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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
  该书以“影响未来”为标准,将目光集中在中国传媒界的后起之秀和未来领袖上,重点探究他们所代表的传媒新现象、新手段和新经验,采取“原音重现”的方式,通过采访者与受访者的对话,完整展示这些传媒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试图对近十年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一些新鲜经验进行总结。
编者的话
  这是一本年轻的书。这是一本对近十年来中国新锐传媒新鲜经验进行总结的书。这是一本试图为传媒业界人士和有志投身传媒业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兵法”的书。  本书的编者都是传媒工作者、研究者。基于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我们相信,传媒将在21世纪的中国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影响,传媒人对于社会舆论乃至社会发展、国家未来也将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  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传媒、关于传媒界人物的书籍不少,但大多集中于主流传媒和耆宿、“大腕”。“江山代有才人出”,放眼未来,我们以为,某些新锐媒体和一些有思想、肯探索的新锐传媒人,其发展后劲、前景不容轻视,理应进入研究者乃至社会大众的视野。  为此,我们决定以“影响未来”为标准,将目光集中在中国传媒界的后起之秀和未来领袖上,重点探究他们所代表的传媒新现象、新手段和新经验。从2003年春开始,我们组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级传播学研究生课程班的百余位同学(大多具有在传媒业及相关领域工作的经验),进行了一个主题为“影响未来的中国传媒人”的大型采访活动。期间,遭遇“非典”肆虐,一些计划采访的传媒人因种种因素而无法受访。经过将近一年、跨越大江南北的艰苦采访,终致完成。而后,我们从中遴选出三十篇有质量、有见地的文章,结集成为此书。  本书采取“原音重现”的方式,通过采访者与受访者的对话,完整展示这些传媒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试图对近十年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一些新鲜经验进行总结,让读者从中了解这些传媒人改革创新的心路历程以及经验教训。我们以为,从新闻传播学来说,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口述历史式的记录。对于传媒业界人士和有志投身传媒业者,也应该具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国内优秀的、有作为、有思想的传媒人层出不穷,此书难免有遗珠之憾;再如,新闻传媒业的改革是一个正在探索中行进的事业,其中的规律以及一些经验与做法还需接受时间的检阅。这些有待我们今后再行弥补与完善,我们也诚心期望有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在这个新领域和新人群上来。
包月阳:善用“经济”的眼光 (1)
  入选理由  曾经在《经济参考报》和《中国经济时报》担任重要职务的包月阳,拥有着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和对新闻的天生敏感,也许正如他的名字,兼容并包了太阳和月亮的光芒。他正等待着机会实现自己的“华尔街日报梦”,这也是众多中国读者的梦。  简 历  包月阳,男,生于河南省舞阳县,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3年8月进入新华社,先后在新华社山东分社、《经济参考报》工作, 1994年获得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称号。  1994年4月起参与筹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任常务副总编辑,主持了试刊、创刊的编辑工作,此后一直主持编采业务,对《中国经济时报》风格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1997年10月至今任《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与经济改革,撰写了数百篇经济和时政评论。2000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传媒观点  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报纸将国内与国际割裂开来,就国内谈国内,就国际谈国际,对读者来说这种信息是片面的。所以我们提倡要为读者培养一个国际化的视野,让他能够用全球的眼光看中国,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把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联系起来观察。  报纸一定不能仅仅为赚钱而存在,一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到现在这一步,有人困惑:我们要走向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民主?如果报纸这样的社会工具也只强调赚钱,只为富人服务,只写老板的生活,没有人为弱势群体说话,这个市场经济就不是好的市场经济。目前中国的某些报纸过于强调赢利,越来越强调为富人服务,这需要引起注意。媒体在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上的义务是不能回避的,媒体不能变成一个只追求利润的普通企业。  善用“经济”的眼光  ——访《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  文/张梅东  采访者:当年你选择离开新华社,参与创办《中国经济时报》,是如何考虑的?当时设想要办成一份怎样的报纸?现在感觉跟当时的初衷远不远?  包月阳:1994年初,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准备办一份报纸,现在的社长乔仁毅(2004年1月已调离——作者注)和当时《管理世界》杂志的副主编方宇是主要的发起人,他们二位将《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黄文夫、《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庹震和我约出来谋划如何办这份报纸。谈过没几天,方宇就力邀我“下海”一起干。考虑了三天,想办一份真正有分量的经济类报纸的冲动最终让我选择出来“创业”。  报社起步时非常困难,第一笔钱——三十万元注册资金是借来的,创刊初总共陆续借了一百多万元。除了资金的困难,还有刊号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之前办过的《中国开发报》的刊号被吊销了。办《中国经济时报》要重新申请刊号。因为有“前科”,所以申请起来就不容易,直到7月要试刊了,刊号才终于批下来。  试刊的时候我正好参加新闻出版总署办的“新办报纸总编辑培训班”,只好边参加培训,边指挥当时编辑部惟一的编辑王宏(现在的总编室主任)找稿子、编稿子,我们两个人做出了试刊。8月份开始试刊,试了五期,1994年的11月1日正式创刊。头两个月每周一期,对开八版,1995年1月改成每周两期,1996年每周四期,1998年达到每周六期的日报规模。报纸的扩张过程就是这样的。  采访者:当时的信心来自哪里?是因为看到背靠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背景吗?  包月阳:当时很模糊。但我们认为报纸一定能办起来。  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背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虽然没有钱,但管理比较宽松,给我们的空间很大,这在当时是很多报纸比不了的,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参考报》的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经济类报纸很多问题,许多报纸上常识性的错误比比皆是,比如说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都谈不上,比如说有的报纸上根本没有真正的资讯和信息,全是教训人的内容、报道成就的内容……我想至少我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可以屏蔽掉那些没价值的东西,做有价值的东西,单就这一点我就可以站得住脚。当时我提了四条编辑方针:前导性、服务性、客观性、国际性,可说是报社的立身之本。  前导性就是要借助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在政策、决策信息方面的资源,在报纸上体现一种先导性、前瞻性。通俗地说,读别的报纸能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读《中国经济时报》要能知道明天可能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中国经济时报》的灵魂。  服务性是说要把报纸作为一种商品来生产,强调为读者服务。服务性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实用,二是要可读。实用性不必多说,在可读性方面,我们要求编辑记者不管是稿件选择、写作,还是版面设计、标题制作,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到便于读者阅读,甚至要便于读者剪资料。现在这么说是很平常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这样提却还会有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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