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准备在世田谷市民大学讲演的讲演稿。主办单位指定的讲演内容是这样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开的全北海道残疾儿童福利大会上讲的话继续讲下去。上次大会的讲演记录，业已以“为了和不可能‘亲切’相待的人斗争下去”为题出版发行了。于是我就把该文章重新读了一遍，考虑如何接着往下讲。（该文载《核之大火与“人的”呼声》一书，岩波书店出版。）
正如“残疾儿和我”这一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所示，我在有残疾儿的父母们面前，讲了自己和生下来就头部缺损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且，我谈的问题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
现在的核状况，深刻的程度更严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视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与此相联系回头看看·单·个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胁之下一个市民的家庭——无非是每天无可避免的老问题，即：拖着一身残疾的儿子如何成长，以及同他的发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屡屡出现的新困难，再加上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现继续上次讲演的想法。
继续，这种说法总是浮现于我心头的话，中野重治战后写的第一部小说《五勺酒》中的一节里就有：“从什么写起好呢？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尽的样子。结尾处打算加上‘此项待续’，然而如果忘记而漏掉，也请权当有它而读下去。”我也权作“此项待续”开始我的话题，但是我以为“此项待续”的话已将告终。
儿子就在眼下的３月毕业于青鸟养护学校的高等部。这样，和学校之名沾边儿的缘就算断了。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超过父亲，是条大汉子，和同班另一条更大的汉子是好朋友，他俩虽然各有不同的残疾，但是彼此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被周围吵闹得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或者为了强忍住被来自体内的不安征候快要吞没的时候，他俩各伸一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动不动地坐着，这种情况，是学校与家庭的联系本上写着的。一毕业，和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对于儿子来说，再想遇上同样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参加了将来毕业后开始的区的福利作业训练，他母亲陪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偏巧我当时正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也就是这段时间儿子经历了双亲之中父亲不在而情绪波动的阶段。可能又加上在作业所接受训练感到紧张，上作业所上班时，公共汽车碰到路上堵车，那粗暴的言语和举止，常常使他母亲十分为难，不知所措。
这时我就通过国际电话，一连几天和他交谈。很明显，儿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郁，问他的话答得一点也不爽快。没有过多久作业所那边的事就辞了，重返学校。但是这时候也屡屡发生事故，有的是上学时在车站上台阶，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时是蹲在台阶转弯处的平台上，再也不动了。这都是熟人通知家里才知道的。
这些情况，儿子把信寄到巴克莱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后用文学语言来说都蕴涵着某种动机。信的后半部分文思混乱，我这做父亲的也读不懂，至于前半部分的文章，开头一行就对我在国际电话中说的那些强硬的话给以斥责，并且全给挡了回来，用他的观点加以解释，随后是很好地表现他现在的内心世界，给我的印象是让我了解了儿子新的侧面。他那信上说：“实在对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后，下台阶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来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儿子新的侧面，知道他这是故作含糊的说法，老实说，我远离儿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同样情绪不安，还有一层，此时美国的核导弹设在西德，因此，苏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退出会场，成了世界核状况恶化的转折点的开始，所以我的心情当然也十分郁闷。我们作父母的总算好歹迎来了儿子２０岁的生日，当然高兴，妻子更为之高兴，生日那天一到，当时恰逢参议院选举，便带着儿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说：“假如让他弃权，那可就白养这么大了。”我当时就觉得发现了妻子又一个新的侧面。我们的儿子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来，完全是在强忍着残疾给他带来的困难中度过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让我们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这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对于陷进烦恼的我，常常读的米尔查·埃利亚德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们同时代日记合订本这部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Nosouvenirs” Harper ＆ Row）
当然，像埃利亚德这样极具多样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学者、艺术家的日记，决不可能仅有单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亚德考察核武器对现代造成的危机时，我倒有一种心头黯然、对他颇有嘲讽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岁尾，埃利亚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提出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这段回答是这样记载的：“教徒大概不应该怕这种炸弹。因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来。因为它成了‘最后的审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样。‘卡里·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结束，然后出现新的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们才有靠计尽途穷结果的核作为最后结束世界，使人类同受恐怖的正当理由。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天堂是属于未来的。天堂在地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与此相对应，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预想未来才像天堂，所以才甘愿难以数计的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杀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主义为最终世界之前消灭，那么，一切历史和人类的一切苦难，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我尊重埃利亚德的比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还另有感想，所以，对于埃利亚德以这一部分为中心的话，总感到一股早被抛弃的犬儒主义味道。不过，埃利亚德始终是一位从正面注视着核武器，认为它是毁灭人类的，并且丝毫不懈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这倒是毫无疑义的。翌年１月间，看到他的下述叙述：
“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论者对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后的审判’。审判，即灭亡的危险。准确地说，史前期人类几乎就要灭亡了。或者说今天人类就被核武器灭亡。／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类对原初的神所赋予的任务已经不存任何希望。结果是使人类消灭。然而这种及其危险之存在未必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怀着被消灭之势迫在眉睫的自觉活着，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于参加某一团体举行仪式时的痛苦。
仪式，这一进入新阶段的礼仪性的手续，埃利亚德把它作为人类规模普遍的信仰体系来思考，因为它是重要的问题点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对于核状况决不会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但是，我更进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导致人类灭亡这种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亚德充满积极希望的构想是什么。
尽管表面上没有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亚德悄悄地但确确实实地把该思想提示于同一日记的下述叙说之中，这是我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于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进烦恼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亚德把他少年时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经历，在印度狂热地学习时期的经历，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经历，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的祖国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时亡命巴黎开始过上学究生活的经历等等综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从如此经历中感受之深刻，但这回使我觉得足以洞彻他深刻感受的整个最深部分。对于自己生涯的“扩展、持续”给予足够的启示。埃利亚德把他的记述作了如下的总结，这就意味着，到此刻为止，在漫长岁月里，他饱尝了郁闷之苦。我认为，这种郁闷之苦给他带来的是大大加强了他对核状况的认识。
埃利亚德现在仍然住在此处的芝加哥大学里——我这次才亲眼目睹并留下强烈印象——有纪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点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伟雕像。我想着经济史家内田义彦氏指责把原子弹投于广岛、长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这句话，甚至想到，应该把堪称核时代悲惨纪念的广岛那座穹窿形建筑物废墟合建于此。埃利亚德的记述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强烈的感情。在历史上生与死的人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意义，具有了重量。乐观主义！”
有此启示的经验之后，埃利亚德立刻重读了青年时代读过的巴贝利恩的日记，他对于该日记上写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猎人》读后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长篇记述。埃利亚德强调的是：读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贝利恩，作为安慰悲惨与病态的现实，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生活态度得到了力量，这力量是使他们确信他们的生存‘不能破坏’的‘显现’。
他写道。——虽然那么说，也无法改变‘我活着’这一事实。即使不论怎么短的时间，‘我是存在的’。这的的确确是我的显示，显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坏不了的。／（巴贝利恩）补充说——那么我死的时候，构成我肉体的物质破坏不了，而且永远存在。既然这样，对我的‘灵魂’不管有什么影响，我的物质仍然永远存在下去……
我死的时候，你能够把我杀了、烧了、沉进水底、焚尸扬灰，但是你无法把我破坏。……死，比杀更甚的事早就办不到了。巴贝利恩是这样写的，那是因为他是一位博物学家。但是我曾经见过无数‘神秘家们’用几乎同样的语言传达类似的经验。（cf．特别是“宇宙意识”，的经验）
教徒和印度教徒对于世界的结束持从容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不完成历史过程就以为毫无意义的紧迫态度，埃利亚德围绕着这两种态度，对于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离，表示了相对的看法。但是，埃利亚德在这里把博物学家巴贝利恩的看法，重叠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们”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宇宙意识”上了。在这上面，作为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表示了强烈的同感。把这个作为表明生活于核时代的埃利亚德的内在希求来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由于人的思想观念加强和增大，终于度过核危机，那么埃利亚德大概就不会谈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后的审判”或者经过混沌延缓再生的到来吧。应该说，只有度过今天的核危机以及热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亡这种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这对于曾经看到埃利亚德著作各种各样细节上无不对核危机予以评论的我来说，我的意见是有根据的。
我从埃利亚德日记的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开头所提的残疾儿子相关的理由。我以为这一段，使我在人生经验的意义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亚德说的人生经验这个词来说，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后脑勺上长着一个像头一样的瘤子，孩子一生下来，我和妻子决心既生之则养之，好好照顾。虽然会有很多困难，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这是如埃利亚德所说，当作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的一种决心。
回想起来，孩子躺在特殊婴儿室面对玻璃窗，尽管看起来仿佛长着两个脑袋，但是很精神的红扑扑的那张脸，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窥视的过程中就培养起如此坚定想法了。此时此刻总是想起学生时代从英国小说中读到的“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话。这个婴儿的确是以悲惨的状态诞生于人间的，虽然只过了几个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于人间，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虽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这个事实。于是，我就下了决心，给“这个可悲的小生命”当证人，证明他生下来了。他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这个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预感到，我这份证言，一定会成为我这文学生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头我并没有想把这个经验写成小说，从年轻学生时代就开始有了的写小说这种工作，面对畸形儿子诞生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难免绝望，对于重新打起写小说的精神没什么用，不可能成为今后赖以发展而可供攀援的绳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才产生了写的想法。
从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们频繁的死与生，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医生们的行动与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弹灾害开始迈出治疗受害者的第一步，后来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弹受害者第二代两个课题的重藤文夫为核心人物——为内容，开始写报道文学。我在此项工作中逐渐理解到，这是为了把自己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与实践，无论如何必须使之社会化而采取的手段。原子弹受害者们是那样地生活，然而活下来了；是那样的一种存在，然而毕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取消他们作为个体的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也受到核时代之下人类的生存无法取消的现状直接影响所致。在原子弹受害者的生与死上，可以看到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现”最现代的表现，而且我还通过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发现了它。当时的我倒是很难说把它充分意识化了，但是内心深处确是那样希望的。现在我决不是夸耀自己的天真，大谈自己２０年前的预感和希求一概应验，而是被许许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绪纠缠在其中想起来的。身有残疾，同残疾斗争中成长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难，仅仅考虑一下，不远的将来，就不得不老实说，前景一片漆黑，总而言之，每次遇到具体困难无不花费好大力气一一克服，然而过不多久儿子的状态依旧故技重演。同这样的儿子共同生活，对于他的母亲和妹妹弟弟来说，显而易见是一种艰苦的生活。确如儿子信上所说，他自己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这作父亲的不消说，全家所有成员也都是通过同他共同生活，确实看到了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特别是我自己，通过养育他弟弟妹妹的实际劳累，更能明确地这样说。
正是反复积累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之经验，才对于这２０年来越发穷凶极恶的核状况——从今年起《原子科学家新闻月刊》的“表示审判日到来之钟”上，表明距核战争还差３分钟——之下，相信埃利亚德所说的人类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样能克服危险的“乐观主义”。当然，这“乐观主义”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如果不注视着核状况，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对同世界规模的恢复生命的行动，那么就很难说不变成极其丑恶的犬儒主义。
我在前面的“为了同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中说过下面的话：“年轻的人们最近爱说亲切这个词。说什么亲切的人啦，喜欢亲切啦，等等。足以反映这种流行时尚的，是广告一类的东西上也爱用‘亲切’这个词了。亲切当然是好事，我自己就过于毫无抵触地亲切，但是如果问我喜欢把亲切挂在嘴边的年轻人么？那我必须说未必喜欢。因为我想请年轻的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亲切这个词在社会里给它定个积极的位置。／具有社会意义的亲切，难道不正是和那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这件事么？亲切是人的极其自然的态度。婴儿就是很亲的。一般的人都有亲切的地方，但是那样的人在社会性的生活过程中，有的人就对人不大可能亲切，或者遇不上亲切的人。因为有使亲切变成不可能的制度。同这种使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斗争，我以为这才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亲切待人的条件。／令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在我们周围俯拾即是，不可胜数。肢体不健全的人想坐轮椅外出，但是使之无法办到的种类繁多的结构，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认为那都是妨碍人亲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亲切的最甚者，莫过于核避难所一类的设施，对于超过定额人数的人还必须用机关枪阻挡。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地撤掉，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青年人能够彼此亲切相待，或者同妨碍人们亲切相待的人或事斗争下去，改善现状，这对于创造真正亲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减福利预算，扩充军备，一心想威胁亚洲各国，强调日本社会是竞争社会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这么一小撮人弄得覆灭，那么，日本、日本人留给人们的记忆岂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蛮、最下流的么？”
我这样说的同时就感觉到，“亲切”的定义还不够充分。于是在一次讲演会上，因为听众都是残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预先约定似地对作为前提的“亲切”定义作了追加，想加上几项意义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个提示的是对于我前面业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予以特别重视，坚持以它作为人生观根本的态度，并同这样的“亲切”共存。
并且主张把美国科幻小说引导到智慧小说的水平，把对于核文明一直写了许多反省与考察文章的鲍涅卡特，以及现在认为必须重新评价的奥威尔两人，认为最值得期望的资质合乎礼仪（decency）和“亲切”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们对年轻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词，是鲍涅卡特小说的根本精神，奥威尔回味参加西班牙市民战争残酷经历的《加泰罗尼亚赞歌》上说：“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经历，使我对人的信赖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对人的优美更加信赖了。”评论奥威尔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后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离独立终于完成了。因为精英人物已经不是社会性的存在，而是性的存在。不是传统性的存在，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了使企图改变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会的活动无法出现，党靠改写历史想把过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语言抽掉骨头，企图把自由啦，正义啦，像样子的人啦，仅仅表现如此概念的语言早已不存在的状况创造出来。”我这是从《奥威尔的整体像》日译本引用的，同时也希望decency一词用日语难以恰当表达这一点给以理解。译文写的是“真正人的亲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该译作“庄重体面”的。（晶文全书，奥山康治译）
去年，我以一向称之为我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为题，向青年人连续地作了报告，那时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边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节诗里找到关于“亲切”一词另一定义。
１９４０年法国败北的时候——这一年是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赞会开始活动的一年。在当时国际的、国内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之下，有人要求渡边写文章谈法国之所以败北的文章。渡边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和文化为职业的，而法国又是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德国的敌国，如果他为败战国的法国辩护，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赞会的国民总意相悖，这纯粹是“踩圣像”①的故技重演。渡边毫不妥协，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间的日本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活动。统治者对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强迫他们从圣母玛丽亚像和十字架像上踩过去——译注。
渡边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学校，对他称之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们说的话。他说，现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青年们，“在创造同国家明确规定的目的和社会机构完全吻合的人这一计划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养与训练。也就是国家在制造为它效力的国民。”瓦雷里对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说：“我以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细致的产物，用这样的对知性的强制，会使它衰退，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国造就出为国家效力的国民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战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细事物的法国。但是渡边在当时就明确说过，他对法国青年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德国绝对一败涂地——这和日本帝国的败北是有联系的——而对此确信不疑。
渡边一夫译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与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提到的“亲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个定义。因为，拥护我所说的社会性的“亲切”二字含义的人，希望他们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一边。一旦提起这句话，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是我国今天的社会失掉了许许多多的“亲切”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东西么？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对国家效力的国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极佳的、对于诚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说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国民，让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衰退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才是确确实实的让青年们看不到“亲切”的具体所在而带来的结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作家——译注。
也许马上就得到这样回敬的话：从世界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国家的国民的典范。我根本不想拿中国和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比拟，但是，关于前面的质问，如果把波兰的自省活动考虑进去，我以为批评的可能正确。尽管承认它，但是，如果日本在这一点上甘当美国的走卒，并且更加奋进，制造对日本式的“新型产业国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势强化下去，那么，现在业已显而易见地使日本人社会和日本人素质大大变形的裂痕，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势而行一般，我对日本“明天的人”——也许被说成纯粹是作梦——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状态：日本的青年人应该自我培养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对峙，担当起使它们走向废除核武器的媒介国的角色，为此而修正现在日本前进的轨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现在而且依然活动，他一定努力使法国成为与今天的法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国家为了使欧洲紧张的核局势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样的法国才是堂堂正正地创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法国，使社会性的亲切生机勃勃的法国人的国家。
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听众面前讲话，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写成这份草稿。给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时间在杂志《世界》上发表的“面对状况”作个结尾，现在我正准备写“再度面对状况”的文章，它的出发点，我想就以这个草稿充当。此后，我要使生活于书斋的自己站在同社会状况的交接点上发言，在文章上重新审视着自己论述，当然，尽可能地用这种方法写。最后附带提一下，我的儿子现在已恢复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欢的音乐家斯卡拉蒂①那样活那么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剧和教会音乐作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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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残疾儿和我”这一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所示，我在有残疾儿的父母们面前，讲了自己和生下来就头部缺损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且，我谈的问题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
现在的核状况，深刻的程度更严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视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与此相联系回头看看·单·个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胁之下一个市民的家庭——无非是每天无可避免的老问题，即：拖着一身残疾的儿子如何成长，以及同他的发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屡屡出现的新困难，再加上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现继续上次讲演的想法。
继续，这种说法总是浮现于我心头的话，中野重治战后写的第一部小说《五勺酒》中的一节里就有：“从什么写起好呢？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尽的样子。结尾处打算加上‘此项待续’，然而如果忘记而漏掉，也请权当有它而读下去。”我也权作“此项待续”开始我的话题，但是我以为“此项待续”的话已将告终。
儿子就在眼下的３月毕业于青鸟养护学校的高等部。这样，和学校之名沾边儿的缘就算断了。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超过父亲，是条大汉子，和同班另一条更大的汉子是好朋友，他俩虽然各有不同的残疾，但是彼此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被周围吵闹得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或者为了强忍住被来自体内的不安征候快要吞没的时候，他俩各伸一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动不动地坐着，这种情况，是学校与家庭的联系本上写着的。一毕业，和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对于儿子来说，再想遇上同样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参加了将来毕业后开始的区的福利作业训练，他母亲陪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偏巧我当时正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也就是这段时间儿子经历了双亲之中父亲不在而情绪波动的阶段。可能又加上在作业所接受训练感到紧张，上作业所上班时，公共汽车碰到路上堵车，那粗暴的言语和举止，常常使他母亲十分为难，不知所措。
这时我就通过国际电话，一连几天和他交谈。很明显，儿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郁，问他的话答得一点也不爽快。没有过多久作业所那边的事就辞了，重返学校。但是这时候也屡屡发生事故，有的是上学时在车站上台阶，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时是蹲在台阶转弯处的平台上，再也不动了。这都是熟人通知家里才知道的。
这些情况，儿子把信寄到巴克莱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后用文学语言来说都蕴涵着某种动机。信的后半部分文思混乱，我这做父亲的也读不懂，至于前半部分的文章，开头一行就对我在国际电话中说的那些强硬的话给以斥责，并且全给挡了回来，用他的观点加以解释，随后是很好地表现他现在的内心世界，给我的印象是让我了解了儿子新的侧面。他那信上说：“实在对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后，下台阶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来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儿子新的侧面，知道他这是故作含糊的说法，老实说，我远离儿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同样情绪不安，还有一层，此时美国的核导弹设在西德，因此，苏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退出会场，成了世界核状况恶化的转折点的开始，所以我的心情当然也十分郁闷。我们作父母的总算好歹迎来了儿子２０岁的生日，当然高兴，妻子更为之高兴，生日那天一到，当时恰逢参议院选举，便带着儿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说：“假如让他弃权，那可就白养这么大了。”我当时就觉得发现了妻子又一个新的侧面。我们的儿子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来，完全是在强忍着残疾给他带来的困难中度过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让我们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这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对于陷进烦恼的我，常常读的米尔查·埃利亚德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们同时代日记合订本这部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Nosouvenirs” Harper ＆ Row）
当然，像埃利亚德这样极具多样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学者、艺术家的日记，决不可能仅有单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亚德考察核武器对现代造成的危机时，我倒有一种心头黯然、对他颇有嘲讽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岁尾，埃利亚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提出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这段回答是这样记载的：“教徒大概不应该怕这种炸弹。因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来。因为它成了‘最后的审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样。‘卡里·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结束，然后出现新的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们才有靠计尽途穷结果的核作为最后结束世界，使人类同受恐怖的正当理由。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天堂是属于未来的。天堂在地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与此相对应，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预想未来才像天堂，所以才甘愿难以数计的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杀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主义为最终世界之前消灭，那么，一切历史和人类的一切苦难，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我尊重埃利亚德的比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还另有感想，所以，对于埃利亚德以这一部分为中心的话，总感到一股早被抛弃的犬儒主义味道。不过，埃利亚德始终是一位从正面注视着核武器，认为它是毁灭人类的，并且丝毫不懈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这倒是毫无疑义的。翌年１月间，看到他的下述叙述：
“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论者对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后的审判’。审判，即灭亡的危险。准确地说，史前期人类几乎就要灭亡了。或者说今天人类就被核武器灭亡。／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类对原初的神所赋予的任务已经不存任何希望。结果是使人类消灭。然而这种及其危险之存在未必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怀着被消灭之势迫在眉睫的自觉活着，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于参加某一团体举行仪式时的痛苦。
仪式，这一进入新阶段的礼仪性的手续，埃利亚德把它作为人类规模普遍的信仰体系来思考，因为它是重要的问题点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对于核状况决不会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但是，我更进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导致人类灭亡这种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亚德充满积极希望的构想是什么。
尽管表面上没有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亚德悄悄地但确确实实地把该思想提示于同一日记的下述叙说之中，这是我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于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进烦恼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亚德把他少年时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经历，在印度狂热地学习时期的经历，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经历，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的祖国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时亡命巴黎开始过上学究生活的经历等等综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从如此经历中感受之深刻，但这回使我觉得足以洞彻他深刻感受的整个最深部分。对于自己生涯的“扩展、持续”给予足够的启示。埃利亚德把他的记述作了如下的总结，这就意味着，到此刻为止，在漫长岁月里，他饱尝了郁闷之苦。我认为，这种郁闷之苦给他带来的是大大加强了他对核状况的认识。
埃利亚德现在仍然住在此处的芝加哥大学里——我这次才亲眼目睹并留下强烈印象——有纪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点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伟雕像。我想着经济史家内田义彦氏指责把原子弹投于广岛、长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这句话，甚至想到，应该把堪称核时代悲惨纪念的广岛那座穹窿形建筑物废墟合建于此。埃利亚德的记述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强烈的感情。在历史上生与死的人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意义，具有了重量。乐观主义！”
有此启示的经验之后，埃利亚德立刻重读了青年时代读过的巴贝利恩的日记，他对于该日记上写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猎人》读后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长篇记述。埃利亚德强调的是：读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贝利恩，作为安慰悲惨与病态的现实，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生活态度得到了力量，这力量是使他们确信他们的生存‘不能破坏’的‘显现’。
他写道。——虽然那么说，也无法改变‘我活着’这一事实。即使不论怎么短的时间，‘我是存在的’。这的的确确是我的显示，显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坏不了的。／（巴贝利恩）补充说——那么我死的时候，构成我肉体的物质破坏不了，而且永远存在。既然这样，对我的‘灵魂’不管有什么影响，我的物质仍然永远存在下去……
我死的时候，你能够把我杀了、烧了、沉进水底、焚尸扬灰，但是你无法把我破坏。……死，比杀更甚的事早就办不到了。巴贝利恩是这样写的，那是因为他是一位博物学家。但是我曾经见过无数‘神秘家们’用几乎同样的语言传达类似的经验。（cf．特别是“宇宙意识”，的经验）
教徒和印度教徒对于世界的结束持从容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不完成历史过程就以为毫无意义的紧迫态度，埃利亚德围绕着这两种态度，对于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离，表示了相对的看法。但是，埃利亚德在这里把博物学家巴贝利恩的看法，重叠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们”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宇宙意识”上了。在这上面，作为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表示了强烈的同感。把这个作为表明生活于核时代的埃利亚德的内在希求来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由于人的思想观念加强和增大，终于度过核危机，那么埃利亚德大概就不会谈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后的审判”或者经过混沌延缓再生的到来吧。应该说，只有度过今天的核危机以及热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亡这种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这对于曾经看到埃利亚德著作各种各样细节上无不对核危机予以评论的我来说，我的意见是有根据的。
我从埃利亚德日记的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开头所提的残疾儿子相关的理由。我以为这一段，使我在人生经验的意义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亚德说的人生经验这个词来说，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后脑勺上长着一个像头一样的瘤子，孩子一生下来，我和妻子决心既生之则养之，好好照顾。虽然会有很多困难，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这是如埃利亚德所说，当作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的一种决心。
回想起来，孩子躺在特殊婴儿室面对玻璃窗，尽管看起来仿佛长着两个脑袋，但是很精神的红扑扑的那张脸，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窥视的过程中就培养起如此坚定想法了。此时此刻总是想起学生时代从英国小说中读到的“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话。这个婴儿的确是以悲惨的状态诞生于人间的，虽然只过了几个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于人间，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虽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这个事实。于是，我就下了决心，给“这个可悲的小生命”当证人，证明他生下来了。他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这个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预感到，我这份证言，一定会成为我这文学生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头我并没有想把这个经验写成小说，从年轻学生时代就开始有了的写小说这种工作，面对畸形儿子诞生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难免绝望，对于重新打起写小说的精神没什么用，不可能成为今后赖以发展而可供攀援的绳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才产生了写的想法。
从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们频繁的死与生，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医生们的行动与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弹灾害开始迈出治疗受害者的第一步，后来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弹受害者第二代两个课题的重藤文夫为核心人物——为内容，开始写报道文学。我在此项工作中逐渐理解到，这是为了把自己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与实践，无论如何必须使之社会化而采取的手段。原子弹受害者们是那样地生活，然而活下来了；是那样的一种存在，然而毕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取消他们作为个体的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也受到核时代之下人类的生存无法取消的现状直接影响所致。在原子弹受害者的生与死上，可以看到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现”最现代的表现，而且我还通过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发现了它。当时的我倒是很难说把它充分意识化了，但是内心深处确是那样希望的。现在我决不是夸耀自己的天真，大谈自己２０年前的预感和希求一概应验，而是被许许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绪纠缠在其中想起来的。身有残疾，同残疾斗争中成长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难，仅仅考虑一下，不远的将来，就不得不老实说，前景一片漆黑，总而言之，每次遇到具体困难无不花费好大力气一一克服，然而过不多久儿子的状态依旧故技重演。同这样的儿子共同生活，对于他的母亲和妹妹弟弟来说，显而易见是一种艰苦的生活。确如儿子信上所说，他自己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这作父亲的不消说，全家所有成员也都是通过同他共同生活，确实看到了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特别是我自己，通过养育他弟弟妹妹的实际劳累，更能明确地这样说。
正是反复积累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之经验，才对于这２０年来越发穷凶极恶的核状况——从今年起《原子科学家新闻月刊》的“表示审判日到来之钟”上，表明距核战争还差３分钟——之下，相信埃利亚德所说的人类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样能克服危险的“乐观主义”。当然，这“乐观主义”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如果不注视着核状况，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对同世界规模的恢复生命的行动，那么就很难说不变成极其丑恶的犬儒主义。
我在前面的“为了同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中说过下面的话：“年轻的人们最近爱说亲切这个词。说什么亲切的人啦，喜欢亲切啦，等等。足以反映这种流行时尚的，是广告一类的东西上也爱用‘亲切’这个词了。亲切当然是好事，我自己就过于毫无抵触地亲切，但是如果问我喜欢把亲切挂在嘴边的年轻人么？那我必须说未必喜欢。因为我想请年轻的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亲切这个词在社会里给它定个积极的位置。／具有社会意义的亲切，难道不正是和那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这件事么？亲切是人的极其自然的态度。婴儿就是很亲的。一般的人都有亲切的地方，但是那样的人在社会性的生活过程中，有的人就对人不大可能亲切，或者遇不上亲切的人。因为有使亲切变成不可能的制度。同这种使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斗争，我以为这才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亲切待人的条件。／令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在我们周围俯拾即是，不可胜数。肢体不健全的人想坐轮椅外出，但是使之无法办到的种类繁多的结构，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认为那都是妨碍人亲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亲切的最甚者，莫过于核避难所一类的设施，对于超过定额人数的人还必须用机关枪阻挡。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地撤掉，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青年人能够彼此亲切相待，或者同妨碍人们亲切相待的人或事斗争下去，改善现状，这对于创造真正亲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减福利预算，扩充军备，一心想威胁亚洲各国，强调日本社会是竞争社会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这么一小撮人弄得覆灭，那么，日本、日本人留给人们的记忆岂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蛮、最下流的么？”
我这样说的同时就感觉到，“亲切”的定义还不够充分。于是在一次讲演会上，因为听众都是残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预先约定似地对作为前提的“亲切”定义作了追加，想加上几项意义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个提示的是对于我前面业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予以特别重视，坚持以它作为人生观根本的态度，并同这样的“亲切”共存。
并且主张把美国科幻小说引导到智慧小说的水平，把对于核文明一直写了许多反省与考察文章的鲍涅卡特，以及现在认为必须重新评价的奥威尔两人，认为最值得期望的资质合乎礼仪（decency）和“亲切”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们对年轻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词，是鲍涅卡特小说的根本精神，奥威尔回味参加西班牙市民战争残酷经历的《加泰罗尼亚赞歌》上说：“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经历，使我对人的信赖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对人的优美更加信赖了。”评论奥威尔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后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离独立终于完成了。因为精英人物已经不是社会性的存在，而是性的存在。不是传统性的存在，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了使企图改变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会的活动无法出现，党靠改写历史想把过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语言抽掉骨头，企图把自由啦，正义啦，像样子的人啦，仅仅表现如此概念的语言早已不存在的状况创造出来。”我这是从《奥威尔的整体像》日译本引用的，同时也希望decency一词用日语难以恰当表达这一点给以理解。译文写的是“真正人的亲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该译作“庄重体面”的。（晶文全书，奥山康治译）
去年，我以一向称之为我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为题，向青年人连续地作了报告，那时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边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节诗里找到关于“亲切”一词另一定义。
１９４０年法国败北的时候——这一年是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赞会开始活动的一年。在当时国际的、国内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之下，有人要求渡边写文章谈法国之所以败北的文章。渡边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和文化为职业的，而法国又是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德国的敌国，如果他为败战国的法国辩护，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赞会的国民总意相悖，这纯粹是“踩圣像”①的故技重演。渡边毫不妥协，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间的日本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活动。统治者对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强迫他们从圣母玛丽亚像和十字架像上踩过去——译注。
渡边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学校，对他称之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们说的话。他说，现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青年们，“在创造同国家明确规定的目的和社会机构完全吻合的人这一计划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养与训练。也就是国家在制造为它效力的国民。”瓦雷里对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说：“我以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细致的产物，用这样的对知性的强制，会使它衰退，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国造就出为国家效力的国民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战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细事物的法国。但是渡边在当时就明确说过，他对法国青年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德国绝对一败涂地——这和日本帝国的败北是有联系的——而对此确信不疑。
渡边一夫译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与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提到的“亲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个定义。因为，拥护我所说的社会性的“亲切”二字含义的人，希望他们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一边。一旦提起这句话，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是我国今天的社会失掉了许许多多的“亲切”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东西么？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对国家效力的国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极佳的、对于诚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说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国民，让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衰退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才是确确实实的让青年们看不到“亲切”的具体所在而带来的结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作家——译注。
也许马上就得到这样回敬的话：从世界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国家的国民的典范。我根本不想拿中国和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比拟，但是，关于前面的质问，如果把波兰的自省活动考虑进去，我以为批评的可能正确。尽管承认它，但是，如果日本在这一点上甘当美国的走卒，并且更加奋进，制造对日本式的“新型产业国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势强化下去，那么，现在业已显而易见地使日本人社会和日本人素质大大变形的裂痕，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势而行一般，我对日本“明天的人”——也许被说成纯粹是作梦——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状态：日本的青年人应该自我培养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对峙，担当起使它们走向废除核武器的媒介国的角色，为此而修正现在日本前进的轨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现在而且依然活动，他一定努力使法国成为与今天的法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国家为了使欧洲紧张的核局势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样的法国才是堂堂正正地创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法国，使社会性的亲切生机勃勃的法国人的国家。
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听众面前讲话，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写成这份草稿。给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时间在杂志《世界》上发表的“面对状况”作个结尾，现在我正准备写“再度面对状况”的文章，它的出发点，我想就以这个草稿充当。此后，我要使生活于书斋的自己站在同社会状况的交接点上发言，在文章上重新审视着自己论述，当然，尽可能地用这种方法写。最后附带提一下，我的儿子现在已恢复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欢的音乐家斯卡拉蒂①那样活那么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剧和教会音乐作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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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业已提过，从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逗留，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首先的工作就是补充、修订题为《读渡边一夫》的连续讲座记录。特别是整理渡边有关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前前后后的著作部分时，内心忐忑不安，不敢断定是否由于自己过分自信和无知作了值得怀疑的发言。所以从大学内外的书店买来有关书籍读起来。因为是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和令人觉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纯粹是一种乐趣。
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他对于１６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斯的工作。电影上，虽然表现了这位女士的牺牲，但侧面地也表现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马丁·盖尔，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尔一世的战乱时期，从巴斯克地方移居于图鲁兹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庄，给一户农家当了嗣子，但是因为有巴斯克的血脉，便受到该村的排斥，他为此心怀不满，所以迪维斯充分显示了拉杜利学派的面貌。同时这也成就了此地复兴新教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巨大工程。渡边一夫当然从侧面描写了让·达尔布雷和儿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维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图鲁兹而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这是新教、旧教交替的一时出现的情况，很好地展示了审案工作中险象环生的情况。年轻的马丁·盖尔一家人在新迁来的村里，由于他父亲屡有建树，终于和有势力的家族的姑娘贝尔兰德·德·罗尔斯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后出走，本来，周围的人就是以为他是来自法兰西方面的人，或者来自西班牙方面，总之都认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关，但是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和祖队作战，甚至为此而失去一只脚。在这期间，当阿尔诺·杜·梯尔这个骗子出现在独守空闱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坚强操行端庄”的贝尔兰德面前时，她把这汉子当作马丁迎进家来。尽管当时的法国农民似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俚语：“女人对于接触过一次的男人也决不会看错”，但是关于贝尔兰德把梯尔误认为马丁的原委，《处于优位的妇女》上，有关于近代初期法国人的论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迪维斯女士，似乎没有甘于归结为出于女人的愚昧，认为贝尔兰德出于保护土地资产及其他等等，是出于很有决心的一种计谋。
和盖尔家的财产有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伯父皮埃尔，开头承认了归来的侄子，没过多久就和假马丁发生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迪维斯在这一部分附带提到，说这是宗教势力消长的投影。“关于马丁·盖尔的诉讼，如果作一番冒险的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对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马丁，天主教徒们倾向于相信皮埃尔。”
案件移送图鲁兹的上级法院之后，一个假肢老兵就出现了，自称自己才是多年来隐姓埋名的马丁·盖尔。以此戏剧性为基础，把这一案件立刻写成书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现当初极其精采的一段译出来。以历史家的冷静而且顽强的构想展开叙述的同时，又没有排除戏剧性的描写，这就是迪维斯写作的特点。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浑身颤抖而且哭起来了（这是根据柯拉的描写。准确地记录证人们的表情，是干练的法官的任务，他是这么想的）。于是她跑到马丁·盖尔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谅自己被梯尔的阴谋和压倒而犯下的错误。于是把内心深处准备要说的话口若悬河起说出来。她说：你妹妹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为过于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来，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别是他对我的隐私是那么熟悉……当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该多好，于是想到自杀，因为我怕神责备而没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声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马丁·盖尔面对贝尔兰德的哭诉，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师的影响），脸上露出热情然而严峻的表情，然后说：‘你那泪就别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们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这个辩解。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伯父对于侄子，哥哥姐姐对于弟弟妹妹，他们的了解，都不如妻子对于丈夫了解得深。总而言之，降于我们家的厄运，除了你该由谁负责呢？’
渡边一夫或者该专门学派的研究者们，是如何从这里着手进行活生生的历史考察的，边想边读而读完了迪维斯的作品。我对于法国文艺复兴史本来知之甚少，所以没心思作历史论述。
我想说的只是，４００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桩。孤立无援，形同寡妇的妇女，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桩。不得不适应别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并忠实履行的才能仍是一个木桩。这些木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沟里，上面铺上木板之后才能越过大而且深的沟。“难以想象的事”逐渐变成“现在能发生的事。”
迪维斯把１６世纪发生的事件全过程复原给大家看。其结果，尽管它始终描写的是·单·个事件，但它却是描写了走向宗教战争的大转换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生活于漩涡中的农民那种浑沌状态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难忘的是，几多木桩打进那条沟之后，眼看着“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想想这些，同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对比，就可看到，业已打进的千奇百怪的木桩简直成行成列这一事实。
“难以想象的事”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认为是一定是难以想象，我也觉得可憎，但同时我也和哈曼·简的著作《想想难以想象的事》联系起来。作为对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简——这位把日本将来的经济成长描写成花团锦簇，在他的思考里，对于伴有光辉的深渊从来不屑一顾的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给以鼓舞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把热核战争当作“难以想象的事”，是不能制止热核战争发生的，应该当作现实的事考虑热核战争。而且他以物理学家的论理构成法表示，热核战争中有如此这般几种战争方法。
简的著作，比照现在的核状况来看时，可能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他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出版于１９６６年，他的《热核战争论》出版于１９６０年，对他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是不消说的了，即使那时期支持他的人，现在也认为那批判是对的。总而言之，由于核战略、核战术以及核武器本身壮大和多样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状况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简对未来预测的范围。
简的论点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热核战争看作“难以想象的事”，那么，核武器的抑止就无效——一直译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给予恫吓使其疑惑从而停止念头，那么，翻译的活就没有把前半部的意思传达出来，所以，就必须根据国际的现实仔细考虑，考虑能用于作为现实武器的核武器，可能发生战争的热核战争，以此互相显示自他双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现在用各种各样方法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有限”核战争，现实的情况是不仅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即使全世界人民群众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动战争按钮的超级权力的人物们以及其他人等，必须确信，那样的“有限”核战争，必然扩大为环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也就是破坏全人类的战争。我想起，在电视片《一天之后》，放映结束时的电视讨论会上，简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称同时代权力中枢的军事理论要人的梦克纳马拉立足于上述认识首先作的发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２０年前简精力充沛地活动时期，仿佛一股热潮袭来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难所，即使在苏联核潜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区，也成了无用的长长之物。尽管前面提到的电视电影上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国在同一时期据说成立了建造核避难所的承包公司——却再也没有向当局申请准予新建核避难所的。这决不是全体民众观察到热核战争的危机业已远去，而是他们想通了，核战争一旦发生，靠避难所根本不可能保证生存下来，其次是对核武器的拥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国出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出现的核避难所特别吃香，发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筑核避难所的地步算到了头，这只能说明，我国市民的核武器观还没有达到美国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无用的核避难所书架上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并不是因为简描写的热核战争的可能已经遥远，而是相反，也就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略飞跃地增加与多样化，简的电影剧本大体说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简带方向的论调，尽管有助于使朝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使全世界的整个核军备只前进一步两步，从而鼓舞了五角大楼或克里姆林宫的扩军主义者，但对于永久的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没有积极的贡献这一事实。因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我国，简追随者们的论理依然畅行。
我再次想起简的书并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想难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伦写的序文，我对此序文，现在怀有特别的想法。阿伦死之前后，国际上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和萨尔特尔对比，相继而死的这两者之中，描写阿伦获得王位和萨尔特尔破产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极轻的，但是我认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人类既然依旧活着，那正是因为人类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写反躬自省的萨尔特尔，他一生的核时代观是一贯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为，为了和萨尔特尔的核时代思想对比，从简业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伦的观点挖掘出来。（企鹅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译）。
今天的和平问题，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靠军部和民间的几位专家是解决不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简和他自己的不同，说明为了紧急的“和平问题”，阿伦除了以这种形式和简携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可以“协力”的对手和方法么？
简氏对于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的某项政策带来如何结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气。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总而言之，对于敌方给予威胁：如果敢于发动超过限度的挑衅行动，一定给予热核报复！如果说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那么，强调“和平无可代替者”就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不能说它是正直的说法。从严谨的逻辑来说，只要和平怎么都可以，这样的说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还有，既然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促使潜在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恐吓如何能办得到呢？／想到这里，研究战争，不论多么不愿意，多么残酷和阴森可憎，都必须研究可能发生哪种类型的热核战争，假想各种各样的攻击时，物的损害和人的被害将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照这样研究，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根据不足的。计算分析者认为，双方互相发射核武器，连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死者，但是可以这样说，他们确实忘了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但是，这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毫无区别：反来覆去的杀人案件不断，但读者却兴趣极高而且冷静地读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为无，分析的学问就不能成立。但是，由于能够冷峻地分析可能产生的恐怖，这个人绝对不会失掉了人性，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阿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军事上美法两国为此互相协力，当然有两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对于阿伦的观点给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国就发现了许多的追随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国也有阿伦式的拥护五角大楼核论理的众多论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阿伦上述序文的简的著作本身，尽管鼓舞和引导某些人们不要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充分认识核悲惨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能思考和行动，但是毫无效果。
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nerability。夸奖文化符号论的学者和政府创造军事理论的官僚，如果是从同一文化背景起飞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诞而巨大的知的浪费，会在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纯粹是作家对语言过分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即使抛开简的作用不论，阿伦不久离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正在开发本国核武器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发挥制止的作用，从作为这篇序文内涵的延续来说，我以为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把雷蒙·阿伦看作始终和简同等的科学思考的奴隶，那就未免有欠公允。仅从该序文里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简摸索新的第三条道路的姿态。
如果用抽象的说法，今天的一个热核炸弹等于第二次大战４年之间投在德国的所有炸弹的爆发量，在这样的时代，政策优先于战略的地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发生。其次，的考虑（更加难以区别）是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都优先，的考虑决定武器的选择和军队的编制。今天，维持考虑的优越地位，日趋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地把人类拖进危机的危险。／实际上，哈曼·简的研究非常科学，分析极其精密，所设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仅仅停留于一个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国际，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虽然一部分有所改变，但是大多始终蹈袭几个世纪一直走过来的国际方向，他本人暂时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这样继续观望下去的。但是今后几个世纪不会总是这样。配合科学技术的变革，有必要进行改革。有些乌托邦思想的人，他们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国家和法的统治。现在的危机造成的结果，不久的将来要产生世界政府，这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能说清楚的，这是唯一的结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简氏并没有利用他那不断地使用假说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为译文的论理的力点暧昧，即使这样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危机，科学技术本身的力量把人类拉进危险，即将成为现实，或者说再向前迈一步就到达的现实。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状况就会一目了然，核权力按其科学技术的论理不仅毫无阻碍地使核武器壮大化和多样化，而且人类也放弃了控制的任务，甚至打算把人类的命运完全委之于科学技术本身。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么？
关于科学技术仿佛自动地无限增加一般的壮大化、多样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发生核战争的现状，亚金论文中的关于海上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叙述，已经作了明确的显示。其次，人类把决定命运的权力委之于科学技术这种痛苦与忧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为下述事态。去年我在巴克莱分校时，英国反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历史家E·P·托姆逊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讲演，计划地点之一便是到此处讲演，因此得以同他会面。那一星期正是公开发表了西德政府重新布置了美国导弹，给整个欧洲以很大的冲击，而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苏联退场。托姆逊当时深表忧虑的是：在这之前苏联曾说过，如果强行重新布置美国导弹，它将立刻采用“预警发射系统”，偏巧好像施加威吓似的该系统作为现实的装置开始启动。
我译为“预警发射系统”，原话是一个术语，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这个词组是不久前听到的，只要对首先发射核弹给予迅速反击的系统必须不断改善是核战略的根本，那么，现在美苏广泛进行的导弹布置，可以说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
但是，托姆逊还稍微限定了特殊意义而论述了采用新“预警发射系统”的危险。从５分钟到１２分钟就能攻击苏联重要地带标的的潘兴Ⅱ号导弹业已布置于欧洲，苏联如何对待。当然是用输入计算机的，也就是按不同场合，用不经过人判断的系统开始核反击。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核导弹开始攻击了，这一情报不管输入还是没有输入——这也主要是机械本身读到攻击的信号——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就开始启动。如果想到，电子计算机读情报的机构可能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军因错误而发射导弹的可能性，这就非常明显，确实向核战争迈出了第一步。总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识地转变为把人类的命运交给科学技术掌握的。这也可以说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环。归根结底，所采用的就是与人的判断无关，很快地进行核反击的系统，把这种威吓、迷惑敌方的方法当作抑止的方法。
说起来这是陈旧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从很早以前就让人听腻了，也许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实际上，目前待机中的核武器足够把整个世界毁灭好多次，在这种情况下，２０世纪末的人民还有几个堪称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击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进行，揿动按钮的人在最后关头，他会想到这是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争。这就是人的灵魂。但是，“预警发射系统”的采用——作为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为回答，苏联很可能已经完成布置——已经以科学技术的钢铁的论理代替了我们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关于阿伦引用的最终部分，对于从现在的核危机灾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类组织世界政府的构想，简没有正面提出问题，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这个构想能够产生，那么，它决不会来自核大国的核战略，并且为了千方百计地使这核战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诣的学者，或者支持他们的思想家，而是来自被核武器几乎斩尽杀绝的民众一方，从反核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产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伦，就从曾经是美苏冷战结构的主要人凯南的堪称回心转意并且等于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对欧洲人民大规模反核运动的扩大，简身上决不会有的、并非改革者而是的新人类世界的至少是构想的预兆。
我根据简和阿伦的想法一直谈到现在，只是想说明，他们把热核战争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敢于具体地思考，使“难以想象的事”远离人间，打碎它，问清楚这种带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从而表明：没有，而是相反。说明他们为核权力效力，试一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之间，打进几根大桩子？使那个不能逾越大沟变成能够逾越的手段了么？
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日本国、日本人、广岛、长崎的经历，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发生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事”的热核战争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把非核三原则当作公式而放弃，只要在这些木桩上铺上大木板，从“难以想象的事”到“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觉得中曾根政府已经开始定下铺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载的风间次郎的论文上谈到，托马霍克巡航导弹布置在远东，目的指向苏联的远距离逆火式轰炸机和海军舰艇，从而引起紧张，明确显示了从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战争有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如果看一看这一具体路线上处于美国核战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岛的地位，我就怀疑这不是：沟上的木桩业已打完，木板业已铺好了么？“难以想象的事”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的准备工作不是业已完成了么？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为了把沟里的木桩拔出来，能作些什么？实际上我感到阿伦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无奈，但是我更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无奈。但是，这里可能有“此项待续”而且非有不可的课题，我要说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许搭载核装备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国会上一再重复那假装不解而又浅薄的诡辩，看起来在野党无法反驳，但是不能绝望，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坚决拔除沟里的木桩这一方向的姿态，同非核三原则这面即将破碎的旗帜，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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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他对于１６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斯的工作。电影上，虽然表现了这位女士的牺牲，但侧面地也表现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马丁·盖尔，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尔一世的战乱时期，从巴斯克地方移居于图鲁兹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庄，给一户农家当了嗣子，但是因为有巴斯克的血脉，便受到该村的排斥，他为此心怀不满，所以迪维斯充分显示了拉杜利学派的面貌。同时这也成就了此地复兴新教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巨大工程。渡边一夫当然从侧面描写了让·达尔布雷和儿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维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图鲁兹而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这是新教、旧教交替的一时出现的情况，很好地展示了审案工作中险象环生的情况。年轻的马丁·盖尔一家人在新迁来的村里，由于他父亲屡有建树，终于和有势力的家族的姑娘贝尔兰德·德·罗尔斯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后出走，本来，周围的人就是以为他是来自法兰西方面的人，或者来自西班牙方面，总之都认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关，但是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和祖队作战，甚至为此而失去一只脚。在这期间，当阿尔诺·杜·梯尔这个骗子出现在独守空闱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坚强操行端庄”的贝尔兰德面前时，她把这汉子当作马丁迎进家来。尽管当时的法国农民似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俚语：“女人对于接触过一次的男人也决不会看错”，但是关于贝尔兰德把梯尔误认为马丁的原委，《处于优位的妇女》上，有关于近代初期法国人的论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迪维斯女士，似乎没有甘于归结为出于女人的愚昧，认为贝尔兰德出于保护土地资产及其他等等，是出于很有决心的一种计谋。
和盖尔家的财产有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伯父皮埃尔，开头承认了归来的侄子，没过多久就和假马丁发生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迪维斯在这一部分附带提到，说这是宗教势力消长的投影。“关于马丁·盖尔的诉讼，如果作一番冒险的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对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马丁，天主教徒们倾向于相信皮埃尔。”
案件移送图鲁兹的上级法院之后，一个假肢老兵就出现了，自称自己才是多年来隐姓埋名的马丁·盖尔。以此戏剧性为基础，把这一案件立刻写成书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现当初极其精采的一段译出来。以历史家的冷静而且顽强的构想展开叙述的同时，又没有排除戏剧性的描写，这就是迪维斯写作的特点。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浑身颤抖而且哭起来了（这是根据柯拉的描写。准确地记录证人们的表情，是干练的法官的任务，他是这么想的）。于是她跑到马丁·盖尔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谅自己被梯尔的阴谋和压倒而犯下的错误。于是把内心深处准备要说的话口若悬河起说出来。她说：你妹妹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为过于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来，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别是他对我的隐私是那么熟悉……当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该多好，于是想到自杀，因为我怕神责备而没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声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马丁·盖尔面对贝尔兰德的哭诉，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师的影响），脸上露出热情然而严峻的表情，然后说：‘你那泪就别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们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这个辩解。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伯父对于侄子，哥哥姐姐对于弟弟妹妹，他们的了解，都不如妻子对于丈夫了解得深。总而言之，降于我们家的厄运，除了你该由谁负责呢？’
渡边一夫或者该专门学派的研究者们，是如何从这里着手进行活生生的历史考察的，边想边读而读完了迪维斯的作品。我对于法国文艺复兴史本来知之甚少，所以没心思作历史论述。
我想说的只是，４００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桩。孤立无援，形同寡妇的妇女，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桩。不得不适应别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并忠实履行的才能仍是一个木桩。这些木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沟里，上面铺上木板之后才能越过大而且深的沟。“难以想象的事”逐渐变成“现在能发生的事。”
迪维斯把１６世纪发生的事件全过程复原给大家看。其结果，尽管它始终描写的是·单·个事件，但它却是描写了走向宗教战争的大转换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生活于漩涡中的农民那种浑沌状态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难忘的是，几多木桩打进那条沟之后，眼看着“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想想这些，同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对比，就可看到，业已打进的千奇百怪的木桩简直成行成列这一事实。
“难以想象的事”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认为是一定是难以想象，我也觉得可憎，但同时我也和哈曼·简的著作《想想难以想象的事》联系起来。作为对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简——这位把日本将来的经济成长描写成花团锦簇，在他的思考里，对于伴有光辉的深渊从来不屑一顾的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给以鼓舞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把热核战争当作“难以想象的事”，是不能制止热核战争发生的，应该当作现实的事考虑热核战争。而且他以物理学家的论理构成法表示，热核战争中有如此这般几种战争方法。
简的著作，比照现在的核状况来看时，可能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他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出版于１９６６年，他的《热核战争论》出版于１９６０年，对他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是不消说的了，即使那时期支持他的人，现在也认为那批判是对的。总而言之，由于核战略、核战术以及核武器本身壮大和多样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状况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简对未来预测的范围。
简的论点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热核战争看作“难以想象的事”，那么，核武器的抑止就无效——一直译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给予恫吓使其疑惑从而停止念头，那么，翻译的活就没有把前半部的意思传达出来，所以，就必须根据国际的现实仔细考虑，考虑能用于作为现实武器的核武器，可能发生战争的热核战争，以此互相显示自他双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现在用各种各样方法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有限”核战争，现实的情况是不仅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即使全世界人民群众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动战争按钮的超级权力的人物们以及其他人等，必须确信，那样的“有限”核战争，必然扩大为环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也就是破坏全人类的战争。我想起，在电视片《一天之后》，放映结束时的电视讨论会上，简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称同时代权力中枢的军事理论要人的梦克纳马拉立足于上述认识首先作的发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２０年前简精力充沛地活动时期，仿佛一股热潮袭来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难所，即使在苏联核潜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区，也成了无用的长长之物。尽管前面提到的电视电影上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国在同一时期据说成立了建造核避难所的承包公司——却再也没有向当局申请准予新建核避难所的。这决不是全体民众观察到热核战争的危机业已远去，而是他们想通了，核战争一旦发生，靠避难所根本不可能保证生存下来，其次是对核武器的拥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国出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出现的核避难所特别吃香，发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筑核避难所的地步算到了头，这只能说明，我国市民的核武器观还没有达到美国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无用的核避难所书架上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并不是因为简描写的热核战争的可能已经遥远，而是相反，也就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略飞跃地增加与多样化，简的电影剧本大体说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简带方向的论调，尽管有助于使朝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使全世界的整个核军备只前进一步两步，从而鼓舞了五角大楼或克里姆林宫的扩军主义者，但对于永久的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没有积极的贡献这一事实。因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我国，简追随者们的论理依然畅行。
我再次想起简的书并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想难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伦写的序文，我对此序文，现在怀有特别的想法。阿伦死之前后，国际上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和萨尔特尔对比，相继而死的这两者之中，描写阿伦获得王位和萨尔特尔破产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极轻的，但是我认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人类既然依旧活着，那正是因为人类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写反躬自省的萨尔特尔，他一生的核时代观是一贯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为，为了和萨尔特尔的核时代思想对比，从简业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伦的观点挖掘出来。（企鹅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译）。
今天的和平问题，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靠军部和民间的几位专家是解决不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简和他自己的不同，说明为了紧急的“和平问题”，阿伦除了以这种形式和简携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可以“协力”的对手和方法么？
简氏对于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的某项政策带来如何结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气。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总而言之，对于敌方给予威胁：如果敢于发动超过限度的挑衅行动，一定给予热核报复！如果说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那么，强调“和平无可代替者”就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不能说它是正直的说法。从严谨的逻辑来说，只要和平怎么都可以，这样的说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还有，既然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促使潜在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恐吓如何能办得到呢？／想到这里，研究战争，不论多么不愿意，多么残酷和阴森可憎，都必须研究可能发生哪种类型的热核战争，假想各种各样的攻击时，物的损害和人的被害将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照这样研究，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根据不足的。计算分析者认为，双方互相发射核武器，连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死者，但是可以这样说，他们确实忘了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但是，这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毫无区别：反来覆去的杀人案件不断，但读者却兴趣极高而且冷静地读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为无，分析的学问就不能成立。但是，由于能够冷峻地分析可能产生的恐怖，这个人绝对不会失掉了人性，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阿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军事上美法两国为此互相协力，当然有两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对于阿伦的观点给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国就发现了许多的追随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国也有阿伦式的拥护五角大楼核论理的众多论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阿伦上述序文的简的著作本身，尽管鼓舞和引导某些人们不要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充分认识核悲惨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能思考和行动，但是毫无效果。
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nerability。夸奖文化符号论的学者和政府创造军事理论的官僚，如果是从同一文化背景起飞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诞而巨大的知的浪费，会在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纯粹是作家对语言过分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即使抛开简的作用不论，阿伦不久离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正在开发本国核武器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发挥制止的作用，从作为这篇序文内涵的延续来说，我以为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把雷蒙·阿伦看作始终和简同等的科学思考的奴隶，那就未免有欠公允。仅从该序文里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简摸索新的第三条道路的姿态。
如果用抽象的说法，今天的一个热核炸弹等于第二次大战４年之间投在德国的所有炸弹的爆发量，在这样的时代，政策优先于战略的地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发生。其次，的考虑（更加难以区别）是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都优先，的考虑决定武器的选择和军队的编制。今天，维持考虑的优越地位，日趋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地把人类拖进危机的危险。／实际上，哈曼·简的研究非常科学，分析极其精密，所设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仅仅停留于一个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国际，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虽然一部分有所改变，但是大多始终蹈袭几个世纪一直走过来的国际方向，他本人暂时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这样继续观望下去的。但是今后几个世纪不会总是这样。配合科学技术的变革，有必要进行改革。有些乌托邦思想的人，他们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国家和法的统治。现在的危机造成的结果，不久的将来要产生世界政府，这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能说清楚的，这是唯一的结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简氏并没有利用他那不断地使用假说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为译文的论理的力点暧昧，即使这样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危机，科学技术本身的力量把人类拉进危险，即将成为现实，或者说再向前迈一步就到达的现实。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状况就会一目了然，核权力按其科学技术的论理不仅毫无阻碍地使核武器壮大化和多样化，而且人类也放弃了控制的任务，甚至打算把人类的命运完全委之于科学技术本身。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么？
关于科学技术仿佛自动地无限增加一般的壮大化、多样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发生核战争的现状，亚金论文中的关于海上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叙述，已经作了明确的显示。其次，人类把决定命运的权力委之于科学技术这种痛苦与忧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为下述事态。去年我在巴克莱分校时，英国反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历史家E·P·托姆逊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讲演，计划地点之一便是到此处讲演，因此得以同他会面。那一星期正是公开发表了西德政府重新布置了美国导弹，给整个欧洲以很大的冲击，而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苏联退场。托姆逊当时深表忧虑的是：在这之前苏联曾说过，如果强行重新布置美国导弹，它将立刻采用“预警发射系统”，偏巧好像施加威吓似的该系统作为现实的装置开始启动。
我译为“预警发射系统”，原话是一个术语，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这个词组是不久前听到的，只要对首先发射核弹给予迅速反击的系统必须不断改善是核战略的根本，那么，现在美苏广泛进行的导弹布置，可以说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
但是，托姆逊还稍微限定了特殊意义而论述了采用新“预警发射系统”的危险。从５分钟到１２分钟就能攻击苏联重要地带标的的潘兴Ⅱ号导弹业已布置于欧洲，苏联如何对待。当然是用输入计算机的，也就是按不同场合，用不经过人判断的系统开始核反击。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核导弹开始攻击了，这一情报不管输入还是没有输入——这也主要是机械本身读到攻击的信号——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就开始启动。如果想到，电子计算机读情报的机构可能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军因错误而发射导弹的可能性，这就非常明显，确实向核战争迈出了第一步。总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识地转变为把人类的命运交给科学技术掌握的。这也可以说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环。归根结底，所采用的就是与人的判断无关，很快地进行核反击的系统，把这种威吓、迷惑敌方的方法当作抑止的方法。
说起来这是陈旧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从很早以前就让人听腻了，也许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实际上，目前待机中的核武器足够把整个世界毁灭好多次，在这种情况下，２０世纪末的人民还有几个堪称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击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进行，揿动按钮的人在最后关头，他会想到这是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争。这就是人的灵魂。但是，“预警发射系统”的采用——作为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为回答，苏联很可能已经完成布置——已经以科学技术的钢铁的论理代替了我们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关于阿伦引用的最终部分，对于从现在的核危机灾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类组织世界政府的构想，简没有正面提出问题，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这个构想能够产生，那么，它决不会来自核大国的核战略，并且为了千方百计地使这核战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诣的学者，或者支持他们的思想家，而是来自被核武器几乎斩尽杀绝的民众一方，从反核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产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伦，就从曾经是美苏冷战结构的主要人凯南的堪称回心转意并且等于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对欧洲人民大规模反核运动的扩大，简身上决不会有的、并非改革者而是的新人类世界的至少是构想的预兆。
我根据简和阿伦的想法一直谈到现在，只是想说明，他们把热核战争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敢于具体地思考，使“难以想象的事”远离人间，打碎它，问清楚这种带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从而表明：没有，而是相反。说明他们为核权力效力，试一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之间，打进几根大桩子？使那个不能逾越大沟变成能够逾越的手段了么？
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日本国、日本人、广岛、长崎的经历，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发生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事”的热核战争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把非核三原则当作公式而放弃，只要在这些木桩上铺上大木板，从“难以想象的事”到“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觉得中曾根政府已经开始定下铺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载的风间次郎的论文上谈到，托马霍克巡航导弹布置在远东，目的指向苏联的远距离逆火式轰炸机和海军舰艇，从而引起紧张，明确显示了从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战争有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如果看一看这一具体路线上处于美国核战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岛的地位，我就怀疑这不是：沟上的木桩业已打完，木板业已铺好了么？“难以想象的事”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的准备工作不是业已完成了么？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为了把沟里的木桩拔出来，能作些什么？实际上我感到阿伦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无奈，但是我更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无奈。但是，这里可能有“此项待续”而且非有不可的课题，我要说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许搭载核装备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国会上一再重复那假装不解而又浅薄的诡辩，看起来在野党无法反驳，但是不能绝望，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坚决拔除沟里的木桩这一方向的姿态，同非核三原则这面即将破碎的旗帜，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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