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如何改變大江——論《廣島札記》之於大江文學的意義
　　翁傢慧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係）
　　
　　翻開《廣島札記》，就像是翻開了一本大江文學詞典：悲慘、絶望、瘋狂、屈辱、欺騙、睏境、勇氣、威嚴、道德、正統、自製、不屈、希望……每一個詞都有一段獨特的註釋，每個註釋背後都附帶着一個或多個廣島人的故事。有些詞在白光閃過的一瞬間便被更新了定義，有些則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領悟。《廣島札記》，不僅為大江文學註入了全新的內容，同時也給這些詞彙烙上了一個獨特的印記——源自廣島。這些帶着廣島印記的詞彙使得大江文學獲得了積極的力量，並使大江成長為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作傢。
　　
　　正如先生在《作為〈廣島札記〉的作者》中所說，去廣島之前，他的狀態是“在現實生活中接近崩潰，在文學上也失去了自信”。就在他去廣島的兩個月前，1963年6月，帶有先天腦部殘疾的大兒子誕生了。作為一個年輕的新爸爸，28歲的大江無疑面臨着有生以來的第一個大難題，而他所從事的文學事業卻絲毫無助於他解决這個難題。與此同時，早期作品中對政治、性、監禁狀態等主題的探索似乎也走進了死鬍同，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未能塑造出那種類型確實獨特的新人形象，未能在作品中融入積極的意義並嚮社會推介”。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此前一直熱愛着的文學，其實衹是個一無所用的東西。這種無法轉化為自己生活下去所需要的積極力量的小說，怎麽能夠成為與我同時代的、甚至更為年輕的那些讀者的精神支柱呢？”對於文學價值本身的質疑，來自於大江文學最初的一個源頭——薩特的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1963年4月，薩特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在餓死的孩子面前，文學有何用？”薩特主張文學家應該積極地“介入社會”，而有反對者則認為文學不過是個人的“自我拯救”。1963年8月，大江先生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作為一個作傢，我的職業感覺告訴我，我衹能在兩點之間作單擺運動”，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的文學既可以獨善其身，又能夠兼濟天下。然而，這個想法在他結束廣島之行後，便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儘管《世界》雜志邀請大江去廣島采訪的目的是報道“第九屆反對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但大江卻很快將目光聚焦到了廣島原子病醫院的受害者身上，因為他遇上了一位“極為出色的人”、一個正統的人、一個有威嚴的人——廣島原子病醫院院長重藤文夫博士。在重藤博士的介紹之下，大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深受原子彈轟炸之苦的受害者。他們的悲慘自不待言，可是他們在悲慘的境遇中所持有的獨特的人生觀卻令大江深感震撼。於是，《廣島札記》便具備了一個其它原子彈轟炸文學作品中並不常見的特點——它用很少的筆墨去渲染白光閃過後的人間地獄圖，反而對那些在沉默中進行着不屈不撓鬥爭的人們的精神世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並由此塑造了一批遭受原子彈轟炸後新的廣島人的形象。
　　
　　最令大江感到震撼的是以重藤博士為代表的、始終戰鬥在第一綫的廣島的醫務工作者。他們不僅在遭受原子彈轟炸後不顧自身的傷痛，在第一時間組織並展開救援行動，更令大江感到敬佩和感動的是他們在此後的醫療活動中，始終為爭取原子彈轟炸受害者的權利而竭盡所能。可以說，在重藤博士身上，大江看到了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所應具備的堅韌和慈悲，同時，重藤博士也為大江點開了一頁新的視窗，使得他能夠藉助重藤博士的眼睛去繼續關註原子彈轟炸及其相關問題。《衝繩札記》中對於衝繩原子彈受害者的關註，無庸贅言，顯然是藉助了大江的廣島經驗。而對衝繩問題的思考，卻又逐漸轉變成了另一個主題，即對包括大江在內的日本人的思考。毫無疑問，重藤文夫為大江文學詞典中“正統”、“威嚴”、“不屈”加上了新的註釋，而他更為強大的力量則是他對周圍人的影響力——這一點在《廣島札記》中並得到充分體現，不過在《廣島札記》之後，大江陸續發表的和“廣島”有關的小說、評論、演講和對話等出版物中，重藤博士的形象和思想無處不在。1971年新潮社出版的《對話·原子彈爆炸後的人們》（和廣島原子病醫院院長重藤文夫的對話）更是直接把重藤博士推到了前臺。跟大江一同前往廣島進行采訪的《世界》雜志社編輯安江良介，也通過重藤博士發現了自己內心深處的“志嚮”，親自投身到東京都都政改革的政治活動中。而他在前往廣島之前，跟大江一樣，剛剛遭受了個人生活上的一個重創——大女兒的去世。
　　
　　然而，重藤博士的人格魅力並非總是能夠將陷於睏境的人拯救出絶望的泥潭。就在救援現場，一個年輕的牙醫嚮他提出一個問題：戰爭都結束了，廣島人為什麽還要遭這樣的罪？重藤大夫用沉默代替了回答，30分鐘後，年輕的牙醫自縊身亡。——大江在《廣島札記》中記錄的這位年輕大夫，確有其人，衹不過和實際情況稍有出入而已。在和重藤博士的對話中，大江再次提到了那個年輕的自殺者——作為所有選擇以自殺結束原子彈轟炸受害者身份的人們的一個典型——原來他是個眼科大夫，自殺時並未身受重傷，也就三十四、五歲的年紀。重藤博士由於忙着治療病人，對他提出的“荒誕的問題”沒有給出答案——實際上他自己心中也沒有答案——衹是叫他專心給病人看病，卻不曾料想，那位年輕的眼科大夫30分鐘後，在病房的斷垣殘壁上尋到一截暴露在外的釘子，挂上綳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大江先生推測，“青年之所以因絶望而自縊，很可能是由於他已經意識到，這位老醫生的沉默，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沉默，那是全人類的沉默。”八年之後，當大江先生和重藤博士再次談到這位青年醫生時，重藤博士還為此事深感內疚和懊悔。
　　
　　從這位自殺的青年醫生身上，我們似乎隱約看到了前往廣島時青年大江臉上恐懼和絶望。不滿百天的大兒子正躺在醫院的特護病房與死神搏鬥，作為父親，他必須要做出一個性命攸關的决定 ——是否對孩子腦部的大瘤子作一個手術。可以說，在去廣島之前，他的內心被掙紮與矛盾的小蟲狠狠地嚙蝕。曾有東大的師兄——一個年輕的大夫——建議他放棄這個孩子，因為即使動完手術，也會留下殘疾，而不做手術，任其發展的話，很可能活不長久。對於初為人父的大江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人生危機。當他的手中掌握着另一個生命——自己的親骨肉——的生殺大權的時候，沒有人可以幫他來做這個决定。即便是在醫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即便沒有任何遺傳上的原因，仍然無法避免殘疾兒會以5%左右的概率降生到這個世界。這種“毫無道理的巨大災害的襲擊”，儘管是 “個人規模”的，其所造成的結果卻是讓人生不如死，在極度痛苦中走嚮自我毀滅。毫無疑問，年輕的牙醫無法承受這樣的結果，選擇了更為輕鬆的方式來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而大江在離開廣島之後卻做出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决定——跟殘疾兒共同生活下去。他說：“面對‘這個可憐的小東西’，我决定要成為一個證人，證明他活過、存在過，也就是說，我决定好好接受這個孩子，跟他一起生活。而且，我當時就預感到，我的證詞肯定會成為我一生的文學。”這也就是我們在之後的作品中不斷看到殘疾兒成長的原因，從廣島回來之後，大江創作了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並由此開始了“與殘疾兒共生”這一主題的文學創作。
　　
　　《廣島札記》記錄了無數堅強勇敢的原子彈轟炸受害者的形象，他們的人生經歷各異、性格觀念不同，卻因為原子彈轟炸而被烙上了相同的記號——“廣島”，並因此而激活了潛藏於內心深處人性最頑強、最堅韌的品質。尤其是他們面對無比痛苦的原子病（因受原子彈轟炸影響所産生的病變，諸如智力遲鈍的“癡呆”、染色體“畸變”的不育癥、癌癥、白血病、骨髓瘤，以及其它罕見的血液病等慢性病變）所帶來的恐懼時所表現出來的勇氣，更是令人無言以對。更加令人扼腕嘆息的還有出生於戰後、並未經歷過原子彈轟炸，卻同樣為此付出生命代價的一個年輕姑娘。她的戀人在4歲時遭到原子彈轟炸，長大後發現罹患白血病，兩人訂婚後不久，戀人便因病辭世。她不忍獨活，選擇了殉情自殺。她對戀人的病情早就知曉，卻依然與他相知相戀，生死與共。她所做的一切“不含絲毫的自我犧牲精神，一切都是源於愛、壓倒一切的、強烈的愛。這種強烈的愛，也可以替換成一種強烈的恨，對我們這些幸存者的、對我們政治的強烈的恨。”可是，她卻沒有這樣做，“她以國傢犧牲品的柔弱姿態，對國傢的卑劣欺騙——實際上包括國傢的欺騙和所有幸存者的欺騙——給予了致命的打擊。”這個出生於戰後，與原子彈轟炸沒有任何關係的姑娘，她所做的最終選擇給人的震撼與其說是感動，不如說是敬重，因為“她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一個人，對一個死於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
　　
　　儘管大江先生在《廣島札記》中記錄了無數類似的悲慘而感人的故事，但是，他在其後經常提到的卻是上文中那位不堪精神重負選擇自縊身亡的年輕醫生。就在去年，即2008年2月，在東京新宿召開的世界筆會論壇上，他作了題為“面嚮‘作為意志行為的樂觀主義’”的講演。其中再次談到了這位眼科醫生的自殺以及從他身上映照出來的大江當時的心理狀態。儘管在《廣島札記》中對眼科醫生的描寫衹是淡淡勾勒，但是，隨着重藤博士對第二代原子病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大江似乎在替那位還未目睹更加恐懼、更加絶望的“廣島”就先行退場的醫生，見證所有正在發生的、預測一切即將發生的廣島的故事。
　　
　　那麽，究竟是“廣島”改變了大江，還是大江將“廣島”推嚮了世界，兩者之間似乎是個相輔相成的關係。儘管大江先生回憶廣島之行時說自己在那裏受到了“那樣一些人極為寬容的接待”，是他 “一生最大的幸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正好說明了大江先生身上所具備的某種性格特質，在重藤博士的“正統”、“威嚴”、“不屈”等特質的呼喚下噴薄而出，與其相互輝映，成為促使他將深藏在“內心深處的、某種神經衰弱的苗頭和頽廢的思想連根拔起”的力量。四十多年後，當先生回首往事時，他在《口述自傳》中提到，自己的身上存在着某種樂觀的東西，雖然平時總是感到悲觀，可一旦遇上實際睏難，便會端正態度，認真對待。所以，就在殘疾兒出生的那段時間，他從自己正在閱讀的西蒙娜·韋伊的作品中找到了一則因紐特人的寓言，“說的是世界剛開始那會兒，這大地上有烏鴉，啄食落在地面上的豆子，但是周圍一片漆黑，無法看清楚餌料。於是那烏鴉就在想，‘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花，啄食起來該有多麽方便呀’。就在烏鴉這麽想的瞬間，世界便充滿了光亮。”從這本書中得到靈感，他給孩子取了個名字叫“烏鴉”，結果惹得母親很惱火。當然，最後他還是選擇了“光”作為新生兒的名字，並在特護病房裏註視着頭上頂着個大瘤，卻滿面紅光，一天天迅速成長的兒子時，感到自己給他取了一個正確的名字——設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結果也是如此，大江光成了一名傢喻戶曉的音樂傢。
　　
　　面對新一代的中國讀者，大江先生把《廣島札記》介紹為“我生涯中的文學之全部的真正出發點”。這一定位，對於1963年的他而言，完全合適，而對於21世紀的中國讀者，卻又添加了新的意義。因為他還說道：“不能衹從被害者的立場來看待這些災難，還要從導致投下原子彈的日本軍國主義體製之批判入手，融入對曾針對亞洲、尤其針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的、加害者這一立場進行反省。”這顯然是在經歷了“廣島”的巨大洗禮之後，大江利用文學這一媒介實踐人道主義立場的新高度。當然，這也與他2006年9月的南京之行密切相關——那是另一個“廣島”。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裏的文物、與幸存者之間的談話，中國學者提到的“寬容”，使先生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刺激，也使他再次確信自己在2004年成立“九條會”的必要性。他要把中國人民的“這個寬容告訴日本的年輕人。作為被害者方面，他們在用寬容來理解和思考問題；而作為加害者方面，如果不能深刻和認真地思考自己的責任，自己的殘虐，自己的侵略，自己的罪行，這種寬容就無法達到原本所期待的目的。”由此，大江的文學詞典裏應該會添上一對新詞——寬容與反省。在它們的註釋中，肯定會有21世紀新的讀者們——那些已經遠離了“廣島”和“南京”的年輕的讀者們——通過大江文學世界所建立的新的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