Black "whose class-conscious hero Julien Sorel is less idealistic, greedier, and crueler than Jules Wendell but is cleary his spiritual kinsman".
  Translations
  
  Le Rouge et le Noir, Chronique du XIXe siècle (1830) was first translated to English circa 1900; the best-known translation, The Red and the Black (1926), by Charles Kenneth Scott-Moncrief, has been, like his other translations, characterised as one of his “fine, spirited renderings, not entirely accurate on minor points of meaning . . . Scott Moncrieff’s versions have not really been superseded”. The version by Robert M. Adams, for the Norton Critical Editions series, also is highly regarded; it “is more colloquial; his edition includes an informative section on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and excerpts from critical studies”. About Burton Raffel’s 2006 translation for the Modern Library, an anonymous Amazon.com reviewer said it is “actually a vulgar, anachronistic retelling of Stendhal’s novel. I recall abandoning it in disgust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refers to his life as a total ‘blast’ ”. MTV was obviously very popular in 1838 [sic] France”. In its stead, that reviewer recommends C. K. Scott-Moncrieff’s translation, revised by scholar Ann Jefferson, (Everyman paperback, ISBN 0460876430).
  Film adaptations
  
   * Der geheime Kurier (The Secret Courier) is a silent 1928 German film by Gennaro Righelli, featuring Ivan Mosjoukine, Lil Dagover, and Valeria Blanka.
  
   * Il Corriere del re (The Courier of the King) is a black-and-white 1947 Italian film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also directed by Gennaro Righelli. It features Rossano Brazzi, Valentina Cortese, and Irasema Dilián.
  
   * Another film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was released in 1954, directed by Claude Autant-Lara. It stars Gerard Philipe, Antonella Lualdi and Danielle Darrieux. It won the French Syndicate of Cinema Critics award for the best film of the year.
  
   * Le Rouge et le Noir is a 1961 French made-for-TV film version directed by Pierre Cardinal, with Robert Etcheverry, Micheline Presle, Marie Laforêt, and Jean-Roger Caussimon.
  
   * A BBC TV mini-series in five episodes The Scarlet and the Black, was made in 1965, starring John Stride, June Tobin, and Karin Fernald.
  
   * Krasnoe i chyornoe (Red and Black) is a 1976 Soviet film version, directed by Sergei Gerasimov, with Nikolai Yeryomenko Ml, Natalya Bondarchuk, and Natalya Belokhvostikova.
  
   * Another BBC TV mini-series called The Scarlet and the Black was first broadcast in 1993, starring Ewan McGregor, Rachel Weisz and Stratford Johns as the Abbe Pirard. A notable addition to the plot was the spirit of Napoleon (Christopher Fulford) who advises Sorel (McGregor) through his rise and fall.
  
   * A made-for-TV film version of the novel called The Red and the Black was first broadcast in 1997 by Koch Lorber Films, starring Kim Rossi Stuart, Carole Bouquet and Judith Godrèche; it was directed by Jean-Daniel Verhaeghe. This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DVD.
第一章 小城
  維裏埃算得弗朗什-孔泰最漂亮的小城之一。一幢幢房子,白墻,紅瓦,尖頂,展布在 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壯的慄樹密密匝匝,畫出了小山最細微的凹凸。城墻下數百步外,有 杜河流過。這城墻早年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殘破不堪。
   維裏埃北面有高山蔭護,那是汝拉山脈的一支。十月乍寒,破碎的威拉峰頂便已蓋滿了 雪,從山上下來的一股激流,穿過小城註入杜河,使大量的木鋸轉動起來。這是一種很簡單 的工業,小城的居民更象是鄉下人,多數人傢的日子於是有了幾分舒適。不過,使小城富起 來的並非木鋸。普遍的富裕靠的是生産一種印花布,世稱米魯茲花布,所以,拿破侖倒臺以 後,維裏埃幾乎傢傢戶戶都把房屋的門面重新修過。
   一進城,就會聽見一臺聲音嘈雜、樣子嚇人的機器轟隆隆作響,攪得人頭昏腦脹。二十 個沉重的鐵錘,全靠一隻由湍急的水流帶動的輪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打顫。我也說 不清一個鐵錘一天要生産幾千枚釘子。起落之間一些水靈俏麗的姑娘把小鐵塊送到巨大的鐵 錘下面,鐵塊旋即變成了釘子。這勞動看起來如此粗笨,卻使初次進入法國和瑞士之間這片 山區的旅人嘖嘖稱奇,倘若踏入維裏埃的旅人問起大街上耳朵都被震聾了的行人,那座漂亮 的製釘廠是誰的,有人就會打着一種拖長的腔調說:“咳,市長先生的唄!”
   維裏埃有一條大街,從杜河岸邊一直爬到山頂。旅人衹要稍作停留,十有會遇見一 個身材高大的人,神色匆匆,一副很了不起的樣子。行人一看見他,就趕緊脫帽致意。這位 好幾等騎士勳章的獲得者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頭髮已經花白,大腦門,鷹勾鼻,五官大致 算得端正:初見,人們甚至還會覺得這張臉兼有小城市長的威嚴和尚存於四十八歲至五十歲 男人身上的那種吸引力。然而,巴黎來的旅人轉眼間便會感到不快,他那種志得意滿的神氣 中還混雜有一種說不上來的狹隘和創造力的匱乏。這位旅人終於意識到,此人的才幹僅止於 讓欠帳的人如期償還,而若是他欠了賬,則要拖得不能再拖。
   這便是維裏埃的市長德·萊納先生。他步履莊重,穿過大街,進入市政廳,在旅人的眼 前消失。這位旅人若繼續閑逛,再往上走一百步,他會瞥見一幢外觀相當漂亮的房子,越過 與之相連的一道鐵柵欄,還有一片極美的花園。遠處是勃艮第的丘陵形成的一綫天際,麯折 有緻,盡如人意,仿佛就是為了讓人看着舒服。這景色使旅人忘掉了錙銖必較的銅臭,他已 經因此而透不過氣來了。
   有人告訴他,這幢房子屬於德·萊納先生,剛剛落成。這方石砌就的漂亮住宅是維裏埃 的市長用他那座大製釘廠賺來的。據說他祖上是西班牙人,是個古老的傢族,似乎早在路易 十四徵服此地之前就已定居下來。
   自從一八一五年起,他就恥於再作工廠主了,因為一八一五年使他當上了維裏埃的市 長。那座極美的花園有好幾層,直伸到杜河岸邊,每一層都築有護墻,這也是對德·萊納先 生在鐵器買賣中的精明給予的酬報。
   在法國,您別指望看見德國的萊比錫、法蘭剋福、紐倫堡等工業城市周圍那種秀麗別緻 的花園。在弗朗什-孔泰,愈是砌墻,愈是在地産上堆起一層層的石頭,就愈是有權受到鄰 人的尊敬。德·萊納先生的花園裏便是高墻縱橫,尤其是裏面有幾小塊地,是他花了大價錢 纔買下的,這花園就更加令人贊賞了。就說那個鋸木廠吧,它在杜河岸邊的特殊位置讓您一 進城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您也註意到屋頂一塊大木板上用極大的字寫着“索萊爾”這姓氏, 而在這塊六年前還是鋸木廠的土地上,眼下正在修築花園第四層平臺的護墻。
   市長先生固然高傲,卻不得不費些心力央求老索萊爾那個既冷酷又頑固的農民,不得不 付給他明晃晃的金路易,纔使他把工廠遷往別處。至於那條使鋸子轉動起來的公共水流,則 是他利用自己在巴黎的影響讓它改了道。這個恩惠是他在一八二×年選舉之後得到的。 德·萊納先生為了這塊一阿爾邦的地,把杜河下遊五百步處的四阿爾邦給了索萊爾。儘管這 塊地的位置對他的樅木板生意有利得多,索老爹(自打他發了,他就有了這稱呼)還是巧妙 地利用了這位鄰居的急迫和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朗。
   果然,這筆交易受到當地一些有識之士的非議。有一次,四年以後的一個禮拜天, 德·萊納先生身着市長禮服從教堂回傢,遠遠地看見老索萊爾由三個兒子護着,正看着他笑 呢。這一笑使市長先生恍然大悟,他從此就老是想,他原本可以更便宜地做成這筆交易呀。
   在維裏埃,要造許多的護墻,才能獲得公衆的敬重,要緊的是不要采用那些每年春天經 由汝拉山口去往巴黎的泥瓦匠帶來的意大利圖紙,否則,這樣一種革新將給魯莽的造墻者帶 來標新立異的壞名聲,永遠洗刷不掉,他在那些明智而穩健的人眼中也就永遠地身敗名裂 了,因為正是這些人在弗朗什—孔泰握有敬意的予奪之權。
   事實上,這些明智之士在當地施行着最討厭的;正是由於這個醜惡的字眼,對於那 些在世稱偉大的共和國的巴黎生活過的人來說,小城市裏的日子簡直不堪忍受。的專 橫,而且是怎樣一種啊!在法國的小城市和在美利堅合衆國是一樣地愚蠢。
第二章 市長
  杜河水面上方一百尺,沿小山有一公共散步道,需要修築一堵巨大的擋土墻。對於 德·萊納先生的政聲來說,這真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散步道所處位置極佳,入眼的乃 是法國最秀麗的風光。不過,每到春季,雨水一衝,路面就溝壑縱橫,坑窪遍地,殊難涉 足,人人都感到不便,德·萊納先生就趁機修了一堵二十尺高二百多尺長的墻,非如此是不 足以使他的政績永垂不朽的。
   為了這墻上的胸墻,德·萊納先生不得不三上巴黎,因為前前任內務部長自稱是維裏埃 的散步道的死敵;如今這胸墻已經起來,離地四尺高。仿佛是嚮一切現任和前任的部長們示 威似的,眼下有人正在往上裝方石板。
   有多少次啊,我的胸抵着泛出美麗的藍灰色的巨大石塊,心裏想着昨夜告別的巴黎的舞 會,眼睛卻眺望着杜河的𠔌地!遠處,左岸,五六條山𠔌麯折蜿蜒,其深處有數條小溪歷歷 在目,一路奔瀉跳蕩,急匆匆跌進杜河。山裏的太陽很猛,正當頂的時候,旅人卻可在這方 平臺上享受枝葉婆娑的懸鈴木的蔭護,任遐想馳騁。這些樹生長迅速,美麗的緑色微含藍 意,這都得力於市長先生命人填在巨大的防土墻後面的新土,因為他不顧市議會的反對,硬 是把散步道拓寬了六尺(儘管他是極端保王黨人,我是自由黨人,這件事我還是要稱贊 他),因此,他和幸運的乞丐收容所所長瓦勒諾先生都認為,這個平臺比聖日爾曼—昂—萊 的平臺並不遜色。
   散步道的正式名稱是忠誠大道,見於沿路十五或二十塊大理石板上,這又使德·萊 納先生獲得一枚十字勳章。我衹有一件事要指責這條忠誠大道,那就是市政當局讓人修剪乃 至剃禿這些茁壯的懸鈴木的那種野蠻方式。這些樹與其讓自己的腦袋低而圓,圓而平,活象 園子裏最平常的蔬菜,寧可要英國花園裏常見的那種漂亮大方的外形。然而市長先生的意志 不可違抗,屬市政府所有的那些樹每年都要兩度遭此無情的殘害。當地的自由黨人聲稱(當 然有些誇張),自從馬斯隆副本堂神甫養成了把修剪下來的樹枝據為己有的習慣之後,市府 的園丁的手變得愈發無情了。
   這位年輕的教士是幾年前從貝藏鬆派來監視謝朗神甫和附近幾位本堂神甫的。有一位外 科老軍醫,曾在意大利打過仗,退伍來到了維裏埃,據市長先生說,他生前既是雅各賓黨人 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次竟敢當面抱怨對這些美麗的樹所施行的周期性毀傷。
   “我喜歡蔭涼,”德·萊納先生回答說,口氣中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意味,但對一個身為 榮譽團騎士的外科醫生說話還就得這樣纔見得合適;“我喜歡蔭涼,我讓人修剪我的樹,為 的是有更多的蔭涼,—棵樹若不能像有用的鬍桃樹那樣帶來收益,我想不出它還能有別的什 麽用處。”
   “帶來收益”,這就是在維裏埃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單單這個詞就代表了四分之三的 居民的習慣性思想。
   在這座您覺得如此美麗的小城裏,帶來收益,乃是决定一切的大道理。初到此地的外鄉 人醉心於周圍那清涼幽深的山𠔌,首先會想到居民們對美很敏感;他們也的確沒少把本地的 美麗風光挂在嘴上,人們也不能否認他們對此看得很重,因為美麗的風光招來了外地人,而 遊客的錢富了旅店老闆,於是就通過稅收的渠道給城市帶來收益。
   一個晴朗的秋日,德·萊納先生讓妻子輓着胳膊,在忠誠大道上散步,他說話的神情很 嚴肅,德·萊納夫人聽着,眼睛卻不安地註視着她的三個孩子的動靜。大孩子能有十一歲, 總是靠近胸墻,並且做出要爬上去的樣子。於是一個溫柔的聲音喚出了阿道夫這名字,那孩 子遂放棄了他的雄心壯志。德·萊納夫人看上去有三十歲,依然相當漂亮。
   “他會後悔的,巴黎來的這位漂亮先生,”德·萊納先生忿忿地說,臉色比平時更加蒼 白,“我在宮裏也不是沒有朋友……”
   雖然我很願意用二百頁的篇幅跟您談談外省,但是我畢竟不能如此殘忍,讓您忍受外省 的談話所具有的那種冗長和那種巧妙的轉彎抹角。
   在維裏埃市長眼中如此可惡的這位巴黎來的漂亮先生不是別人,正是阿佩爾先生,兩天 前,他不僅設法進入維裏埃的監獄和乞丐收容所,還進入了市長和當地主要的業主義務管理 的醫院。
   “可是,”德·萊納夫人怯生生地說,“既然您清白廉潔地管理着窮人的福利,巴黎來 的這位先生又能把您怎麽樣呢?”
   他們是為了找茬兒纔來的,然後就在自由黨的報紙上寫文章。
   “可您從來不看這些報紙呀,我的朋友。”
   “可人傢跟我們談論這些雅各賓派的文章呀;這都使我們受到幹擾,欲做好事而不能。 哼,我呀,我永遠不會願諒這個本堂神甫。”
首頁>> >> 外国经典>> 司湯達 Stendhal   法國 France   十九世紀的法國   (1783年元月23日1842年三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