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莹；英籍华人，国际问题评论员。做为专栏作家，为港台、新加坡、欧洲，及中国大陆数十家媒体报道西方世界。著有环球行纪实《相识西风》。并是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评论员。
今次郭莹转换角度与场景，以西方视角观照东方，专程赴欧洲、北美、澳州、港台及中国大陆，采访了数十位在大中华地区生活过的西方人，完成《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实录。此实录中，老外畅谈在中国大陆、港台，生活、学习、工作、婚恋及与中国人交往的经历经验。值得关注的是，此书是国内外首部西方人集体谈中国实录，极具特别意义。
郭莹的英国丈夫汉学家霍布恩(Brian Holton)，《水浒传》苏格兰文本译者，杨炼诗歌集的英译者，同时英译过大量中国古典诗词。被纳入牛津翻译家词典，并被誉为英国汉英翻译最出色的前三甲之一。
今次郭莹转换角度与场景，以西方视角观照东方，专程赴欧洲、北美、澳州、港台及中国大陆，采访了数十位在大中华地区生活过的西方人，完成《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实录。此实录中，老外畅谈在中国大陆、港台，生活、学习、工作、婚恋及与中国人交往的经历经验。值得关注的是，此书是国内外首部西方人集体谈中国实录，极具特别意义。
郭莹的英国丈夫汉学家霍布恩(Brian Holton)，《水浒传》苏格兰文本译者，杨炼诗歌集的英译者，同时英译过大量中国古典诗词。被纳入牛津翻译家词典，并被誉为英国汉英翻译最出色的前三甲之一。
郭莹和丈夫布莱恩.霍顿的合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个秋天下午，从英国至北京再至杭州的飞机一落地，时差即折磨得我颠三倒四的，面对眼前这个新的大陆、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心中顿生一种陌生感头也昏沉沉的。此时暖风轻轻地拂着，眼前茫茫的一片都笼罩在黄褐色的尘土中。没有人来接我，心中也未曾有过这种奢望。方才在机上跟一位中国工程师搭讪过，出了机场便老着脸皮搭了他的便车。六个人挤进一辆拉达牌老爷车，半小时后进到了杭州市。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这个美丽的城市，知道当年马可..波罗曾在这里的街上逍遥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子湖风景称得上天下一绝，历来是天下有情人观光的圣地。而今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灰蒙蒙、“历史”般的旧城市。马路的一侧是久经世纪沧桑的欧式建筑；另一侧则展览着外观已斑驳了的，五、六十年代兴建的一座座斯大林式住宅楼，楼群中间夹杂着一排排的老木屋因不堪棚顶的重压时不时地唧唧作响着。成群结队的自行车波涛任意地穿行于货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喇叭声、喘息声混成一片，场面好不热闹。(说得严重点，眼前的一切简直就是乱了规矩。一、二十年前的中国压根就无交通规则可言，许多车辆甚至背道而驰，虽然按规矩都得靠右行驶，无奈马路上却没有几个将交通规则当回事的人。)
远离苏格兰边陲舍尔科克的家乡，经过三天的跋涉，我总算来到了这里。眼下我正在校园内的老宅里冲着冷水淋浴，热水得每天花钱去楼道中一长溜2立升容量的热水器那汲水。我在中国的日子过得可真够简朴的，简直跟苏格兰偏远的艾特里科谷地农家差不多。又转念一想，英国人不是同样经历过苦日子吗。战后五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的经典段子是，街道上可以听到母亲拉开窗户对着户外贪玩的儿子，大声喊道：“约翰，还不赶快回家吃你那半个鸡蛋，你再晚回来一会儿，你哥就要将属于你的那一半吞到肚里去了。”
抵达的当晚，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开始了首次的西湖游。夜暮下湖面波光艳潋，纵横交织着的小桥和堤岸于华灯掩映之下闪闪发光。断桥边的湖畔小亭里不时地飘来悠悠地方唱腔。凑近观赏发现戏班子虽小，但琵琶、二胡、笛子却样样齐全。要是哪位路人有兴致放下自行车，街头艺术家当即会为知音献上拿手的一曲。我独自立在岸边，眺望湖面，静静地聆听着，仔细回味眼前已企盼了多年的东方风情画卷。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早年不知吟诵过多少遍的一系列赞美西湖的诗篇，简直犹如置身于幻境，然而此刻的所见所闻提醒着我，以往我曾期盼过的一切诗情画意都已梦想成真。刹那间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我知道这是喜悦的泪水，欣慰的泪水。因为我总算“回家了”，回到了我无数次梦萦过的古书中的中国。
这个感动、美好的傍晚以后，我开始了一个老外体验中国的日子。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摆脱了饱受磨难的文革时代，振兴的新时期有艰辛也有喜悦，有迷惘也有惊奇。杭州城里的老外们喝上几杯当地的虎咆啤酒后，大家开始摆起彻夜龙门阵，大聊特聊在中国的“活见鬼”。人人表示一旦给“鬼”缠上，你就没得着，这个“鬼”意指老外无法忍受的一些中国现象。比如吵吵闹闹、拥挤不堪的街道，尘土飞扬、四周脏兮兮的环境。到了公车站前你用不着劳神地去寻找队伍，当汽车进站时，你立即会被不知从何冒出来的、奔涌向前的人流所吞没。询问周围人为何不排队，回答是：“人太多了，排不过来。”还有令人痛恨的托托拉拉官僚主义态度等。那年我落脚杭大时，结识了一些“中国通”的西方留学生，比如几个德国人已在留学生楼住了三四年。这些老前辈们兴起了一个中国“怨恨日”的节目，只要有人哪天碰上什么倒霉的“鬼”，比方说在邮局白白站上一个半钟头的队，结果发现自己的包裹被人动过，里面的东西所剩无几；或者在火车站排了老半天的队，终于挨到售票窗口时被告知一周内的火车票都已卖完，下周能否买到“鬼”才知道。谁要遇上这么一天，准会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赶回校园，逢人就嚷嚷，骂自己倒了八辈子楣，在中国又活见鬼了。这时候准有自告奋勇者赶到小卖部买上两箱啤酒，然后在中国路人好奇地注目下用单车歪七扭八地驮回来。还有人会慷慨地奉献出珍藏已久的欧洲奶酪或巧克力，于是大伙儿聚在一块开怀痛饮，口里不停地数落着中国。直到把想骂的都骂完，心中的怨气全部“倾囊而出”后，待大家一块儿出外吃饭时已变得啥事没有的样子了。这个中国“怨恨日”还真管用，记得一个月内只有那么一两次。
显然事情得从两方面来看，也许在中国人眼中，我们这些老外不过是些面色绯红的傻大个，对于中国的细节礼数却知之甚少，难免每天自身的“洋礼数”与当地的“土礼数”较着劲。在我们抱怨中国式的厕所，遭遇了某某官僚的扑克脸色后唠叨个没完的时候。然而中国百姓却觉得老外对中国的礼数实在是不上路，简单地举例来说，老外不懂中国人的敬烟规矩、不懂怎么端茶待客，甚至不懂如何与来访的中国客人道别。而老外娶的所谓“中国美女”，在中国人眼中根本是些丑得没边的“困难户”，“丑”的原因是嘴巴太大、皮肤太黑、眯缝眼单眼皮。最令中国朋友难堪的要算一伙人聚餐后，老外居然个个正襟危坐、神态庄重地平摊人头餐费。老外要求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但中国人却觉得大家挤在一起习惯了，住得太安静了反倒寂寞。大家毗邻而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地互通音讯、守望相助，才算人情味。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被中国人称为“老外”者，在中国被归于何方圣人呢?汉语中“老外”这个词含有敬意和友好，丝毫没有贬低的涵义。奇怪的是，这个词居然找不到一个中听的对应词汇。做为一个老外，又该如何称呼一个中国人呢?表面上可用“小”字来对应“老”字，但用“小”来称呼长者就说不过去了。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甚至忌讳用“老某”来称呼他们。一次在大学办公室里，一位男士推门打听：“老徐在吗？”端坐在办公桌背后的徐教授自己搭腔了：“这里没有‘老徐’，只有‘徐老’。”再说“外”字的对应词是“内”，按这种逻辑推论，当中国人呼我“老外”时，我理应回称他们“小内”。谢天谢地，我还没如此弱智地去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个秋天下午，从英国至北京再至杭州的飞机一落地，时差即折磨得我颠三倒四的，面对眼前这个新的大陆、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心中顿生一种陌生感头也昏沉沉的。此时暖风轻轻地拂着，眼前茫茫的一片都笼罩在黄褐色的尘土中。没有人来接我，心中也未曾有过这种奢望。方才在机上跟一位中国工程师搭讪过，出了机场便老着脸皮搭了他的便车。六个人挤进一辆拉达牌老爷车，半小时后进到了杭州市。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这个美丽的城市，知道当年马可..波罗曾在这里的街上逍遥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子湖风景称得上天下一绝，历来是天下有情人观光的圣地。而今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灰蒙蒙、“历史”般的旧城市。马路的一侧是久经世纪沧桑的欧式建筑；另一侧则展览着外观已斑驳了的，五、六十年代兴建的一座座斯大林式住宅楼，楼群中间夹杂着一排排的老木屋因不堪棚顶的重压时不时地唧唧作响着。成群结队的自行车波涛任意地穿行于货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喇叭声、喘息声混成一片，场面好不热闹。(说得严重点，眼前的一切简直就是乱了规矩。一、二十年前的中国压根就无交通规则可言，许多车辆甚至背道而驰，虽然按规矩都得靠右行驶，无奈马路上却没有几个将交通规则当回事的人。)
远离苏格兰边陲舍尔科克的家乡，经过三天的跋涉，我总算来到了这里。眼下我正在校园内的老宅里冲着冷水淋浴，热水得每天花钱去楼道中一长溜2立升容量的热水器那汲水。我在中国的日子过得可真够简朴的，简直跟苏格兰偏远的艾特里科谷地农家差不多。又转念一想，英国人不是同样经历过苦日子吗。战后五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的经典段子是，街道上可以听到母亲拉开窗户对着户外贪玩的儿子，大声喊道：“约翰，还不赶快回家吃你那半个鸡蛋，你再晚回来一会儿，你哥就要将属于你的那一半吞到肚里去了。”
抵达的当晚，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开始了首次的西湖游。夜暮下湖面波光艳潋，纵横交织着的小桥和堤岸于华灯掩映之下闪闪发光。断桥边的湖畔小亭里不时地飘来悠悠地方唱腔。凑近观赏发现戏班子虽小，但琵琶、二胡、笛子却样样齐全。要是哪位路人有兴致放下自行车，街头艺术家当即会为知音献上拿手的一曲。我独自立在岸边，眺望湖面，静静地聆听着，仔细回味眼前已企盼了多年的东方风情画卷。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早年不知吟诵过多少遍的一系列赞美西湖的诗篇，简直犹如置身于幻境，然而此刻的所见所闻提醒着我，以往我曾期盼过的一切诗情画意都已梦想成真。刹那间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我知道这是喜悦的泪水，欣慰的泪水。因为我总算“回家了”，回到了我无数次梦萦过的古书中的中国。
这个感动、美好的傍晚以后，我开始了一个老外体验中国的日子。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摆脱了饱受磨难的文革时代，振兴的新时期有艰辛也有喜悦，有迷惘也有惊奇。杭州城里的老外们喝上几杯当地的虎咆啤酒后，大家开始摆起彻夜龙门阵，大聊特聊在中国的“活见鬼”。人人表示一旦给“鬼”缠上，你就没得着，这个“鬼”意指老外无法忍受的一些中国现象。比如吵吵闹闹、拥挤不堪的街道，尘土飞扬、四周脏兮兮的环境。到了公车站前你用不着劳神地去寻找队伍，当汽车进站时，你立即会被不知从何冒出来的、奔涌向前的人流所吞没。询问周围人为何不排队，回答是：“人太多了，排不过来。”还有令人痛恨的托托拉拉官僚主义态度等。那年我落脚杭大时，结识了一些“中国通”的西方留学生，比如几个德国人已在留学生楼住了三四年。这些老前辈们兴起了一个中国“怨恨日”的节目，只要有人哪天碰上什么倒霉的“鬼”，比方说在邮局白白站上一个半钟头的队，结果发现自己的包裹被人动过，里面的东西所剩无几；或者在火车站排了老半天的队，终于挨到售票窗口时被告知一周内的火车票都已卖完，下周能否买到“鬼”才知道。谁要遇上这么一天，准会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赶回校园，逢人就嚷嚷，骂自己倒了八辈子楣，在中国又活见鬼了。这时候准有自告奋勇者赶到小卖部买上两箱啤酒，然后在中国路人好奇地注目下用单车歪七扭八地驮回来。还有人会慷慨地奉献出珍藏已久的欧洲奶酪或巧克力，于是大伙儿聚在一块开怀痛饮，口里不停地数落着中国。直到把想骂的都骂完，心中的怨气全部“倾囊而出”后，待大家一块儿出外吃饭时已变得啥事没有的样子了。这个中国“怨恨日”还真管用，记得一个月内只有那么一两次。
显然事情得从两方面来看，也许在中国人眼中，我们这些老外不过是些面色绯红的傻大个，对于中国的细节礼数却知之甚少，难免每天自身的“洋礼数”与当地的“土礼数”较着劲。在我们抱怨中国式的厕所，遭遇了某某官僚的扑克脸色后唠叨个没完的时候。然而中国百姓却觉得老外对中国的礼数实在是不上路，简单地举例来说，老外不懂中国人的敬烟规矩、不懂怎么端茶待客，甚至不懂如何与来访的中国客人道别。而老外娶的所谓“中国美女”，在中国人眼中根本是些丑得没边的“困难户”，“丑”的原因是嘴巴太大、皮肤太黑、眯缝眼单眼皮。最令中国朋友难堪的要算一伙人聚餐后，老外居然个个正襟危坐、神态庄重地平摊人头餐费。老外要求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但中国人却觉得大家挤在一起习惯了，住得太安静了反倒寂寞。大家毗邻而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地互通音讯、守望相助，才算人情味。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被中国人称为“老外”者，在中国被归于何方圣人呢?汉语中“老外”这个词含有敬意和友好，丝毫没有贬低的涵义。奇怪的是，这个词居然找不到一个中听的对应词汇。做为一个老外，又该如何称呼一个中国人呢?表面上可用“小”字来对应“老”字，但用“小”来称呼长者就说不过去了。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甚至忌讳用“老某”来称呼他们。一次在大学办公室里，一位男士推门打听：“老徐在吗？”端坐在办公桌背后的徐教授自己搭腔了：“这里没有‘老徐’，只有‘徐老’。”再说“外”字的对应词是“内”，按这种逻辑推论，当中国人呼我“老外”时，我理应回称他们“小内”。谢天谢地，我还没如此弱智地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