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化生活>>加拿大洛夫诗歌学会>> 文化思考>> 傅佩荣 Fu Peirong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50年12月16日)
傅佩荣解读中华文化精髓:儒家与现代人生
  作者向我们阐述了,儒家文化对于当代人生以及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儒家如何使现代中国人存在,并存在得有意义。
自序
  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现代化的进展,儒家重新站到当代学者面前,接受品评与检验。大家都想辨认清楚儒家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思潮无疑是令人欣慰又令人担心的。不过,令人担心的成分日益加重了。万一两者之间毫不相干,甚至像《河殇》所谓的背道而驰,那么儒家可能从此遁入历史,成为我们思古幽情之寄托而已。
  如果儒家与现代确有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是构成了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我们照样必须面对一个更麻烦的后续问题:现代化目前所显示的无数后遗症,难道也是儒家所造成的吗?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来说,儒家如果带领我们走上现代化,那么现在是否能够带领我们走出现代化的困境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儒家应该功成身退,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再去读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这两个字就会以巨型浮雕的姿态,逼得我们快快说出秘方。
  没有现成的秘方。儒家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其中的永恒因素需要每一时代的人去重新发掘,重新诠释,以便使它展现新颖的活力。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今日学者的工作指标。
  凭什么认为儒家的永恒因素是我们的希望所系?这不是出自民族情感,而是接受一项事实,就是儒家早已在过去的世代里,内化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社会规范、政治结构,以及人生信念中,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两千多年与儒家共同生存的经验是不能抹煞,也不必抹煞的,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的挑战下,继续与儒家共同生存,并且生存得有意义?
  第一步是回归儒家的原始精神,就是要暂时抛开历代以来对儒家的不同诠释与具体应用,使现代人的心灵可以直接涵泳儒家的学说。这时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儒家以"人的存在"为焦点,延伸五方面的向度,深刻反省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越界之间的关系这五种向度,这五种向度所会集成人之形象,既完整又周全,同时显示了开展的动力与安顿的条件。
  第二步就要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术语,配合实际的生活经验,清楚阐明儒家的旨趣。然后我们发现,儒家不是教条,甚至无一语是不合理性的。在这方面,笔者近年以来,反复解说的"人性向善论",已经渐渐获得共鸣,使许多朋友觉得儒家亲切可喜,同时彰显了人性内在的底蕴以及奋斗上进的途径。
  第三步则是具体的实践与应用。若是无法知行合一,再好的思想也只是空中楼阁。儒家对于个人自我在修身方面的期勉,自然是值得参酌奉行及细心体会的,但是问到儒家能否开出民主与法治,情况就相当复杂了。我的浅见是:民主与法治是人的存在所选择的合理方式,因此只要是正确洞识人的本性的学说,就不会背离这些方式。儒家正是这种学说,所以它与民主法治是相顺的。不仅如此,它还能济助民主法治之偏失。
  以上三步的详细说明,构成了《儒家与现代人生》一书的主题。全书各文体例未必一致,关怀则始终如一,要说明儒家如何使现代中国人存在,并且存在得有意义。
如何界说儒家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早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现象,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从器物、制度到理念,都可以清楚看到它的影响。于是,谈起儒家,不论褒贬,大家都不难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为了便于建立共识,得到有效的结论,我们可以在方法上注意两点:一是撇开器物与制度,扣紧理念来谈,因为器物可能毁灭,制度可能改变,唯有理念恒定不移;二是超越时间的局限,回归原始的儒家,如此可以暂时摆脱历代注疏见仁见智的看法。
  那么,原始儒家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供我们界说儒家的可靠线索,而其答案无疑环绕着"人"--人的潜能、人的现实与人的理想。
  就人的潜能来说,儒家并不否定人有生物本能,如食与色,但是孔子与孟子绝未说过"食色性也"这种粗浅的论断;其次,人的认知与感受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的特色另有所在,用荀子比较平实的话来说,是"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不过这种"有义"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像"有知"是指"有能力去知"一样,指涉人之"有能力行义"。因为荀子还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辨。"这个"有辨"正是由知到义的关键;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由此产生道德要求,进而以行义来满全人性。笔者引用荀子的话来说明,是为了指出:儒家的孔、孟、荀对于人的潜能有一共同信念,就是"人性向善";换言之,一般人以为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针锋相对,而事实上呢?这是他们对于"性"的规定不同所致。他们的真正歧见在于"天论"而不在于"人性论",关于孟子,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个比喻;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既然"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就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了。以此配合孟子以心之"四端"来解说"善",视之为始源与萌芽,其义完全相符。正因为相信人性向善,所以孟子声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肯定"涂之人可以为禹"。
  但是,人的现实处境呢?人类社会的恶人恶事从来不曾绝迹,将来也不像是会消失,针对这个难题,人性本善论束手无策,人性向善论仍可自圆其说,人性只是"向"善,因此人还有自由为恶的可能;但是既说向善,则为恶时,就应该有自然的效应,此即"心不安"与"心不忍"。如果对于心的要求"旦旦而伐之",就会形成麻木不仁的后果,成为孟子所批判的"非人",非人不是死人;遇到重大刺激时,如见亲人受难,或见自己将死,也会有自发的悲痛与悔恨,是即所谓"天良未泯"。从积极方面来说,儒家强调修行功夫,要不断地择善固执,积健为雄,因为人不但"可以"成为圣人,也"应该"成为圣人。
  人的理想如果是成圣,大家难免疑惑:如何才是成圣?成了圣又如何?果真可能吗?何苦如此呢?结果儒家变成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然而,像孔子所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种志向,难道不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共同愿望吗?成圣难道不是每一个人内心最深切的呼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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