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如何改变大江——论《广岛札记》之于大江文学的意义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翻开《广岛札记》，就像是翻开了一本大江文学词典：悲惨、绝望、疯狂、屈辱、欺骗、困境、勇气、威严、道德、正统、自制、不屈、希望……每一个词都有一段独特的注释，每个注释背后都附带着一个或多个广岛人的故事。有些词在白光闪过的一瞬间便被更新了定义，有些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领悟。《广岛札记》，不仅为大江文学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同时也给这些词汇烙上了一个独特的印记——源自广岛。这些带着广岛印记的词汇使得大江文学获得了积极的力量，并使大江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作家。
　　
　　正如先生在《作为〈广岛札记〉的作者》中所说，去广岛之前，他的状态是“在现实生活中接近崩溃，在文学上也失去了自信”。就在他去广岛的两个月前，1963年6月，带有先天脑部残疾的大儿子诞生了。作为一个年轻的新爸爸，28岁的大江无疑面临着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大难题，而他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却丝毫无助于他解决这个难题。与此同时，早期作品中对政治、性、监禁状态等主题的探索似乎也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未能塑造出那种类型确实独特的新人形象，未能在作品中融入积极的意义并向社会推介”。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此前一直热爱着的文学，其实只是个一无所用的东西。这种无法转化为自己生活下去所需要的积极力量的小说，怎么能够成为与我同时代的、甚至更为年轻的那些读者的精神支柱呢？”对于文学价值本身的质疑，来自于大江文学最初的一个源头——萨特的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1963年4月，萨特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饿死的孩子面前，文学有何用？”萨特主张文学家应该积极地“介入社会”，而有反对者则认为文学不过是个人的“自我拯救”。1963年8月，大江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业感觉告诉我，我只能在两点之间作单摆运动”，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文学既可以独善其身，又能够兼济天下。然而，这个想法在他结束广岛之行后，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尽管《世界》杂志邀请大江去广岛采访的目的是报道“第九届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但大江却很快将目光聚焦到了广岛原子病医院的受害者身上，因为他遇上了一位“极为出色的人”、一个正统的人、一个有威严的人——广岛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博士。在重藤博士的介绍之下，大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深受原子弹轰炸之苦的受害者。他们的悲惨自不待言，可是他们在悲惨的境遇中所持有的独特的人生观却令大江深感震撼。于是，《广岛札记》便具备了一个其它原子弹轰炸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的特点——它用很少的笔墨去渲染白光闪过后的人间地狱图，反而对那些在沉默中进行着不屈不挠斗争的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由此塑造了一批遭受原子弹轰炸后新的广岛人的形象。
　　
　　最令大江感到震撼的是以重藤博士为代表的、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岛的医务工作者。他们不仅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后不顾自身的伤痛，在第一时间组织并展开救援行动，更令大江感到敬佩和感动的是他们在此后的医疗活动中，始终为争取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权利而竭尽所能。可以说，在重藤博士身上，大江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坚韧和慈悲，同时，重藤博士也为大江点开了一页新的视窗，使得他能够借助重藤博士的眼睛去继续关注原子弹轰炸及其相关问题。《冲绳札记》中对于冲绳原子弹受害者的关注，无庸赘言，显然是借助了大江的广岛经验。而对冲绳问题的思考，却又逐渐转变成了另一个主题，即对包括大江在内的日本人的思考。毫无疑问，重藤文夫为大江文学词典中“正统”、“威严”、“不屈”加上了新的注释，而他更为强大的力量则是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这一点在《广岛札记》中并得到充分体现，不过在《广岛札记》之后，大江陆续发表的和“广岛”有关的小说、评论、演讲和对话等出版物中，重藤博士的形象和思想无处不在。1971年新潮社出版的《对话·原子弹爆炸后的人们》（和广岛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的对话）更是直接把重藤博士推到了前台。跟大江一同前往广岛进行采访的《世界》杂志社编辑安江良介，也通过重藤博士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志向”，亲自投身到东京都都政改革的政治活动中。而他在前往广岛之前，跟大江一样，刚刚遭受了个人生活上的一个重创——大女儿的去世。
　　
　　然而，重藤博士的人格魅力并非总是能够将陷于困境的人拯救出绝望的泥潭。就在救援现场，一个年轻的牙医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战争都结束了，广岛人为什么还要遭这样的罪？重藤大夫用沉默代替了回答，30分钟后，年轻的牙医自缢身亡。——大江在《广岛札记》中记录的这位年轻大夫，确有其人，只不过和实际情况稍有出入而已。在和重藤博士的对话中，大江再次提到了那个年轻的自杀者——作为所有选择以自杀结束原子弹轰炸受害者身份的人们的一个典型——原来他是个眼科大夫，自杀时并未身受重伤，也就三十四、五岁的年纪。重藤博士由于忙着治疗病人，对他提出的“荒诞的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实际上他自己心中也没有答案——只是叫他专心给病人看病，却不曾料想，那位年轻的眼科大夫30分钟后，在病房的断垣残壁上寻到一截暴露在外的钉子，挂上绷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江先生推测，“青年之所以因绝望而自缢，很可能是由于他已经意识到，这位老医生的沉默，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沉默，那是全人类的沉默。”八年之后，当大江先生和重藤博士再次谈到这位青年医生时，重藤博士还为此事深感内疚和懊悔。
　　
　　从这位自杀的青年医生身上，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前往广岛时青年大江脸上恐惧和绝望。不满百天的大儿子正躺在医院的特护病房与死神搏斗，作为父亲，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性命攸关的决定 ——是否对孩子脑部的大瘤子作一个手术。可以说，在去广岛之前，他的内心被挣扎与矛盾的小虫狠狠地啮蚀。曾有东大的师兄——一个年轻的大夫——建议他放弃这个孩子，因为即使动完手术，也会留下残疾，而不做手术，任其发展的话，很可能活不长久。对于初为人父的大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人生危机。当他的手中掌握着另一个生命——自己的亲骨肉——的生杀大权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他来做这个决定。即便是在医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即便没有任何遗传上的原因，仍然无法避免残疾儿会以5%左右的概率降生到这个世界。这种“毫无道理的巨大灾害的袭击”，尽管是 “个人规模”的，其所造成的结果却是让人生不如死，在极度痛苦中走向自我毁灭。毫无疑问，年轻的牙医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选择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而大江在离开广岛之后却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跟残疾儿共同生活下去。他说：“面对‘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我决定要成为一个证人，证明他活过、存在过，也就是说，我决定好好接受这个孩子，跟他一起生活。而且，我当时就预感到，我的证词肯定会成为我一生的文学。”这也就是我们在之后的作品中不断看到残疾儿成长的原因，从广岛回来之后，大江创作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并由此开始了“与残疾儿共生”这一主题的文学创作。
　　
　　《广岛札记》记录了无数坚强勇敢的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形象，他们的人生经历各异、性格观念不同，却因为原子弹轰炸而被烙上了相同的记号——“广岛”，并因此而激活了潜藏于内心深处人性最顽强、最坚韧的品质。尤其是他们面对无比痛苦的原子病（因受原子弹轰炸影响所产生的病变，诸如智力迟钝的“痴呆”、染色体“畸变”的不育症、癌症、白血病、骨髓瘤，以及其它罕见的血液病等慢性病变）所带来的恐惧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更是令人无言以对。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还有出生于战后、并未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却同样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一个年轻姑娘。她的恋人在4岁时遭到原子弹轰炸，长大后发现罹患白血病，两人订婚后不久，恋人便因病辞世。她不忍独活，选择了殉情自杀。她对恋人的病情早就知晓，却依然与他相知相恋，生死与共。她所做的一切“不含丝毫的自我牺牲精神，一切都是源于爱、压倒一切的、强烈的爱。这种强烈的爱，也可以替换成一种强烈的恨，对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对我们政治的强烈的恨。”可是，她却没有这样做，“她以国家牺牲品的柔弱姿态，对国家的卑劣欺骗——实际上包括国家的欺骗和所有幸存者的欺骗——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这个出生于战后，与原子弹轰炸没有任何关系的姑娘，她所做的最终选择给人的震撼与其说是感动，不如说是敬重，因为“她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一个人，对一个死于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
　　
　　尽管大江先生在《广岛札记》中记录了无数类似的悲惨而感人的故事，但是，他在其后经常提到的却是上文中那位不堪精神重负选择自缢身亡的年轻医生。就在去年，即2008年2月，在东京新宿召开的世界笔会论坛上，他作了题为“面向‘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的讲演。其中再次谈到了这位眼科医生的自杀以及从他身上映照出来的大江当时的心理状态。尽管在《广岛札记》中对眼科医生的描写只是淡淡勾勒，但是，随着重藤博士对第二代原子病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大江似乎在替那位还未目睹更加恐惧、更加绝望的“广岛”就先行退场的医生，见证所有正在发生的、预测一切即将发生的广岛的故事。
　　
　　那么，究竟是“广岛”改变了大江，还是大江将“广岛”推向了世界，两者之间似乎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尽管大江先生回忆广岛之行时说自己在那里受到了“那样一些人极为宽容的接待”，是他 “一生最大的幸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好说明了大江先生身上所具备的某种性格特质，在重藤博士的“正统”、“威严”、“不屈”等特质的呼唤下喷薄而出，与其相互辉映，成为促使他将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经衰弱的苗头和颓废的思想连根拔起”的力量。四十多年后，当先生回首往事时，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自己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虽然平时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所以，就在残疾儿出生的那段时间，他从自己正在阅读的西蒙娜·韦伊的作品中找到了一则因纽特人的寓言，“说的是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面上的豆子，但是周围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花，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从这本书中得到灵感，他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乌鸦”，结果惹得母亲很恼火。当然，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光”作为新生儿的名字，并在特护病房里注视着头上顶着个大瘤，却满面红光，一天天迅速成长的儿子时，感到自己给他取了一个正确的名字——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结果也是如此，大江光成了一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
　　
　　面对新一代的中国读者，大江先生把《广岛札记》介绍为“我生涯中的文学之全部的真正出发点”。这一定位，对于1963年的他而言，完全合适，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读者，却又添加了新的意义。因为他还说道：“不能只从被害者的立场来看待这些灾难，还要从导致投下原子弹的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之批判入手，融入对曾针对亚洲、尤其针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这一立场进行反省。”这显然是在经历了“广岛”的巨大洗礼之后，大江利用文学这一媒介实践人道主义立场的新高度。当然，这也与他2006年9月的南京之行密切相关——那是另一个“广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文物、与幸存者之间的谈话，中国学者提到的“宽容”，使先生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也使他再次确信自己在2004年成立“九条会”的必要性。他要把中国人民的“这个宽容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作为被害者方面，他们在用宽容来理解和思考问题；而作为加害者方面，如果不能深刻和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残虐，自己的侵略，自己的罪行，这种宽容就无法达到原本所期待的目的。”由此，大江的文学词典里应该会添上一对新词——宽容与反省。在它们的注释中，肯定会有21世纪新的读者们——那些已经远离了“广岛”和“南京”的年轻的读者们——通过大江文学世界所建立的新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