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南回归线》发表于1939年，是亨利·米勒最初在法国发表的自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部作品的书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又分别叫作“夏至线”和“冬至线”，在“夏至”和“冬至”之间，是“黑色的春天”。
《南回归线》虽然在亨利·米勒第一个自传三部曲中是最晚发表的，但它却被人称为包括《殉色三部曲》在内的亨利·米勒六卷自传式罗曼史的第一部。因为它主要叙述和描写了亨利·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与幻想。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身在欧洲，离开美国已多年，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他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他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的文化已经在开始走向没落，全部美国生活像是“杨梅大疮”，“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巴巴。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病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个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所以，亨利·米勒“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他“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他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
那么，美国施于亨利·米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罪行，以致他对美国如此深恶痛绝，竞要看到它被摧毁呢？这是因为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只是让人活着，可是人性异化了，自我丧失了，这是最令亨利·米勒发疯般痛苦的事情。他说：“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亨利·米勒在这里道出了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意图，他不是为了简单地活着而创作，他是要真正拥有自我，拥有自我的精神世界，并加以表现，所以亨利·米勒的作品主要写他的精神世界。他面对使人性异化、自我丧失的美国文化，决心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来重建自我。他的生活经历在他这种重建自我的过程中只是起了拐杖的作用，一旦引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就让他的意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动，而将拐杖弃置一边。他描写他的精神世界，是要表现在现代大都市的荒漠中，自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孤独与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往往只是一种感受、一种遐想、一种幻觉、一种愤怒的发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混乱而无序的世界，然而这却是当时亨利·米勒真实自我的再现。
波德莱尔曾将世界大都市中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诗的表现领域。亨利·米勒则将现代世界大都市种种混乱和丑陋中个人精神世界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散文的表现领域。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大家都称之为自传小说，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主要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
他的散文诗虽然也写人写事，例如写他父亲长期酗酒，后来突然戒了酒，热衷于宗教，焕发出宗教热情，可由于他所崇拜的一位牧师令他伤了心，他终于陷入一种绝望的麻痹状态；写他自己童年时代在布鲁克林的那些小朋友和他后来的同事、朋友们的种种经历；写他在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种种有趣经历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写他同数不清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些不过是引出他内心世界的拐杖，而一旦引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散文诗就充分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放笔写去，任意驰骋，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复杂的感受，丰富的联想。
在亨利·米勒自由驰骋的精神世界里，不时流露出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深刻影响。亨利·米勒在本书开头谈到不愿意离开母亲温暖的子宫，这同尼采用来说明他思想的那个古希腊神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世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不要降生，一旦降临人世，那么最好的东西就得不到了。亨利·米勒来到这个世上，面对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文明社会，却找不到自我，他深感这个文明社会盛极而衰的危机感。他受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已不可救药，最终没落的命运不可逆转，所以他竭尽全力否定这个社会，否定建立任何秩序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最终又变成了对他自己的肯定。但是他对自己的肯定主要是肯定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他那么多放荡不羁的性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反叛精神，不向传统屈服，而他的肉体自我受到文明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他甚至有除去自己身体的念头；“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没有一个别的人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唯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好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这里含有尼采关于个体化原则瓦解的思想，自我只有摆脱了个体化原则，才能成为自由的自我，才能摆脱文明的束缚，这时候，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由日神精神转入酒神精神。在酒神状态中，痛苦的自我得到充分表现，包括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等等，同时自我也由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狂喜。亨利·米勒在作品中竭力去达到尼采所提倡的那种酒神的审美状态。尼采认为最基本的酒神状态——醉是一种音乐情绪，而且包含着性冲动，于是亨利·米勒就运用音乐、性以及一种达达主义式的感觉错乱来不断追求自我表现的狂喜。《南回归线》除了最初的一大部分和一些以空行形式出现的不规则的段落划分之外，只有两个正式的部分：插曲和尾声，都是借用了音乐的术语，似乎整部作品是一首表现自我音乐情绪的完整乐曲。亨利·米勒的性冲动是同音乐密切联系的，他最初的性冲动对像就是他的钢琴女教师，那时候他才十五岁。他在作品中描写的一次次性冲动构成了一部性狂想曲，而他的性征想曲又是他批判西方文化、重建自我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一部分。他的非道德化倾向是要回到原始冲动中去，是要追求狂喜，但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亨利·米勒在本书书首引了法国中世纪道德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的话来说明他写此书的。的：“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你痛苦的压力。”
译者
1995年3月
《南回归线》发表于1939年，是亨利·米勒最初在法国发表的自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部作品的书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又分别叫作“夏至线”和“冬至线”，在“夏至”和“冬至”之间，是“黑色的春天”。
《南回归线》虽然在亨利·米勒第一个自传三部曲中是最晚发表的，但它却被人称为包括《殉色三部曲》在内的亨利·米勒六卷自传式罗曼史的第一部。因为它主要叙述和描写了亨利·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与幻想。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身在欧洲，离开美国已多年，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他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他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的文化已经在开始走向没落，全部美国生活像是“杨梅大疮”，“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巴巴。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病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个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所以，亨利·米勒“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他“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他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
那么，美国施于亨利·米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罪行，以致他对美国如此深恶痛绝，竞要看到它被摧毁呢？这是因为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只是让人活着，可是人性异化了，自我丧失了，这是最令亨利·米勒发疯般痛苦的事情。他说：“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亨利·米勒在这里道出了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意图，他不是为了简单地活着而创作，他是要真正拥有自我，拥有自我的精神世界，并加以表现，所以亨利·米勒的作品主要写他的精神世界。他面对使人性异化、自我丧失的美国文化，决心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来重建自我。他的生活经历在他这种重建自我的过程中只是起了拐杖的作用，一旦引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就让他的意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动，而将拐杖弃置一边。他描写他的精神世界，是要表现在现代大都市的荒漠中，自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孤独与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往往只是一种感受、一种遐想、一种幻觉、一种愤怒的发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混乱而无序的世界，然而这却是当时亨利·米勒真实自我的再现。
波德莱尔曾将世界大都市中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诗的表现领域。亨利·米勒则将现代世界大都市种种混乱和丑陋中个人精神世界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散文的表现领域。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大家都称之为自传小说，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主要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
他的散文诗虽然也写人写事，例如写他父亲长期酗酒，后来突然戒了酒，热衷于宗教，焕发出宗教热情，可由于他所崇拜的一位牧师令他伤了心，他终于陷入一种绝望的麻痹状态；写他自己童年时代在布鲁克林的那些小朋友和他后来的同事、朋友们的种种经历；写他在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种种有趣经历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写他同数不清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些不过是引出他内心世界的拐杖，而一旦引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散文诗就充分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放笔写去，任意驰骋，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复杂的感受，丰富的联想。
在亨利·米勒自由驰骋的精神世界里，不时流露出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深刻影响。亨利·米勒在本书开头谈到不愿意离开母亲温暖的子宫，这同尼采用来说明他思想的那个古希腊神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世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不要降生，一旦降临人世，那么最好的东西就得不到了。亨利·米勒来到这个世上，面对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文明社会，却找不到自我，他深感这个文明社会盛极而衰的危机感。他受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已不可救药，最终没落的命运不可逆转，所以他竭尽全力否定这个社会，否定建立任何秩序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最终又变成了对他自己的肯定。但是他对自己的肯定主要是肯定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他那么多放荡不羁的性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反叛精神，不向传统屈服，而他的肉体自我受到文明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他甚至有除去自己身体的念头；“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没有一个别的人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唯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好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这里含有尼采关于个体化原则瓦解的思想，自我只有摆脱了个体化原则，才能成为自由的自我，才能摆脱文明的束缚，这时候，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由日神精神转入酒神精神。在酒神状态中，痛苦的自我得到充分表现，包括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等等，同时自我也由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狂喜。亨利·米勒在作品中竭力去达到尼采所提倡的那种酒神的审美状态。尼采认为最基本的酒神状态——醉是一种音乐情绪，而且包含着性冲动，于是亨利·米勒就运用音乐、性以及一种达达主义式的感觉错乱来不断追求自我表现的狂喜。《南回归线》除了最初的一大部分和一些以空行形式出现的不规则的段落划分之外，只有两个正式的部分：插曲和尾声，都是借用了音乐的术语，似乎整部作品是一首表现自我音乐情绪的完整乐曲。亨利·米勒的性冲动是同音乐密切联系的，他最初的性冲动对像就是他的钢琴女教师，那时候他才十五岁。他在作品中描写的一次次性冲动构成了一部性狂想曲，而他的性征想曲又是他批判西方文化、重建自我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一部分。他的非道德化倾向是要回到原始冲动中去，是要追求狂喜，但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亨利·米勒在本书书首引了法国中世纪道德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的话来说明他写此书的。的：“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你痛苦的压力。”
译者
1995年3月
在卵巢电车上
——献给她
男人女人们的心往往激动不已，也
往往在痛苦中得到安慰，这是实例而不
是言辞的作用，因为我很了解一个痛苦
的目击者会做出某种语言上的安慰，所
以我现在有意于写一写从我不幸中产生
的痛苦，以便让那些虽然当时不在场，
却始终在本质上是个安慰者的人看一看。
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
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
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
你痛苦的压力。
——彼得·阿伯拉尔 A
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黯淡的月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我想做却又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尤其是那些成功者，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同情心。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我助人时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不能自助。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时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是令我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
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唯独从未充当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褪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如同世界的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我经常苦苦地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也像他们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我一无长进，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回顾我的一生，我似乎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他人的压力之下。人们常把我看作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了。我的冒险都是外因造成，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为之。我有着傲慢而洋洋自得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他们从没有丝毫的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不安的灵魂，但不是爱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不能在现在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包括我自己在内。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向着自我，对此，无论时间、空间，甚或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隔几年，我都会有一次处于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但是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设法避开了这问题。如果我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便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上的人。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能引导一个人走向对自我的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巴巴。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魔，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人，一个个别的实体，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至少我知道，我不富有，不幸福，生活不正常、不合拍。这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欢乐，但这还不够。
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反叛，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射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射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底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我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扯大嗓门，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叛，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
我是一块土地上的产物。如果自我不是不朽的，那么，我写的这个“我”早就被毁掉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但无论我想象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历史会否认这个，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偏狭的、恶意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一个谎言编造者，一个下毒者，真理终究是真理，不得不被囫囵吞下。
至于发生的事情么……
一切发生的事情，在其有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矛盾的性质。
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象，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作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酉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的绝大部分。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
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
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象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屁——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屁。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
——献给她
男人女人们的心往往激动不已，也
往往在痛苦中得到安慰，这是实例而不
是言辞的作用，因为我很了解一个痛苦
的目击者会做出某种语言上的安慰，所
以我现在有意于写一写从我不幸中产生
的痛苦，以便让那些虽然当时不在场，
却始终在本质上是个安慰者的人看一看。
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
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
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
你痛苦的压力。
——彼得·阿伯拉尔 A
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黯淡的月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我想做却又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尤其是那些成功者，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同情心。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我助人时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不能自助。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时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是令我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
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唯独从未充当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褪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如同世界的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我经常苦苦地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也像他们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我一无长进，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回顾我的一生，我似乎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他人的压力之下。人们常把我看作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了。我的冒险都是外因造成，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为之。我有着傲慢而洋洋自得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他们从没有丝毫的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不安的灵魂，但不是爱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不能在现在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包括我自己在内。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向着自我，对此，无论时间、空间，甚或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隔几年，我都会有一次处于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但是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设法避开了这问题。如果我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便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上的人。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能引导一个人走向对自我的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巴巴。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魔，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人，一个个别的实体，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至少我知道，我不富有，不幸福，生活不正常、不合拍。这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欢乐，但这还不够。
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反叛，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射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射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底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我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扯大嗓门，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叛，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
我是一块土地上的产物。如果自我不是不朽的，那么，我写的这个“我”早就被毁掉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但无论我想象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历史会否认这个，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偏狭的、恶意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一个谎言编造者，一个下毒者，真理终究是真理，不得不被囫囵吞下。
至于发生的事情么……
一切发生的事情，在其有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矛盾的性质。
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象，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作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酉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的绝大部分。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
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
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象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屁——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屁。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