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维尔的事件，我取名为《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最初我讲给伯努瓦·雅科听，他当时来特鲁维尔看望我。他想到拍一部片子，让我讲述这位二十岁的年轻飞行员之死。于是他拍成了。摄影师是卡罗琳·尚珀蒂埃·德·里布，录音师是米歇尔·维奥内。地点是我在巴黎的寓所。
　　 片子拍完以后，我们就去到我在诺弗勒堡的别墅。我谈到写作，我试图谈论这个：写作。于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摄与制片仍是原班人马——国家视听学会的西尔维·布吕姆和克洛德·吉萨尔。
　　 取名为《罗马》的这篇文字最初是一部片子：《罗马的对话》，它是应朋友焦瓦内拉·扎诺尼之邀而摄制的，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台资助。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巴黎

　　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花园里有鸟，有猫。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有时不知所措。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为了写作。但不像此前那样写作。为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它们永远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我在那里写了《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后来还有别的书。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大概长达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计算写作的时间或任何时间。我计算等待罗贝尔·昂泰尔姆和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时间。后来我再未计算过任何东西。
　　 《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
　　 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的写作，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鲁维尔。或者去纽约。在特鲁维尔我决定劳拉·瓦莱里·施泰因将发疯。扬·安德烈亚·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眼前的，难以忘却。这是在一年以前。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它失血，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